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看到形成问题的方式与答案有关系后，一个政策问题就浮现出来了：哪一个形成问题的方式比较好？在这里，这个答案是很直接的，假如你认为捐赠器官对社会是件好事，你就不会在得到几乎100%的捐赠格式和只有4%的捐赠格式中间保持中立。
如同我们在本书中一再看到的，重要的选择是控制在一个完全无关紧要的情境特质上，这真是很令人发窘──原来不是我们希望去做出重要的决定。也不是我们经验到我们的心智如何运作，认知错觉的证据已不容否认。
你可以把它看成反对理性代理人理论的证据，这个理论顾名思义就是说某些事件是不可能的──假如这个理论是对的，它就不可能发生，当我们观察到一个不可能的事件时，这个理论就被推翻了。一个理论可以在被决定性的证据反证很多年以后，仍然存在。这个理性代理人的模式就是在我们所看到这么多证据以及其它更多的证据之后，仍然存在，屹立不摇。
器官捐赠的例子显示，人类理性在真实世界可以有很大的效应。相信理性代理人理论的人和不相信理性代理人理论的人最大的差异在于，相信者就是认为框架效应不存在，如何描述一个选择不会对偏好有任何影响。他们连去调查一下这个问题都没有兴趣，所以我们的决策只有劣等的结果 (inferior outcomes)。
对理性怀疑的人并不令人惊异，他们是受过训练，对无关紧要的因素能决定偏好这个能量很敏感，我希望读者在读完本书后，能习得这个敏感度。
说到框架和真实性
「假如他们能把这个结果放进他们保留了多少钱，而不是他们损失了多少钱的框架中来看的话，他们会好过很多。」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用改变参考点重新设定一次，想象我们并没有拥有它，我们现在认为它应该值多少钱？」
「把这个损失放进你『一般性收入』的心智账户中，你会觉得好过一点。」
「假如你不要被列在他们的邮寄单上的话，你要去勾选那个格子。假如你要去勾选才会列在他们的邮寄名单上的话，这个窗体会短很多。」
1.奥地利和德国同文同种，丹麦曾经被瑞典统治过，是属于北欧语系，文化和人种也相似。
第五部
两个自我
35 两个自我
「效用」(utility) 这个名词在它长久的历史中，有两个不同的意义，源自它长久的历史。边沁 (Jeremy Bentham) 在他的《道德和立法原则概论》(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一书中开宗明义的一句名言就是「大自然把人类放在两个统御他的主人下面，痛苦和欢乐。它们指出我们应该怎么做，以及决定我们将怎么做。」在该书注脚中，边沁为他用「效用」这个字来表达这些经验而道歉，他说他找不到更好的字来替代它。为了要区分边沁对这个名词的解释，我用「经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 来称呼它。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经济学家用这个字来代表别的东西，当经济学家和决策理论家在用这个名词时，它是「想要能力」(wantability) 的意思，我把它叫做「决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例如，预期效用理论就是全部在讲应该用在决策效用上的理性规则；它与快乐的经验毫无关系。当然，这两个效用的意义也有一致的时候，假如人们想要他们会喜爱的东西，以及喜爱他们为自己选择的东西──而这个一致的假设是内隐在一般人认为经济代理人是理性的概念中。理性的代理人被预期知道他们现在和未来的偏好，并被假设能做出达到自己最大利益的决策。
经验效用
我对经验效用和决策效用两者差异的兴趣可以回溯到很早以前，当特维斯基和我还在研究展望理论时，我设计了一个难题：想象一个人每天都要打一针很痛的针，痛的程度每天都一样，并不会因为打久就习惯了，每天还是一样的痛。你觉得人们会把同样的价值附在减少的针数上，从20针减少到18针会跟从6针减少到4针的感觉一样吗？如果不一样，有合理的原因吗？
我没有搜集资料，因为这结果就是个证据。你可以自己来试试看，你愿意付比较多的钱来使注射数减少三分之一（从6到4）吗？至少比让注射针数减少十分之一（从20到18）要付的钱来得多。这个决策的效用在第一个情况（从6到4）比第二个情况（从20到18）高，每一个人在第一个情况都愿意付比第二个情况更多的钱。但是这个差异是没有道理的，假如痛的程度每天都一样，那有什么理由要付多一点钱从6针减成4针，它跟从20针减成18针都是差2针，为什么这两种情况的效用会有差异？只是因为原本要打6针和原本要打20针有差异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经验效用，它可以用注射的数量来测量。至少在一些例子中，经验效用是一个可以用来评量决策的门坎。一个决策的制定者付不同的价钱去达到同样的经验效用（或是免除同样的损失）是犯了个大错，你可能觉得这个观察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决策理论中，唯一判断这个决策是否错误是在它与其它偏好的不一致上，特维斯基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深入去研究，许多年以后，我又回到这个问题上。
经验和记忆
你怎么去测量一个经验效用？我们怎么去回答「海伦在医疗过程中受了多少苦？」或是「她在沙滩上的20分钟享受了多少的快乐？」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经济学家艾吉沃斯 (Francis Edgeworth) 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并提出「快乐计」(hedonimeter)。这是一个想象的仪器，跟气象局用来测天气的差不多，可以用来测量一个人在某一时段所感受到的快乐和痛苦。
经验效用就像每天的温度或气压计一样，会不同，你可以把它画成一个时间的函数曲线图。海伦在看病时，或度假时，所感受到的痛苦和快乐可以用曲线图画出来，曲线下面的面积就是经验效用。时间在艾吉沃斯的概念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假如海伦在沙滩上停留了40分钟，而不是20分钟，她的快乐程度一样的话，那么全部经验效用就增加了一倍，就像增加注射量一倍使注射的过程双倍痛，这是艾吉沃斯的理论，我们现在完全了解他理论背后的条件了。
图15是两个病人在做大肠镜时的痛苦经验，资料来自瑞德迈尔 (Don Redelmeier) 和我一起做的研究。瑞德迈尔是多伦多大学的医生也是研究员，他是在1990年代初期做这个实验。现在医院在做大肠镜的时候，都有打麻药及服用失忆的药。不过在我们搜集这些数据时，这些药物的使用还没有这么普遍。我们每60秒问病人一次，他现在痛的程度是如何，这曲线图的纵轴中，0是不痛，10是不能忍受的痛。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对痛的经验很不同，对A病人是8分钟，对B病人是24分钟（疼痛程度最后回到0的位置，是在大肠镜的检查完成了以后）。我们一共搜集了154名病人的资料，最短的是4分钟，最长的是69分钟。
图15
下面，请看一个容易的问题：假设两个病人都用相似的疼痛量表，哪一个病人受的苦比较多？没有异议，大家都同意B病人受的苦多，B病人受的苦在任何一个疼痛程度上都没有比A病人少，他曲线下的面积比A大了很多。当然，主要的因素是检查时间长了很多，我把每一瞬间的疼痛报告叫做「快乐计总和」(hedonimeter totals)。
当检查完了以后，我请病人评估「痛的总和」──他们在检查时所有经验的总和。我们问问题的方式是故意要他们去想全部的痛，把他们报告的痛综合起来。很奇怪的是，病人都没有这样做，统计的分析显示两个发现，正好说明了我们在其它实验上也有观察到的一个型态。
?「顶峰－结尾」规则：整体内省的评分排序可以从最痛时段和结尾时的平均数得之。
?长度的忽略：检查过程的长短对整个痛的分数没有影响。
你现在可以把这个规则用到A病人和B病人身上。最痛是10分量表中的8，对两个病人来说是一样的，但是在检查结束前最后的评分，A病人是7，B病人是1。A病人在「顶峰－结尾」的平均是7.5，B病人4.5。如我们预期的，A病人对大肠镜检查的记忆就是比B病人坏了很多。对A病人来说，很不幸，他的检查过程在结束时也不好，留给他一个不愉快的记忆。
测量经验效用的两个工具──快乐计分数和内省评估──是系统化的不同。快乐计的分数是个人报告他在每一个时段的感觉，我们把这些判断叫做「过程长度－加权」(duration weighted)，因为计算「曲线下的面积」是每一个时段都给予同样的加权，两分钟的第九级疼痛是一分钟的两倍。不过，这个实验和其它实验都发现内省评估对时间的长短不敏感，它把两个单独的时段──顶峰和结尾──看得比别的时段重。那么现在，哪一个比较重要？医生该怎么办？这个选择对医疗实务上有关系，我们注意到：
?假如目标是减轻病人痛苦的记忆，那么减低顶峰痛苦的强度就比减少手术长度来得重要。同样的理由，假如要病人保留比较好的记忆，那么慢慢地减轻痛比马上减轻好，这样在手术结束时，痛已经很轻微的了。
?假如目标是减少实际感受到的痛，那么快速地完成检查可能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即使快速完成会增加顶峰痛的强度，给病人留下很痛苦的记忆。
你觉得哪一个目标比较好？我并没有做调查，但是我的感觉是大部分的人偏好减轻痛苦的记忆，我把这个两难看成两个自我的利益冲突（因为它不能跟两个熟悉的系统相呼应），经验自我是回答：「现在痛吗」的自我，记忆自我是回答：「整个来说，究竟怎么样」的自我。记忆是我成为我最主要的一个机制，所以是记忆自我比较重要。
有一次我在演讲完区分记忆和经验的困难（记忆来自经验），有一位观众分享了一个他的经验，他说他在听一首很长的交响乐，快到尾声时，磁盘有刮痕，使声音尖锐刺耳，他说这个很糟的结尾「破坏了整个经验」，但是这个经验并没有被破坏，只有关于这个经验的记忆被破坏了而已。这个经验自我有一个经验是几乎都是好的，而最后不好的结尾并不能破坏它，因为它已经发生过了，这个人因为结尾非常差，把整个过程都打不及格的分数，但是这个分数完全忽略了前面40分钟的好，难道这40分钟的实际经验都没有算分吗？
混淆的经验跟关于这经验的记忆，正是认知错觉的例子──「替代」使我们认为过去的经验可以被破坏。经验自我无法自己表达，记忆自我有时是错的，但是它是计分的人，而且掌控我们从生活中学到什么东西，它是做决定的人。我们从过去所学就是要使未来的记忆达到最高质量，它不见得是我们未来的经验。这就是记忆自我不讲理的地方。
哪一个自我可以依赖？
为了要呈现记忆自我做决定的权力，我的同事和我设计了一个轻微痛苦的实验，我叫它「冷－手」(cold-hand)情境，它技术上叫冷压 (cold-pressor)。受试者要把他的手浸到冰水中，直到实验者说可以拿起来，这时实验者会递给他一条温热的毛巾，受试者用他没有泡在冰水中、可自由移动的手去控制键盘上的一个箭头，来提供他持续痛苦的纪录，这是经验自我一个直接的沟通。我们选的温度是会引起痛苦，但是没有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当然，他们随时可以把手从水盆中拿开，但是没有人这样做。
每一个受试者都忍受两个「冷－手」的版本。
短的版本是把手放在14℃的水中60秒，14℃是会痛，但没有到不可忍受的程度。60秒到时，实验者告诉受试者可以把他的手拿起来了，同时给他一条温热的毛巾。
长的版本是90秒，前面60秒跟短的版本一模一样。在60秒结束时，实验者什么都没说。他打开水龙头，让一些温水进入水盆中，在后面的30秒，水盆的温度升高了一度左右，刚刚好让大部分的受试者侦察到痛的强度有一点减轻。
受试者是被告知他们要去做三次「冷－手」尝试，但事实上，他们只有做长的和短的版本而已，每一次是不同的手。这两个版本中间隔7分钟，在第二次尝试之后7分钟，他们被告知在第三次尝试中，他们可以选要重复左手，还是右手的实验，因为两只手浸在水中的时间长短不同，当然，一半受试者的左手做短的60秒，另一半受试者的右手做短的60秒。一半受试者先做短的实验，另一半受试者先做长的实验，这是一个仔细控制的实验。
这个实验是要去创造一个冲突的情境，将经验自我和记忆自我的利益对立起来，当然，这样就对立了经验效用与决策效用。从经验自我角度来看，长的版本显然是最糟的，我们预期记忆自我有不同的意见，「顶峰－结尾」规则预测短版本记忆比长版本差，「长度的忽略」预测90秒和60秒疼痛的差异会被忽略。我们预测受试者会比较偏好长版本的记忆，会选择去重复它。果然如此。80%的受试者报告，在长版的最后一个阶段痛减轻了，所以他们愿意重复长版的「冷－手」。这决定表示他们愿意忍受多30秒不必要的痛去做第三次尝试。
那些愿意去做长版本的受试者并不是有自虐狂，也不是故意使自己去接受最糟的经验，他们只是犯了一个错。假如我们问他们：你偏好90秒的浸手还是只有前面60秒那个部分？他们绝对都会选短的版本。我们并没有使用这些字眼问他们，他们只是很自然地去选择重复他们有比较不厌恶记忆的那个版本。受试者非常清楚知道哪一个比较长（我们有问他们），但是他们没有使用这个知识。他们的决定是用一个简单的直觉选择所决定的：选你最喜欢的，或最不讨厌的。记忆的规则决定他们有多不喜欢这两个选项，这又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这个「冷－手」实验，像我那个注射的难题，显现出决策效用和经验效用上的差别。
我们在这个实验上观察到的偏好是我们在前面讲过的「少就是多效应」的另一个例子，一个是奚恺元的买盘子研究，加一些盘子到一套24个盘子上，反而降低了整个的价值，因为有些加上去的盘子是破的。另一个是琳达，她被判断比较像女性主义的银行行员而非只是银行行员。这些相似性并非偶然。系统一是三个情境背后的原因：系统一代表的是平均、常模，和典型，而不是总和。每一个「冷－手」的事件是一套记忆，记忆自我把它当作那一瞬间的原型储存起来，这会导致冲突。对一个客观的观察者，用经验自我的报告来评估这个事件，他在意的就是曲线下的面积，那代表了综合不同时间的所有痛，它的本质是总和。记忆自我所保持的记忆，相反的，是那一剎那的表征，强烈受到顶峰和结尾的影响。
当然，演化使动物的记忆完整地储存，对一只松鼠来说，「知道」牠一共储存了多少食物总量是很重要的事，而坚果的平均大小的表征并不是一个好的替代。然而，一段时间中的快乐和痛苦的总和也许对生物不那么重要，我们知道，老鼠对快乐和痛苦都有「长度的忽略」。在一个实验中，灯光一出现，电击就产生，所以老鼠很快就学会害怕光，牠们恐惧的强度可以用几个生理反应的指标来测量。这个实验主要是发现电击长度的效应（没有或是只有一点）──老鼠在乎的是痛苦刺激的强度。
另一个经典研究显示，用电刺激老鼠大脑的某一个部位会产生一个很快乐的感觉，这强度强到老鼠愿意不吃不喝一直去按杆，使电流去刺激牠的大脑，带给牠快感，这只老鼠最后会饿死，因为牠没有停下来吃东西。快乐的电刺激可以有不同的强度和长度。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只有强度有关系，到某一个程度，再增加电刺激的长度不会增加牠的快感。这个规则同时也规范了人类的记忆自我，它是有很长的演化历史的。
生物vs.理性
多年前，困扰我许久的注射难题中最有用的一个想法是：同样痛的注射的经验效用可以用计算打针的次数来测量。假如所有测量的结果都一样的厌恶，那么打20针会比打10针厌恶两倍，从20针减到18针和从6针减到4针有着同样的价值。假如决策效用没有对应到经验效用，那么这个决策一定有不对劲的地方。这同样的逻辑也可应用到「冷－手」实验：90秒的痛比60秒的痛更糟，假如人们愿意去选择长的版本，这个决策一定有错的地方。在我早期的难题中，这个决策和经验的差距源自减少的敏感度：18针和20针的差异比较不吸引人，比较不值钱；6针减到4针，再痛苦一下就结束，比较有价值。在「冷－手」实验中，错误反映出两个记忆的原则：长度的忽略和「顶峰－结尾」规则。它们的机制不同，但结果相同，是一个没有跟正确经验「合拍」(attuned) 的决策。
没有产生最好可能的经验的决策，和一个错误预测未来感觉的决策，这两者对认同理性选择的人来说，都是坏消息。「冷手」实验显示，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我们的偏好可以反映我们的利益，即使它们是基于个人经验，甚至即使那个经验的记忆是在刚刚前15分钟记下的，你都不能完全相信我们的偏好！偏好和决策是被记忆塑造的，而记忆可能出错。这个证据对「人类有一致性的偏好，而且知道如何去达到最大利益」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而这些正是理性代理人模式的基石。我们的心智天生有不一致性，我们对痛苦和快乐的经验长度有很强的偏好，我们要痛苦短暂，快乐长久。但是我们的记忆──这个系统一的功能，是演化来去描绘一个痛苦或快乐最强烈的剎那（顶峰），以及当这个事件终止时的感觉。我们的这种会忽略长度的记忆，并不能帮助我们对长久快乐和短暂痛苦的偏好。
说到两个自我
「你完全是从记忆自我去想你失败的婚姻。离婚就像一首有刮痕的交响乐，结束得不好不代表它全部都不好。」
「这是一个不好的长度忽略例子，你给好的和坏的经验同样的加权，虽然好的部分比其它部分长了10倍。」
36 生命像个故事
早期在我还在研究经验的测量时，我去看了维尔第 (Verdi) 的歌剧「茶花女」(La Traviata)，这是个很有名的歌剧，不但音乐美，故事也很感人，讲一个年轻的贵族爱上一个风尘女郎的爱情故事。年轻人的父亲去找这位小姐，说服她为了保护这个家庭的荣誉及他妹妹可能的婚姻，要她放弃他。在这幕超级自我牺牲的剧中，茶花女假装拒绝她所爱的人，不久她就得了肺病，在最后一幕中，茶花女快死了，旁边有几位朋友。她的爱人知道后，赶到巴黎来看她，听到这个消息，她被希望和快乐所鼓舞，像变了个人似的，但是她很快就香消玉殒了。
不管你看过这个歌剧多少次，你还是为当时的紧张和害怕所抓住：年轻的爱人会及时赶到吗？你有那种感觉──他得在她死以前，马上赶去跟她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他赶上了，当然，最后好听得不得了的爱情二重唱才能登场，唱了十分钟后，茶花女死了。
在看完歌剧回家的路上，我在想，为什么我们那么在乎最后十分钟的戏？我马上了解，我并不在乎茶花女生活的全部，假如你告诉我，她只活了27岁而不是我以为的28岁，这个她失去了一年快乐的生活并不会感动我，但是如果她失去了最后十分钟，就大有关系了。假如我知道他们其实还有最后一个礼拜在一起，而不是十分钟，我所感到爱人重聚的情绪也不会改变。假如她的爱人来得太迟，没有见到一面，那么「茶花女」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故事会是关于显著的事件和无法忘怀的时段，但不会是时间的消逝。时间长度的忽略在一个故事中是正常的，结局常界定了它的性格，这个同样的核心特质出现在说故事的规则中，也在大肠镜、度假和电影的记忆里。这是记忆自我工作的方式：它编一个故事，保留它作未来的参考。
不只是「茶花女」使我们想到生命是一个故事，希望它能有好的结局。当我们听到一个与女儿多年不讲话、不来往的女人过世时，我们想要知道母亲死亡之前母女有无和好，我们不是只在乎女儿的感觉，我们说的是母亲的故事，我们希望她的生活会圆满。我们在乎一个人通常是以关心她们故事质量的方式出现，而不是关心她们感觉的质量。我们甚至可以为已经死去的人他们故事的改变而深深感触。我们为到死都深信妻子爱他的人感到怜悯，当我们听到她老早就有很多情人，跟她先生在一起只是为了他的钱，我们会很同情这个先生，虽然他很快乐地过了一生。我们会为一个科学家感到羞耻屈辱，她做出了重要的发现，却在死后被证实这发现是假的，虽然她并没有经验到这个羞辱。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乎我们自己生活的故事，非常希望它是个好故事，里面有个好英雄。
心理学家迪纳 (Ed Diener) 和他的学生想知道是否时间长度的忽略和「顶峰－结尾」规则会掌控整个生命的评估。他们用一个虚构的人物，珍──一个从来没有结婚，没有小孩，在一场车祸中突然死去的故事给受试者看。在一个版本中，她这一生都过得非常快乐（30年或60年），喜欢她的工作，去度假，与她的朋友在一起，有她的嗜好。另一个版本是增加了五年的寿命，死时是35岁或65岁，这额外的五年被描述为过得不错，但不及之前那么好。读完了珍的故事后，每一个学生要回答两个问题：「就她整个生命来说，你认为她的生活有多么令人羡慕」以及「你认为珍这一生经验到多少的快乐或不快乐？」。
这个结果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证据，时间长度是可以被忽略的。在受试者组间设计（不同的受试者看不同的版本），增加生命的长度一倍并没有增加她生命的可羡慕性，也不影响对她总和的快乐经验的判断。显然的，她的生命是切一片原型下来代表，而不是看一序列的时间切片。因此，她的全部快乐总和 (total happiness) 是她生命中某一段典型生活的快乐，并不是她一生快乐的总和。
迪纳和他的学生也发现少就是多的效应，很强烈的显示平均（原型）可以取代总和。增加五个有一点快乐的年头，对一个很快乐的人生来说，反而使整个生命的快乐总和下降了。
在我的催促下，他们同时也搜集了受试者组内设计资料关于多增加五年寿命生活的效应，每个受试者要做立即判断决定「有多羡慕她的生活」和「你认为她这一生经验到多少的快乐或不快乐」。虽然我对判断错误有多年的经验，我还是不能相信一个理性的人会说增加五年稍微快乐一点的时光，会使生命更糟。我错了，几乎全体都直觉认为这五年使生活变得更糟。
这判断的型态这么奇怪，迪纳和他的学生一开始认为这是参与实验的年轻人的蠢事，然而当学生的父母亲和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来做同样实验时，结果的型态并没有改变。在直觉评估整个生活以及很短的生活片段，顶峰和结尾有关系，但是和时间的长度没有关系。
在提到时间长度没有效应时，很多人都会提出抗议，生产时的阵痛，24个小时绝对比6小时糟，6天待在度假胜地绝对比3天待在同样地方好。在这些情况，时间长度是有关系的，但是这只是结束时的质量跟这个事件长度的改变。一个妈妈在24小时的阵痛后一定比6个小时阵痛的母亲更筋疲力竭，你忘了度假6天的人一定比休息了3天的人更有活力。当我们直觉的评估这些事件时，真正有关系的是目前这个经验渐进地衰败或改进，以及这个人在结尾时的感觉。
失忆的度假
请考虑一下度假的选择，你会比较喜欢去年住过的海滩休息一周，还是你喜欢充实你旅游的记忆？为了这两种需求，因而发展出两个不同的产业。渡假村提供恢复元气的放松；旅行团则帮大家制造回忆及累积生命故事。观光客发狂似地照相，表示储存记忆是旅游的重要目标，到此一游一定要拍照留念，它塑造了度假的计划和度假的经验。拍照者并没有把这个景象当作当下的品味欣赏，而是照起来作为未来的记忆。相片对记忆自我可能很有用──虽然我们很少把它拿出来看，或甚至从来没有拿出来看──但是照相不一定是让观光客的经验自我去享受景色的最好方式。
在许多的情况，我们评估观光客的度假是以他能说出来的故事和他所储存的记忆来判定。「难忘」(memorable) 这个字常常用来形容度假的高潮，明确地指出经验的目的。在其它的情境──爱情进入心中──那一剎那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虽然不见得一定正确，但爱改变了那一瞬间的意义。一个自我意识难忘的经验会有特别的加权，在记忆中留下特定的地位。
迪纳和他的同事提供证据，选择度假的是记忆自我。他们请学生春假中每天写日记，而且纪录每一天经验的评估。学生也提供了春假整体的评估，在春假结束时交给实验者，他们要表明以后想不想再重复这次的度假经验。统计的分析显示，以后要不要再去度假完全取决于最后的评估──即使评估分数并无法正确地代表日记中所描述经验的质量。就像「冷－手」实验一样，人们是用记忆在选择。
你可以做一个你下一个度假的思考实验，这会使你观察到你对自身经验自我的态度。
在假期结束时，所有的相片和录像带都会被销毁，此外，你会喝下一罐药水，将你的度假记忆洗掉，请问上述会如何影响你的度假计划？相较于一般难忘的度假，你愿意付多少钱去拥有一个上述的度假？
虽然我没有正式去研究对这个场景的反应，我从跟人们讨论中得到的印象是，消除记忆大大减少了经验的价值。在一些情境中，人们对待自己就像他们对待失忆症病人似的，选择去得到最大的快乐就是回到过去他曾经快乐过的地方。然而，也有人说，他们可以不必去，表示他们在乎的只是记忆自我，不在乎他们失忆的经验自我。很多人说他们不会让自己或失忆者去爬山或健走，因为这些经验在当下都很痛苦，只能期望达成目标的苦与乐都将令人怀念这一点来找到价值。
另一个思考的实验是想象你要做一个很痛苦的手术，手术过程中你将保持清醒，你被告知，你会痛苦地尖叫并且哀求医生停止手术。医生答应给你一个会引发失忆症的药，把你当时所有的记忆完全洗掉。你对这个手术感觉是什么？在这里，我非正式的观察是，大部分人对他们经验自我的痛苦漠不关心，有的说他们根本不在乎。有人跟我的感觉一样，那就是我对受苦的自我感到同情、怜悯，但不会比对一个陌生人的痛苦更为怜悯。这看起来很奇怪，但是我是我记忆自我的我，那个替我生活的经验自我，像个陌生人似的，与我没关系。
说到生活是个故事
「他拚命地要保护生命故事的完整性，这个完整性受到最近发生事件的危害。」
「你似乎把整个假期花在建构记忆上，或许你该放下照相机，享受当下，即使这当下并不是那么难以忘怀。」
「她是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她不再记得她的人生了，但是她的经验自我还是对美与温柔敏感。」
37 经验到的幸福
大约在十五年前，我对研究幸福感兴趣时，我很快发现，几乎所有关于幸福的知识是来自一份用来测量快乐的调查问卷。这问卷的问题很明显的是问你的记忆自我，由它来思考你的生活，几百万人都做了类似下面问题的问卷：
把所有的事综合考虑，你对你最近几天的生活有多满意？
我是从大肠镜和「冷──手」实验走到幸福这个题目，所以我很自然地怀疑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可否做为幸福的有效度测量。就像记忆自我在我的实验中不是好的证人，我聚焦到经验自我的幸福感上。我问：假如海伦花大部分的时间在她喜欢做的事情上，很少时间在她想要逃避的事情上，以及很少时间在她不在乎的中性事情上──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生命很短。那么你可以说，「海伦在三月时很快乐。」
我们有很多愿意继续而不愿意停止的经验，包括心智和身体的快乐，一个例子就是契克生米哈利所谓的「心流」──就是一些艺术家在他们创作当下所感受到的心智状态，也是一般人全心投入一个电影、一本书，或一个字谜时，所感觉到的忘我状态：在这情况时，任何中断、干扰是不受欢迎的。我记得在我的快乐童年，每一次我妈妈把我从玩具旁拉开，带我去公园玩时我会大哭，她要把我从秋千和溜滑梯旁拉开带我回家时，我也会大哭。对任何中断的抗议就是我所谓很快乐、很投入的一个表记，对玩具如此，对秋千也是如此。
我提出一个测量海伦快乐的客观方法，就像我们测量两个大肠镜病人经验的方法一样。我们评估她生命中连续时段的幸福经验。在这里，我用了艾吉沃斯一百年前快乐计的方法。在我一开始做这个研究时，我是想把海伦的记忆自我排除，因为它对经验自我的实际的幸福感觉，是个易犯错的证人。后来我想这样做是太极端了，事后证明它的确是太极端了，不过这是个好的开始。
经验到的幸福
我组织了一个包括三个不同研究领域的心理学家、一个经济学家的「梦想团队」，我们一起去发展一个测量经验自我的幸福指标的方法。很不幸的是，一直记录幸福经验是不可能的事──当你一直不停地报告你的经验时，你就没有办法正常过日子了。最接近的方法就是经验取样，这是契克生米哈利所发展出来的方式，从它最早使用到现在，科技已进步了很多。现在可以在个人的手机中设定，在随机的时段震动或哔声来做经验的取样。手机会出现一个短的问题选项：你现在在做什么？跟谁在一起？受试者有一个量表来报告她当下感觉的强度：快乐、紧张、愤怒、担忧、投入、身体疼痛等等。
经验的取样成本很高而且烦琐（虽然比大多数人一开始以为的容易很多：回答问题只要花很少的时间）。我们必须发展出一个比较实际的方法，所以我们后来做了一个「重新建构日子的方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DRM)。我们希望它能搜集到经验取样的结果，提供人们花时间过日子更多的讯息。受试者（在早期的研究中都是女性）要参加一个两小时的课程，我们先请她把昨天重新过一次，把它切割成很多场景，像拍电影时那样。然后她们要回答很多有关她们生活事件的问题，这是根据经验取样方法编写出来的。她们从一个单子上挑选一些她们最常做的活动，标出她们最注意的那个，也要列出跟她们在一起的人的名单，从06的量表中标出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感觉强度（0＝没感觉，6＝强烈感觉）。我们的方法是根据一个证据：人们可以很仔细地提取过去的情境，也可以重新再经历一次在那个情境的感觉，甚至经验他们早先情绪的生理征状。
我们假设受试者很正确地重现她在那个事件中特定时段的感觉，好几个经验取样的比较确定了DRM的效度。因为受试者同时也报告这个事件的起点和终点，我们就能够去计算出一整天清醒时间，时间长度－加权对她们情绪的测量，长的事件比短的事件在计分上加权多。我们的问卷同时也包括测量生活的满意度，这是对记忆自我的满意度。我们用DRM来研究幸福情绪和满意的决定因素，我们的受试者包括美国、法国和丹麦几千名妇女。
当下的经验或一个事件是不容易用单一快乐价值来表达的，它里面有许多正向的情绪，包括爱、快乐、投入、希望、有趣等等。负向的情绪也有许多种，包括愤怒、羞耻、沮丧，和寂寞。虽然正向和负向情绪同时存在，你还是可以把生活的某个时段划分为正向或负向。我们可以用比较正向和负向形容词的评分来知道是不是不愉快的事件，假如一个负向感觉比所有正向感觉给的分数都高，我们把这个事件叫做不愉快事件。我们发现美国妇女花19%左右的时间在不愉快的状态，比法国妇女高 (16%)，也比丹麦妇女高 (14%)。
我们把一个人花在不愉快状态的百分比时间叫做U指数 (U-index)，例如，在清醒的16小时中，有4小时在不愉快的状态，她的U指数就是25%。U指数的好处是它不是基于评分，而是基于客观的时间测量。假如一个母群U指数从20%降到18%，你就可以推论这个母群花在不愉快情绪或痛苦的时间减少了十分之一。
一个惊人的观察就是痛苦情绪的分布是不平等的。一半的受试者报告她们一整天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但是也有很多的人一整天都经验到情绪的不快，它看起来是有一小部分人承担了最多的痛苦，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一个不快乐的心情，或是她们生活中不幸的遭遇和个人的悲剧。
我们也可用U指数来计算活动。例如，我们可以测量人们在上下班，工作时，或跟他们的父母、配偶和孩子沟通时，花在负面情绪上的时间比例。对一千名住在美国中西部城市的妇女来说，早上通勤时的U指数是29%，工作时是27%，照顾孩子时是24%，做家事时是18%，交际时是12%，看电视时也是12%，做爱时是5%。U指数在周间比周末时高6%，最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在周末花比较少时间去做他们不喜欢做的事，也不会有跟工作有关的紧张和压力。最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与孩子相处的情绪经验。美国妇女跟孩子在一起的情绪经验，比做家事还要无趣一点。在这里我们发现法国妇女和美国妇女少数几个相反的项目之一：法国妇女花比较少的时间跟她们的孩子在一起，但是享受的感觉比较多，或许因为她们的幼儿照顾机构比较多，比较不需要花下午的时间开车送孩子去参加各种活动。
人在任何一个时间的心情是决定在她的脾气和整体的快乐感。但是情绪的幸福同时也依每天和每周有很大的起伏。某个时段的心情主要是看当时的情境，例如，上班的心情是不太会受到一般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包括福利条件和职位。最重要的是情境因素，如跟同事交际应酬的机会、暴露在很吵的噪音底下、时间的压力（这是负面情绪很重要的来源），以及上司立即的压力（在我们的第一个研究中，它是唯一比孤独一个人更糟的事）。注意力是关键。我们的情绪状态有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我们在注意什么，我们一般是聚焦在目前在做的事情上，以及直接的周边环境。不过也有例外，当主观经验的质量是由一直出现的思想所控制，而不是由当时发生的事件时。例如坠入爱河时，即使碰到塞车你也可能觉得很快乐；悲伤时，即使在看喜剧，你也觉得很沮丧。不过，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从在那当下所发生的事得到我们的快乐和痛苦，例如，要从吃得到快乐，你必须注意到你正在吃。我们发现法国和美国的妇女花同样的时间在吃东西上，但是法国妇女对吃的注意力是美国人的两倍，美国人常把吃和别的活动综合在一起，所以她们对吃的快乐就被稀释了。
这些观察可以应用到个人和社会，要把每天的时间花在哪里，这是人们可以有一些控制的。很少人能用意志力使他们有阳光般的个性，但是有些人可以安排他们的生活，使自己不必花那么多时间在通勤上，所省下来的时间可以做他们喜欢做的事，跟他们喜欢的人在一起。跟不同活动联结在一起的感觉，显示另一个增进经验的方法，那就是把被动的休闲（如看电视），转换成主动的娱乐（如交朋友、运动）。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改进工人交通的方式、增加职业妇女托婴的设施、增加老人社交的机会，可能可以减少社会的U指数──即使减少1%也是很大的成就，它等于免去百万个小时的受苦。把对时间的用途和经验的幸福的全国性调查结合在一起时，它可以带给社会政策很多的讯息。我们团队中的经济学家克鲁格 (Alan Krueger) 就是致力于介绍这个方式的元素进入国家统计数据库的第一人。
测量经验的幸福现在已经普遍地应用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全国性调查中，盖洛普世界调查 (Gallup World Poll) 也延伸这些测量到美国好几百万人以及150多个国家。这个调查激发受试者前一天情绪经验的报告，不过不及DRM法那么详细。这个巨大的样本使我们可以做很精细的分析，这些分析肯定了情境因素、身体健康和社会接触在经验幸福上的重要性。不令人惊讶的，头痛会使人心情不好。预测一个人今天心情的第二好的指标，就是他有没有跟亲友接触。快乐是花时间与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在一起，这句话其实一点都没有夸大。
盖洛普的数据使我们可以做两个层面的幸福比较：
?人们经验的幸福是他们过他们想要的生活。
?幸福是人们在评估自己生活时所下的判断。
盖洛普的生活评估是用「康崔尔自我锚点努力量表」(Cantril Self-Anchoring Striving Scale) 的问卷来测量的。
请想象一个楼梯，它有从0到10个阶梯，楼梯的最上层代表着你可能过的最好生活，最底下的代表着最坏的生活，你认为你现在是站在第几层楼梯上？
有些生活的层面比生活的经验对评估一个人的生活更有影响力，教育就是一个例子。高教育程度常跟生活的高满意度联结在一起，但是没有跟高幸福感的经验连在一起。的确，至少在美国，更高的教育通常有更多的压力。从另一方面来说，身体不健康对经验幸福的厌恶效应会比生活的评估大很多。跟孩子一起生活也对每一天的感觉带来很大的伤害──父母常常报告压力和愤怒，但是它对生活的评估厌恶效应却很小；信教的受试者也对正向情意和压力减低的宗教偏好大于生活的评估。然而，很惊讶的是，宗教并不会减轻人们对沮丧和担忧的感觉。
有一个研究是分析盖洛普－希斯威幸福指数 (Gallup-Healthways Well-Being Index)。这个每天调查1,000名美国人所搜集的45万人以上的资料，为幸福研究中最常被问的一个问题提供了确定的答案，这个问题是：钱可以买得到幸福吗？它的结论是，贫穷使一个人愁眉不展，财富可强化一个人对生活的满意度，但是不能增加经验的幸福。
一般来说，极度的贫穷会放大生活中其它不幸的经验效应，尤其是疾病。对非常穷的人来说，生病的打击比生活过得去的人糟很多倍。对收入在曲线前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来说，头痛会让他们感觉悲哀和忧虑的人数从19%升到38%；对曲线最穷的十分之一人口来说，同样是头痛，感觉难过的人数则从38%升到70%，基准线愈高，增加的幅度也愈多。非常穷的人和其它人的差异也在离婚和寂寞上看到效应。此外，周末对经验幸福的好处，对非常穷的人来说也比大部分人小。
在家庭收入75,000美元的高生活指数区，幸福经验的满足不再往上升（低生活指数区的收入应该少一点）。超过这个程度的幸福经验和家庭收入的联结是零。这很令人惊讶，因为高收入无疑地能够买更多的欢乐，包括去有趣的地方渡假、买歌剧的票，以及增进生活环境等等。为什么增加这些娱乐不能增加所报告出来的情绪经验？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更高的收入是联结到享受生活中小快乐的能力减少了。有一些证据显示：暗示学生有关财富的念头会减低他们在吃巧克力糖时，脸上快乐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