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造房屋之前，你需要确定下面的地基是否稳固。这种明智的态度也适用于培养思考能力。本章将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帮助你确定是否有必要成为一个审慎的思考者。
例如，你的思想和行动是受你控制，还是由你的基因或外界环境决定？你希望事物是真实的，这就能让它变成真实的吗？是否有可能你明明知道某事却还是搞错？人的记忆可信吗？你有权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意味着你的意见都正确吗？
如果我们的头脑完全与世隔绝，是一个知性上无菌的环境，那么本章的预备工作就没有必要了，我们只要去学习思考的技巧和策略并付诸实践就可以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人是社会性动物，而我们生活的社会并不完美，存在着相互冲突的想法和价值观，它们对我们的影响有好有坏。
因此，你对自由意志、真相、知识、意见和道德议题的观点，会影响你作为一个思考者的成长。有些观点会强化你的思考，有些则会妨碍它，还有一些可能会让它彻底瘫痪。因此，在继续后面的内容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审视这些问题，将有益和有害的观念区分开来，奠定一个坚实的概念基础。我们首先来看自由意志的问题。
自由意志与决定论
你阅读本章是出于选择还是受到强迫？这里的“强迫”说的不是老师要求你“预习第2章，为明天上课作准备”；这样的要求是一种温和（且善意）的压力，不是强迫。强迫是指你基本上无法抵抗的力量。有些心理学家会认为，由于你没有自由意志，所以你阅读本章不是出于选择，而是受到强迫。
“等一下，”你说，“我知道我有自由意志，因为就在此时此刻，我的朋友那儿正在举行聚会，我得跟自己的良心作斗争才决定留下来阅读本章，不去参加聚会。”心理学家耐心地微笑着说：“对不起，这种内心斗争是个错觉。这不是选择，只是一种刺激-反应关系。你已经习惯了以某种方式行事，所以你会不自觉地以那种方式行事。”
“哦，是吗？”你回答说，“那看看这个。”你猛地合上书，朝门口走去。心理学家打着哈欠说：“太没说服力了。你夸张的动作只能表明，你已经习惯了固执地面对令你不愉快的观点。”
这时，你已经握起拳头，咬牙切齿。这是正常的反应。许多学者和知识分子（对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心理学家）都会做出相似的反应。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明智地放弃了与严格的决定论者争高下，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对手的规则是“无论你说什么都会证实我的观点”，那你就不可能取得争论的胜利，就像跟作弊的人打牌你赢不了一样。
这并不是说理性的人拒绝条件反射的观点，正相反，他们拒绝的仅仅是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受条件反射支配”的极端观念。他们的观点较为温和，认为尽管我们全都受到外界环境和个人背景的影响，有时影响还很深，但我们通常会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自由意志。理性的人会说，你的确有可能是因为受到某种强迫才阅读本章，但更有可能的是，你这样做是因为你选择留下来看书而不是去参加聚会。条件反射在你的选择中起了什么作用呢？他们会说，条件反射增加或减少了你做出一种选择而放弃另一种选择的概率。如果一名学生已经养成了把自律摆在任性前面的习惯，那么他在任何特定情境下都这样做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接受这种更温和的观点对你来说很重要，原因有这样几个：首先，只有确认人们有控制行为并对行为负责的能力，你才能有意义地讨论道德议题。（如果人没有自主选择的能力，那么探讨哪种行为更可取就没什么意义。）其次，只有确认个人或整个社会有能力改变选择和做出取舍，你才能有意义地探讨核裁军、监狱改革、老年人待遇等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是，只有确认你能控制自己的言行，只有相信审慎的思考有意义，你才能有动力学习运用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考方法去处理问题。
什么是真相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判断真假的测试不仅是学业成绩的基础，也是有奖问答这种最持久（但水平堪忧）的娱乐形式的主要环节。正因如此，关于真相竟然还存在如此多的困惑，这实在很讽刺。甚至是一些原本很聪明的人，居然也会说出“每个人都可以制造自己的真相”“一个人的真相是另一个人的谬误”“真相是相对的”“真相在不断改变”等这样的话。所有这些观念都会破坏思考。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制造真相，那就没有谁的想法会比别人的更好，全都是等同的。既然如此，搞研究还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还要挖地寻找考古问题的答案？为什么还要探究中东紧张局势的原因？为什么还要探寻癌症的治疗方法？为什么还要探索银河系？不同的答案必须有高下之分，真相必须独立于个人的观点且不受其影响，上述活动才会有意义。
例如，想想这个有趣但不太重要的小问题：美国最常见的街道名是什么？如果此处的真相是相对的，那么所有答案都一样好。有人说是“枫树街”，也有人说是“罗斯福街”，还有人说是“灌木街”，等等。有很多人会说是“百老汇街”或者“主街”（想好你的答案之后，请翻到本书最后的“注释”）。1如果每个答案都同等正确，那就没有几个人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是，人类的进步靠的就是好奇心和兴趣，是找到那个唯一正确的答案、知晓真相的强烈欲望。
真相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它有别于人们对事物的愿望、信念或断言。从另一个角度看，用哈佛大学哲学家伊斯雷尔·谢弗勒（Israel Scheffler）的话说，真相是“最终必定会被所有研究者认同”的观点。2“最终”这个词很关键。研究可能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可以流传数年甚至几个世纪。《戴金盔的男子》（The Man with the Golden Helmet）是17世纪的著名画作，经常被复制，曾长期都被认为是伦勃朗的作品，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确认，它的作者其实是伦勃朗同时代的一个无名画家。3尽管历代的艺术专家都宣称它是伦勃朗的作品，但真相始终没有改变。
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奇怪的观念曾被普遍认为是真相，比如曾有个说法认为，一根马毛放进水里就会变成一条蛇（连莎士比亚都相信）4。人们之所以会误信这种说法，原因很显然：光在水中发生折射，会让水中的任何物体看起来都像是在游动。
同样，还有很多人错误地相信小苍蝇、小蛾子、小蜜蜂是大体型同类的幼虫。5医学史上也出现过很多稀奇古怪的治病土方，例如，要治头疼，就把一个碗扣在头顶，沿着碗口剪掉周围的头发然后烧掉；如果耳朵疼，就让人往感染的耳朵里面吐烟草汁；如果是肺炎，就把一只活鸡一分为二，放在两片肺叶的位置上；还有在耳朵上扎孔来治疗弱视。6
如今我们会嘲笑这些观念，而且理当如此。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嘲笑更加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无法创造真相。如果真相可以创造，科学家还怎么验证理论呢？理论的创建就将是其正确性的证明，因此每个理论都将得到同等的认可。这当然是胡说八道。我们从日常经验中得知，有些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有些则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对理论有效性的验证必须在理论之外进行。
但是如果人们不能自创真相，那能做什么？他们能探索和理解真相，并构造真相的表达，以期如实地反映真相。他们有时会成功，有时会失败。小说家威尔斯（Wells）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总结了这项任务的挑战性和难度：“我们的头脑像一把笨拙的镊子，在夹起真相的同时也会捏碎一点儿。”7
真相会改变吗？不会。真相有时看起来似乎发生了改变，但仔细审视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改变。例如，几年前，人们在太平洋深处偶然发现了一种未知的鱼类。8我们可能会认为，发现它就意味着关于它存在的真相发生了改变。想想这种看法有多愚蠢吧，这是要我们相信，海里原本没有这种鱼，就因为一台深潜设备里的人“看”了一眼，这种鱼就出现了。其实这种鱼一直存在，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这是不是听起来更有道理？换句话说，事物的真相在被发现前后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对它的认知。
另一个例子涉及到《圣经》第一卷《创世纪》的作者。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认为《创世纪》是由单一作者写出来的。渐渐地，这种观点遭到质疑，最终被新的认知取代，人们开始相信它的作者多达5人。随后，有人对《创世纪》进行了长达5年的语言学分析，结果显示单一作者的概率为82%，符合人们最初的看法。9那么，《创世纪》的作者是谁这件事改变过吗？没有，只是我们的看法在改变。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确凿的最终证据，又或许这将成为一桩永远破不了的悬案，但是不管怎样，真相不会因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而改变。
要想不再对真相产生困惑，一个简单的办法是把“真相”这个词留给问题的最终答案，养成用“信念”“理论”“目前的理解”等词语取而代之的习惯。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当新的证据出现并让你的观点变得可疑时，你会更愿意修正自己的观点。
什么是知识
下面是一个小测验，完成之前请不要往后看。
• “我唯一的遗憾是只有一条生命可以献给祖国”，这句话是谁说的？
• 按照事先的约定，如果英军进攻，教堂塔楼应该向保罗·瑞维尔（Paul Revere）发出什么信号？
• 在最初的故事里，灰姑娘的水晶鞋是用什么做的？
• 驼毛刷是用什么做的？
大多数人可以轻松地回答这几个问题，但是那些确认自己“知道”的人，他们轻易得来的答案往往是错误的。10这里的重点是，“认为自己知道”跟“知道”不是一回事。我们可能认为自己知道、确信自己知道、大声宣布自己知道，但其实根本不知道。我们的想法如果与现实不符，那就不等于知识。
不幸的是，现实也有欺骗性。1972年，17岁的大学生劳伦斯·伯森（Lawrence Berson）因多项强奸指控被关押了一个多星期，直到20岁的理查德·卡伯恩（Richard Carbone）认罪之后才获释。扫一眼下面两个人的照片，你就会明白指认伯森的受害人为什么“知道”他就是那个强奸犯。11
图2-1 劳伦斯·伯森（小图）和长得像他的理查德·卡伯恩
来源：美联社图片网
明显，这种自以为知道但其实并不知道的情况会妨碍有效的思考。如果一个人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那他干嘛还要费劲去调查或者去听取相反的证词呢？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知道的动态过程，也就是我们怎样逐渐知道，以及哪些知识最可靠。
知道的途径[2]
获得真正的知识有以下三种途径：亲身经历、观察和他人的叙述。第一个途径最可靠，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即便是亲身经历也远远不够完美。
亲身经历
对于发生的事情，我们在经历之后可以不单是封存在头脑里而已，我们还会把它们与过往的经历比较，进行分类、解读和评价，并对它们做出假设。这些过程很可能是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进行，其中出现的任何瑕疵都会致使我们的经历偏离真正的现实。
想想这种情况。艾格尼丝长在一个宗教家庭，上教区学校，庆祝所有的宗教节日，包括圣诞节。她知道圣诞节是基督教的节日，从小到大都把它看作神圣的时刻。根据她的亲身经历，她无意识地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圣诞节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模糊的观念在她的头脑里变成了确凿的事实，她甚至能想象自己曾在教室里听到过这样的教导。是的，她“知道”圣诞节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基督教节日。
天哪，她错了。事实上，在17世纪的英格兰，清教徒认为圣诞节是异教徒的习俗，禁止庆祝。同样，殖民时期的新英格兰也禁止庆祝圣诞节，而在马萨诸塞州，圣诞节直到1856年才成为法定假日。
还有一个甚至更常见的例子。我们都有过童年，这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阶段。大多数人从未想过会有人没经历过童年，所以我们很容易确信童年一直都存在。然而研究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历史学家普卢姆（Plumb）写道：
我们认为儿童该有的那个世界，童话故事、游戏、玩具、专门的学习书籍甚至是童年这个概念本身，其实是过去400年里欧洲人的发明。我们现在用来指称年轻男性的那些词汇，boy、garçon、Knabe[3]，在17世纪以前一概用来代指处于依赖地位的男性，他们的年龄可以是30岁、40岁或者50岁。那时，没有专门用来指称7～16岁年轻男性的词语，“child”（孩子）一词表示的是亲属关系，而不是年龄状态。12
我们不是被动地接受感知，我们的情感状态和心理活动会对感知施加影响。正因如此，感知很少精确地反映现实。事实上，感知有时会严重地扭曲现实。
观察
准确地观察当然有可能，但我们很少能做到。我们通常会透过经验和信念的有色眼镜来观察世界。如果我们相信黑人比白人更有运动天赋，那在观看篮球比赛时，我们就很可能会“观察到”某个特定的黑人球员打得比另一名白人球员好，即使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相信意大利人生性暴力，那么在旁观一场激烈的讨论时，我们就很可能会“观察到”一个意大利人正摆出威胁的架势，要打另一个人，即使他的那些姿势并没有恶意。这些扭曲事实的观察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可以这样解释：
在看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已经先有耳闻。对于大多数事物，我们会在亲身体验之前加以想象。除非教育让我们有了更敏锐的认识，否则那些先入之见就会深刻地影响整个感知过程。它们会把一些东西划分为熟悉的和陌生的，强调两者的区别，以至于稍微熟悉的被当成了十分熟悉的，而略显陌生的被当作了极其陌生的。从一个真实的指数到一个模糊的类比，任何可能的微小迹象都会唤醒它们。而一旦被唤醒，它们就会用以前的印象淹没当前的视野，把复活的记忆投射到现实世界。13
叙述
这个知识来源涵盖了父母和老师教授的、我们从新闻中听到的以及从书籍杂志和互联网上看到的大部分东西。大多数叙述者相信自己的叙述属实，而且无疑会力求准确地表述，不会故意误导我们。然而，他们也是人，也会犯错，因此很有可能他们教给我们的东西有相当大一部分至少不是完全正确的。
乔治·塞尔德斯（George Seldes）曾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新闻报道有可能错得多离谱。下面是报道的原文以及塞尔德斯后来确认的事实：14
记者怎么能编出一篇如此拙劣的报道呢？其实不难想象。他可能去晚了，整个现场区域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他只好从围观者或者维持秩序的警员那里获得细节，而那些人知道的不过是事实的片段，以及在他们中间传来传去的道听途说。
错误有时候仅仅是由于粗心大意。例如，纽约州北部地区的一份日报报道说，托马斯·西蒙斯（Thomas Simmons）因为打了卡尔·皮特森（Carl Peterson）的头被捕。一两天之后，这家日报又出了勘误版，原来是皮特森打了西蒙斯。所有只看过最初报道而没看到勘误版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们的知道是错误的。
那么杂志文章和书籍又如何呢？它们的调查研究比报纸上的文章更严谨，因此也应该更准确。但是它们也可能存在瑕疵，对此埃德温·克拉克（Edwin Clarke）的解释是：
众所周知，二手资料很可能经过了修饰，以迎合公认的信念和偏见。例如，跟最可靠的一手资料相比，在大多数流行的历史故事里，英雄更神勇，坏蛋更邪恶，战事更惨烈，和平更辉煌。简而言之，历史故事倾向于迎合作者自己的好恶或者是作者对大众好恶的揣测，而不是呈现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15
记忆的问题
最后，经历、观察和叙述这三个获得知识的途径都会遭遇另一个问题，一个在事件过去数天、数月或数年后发生的问题：不准确的记忆。这个论断看起来有些牵强，因为大家普遍认为，记忆是对事件无懈可击的心理记录，就像录像带，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且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回放。然而，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华盛顿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和记忆专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解释说：
对记忆的理论分析大多将记忆过程分为三个独立的阶段。首先是获得阶段，期间对原始事件的感知被存入记忆系统；其次是保留阶段，也就是从事件发生到回想起特定信息片段之间的时段；最后是提取阶段，期间人们回想起存储的信息。然而，这种普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进入我们的记忆后，不是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不受未来事件的影响。正相反，我们会继续从外部环境中获取信息片段和特征，它们也会进入我们的记忆，并与我们先前的感知和预期——也就是已经存储在记忆中的信息——相互作用。因此，实验心理学家认为记忆是一个整合的过程，一个构建和创造的过程，而不像录像那样是一个被动的录制过程。16
在她已被普遍复现的实验中，洛夫特斯证明了记忆有着惊人的可塑性。例如，她先让实验对象看一段录像并记住看到的内容，然后通过微妙的暗示，她可以给实验对象“植入”原始录像中并未出现的人物、地点、事物等细节。然而，心理学家的微妙暗示并非影响记忆的唯一因素，我们当时的态度也可能导致我们删除或精简部分记忆，或者虚构出原始体验里没有的东西。17
甚至目击者的证词也容易发生这样的扭曲。一份报道称：“研究发现，目击者对事件的感知和记忆，首先是根据自己的预期，其次是根据自己的情绪性偏见，再次是根据个人对事件发生的自然或合理方式的看法。”18
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证明我们能够轻易操纵自己的记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塞奇教授很不情愿地参加了一个教员会议，一位啰嗦的领导在不停地絮絮叨叨。为寻求解脱，他翻开一本书读了起来。突然间，他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塞奇博士，请您专心点好吗？”冷不防被抓住，他尴尬地抬起头，不小心把书掉到了地上，结结巴巴地说：“呃……我听着呢……算是听吧……对不起。”
会后开车回家的路上，他开始琢磨当时本来可以做出的反击。在他最喜欢的一个场景中，他猛地站起身来，用最蔑视的语气回答说：“先生，或许我的人不得不到场，但是要想让我的心也在这儿，你必须努力争取才行。”几个月后，在跟一个朋友聊天时，塞奇教授复述了记忆中的这段经历。他讲的是哪个版本呢？是那个他渐渐相信真的发生过的版本，那个他事后想象出来的版本。
关于知道和记忆的这种观点似乎颇为悲观，但是你不应该因此气馁。这并不是故事的全貌，而只是被人们忽略的方面。尽管准确的知道以及不扭曲或很少扭曲的记忆不会自动发生，但如果我们努力争取，还是有可能的。
什么是意见
意见是极为个人化的东西，因此人们对自己的意见有强烈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多人让这种情感超出了理性的界限，把“每个人都有权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个正确的观点，推向了“每个人的意见都正确”这种愚蠢的极端。一个人如果对意见的本质没有成熟的理解，那就不要奢望成为一名优秀的思考者。
“意见”这个词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的意思太宽泛，既被用来表达好恶，也被用来表达判断，这让它有点儿不堪重负。
表达好恶
表达好恶就是描述内在的状态和偏好，实质上就是在说“我喜欢这个”和“我讨厌那个”。例如，你可以说“我觉得光头男人有魅力”“除了别克我不会买别的车”“看关于奶牛的绘画时，我希望看到像奶牛的东西，而不是一堆颜色”或者“黄色和紫色很搭”。所有这些陈述都是关于个人好恶的表达。我们可以分享这些偏好，也可以觉得它们极为庸俗，但我们无权要求别人为这些陈述辩解，根本没这必要。
表达判断
表达判断是就事物的真伪或行为是否明智做出断言。因此，如果有人说“光头的人比头发多的人更容易感冒”“别克车比福特车更经济”“看不出是奶牛的奶牛绘画是低劣的画作”或者“把黄色和紫色搭配在一起是审美缺陷的表现”，那他们就不是在表达好恶（尽管个人好恶或许也潜藏其中），而是在表达判断，其本质与他们对死刑能否震慑犯罪或者选民年龄应否提高等问题做出判断没有半点儿区别。
质疑判断不会让人感到不礼貌或不民主。判断是否成立取决于支持判断的论据。人类历史充斥着许多缺乏依据或狭隘地解读证据的判断。在很多情况下，就因为人们不敢提出质疑，结果让这样的判断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危害。
在几个世纪里，人们曾普遍相信人的意识中心是心脏而不是大脑。直到17世纪之前，人们还以为行星是在天使的指引下沿轨道运行，甚至连著名的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都不曾质疑这个观点。19在查尔斯·达尔文的时代到来之前，人们早就已经知道化石的存在，但却一直把它们当作诺亚洪水毁灭的动植物的残骸，是魔鬼撒旦造出来欺骗宗教信徒的，或者是上帝为了考验人类的宗教信仰而埋在地下的。20
同样，在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我们的祖先曾相信行为错乱是魔鬼作祟，而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要么是巫术、灌肠或关进精神病院，要么就是殴打、放进机器里不停地旋转或者直接用石头砸死。21直到1902年，还有一些当时出版的书籍宣称，黑人是和动物一起创造出来侍奉亚当的，他们有头脑但没灵魂，引诱亚当的女人是一名黑人女仆，该隐因为娶了一个黑女人而导致人与兽血统的混合。22
人类的判断不仅有可能是错误的，还有可能是荒唐的。正因如此，你的判断必须基于充分且谨慎解读的证据，而不能基于偏见、心血来潮或者盲目的信仰。另外，当新出现的证据对你的判断提出质疑时，你必须迅速地重新考虑。
理解因果关系23
要想形成负责任的意见，对因果关系有清晰的认识至关重要。不幸的是，人们对因果关系依然有很多误解，而这些误解会导致很多错误。第一种错误是在没有因果关系的地方看见了因果关系。第二种错误是仅看到简单、明显的因果关系，却忽略了复杂或微妙的因果关系。第三种错误是认为因果关系仅与物质事件相关而与人类事务无关。要想避免这些错误，你必须了解以下四个事实。
1. 一个事件可以先于另一事件发生，但并不是另一事件的起因。有些人认为，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那么后者一定是由前者引发的。大多数迷信都源于这种观念，比如有人就相信打碎镜子、一只黑猫从你面前经过或者人从梯子底下走过去会带来厄运。不过，并非只有迷信的人才犯这样的错误。你可能会以为，今天老师突击进行课堂测验，是因为学生们前天上课时不认真听讲，然而事实上他在学期之初就已经安排好了。或者，你也可能会把股市下跌归咎于新总统上任，尽管那实际上是其他因素导致的。
认为一定是先发生的事件引发了后续的事件，这种想法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巧合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相关性不能证明因果性”原则的基础。要确定因果关系，必须排除巧合，或者至少要有力地证明巧合不可能发生。
2. 不是所有的因果关系都是强制或必然发生的。“因果关系”这个词通常会让人联想到影响物质现实的物理现象，比如一栋房子被闪电击中而起火了，一个花盆意外地从窗台掉到地上摔碎了，或者一辆疾驰的汽车转弯不成，冲出高速公路撞到了一棵树上。科学原理和定律（燃烧、重力、惯性）适用于上述情形，其结果是必然的或者至少是高度可预测的。
这种因果关系符合逻辑，但是如果你以为因果关系只有这一种，那你就错了。因果关系也存在于非物质的现实里，即人类事务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的情感和思维过程中。这种因果关系与科学的原理或定律没什么关系，几乎从来不是必然的，往往也难以预测。
为了避免将问题简单化，我们需要让因果关系的定义同时涵盖物质和非物质的领域。因此，我们将其定义为一件事情影响另一件事情发生的现象。影响可以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在时空上邻近的或远离的。它还可以是不可抗的，比如前文提到的燃烧、重力、惯性等例子；也可以是可抗的，就像下文有关子女教育和同辈榜样的例子。在后面这种情形以及其他牵涉观点的事情上，影响（原因）不是强制带来某种结果，而是诱发、促进或者激发这个结果。请看下面的例子：
认为“罪犯不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观点怂恿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将被告的责任转嫁到了他们的父母、老师和社会身上。这样的诉求已经促使法官和陪审团对被告的态度变得比过去更宽容了。
认为“拿起武器是不义之举”，这种观点导致一些人认为军事挑衅绝对不可接受，哪怕是为了捍卫国家、应对无缘无故的攻击也不行。反过来，这种信念又会让一些人不愿意考虑“正义战争”的论据。
认为“智力由基因决定”，这种观点导致20世纪早期的教育工作者得出了“思考无法传授”的结论，因而他们强调死记硬背，并扩大了职业教育的课程。
认为“情感是行为的可靠指引”，这种观点致使很多人抛开了克制，全凭冲动行事。可以说，这个变化导致了更多的粗野言行、路怒、家庭暴力以及其他社会问题。
认为“自尊是成功的先决条件”，这种观点改变了自我修养的传统观点，激发人们写出了几百本书来强调自我认可，还导致教育工作者对家庭作业、分数和纪律的态度变得更为宽容了。
在上述的每个例子中，都是一种观点影响了一种行为或信念的出现，因此可以说，是前面的观点引起了后面的行为或信念。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无疑也持有这样的因果观，因此当有人声称“没人会因为看了电影《天生杀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或者听了黑帮说唱音乐就死掉”时，他回应说：“从来没有人因为读了纳粹的反犹太报纸《先锋报》（Der Stürmer）而死掉，但这份报纸宣扬的文化导致600万犹太人死掉了。”24
3. 人类事务中有一个变数，即自由意志。人的行为不像物质现象那么容易预测，但这并不是说人的行为完全不可预测。如果两个观点（或者一个观点和一个行为）高度相关，那么知其一便可知另一个。塞缪尔·约翰逊承认这个事实，他写道：“过于重视自己的人会轻视别人，而轻视别人的人会压迫别人。”他还这样评论过一个熟人：“如果他真的认为美德与恶习之间没有分别，那么先生啊，等他离开我们的房子时，让我们数数勺子少没少。”
习惯和时尚也是预测行为的指标。习惯使得吸烟者继续吸烟，撒谎者继续撒谎，自私的人继续自私。至于时尚，当著名的设计师们说“裙摆应该提高”时，便有成群的女性响应；当宽松、无腰带的粗布牛仔裤流行时，便有成群的年轻男性在街上迈开鸭子步，裤腰卡在屁股上，裤裆掉到膝盖上；当偶像运动明星剃了光头时，无数的粉丝便会竞相效仿。
有些时尚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有的甚至跨越了两三代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反应也是逐渐变化的，以至于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改变了。想想影视作品里的色情内容是怎么出现的。
在20世纪50年代，荧幕上几乎看不到暴力和色情，都是些平淡无奇的内容。后来，出现了一闪而过的血腥和裸露镜头。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这类场景越来越多，镜头越拉越近，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又过了一段时间，主题的禁忌一个接一个地被打破。最终，暴力与色情合流，强奸、娈童甚至食人等主题也相继进入。最近，美国影视行业又开发了一个刺激感官的新题材——法医节目，描绘奸杀案的过程，用极近的特写镜头展示血淋淋的尸检细节，中间频繁穿插闪回镜头来重现可怕的犯罪细节。
上述变化都曾招致强烈的抗议，然而随着强调感官刺激的画面变得熟悉起来，抗议声渐渐消失了，反对色情和暴力画面的人反倒成了另类。简而言之，感官刺激主义变得熟悉了，人们因此接受了它。
读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物质事件中的因果关系具有强制性或必然性，而非物质的事件（也就是人类事务）中的因果关系通过影响发生。另外，在人类事务中，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预测的，但可预测的程度大大低于物质事件。现在，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人类事务的结果更难以预测。答案是因为人具有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人有能力抵制最强大的影响。自由意志本身就是一个压倒性的影响因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生长在最恶劣的环境里，比如破碎的家庭、充满暴力和犯罪的社区，却能抗拒所有负面的影响，成为正派、勤劳、守法的人。当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经济和社会条件优越的人反而做不到。
俗话说得好，人们几乎不能选择生长的环境，但人们总是可以选择如何应对环境。在研究人类事务中的原因和结果时，我们必须考虑自由意志这个因素。
4. 因果关系往往很复杂。把一颗石子扔进平静的池塘，它会引起水波向四面八方扩散，甚至能波及很远的水域。美国宇航局（NASA）的研究人员发现，大气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悬浮颗粒，也就是空气中的微小颗粒，它们产生的涟漪效应可以扩散到几千英里之外。
人类事务的结果也可能非常复杂。为了削减成本，一家化工厂的老板可能会把化学废物排放到附近的小溪里，而小溪最终汇入河流。这种行为可能会造成他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河水被污染，河里的鱼被毒死，离工厂很远的沿河居民得了癌症。这些结果当然不是工厂老板的本意，但它们的真实性不容置疑。
一个处于流感早期阶段的女人，在不知道自己生病的情况下，可能在满载的飞机上打了喷嚏，将感冒传染给了几十个乘客。结果，有的人可能会耽误工作，有的人不得不住院，而缺乏免疫力的人可能会就此一命呜呼。考虑到她并不知情，所以明事理的人不会因此谴责她，但毫无疑问是她导致了这些后果。
夜里，一辆小汽车行驶在州际公路上，突然一头鹿蹿了出来，司机猛踩刹车，但还是把它撞死了。紧随其后的另一辆车撞上了第一辆车，之后又有五辆车相继追尾。这一系列的连锁事故给司机和乘客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系了安全带的受了轻伤，没系安全带的受了重伤。要想找出这起事故中的所有原因，我们必须注意细节。最初的原因是那头鹿在倒霉的时间横穿公路，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第一辆车的司机造成了鹿的死亡，其余的每个司机都造成了己车头部和前车尾部的损坏。25没系安全带的乘客导致自己要比其他的司机和乘客伤得更严重。
上述例子包含着一个宝贵的教训：在调查原因和结果时，我们必须谨慎。如果我们采取常用的调查方法，从最后发生的结果开始一直回溯到最初的“根本原因”，那么这个教训会更加清晰。
例如，近年来在欧洲居住的中东人数量大幅增长，照一些观察家的说法，要不了多久欧洲（Europe）就得改名为“欧拉伯”（Eurabia）。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分析人员发现，几十年来，在政府的支持下，欧洲的公司一直在邀请外国人到欧洲工作，而这些外国人携家带口地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聚居地，建起了清真寺和教堂，“植入”了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接下来的问题是，导致政府准许外国人流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答案是，欧洲的本地人口一直在下降，已经接近或低于“生育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本地出生的劳动人口根本满足不了用人需求，因此也无力提供养老金和医疗服务所需的资金。
造成人口下降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节育技术变得更加有效和便利，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了节育。造成这么多家庭选择节育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一个因素是，一个世纪以来，农村人口不断地迁入城市，子女由原来的家庭资产变成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其他的因素还有，人们越来越强调自我实现，因此越来越倾向于把养育子女看成是自我遏制。
上述的因果分析尽管简短，但也足以说明轻率地回答复杂的问题不仅没有帮助，而且有失公正。在上面的案例中，如果你回答“中东人正试图接管欧洲”，或者“反方向的十字军东征来了”，那就是过分简单化。下面的小窍门可以帮助你在分析时避免这样的错误：
要记住，事件几乎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它们的发生是特定影响的结果，而这些影响可以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在时空上邻近的或远离的；它们还可以是不可抗的（强制的或者必然的）或者可抗的（诱发的、促使的或者激发的）。
还要记住，在人类事务中自由意志是一个强有力的影响因素，而且往往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在欧洲社会变化的案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和节育属于个人选择，但城市中更大的用工缺口（经济现实）和更有效的节育技术（科学进步）则不是。
要注意，在连锁事件里，一个事件的结果往往会变成另一事件的原因。例如，欧洲的人口下降导致外国人的流入，外国人的流入则导致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例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假以时日可能会改变欧洲主流的价值观和态度。
在处理人类事务时，结果可能是不可预测的。因此，在确定原因时，你或许只得满足于概率而不是确定性（有些借助于科学测量的问题也是如此）。换言之，你可以得出结论说某事很有可能是原因，如果概率非常高，你可以说它极有可能是原因。这两个结论显然都比单纯的“可能”更有强制性，但它们仍然没有足够的确定性。两者的区别大概类似于法律上判决标准的区别：民事诉讼的判决标准是“优势证据”或“明确且有说服力的证据”，而刑事诉讼的判决标准是要求更为严格的“排除合理怀疑”。
讨论道德问题
道德议题是否可以讨论，这是现代思想中最为混乱的问题。很多人认为道德议题不可讨论，声称做“价值判断”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很肤浅。如果价值判断是错误的，大学课程里就不会出现伦理学、哲学和神学，因此这种观点显然很荒谬。下面的例子表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
拉乌尔·瓦伦堡（Raoul Wallenberg）是个年轻的瑞典贵族。在1944年，他离开安全的祖国来到了布达佩斯。第二年，他瞒过纳粹，从死亡集中营里救出了10万名犹太人（他本人不是犹太人）。在1945年，他被苏联人逮捕，被控间谍罪并被囚禁在劳改营里。他最后一定是死在了那里。26今天，如果我们将他视为英雄（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我们就是在做价值判断。然而，如果我们中立地看待他，认为他与其他人没有区别，那我们也是在做价值判断，判断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恶棍，只是一个普通人。
再看一个例子。纽约市一名20岁的母亲将三名幼子丢在满地垃圾的出租屋内，无人照管。27后来，警察在屋里发现了这三个挨饿的孩子，最小的孩子卡在床垫和墙壁之间，身上爬满了苍蝇和蟑螂，而最大的孩子正在二楼的窗台上玩耍。警察判断这个母亲犯了过失罪，法院也认可。他们进行判断有错吗？没有。判断不可避免；她要么犯了过失罪，要么没有。
不论判断这样的道德议题有多难，我们都必须做出判断。价值判断是社会规范和法律体系的基础，价值判断的质量直接影响法律的质量。判断黑人是下等人的社会，不可能给予黑人平等的权利，而认为女性就该待在家里的社会，也不可能保证女性拥有同等的就业机会。
有些人认为价值判断只能在一种文化之内做出，必须与其他文化无关。他们觉得在不同的文化里，对与错千差万别。的确，在一种文化里被鄙视的行为，到了另一种文化里也许就可以容忍，但这种差别的程度往往被显著地夸大了。在初次碰到某个陌生的道德观点时，我们倾向于过分关注不同之处，以至于忽视相似之处。
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动物会因犯罪而受审，而且常常被正式处决。事实上，有时蟑螂和其他昆虫会被逐出教会。28听起来很荒谬，是不是？然而透过荒谬的表象我们会意识到，“有些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的基本观点并不陌生。例如，一个人被狗咬了觉得很冤枉，要求得到公正的对待，其核心思想与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不认为动物需要为其行为负责。
那么，对其他时期或地域的道德标准进行判断，这种做法是否正当？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我们要深思熟虑，而不能简单地将不同于我们的观点判定为错误。例如，我们可以说，如果一种文化将女性视为财产，或者认为女性的生命不如男性的有价值，那么这种文化就否认了女性的人权，是不道德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19世纪，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一名戏剧制作人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因为妻子不顾他的反对坚持要在植物园里散步。他被正式指控犯有谋杀罪，但法官驳回了指控，之后一些人抬着他得意洋洋地穿过大街小巷。在他们的文化里，如果妻子不服从丈夫，即使是在很小的事情上，他们的道德观也会宽恕丈夫的杀妻行为。一个世纪后，这种道德观并没有多少改变。在1976年，还是这座城市，一个有钱的花花公子因为不满自己的情人跟别人调情，近距离朝她脸上连开四枪，杀死了她。鉴于他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他只被判处两年徒刑并缓期执行。29
仅仅因为事情发生在不同的文化中，就不对它们进行道德判断，这肯定是不负责任的。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两个男人的谋杀行为显然与两个女人所谓的“过错”不对等，显示出他们对女性人权的肆意漠视。因此，我们理应判定他们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这一判断同时还隐含着另一个判断：容忍这种行为的文化犯有道德麻木的过错。
道德判断的基础
道德判断应该以什么为基础？肯定不是多数人的意见，因为那太不可靠了。例如，在上文1976年的那桩谋杀案中，广播电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90%的被调查者认同法院的裁决。希特勒曾得到大多数德国民众的支持，而美国人也一度支持蓄奴。说得更近些，美国大多数人最初反对堕胎，后来又赞成了。道德判断的基础也不应该是情感、欲望或偏好。如果以这些东西为基础，那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每个强奸犯、杀人犯、抢劫犯的行为都是合乎道德的。良知是个较好的判断基础，但它也可能变得不明真相或者麻木不仁。（毕竟，罪大恶极的罪犯有时会毫无悔意。）
人们拥有一些独立存在于任何政府或文化之外的权利，这条原则是道德判断最可靠的基础，也是大多数道德体系的基础。其中最基本的权利，是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前提下受到尊重和不受打扰。其他权利，比如“追求幸福”等等，都是这个权利的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