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类能在一瞬间识别的对象只有七个左右。这就是我们难以做到时间长度超过一周的计划安排的原因。
不过，如果一个对象具备多重属性，那么识别的可能性就会提高。书面形式的内容比较容易把握是因为书面形式是以二维的方式排列的。
2．能够被保存在工作记忆（短期记忆）中的限度也是七个左右。
不过，这是关于“口袋”数量的限制。如果将信息符号化，并将大量的信息装入口袋，能被记住的信息量就会增加。
3．工作记忆会极其迅速地挥发。因此，“中断综合征”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4．作为记录手段，在输入的容易程度方面，录音比较优异；在编辑、检索方面，电子手段比较优异；纸在任何方面都比较优异。但如果是纸质笔记，遵守“一个口袋原则”比较重要。
(1) George A. Miller, "The Magical Number of Seven,Plusor Minus Two:Some Limits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The Psychological Review,Vol.63,No.2,March1956,pp.81-97.
(2)在古典经济学和经营学中，假定个人和组织人具有完全的合理性，能做出最优决定，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理论。但是，考虑到认知界限，人不能采取这样的行动。西蒙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提出了“满意性”（satisficing）准则。H. A．西蒙著，松田武彦译，《管理行为》，Diamond社，1965年版。J. G．马奇、H. A．西蒙合著，土屋守章译，《组织》，Diamond社，1977年版。
关于日程管理，在运筹学领域，开发了PERT、CPM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是关于像阿波罗计划那样包含非常庞大数量的程序的优化理论，并不能应用于具有认知界限的个人。因此，在本书中，没有提及这些方法。
(3)脸即使是非常微妙的差异也能识别出来。切尔诺夫考虑到人的这种特性，提出了用人脸来表现多元变量的“脸部分析”。
(4)荣格尔将沙漏式和表盘式的差异与直线式前进的时间和循环时间这种对立的时间观相关联。恩斯特·荣格尔著，今村孝译，《沙漏之书》，讲谈社学术文库，1990年版，第63页（原译是1978年版，人文书院）。但我认为，二维对一维的差异更大。
(5)织田一朗，《钟表的指针为什么顺时针转动？》，草思社，1994年版，第73页。
(6)当文件是逐条写的时候，最容易做到这一点。如果不区分寒暄语和联系内容，并且不适当换行地写，就会削弱二维排列的优点。我认为，在理解口语时，也会在大脑中用二维将上下文组织起来。在练习外语听力时，并不是要听懂每个单词，如果不能将单词的组合归拢到一起来理解，就不能用二维将其组织起来，因此就不能理解上下文。
(7)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一般认为短期记忆是由单一体构成的。与此相对，Baddeley等人通过一些实验结果，提出将短期记忆分为中央执行部、调音环和视觉空间铭记记录来进行理解的模型。
(8)也许有人会担心：“如果依赖外部记忆装置，记忆力就会下降。”实际上，在专家中，就有专家这样提醒过。但赫尔曼说：“这样能把注意力转移到更为重要的工作上，这样的效果更大。”道格拉斯·J．赫尔曼著，土田光义译，《超级记忆术》，白杨社，1994年版，第143页。
(9)“巴斯克维尔家的猎犬”事件的回顾。夏洛克·福尔摩斯也曾说过：“即使是精通事件的律师，事件一结束，也会把这个事件的内容全部驱逐到记忆之外。”
(10)在赫尔曼的《超级记忆术》中提出了与此类似的一些技巧。
(11)无论是“需要立刻做的工作笔记”，还是“关于想法的笔记”，都是对工作记忆的记录。因此，这与抄写车站的时刻表或者记录演讲的笔记有所不同。后者是对外部事项的记录，而前者是对自己头脑中的想法的记录。在以往的社会中，从整体上来说，还是对外部事项的记录比较多。但一旦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率增大，脑力劳动的重要性提高，对自己的想法的记录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12)如果在不熟悉的道路上录音，就会疏忽驾驶，比较危险。做这一点时应在开惯的路上或者堵车时。堵车时做录音笔记，还具有不用太焦急的优势，这也可以说是“有效利用间隙时间”的一种形式。
(13)“把写到纸上的笔记组合在一起，创造新想法”，有人提倡过这种方法。要实现这个目的，需要将一个项目写到一张纸（或卡片）上。也就是说，应避免使用“无论内容如何都按时间顺序写满”的方法。但是，电子文件能更高效地进行组合和编辑。要理解笔记是永远不让想法溜走的手段，最好还是不要考虑事后编辑的容易度。另外，“通过重新排列写到纸上的信息，是否能产生想法”，本来关于这一点就有本质上的疑问。对此，请参照《“超级”整理法》第四章的（3）。
终章：珍惜他人的时间
（1）确认规则
一个人无法构成世界
在进行时间管理时，如果组织或社会不重新认识关于时间的想法和规则，个人能做的事就很有限。遗憾的是，在以往的有关时间管理的书中，几乎没有这样的视角。我想写本书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想积极地改变与时间管理有关的社会规则。
这个问题与联络方式相关，我已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讲过。在这里，我想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讨论与时间有关的社会规则。
遵守约定时间
在聚会或者见面中迟到的人是“时间小偷”。因为会剥夺许多出席者的时间，因此这个罪尤其重。
当然，由事故造成的迟到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因此，当迟到发生，我们不能事后进行责怪，而是应该反思事前是否做了相关的准备。例如，预计会发生交通堵塞时，是否考虑到要提前出发。
BOX——社会的时间观
“遵守规定时间”，这一规则是从什么时候扎根于人们脑中的呢？在美国，好像是19世纪的时候。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无论是商业活动的时间，还是集会开始的时间，都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时间。
在19世纪30年代，借助时钟进行的时间管理开始走进工厂。随着铁路的发展，标准时得到普及。在19世纪80年代，在音乐会等活动中，严格遵守开演时间的习惯也得到普及。奥马利介绍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逸事和知识分子对“人成为时钟的奴隶”的批判①。
另外，即使在农村，从用水的时间表开始，人们对时间也抱有强烈的关心。
即使在当代，也存在不喜欢遵守规定时间的社会。霍尔把在地中海文化圈和阿拉伯各国所看到的这种时间观叫作“多向性时间观（polychronic time）”，并与北美、德国和日本等的“单向性时间观（monochronic time）”进行对比。确实，在几年前的意大利，即使是特快列车，“晚点100分钟”等事故的发生也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最近，意大利列车不知什么缘故变得非常准时）。
①迈克尔·奥马利（Michael O‘Malley）著，高岛平吾译，《时钟和人、美国的时间历史》，晶文社，1994年版。
②角山荣著，《时钟的社会史》，中公新书715，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
现代社会是基于将遵守时间作为对人们最低限度的要求来运转的。迟到惯犯缺乏这种意识。
上述规则完全是毋庸置疑的。在整个世界中，日本也是属于严格遵守这个规则的国家（在国际会议上，喝咖啡的休息时间之后，会议重新开始时，按时进入会议室的一般是日本人和德国人）。但是，我想指出如下三点：
第一，社会上把过于严格遵守时间理解为心胸狭隘的倾向多多少少依然存在。即“在时间上稍微宽松一点更人性化。我们又不是时钟的奴隶”这类意见。事实上，我们不能对迟到采取宽容的态度。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时间才是最宝贵的资源。
第二，如果有迟到惯犯，安排日程和时间的人就会预想安全边际。这样做并不是要消除迟到，而是将集合时间或者稿件的截止日期提前以进行应对。被指定时间的那一方，即使知道那是预备时间，也必须遵守。为了在工作繁忙的时候赶上稿件的截止日期，我们有时甚至要付出千辛万苦。付出这般辛苦，提交的稿件却总被搁置，这实在是令人气愤。因此，迟到惯犯不仅在迟到发生的当下给他人添麻烦，还在间接地给严格遵守时间的人添了麻烦。
第三，“在规定的时间迟到”，这被看作炫耀地位的做法而被人们容许。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第六章讲过。不仅在日本，这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被认定为坏习惯。即使在对时间要求比较严格的北美社会，“来客在办公室等多久”也被看作对有关事情的重要性或社会地位等信息的一种传达(1)。我在第六章中已经讲过，我们应该否定这种习惯。在该规定时刻迟到并不是大人物的表现，相反，这是小人物的表现。我认为，我们应该先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确立这种社会的共通认知。
通告计划
无论制订了多么细致、周密的计划，一旦有突然加进来的工作，我们就不得不中断正在进行的工作。而且，中断的成本比较大。因此，我们应该提前将计划安排告知工作的相关人员。作为启示之一，这一点我已经在第二章的（2）中讲过。
在组织中工作的大部分人都希望不要把它仅仅当作启示，而是作为组织性、社会性规则予以确立吧。如果是上班族，只考虑自身便利来推进工作是比较难的。如果上司临时下达指示，我们就完全不能制订计划了。因此，管理层的人有必要将工作安排事先告知部下。我认为，这并不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如果不方便公开全部计划表，那么可以只将必要的部分以简单的便条形式交给部下。或者只将什么时候会变得忙碌的通知告知部下。
告知等待时间
在等待时间比较少和排队比较短方面，日本也毫无疑问是世界上的优等生。在欧美，在餐馆吃完饭之后，在账单送过来之前我们要等很长时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而且，即使由于特殊情况某个办事窗口被一位客人占用很长时间，这个客人结束之前，该办事窗口也不会应对下一个客人。此外，与过去相比，在政府机关的办事窗口和在医院里等待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了。
但我们仍然有改善的余地。我最希望改善的一点就是等待时间的不明确。特别是在医院的等待时间方面，对于这一点我感触颇深。我认为，由于需要和供给的关系，等待时间会变长，这是不得已的事，但是，应该告知我们大概需要等多长时间。
如果能知道明确的等待时间，我们可以趁此机会看看书。如果等待时间比较长，也可以去其他地方等。然而，如果处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的状态，那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而且，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的情况最令人感到疲惫(2)。
事实上，在医院里显示等待时间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只要按照受理顺序分发号码牌，让接受诊疗的人把那个号码牌挂到诊疗室的外面就可以了，这是不久前银行正在实践的方法。另外，最近，在大阪用号码显示结账顺序的医院也开始出现，这是非常值得欢迎的事，希望它能够得到广泛的普及[shu籍 分.享 V信jnztxy]。
实际上，早在25年前，我在美国就看到过这种做法，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那不是在医院和政府机关看到的，而是在小镇的卖鱼店里看到的。客人先去取放在入口的纸板制号码牌，轮到自己的时候，就把这个号码牌挂到收款处的挂钩上。这样，客人们就能明白等待时间。回国之后，我曾呼吁在医院、政府机关和银行等地方普及这种做法，为此我还向报纸投了稿，但是稿件没有被采用，也许是因为当时人们对于“要珍惜时间”的认识还不高吧。
告知联络方式
在进行联络时，最花时间的就是查找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想打电话，但不知道电话号码；想写信，但不知道通信地址；或者，不知道准确的名字，这种情况有很多。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文件和联系信件中写上自己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以上所述就是对在第三章中所讲内容的概括。
在聚会通知中，没有写会场电话号码的通知相当多。虽然我们可以详细确认地点之后再出门，但如果是在按大致的推测出门，又不知道如何走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电话号码，就很难办。当演讲快要开始，已经没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困境。
此外，我想就日本的出租车情况坦诚地发表一点意见。日本大都市的出租车司机对城市的位置分布不熟悉。在很多情况下，告诉出租车司机建筑物或公司的名字，出租车司机却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不仅如此，有时即使告知其门牌号码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走。我有过好几次边看地图边引路的经历，有的出租车司机甚至没有地图。我的某个朋友曾连续两次被司机抱怨道：“出租车司机并不是只需听到地址就能把客人带到目的地的。”我的朋友对此感到很气愤。
伦敦的出租车司机不仅知道城市里的所有地名，还知道从任意地点到目的地的最短距离。要说他们为什么会知道，那是因为如果不能通过与此相关的考试，他们就不能成为出租车司机。客人，尤其是外国人买的就是出租车司机所拥有的这些信息。本来，出租车服务就是非常先进的信息产业。东京要想称得上“国际都市”，拥有与伦敦相提并论的出租车产业是不可或缺的。在第六章的最后部分我讲过，希望运输省能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在三分钟之内挂掉公用电话
一个人无法构成世界，两个人也无法构成世界，我希望利用公用电话的人能意识到这一点。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是因为事情紧急才想打车站的公用电话的。然而这时候，多数电话都被占用了，而且是被长时间地占用。有的年轻人甚至坐在电话亭里不走，说个不停。尽管外面已经有好几个人排着队等着。我很少连续使用公用电话超过1分钟，因此我对他们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这种状况在电话卡普及之后，变得尤其恶劣。
我对手机的利用率不太高，只是为了防备紧急时无法使用公用电话，有时我才随身携带手机，这实在是一种负累。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我认为，应该将车站等一部分公用电话预留为短时间通话使用。虽然也有显示为“快速电话”的公用电话，但这完全靠利用者的良好使用意识。难道就不能在电话机上安上通话一旦超过三分钟就会变红的灯吗？或者，收取比通常情况下稍高的电话费，或设置通话超过五分钟就一定会挂断的模式，这样，使用者就会对漫长的通话产生心理上的压力吧。如果有更有效的装置，当然更好。我希望NTT不仅开发像ISDN公用电话和CAPTAIN（文字图形电话传输信息网络系统）服务那样的先进（虽然先进，但我对其利用价值持怀疑态度）技术，还能站在利用者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改进。
（2）减少浪费时间的“人情往来”
当下，上述规则被很多人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来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社会规则的再次确认。下面我想进一步讨论，并指出社会规则中应该改变的地方。
我在第三章中已经讲过，我们应该提高传真的社会地位，并分析了什么是合乎礼仪的方法，哪些是应该随时代变化的，为此我们需要积极改变社会规则。在这里，我想再进一步扩展一下这个讨论。
请停止“恳谈”
我强烈感觉到有必要改变与时间有关的社会规则是在大约十年前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的时候。在很多地方，都有人问我演讲前的几十分钟是否想一个人待着，并且为我准备好了用于独处的房间。之后，我有过多次在美国和加拿大做演讲的机会，在很多情况下我也受到了同样的关照。
在日本，演讲开始前的时间一定会是与主办方的“恳谈”时间。这或许是因为担心如果对远方来客置之不理会太失礼吧，我非常能理解这种心情。
但是，“让客人一个人待着很失礼”，这是按照传统社会价值体系所做出的判断。我想只要是做过演讲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演讲开始前的几十分钟想一个人待着，无论事前为演讲做了多少准备都是如此。在这个时间段与初次见面的人寻找共同的话题非常累，我试着就这个问题问了一下我的朋友们，大家的意见一致。
如果是重大场合的演讲会，在很多情况下演讲者都会被指定在演讲开始前的15分钟之内到达会场。“要是迟到就糟了”，我非常明白主办方的这种考虑。事实上，即便没有指定时间，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前到达，并进行时间调整。因此，早去并不会让我觉得辛苦，但我希望能在这个时间里独处。如果是一个小时，我还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如果是15分钟的话就很难说出口，这种情况比较多。
也请停止“寒暄”
使我的朋友们无一例外地感到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去问候一下您”这种请求。他们大概是有事想拜托，但觉得用电话或传真传达会比较失礼，因此想当面说。或者，演讲前有个商讨，因此想要拜访一下。然而，见面后一听内容，却发现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对于一般的事，现在人们已经不太会有“不见面会比较失礼”这种感觉了，但这种感觉还没有完全消失。
我非常明白这样考虑是出于善意，但这也是传统社会价值体系下的善意和诚意，不得不说这是人们没有时间观念时的礼仪。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那种做法没有考虑到对方会因此而受到束缚。时间被见面所占用，这自不用说，一旦做出约定，约定的时间和约定前后的时间就会被固定，而无法将这些时间用于其他的事。这个成本是非常大的。用第二章的话来说，就是会变成“滞留工作”。
由于这样的请求，可能我们对于重要事项都无法好好地处理。我认为，诚意并不是通过付出了多少成本来体现的，而是通过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对方的情况来体现的。与刚才所述的“恳谈”一样，这也是人们应该改变的想法。
将列车的座席分开
“给多个相关人员安排火车票或飞机票时，希望能将彼此的座位分开”，这是西友的坂本春生先生的建议。这样安排的原因是，对于当事人来说，这个时间段是不会被电话或者来客打扰的宝贵时间，我也完全赞同这个看法。
采取这种方式的人也不是完全没有。例如，在某个外资企业，为研讨会安排列车座位时，会特意将研讨会的成员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座位上。
在传统观念中，也许会认为让同一组人在火车上坐到一起畅谈是理所当然的吧。但从“要珍惜个人的时间”的角度来看，就会做出与此完全相反的安排。
向具有透明规则的社会发展
以上在本节中所述内容并不只是关于如何度过为了邀约见面的30分钟、演讲前的15分钟，或者在火车上的几个小时的问题，这其中还包括与当今社会的基本构成原理相关的问题，这是对在第四章中关于组织的内容的延伸。
也许有人能接受（1）中所述内容，但对我在这里所说的内容持不同意见。因为这否定了旧社会的一部分淳风美俗。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坦白的那样，我也有被旧的价值体系所束缚的一面。如果改变一下立场，也许我自己就做了与在这里所建议的相反的事情。然而，正因如此，我才想提出问题。
仔细想想我们就会发现，在当今社会中，毫无目的的“恳谈”确实很多。因此，我们的很多时间都被浪费了。上班族的夜晚的大部分时间不就是如此被浪费的吗？
我并不是要否定“人情往来”这种东西，但我反对将“让我们推心置腹地交谈吧”这种逻辑引入现代组织。实际上，如果将这个逻辑进一步推广，就会变成“如果不是能心情愉快地喝酒的关系，就不是朋友”这种排除局外人的逻辑。而且，在内部人员之间，“不说不近人情的话”这种模糊的标准也会横行。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所述，这是对合理逻辑的否定。我希望能构建一个通过明确且透明的规则将人们连接在一起的社会。
（3）降低出行的时间成本
制定使用新技术的规则
由于电话的普及，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能立即联系对方。在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三年美国留学生活中，我一次国际电话也没有使用过。现在，即使在旅行过程中没有什么大事，我也能非常随意地使用国际电话，这是很棒的事情。
但是对于我们是否已经熟练掌握了这项技术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电话是中断工作的元凶的人越来越多。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正是本书第三章的主题。
通信手段变得过于便利且廉价，反而会产生让人困扰的问题。对此，不确立有关使用方法的规则，而一味普及线路和机器的世界电话公司要负很大的责任。他们应该确立技术的发展方向和有关其使用方法的社会规则，也就是技术评估（技术的事前评估）。我不得不说，电话就是缺乏这种评估，而走向畸形发展的例子。
我们也许需要对未来的通信技术进行特别严密的监视。例如，这样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电话号码，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能与外界取得联系。从人们被电话到处追赶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恶魔技术。另外，如果可视电话得到普及，那么我们在自己家也必须总是穿正装，并整理仪容吧。
手机带来的问题更迫在眉睫。在欧洲各国，在拥挤的街道和餐馆，或者列车座位上，有人光明正大地使用手机。在日本，在人前使用手机的行为仍然受到限制。但是，这个规则也在逐渐崩溃。在新干线上，开始出现无视“请在列车连廊上使用手机”的广播，而在座位上使用手机的人。因为把新干线的车厢当作移动的书房，所以我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困扰。现在，日本拥挤的电车中也开始出现使用手机的人。由于打电话会比通常的对话声音大，且说话的声音容易变高，因此我会非常在意。
我们有必要现在确立关于手机的使用方法的社会规则。至少我们有必要普及“在人前（用电话）说话是可耻的”的观念，将这个规则固定下来是电话公司和电话制造商的重大责任。如果企业在认真思考“企业的社会责任”，那么我希望企业能为此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难懂的路标也是“时间小偷”
日本的道路前方标志非常难懂。因为没有区别表示远的地名和近的地名，甚至可以说地名的选择乱七八糟，毫无系统。不仅一般道路上的路标难懂，甚至连高速公路上的路标都很难懂。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从保土谷辅道通过首都高速到横滨山下町之前，我弄错了三次岔路口和出口，只好重新来过。事实上，如果在高速公路上走错，就会造成大量的时间损失（当然，费用也很多，如此，15分钟就能到的地方甚至要花两个小时。而且，这样的错误我犯过多次。
这并不是因为我的方向感差。事实上，我在德国的道路上基本不会迷路。因为只要记住目的地的地名，即使没有导航，我也能通过道路标志完成驾驶。从街道穿过城镇的中心部然后再回到街道，这也并不难。甚至在柏林那样的大都市，我也不怎么迷路，这是因为道路的前方标志做得非常巧妙。
在（1）中我已经讲过，出租车服务是信息产业。我还讲过，东京要想成为国际都市，需要能与伦敦比肩的出租车司机。实际上，在道路方面，也是如此。在道路方面，像前方标志那样的设施是很重要的，由此人们能够防止时间的浪费。
按照日本现在的前方标志，外国人要在成田机场租一辆车开到市中心，这大概是不可能的吧。一路上肯定会让人陷入恐慌的岔路口有好几处。如果只是引导至市中心，那么只要按“市中心”这个标志往前走就可以，这原本应该是极其简单的。但在日本，甚至在高速公路上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道路缺乏最基本的设施。
另外，荒川、江户川等河流的名字却逐一显示在高速公路上。最近，主要的国道上竖立了显示距离日本桥的公里数的标杆。虽然从设计上来看绝对不差，但下划线的“距离日本桥××公里”几乎没有信息价值。为什么要做这种多余的标志呢？我对此完全无法理解。
顺便说一下，诸如“死亡事故发生地点”“不合理的驾车事故的根源”等，这些标识也是一样。这些标识不仅没有任何信息价值，还会破坏景观、转移司机的注意力，成为“事故发生的根源”。在德国的道路上，我从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显示。我不喜欢特别指出“在国外”，但对于出租车和道路，我不得不提出来。
降低出行的时间成本
生活在大都市的上班族要在通勤上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由此所造成的整个日本的损失是极大的。
我在第六章中就通勤时间的有效利用进行了讲述。上班时还好，但回家时就疲惫到什么都不想做，这也许是很多人的实感吧。而且，无论如何有效利用这个时间，所获得的也只是微乎其微的成果。遗憾的是，满员的电车中是无法产生像改变世界那样宏大的想法的。
我们应该整备通勤铁路，缩短时间。或者，至少应该使通勤时间变得愉快。另外，我们还应该整备道路，消除由于堵车所造成的时间损失。并且，美化街道，使驾驶或步行期间变成快乐的时间。总之，我们应该通过整备社会资本，节约出行所需要的时间，并使这段时间变得愉快。
这并非绝不可能。因为现在的日本拥有足够进行这些投资的经济实力。然而，事实上，这个余力已被用于其他目的。只要我们有所期望，并且这个期望能够对政治和行政产生影响，那么实现在时间上充裕的生活绝不是梦想。
也许上述内容听起来像是在说教。这是因为我具有受害者意识，因此本书才会是这样的基调。考虑到我自己也有可能在无意识中给对方添了麻烦，因此，这同时也用于自戒。
在本章中所述的所有内容都是寻求社会规则的建议。再重复一次，时间管理仅靠个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这是必须靠整个社会努力解决的课题。因为一个人无法构成世界。
最后，我想引用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著名诗句中的一部分。
No man is an island,entire of itself;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a part of the main.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Europe is the less,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JOHN DONNE
Devotions (1624)
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一块泥土被海浪冲走，欧洲就会变小。如同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会消损我，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1)爱德华·霍尔著，宇波彰译，《作为文化的时间》，TBS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2)据说即便是军队的行军，如果不被告知目的地，不知道要走多久，士兵们也会感到非常疲惫。
后记
我要将在本书中提出的重要的时间管理技巧总结如下：
第一，将计划表做成具有一览性的表，用肉眼把握从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将手账从备忘录变为日程管理的工具，适当进行符合工作重要程度的时间分配以及对不确定性的应对等。
第二，用书面形式进行联络。电话对很多人来说，原本应该是比较方便的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中断工作的元凶。应该将电话转换为传真或电子邮件，这是本书的建议。此外，组织内部的联络也应该从口头转换为便条形式。通过这些手段，我们能够节约联络所造成的时间浪费，并自主控制工作流程。
本书完稿后，有报纸报道了企业为避免工作中断所付出的努力（《每日新闻》，1994年11月11日晚报）。据该报道称，为了消除工作中断，提高工作效率，几个企业将上午的固定的时间段作为“超沉迷于工作的时间”，禁止打电话和给部下下达指示。据说宫城县警也开始了“集中时间”。可以说这表明了在企业和政府机关中，本书所提到的“中断综合征”已经成为导致工作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今后，也许采取上述措施的企业会增多吧。
仅导入这样的时间段就能解决问题吗？说实话，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如果从这个时间溢出的电话或指示流入其他的时间段，结果难道不是一样的吗？考虑到这些情况，也许本质上的解决方法依然是联络的书面化吧。我完全没有向改革事务时间的做法泼冷水的打算，但我希望大家能在进行这些尝试的同时，研究一下从口头到书面的切换。
这本书是讨论技巧的实用书。我丝毫不觉得传授秘诀很低级。或者说，我很少对真正有用的书感到不满。例如，我确实从柯南·道尔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和伊丹十三的《欧洲无聊日记》中学到很多日常生活的技巧。如果其他的入门书能有这些书的百分之一的实用性，我们就会变聪明很多吧。
我认为，入门书需要满足如下两个条件：第一，要提出任何人都能实行，且由此能得到显著成果的新方法。虽然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正因为市面上想要用精神训话来敷衍缺乏技巧的书比较多，所以才有必要强调。第二，要停留在技巧的层面。这意味着，要讨论用于实现某种目的的方法论，但不讨论目的本身。无论目的是什么，无价值地为此服务是入门书的作用。本书着意于满足这两个条件。
本书中所述的技巧是围绕确保不中断的时间段、减少时间的浪费，并增加所拥有的时间而展开。这些都是为了完成“某事”。那么，“某事”具体是指什么呢？这也许是我们毕生事业的完成，也许是与朋友或家人的交谈，又或者是看到能从地面可见的所有星星。但是，出于上述立场，我对此保持沉默。
幸运的是，我的前一本著作《“超级”整理法》已为许多读者接受。我也收到了很多热心读者的来信。在执笔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我想我给被我送去底稿并要求给出意见的人添了很多麻烦，但《“超级”整理法》是我写得很开心的一本书。《“超级”整理法》刊行后，收到的上述反响对我来说也是初次的体验，说是第一次体会到了写作的乐趣也不为过。
这本书我也写得很开心。这本书也是朋友们鼎力相助的结晶。尤其是，远藤谕（月刊“ASCII”主编）、大熊由纪子（《朝日新闻》评论员）、坂本春生（西友专务董事）、今野浩（东京工业大学教授）、吉田浩（一桥大学研究生）诸位针对底稿给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对此我深表谢意。
另外，与上次一样，承蒙中公新书编辑部的佐佐木久夫氏、山本启子氏的关照。在此谨表谢意。
野口悠纪雄
1994年12月
参考文献
时间的社会学、哲学、物理学
关于时间的话题很有趣。如下所列举的书虽然与时间管理技巧没有关系，但我仍控制不住地想要列举出来。
1．《作为文化的时间》，爱德华·T·霍尔著，宇波彰译，TBS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
2．《时间的文化史》，斯蒂芬·克恩著，浅野敏夫译，政法大学出版局，1993年版。
3．《时间之箭》，理查德·莫里斯著，荒井乔译，地人书馆，1987年版。
4．《时钟和人、美国的时间历史》，迈克尔·奥马利（Michael O'Malley）著，高岛平吾译，晶文社，1994年版。
5．《时间的故事》，阿·德·切尔宁著，田井正博译，东京图书，1989年版。
6．《时间与自己》，木村敏著，中公新书674，中央公论社，1982年版。
7．《时钟的社会史》，角山荣著，中公新书715，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
人类的认知、记忆能力
1．《人类记忆》，V. H．格雷格著，梅本尧夫监修，1988年版。
2．《超级记忆术》，道格拉斯·J．赫尔曼著，土田光义译，白杨社，1994年版。
3．《记忆与思考》（认知科学的基础3），迈克尔·I．波斯纳著，佐伯胖·土屋俊监译，产业图书，1991年版。
4．《人的信息处理：对新的认知心理学的邀请》，D. E．鲁梅哈特著，御领兼译，1979年版。
时间管理的技巧
正如我在序章中所述，这种类型的书有很多。在这里，列举如下的书。
1．《智慧生活》，P. G．汉普顿著，渡部升一、下谷和幸译，讲谈社学术文库，1991年版。
2．《赛姆勒主义》，李卡多·赛姆勒（Ricardo Semler）著，冈本丰译，新潮社，1994年版。
3．《如何度过“人生”这一时间》，板坂元著，艺文社，1994年版。
4．《生意由“书写能力”决定》，福岛哲司著，二期出版，1993年版。
5．《智慧生活的方法》，渡部升一著，讲谈社现代新书，197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