没有了“班”的概念，没有了班主任，取而代之的是导师制度。在十一学校，每18个孩子配备一个导师，负责学生的日常学习指导和生活监督。学生先选课再选导师，这一点，与大学的学习机制异曲同工。
其实，无论对于老师还是对于学生，走班制的压力都是很大的。这对教师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以及学生的自主能力、合作意识和独立精神，都是极大的考验。看着孩子们紧张快乐地走班，老师们充满激情地上课，我忽然想到了“课程”的拉丁语原意——“跑道”。我认为，十一学校的走班制，正是为每个孩子的成长需求开辟不同的“跑道”，让每个孩子都能发现自己的潜能，目的明确、自由而舒展地奔跑。
六、名家进校园
在活动中心大厅琳琅满目的海报中，有一张海报特别吸引人，因为上面布满了大家熟悉的名人，其中有政治精英、科学巨匠，也有商界领袖、文化巨擘、学界泰斗、艺体明星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十一学校的报告厅为孩子们作过报告。新教育实验一直提倡聆听窗外声音。李希贵校长告诉我，每周三的下午，他都会邀请一位名家走进十一学校，与孩子们面对面交流，或讲述，或对话，或答疑，用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述成长的故事，揭示成功的秘密，诠释人生的哲学。
李希贵校长认为，名家进校园可以起到学校教师无法替代的作用。学校立足培养志远行近、行圆思方的学生，要求学生树立远大的志向，从初中一年级即着手进行职业规划与人生规划，参加与自我规划的职业相对应的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阅读与自我规划的职业相对应的名人传记等。但榜样对一位中学生来说可能最具有感召力，因为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所获得的成就和感悟，最能撼动同学们的心。
在邀请名家进校园时，十一学校特别注重时机的选择。“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升空后，同学们对中国的航天事业倍加关注。于是，学校邀请了航天英雄杨利伟将军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有一个学生社团面向全校的航天爱好者征集了许多问题，然后加以梳理归纳，形成了访谈提纲。现场互动热烈，同学们从与杨利伟将军的交流中领略到了航天英雄处事的坚毅、淡定，被他们为航天事业勇于牺牲的无私精神所打动，也明白了机遇从不会从天而降，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
当然，在选择名家进校园时，学校也不是仅仅考虑学生的兴趣，还十分注意满足同学们的需求，特别是注意同学们在成长过程中的思想需求和心理需求，以确保对症下药并让同学们感到“如春风拂面”。
比如，有许多学生想当外交官，却并不清楚什么是外交官。驻印度大使孙玉玺先生的到来，让同学们对外交工作有了全新且全面的认识。孙大使通过讲述自己参与重大外交谈判、处理外交危机等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经历，诠释了外交官的使命、责任，表达了自己的幸福与自豪，也让同学们领略了外交官光鲜亮丽的形象背后的艰辛。
再比如，由于许多原因，青少年学生中希望当明星、成为CEO的人越来越多，而希望做科学家的人却凤毛麟角，所以学校及时引导，邀请科学家来校举办讲座。中科院院士林群教授，著名探险家、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王诗宬院士的校园讲座，唤醒了不少孩子的科学梦想，激发了许多同学学习科学知识的热情。
李希贵校长介绍说，是否聆听名家的演讲完全取决于同学们自己的意愿。学校一般是提前一周通过海报、网络等方式告知全校师生，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在网上报名参加，提前选定报告厅的座位。非常想参加却没有选上座位的同学，还可以通过网络收听收看，也可以事后到图书馆的视频教室观看讲座录像。
到目前为止，已有50多位名家走进十一学校的校园，有些甚至成为学校的常客。如童话大王郑渊洁，现在已经是学校少年文学院的名誉院长。他不仅定期来学校讲学，还带着一批学生一起钻研文学。我的讲座，就是在以郑渊洁作品的主人公皮皮鲁的名字命名的会堂里举行的。另外，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家昌增益教授，也被学生聘为少年科学院的名誉院长，他在北大的实验室，也成了十一学校学生的科普基地。
七、院士风采录
我在十一学校参观的最后一站是校刊编辑部。编辑部门外的长条桌上，放着许多本十一学校的校刊《瞰十一》。富有创意的刊名、精美的装帧、老道的文字，让这本校刊的质感不亚于一本专业刊物。李希贵校长告诉我，这是一本真正由学生创办的校刊。从总编、副总编、封面设计、排版、美工、摄影、校对到发行、财务和广告等工作，完全由学生承担。
在送我的7月号校刊上，我看到了一篇名为《院士风采录》的文章，封面人物就是少年科学院、少年社科院、少年经济学院和少年文学院的“四巨头”院长。李希贵校长介绍说，如果说少年文学院和少年科学院的建立有些学校意志的话，那么少年社科院和少年经济学院的成立，则纯粹是学生意志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学生们的强烈需要催生了这两个学院。
有一次李希贵校长到高二（1）班听课，恰好与冯嘉荟同学同桌而坐。课间，她很正式地拿出一份关于成立学校少年社科院的构想递给李希贵校长。冯嘉荟认为，学校现有的少年科学院和少年文学院不能满足一部分对社会科学感兴趣的同学的需求，学校应该为这些同学搭建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结果，这份学生提案在校务会上获得全票通过。少年社科院很快正式成立，第一批小院士也正式产生。
在冯嘉荟同学的影响下，一年之后，一个名叫鄂铭希的初二女生，向校务会递交了一份提案——《关于成立十一学校少年经济学院的构想》。光是这个孩子看过的书籍就足以让我们感到震撼——《货币战争》《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国富论》《资本论》等，并且她还写了一本厚厚的读后感。鄂铭希说，她身边有一大拨像她这样的同学，他们对经济学特别感兴趣，希望学校能够为他们搭建一个更广阔的有利于他们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平台。
少年经济学院也很快得到批准而正式成立，并产生了第一批小院士，国际部一个专门教授经济学的外籍教师欣然同意做这些小院士的学术导师。我在校刊上看到了这位导师写给少年经济学院同学们的文字：“经济学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随着世界的逐渐融合，在世界和平的前提下，军事战略将不再那么风行，取而代之的将是经济学——研究经济这场无硝烟的智慧战争。作为十一学子，我们必须拥有与世界发展同步的眼光和比世界发展更快的思维。希望经济学院的创建，能让同学们养成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与善于做出选择的能力。”
据说，李希贵校长对这四个学院特别厚爱，各个学院的院刊他总是第一位读者，他甚至愿意与这些学院的小院士们赌一把，说他们日后肯定有人能成为真正的院士。我相信，赢家一定是李希贵校长。
八、个个是明星
在十一学校，我处处都能够感受到学生是这个学校真正的主人。
学校里的大事小事，必须倾听学生的意见，所以校务委员会有学生代表。李希贵校长还定期与学生聚餐，专门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校园机会榜”则公开向学生提供各种工作机会，让学生自主选择。如果工作复杂程度较高，或遇到有较多的学生选择同一项工作的情况，则采取公开竞标的方式决定受聘者。
在十一学校，老师不以分数论英雄。他们开展的“每月百星”评选活动，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成为“校园明星”的可能，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百星”的名称可谓五花八门，有“领袖之星”“飞毛腿之星”“换位思考之星”“快乐天使之星”“操心管家之星”……每个班主任都非常重视“每月百星”的产生过程，他们和班委们留心观察每个同学的表现，一个细小的闪光点，都可以成为某位同学当选的理由。成为“每月百星”的学生，会在学校最醒目的宣传栏里看到自己的宣传海报。这个活动每年让1200多个孩子成为“明星”，也让这些孩子自信心大增。
十一学校还创办了“校园吉尼斯大擂台”，每两周举行一次。李希贵校长认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长、爱好，哪怕仅仅是字典查得比较快、绕口令说得比较好，也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因为任何一次闪光，都可能成为这个孩子上进的起点。
“校园吉尼斯大擂台”就是这样一个让任何人都可以闪光的地方。其实这一活动在举办之初，只是单纯的特殊技能测试，但许多学生觉得一个人测试不过瘾，要求学校将活动修改为同台竞技的擂台形式。于是，“校园吉尼斯大擂台”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现在，这个擂台无论是项目设计、宣传动员，还是现场组织，全部由学生承担。擂台竞技的项目五花八门，擂主将获得校园吉尼斯证书。如果有学生想破纪录的话，可以参加额外组织的挑擂大赛。如今，“校园吉尼斯大擂台”已经成为十一学校校园里“展示自我，超越自我”的文化象征。
半天的走马观花，让我对十一学校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的都是那些可爱的孩子。
写完这篇文章以后我把文章发给了李希贵校长。我说，李希贵校长，非常抱歉，我只是写了我眼里那些可爱的孩子，没有写你们的教师团队、领导集体，没有写你们的许多重要变革。他回短信说，很好！学生是学校最闪光的亮点啊！
我的回答是：物以稀为贵，校以生为尊。
（朱永新）
为中国教育的未来探路
——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人大附中
在中国教育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人大附中）是一个颇受瞩目又争议不少的学校。之所以受瞩目，是因为它创造了若干当代中国基础教育的奇迹：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中学校园网、第一个中学生汽车模拟驾驶教室、第一个科学虚拟实验室、第一个中学生足球俱乐部，是第一个与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学校开通远程教学的学校。之所以受瞩目，还因为人大附中多次在高考中独占鳌头：在2004、2005、2007、2008四年中，摘得北京市高考文科或理科状元桂冠，还多次出现单科状元，理综满分，数学满分……之所以争议不少，是因为有些专家学者批评它独占了优质教育资源，垄断了北京最好的生源；是因为它走的是“应试教育”的路线。
作为这个学校的“掌门人”，刘彭芝校长有太多的感慨：有时候，她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享受人大附中给她带来的各种荣耀与辉煌；有时候，她又在专家的批评中咀嚼不被理解的痛楚与失落。
几年前，因同为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副会长的缘故，我与刘校长曾经有过一次“亲密接触”的机会，但未及深谈。后来，我有幸读到刘彭芝校长的《人生为一大事来》一书，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
到北京工作以后，我一直想了解人大附中的真实面目，一直想探索这个学校的成长奥秘。于是，在一个周五的下午，我在事先没有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独自“闯入”了这个让我神往已久的学校。
第一次走进人大附中校园，我没有感到丝毫“兴奋”，它不像有些人曾经对我说的那样“富丽堂皇”。坦率地说，与苏州的梁丰高级中学、木渎高级中学相比，人大附中的校园与建筑，只能算是“二流”。脚下的道路，有的高低不平，有的甚至有了裂缝。陪同我的副校长、数学特级教师周建华苦笑道：“没有钱修，所有的钱都用在那幢正在修的学生宿舍上了。”
到了行政楼，碰巧遇到刘校长正在与学生家长“谈心”。周校长告诉我，其实这是刘校长在“面试孩子的父母”。刘校长对每个初入学的学生都费了不少心思，力图全面了解每个初入学的学生及其家庭的基本情况。
为了不影响刘校长的正常工作，我提出先去看看学生们的课堂。于是我先去看了几个教室，学生们有的在学京剧，有的在学法语，有的在学陶艺……周校长自豪地告诉我，学校开设了150多门选修课程，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实践活动、体育与艺术四个领域，仅外语就有英、法、德、日等11个语种。为了开设劳技课，学校成立了劳技教研组，引进了10多名在物理、机械、数学、化学、美术、电子等方面有专业特长的教师做劳技教师。每逢选修课报名时，教师们都要利用多媒体、实物进行热情宣传，同学们则是“挑剔”地选择。我想，只专注于考试、只关心分数的学校，是不可能用如此大的精力、花如此多的心思，开设如此多的课程的。
周校长告诉我，人大附中提出要创建适合每个学生发展的教育，不拘一格培养人才。他说，刘校长一直认为，当代学生应当对不同的学科、文化和不同的思维模式保持兴趣和尊重。基础教育应该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让他们接触不同的事物，增进对自身的了解，挖掘自己的潜能，以便让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够作出明智的选择。刘校长有一句很精彩的话：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表现自我的舞台，每个人都希望能尽情展示自己的精彩，而学校就应该为学生搭建舞台，并拉开大幕。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王羽熙同学具有绘画天赋，尽管他的考试分数达不到录取分数线，人大附中还是破格录取了他，并给了他展示才华的舞台。他策划指导编排的英语剧《指环王》在全校引起轰动，毕业时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另外，学校有12名同学参与了破译人类基因图谱的研究实验，最终获得了全国大奖。因为他们，世界权威杂志Nature中首次出现了中国学生的名字。
下午四点多，刘校长终于有时间“接见”我了。“接见”的地点是学校的乒乓球室。周校长告诉我，刘校长擅长“乒乓外交”，客人到学校的最高礼遇就是打乒乓球。这里是一个地下室，原来是准备用来停放自行车的，刘校长把它改造成了一个体育活动场所。刘校长对体育情有独钟。她自豪地告诉我，人大附中有个“三高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992年的“三高足球俱乐部”的“三高”，取意“道德品质高、文化素质高、运动水平高”。这个俱乐部开创了教体结合、由学校直接培养体育人才的先河。通过俱乐部的建立，学校引进了社会资金和专业人才。俱乐部还与中国足协挂上了钩，为国家输送了数十名职业球员。
2002年，人大附中与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合作成立了国际象棋国家少年队，中国棋院派教练长驻基地进行指导。队员可以边学习边训练，学业和比赛训练同时抓。人大附中的学生在没有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开展训练，取得了骄人的成果，两度获得世界青少年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冠军，多次获得全国冠军。此外，人大附中的围旗队、健美操队，也同样成绩斐然。
学校还建了台球室。据介绍，建台球室的起因是一位爱好台球的同学进入人大附中时，家长问学校能不能给配个台球室，刘校长觉得应该为每位学生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便答应了。这让我们感到很意外，但这样的事在人大附中却很多。
还有一位同学叫程丛夫，12岁就获得了北京市首届卡丁车比赛的冠军。虽然他学习成绩一般，还经常因为参加训练耽误上课，但学校认为他有特殊天赋，不但录取了他，还允许他不按时上课，落下的课由教师个别补。后来，学校又特批他直接升入高中。在学校期间，程丛夫获得了多个冠军，毕业后成为麦凯伦车队的签约车手。有这样一个如此重视特长与个性发展的校长，怎能不吸引学生和家长？
如果说第一次访问人大附中的我是不速之客的话，第二次则是刘校长主动邀请的“座上宾”了。6月12日，我陪同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同志再次走进了人大附中校园。
再访人大附中，我又有许多新的发现。人大附中教师们的成长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学校参观时，我们见到了王玢老师。他本是学校物理实验室的管理员，刘校长发现了他在互联网方面颇具才能，为他创造学习机会并委以重任，现在他成了学校校园网的开发和管理者。
我们还见到了王琦老师。她是物理教研组组长、特级物理教师，撰写的论文多次在国家核心刊物发表。王琦老师通晓英语和计算机，一口流利的英语让国际研讨会上的专家佩服不已。2005年，她赴英国里丁大学参加了专门培训英语教师的研修项目，作为非英语教师，王琦获得了只有10％的学员才能得到的最高等级成绩。英国教师认为她完全可以教英语。后来她被刘彭芝校长“点将”，成为开创人大附中虚拟科学实验室的主力。
化学实验员曹葵的故事更加神奇。曹老师在工作之余喜欢经济理论，刘校长力排众议，支持他取得相应学历，鼓励他刻苦钻研，获取研究成果。后来，他在学校里开设了选修课“西方经济学”，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
刘校长不但对学生因材施教，让教师充分发挥特长，还善于挖掘学校里每一个人的潜能。魏二明是来自河南的临时工，在人大附中食堂当炊事员，他向学校提出想通过成人高考去教育学院餐旅系深造，刘校长立即表示支持，还给他报销了学费。后来，他获得了全国烹饪大赛金奖，为学生开设了“厨艺雕塑”这门选修课。现在他已经是学校食堂的主管了。
另外一个临时工王峰的故事也同样感人。王峰来自陕北，在人大附中种过花、做过饭、烧过锅炉。刘校长注意到他喜欢摆弄电器，就破格把他调入电教室。他自学掌握了各种电教器材的使用。学校多次送他外出进修学习，他最终拿到了电教上岗证。他的电教作品多次被电台、电视台以及各类报纸选用。现在他是学校的电教室副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王峰曾发表多幅摄影作品，多次参与大型电视专题片的拍摄。他的摄影选修课也非常受学生的欢迎。学校的保洁员小齐边工作边学习，已通过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多门课程，能用英语和外教进行简单对话，她还立下了要从事幼儿心理教育工作的理想……这样的故事在人大附中还有许多。我想，学校的工勤人员都能够被培养成为出色的人才，普通的教师就更不必说了。
刘校长说：“我希望我们的教师能在世界一流的环境中成就世界一流的工作业绩。他们能翻多大的跟头，学校就给他们搭建多大的舞台。”
其实，人大附中引进的教师非常少，大部分教师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
在参观时，我注意到学校有一间专门的排练厅，供爱好艺术的同学们在这里磨炼基本功。在这间不大的排练厅里，诞生了在国际上受到赞誉的人大附中艺术团。学校1995年成立的交响乐团名声在外，并在2006年获得了第35届维也纳国际青年音乐节交响乐组金奖第一名。大赛评委会盛赞他们的演奏“给人们带来了视听的享受”，展示了“一流的音乐教育”。人大附中艺术团曾多次赴法国、奥地利、俄罗斯、美国、英国等国家演出。
人大附中的各种学生团体也十分活跃，学生志愿者经常开展活动，深入社会。学校还开展“模拟联合国”活动，让学生开办“学生公司”，每年举办一次学生电影节……这里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比一些大学还丰富。
一个多小时的参观后，我们在会议室里坐下来，聆听刘校长如数家珍般的情况介绍。刘校长的教育理念和学校的突出成绩媒体已经报道得很多了，而我特别关注的是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人大附中是如何使自己的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更多的地区与学校的。我注意到，最近几年，人大附中一直在努力利用优质教育资源支援西部的一些地区和北京一些学校。人大附中“手拉手”结对帮助宁夏六盘山高中，双方在干部挂职、学生培养、远程互动教学、网络资源共享、重大课题研究等方面全方位开展合作。人大附中把宁夏六盘山高中的学生请到自己的学校来免费“留学”，使西部地区的孩子享受到了北京优质的教育资源。人大附中无偿帮助海淀区西颐中学、北航中学发展优质教育，把管理骨干、优秀教师长期派到这两所学校，带动这两所学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师水平不断提升，真正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人大附中还在北京郊区的延庆区设立了分校，把优秀教师派到延庆支教，一去至少一年。延庆的教师们慕名而来，在教室后面、过道里听课，一学期的课都上成了“公开课”。支教的教师还教延庆的同学们使用各种乐器，帮助他们成立了合唱团。2007年9月，学校又派出11名教师常驻该分校。人大附中还与河南新密市政府合作创办了人大附中郑州分校，相继有36批430多位新密的教师和学生到人大附中培训、交流。在座谈时，我听刘校长说，他们正在与云南的一所学校接触，准备提供对口帮扶。刘校长还发起成立了“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联盟”，联合全国100所优质中学通过网上远程教学，支援西部地区中学的发展。另外，刘校长还发起了“百名中西部中小学体育教师培训营”活动，分享体育教学的经验。
许多学校也经常开展类似的活动，但是往往是在不影响本校教学的前提下，时间短，内容和形式单一，而人大附中则是全面帮，对本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也很“舍得”，毫不吝惜地拿出来共享。刘校长和人大附中的老师们深刻地认识到，对别人的帮助绝不是单向的付出，教师们支教时也在新的平台上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二是人大附中是如何与国际教育接轨的。我注意到，人大附中是一所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学校。刘校长1997年一上任，就提出了“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创世界名校”的办学目标。她带领教师和学生坚持走出去——先后有500多名学生出国参观访问，教师们也获得了很多国际交流的机会。同时，学校也没有忘记“请进来”——其实后来已经不是“请进来”，而是很多学校慕名而来。美国安多福菲利普斯中学、英国伊顿公学、澳大利亚三一学校、新加坡莱佛士书院等多所学校都派团到人大附中交流。学校每年都要接待很多来访的国际同行。美国纽约州堪顿中心学校、纽约州立大学等多所学校与人大附中建立了友好关系。刘校长还极力推动远程教学，学校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名校开展网上教学交流。为适应国际化的需要，人大附中成立了国际部，招收了26个国家的200多名学生。国际部2007年首届毕业班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随后，几位刚参加完高考的高三学生的简短发言同样精彩。这些学生把自己的母校比作天堂。一位同学说，在人大附中学习是幸福而幸运的，在人大附中的六年是他一生中最光荣、最难忘的一段时间，学校白色的校服值得每个人大附中学生穿一辈子。
考察结束时，许嘉璐副委员长用八个字概括了他对人大附中的评价：感动、钦佩、羡慕、深思。感动的是刘校长带领的整个教职工队伍爱学生，视学生为自己生命的延续，视教育事业为自己全部的感情、理想的寄托；钦佩的是人大附中的创新；羡慕的是人大附中的同学们能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学习，教师们能在这样的领导团队的带领下工作；深思的是，以刘校长为代表的人大附中领导团队在实践中把中华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以这种精神迎接中国教育改革关键阶段的到来。人大附中已经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和试验田。
我的感受和想法与许嘉璐副委员长不谋而合，他说出了我想要说的话。不过他的概括更准确、更有高度。
两次来人大附中，明访暗察，挂一漏万，但是激动之情难以言表。中国的教育改革，需要这样的探索者。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着中国教育的未来。
（朱永新）
让学生学会创造
——美国高科技高中的项目学习
High Tech High（美国高科技高中）是美国一所著名的全面采用项目制教学法的创新学校，其在教育学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大量输出，早已超出一所学校的意义，成为全球基础教育界项目制学习的圣地。我们通过对High Tech High的实地探访和对相关教育者的采访发现，项目制之所以能成为立校之本，背后是校园时空秩序、师生关系的全面变革。High Tech High并非孤例，而是近十年来美国加州创新学校的代表之一。百年前的进步主义教育观在今天有卷土重来之势，跨界的新教育家们想要培养出具备创造力和直面不确定性能力的“未来之人”，以应对这个加速变化的科技时代，于是，High Tech High应运而生。无论在High Tech High校内还是美国基础教育界，变革都是整体发生的。
一所“混乱”的学校
你能想象，一所学校没有“科目”、没有“考试”、没有“纪律”，而学生们仍然在真实地学习，甚至学得更好，并且大多数人最终能顺利升入理想的大学吗？
相当程度上，位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的High?Tech?High（以下简称HTH）正是这样的一所学校。这是一所已经创立十多年的1至12年级的特许学校，受州政府资助但独立运营，目前已设有多处校区。无论在美国还是世界它都被视作创新教育的典范，被认为是“未来学校”的一种可能形态。
站在HTH的主校区中央，任何人都能迅速察觉它的不同之处。犹如置身博物馆的当代艺术展厅，HTH里的教室是半开放空间，展示在人们眼前的是各种各样的“展品”——机器人、海报、横亘在走廊中的木桥、墙面上的巨大机械装置……甚至卫生间也被人们用学生作品进行了装饰。这是一所全面采用“项目制教学”的学校，每一门课都以一个“项目”而非一次考试作为终点，知识的学习、自我的创造和同学间的合作都围绕项目展开。
教育纪录片《极有可能成功》讲述了这所学校的故事，一度风靡世界。制片人泰德·丁特史密斯说，他花了一年的时间走遍美国50个州，去了200多所学校参观，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股教育变革的潮流，HTH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因为大家已经普遍地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对学校进行彻底变革，如今的学生长大成人之后，就会大批量地被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逼迫到人生边缘”。但在HTH，并不仅仅是教学法的变化，项目制教学也远非今天才出现。真正不同的是“秩序”被重塑了，身处其中的时空感受完全不同。在绝大多数的中小学，旁听课程需要层层审批，上课铃响之前你就要进入教室，然后由老师向大家介绍你，然后你才被允许坐在教室最后面，一动不动45分钟直到结束。而在HTH，你可以随意走进任何一间教室，和老师同学们即兴展开交谈。大家也许会邀请你加入对手头工作的讨论，大家也许根本就没注意到教室里多了一个人，因为HTH里一切本来就是“乱”的。
到达HTH的访客很难判断某个时刻是上课时间还是下课时间，这里已不存在“45分钟诡异的静谧，10分钟的疯狂与喧嚣”的时间结构；也很难一下子看出谁是老师，因为没有居高临下的讲台，老师混杂在学生之间作指导，有时教室里有两位或更多的不同学科的老师，有时教室里一位老师也没有；亦无法得知是什么“科目”，因为项目制使得传统的学科概念不再生效，一个大型的项目必定涉及多个学科。
与被比作工厂的传统学校不同，在HTH，时间、空间、知识、人际关系，这些原本被“固定”住的结构，都“流动”了起来。“因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秩序在变化，所以学校最好不再用工业时代的秩序来规范学生。”HTH的创始人拉里·罗森斯托克如是说。
近十余年来，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涌现出了一批所谓的“新教育学校”，这些学校在教学法上强调项目制学习、个性化教学，主张要调动起学生内在的创造力和学习欲望，而不是直接给他们灌输知识。在线学习平台可汗学院的创始人萨尔曼·可汗总结了指导原则：“孩子们能做到的，远比成年人以为的要多得多。”
这一次，美国的加州又成为变化发生的前沿。如果把加州算作一个国家进行GDP排名，可以排到世界第五，仅次于美、中、日、德。硅谷人给自己高产的创新成绩取了一个名字：“颠覆式创新”。曾经，亚马逊“颠覆”了图书业，谷歌“颠覆”了广告业，爱彼迎“颠覆”了旅游业，优步“颠覆”了出租车业……那教育呢？
在很多人看来，教育是最需要被彻底颠覆的领域，却是最大的“漏网之鱼”。教育的现状仍然像新教育家们经常描述的那样：“我们在用19世纪的体制、20世纪的知识，培养着将要生活在21世纪的人。”加州的创新学校由此涌现。圣地亚哥市的HTH，旧金山市区的AltSchool，硅谷山景城的Khan Lab School……这些创新学校彼此经营性质各异，具体理念也颇多差异，但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共同之处：由试图“颠覆”传统教育的“局外人”开办；宣称为未来培养人才，也即“未来之人”。HTH正是这一理念的产物。
项目制学习：创造而非重复知识
走进HTH创始人拉里·罗森斯托克的办公室，落座之后，他便开始介绍墙上琳琅满目的相框和物件。我注意到一幅他和比尔·盖茨的合影，“这所学校最初建立时盖茨基金会有一笔百万美元的资助”。他请我们注意另一张黑白照片，“这是我当年拍的纪录片海报，关于美国监狱里的一些状况。纪录片播出之后一些有问题的监狱竟然真的关闭了，这是我曾经做律师时竭力努力而没有实现的”。我等着他进行总结，并和教育的问题联系起来——“那些书本上的条文未必那么有意义，真正可以展示给别人的东西往往才是有力量的”。
展示，是HTH项目制学习中的重要一环。“了解、反思、制作、展示，这就是项目制学习的四部分。”拉里说道。18年前，曾做过律师、哈佛教师，业余爱好做木工和拍电影的拉里创办了HTH。这所学校现在已经被视作全美乃至世界范围内项目制学习的“圣地”。?
项目制教学被普遍认为有益于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不过在绝大多数学校，项目制还只是课外活动、暑期研究课题一类的“点缀”。而HTH是全项目制学校，从1到12年级，所有科目，都采用项目制方式。只有极少数课程例外，如对需要参加SAT数学考试的同学的额外补习。
整个学校的时空结构也被项目制重塑。拉里办公室所在的主校区由海军基地的厂房改建，只有一层，天花板非常高。采用大面积玻璃间隔而成的教室围绕公共空间错落环绕，犹如开放式的博物馆，亦像厂房。几乎所有地方都被学生制作的各种作品装饰着，卫生间也不例外。11年级的奥莉维亚告诉我：“一年里我们最期待也最紧张的就是12月份的展示之夜，那天我们会把这一学期最终完成的作品展示给别人，不仅是老师、同学，还有家长、朋友和圣地亚哥的市民。别人的反馈也许是赞叹，也许是冷漠，这是我们的‘期末考试’。”奥莉维亚说她喜欢写作，HTH的很多人文类课程的项目让她有机会完成各种各样的写作，比如电影剧本或展览解说词，而不是只写SAT考试需要的小短文。她马上要申请大学了，目标是芝加哥大学。
“为什么要用项目制的方法？因为这是人最自然的学习和创造的过程。你有一个问题，或者要做一个东西，于是去学相关的知识，通过努力最终把项目完成，而不是老师一上来就把许多‘知识’给你，你压抑着困惑学习这些知识——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它们，然后参加一个考试，很快又全部忘掉。”在HTH任教15年的资深物理教师安德鲁这样告诉我。安德鲁和HTH的许多老师一样，并没有在传统中小学教书的经验。他是英国人，本科在牛津学习物理，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从事过科研工作，因被HTH的教学理念吸引参与了建校初期的工作，后来因为喜欢便一直留了下来。
安德鲁给我展示了许多出自他的课程的著名作品，比如横跨在楼内的“无水之桥”，这已经成为HTH校园里的著名雕塑。还有数米高的巨型装置“旋转”，参观者只要轻轻转动下方一个小把手，横贯在一整面墙上的数十个自行车轮胎就会同时开始转动，形成震撼的视觉效果——“这门课当时是由分别负责工程、数学、艺术的三位老师联合上的，我负责数学。以‘项目’来组织课程，传统学科的概念也就模糊了，因为大多数项目都必定是跨学科的，我们更会有意交叉。”到结课时，三位老师分别给了学生们工程、数学、艺术三科的学分和成绩，让学生可以完成传统的毕业成绩单来申请大学。安德鲁笑着说：“可不要以为上一门课拿三科成绩是赚了便宜，这门课当时是周一到周五，每天半天，换句话说他们一个学期一半的时间都用在这上面了。”
我向安德鲁提出一个疑问：是不是所有的知识内容都适用于用项目制？像量子力学和天体物理这样比较抽象的理论，该怎么设计项目？安德鲁为这个“撞到枪口上”的问题而感到非常兴奋，立刻带我来到了他的同事、人文教师卢斯蒂的教室，这学期他们合作开了另一门课，正是宇宙物理和文学的跨学科课程。“学生们的项目是写科幻小说。”卢斯蒂介绍。课堂上，学生伊安兴奋地介绍了他调整引力常数、改变行星重力创造“超级人类”的构想。根据要求，他们必须四人一组合作设计出殖民地行星生活的不同方面，做成一本科幻小册子。四个人之间意见会不会有分歧？伊安看了看另外三个同伴，笑着说：“我们基本上每个想法都有分歧。不过我能理解为什么老师这么安排，因为真实生活里你想做成一个东西的时候，除了极少数情况，必须得学会和别人合作。”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教育的目的是教给学生固定的知识，这也是学生之所以上学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他处无法获得这些信息。知识是稀缺资源，只存在于特定的地方——比如学校。这一问题在今天显然发生了变化。互联网让单纯的信息变得非常易得，很多工作也存在被替代的可能。“不仅是收银员、司机这些职业会被取代，律师、会计这些传统上认为需要较高智力活动的职业也正在逐渐被人工智能替代，因为他们很大程度上是重复性的智力劳动，这是机器最擅长的。机器唯一不能做的是创造新东西，而这是未来人类在智力上最有价值、或者说唯一有价值的地方。”教育纪录片《极有可能成功》制片人泰德·丁特史密斯说。
刻意培养创造力，这事可能吗？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丹尼尔·施瓦茨认为，大多数人对“创造力”这一概念有很深的误解，认为“创造”是一小部分天才的事，普通人与之无关。“创造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品性，那种非黑即白的看法，这个人要么有创造力，要么没有，是不正确的。创造力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系统培养。就像体育，虽然练习也不能保证你参加奥运会，毕竟每个人的上限不同，但合理锻炼一定可以让你大幅提高身体健康程度和运动能力。”新教育家们的教育实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如果创造的问题这么重要，项目制、设计思维等方式也已摸索出了许多经验，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学校仍然更愿意用讲授的方法直接把知识教给学生？仅仅是因为对升学考试的担心吗？拉里看着办公室里摆满了的那些学生的“创造”成果，有些无奈地说：“因为他们以前上过的学校是那样的，所以他们也就这样延续下来，认为把相同的东西给孩子最可靠。”拉里说他接下来的计划是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育学院开一门课，题目就叫“如何开办一所新学校”。“你能想象吗？美国有1400多所教育学院，但是没有人开这门课。好像大家觉得原有的那些学校就够了，而我们只需要在上面修修补补。”
“加速时代”：新的历史节点
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提出了“世界是平的”这一解释经济全球化问题的概念。他的女儿奥莉·弗里德曼也是加州的一位教育工作者，她向我如此回忆：“《世界是平的》第一版是2004年开始写的，那时我已经读大学了。那一年，‘推特’还是一个象声词，‘云’还是天上的云，大部分人听到‘领英’的时候以为这是一所监狱的名字，‘大数据’像个乐队名。”奥莉说，后来她和父亲一起讨论时，得出了一个共识：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的速度已经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变化速度越来越快，甚至变化的加速度也显著提高。
托马斯·弗里德曼对这一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他认为科技、市场、自然三者相互促进的变化，已经使世界进入“加速时代”，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全球化”。1000年前人类需要两代人到三代人的时间才能适应新的东西，例如弓箭的应用人类用了一个世纪；到了20世纪初适应变化的时间缩短到一代人，汽车和民航飞机在几十年里就得到了普及；而当下人类习惯一样新的东西或理念仅需要大5～7年，且还在加速中。人类第一次要迈过那个临界点：科技和社会伦理的变化正在超过我们已有适应能力的上限——除非诞生一种能够活在永远的变化中且以此为乐的“新人”，而这种具有不同时空观的人将是第一次出现。奥莉认为，未来的学校教育正是要培养这样的人。
外界对像HTH这类新教育学校的一个常见评论是，所有这些理念听起来都很好，可现在还处于实验阶段，有许多东西还在摸索和变化中，如果将来这个系统稳定了，他们很乐意把孩子送来。在奥莉看来，这几乎是对新教育的一种南辕北辙的误解。“静态稳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是从这种静态换到另一种静态，而是去获得新的动态稳定。就像骑自行车，想通过蹬慢一些或停下来是没法保持稳定的，唯一能做的是不停地向前，一旦骑起来了稳定就会变得简单了。包括学校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就是要不停地试验新想法，快速开启下一个循环，让轮子转起来。”奥莉说。
2016年，HTH也曾尝试取消年级制而实施混龄制，但由于学生规模和课程结构的不同，在其他学校可行的方式在HTH却引起了巨大的混乱，学校只好改了回去。“没什么，我们进行尝试，结果不对，就尽快改正。”拉里说，“我们没有为自己找借口，给自己开脱，说政策的变化纯粹是为了锻炼学生，而我们自己没错。如果你问我HTH什么时候犯过错误？答案是每一天。但也从中学习。关键是你怎么应对错误。”
“心理学界提出的成长型思维和固定型思维，这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对待失败和挑战的态度。前者将失败视作机会，从中成长；后者为避免可能的失败而不踏出安全区一步。未来社会所需要的是成长型思维，而传统的学校往往培养的是固定型思维。”奥莉说。虽然已经成了可汗实验学校的小学部校长，学校也在蓬勃发展，但奥莉还是决定继续推进自己的办学理想，进行二次创业。奥莉刚刚从学校离职，正在进行下一阶段工作的筹备——有可能失败，但又有什么关系呢？
新教育家们对未来的一个根本性理解，是认为一切在快速变化中，可以依傍于某种外在事物或秩序的想法已然不切实际，能做的只有锻炼出强大的自我，去面对种种不确定。除了“稳定”之外，“权威”也要从神坛请下。既有知识体系的权威已经被挑战，而教师或成人的权威也需要被质疑。自由、民主的校园氛围和“去权威化”的师生关系，是创新学校的共同特征。
许多美国教育界人士告诉我，即使在美国，这些新教育学校的校园氛围也是一种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有意识创造的自由环境，而不是因为“美国都这么自由”。一位缅因州私立女校的老师说，她曾到HTH参观，“那里的学生管理是无政府主义式的，基本不存在行为规范的概念。一个小学部三年级的学生可以在任何饿了的时候走出校园到社区超市买东西吃，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