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在经验到的幸福和生活满意度之间有明显的矛盾。更高的收入带来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远超过经验的正向效果所能达到的境界。关于幸福的一般结论和做大肠镜检查的实验结论一样清楚：人们对他们生活的评估和他们实际的体验可能是相关的，但是也有差别。如我以前所想的，生活满意度并不是幸福经验的瑕疵测量，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1]。
说到经验到的幸福
「政策的目的应该是减少人类受苦，我们设定目标在减少社会的U指数。处理极度贫穷者的忧郁症应该是优先要做的事。」
「增加你的快乐的最简单方式，是去控制你对时间的使用，你能找到更多的时间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吗？」
「在收入到达满意水平后，你可以买到更多的享乐经验，但是你会失去一些享受比较不那么贵的东西的能力。」
1.你可以对生活很满意，却不感到幸福。
38 对生活的沉思
图16取自德国社会经济小组 (German Socio-Economic Panel) 成员克拉克 (Andrew Clark)、迪纳，和乔杰利 (Yannis Georgellis) 所分析的资料。这个长期调查计划每一年都去问同一个人他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受访者同时也报告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生活上的重大改变。下面这个图就是人们在刚结婚时所报告的生活满意度。
这张图表每次都会引起听众紧张的笑声，这个紧张是很容易了解的：毕竟这些人决定去结婚是期待结婚会使他们更快乐，或是希望结婚会维持目前状态的快乐。吉尔博特和威尔生创造了一个很有用的名词，对很多人来说，决定去结婚是「感情预测」(affective forecasting) 的大错误。在结婚的那一天，新郎和新娘知道离婚率很高，对结婚的失望率更高，但是他们认为这个统计不适用在他们身上。
图16
图16令人惊愕的消息是生活满意度下降得那么陡，这个曲线一般是把它解释为适应的过程，新婚的快乐很快会因生活落入例行公式而消失。然而，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判断的快捷方式。当人们被问到他觉得他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时，这个「就整个来说，你对你生活有多满意」及「这些天来，你有多快乐」，并不像「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那么容易回答，受访者怎么能够在几秒内讲出答案来？如果你把它想成这是另一个判断，这对你会有帮助。大多数的人不能很快地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会很自动地把这问题用替代的方式使它变得很容易。这是系统一的工作，当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图16时，我们就看到不同的意义了。
许多简单问题的答案可以被替代去回答整体的生活评估。你记得前面谈过一个研究，刚回答过上一个月他有多少次约会的学生，报告他们「这些天来，你有多快乐」时，好像约会是他们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实。在另一个著名的实验中，施华兹和他的同事请受试者到实验室中填写一个生活满意度的问卷。不过，在他们开始填之前，他请他们帮忙影印一张纸。一半的受试者在复印机上发现一毛钱，这钱是实验者放的，这一点点小幸运，就足以大幅提高了对生活整体满意度的评估。心情的快捷方式是一个回答生活满意度问题的方法。
这个约会的调查和机器上一毛钱的实验，显现出对整体幸福问题的回答是以管窥天。但是当然，你目前的心情不是在你被要求评估你的生活如何时，唯一进入心中的事情，你很可能想到最近发生的大事，或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或是最近一直萦绕在你心头的事：你配偶的健康情形，你儿子交的损友，重要的成就或痛苦的失败。几个跟这个问题有关的事件会被想起来，还有很多不会被想到。即使它不被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如复印机上的一毛钱）所影响时，你对你自己生活的满意度必会因为马上可以进入你心中的小小例子而给它高分，它其实不是一个经过仔细思考后，你整个生活的答案。
刚刚新婚的人或即将结婚的人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比较容易想到婚姻这件事，因为婚姻在美国几乎全都是自愿的，所有人想到自己的婚姻或即将开始的婚姻都会感到很快乐。注意力是个关键因素，图16可以解读成被问到他们的生活时，人们会想到他们最近或即将到来的婚事的可能性。这个想法的鲜明性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因为它的新鲜感会慢慢衰退。
图16显示一个不寻常的高生活满意度，从结婚后大约维持二到三年。然而，假如这个高峰是因为回答这问题的快捷方式，我们能够从中学到关于幸福或适应婚姻历程的讯息就很少了，我们无法从它来推论幸福感在几年内升高然后逐渐退潮的原因。即使在被问到生活的问题时，是快乐地想到婚姻的人，后来也不一定就很快乐。除非他们是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想到自己快乐的婚姻，不然婚姻的幸福与否并不会直接影响他们整体的幸福。即使很幸运能够享受新婚快乐的夫妇，迟早也会从云端回到人间，他们幸福的经验也会依照他们当时的环境和活动而有所不同，就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
在DRM研究中，结婚（或同居）的妇女跟单身的妇女在经验幸福上并没有什么整体的差别。这两组人如何分配他们的时间的细节能解释这个发现。有伴侣的妇女比较少有时间独处，也比较少有时间跟朋友在一起。他们花比较多的时间做爱，但是也花比较多的时间做家事、准备食物和照顾小孩，这些都是比较不受欢迎的活动，当然，已婚妇女花很多的时间跟她丈夫在一起，对某些人来说，是很快乐的事。一般来说，经验到的幸福不受婚姻的影响，并不是婚姻对快乐没有关系，而是它改变了生活的某些层面而使它更好，也改变了生活的其它层次使它更坏。
有一个关于个人环境和他们对生活满意度低相关的原因是，经验到的幸福和生活的满意度两者都取决于天生的脾气。有一个研究显示，幸福的倾向跟高度和智力一样是可以遗传的，这从一出生就被不同家庭所收养的同卵双胞胎的实验上可得到证明。我们都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些表面看起来一样幸运的人，在快乐上，差别很多。在一些例子中，例如因为平衡效应 (balancing effect) 的影响，婚姻跟幸福的相关很低。这是因为，同样的情境对有些人来说是好，对另些人来说是坏，而新的情境有好也有坏。在其它的例子中，高收入者对生活的满意度多半是正向的，但是这个影像会因有的人很在乎钱而变得复杂了。
相关高教育程度的大型研究计划显示，年轻时为自己所立下的志愿和目标会影响他一生。这些资料是从1995－1997年所搜集的12,000份问卷中得来的，这些人是在1976年时进入美国的顶尖大学读书。那时他们是17岁或18岁，在入学时填了一份问卷，在一个4分的量表上（1是不重要，4是非常重要），评估自己未来在金钱的目标上要达到什么程度的富有，这量表代表了他们对金钱重要性的看法。二十年后，他们又填了一份问卷，其中包括了1995年的收入，以及对生活满意度整体的评估。
有没有目标造成很大的差异。在他们说出他们对金钱的抱负后十九年，大部分人都达到了这个目标。在这个样本群的597名医生和医学专业人员所填的金钱重要性量表中，每增加一分的人，平均收入就增加了14,000元，这是1995年的美元，比现在更值钱。没有上班的已婚妇女也可能有满意的财务情况，她们在量表上每升高一分，就会增加12,000元以上的家庭收入，因为她没有出外做事，这显然是来自她先生的收入。
人们在十八岁时对收入重要性的看法，同时也代表了他们长大后对他们收入满意度的预期。我们比较了高收入组家庭（收入超过20万美金）和低到中收入家庭（收入少于5万美金）两组人的生活满意度。对那些把金钱看得很重要，达到财务安全感为重要目标的人，收入对于生活满意度的效用更大，在总分为五分的量表上是0.57。那些说金钱不重要的人，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只有0.12。那些想要钱也赚到钱的人，比一般人更满意生活；想要钱却没有赚到钱的人，比一般人更不满意生活。同样的原则可以适用到别的目标──要有不满意的成年期，方法就是设定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让你自己一直不满意自己。用二十年以后生活满意度来测量时，「在表演艺术上出人头地」是年轻人最难以实现的目标。青少年期的目标影响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使他们最后变成什么样的人，也影响了他们对自己有多满意。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发现改变了我对幸福的定义。人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对他们将来要做什么，是如此的重要，只聚焦在经验到的幸福上是不对的。我们无法建立一个幸福的概念，因为概念忽略老百姓的需求；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个忽略人们平日生活感觉的幸福概念，而只聚焦在被问到生活的满意度时的感觉也不能代表他的幸福感，我们必须接受一个复杂的混合主张，两个自我的幸福都必须涵盖在内才行。
聚焦的错觉
我们可以从人们回答他们生活感觉的速度来推论，也可以从他们反应时的心情来推论。当他们在评估他们的生活时，他们并没有很仔细地去考虑这个问题。他们一定是用快捷方式在回答，这正是替代和WYSIATI的例子，虽然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看法受到了约会或复印机旁一毛钱的影响，这些实验的受试者并未忘记生命并不是只有约会或运气很好而已。快乐的概念不会因为捡到了一毛钱而突然改变，但是系统一马上就拿生活的这一小部分去替代了整个，注意力被导至生活的任何一个层面，立刻就被放大了。所以在做整体评估时，就只看到它了。这就是聚焦的错觉 (focusing illusion)，它可以用一个句子来描述：
当你在想它时，生命中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比它更重要。
这个想法来自我们家要不要从加州搬到普林斯顿去的辩论，我太太认为人们在加州比在东岸快乐，我则认为我们已经看到气候不是幸福的决定因素，北欧国家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民，所以这点不予考虑。我观察到永久性的生活情境对幸福的效应很小，所以一直试着去说服我太太，她对加州人比较快乐的直觉是个感情预测的错误。
不久以后，当这个争辩还在我心中时，我参加了一个全球暖化的社会科学工作坊。一位同事就他对下一世纪地球居民幸福感的看法提出辩论。我认为现在就去预测人们居住在温暖的地球上会如何太早了，我们都还不知道住在加州是什么感觉。在那个言语交锋不久，我的同事施卡德 (David Schkade) 和我就拿到一笔钱去研究两个问题：第一，住在加州的人有比住在别州的人快乐吗？第二，一般人认为住在加州的人比较快乐，这个信念究竟是什么？
我们找了加州、俄亥俄州和密执安州立大学的许多学生来做这个实验。我们从一些学生身上，得到了那门对生活中各个层面满意感的详细报告。再从另一些学生身上，我们得到了一个预测，关于你认为与你「同样兴趣、同样价值观」，但是住在别州的人会如何回答同样这份问卷。
当我们分析资料时，我很明显地看到我赢了这场家庭辩论[1]。如我预期的，住在这两个不同地区的人对气候的态度很不一样；加州的大学生享受加州的气候，中西部的大学生讨厌他们的气候，但是气候不是决定幸福的重要因素。的确，加州学生和中西部学生在生活满意度上，没有任何差异。但是我也发现，我太太并不是唯一认为加州人比别州人幸福的人。住在加州和中西部的学生也有这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得以追踪他们这个错误，来自一个把气候重要性夸大的信念上。我们把这个错误叫做聚焦的错觉。
聚焦的错觉主要来自WYSIATI，把太多的权重加在气候上，把太少的权重加在决定幸福的其它因素上。为了说明这个错觉有多强，请看下面这个问题：
你的车子带给你多大的快乐感觉？
这个答案马上跳入你的心中，你知道你有多喜欢你的车，多爱开它出去兜风。现在请看一下不同的问题：「你什么时候从你车子得到快乐？」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使你惊讶，但是它非常的直接。当你想到你的车时，你得到快乐（或不快乐）的感觉，但是你不会常常想到车子。正常的情况下，你在开车时，其实不会想到车子，你是在想其它的事情，你的心情是看那时在想什么而定。所以当要你评比你有多喜欢你的车时，你实际上回答的是一个比较窄的问题：「当你想到你的车子时，你从你的车子上得到多少快乐？」这个替代使你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你其实很少想到你的车，这是一个时间长度的忽略，其结果是聚焦的错觉。假如你喜欢你的车，你很可能夸大这个快乐，当你想到你现在这车子的优点时，以及在考虑购买一部新车时，这个错觉会误导你。
同样的偏见也扭曲了加州人有多快乐的判断。当问到住在加州有多快乐时，你的脑海里可能浮现一些很清楚的加州经验，例如夏天去登山或是冬天的气候温和。其实加州人花很少的时间在做这些事情，这是聚焦的错觉；此外，长住加州的人在你问到他对他生活整体的评估如何时，也很少会去想到加州的天气。假如你在加州住了一辈子，又很少出外旅行时，住在加州就像你有十根脚趾头一样，它很好，但是没什么值得你特别去想的地方[2]。对于生活各个层面的思想，只有在有鲜明对比的可能性浮现你的心头时，它才会引起你的注意。
但是刚刚搬到加州来的人，他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去想象一个人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搬到加州来寻求好天气带来的快乐。在刚搬过来的头几年，问他对他生活的满意度，这个问题可能会使他想到这次搬家，使他想起这两州气候的对比。他的比较绝对是搬来加州是对的，他对冬天温暖的天气绝对会扭曲他经验的加权，聚焦的错觉也会带来舒适，不管这个人在搬家后，有没有比较快乐，他会说他有比较快乐，因为关于气候的想法会使他相信自己更快乐了。这个聚焦的错觉会引起人们对自己目前的幸福状态、别人的快乐程度，以及他自己未来的幸福感产生误判。
一个下半身瘫痪的人，一天有多少比例的时间是心情不好？
这个问题几乎一定会使你想到一个下半身瘫痪的人，他现在正在想他目前的情况。你对他心情的猜想是，他在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心情一定不好。在意外刚发生时，你的猜想很可能是正确的，然而时间久一点了，他的注意力就慢慢移到别的东西上去了，因为下半身瘫痪这件事已经变成熟悉的事了。现在他的注意力会放在长期的痛苦上，如一直处在吵杂的环境下和严重忧郁。痛苦和噪音是生理上的讯号，它要吸引你的注意力，沮丧和忧郁是忧烦念头的自我增强。在这情况下是没有「适应」(adaptation) 发生。下半身瘫痪者也不例外。详细的观察发现，下半身瘫痪者大半的时间都是心情不错的，而且早在意外之后一个月，他们的心情就相当平稳了，虽然在想到自己现在的情境时，心情还是会低落，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下半身瘫痪者工作、读书、跟朋友开玩笑跟平常人一样，在读到报上的政治新闻时也会生气。当他们在做这些事时，他们跟别人没有任何差别，我们可以预期下半身瘫痪者经验的幸福在大部分的时间跟正常人是一样的。适应一个新的情境（不论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有一大部分就是愈来愈不去想它。就这点来讲，大部分的长期生活情况，包括下半身瘫痪和结婚，都是只有刻意去想到它时，才会感觉到。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好处就是有机会去指导聪慧的大学部学生去做研究论文。我最喜欢一个经验就是指导科恩 (Beruria Cohn) 去搜集和分析一般人认为下半身瘫痪者心情不好的时间比例。她把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是告诉他们这个严重意外发生在一个月以前，另一组则告知是在一年以前。此外每一个受试者都要填他自己有没有认得下半身瘫痪的朋友的问卷。关于一个月前受伤者的心情评估，那些认识下半身瘫痪者的受试者，估计下半身瘫痪者有75%时间心情不好；那些没有下半身瘫痪朋友的受试者，必须靠想象的，估计下半身瘫痪者70%的时间心情不好。相反的，这两组在估计一年前受伤的情境差别就很大了。有下半身瘫痪朋友的，估计41%的时间心情不好，没有认识下半身瘫痪朋友的，则估计有68%的时间心情不好。显然那些认识下半身瘫痪者的受试者观察到下半身瘫痪者逐渐把他的注意力从下半身瘫痪这件事上转移开，但是其它人未能预测到这个适应的发生，所以估计的百分比就不一样。判断赢了乐透奖的人一个月和一年以后的心情，也显现一样的模式。
我们可以预期下半身瘫痪者生活的满意度和那些有长期病痛的人一样，与他们经验的幸福感是低度相关的，因为要他们去评估他们的生活，无可避免地提醒了他们，别人的生活以及他过去所过的生活。最近结肠造口术（人工肛门 colostomy）的研究在病人经验到的幸福和他们评估自己的生活上，也有巨大的不一致性。经验的取样显示，这些病人和健康的一般人在经验的幸福上并没有什么差别。然而，结肠造口术的病人愿意用他几年的生命去换不必拖着人工肛门袋子的生活，活短一点也无妨。此外，那些现在不必挂着人工肛门袋子的病人，他们对过去的情形记得很清楚，他们甚至愿意牺牲更多的生命，只要不再回到挂人工肛门袋子的日子。看起来，对于经验自我所觉得相当舒服的生活，记忆自我有着大量的聚焦错觉。
吉尔博特和威尔生介绍了一个新字「错误欲望」[3] (miswanting) 来描述来自感情预测错误的坏选择。这个字应该纳入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中，聚焦的错觉（吉尔博特和威尔生把它叫做focalism）就是产生错误欲望的来源。它使我们倾向于夸大血拚或环境改变对未来幸福有改变的效力。
请比较一下会改变你生活的两件事：买一台很舒适的新车和参加一个每周聚会的团体，如桥牌俱乐部或读书会。这两个经验都是新奇的，一开始时都很兴奋，它主要的差别是你最终会不再注意你的车子，但是你会一直去参加社会互动的团体。根据WYSIATI，你会夸大车子的长期效益，但是你对社交的聚会或需要注意力的活动（如打网球或学拉中提琴），你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聚焦的错觉创造出一个偏见，使你喜欢那些一开始时，令人兴奋的物品和经验，即使它们后来会慢慢失去光彩。时间被忽略了，使长期需要维持注意力价值的经验，愈来愈没有受到它应该有的重视。
一再重复
时间的角色在本书的这个部分是一再重复了。把经验自我的生活描述成一序列有价值的片段是很合逻辑的，每一片段都有它的价值。这个片段故事的价值──我把它叫成快乐总分──就是这些片段价值的总和，但是我们的心智并不是这样来表示事件 (episodes) 的。如我前面描述的，这个记忆自我也会说故事和做选择，但是它的故事和选择都未能恰当地表示时间。在说故事的模式里，一个故事是以几个重要的片段来代表，尤其是开始、中间的高潮和结尾。时间的长度是被忽略掉了。在「冷－手」情境和在「茶花女」的故事中都有看到单一聚焦的情形。
在展望理论中我们看到不同的时间长度忽略的形式，赢了乐透奖，你的财富就是在一个新的状态，这状态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决策效用会呼应到对这个消息反应的强度上，注意力移转以及其它新状态的适应现象被忽略了，只考虑那一小段时间。对转移到新状态时的聚焦以及同时忽略时间和适应的现象，在对长期慢性疾病快乐的反应的预测上也有看到。人们在聚焦错觉上所犯的错误包括选择性的注意某一时段，而忽略发生在其它时段的事情。我们的心智很会说故事，但是它对处理时间好像不是很内行。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对幸福这个概念学到很多新发现的事实。但是我们同时也学到幸福这个字并不是只有简单的意义，不应该把它当作简单的意思来用。有的时候，科学的进步反而使我们比以前更迷惑了。
说到想到生活
「她以为买一部昂贵的好车会使她快乐，结果这是一个感情预测的错误。」
「他的车在去上班的路上抛锚了，所以他的心情不好，这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去问他的工作满意度。」
「她大多数时候看起来十分快乐，但是问起来，她说她很不快乐，这个问题一定是使她想起最近的离婚。」
「买一个大房子长期来看，不见得会使我们更快乐，我们可能会受到聚焦错觉之累。」
「他选择把时间平分在两个城市里，这可能是严重的错误欲望的例子。」
1.这里值得提一下就是，康纳曼的太太Anne Treisman是个非常有名的认知心理学家，她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她是Donald Broadbent的学生，当她还是牛津大学心理所的研究生时，就提出新的注意力理论，推翻她指导教授的看法。Broadbent是当时认知心理学中，注意力领域的泰斗。在我念书时，Anne Treisman是比康纳曼有名的。
2.这很对，我在加州住了22年，我的确很少想到加州的气候是温和的，只有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东部暴风雪、车子被埋在雪堆里时，会想到一下加州的气候。
3.误以为得到某样东西就可以使自己快乐的错误欲望。
总结
我在本书一开始时，介绍了两个虚构的人物，花了一些时间来讨论这两个物种，最后得到两个自我。这两个人就是直觉快速思考的系统一，和费力的、缓慢的系统二。系统二在其能力和资源之内，尽其所能地监控系统一。这两个物种一个是虚构的「经济人」，它住在理论的国度，一个是「普通人」，是在真实的世界中活动。这两个自我是经验自我，这是替你生活的自我，以及记忆自我，这是替你记分，做选择的自我。在这最后一章，我要来讨论一下它们的应用，但逆序讨论。
两个自我
记忆自我和经验自我在利益上冲突的可能性，比我一开始时想的还更难处理。在一个早期的实验，即「冷－手」研究中，时间长度的忽略和「顶峰－结尾」规则两者的综合，导出一个不合理的选择。为什么人们愿意忍受不必要的痛苦？我们的受试者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记忆自我，宁可去重复最后留下比较好记忆的实验情境，虽然那会使他的手忍受更多的痛苦。用记忆的质量来选择可能是一些极端个案的理由，例如在创伤后压力产生时。但是「冷－手」实验并非创伤，如果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他一定会为受试者选短一点的时间（即浸在冷水中60秒的那一组），倾向于经验自我。受试者自己所做的选择（手浸在冷水中90秒，但最后的30秒有一些温水注入，减少冰冷的程度）只能说是错误。时间长度的忽略和「顶峰－结尾」规则在评估一个故事时，例如在歌剧和判断珍的生活中，二者是同样站不住脚的。如果不给时间长度加权，只用生命的最后一刻钟去评估这个人的整个人生过得好不好是没有意义的。
记忆自我是系统二的建构。然而，它评估事件和生活方式所用的独特性质却是我们记忆的本质。时间长度的忽略和「顶峰结尾」规则源自系统一，它不一定呼应到系统二的价值。我们认为时间长度很重要，但是我们的记忆告诉我们说不是。这些管理我们评估过去事件的规则，对决策制定来说是个很糟的指南。我们存在的一个中心事实就是时间最终是有限的资源，但是记忆自我忽略这个真实性。时间长度的忽略加上「顶峰－结尾」规则，两者共同引发喜欢短期强烈享乐的偏见，而不喜欢长期持久的微快乐。这个同样的偏见也使我们害怕时间短暂、但可忍受的强痛，而宁可接受长时间但比较轻微的弱痛。对长度的忽略也使我们倾向于接受一个长期轻微的不愉快，因为结尾可能会比较好。如果它的结尾可能会不好，就倾向于放弃任何机会去得到过程中长期的快乐。把这个想法应用在不舒服上时，请想一下你常听到的训戒：「不要做，你会后悔的。」这个忠告听起来很聪明，因为预期的后悔是记忆自我的判决，我们也倾向于去接受这种最终不可上诉的判断。然而，我们不要忘记，记忆自我的观点常常是错误的。一个客观的快乐观察者，将经验自我的益处放在心中，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忠告。由于记忆自我对时间长度的忽略，对「顶峰－结尾」的夸大强调，及它容易受到马后炮的影响，加起来就使我们对实际的经验产生扭曲的自省了。
相反的，幸福对时间加权的概念把生命中所有时刻都当作一样的东西，不管值不值得回忆。有些时刻比别的时刻更值得加权，有时是因为它比较重要，有的时候是它比较值得记。人们花在值得记的事情上的时间应该包括在时间的长度之内，增加它的权重。一个时刻可以因为改变了下一个时刻的经验而变得重要。例如，花在练小提琴的一个小时可以加强拉小提琴很多小时的经验[1]。同样的，一个短暂可怕的事件引起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那么这个事件在它所引起的长期痛苦上，加权应该比较重。从时间长度加权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在确认这个时刻是有意义的，或值得记忆的事实之后，才决定是否要加权。这种句子：「我永远记得……」或「这真是一个有意义的时刻」是被当作承诺或是预测，它很可能是假的，它们通常也是假的──即使在讲的时候很真诚。许多我们说我会一辈子记得的事件，十年后忘得一乾二净。
时间长度加权的逻辑是很显而易见的，但是它无法被认为是完整的幸福理论，因为个人是认同他们的记忆自我，在乎他们的故事。一个忽略人们要什么的幸福理论是没有办法持久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忽略人们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完全聚焦在他认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理论，也是无法成立的。记忆自我和经验自我两者必须同时被考虑到，因为它们的利益并不见得总是一致，哲学家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
至于哪一个自我比较重要，并不是哲学家的问题而已。它对很多领域的政策都有关系。尤其是医疗和社会福利。请想一下对各种医疗方式应该做的投资，包括盲、聋、或肾脏衰竭。这项投资应该决定于人们有多恐惧这个情境吗？难道投资不该以病人实际经验到的痛苦为指引吗？还是它们应该依据病人有多希望从这情境中被解救出来的强度，以及他们有多愿意去牺牲以求达到这个解脱？对聋、瞎、人工肛门和洗肾的投资排序可能会因使用哪种痛苦程度测量法而有所不同，我目前没有看到解决的方法，但是这个问题太重要不该被忽略。
用幸福的测量来做为政府政策制定的指引，最近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在学术界和欧洲各国政府中皆如此。现在已经可想象（虽然几年前还无法），一个社会痛苦的指标有一天会被放入国家统计资料中，跟测量失业率、残障率和收入一样。这个想法是走了很久才达到今天的共识。
经济人和普通人
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叫那些可以说理的人有理性，假如他们的信念跟真实世界同调，他们的偏好也跟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相符合。「理性」这个字传达出一个很谨慎、很会计较，没什么人味的影像。但是在一般的语言中，一个理性的人是绝对可讲理的。对经济学家和决策理论学家来说，这个形容词有个完全不同的意义。对理性的唯一测验不是这人的信念和偏好是否合理，而是它们是否有内在的一致性。一个理性的人可以相信有鬼，只要她所有的其它信念都跟鬼的存在有一致性；一个理性的人可能宁可被人恨而不要被人爱，只要他的偏好是有一致性的。理性就是在逻辑上一致的──不管它有没有道理。就这个定义，经济人是理性的，但是有压倒性的证据指出，普通人是不可能理性的。一个经济人不可能受促发、WYSIATI、窄框、内在的看法，或偏好逆转的影响，但普通人却一致性地无法避免这些影响。
把理性定义为思想理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是个不可能突破的限制，它要求符合逻辑的规则，光就这一点，一个有限的心智就无法去实行。合理的人无法符合那个定义的理性，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说他没有理性。不理性 (irrational) 是个很强烈的字，它带有冲动、情绪化，和倔强抵制理性说法的味道。我常常在人们说我跟特维斯基的研究展现了人类的选择是非理性时，感到畏缩。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只是显示普通人不是理性代理人模式描述的那样而已。
虽然人们不是无理性，他们常常需要帮助才能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和比较好的决策，在有些情况下，政策和机关可以提供帮助。这样的说法也许看起来无害，但是事实上，它是颇有争议的，就如重要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解释，对人类理性的信心是跟一个理念紧紧连接在一起：防止人们做出错误选择是不必要甚至不道德的。理性的人应该是自由的，他应该要负责照顾自己，芝加哥学派的领导人佛瑞曼，在他的畅销书《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 中表达了这个看法。
代理人是理性的假设，为自由主义支持者对公共政策的看法提供了一个学术基础：不要干涉个人选择的权利，除非这个选择会伤及他人。而对能够把货物分配到愿意付最多钱的人是市场效能，对市场效能的赞叹更有力支持了自由主义的政策。芝加哥学派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理性成瘾理论〉(A Theory of Rational Addiction)。它解释一个对强烈且立即的满足有极大偏好的理性代理人，可能会做出理性决策，接受未来成瘾这个结果。我有一次听到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贝克 (Gary Becker)（他同时也是芝加哥学派的诺贝尔奖得主）轻松地在争辩，但并非开玩笑地说：我们应该从人们相信糖尿病的解药马上就要出来的信念去解释肥胖症的流行[2]。他这句话很对：当我们观察到人们的行为很奇怪时，我们应该先检视一下他们可能有一个好理由去这样做。只有当理由是非常不可能时，才去动用心理学来解释──这就是贝克对肥胖症可能的解释。
在一个经济人的国家，政府应该让经济人去做他的选择，只要这个选择不危害到他人。假如一个骑摩托车者选择不戴安全帽，自由主义者会支持他的选择权利。老百姓知道他在做什么，即使他们决定不要为老年而储蓄，或愿意为吸毒去上瘾。有的时候，这个立场会招来批评：因为年轻时没有存足够的钱来做退休金而老年衣食无着落的人，比那些吃完大餐再来抱怨账单太贵的人得到较多的同情。所以在芝加哥学派和行为经济学家之间的辩论还有得瞧的，行为经济学家拒绝极端的理性代理人模式。自由是一个不可被挑战的价值，所有参加辩论的人都赞成自由，但是行为经济学家认为生活远比相信人类是理性的人主张的复杂得多，没有任何一个行为经济学家赞成国家强迫它的国民去吃健康食物，去看只有对灵魂好的电视节目；然而，对行为经济学家来说，自由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是由做出坏选择的人来承担，以及觉得应该帮助他们的社会。对行为经济学家来说，要不要保护个人使他不要做出错误的决策，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人不必面对这个问题，因为理性代理人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对支持这个学派的人来说，自由是免费的。
2008年，经济学家瑟勒和法律学家孙斯坦两人合作写了一本书《推力》，很快就变成国际畅销书，成为行为经济学家的圣经。这本书介绍好几个新字到我们的语言中，包括经济人 (Econs) 和普通人 (Humans)，同时也对如何在没有限制自由的情况下，帮助人们做出良好的决定，为这个两难问题提出了解答。瑟勒和孙斯坦赞成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 (libertarian paternalism)，国家和政府机关可以轻轻去推 (nudge) 人们做出对他自己有长期利益的决定。雇员和老板共同出钱使员工退休时，有退休金可拿就是一个例子。你很难去说，公司规定你自动加入退休金计划是剥夺了你的自由，因为你只要勾一下格子就可以不要。我们前面有看到，个人决策的框架──瑟勒和孙斯坦把它叫做选择建筑 (choice architecture) 在结果上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推力」是根据有效的心理学设计的，我在前面已说过了。不参加的选项被理解为正常的选择，从正常选择脱离出来的行为是需要更费力、特意去做的行为，做比不做会得出更大的后悔。这个巨大的力量会使一个本来不确定该怎么做的人，去做出决定。
普通人比经济人更需要保护，使他们的弱点不被利用，尤其是系统一的俏皮和系统二的懒惰的伤害。理性代理人是被假设很仔细地做出重要的决策，而且会利用手边所有的讯息去做这个决策。经济人会在读完并且了解契约底下的小字后才去签名。但是普通人不会，一个设计出让顾客不会仔细去读而习惯性马上签名的不法公司，有很大的法律空间把重要的讯息隐藏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让你没有注意到。理性代理人极端形式的有害应用是，假设顾客不需要保护，只要确定相关的讯息都有公开揭露就好了。印刷字体的大小和所用语言的复杂度被认为是不相干的──当小字很重要时，一个经济人知道如何去处理小字。相反的，《推力》要求公司给出去的契约要很简单，能够让一般的老百姓看得懂。瑟勒和孙斯坦的这些建议遇到了很大的反对，反对的当然就是那些如果顾客被更有效地告知，他们的利益就减少了的那些公司。但一个公司之间能用它更好产品来竞争的世界，当然比企业竞相以蒙骗顾客来赚钱的世界更好。
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的特质是它对所有政客都有吸引力。行为政策的一个最好例子是「明天储蓄更多」(Save More Tomorrow) 的案子，在国会中很不寻常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从极端保守的到自由派的都赞成。「明天储蓄更多」是公司给它职员的一个财务计划，参加的职员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升级加了薪，公司就从他加的薪水中扣更多做储蓄，固定比例的钱会自动存入他的户头，直到职员说要提出来用了为止。这个强迫储蓄计划是瑟勒和班纳兹 (Shlomo Benartzi) 在2003年提出来的，它增加了几百万劳工的储蓄率，替他们搭了一座桥使可以望得见未来。它是根据一个心理学的原则，本书的读者一定会认得出，它用加薪的方式去增加储蓄，把损失转移成过去的「获得」，避免了人们对立即损失的抵抗，这比较容易去忍受。而这自动化非常符合懒惰的系统二的胃口，公司这样做是为了员工长期的利益，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强迫任何人去做任何他不想要做的事，也没有任何误导或诡计。
这个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被很多国家所采用，包括英国和南韩，也被许多不同党派的政客所支持，包括工党和欧巴马总统的民主党。的确，英国政府创造了一个新的单位，它的任务就是应用行为科学的原则去帮助政府完成它的目标。这个办公室的名字叫做「行为卓见团队」(Behavioural Insight Team)，但是政府内和外的人都叫它「推力单位」。瑟勒是这个团队的顾问。
写完《推力》之后，孙斯坦就被邀请到白宫，担任欧巴马总统信息与管制事务局的局长，这个位子给了他很多机会去鼓励官员把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原理用在政府机关上。他的任务在2010年管理与预算局的报告上有列出。本书的读者会感谢这个建议背后的逻辑，包括鼓励：「清楚、简单、有重点，有意义地说明一件事」。读者也会看到这种句子背后的意义：口头报告非常重要，例如，「如果一个重要的结果被框成损失，它所造成的影响就会比它被框成是得利来的大。」
我们在前面谈到了汽油的消耗在不同的框架下所造成不同的影响，其实还有更多的应用，例如自动加入健康保险，一个新的鲜明的形象──一个盛满均衡食物的盘子取代了大家看不懂的旧食物金字塔，以及美国农业部允许贴在肉类食品外面的「90%无脂」(90% fat-free) 的标示规则，它其实就是有10%的肥油，现在这个说明也要标示了，同时要用和「90%无脂」同样颜色、大小、字体的字印在同样背景的颜色上，确保消费者有看到。不像经济人，我们普通人常需要帮助才能做出好的决策，而这可以透过提供信息、不干扰的方式来协助你。
两个系统
本书把心智的运作描述成两个虚构人物之间的互动：自动化的系统一和需费力的系统二。你现在相当熟悉这两个系统，可以预期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下会怎么反应。当然，你也记得这两个系统并不是真的存在大脑中，「系统一做X」（X指活动）是「X自动出现的」简单说法。「系统二启动去做Y」是指「提升警觉、瞳孔放大、注意力聚焦，Y活动开始进行」的简单说法，我希望你觉得系统的语言跟我一样觉得很有用。我希望你已经有一个直觉的感觉，知道它们是怎么运作的，而不会为他们是否存在所迷惑。在说完这些必要的警告后，我会继续用这个语言，直至本书结束。
这个有注意力的系统二就是我们以为的自己，系统二说出我们的判断，做出决定，但是它常常替系统一的感觉背书或替系统一的想法和感觉找理由。你可能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某个项目很乐观，因为项目领导人在某个方面使你想起你深爱的妹妹，或你不喜欢某个人，因为他看起来有点像你的牙医生。假如被问到理由，你会搜索你的记忆，找出说得过去的理由，而你一定找得到一些，而且你会很相信你所编造的故事，认为自己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不喜欢这个人。但是系统二不是只是系统一的辩护士，它同时可以阻止很多愚蠢的念头，以及不恰当的冲动明显的表露出来。在数不清的活动上，注意力的投注会改善表现──试想在一个很窄的巷子里开车而你心不在焉的风险──注意力对很多的作业都是关键，包括比较、选择，和排序的推理。然而，系统二不是理性的模范，它的能力是有限的，它所能提取到的知识也是有限的。我们在思考时，常常头脑不清，而错误也不总是因为突然想到的或不正确的直觉。通常我们犯错是因为我们（系统二）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我花了很多篇幅来描述系统一，谈了很多直觉判断的错误和选择，然而，篇幅多寡并不做为直觉思考的好坏之间平衡判断。系统一的确是很多我们做错事的源头，但是它同时也是很多我们做对事的原因，而我们毕竟是做对的比做错的多。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每天都受到系统一的指导，通常也都是恰到好处，系统一了不起的地方是它的联结记忆中储存了很多很详细的外在世界的模式：它只要几分之一秒就能马上区辨出平凡事件中的惊奇，它可以立刻得出我们应该会有的想法和念头，而不会在旁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不论发生的事是惊奇还是例行公式，它都会立刻搜寻出因果关系的解释。
记忆同时也是我们穷一生之力所搜集各种技能的数据库，当挑战来临时，它自动地产生适当的解决方式，从避开步道上的大石头到避免顾客的破口大骂。这些技术的习得需要一个规律的环境，适当的练习机会，及快速明确的回馈，马上知道这个想法和动作是对还是不对。当这些条件都被满足后，技术最后就被发展出来，那些立即进入心中的直觉判断和选择就大部分是正确的了。这些都是系统一的工作，表示说它是很快的，自动化出现的。什么叫做技术精准的表现呢？就是很快速很有效率的处理很大量讯息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