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思慢想（出版书）》
作者：康纳曼Daniel Kahneman
译者：洪兰
内容简介：
《快思慢想》这本书由康纳曼所著，为我们深入剖析了人类思维的两种模式。
快思是一种直觉性的、快速反应的思维方式。它在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迅速做出判断，例如遇到危险时的本能躲避。然而，快思也容易产生偏见与错误。慢想则是一种理性的、深思熟虑的思维，它耗费更多精力。在做重要决策时，慢想能避免草率判断。
书中通过大量实例展示这两种思维的运作机制。理解这两种思维模式，能让我们在生活中更好地觉察自己的思维过程。当面对复杂问题时，平衡快思与慢想，可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提升决策质量，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世界。
关于 康纳曼
各方推荐
序 以理性研究不理性行为的认知科学
导读 掌握思考，使你拥有无憾的人生
前言
第一部 两个系统
01 故事中的人物
02 注意力和努力
03 懒惰的控制者
04 联结的机器
05 认知放松度
06 常模、惊讶与原因
07 骤下结论的机制
08 我们如何做出判断
09 回答一个比较容易的问题
第二部 快捷方式与偏见
10 小数原则
11 锚点
12 可用性的科学
13 可用性、情绪和风险
14 汤姆的专业
15 琳达：少就是多
16 因果基率胜过统计基率
17 回归到平均值
18 驯服直觉的预测
第三部 过度自信
19 了解的错觉
20 效度的错觉
21 直觉 vs.公式
22 专家的直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信任它？
23 外在看法
24 资本主义的引擎
第四部 选择
25 白努利的错误
26 展望理论
27 禀赋效应
28 坏的事件
29 四象限型态
30 罕见事件
31 风险政策
32 计分
33 逆转
34 框架和真实界
第五部 两个自我
35 两个自我
36 生命像个故事
37 经验到的幸福
38 对生活的沉思
总结
附录A 不确定情况下的判断： 快捷方式和偏见
附录B 选择，价值和框架
关于
康纳曼
Daniel Kahneman
康纳曼的父母是立陶宛犹太教人，1920年代初移民到法国。1934年，他的母亲到特拉维夫探亲时生下他。他小时候跟家人住在巴黎，父亲是一家大化学厂的研究主管，事业做得不错。
在他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提交的自传中，康纳曼提到，成长于纳粹德国占领期间的法国，身为犹太人的童年，以及常常听到父母与朋友之间的闲聊，让他从小对人的复杂性就有了概念，或许就是这种经历让他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
当时，法国犹太人跟其它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一样被送进集中营，死在集中营。康纳曼的父亲有一次被捕，德国人竟以为抓错人，把他放走；康纳曼自己有一次违反宵禁，德国亲卫队员以为他不是犹太小孩，不但开车载他回家，亲切搂抱后，拿出自己小孩的照片给他看，还给他一些零用钱。回到家后，他对母亲曾说过的「人性既复杂又有趣，永远无解」，有了一番体悟。
从小脑筋发达、四肢简单的康纳曼，体育课的表现简直不忍卒睹。1946年他读8年级时，体育老师拒绝让他登上荣誉榜，理由是「老师做人再好，也是有限度的」。他小时候有一本写文章的笔记本，封面题上「思绪随笔」（康纳曼现在想到自己小时候这么自大还会脸红呢）。第一篇文章是他在快满11岁时写的，内容谈到信仰，还引用哲学家帕斯卡尔 (Pascal) 的名言：「信仰是心之所见的上帝。」接着写到，「心中要看到上帝，可能很难体验，也非时时灵光，因此人们创造出教堂与管风琴音乐，让信仰所带来的兴奋感有更可靠的来源。」写这段话的小孩，对心理学还真有点天分。
搬到巴勒斯坦后，康纳曼的生活彻底改变，原因之一是他重读八年级，不再是班上年纪最小、体力最差的人，而且也交了朋友。他找到更好玩的消遣，不再只是躲起来写文章。到了高中，康纳曼从学术上获得很多乐趣，这是因为老师教导有方，同侪也志同道合，他很享受融入群体的感觉。
17岁时，因为日后必须服兵役，康纳曼做了几个决定。他打算申请可以延缓服役、先完成学位的单位，这表示他暑假必须到军官学校受训，服役内容也必须跟所学专长有关（参阅本书第18章）。当时，他已经决定要当心理学家，但过程并非没有挣扎。他青少年时感兴趣的问题，像是人生的意义、上帝的存在、不捣蛋的理由等等，都属于哲学问题。但他后来发现，相较于上帝存在与否，他更感兴趣的是，什么原因让人相信上帝存在；相较于自己对道德的看法，他更感到好奇的是，是什么原因让人对是非对错有所坚持。康纳曼接受职涯咨询后，心理学成为推荐选项的第一名，经济学则排名第二。
康纳曼1954年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取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后，加入以色列国防军服役，退伍后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1961－1978年在希伯来大学心理学系任教期间，他遇到了一生的合作伙伴──特维斯基 (Amos Tversky) 教授，开启了一段辉煌的学术生涯。
康纳曼和特维斯基几乎形影不离，时常漫步在希伯来大学的草地上，坐在小咖啡馆里，或在他俩共同的办公室喝着咖啡，他们总是在交谈，谈论他们共同研究的问题。即使后来特维斯基至史丹佛大学及康纳曼至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两人每天还是热线不断。他们共同奋斗，建立了一套解释人们在危险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做出判断及决定的理论，与几位先驱者一同创立了行为经济学。
2002年，康纳曼与开创实验经济学的史密斯 (Vernon L. Smith) 教授共同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康纳曼的贡献在于，「通过心理实验研究证明『经济决策的过程是理性的』假设不能成立，把心理学成果与经济学研究有效结合，进而解释了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做出判断」。但康纳曼却认为自己是心理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
当他得知自己获奖后，十分激动，竟把自己反锁在屋外，后来不得不破窗而入。他说，「得奖是对行为经济学研究者的肯定」，在高兴之余，他「还有一点伤感」，因为他长期的研究伙伴特维斯基因罹患皮肤癌，59岁即辞世。他说，「这个奖不颁给已经去世的人，要不然1996年去世的特维斯基博士也应该分享这份荣誉。我觉得这个奖是我俩一起得的。」当被问到如何运用这50万美元的奖金时，康纳曼说，「年龄愈大，就愈能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我现在的年纪可以让我大赚一笔。」
各方推荐
集数十年的心理学研究于大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康纳曼将心得化为文字，带领读者探索人类思维究竟受何影响，例证说明丰富精采，文中有时会出现像「呕吐与香蕉」的文字搭配，令人拍案。系统一与系统二分别代表大脑的快思与慢想，在书中化身成两个人物，藉以说明人类为何会有不懂却以为懂的心理，像直觉就是一例。康纳曼在处理主题上清楚而仔细，这本书有可能会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甚至是我们过生活的方式。《快思慢想》洞察人类内在思维，探讨我们在反应、判断、辨认、选择，或是做出结论时，心中早有偏见。全书剖析深入，读到某些研究发现，更让人有惊竦之感。
──Amazon.com 2011年11月选书书评
康纳曼的新作《快思慢想》是他最平易近人的一本书，内容除了厘清经济学与理性的关系之外，更深入探讨我们平常思考、反应、下结论的方法，其中，误判的可预测性，是他最感兴趣的一环。本书举出许多在日常生活避免偏见的方法，例如「先找到你可能会误判的迹象，然后放慢脚步，强化脑中的慢想系统。」下次有亲戚大谈股票或欧巴马时，我心里头会想：他是真懂，还是直觉反应罢了？读完本书，我对思考这回事完全改观，如此收获不可谓不大。
──美国《商业周刊》书评 鲁文斯基Roger Lowenstein
内容极为丰富的一本书：论点清楚、学识渊博，充满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知，也有让人自我成长的启示。全书读来引人入胜，时有动人的段落，尤其是康纳曼回忆与特维斯基共事的那段时光。书中指出人类理性的缺陷，相当具说服力，《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鲁克斯 (David Brooks) 日前表示，康纳曼与特维斯基两人的研究「将流传到未来几百年」，而且是「人类自我认识的转折点」。布鲁克斯说，他们两人是探索人类心智的最佳拍档。读完《快思慢想》，我原本的怀疑态度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参与一场知识飨宴的满足感。若以「顶峰－结尾」规则来评价这本书，我会信心满满地请大家去买来阅读。但如果你只是想知道他对葛拉威尔 (Malcolm Gladwell) 的见解，我的看法如下：「如果你已经在可预测、有快速回馈的环境里完成1万个小时的训练，例如西洋棋高手、救火队队员、麻醉医生等等，那就诉诸直觉吧。如果没有，请三思而后行。」
──《纽约时报》书评
从康纳曼的新作《快思慢想》可深刻体悟到，人类容易诉诸非理性思考，碍于根深蒂固的偏见，再三做出不合理的选择。看完本书，你可能会对所谓的专家改观，像是明星执行长、体育记者、经济学家、专业投资人以及畅销作家并不如我们想象中厉害。读完本书，你的决策能力会改善吗？我希望可以，但尽管书中提供了一些自我成长的建议，康纳曼对人类自我提升的能力存疑，他也怀疑自己会更上一层楼。套句他的话说：「找别人的错误，我有长足的进步；找自己的错误，我还是当局者迷。」
──Ideas Market部落格及《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 席亚Christopher Shea
序
以理性研究不理性行为的认知科学
◎曾志朗（中研院院士）
毋庸置疑，这是一本非常棒的书，作者康纳曼也因为这书里所提到的概念和所描述的精巧实验的结果，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奖。书才出版，就登上《纽约时报》2011年的最佳畅销书之列，而且来自不同科学领域的学者，持续不断的写出赞美之语。为什么大家对这本书会有如此不同凡响的美誉呢？我个人认为康纳曼用简而易明的科学论述，加上实验的左证，不但让一般读者从自身的生活经验里的「不合理」中，找到「合理」的解释，而且也让不同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哲学和分析心理学），看到了尼采的人性黑洞和弗罗伊德的行为暗流，是可能在科学的明镜之下，有了一道又一道可解的曙光。
康纳曼成名很早，1960年代末期，他和亦师亦友的研究伙伴特维斯基发表了一系列很重要的著作，针对数据 (Data) 中的「数」如何代表不同测量的「质」和「量」有很多突破性的说明，例如邮政区号是数字，所以不同的区号有地点的区辨力，但这些数字不可以拿来加、减、乘、除的；又如温度也是以数字代表，但摄氏零度到10度的温差，和摄氏20度到30度的温差，虽然都是10度，但意义完全不同，必须依附在心理物理学 (Psychophysics) 的感觉量表上，才有意义！这些对数字所代表的涵义之说明和他们两人对测量所建构的数学模式，对社会科学和生物实验的测量，非常重要，为测量的研究领域开拓了一扇全新的门路。
从这些研究中，特维斯基和康纳曼也看到了科学家即使接受了严格逻辑训练也常常和一般人一样，犯了很多不理性的逻辑推论。例如，他们也相信小样本的证据，忘记了小样本的结果是很不稳定的。尤其是一两个特例刚好符合自己相信的学说时，就不顾一切地拥戴特例，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而不自知。他们归纳了这种种的不理性行为，得到一个结论：即人的认知错觉，源自于许多经验中的「快捷方式」直觉思绪 (heuristics)，而把解题应有的算法则 (algorithm) 抛到一边去了。
这种「屈指算来」(Rule-of-Thumb) 的直觉思维方式，表现在许多必须实时响应的情况里。其中包括了「第一印象，以貌取人」的谬误；还有「锚点」是大是小，所引起的高估或低估之谬误；另外，以「看似」当作「确认」的谬误，更是常见；最后，重视「想得到的」而忽略「想不起来」的错误判定，在生活上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这些最早的研究对认知科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不但在心理学界引起注目，更撼动了经济学界传统的理性思考！继赛蒙 (Herbert Simon)（另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奖的心理学家）的「组织里的非组织行为」，康纳曼和特维斯基的快捷方式直觉思维，更让经济行为的研究，有了新的方向！
这是1980年之前的研究，那时候康纳曼和特维斯基都回到以色列，为犹太建国而努力。康纳曼在那里和来访的英国牛津大学女教授安．特瑞斯曼（Anne Triesmen，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认知心理科学家，是英国皇家学院院士，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结婚，决定应聘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大亚大学任教，后来又辗转至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任教，而特维斯基也回到美国，到加州的史丹佛大学任教。两人在湾桥 (bay bridge) 的一北一南，合作无间，把快捷方式思维的型态和其产生的脉络，做了更深入的分析。这些发展都有写在这本书前几章的历史回顾中。
很不幸地，特维斯基在史丹佛大学，忽然重病过世，对康纳曼的打击颇大。有一段时间，他不再谈快捷方式直觉了，而转和太太Anne合作起注意力的研究。Anne本来就是这个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者，她的「注意力特征学说」(feature theory of attention) 是当代最主要的注意力理论，而康纳曼很早的博士论文也是以注意力为主题的研究，他对注意力的看法是从「自动化」和「需动用心力」两个向度的对立切入，对心力的资源分配，有了很精确的模式，和Anne的学说刚好相辅相成。就在那个时候，我还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任教，也在研究「不注意事件的语意处理」，从生物觅食的行为去探讨「地区特定的抑制现象」(location-specific inhibition)。康纳曼和Anne在实验心理学年会中，听到了我的报告，就来到我的实验室参观。当晚住在我们家，聊台湾、中国、以色列、巴勒斯坦的种种问题，都是我们个人无法解决，却必须承担的民族宿命。康纳曼和Anne邀我去他们实验室作场演讲，我就去了一趟柏克莱，演讲完就住在他们在奥克兰 (Oakland) 山上的大房子。又聊起学术，也谈到他回到以色列的经验。也许就在那一夜的谈话中，植下了我几年之后束装回台湾，想为家乡尽一份心力的意念吧！
他们的房子很漂亮，但夏天的一场大火，在焚风不停的情况下，庭院被烈火烧去一大半。房子虽然没有毁损，Anne却吓坏了，不敢留在干燥的加州，就双双应聘到东部的普林斯顿大学去任教了。Anne继续她的注意力研究，康纳曼也走出了挚友过世的阴影，把人的决策行为在理论的架构上，铺陈得更为完整，实验的证据也愈来愈丰富，双系统的思维理论终于完成。对于快速的快捷方式直觉系统，和慢条斯里的算法则推论，也有了生物演化的种种论述。这些在书里都写得很详细，所举的案例，都是你我生活所见所闻，读起来特别亲切，也常常令我会心一笑！这真是一本好书！
最后我也要告诉读者，这个双系统的思维运作方式，最近也得到脑神经研究的证实，而功能性脑显影所呈现的证据，就来自我实验室的郭文瑞教授所作的研究，发表在《科学》(Science) 期刊上，很棒吧！
导读
掌握思考，使你拥有无憾的人生
◎洪兰
这是我回台后翻译的第五十一本书，我从来没有翻译任何一本书像翻这本书这样快乐，也从来没有像翻译这本书一样，后悔自己不会中文打字，要逐字的写。我的原子笔心是论打去买的，不知写掉多少枝，我一早爬起来，就坐在桌子前面写，六亲不认，猫咪绕着我的脚一直转，也无暇理牠，迫不及待想把它译完，介绍给读者看。
作者的睿智深深吸引了我，他做的实验都很简单，却有力地证明了人不是理性的动物，很容易被直觉和偏见诱导去犯错。其实，这本书中所说的决策错误，我都犯过，比如说，因为非常喜欢这本书，就完全忽略掉它是厚厚一大本，三十多万字，签合约时，没有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到后来赶得不得了，勤奋程度只有当年大学联考可以比。幸好to err is human，人本来就会犯错，只要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不再犯第二次错就好了。相信看过这本书的人在做决策时，一定会避开系统一的陷阱，使自己成为更有智慧的人。
康纳曼和特维斯基的合作奠定了他拿诺贝尔奖的基础，特维斯基却在他得奖之前过世了，这是他一直引以为憾的事。在书中，处处可见他对特维斯基的推崇。孔子说「友直、友谅、友多闻」，其实朋友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我们初识一个人时，不知他的人品如何，但是只要看他的朋友是谁就知道了，所谓「物以类聚」，这揣测通常是八九不离十的。好朋友决定你一生的成败，康纳曼自己说，没有特维斯基，就没有这个诺贝尔奖，朋友的重要性由此可知，人真的是互相影响的。
康纳曼是传统心理学训练出来的认知心理学家，他在1973年所写的《注意力和努力》(Attention and Effort) 是我念研究所时的教科书，也是我后来出来教书时的教科书，他那时已是非常有名的认知心理学家，但是他毫不犹疑地拜比他小三岁的特维斯基为师，因为特维斯基有的是他所缺的数学心理学专业。韩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句话真是没错，他们两人一拍即合，从此开始合作，在早期还没有团队的概念出来，所有的论文都是尽量单一作者，以免论文的份量被稀释，他们两人却一直都是合作无间，不理外面人家说谁是leader、谁是follower，当然，他们会开风气之先也跟当时的心理学界的气氛有关。
从上个世纪初，心理学家就一直想用硬科学 (hard science) 的实验方法把心理学带进科学的领域，摆脱早期心理学给人那种非科学的印象。我在耶鲁大学哈斯金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员时，实验室主任利伯曼教授（Alvin Liberman，他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就说，愈不是科学领域的学门愈是想得到科学的头衔：政治学明明是讲权谋的学门，却叫Political Science，图书馆学叫做Library Science，最离谱的是社会科学叫做Social Science，社会是人的集合，人是天下最说不准的动物，哪有一致性可言？所以，当时可以准确测量的行为主义、心理物理学很盛行，大家都希望能找出可准确预测人类行为的方式。康纳曼他们想用数学公式找出人类做决策的内在机制，验证传统经济学中，人是理性的核心假设，他们的努力把经济学和心理学联结在一起，开创了这个新领域。
实验心理学家对科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做实验，我们懂得如何去除混淆变项 (confounding variable)，使实验结果干净可用。以前我们上实验法 (methodology) 时，老师就一再告诫「这是你们将来吃饭的家伙，要好好学」，实验法不及格就当掉了，有点像医学院的病理学，考不及格便无法升级。如果这门课修得很扎实，它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马上看到新实验有漏洞。前一阵子有人说母乳可以增加孩子的智商，报纸大大宣传了一番。但是仔细一看，实验者并未控制基因和后天环境这两个对智商有大影响的变项。因此这个实验必须重做，他们找了332对来自同一家庭的孩子，如果一个吃母乳，另一个就是吃牛乳，一比较起来，现象消失，立刻破解了迷思。其实孩子要的是关怀，只要有营养，吃什么没有那么大的关系，父母不需要花双倍的钱去买益智奶粉，因为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这本书中的实验个个都像母乳实验一样，一发表出来就打破迷思，非常的精采，尤其是康纳曼心胸宽大，对打击他的人，不出恶言，还邀他一起做研究，两人各自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合写一篇论文，共同发表。这当然是非常辛苦的事，但是它的确是消弭成见最好的方法。国内常有学者打笔战，或鄙视另外一派的成就，这种一山难容二虎的心态，令人不敢恭维。这本书对年轻学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看看别人的风范，想想自己的行为，能不惭愧乎？
这本书书名叫《快思慢想》(Thinking,Fast And Slow)，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两个系统在主宰着我们的思考与决策，只是自己不自觉而已。快的叫做系统一，就是各种直觉的思考，它是整个自动化的心智活动，包括知觉和记忆，康纳曼说「直觉就是辨识，不多也不少」；慢的他把它叫做系统二，是要花力气去思考的，通常在系统一失败后，系统二才会上场。系统二其实就是「你」，套句弗罗伊德的名词就是ego，而系统一是id，它在你不自觉的情况下主宰着你的选择和判断，这些心智活动当然有上限，所以人会犯错。但是若能把统计知识加进去，它就迫使你在思考时，同时考虑很多讯息，这时系统一只好退位，因为它天生就不是设计来做这种事的。在统计数据的帮忙下，逻辑的思考就使我们能做出较正确的判断，这时的你就是弗罗伊德的super ego了。
我在翻译这本书时，觉得很有趣，因为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一向都是水火不相容，想不到，以数学公式为核心的数学心理学家和专门研究注意力的认知心理学家在探讨认知领域的「思考」时，会得出社会心理学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概念出来。知识是相通的，没有任何一个例子比这本书更有说服力了。
书中的各种效应，如框架效应、锚点效应、小数效应每天都在生活上看到。的确，同样一件事，换个说法民众就较能接受。台中监狱附近的居民拉白布条不要法务部在旁盖性侵治疗所，美牛案闹了那么久，耗损了不知多少国力，这些都是书中的好例子，法务部和卫生署的官员们应该来看看这本书。这本书对所有社会科学领域的人都会有用，绝对不只是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而已。
沟通是个艺术，但是沟通不只是艺术，它更是智慧，好的沟通者一定要知道人的心理，尤其是系统一的本质，因为系统一是直觉的，我们只有在系统一走不通时，才会劳驾系统二，所谓「閰王好见，小鬼难缠」，如果系统一放行，后面就没事了。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奥地利和德国是同文同种，但是在器官捐赠上，奥地利的捐赠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而德国只有12%；瑞典和丹麦都属于北欧语系，文化和人种也相似，丹麦还被瑞典统治过，但是瑞典的捐赠率是86%，而丹麦只有4%。追究原因，原来表格的设计不同，高器官捐赠国家的表格是你不想捐，请在格子中打勾，不然假设你愿意捐；低器官捐赠的国家表格是你必须在格子中打勾，你才会成为捐赠者，就这么一点点的差异，造成捐赠率这么大的差别。人真是个说不准的动物，谁会想到表格勾选的方式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执政者在民怨这么高时，应该好好的来看一下这本书，检讨一下为什么做了半天，老百姓不但「无感」，还「怒感」。
我们常感叹人老得太快，成熟得太慢，等累积到人生的智慧时，人生已过去了。其实不必悲观，良书益友就是成熟的催化剂，这本书更是其中的翘楚，阅读它使你拥有智慧无憾的人生。
前言
每一个作者在自己心中都会设定一个情景，让读者在读这本书时，能够从中获益。我的场景则是一个办公室的茶水间，大家来倒茶水时，交换一下意见或聊聊八卦。我希望在人们谈论公司的新政策、别人的判断，或同事的投资决定时，能够因为这本书而丰富他们的词汇。
我们为什么要在乎闲聊？因为我们在闲聊时，指出别人的错误并且贴上标签，远比看出自己的错误容易。我们不吝指出别人的错误，但如果要你质疑自己的信念，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则非常困难，特别是你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如果别人愿意提供有见地的意见，我们可以获益良多。我们面临选择时，很自然地会想知道朋友或同事的意见，所以，他们的评断是好是坏、内容如何是重要的。别人闲聊时所提供的明智见解，是我们自我检讨的强大动机，比我们在新年时立下志愿要改善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更为有效。
如果一个医师要做出正确诊断，这医师需要知道很多疾病的名称、有何症状、发病原因、发展的过程、疾病的后果，以及治疗的方法。学医有一部分就是学习医学的语言，各种专用的名词。要深入了解判断并做选择，也需要比日常生活丰富的专业名词。有些闲聊可让我们增广见闻，因为我们的思考往往会出现独特的错误型态。系统化错误就是偏见 (bias)，我们可以预期偏见在哪些特别的情况下重复出现。例如，当一个英俊、有自信的演讲者跳上讲台时，你可以预期听众会对他的演讲内容给予比较高的分数（比他实际应得的更高）──这叫做「月晕效应」(halo effect)，这个标签让我们更容易预期、辨识并了解。
当人家问你在想什么时，你通常都能回答，你认为你知道自己心中在想什么，通常是一个有意识的念头带到另外一个有意识的念头，按照顺序，接连出现。但是这不是心智唯一的作用方式，也不是典型的作用方式。大部分时候，你意识经验中的印象和思想，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跑到你心里去的。你无法追踪出，你怎么知道书桌前面有一盏台灯；或你从电话中察觉到配偶的声音带有一丝不快；或是你如何在自己觉识到之前，就已闪避路上的危险。这些印象、直觉，和许多决策历程的产生，在我们心中是无声进行的。
这本书很大一部分在讨论直觉的偏见。然而，我把焦点放在错误上，并没有贬低人类智慧的意思，就好像在医学教科书上提到某个疾病，并没有否认健康的意思一样。我们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是健康的，我们大部分的判断和行为也是恰当的。人一生中，通常是遵循我们的印象和感觉，我们平常对自己的直觉和偏好所做的选择也往往是对的，但并非永远都对，或全部都对。有时我们是错的，但是我们仍然很有信心。所谓当局者迷，别人客观的看法经常可以指出我们的错误。
这就是我对茶水间聊天的目的：可以增进我们的洞察力，看到并了解他人的判断和选择出现什么错误，进而了解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在哪里，提供比较丰富而准确的语言来讨论这些偏见。至少在一些情况中，正确的诊断可以找到恰当方式来减少错误的判断和选择所带来的伤害。
源起
这本书是我目前对判断和决策制定的看法。我的看法受到心理学最近几十年来研究的影响，不过我可以把源头追溯到1969年幸运的那一天。那天，我请我在希伯莱大学心理系的同事特维斯基到我研究所开的专题讨论课做个演讲。特维斯基被公认为决策领域的明日之星，他的确非常的耀眼，所以我知道这堂课会很精采。认识特维斯基的人都认为他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他真的是非常聪明，能言善道，很有魅力。他有着很好的记忆力，能够记住很多笑话，在恰当的时机画龙点睛地用出来，只要他在场，就不会有冷场。那时他三十二岁，我三十五岁。
特维斯基跟学生谈他在密西根大学正在进行的一个研究：人是好的直觉统计学家 (intuitive statisticians) 吗？我们已经知道，人是很好的直觉文法学家：一个四岁的孩子能毫不费力地说出文法正确的句子来，虽然他完全不知道文法的规则是什么。人对基本的统计规则也有同样的直觉吗？特维斯基说，「是」。我们在课堂上辩论得非常热烈，最后下了结论：「否」可能是比较好的答案。
特维斯基和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交锋辩论，我们都认为直觉的统计会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很值得我们两人一起去探讨。那个星期五，我们在耶路撒冷的雷蒙咖啡馆 (Cafe Rimon) 一起吃午餐，这个地方是波希米亚人和教授们很喜欢去的地方。我们计划了一个研究，想看看资深研究人员的统计直觉如何。我们已从专题讨论上得到一个共识，即人的直觉是有缺陷的，虽然多年来教统计学和用统计来分析资料，我们并未发展出对小样本群统计结果是否具可靠性的直觉。我们主观的判断是有偏差的，我们太愿意相信控制不好的实验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在我们自己的实验中，也倾向于搜集几个观察就下结论[1]。我们研究的目的是去看其它研究者是否也有同样的毛病。
我们准备了一份调查问卷，包括在做研究时会遇到与统计有关的真实情境，然后在数学心理学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年会时，拿去给与会的专家做，包括两本统计学教科书的作者。正如我们所预期的，我们发现这些专家跟我们一样，也会夸大小样本群的实验结果，认为它一定可以成功被复制[2]。他们对问卷中，虚拟的研究生请教有关人数问题（即需搜集多少人的观察，实验才会有效）也回答得不好。即使是统计学家对统计的直觉也不好。
当我们把这研究写成报告时，特维斯基和我发现，我们很喜欢在一起工作，特维斯基总是非常幽默，跟他在一起，我也变得很幽默。虽然花很长的时间在工作，却工作得很愉快，一起工作的愉悦使我们变得异常有耐性。假如你不觉得无聊，你就容易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使工作尽善尽美。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俩在进门前，就把批评的武器交付门房收起来了[3]。特维斯基和我都非常会批评人，也很爱辩论，他恐怕比我还厉害，但是在我们这么多年的合作中，我们从来没有马上否决对方的提案。的确，我发现跟特维斯基合作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有时当我的想法还很模糊，特维斯基往往看得比我自己还清楚，他是非常好的逻辑思考者，凡事会朝理论去想，而且有非常好的方向感；我比较直觉，而且屡屡从「知觉心理学」(psychology of perception) 的观点去看问题，我们也的确从知觉心理学中借了很多点子。我们的同构型很高，所以彼此有默契，互相了解，但是我们又有很多地方不同，常常会使对方惊讶。我们发展出一个一起工作的例行方式，通常是散很长的步，边走边谈。往后十四年的合作，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那些年我们所做的研究，可说是毕生研究的精华。
我们很快采取了一个持续多年的工作方式：研究对话，并从中设计问题，然后一起来看我们的直觉答案。每一个问题常是一个很小的实验，我们通常在一天之内就做完很多实验，我们不是真的很严肃去寻找我们提出问题的答案，我们的目标是去辨认和分析从直觉而生的答案，即第一个进入我们心中的答案。尽管我们明知它是错的，我们还是很想要说出来的答案。我们认为，任何我们两人都有的直觉，别人也一定会有，我们可以很容易用判断来显现这个效应。
有一次我们很高兴地发现，我们对彼此都认识的一些孩子将来的职业有同样的傻念头，我们可以指出，哪个好辩的三岁孩子将来可能是律师，哪个会是宅男教授，哪个富同情心、又喜欢介入的孩子会是心理治疗师[4]。当然，这些预测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它很有意思，很吸引我们。我们发现，人的直觉是受到各行各业文化样板形象的规范。这个好笑的练习使我们逐渐形成一个理论，关于相似性对预测的影响。我们做了几十个实验去测试和修正这个理论，下面就是个例子。
当你在考虑这个问题时，请假设史提夫是从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群中，随机取样出来的人。
有一个人被他的邻居描述为：「史提夫是个很害羞、不大方的人，他很愿意帮忙，但是对人或真实世界没什么兴趣。他是个温和整洁的人，他喜欢秩序和结构，对细节非常执着。请问，史提夫比较可能是图书馆员，还是农夫？
史提夫的人格跟图书馆员的样板形象很相似，但是我们常忽略了相关的统计。你知道在美国男性人口中，农夫人数是图书馆员的20倍以上。因为农夫比图书馆员多得多，所以你几乎可以确定这个温和爱整洁的人是坐在耕耘机后面，而不是坐在图书馆询问桌后面。然而，我们发现受试者会忽略相关的统计资料，只是注意角色的相似性，我们认为，他们用这个相似性做为一个简单快捷方式 (simplifying heuristic)（即经验法则），来做出困难的判断。对这个快捷方式的依赖，造成他们的预测出现了可预测的偏见（即系统化的错误）。
在另外一个场合，特维斯基跟我对学校中教授们的离婚率感兴趣。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启动了我们搜寻记忆中，认识或听说过的离婚教授，我们借着这些离婚案例进入脑海的容易度来判断这个类别有多大，我们把这个依赖记忆搜寻的容易度叫做可用性快捷方式 (availability heuristic)。在一个研究中，我们请受访者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
在英文字母中，K比较可能出现在单字的第一个字母，还是第三个字母？
任何一个字谜玩家都知道，你很容易想到某个字母开头的字，但是你不容易想到同样这个字母出现在第三个位置的字，英文字母中每一个字母皆是如此。所以我们预期选K开头的人会比较多，虽然事实上在英文中，K、L、N、R、V更常出现在单字的第三个位置。这又是一个依赖快捷方式所造成可预期的偏见错误判断。我最近开始怀疑，我长久以来一直认为政客的通奸情形比医生和律师多的看法可能是错的。我以前甚至对这个「事实」有个解释，我认为它是「权力是春药」这个效应和政客在外的诱惑比较多的结果。我后来发现，政客出轨容易被记者揭露，而医生和律师比较不会。我直觉的印象可能完全来自记者的议题选择，而我却依赖可用性快捷方式，才会发生这个错误判断。
特维斯基和我花了好几年来研究和记录各种作业的直觉思考偏见。我们给事件不同的机率，预测它的未来，评估假设，估计它的频率。在我们合作第五年时，我们在《科学》(Sicence) 期刊上发表成果。这个权威的期刊是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都会读的。这篇文章[5] 题目为〈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判断：快捷方式和偏见〉(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它描述简化的直觉思考快捷方式，解释这种快捷方式造成的二十个偏见，同时也显现快捷方式在判断中扮演的角色。
科学史专家常常注意到，在某一个特定时间，在某特定领域的学者倾向把他们的基本假设跟别人分享。社会科学家也不例外。他们依赖人性的观点，这种观点为大部分特定行为的讨论提供了背景知识，却很少被质疑。在1970年代，社会科学家接受了两个人性看法，第一：人是理性的，他们的思考大致是有理智的；第二：恐惧、情意和仇恨等情绪解释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为什么会失去理性。我们的文章挑战了这两个假设。我们记录了一般正常人思考的系统化错误，并且追溯这些错误的根源是认知机制的设计，而不是情绪造成的思考偏差。
这篇文章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远比我们想象的多。一直到现在，它仍是社会科学领域中，被引用最多的一篇论文（在2010年，有三百篇以上的学术论文引用）。其它领域的学者觉得它很有用，快捷方式和偏见这两个名词在很多领域被大量使用，包括医学诊断、法庭判决、情报分析、哲学、财经、统计和军事策略。
例如，研究政策的人注意到，为什么有些政策在民众心目中很鲜明，而有些又被忽略，原来是可用性快捷方式的关系。假如人们能够很快、很容易从记忆中提取数据，就会判断这个议题或事情是重要的，而这又受到媒体是否大幅报导的影响。常常见报的议题很容易被想起，其它议题则会从我们意识中流失。结果，媒体选择报导的东西就跟大众当下心中所关切的相呼应，独裁政府对独立媒体施压也就不稀奇了。因为大众的兴趣最容易被戏剧化的事件或名人所激发，所以媒体炒作热是很普遍的现象。在麦可．杰克森 (Michael Jackson) 突然死亡后好几个礼拜，你几乎不可能找到任何一家电视台是在播报其它主题。相反的，其它重要但不吸引人的主题，如教育程度的低落，或是医疗资源过度投资在临终病人身上，就很少受到媒体的青睐，很少被报导（在我写这段的时候，我注意到我在选择很少被注意的例子时，用的就是可用性快捷方式。我选来当做例子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比较常被提到，但还有很多同样重要、比较难被提取的主题没有进入我们心中）。
我们当时并未充分了解到这一点，但是这篇文章会引起心理学界以外的学者这么大的注意，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附带的特质：我们每次在论文中都会附上我们问自己以及受访者的完整问卷，这些问题是展示给读者看，让读者辨识出自己的思考如何因为认知的偏见而失误。我希望你在读到史提夫是否为图书馆员的问题时，有这样的体认。这个问题的用意，就是要使你充分了解相似度对判断机率的威力，并且看到人是多么容易忽略相关的统计事实。
这个「快捷方式──偏见」的展示提供了其它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个检视自己思考缺点的不寻常机会。看到了自己犯错，就比较可能去挑战当时普遍的教条假设──即人性是理智和逻辑的。实验方法的选择非常关键：假如我们报告的只是用传统实验方法得出的结果，这篇文章就不会这么有价值，也比较少人会记得它。此外，心存怀疑的读者会对实验结果心存疑虑，并会把判断错误归因到不负责任的大学生身上，因为心理学实验的参与者大多是大学部学生。当然，我们没有选择用传统的实验方式来做，是因为我们想影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6]。我们选择用展现的方式，因为这样比较有趣，我们在方法的选择上很幸运，其实，我们在很多其它方面都很幸运，在本书中，一个一直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运气：运气在每一个成功的个案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你总是很容易在一个故事中，找到一个小小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扭转了乾坤，把原来不怎样的结局变成大大的成就，我们的故事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