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务必时时记得：历史学家和政策学者推手是从一群人中选出来的，他们的知识来自书本，不是实际的生活和商业。美国国务院员工也一样，因为不是聘用冒险家和实干家，而是这些学者的学生。坦白说：把你的一部分人生埋首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的书堆中，不会养成必须留意和提防背后坏人（例如为黑手党讨债的人，或者在交易场当价格变动快速商品的投机客）的非学术性气质（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那么你是学者）。
举西班牙中的阿拉伯人、拜占庭帝国一些部分的土耳其人，或者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的标准说法为例。从地缘政治的观点来说，你会认为所有这些状况都是拉锯战。没错，是有拉锯，但不是你以为的那种。这些时期，商人非常积极地做生意。我自己在伊斯兰教下，以拜占庭的希腊东正教仪式过活的经验（但是和逊尼派穆斯林保持非常安全的实体距离），见证了这种协同合作。而且，千万不要漠视神学上合理化与经济强权的协同合作──在发现美洲之前，世界的商业中心是在东方。「土耳其人的头巾好过教皇的三重冕！」一语源自拜占庭帝国与鄂图曼人磋商友好条约的卢卡斯·诺塔拉斯大公（Grand Duke Lucas Notaras），而且在历史上的各个阶段，屡屡被人提起。这也归因于以弗所的圣马克（Saint Mark of Ephesus），而且巴尔干农民经常高喊这句话，以合理化他们和土耳其人站在同一边，反抗天主教领主的行为。
读者现在知道，我自己度过黎巴嫩内战的最恶劣时期。除了接近绿线组织（Green Line）的地区，感觉并不像在战争。但是在历史书上读这件事的人，不会理解我的经验。3
下一章
我们刚在第六部中，看到生活中主要来自未被察觉的代理问题所带来的各种不对称，缺乏切肤之痛污染了各个领域和产生扭曲。
但是记得宗教是有切肤之痛的──不是那么只谈「信仰」。接下来几章，我们要探讨人们所说的「宗教」。这将带我们进入本书更深层的核心：理性与风险承担。
1.译注：即狮子。·↑
2.原书注：混淆频率和期望值（或平均值），是我在《随机骗局》一书指出，基本但十分常见的错误。非交易员很难理解，如果摩根银行在二百五十二天的交易中，有二百五十一天赚钱，不见得必然是件好事，反而经常应该解读为升起红旗。·↑
3.原书注：读什么书？这不会矫正否定的问题，但是与其一开始就研究西泽和庞培（Pompey）的罗马史，或者维也纳的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ian）的权力平衡或外交阴谋，不如转而研究日常生活和法律与习俗典故。约三十年前，我意外发现考古学家保罗·韦纳（Paul Veyne）、中世纪史学家菲利普·阿里叶（Philippe Ariès）和历史学家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写的《私人生活史》（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这本书（英文版四卷）。《第一卷》（古罗马〔Ancient Rome〕），此后就摆在床头伸手可及之处。这种方法的另一本代表性书籍是历史学家埃曼纽·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写的 《奥克西坦山村蒙塔尤》（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至于我们挚爱却动荡不安的地中海，可以看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的巨著《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在某种程度上，阅读从贸易的角度谈威尼斯的书，而不是抽象的地缘政治屁话，更叫人愉快。有些书会让你闻到香味。自从发现杜比、布劳岱尔、布洛赫（Bloch）、阿里叶等人的著作以来，我读传统的历史书，就没办法不发火。例如一本谈鄂图曼帝国的书，重点放在苏丹上。感觉像是历史学家全面走令人反感的《纽约客》「叙事非小说」风格。
其它推荐书籍：英国大学教授詹姆斯·戴维森（James Davidson）的《妓女与鱼饼》（Courtesans and Fishcakes）可以读到希腊人如何用左手吃面包。或者英国作家格雷厄姆·罗布（Graham Robb）写的《非典型法国》（The Discovery of France），告诉你一九一四年法国人几乎不讲法语。还有其它更多。·↑
第七部
宗教、信仰与切肤之痛
15人们谈宗教时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他们讲得愈多，你愈不懂──法律（law）或法律（nomous）1──宗教和其它事情一样，你得为标签付出代价
我一生的座右铭是：数学家从对象和关系的角度去思考（当然，有精确的定义和对应），法学家和法律思想家从构念去思考，逻辑学家则是极其抽象的运算者……傻瓜是从话语去思考。
两个人可以使用同一个字，各指不同的东西，却继续交谈。这在喝咖啡时无关紧要，但是做决策时则不然，尤其是影响别人的政治决策。不过，像苏格拉底那样，只要问他们认为自己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就很容易教他们结结巴巴，不知怎么回答──哲学因此诞生，在论述上十分严谨，并且抽丝剥茧，解开缠绕在一起的各种概念，这和诡辩家舌粲莲花恰好相反。自苏格拉底以来，我们有悠久的数学科学和契约法传统，字词的对应非常精准。但是我们也看到傻瓜使用标签发表许多言论──除非吟诗赋词，否则要留意词藻华丽的人，因为他们是知识的大敌。
不同的人说「宗教」一词，很少是指相同的东西，而且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对早期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来说，宗教就是法律。Din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法律，在阿拉伯语中则是宗教。对早期的犹太人来说，宗教也是部落；对早期的穆斯林来说，它是宇宙。对罗马人而言，宗教是社会活动、仪式和节庆──religio2和superstitio3反义，而且虽然在罗马时代有这个意思，希腊拜占庭东方却没有相当的概念。在整个古代世界，法律在程序上和机制上自成一格。由于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早期的基督教敬法律而远之，后来想起它的起源，才和它结成不安的关系。例如，即使在宗教法庭审判异端（Inquisition）期间，还是由凡俗的法庭正式做最后的审理。此外，狄奥多西的法典（第五世纪编纂，以统一罗马的法律），用类似祝福的简短引言，「基督教化」（Christianized）──其余仍然和君士坦丁堡与（主要是）贝鲁特斯阐述的罗马异教法律论证相同。这部法典仍然由腓尼基的法律学者乌尔比安（Ulpian）和帕皮尼安（Papinian）主导，他们是异教徒：罗马的贝鲁特斯（贝鲁特）法律学派和地缘政治论者的理论相反，不是遭到基督教打压，而是毁于地震。
其间的差异，可由基督教阿拉米语使用不同的字看得出来：din是宗教，nomous（希腊文）是法律。耶稣指示「西泽的物当归给西泽」，4分离了神圣与凡俗：基督教是另一个领域，「天国临近了」，只有在末世与这一个领域合并。5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没有显著分离神圣与凡俗。基督教当然脱离了单纯性灵的领域，拥抱礼俗和仪式，整合了黎凡特和小亚细亚不少的仪典。为了象征性的显示政教分离，从奥古斯都之后的罗马皇帝而来的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头衔，在第四世纪末的狄奥多西之后，还给罗马主教，后来又或多或少非正式地还给天主教教宗。
对今天的大多数犹太人来说，宗教已经成为没有法律的民族文化──对许多人而言，更是国家。亚美尼亚人、讲古叙利亚语的人（Syriacs）、迦勒底人（Chaldeans）、科普特人和马龙派教徒也是一样。对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基督徒而言，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学、排场和仪式。对于新教徒，宗教是没有美学、排场或法律的信仰。再往东，对佛教徒、神道和印度教徒来说，宗教是实践和精神哲学，有它的伦理准则（对某些人来说，则是宇宙进化）。因此，当印度教徒谈到印度的「宗教」，在巴基斯坦人心中，不是指同样的事情，对波斯人而言，肯定也是不同的意思。
当民族国家的美梦来了，事情就会变得愈来愈复杂。阿拉伯人以前说「犹太人」，主要是指一个信条；在阿拉伯人心里，改信之后的犹太人，不再是犹太人。但是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的定义很简单，就是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但是犹太教已经有点合并到民族国家，现在对许多人而言，是指属于一个国家。
在塞尔维亚（Serbia）、克罗埃西亚（Croatia）和黎巴嫩，承平时期，宗教是一回事，战争时期，却是相当不同的另一回事。
有人在黎凡特讨论「基督教少数族群」，并不等同于（阿拉伯人倾向于这么想）推广基督教神权政治（基督教历史上，极少见到完全的神权政治，只有拜占庭和卡尔文［Calvin］短暂试图这么做）。它只是意味着「凡俗」，或者想要显著区分政教。诺斯替教（德鲁伊派［Druids］、德鲁兹派、曼达安派、阿拉维派、阿列维派［Alevis］）也是一样，信徒大致上不知道他们的宗教是什么，以免他们泄漏出去，遭到居于主宰地位的大多数迫害。
欧洲联盟的问题在于天真的官僚（在椰子岛找不到椰子的那些老兄）被标志所骗。他们视（例如）萨拉菲主义只是一种宗教──有它的「礼拜」堂──而事实上，它只是不容异己的政治体系，推广（或允许）暴力，并且排斥西方的机构──正是让他们能够运作的那些机构。我们谈过的少数规则说，不容异己会胜过宽容；癌症细胞在转移之前必须杀死。
萨拉菲主义在鼎盛时期和无神论苏联共产主义非常类似：两者都包山包海，控制所有的人类活动和思想，使得讨论宗教或无神论政权时因为缺乏针对性、精确性和真实性而更为危险。
信仰相对于信仰
我们会在下一章谈到「信仰」可以是认识论的，或者只是程序上的（或者隐喻性的）──导致人们感到混淆，不知道哪一类的信仰是宗教信仰，哪一类不是。因为在「宗教」问题之外，还有信仰的问题。有些信仰主要是装饰性的，有些是功能性的（它们有助于生存），其它是字面上一板一眼的。回到我们的转移性萨拉菲问题：当这些基本教义派之一和一位基督徒一谈，他会相信基督徒对自己的信仰是当真的，基督徒则深信萨拉菲有他所有、相同的经常性譬喻概念，可以认真对待，但不能当真──而且经常不能非常认真。基督教、犹太教，以及在某种程度内的什叶派伊斯兰教等宗教，正因为脱离字面上的束缚而演进（或者，任凭它的成员演进，以发展复杂的社会）。字面上的束缚，没有留下调整适应的空间。
如同吉朋（Gibbon）所写：
在罗马世界盛行的各种敬拜方式，都被人们视为一样真实；被哲学家视为一样虚假；被行政官视为一样有用。因此宽容不只产生相互忍让，甚至造成宗教和睦相处。
自由意志主义和没有教会的宗教
正如我们提过的罗马皇帝叛教者尤利安试图在他的表叔君士坦丁大帝约半个世纪前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恢复以前的多神信仰。但他犯下致命的推论错误。
他的问题是，由于被教养成基督徒，他以为其它的信仰需要一个类似于教会的结构。所以他试着建立其它信仰的主教、宗教会议，以及这类东西，他没有理解到每一个信仰团体有它本身的宗教定义、每一座庙有它本身的实务，以及依定义，不同的信仰在执行、仪式、宇宙进化、实务和「信仰」等方面，呈现一条分布曲线。
尤利安是个出色的将领和勇猛的战士，（英勇地）死于战斗中之后，重回古代价值的美梦也随他而去。
正如我们不能把异教框在鸽笼内，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自由意志主义。它不适合嵌入一个政「党」的结构内──只适合嵌入下放权力的政治运动中。这个概念不允许强硬的党路线给人穿上紧身衣，以及考虑到法院的地点或与蒙古的关系，统一政策。政党是阶层式的，设计的方式是以定义明确的协议，取代某个人本身的决策。这对自由意志主义者行不通。政党运转所需的权贵阶层（nomenklatura），没办法存在于个人喜怒不定和极其独立的自由意志主义环境中。
不过，我们自由意志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最低信仰组合，核心信仰是以法治取代权威统治。这是有必要了解的一点，如果不这样的话，自由意志主义会相信复杂系统。而且，由于自由意志主义是个运动，它仍能存在为其它政党中四分五裂的派系。
下一章
总结而言，在和信仰有关的事务上，要留意卷标，并且避免视宗教为好像都是相同的动物。但是有一个共性。下一章将告诉我们宗教如何不像只知锦上添花，不知雪中送炭的朋友；它需要承诺；它是根据切肤之痛。
1.译注：希腊文。·↑
2.译注：拉丁文，意为「宗教」。·↑
3.译注：拉丁文，意为「迷信」。·↑
4.译注：接下来一句是「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5.原书注：埃及科普特人日益遭到逊尼派穆斯林的迫害，但科普特教堂在反对于埃及某个地方建立自治国家的声浪中，以它「不是基督教徒」想在这个世界中有个政治实体的论调而巍然矗立。·↑
16没有切肤之痛的敬拜
每个地方都对称──需要入会费的信仰
从开斋，你会了解宗教。写这段文字时，我正要结束折腾人的希腊东正教斋期。这段时间，大致上不准吃肉。西方人吃奶油和乳制品，这种饮食方式使得守斋对他们来说特别困难。但一旦你守斋，就会觉得有资格庆祝复活节；这就好比你口渴难耐时，有淡水可喝那么不亦乐乎。你已经付出了代价。
还记得我们简短说过，让基督成为人，在神学上是必要的──他必须牺牲自己。现在是发展这个论点的时候了。
帕斯卡赌注的主要神学缺陷，是这种信念不能是自由选项。它需要在你付出什么和收到什么之间有对称性。如果不是这样，事情就太容易了。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切肤之痛，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也存在。
众神不喜欢廉价的讯号传递
即使我活到一百二十五岁，还是会永远记得讲阿拉米语的马路拉（Maaloula）镇中，圣谢尔盖（Saint Sergius；或者用方言来说，是Mar Sarkis）教会的祭坛。数十年前，我参观了这座教堂，迷上那种被忽略的古老语言。这座小镇当时仍然讲基督讲的那种西阿拉米语。基督在世时，黎凡特沿海城镇讲希腊语，农村讲阿拉米语。对研读《塔木德经》的人来说，西阿拉米语相当于耶路撒冷语（Yerushalmi）或巴勒斯坦阿拉米语（Palestinian Aramaic），有别于巴比伦阿拉米语；后者比较接近现在的古叙利亚语。看着孩子们以古时的语言讲话、彼此打闹，以及做孩子会做的事，教人如痴如醉。
当一个小镇坚持使用遗留下来的古老语言，我们需要寻找古时做法的遗迹。事实上，确实是有一个。我永远记得的细节，是圣谢尔盖的祭坛有一道干掉的血迹。它是更久以前，基督前的信仰者回收利用的。教堂里的设备，来自早期基督徒使用的改装后异教徒庙宇。事实上，为免触怒某些人，不是那样改装的：早期的基督徒算异教徒。标准的说法是，在尼西亚公会议（第四世纪之前），基督徒常见的做法，是回收异教徒的祭坛。但是这成了我一直在怀疑的证据：基督徒和犹太人实务上和其它的闪族教派信徒没有太大差别，而且彼此共享敬拜场所。基督教的圣人来自那个回收机制。那时候，没有沙乌地王子出资购买电话机、传真机或网站，以协调各个宗教。
在黎凡特和阿拉米的口语中，「祭坛」（altar）仍然是从ＤＢＨ而来的mad˙bah˙，意思是「切断喉咙静脉的祭典宰牲」。这是个古老的传统，在伊斯兰教留下它的印记：清真认证食品要求采用这种屠宰方法。qorban相当于闪族所用ＱＲＢ一字，指的是「更接近（神）」，最早是透过牺牲来执行，仍然被用作圣礼的一个字。
事实上，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主要人物之一阿里（Ali）的儿子伊玛目侯赛因（Imam Hussein）在他死前对神说，要将自己当作牺牲：「让我作为你的qorban」──这是至高无上的奉献。1
而且直到今天，他的追随者在他的逝世纪念日，也就是阿舒拉节（Ashoura），展现了如假包换的切肤之痛，自我鞭笞到伤口裂开。基督教徒也曾在纪念基督受苦时自我鞭笞──虽然盛行于中世纪，现在除了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地方，已经不复见到。
在东地中海的异教徒世界（ 希腊闪族），敬拜的时候一定有牺牲。众神不接受空口白话。这些都是显示性偏好。此外，烧掉的牲礼一定得烧掉，凡人不能享用它们。事实上不尽然如此：大祭司得到了他的一份；自基督之前以来，在讲希腊语的东地中海，祭司是获利相当高的职位，大祭司一职经常是用标售的。
耶路撒冷的圣殿甚至有人体牺牲，连后来的犹太人，或者早期的基督徒，也就是波林基督教（Pauline Christianity）的信徒也这样。《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原文：Et omnia paene in sanguine mundantur secundum legem et sine sanguinis fusione non fit remissio·）
但基督教最后因为基督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概念，而取消这种牺牲的观念。但如果你在周日礼拜去天主教或东正教的教堂，你会见到模拟的过程。红酒代表鲜血，在仪式结束时，会冲到洗礼场（下水道）。这和马路拉的祭坛完全一样。
基督教使用基督的人格来模拟。他为我们牺牲自己。
我们的救主，在祂被出卖的那一夜，在最后晚餐中，建立了祂的体血感恩祭献，藉以永留十字架的祭献于后世，直到祂再度来临。──《礼仪》宪章第四十七节
牺牲是以譬喻的方式结束：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至于犹太教，也有同样的进展：在第一世纪第二座圣殿破坏之后，牲畜牺牲取消了。在那之前，艾萨克与亚伯拉罕（Isaac and Abraham）的寓言故事，标志着脱离亚伯拉罕教派以人为牺牲──以及坚持切肤之痛──的进步概念。但实际以牲畜为牺牲的做法持续了一段时间──不过使用不同的名称。神以不对称的礼物，测试亚伯拉罕的信心：为我牺牲你的儿子──这和其它情况，只要将你收成的一部分献给神，就可以交换未来的利益和收成增多不同。也就是说，这和一般常见的赠礼，也就是大家心照不宣，期待互惠不一样。这是无条件献给神的极致。大约一千年后，基督徒做了最后一笔交易。
哲学家摩西·哈尔伯塔尔（Moshe Halbertal）认为，在艾萨克的模拟之后，与主打交道成了互惠的赠礼。但为什么以牲畜为牺牲持续了一段时间？
迦南人积习难改。迈蒙尼德（Maimonides）解释了为什么神没有立即禁止那时候非常普遍的以牲畜为牺牲的做法：理由在于「服从这种诫命，有违人的本性，因为他们通常固守已经习惯的事情」；相反的，祂「转移对祂的服事为崇拜所创造的万物，以及崇拜想象和非真实的东西」。所以以牲畜为牺牲的做法持续进行──大致上是自愿的──但是（而且这是亚伯拉罕教派的标志）不敬拜动物，或者透过贿赂以取悦神。后面的做法甚至延伸到贿赂其它的部落和其它的神，如同阿拉伯持续奉行到第六世纪那样。接着，像联合国那样的公共市集，供人买卖物品、外交关系和各式各样的双边敬拜，出现在麦加。
没有牺牲的爱有如偷窃（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rustes］）。这适用于任何形式的爱，特别是对上帝的爱。
证据
总结而言，在犹太教─基督教的敬拜场所，也就是祭司所站，众所瞩目的焦点，象征着切肤之痛。没有牺牲的信仰概念（这是有形的证据），在历史上是新的现象。
信仰的强弱，不是取决于有没有「证据」显示诸神的力量，而是看有没有证据显示敬拜者有切肤之痛。
1.原书注：原文：Taraktu’l k′alqa t·arran fi hawaka, ayatamtul xiyala likay araka /Falaw qataxani fil h·ubbi irban, lama malil fu’ada(ou) ila siwaka/fak′uth ma s·u’ta ya mawlaya minni, ana lkurbanu wajjahani nidaka。但这有可能又是杜撰的。·↑
17教宗是无神论者？
当教宗很危险，但你会得到良好的医疗照护──空谈就只是空谈──宗教管理着仪式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一九八一年遭到枪击之后，被紧急送往阿戈斯蒂诺格梅利大学综合医院（Agostino Gemelli University Polyclinic）的急诊室，有一群意大利所能培养的最优秀医生──现代的医生──照顾他，而不是找附近照护质量较低的公立医院。格梅利医院后来成了教宗一有健康问题的迹象时，优先选择的诊疗机构。
在紧急时刻，救护车司机并没有考虑将若望·保禄二世送到小礼拜堂去祈祷，或者相当于向主求情的某种形式，给他神圣的治疗优先拒绝权。而且他的继任者似乎无一考虑立下与神沟通的先例，希望神展现某种奇迹式的干预，取代现代医学大费周章治疗他们。
这并不是说，在那位圣洁的人迅速恢复健康之后，主教、红衣主教、神父，和纯粹的俗人就不再祷告，求上帝帮忙，也不表示他们相信祷告后不会得到响应。但是看来梵蒂冈仍然没人冒险先去找神，之后才去看医生，而更叫人惊讶的是，似乎没人看到这种逻辑顺序倒转的冲突。事实上，反向的行为会被认为疯了。这违背了天主教教会的教义，因为这将被视为自愿死亡，而这是被禁止的。
请注意公认的教宗前任，也就是历任罗马皇帝，有先寻求治疗，之后才诉诸神学的类似政策，虽然他们的一些治疗包装成神提供的，例如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或者与祂相当，但比较弱的罗马维迪欧威斯（Vediovis）。
现在试着想象一个「无神论」教派强有力的教主，位阶相当于教宗，健康同样陷入危急之境。他和若望·保禄同一时间抵达格梅利（不是意大利中部地区拉丁姆［Latium］的二流医院）。有一群外表看起来类似的「无神论」祝福者，以他们的无神论语言，给他称作「希望」（或者「祝福」恢复良好）的某种东西。他们以某种自我一致的叙述，希望和「祝福」好事发生在他们心中的重要人物身上。这些无神论者穿得没那么鲜艳；他们的遣词用字也比较少修饰，不过他们的行为几乎相同。
地位崇隆的神父和位阶相当的无神论者，显然有许多地方不同，但这些都不是攸关生死的大事。这些事情包括牺牲。除了阅读和祈祷，教宗放弃了卧室里的一些活动，但至少他的十来位前任，其中最有名的是亚历山大四世，生过许多孩子，至少一个是在他六十几岁生的，而且是用传统（不是清白无瑕）的方式（教宗不安分守己的故事有许多，但人们看腻了）。教宗腾出很多时间祈祷，根据若干基督教实务，安排他生活上的每一分钟。还有，他们投入比较少的时间在他们认为不是「宗教」的事情上，许多无神论者却做瑜伽或者参与类似的集体活动，或者以敬畏的神情，安静地坐在音乐厅（你甚至不能抽雪茄，或者在手机上高吼下买单），花很多时间做火星人看了会认为是类似的仪式性手势。
十三世纪有段期间，也就是艾伯塔十字军东征（Albigensian crusade）时，天主教徒曾经大肆杀害异教徒。为了节省时间和减低复杂性，不管是不是异教徒，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杀戮。在他们看来，谁是谁并不重要，因为「主能够分辨他们」。那段时间距今已远，大部分基督徒遇到重要的医疗、伦理和决策状况（像我自己就是东正教基督徒），行为举止和无神论者没有两样。不一样的人（例如基督教科学家）少之又少。大部分基督徒已经接受了现代的民主、寡头政治或军事独裁等机制，所有这些都是异教徒政权，没有寻求神权政治。他们对于重要事务所做的决策，和无神论者没有差别。
言语中的宗教
所以我们用言行来定义无神论或凡俗主义者，也就是依一个人的行为，和非无神论者处于相当的状况表现出来的行为有多大的差异而定，不是看他的信仰和其它的装饰性与象征性事务──我们会在下一章说明这些并不重要。
这里先盘点一下。有人
行动上是无神论者，言语上有宗教信仰（大部分是东正教和天主教徒），
其它人
行动上有宗教信仰，言语上有宗教信仰（萨拉菲伊斯兰教徒和自杀炸弹客）。
但是我没有认识行动上和言语上都是无神论者，他们完全不采用任何仪式、尊重死者和迷信（例如相信经济学或者强大国家及其机构的神奇力量）。
下一章
本章会让我们容易进入到下一部分：(a)理性存在于你所做的事，不是你所想的事，或者你「相信」的事（切肤之痛），以及(b)理性攸关生存。
第八部
风险与理性
18如何对理性保持理性
没有厨房的餐厅──来自坟墓的科学──不要射钢琴演奏者的左边──理性贩子
我的朋友罗瑞·苏瑟兰声称，游泳池的真正功能，是让中产阶级穿着泳衣坐在那里，看起来不至于很滑稽可笑。纽约的餐厅也一样：你认为它们的使命是让人饱餐一顿，其实这不是它们要做的事。它们投入这一行，是在你点一杯杯的烈酒或大托斯卡纳（Great Tuscan）红酒时，收取高得吓人的价格，但它们晓得要以不赚不赔的成本，供应低碳水化合物（或者什么偏低）的饮食，吸引你进门（这套商业模式在沙特阿拉伯当然行不通）。
所以，当我们看宗教，以及在一定的程度上，看祖传的迷信，应该想想它们所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专注在「信仰」的概念，也就是严谨的科学定义所说的认识论信仰。科学上，信仰是字面上的信仰；它不是对，就是错，从来没有隐喻。在现实生活中，信仰是做事情的一种工具，不是终端产品。这与视力类似：眼睛的目的，是导引你往可能最好的方向看去，并在必要时，让你摆脱麻烦，或者协助你找到一段距离外的猎物。你的眼睛，不是设计来捕捉电磁光谱的感应器。它们的工作说明，不是针对现实产生最准确的科学表示；而是对生存最有帮助。
视觉假象
我们的认知器官会犯下错误──扭曲──以引导我们采取更为准确的行动：原来视觉假象是必要的事情。希腊和罗马建筑师让寺庙的石柱向内倾斜，以不实的方式表现这些石柱，好让我们看起来像是直的。如同维特鲁威（Vitruvius）解释的，目标是「借着改变比例，抵销视觉接收到的讯息」。扭曲的目的，是增强你的美学体验。巴特农神庙（Parthenon）的地板其实呈曲线，好让我们把它看成是平的。石柱之间的间隔事实上并不平均，好让我们看到它们等距一字排开，像行进中的俄罗斯军队。
万一有人去向希腊观光部投诉，说那些石柱和地面不垂直，以及有人利用我们的视觉机制，制造假象，那会怎么样？
先探遍历性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信仰的扭曲。视觉的欺骗和引导某人相信有圣诞老公公存在，而能增进他或她的假期美学体验，有任何不同吗？没有，除非造成伤害。
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任何衡量指标而言，心怀迷信没有不理性：没有人曾经根据不承担任何成本的行动，成功地建立理性的标准。但是伤害你的行动，是可以察觉的，即使观察不到。
我们将在下一章谈到，除非有一些尾部风险的夸大和非现实（希腊石柱式）表现，否则一个人无法存活──只要单一的事件，就会造成不可逆地退出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体系。如果那些个人和群体最后没有死亡或者灭绝，是不是会有选择性的偏执「不理性」﹖
下面这句话，将引导我们看完这本书：
先求生存，真理、理解和科学其次。
换句话说，你不需要科学，也能生存（我们已经存在几亿年或更长的时间，视你如何定义「我们」而定），但你必须活下来，才能做科学。正如你的祖母会说的：安全总比后悔好。或者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Hobbes）所表示的，先活着，再求哲学思考（Primum vivere, deinde philosophari）。交易员和真实世界中的人了解这种逻辑上的优先性，如华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老生常谈：「要赚钱，你必须先活下去」──这又和切肤之痛有关；那些冒险的人，优先级守得比模棱两可的教科书所说的伪理性主义要坚定。用比较技术性的方式来说，这再次把我们带到遍历性的特质（我一直承诺要解释，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世界要有「遍历性」，就不能有吸收壁，不可以有实质的不可逆性。
而我们所说的生存，是什么意思？谁的生存？你的？你的家人？你的部落？人类？请注意我的寿命有限，所以我的生存不如预期寿命无限的事物（例如地球上的人类）生存那么重要。因此事情愈有「系统性」，生存变得愈重要。
理性不是肤浅地看起来像理性──就像科学看起来不像我们看到的科学。有三位严谨的思想家（和他们的学派），在这件事上引导我们的思想：认知科学家和博学多闻的赫伯·西蒙（Herb Simon），开创人工智能；心理学家捷尔德·盖格连泽；以及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决策理论家肯·宾默尔，终生致力于构筑理性的逻辑基础。
从西蒙到盖格连泽
西蒙构筑现在称为有界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我们不可能有如计算机般，衡量和评估每一件事；我们因此在演进的压力之下，产生若干快捷方式和扭曲。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根本上不完整，所以我们需要避免掉进意想不到的麻烦之中。而且，即使我们对世界的知识完整，要对现实产生精准、没有偏差的了解，在运算上仍然近乎不可能。「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收获丰富的研究计划，来自努力解决西蒙的问题；这主要是盖格连泽（第九章批评杜金兹的那一位）组织和领导的，测绘我们所做的多少事情，表面上看起来不合逻辑，但有更深层的理由。
偏好显示
至于宾默尔，他表示，随意称作「理性」的概念，定义不良，以至于这个名词的许多使用者，只是在胡说八道。信念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不理性的（因为它们可以是有助于通向其它某样事情的快捷方式）：在他看来，每件事情都在于「显示性偏好」的概念。
在解释这个概念之前，先看看下面三句箴言：
根据信念评断人们是不科学的。
世界上没有信念有「理性」那样的东西，只有行动有理性。
行动有理性只能用演进方面的考虑加以评断。
你应该还记得，偏好显示的格言（起于保罗·萨缪逊［Paul Samuelson］，或者可能是闪族的诸神）这么说：人们真正在想什么、什么事情能够预测人们的行为，单单问他们，你不会有概念──其实他们自己也不见得知道。到头来，重要的是他们付给神什么，不是他们说他们「认为」祂们是什么，或者他们为此给你或自己的各式各样可能的理由。仔细想想，你会看出这是切肤之痛的重新构筑。连心理学家也懂得这一点；在他们的实验中，所用的程序要求他们真正砸钱下去，测试才会显得「科学」。他们给受测者一笔钱，检视他们怎么花用，观察受测者如何构筑选择。但是一大部分的心理学家在开始长篇大论谈理性时，忘了显示性偏好。他们回头去评断信念，而不是行动。
信念是……空口说白话。也许有某种翻译机制，但对我们来说太难，而无法理解，不过，在思考程序的层级上发生的扭曲，实际上是事情能够运作之所必需。
事实上，透过一个机制（用更技术性的语言来说，称作偏差和变异取舍），你往往会因为犯下错误，而得到更好的结果，正如你在射击时，略微偏离靶心（见图三）。我在《反脆弱》一书中指出，当错误的成本微乎其微，犯下某些类别的错误，是我们能做的最理性事情，因为它们可能带领我们发现其它的某些事情。举例来说，大部分医学「发现」，都是为了寻找其它某件事才意外出现的结果。没有错误的世界，将没有盘尼西林，没有化学治疗……几乎没有药物，而且很可能没有人类。
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国家指示我们「应该」做什么。只有演进知道「错误」的事情是不是真的错了，如果有切肤之痛允许选择的话。
宗教所为何事？
因此，依我的看法，宗教存在的目的，是管理跨世代的尾部风险，因为它的二元和无条件规则很容易教导与执行。虽然有各种尾部风险，我们还是活了下来；我们的生存不能那么随机。
不要忘了，切肤之痛的意思，在于你不是去注意人们说了什么，而是只注意他们做了什么，以及把脖子伸出去多远。且让生存发挥它的神奇力量。
迷信可以是风险管理规则的向量。我们有强有力的信息，显示迷信的人活了下来；再说一次，不要小看任何能让你活下去的事。例如，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提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居民的「建设性偏执」。他们因为迷信的关系，所以不睡在枯死的树下。不管是迷信，还是对于机率的其它某种深入的科学了解，所以阻止你这么做，都没关系，只要你别睡在枯死的树下就行。如果你梦想着要用机率去做决策，那么我有话要说：研究决策的心理学家（包括凯斯·桑思坦和理查德·塞勒等监管官员和研究人员）超过九○％对于机率毫无概念，并且试着扰乱我们的高效率有机偏执狂。
此外，我发现，如果某人的迷信，用意是带来某些利益，那么在批评他们的迷信的同时，却对希腊庙宇的视觉假象不觉得有问题，那么这种批评是不一贯的。
各式各样的科学主义推动者所说的「理性」概念，并没有定义得够好，可用于信念。我们并没有足够的依据，去讨论「非理性的信念」。但讨论非理性的行动则有。
延伸这个逻辑，我们可以指出，我们称之为「信念」的东西，大都是人类心灵的某种背景家具。隐喻成分多于实际。它或许可以用来治疗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