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和廉价的「空谈」
我们得出的第一个原则是：
装饰性的信念和付诸行动的不同种类信念，两者之间是有差异的。
言语之间是没有差别的，但承受风险的行为会显现出真正的差异，也就是攸关某些利益，一旦某个人错了，可能就会损失某些事情。
改写这个原则，给我们的教训是：
你有真的多相信某件事，只能透过你愿意为它冒什么风险表现出来。
但是这件事值得继续讨论下去。人们相信这个装饰性成分的事实，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格梅利医院之外，生活上有这些奇怪的规则要遵循，值得讨论。讨论这些做什么？我们能够真正了解它们的功能吗？我们会对它们的功能感到混淆吗？我们会弄错它们的理性吗？我们可以使用它们，而不是去定义理性吗？
林迪说了什么？
关于「理性」，我们来看看林迪有什么话非说不可。虽然「理性」（reason）和「合理」（reasonable）的概念，古时就有，但大都存在于预防或者sophrosyne的概念之中。现代的「理性」和「理性决策」观念，诞生于梅克斯·韦伯（Max Weber），以及一些心理学家、假哲学家和假心理学家的著作应运而生之后。古典的sophrosyne，意思是指预防、自我克制和节欲全部在内。它被有点不一样的东西取代。「理性」一词是在启蒙时期之后形成的。那时候，我们认为了解这个世界指日可待。它假设我们的世界没有随机性或简化的随机结构。而且，当然了，和世界没有互动。
我发现，唯一务实、合乎经验、数学上严谨的理性定义如下所述：理性的事让我们能够生存。它对应到古典的思考方式，和假心理学家的现代理论不同。在我看来，在个人、集体、部落和一般层级上阻碍生存的任何事情，都不合理性。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预防原则和对风险理解清楚。
装饰中的非装饰性
我在这里所说的装饰性，不见得是多余的，事实上经常恰好相反。装饰可能有一种功能，我们不是知道得很多。我们可以透过老人和非常复杂的统计学知道，称作生存函数（survival function）的非常技术性工具，就这件事咨询统计大师，也就是时间。我们这里将诉诸老人的版本。
需要考虑的事实，不是信念存活了很长的时间──天主教会作为行政管理机构接近二十四个世纪（主要是罗马共和国的延续）。重点是有宗教──特定的宗教──信仰的人存活了下来。
另一个原则：
当你从演进的角度探讨信念，不要观察它们如何彼此竞争，而是观察持有它们的人如何存活下来。
拿与教宗的宗教相互竞争的犹太教来说。犹太人有将近五百个不同的饮食禁令。对以自己所能解释的方式定义理性的外人来说，这些看起来可能不合理性。事实上，它们看起来十分肯定是如此。犹太教的饮食教规，除了禁止吃哪些动物，例如虾子、猪肉等好吃的东西，还规定保有四套餐具、两个水槽、避免混合肉与乳制品，或者单单让两者接触也不行。
这些律法可能有事前的目的。人可以怪猪不健康的行为，而且这件事因为黎凡特很热而加剧（不过，黎凡特的热，并没有显著不同于更西方吃猪肉的地区）。或者，也许是出于生态上的理由：猪和人竞吃相同的蔬菜，牛则吃我们不吃的东西。
但是不管它们的目的为何，犹太教的饮食教规仍然存在了数千年之久，理由不是它们合乎「理性」，而是因为遵循它们的人活了下来。这肯定带来了凝聚力：在一起吃饭的人，会齐心协力（用技术性的语言来说，这是凸性试探启发）。这种群体凝聚力，可能也和社群中远处的成员进行商务交易存在信任有关，因此造就了充满活力的网络。或者，有其它某种利益──但是尽管犹太人历经了非常艰困的历史，他们仍然活了下来。
我们因此能够总结如下：
理性并不是清楚明白用华丽的词藻去解释；它只是有助于生存，以及避免毁灭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从林迪的讨论中看得很清楚：
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每件事，并不都是因为有理由才发生的，但是存活下来的每件事，都是因为有理由才存活的。
所谓理性，是指风险管理，就这么简单。下一章会提出最后的论点，支持这个原则。
19承担风险的逻辑
核心的一章总是摆在最后──总是要赌两次──你了解自己的大叔点吗？──「你」是谁？──希腊人十之八九是对的
现在是解释遍历性、毁灭和（再谈）理性的时候。还记得我们说过，做科学（和其它好事）需要先求活着，而不是顺序倒过来。
试想下面的想象实验。第一种情形是：一百个人进赌场，在一段时间内，每个都赌一定的金额，一边品尝免费的加奎宁水杜松子酒──就和图五的漫画那样。有些人可能赔，有些人可能赢，到了结束，我们可以推算赌场的「优势」（edge）是多少，也就是，只要数数回来的人口袋里还剩多少钱，就能算出报酬。因此能分析赌场是否正确地为它的胜算订好价格。现在假设第二十八号赌徒赔个精光。第二十九号赌徒会受影响吗？不会。
从样本中，你可以很安全地算出约一％的赌徒会输个精光。而且如果你一玩再玩，预期在相同的时间窗口内，会有大致相同的比率，也就是一％的赌徒输个精光。
接着，我们拿这个结果和想象实验中的第二种情形相互比较。有个人，也就是你的表兄弟特奥多鲁斯·伊本·华尔卡（Theodorus Ibn Warqa），带着固定的金额，一连进赌场一百天。第二十八天，特奥多鲁斯·伊本·华尔卡赔光了。还有第二十九天吗？没有。他到了大叔点（uncle point）；1游戏结束了。
不论你的表兄弟特奥多鲁斯·伊本·华尔卡多会赌或多小心谨慎，你敢说他最后赔光的机率是一○○％。
一群人的成功机率，不适用于表兄弟特奥多鲁斯·伊本·华尔卡。我们把第一种情形称为集群机率（ensemble probability），第二种情形为时间机率（time probability；因为第一种情形和一群人有关，第二种情形是一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机率）。现在，当你阅读财务学教授、财务学大师写的东西，或者本地银行根据市场的长期报酬率做出的投资建议，务必提高警觉。即使他们的预测是对的（事实不然），还是没人能够取得和市场相同的报酬率，除非他有深不见底的口袋，也没有大叔点。他们把集群机率和时间机率混为一谈。假如投资人因为亏损、退休，或者离婚再娶邻居的太太，或者因为他在阑尾炎住院治疗后突然海洛因成瘾，或者对人生的看法改变，最后不得不减低曝险，那么他的报酬率会和市场的报酬率脱钩。就是这样。
在风险承担业存活超过几年的任何人，都有我们现在相当熟悉的原则版本，也就是「要成功，首先必须活着」。我自己的版本是：「如果一条河平均四呎深，绝对不渡河。」我以顺序很重要这一点，以及毁灭存在时，成本效益分析不管用为准，有效地安排自己的所有生活；但是我从来没发现，决策理论的缺陷竟然那么深。直到不晓得从哪里冒出物理学家奥列·彼得斯（Ole Peters）与伟大的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合写的一篇论文。他们用和我上面所说类似的想象实验，提出集群机率和时间机率差异的一个版本，并且指出，社会科学和机率有关的几乎每一件事都有瑕疵。瑕疵严重，非常严重。大致而言，可说是致命的瑕疵。数学家雅各布布·白努利（Jacob Bernoulli）初步构筑的不确定中决策，后来成了标准，此后二百五十年内，涉足这个领域的几乎每个人，都犯了严重的错误，漏掉了集群和时间之间有差异的效应。2每个人？倒也不见得：每个经济学家可能都是，但不是人人都这样：应用数学家克劳德·山农（Claude Shannon）和艾德·索普（Ed Thorp），以及提出凯利准则（Kelly Criterion）的物理学家凯利（J. L. Kelly）懂得。他们也是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懂了。保险数学之父、瑞典应用数学家哈拉尔德·克拉梅尔（Harald Cramér）也懂。此外，二十几年前，马克·斯皮茨纳格（Mark Spitznagel）和我之类的实务工作者，以它为准，建立起我们的整个事业生涯（我是在写作，以及在交易与做决定时，很神奇就弄懂了，并且在违反遍历性时，会深入探查，但我不曾清楚明白了解彼得斯和盖尔曼的数学结构──二十年前的《随机骗局》甚至讨论过遍历性）。斯皮茨纳格和我甚至开创一整个事业，帮助投资人消除大叔点，好让他们能够获得市场的报酬率。在我退休后无所事事时，马克继续在他的投资管理公司Universa孜孜不倦努力着（而且经营得相当成功）。不懂遍历性的经济学家一直说，担心尾部是「不理性的」，令马克和我倍感无奈。
我刚提出的观念极其单纯。但为什么二百五十年内没人很懂它的道理？显然是缺少切肤之痛。
在你没有切肤之痛的情况下，看来好像要有很高的智慧，才能弄懂机率方面的事情。但是对学历过高的非实务工作者来说，这些事情很难弄懂。除非是天才，也就是头脑清晰，擅长拨云见日，或者对机率理论理解透彻，能够一眼看破胡说八道。盖尔曼可说是个天才（彼得斯可能也是）。盖尔曼发现次原子粒子，他称之为夸克（quark；因此荣获诺贝尔奖）。彼得斯说，他向盖尔曼讲这个想法时，「他马上就明白了」。克劳德·山农、艾德·索普、和哈拉尔德·克拉梅尔无疑是天才──我个人可以保证索普是这样的人，因为他在谈话间，思路无比清晰，想法很有深度。这些人可能在没有切肤之痛时弄懂它。但是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决策理论家里面找不到天才（除了兼着研究心理学、博学多闻的赫伯·西蒙），而且将来可能也不会有。把一群根本上没有洞见的人合起来，不会有洞见；在这些领域看得清楚明白，就好像在自力营生的计算机黑客工作的小房间，或者工具乱丢的电工的阁楼中，寻找美学上的和谐。
遍历性
整理一下：当我们观察到的过去机率，不能用在未来的程序中，这情况被视为不具遍历性。在某个地方会有一个「停止点」（stop），也就是阻止有切肤之痛的人逃脱出来的吸收壁 ──系统总是倾向于走到那里。我们把这些状况称为「毁灭」（ruin），因为那是不可逆的，无法从那种状况逃脱。核心问题是，如果有可能毁灭，就不再可能做成本效益分析。
我们用比赌场实验还要极端的例子来说。假设一群人玩俄罗斯轮盘，赢一次得一百万美元──这是《随机骗局》一书的核心故事。赢钱的机会约六分之五。如果有人用标准的成本效益分析，会声称一个人的获利机会为八三·三三％，每扣一次扳机的「期望」平均报酬为八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美元。但如果你继续玩俄罗斯轮盘，你最后会躺在墓园。你的期望报酬是……算不出来的。
重复曝险
我们来谈谈为什么在毁灭问题和重复曝险都存在时，「统计检定」和「科学」声明高度不充分。如果有人声称有「统计证据显示一架飞机很安全」，信赖水平（confidence level）是九八％（没有这种信赖区间的统计是没有意义的），并且据此而行动，那么几乎没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今天还活着。在我和孟山都机器的战争中，基因改造生物（转基因）的拥护者，一直用效益分析（通常造假和动过手脚），不是用重复曝险的尾部风险分析来反驳我。
心理学家请人在单一的实验中受测，以确定我们的「偏执狂」或「厌恶风险」的程度──然后宣称人类在理性上受到挑战，因为人天生倾向于「高估」小机率。他们因此相信受测者绝对不会再冒任何个人的尾部风险！还记得谈分配不均的那一章，提到社会科学的学者……很不会面对动态上的挑战。没人看到祖母辈十分清楚这种行为和我们根深柢固的日常生活逻辑不一致，而这样的逻辑强固许多。抽一根烟，对身体的伤害极轻，所以成本效益分析会觉得，为了如此微乎其微的风险，放弃莫大的乐趣，是不理性的行为。但是一年抽上某一数量的包数，或者数万根烟，却会夺走人命──换句话说，这是重复连续曝险。
但是情况甚至更糟：现实生活中，你承担的每一丁点风险，加起来会减低你的预期寿命。如果你爱登山、骑机车、混帮派、开自己的小型飞机、喝苦艾酒、抽烟、周四晚玩跑酷（parkour），3那么你的预期寿命会显著降低，虽然单一的行为没有重大影响。重复这个观念，使得我们对于某些低机率事件择善固执，甚至被视为「有病」，到头来反而是绝对理性的行为。
此外，这里还可以拐个弯来说，如果医药逐步增长你的预期寿命，那么你需要更为偏执。请从动态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
如果你承担很小的毁灭机率，而且那是一次性风险，结果你存活了下来，然后你再做一次（另一次的「一次性」交易），那么你最后完蛋的机率是百分之百。这就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因为如果这次的「一次性」风险是合理的，那么再一次的风险看起来可能也是合理的。这可以量化，因为随着个别的小风险（比如说是万分之一）曝险的次数增加，那么毁灭的机率是一。
心理学论文的瑕疵，是相信受测者在实验之外，不会在任何地方冒其它任何的尾部风险，而且十分重要的是，不会再冒任何风险。社会科学上的「厌恶损失」观念，并没有想得透彻且适当──它不是用能够衡量的方式去衡量（如果可以衡量的话）。假设你问一位受测者，他愿意付多少钱为有一％的机率亏损一百美元的事情保险。这么问，等于是在分析他为「厌恶风险」，或者更蠢的是，「厌恶损失」，「多付」多少钱。但是你不可能忽视他所冒的其它所有的财务风险：如果他的车停在外面，可能被刮伤；如果他拥有财务组合，可能赔钱；如果他开面包店，可能收到罚单；如果他有孩子在念大学，成本可能出乎意外高出预算；如果他可能遭到裁员；如果他将来可能意外生病。所有这些风险必须加起来，而且受测者的态度会反映它们全部。毁灭是不可分割的，可能造成毁灭的随机来源也是不变的。
心理学文献的另一个常见错误，是和所谓的「心理计帐」（mental accounting）有关。索普、凯利和山农的信息论学派要求，投资策略要具有遍历性，以及最后捕捉市场的报酬率，那么代理人应该在他赚钱的时候，提高所冒的风险，但是亏损之后，必须缩减所冒的风险。这种技术，称作「拿庄家的钱去玩」（playing with the house money）。实务上，为了执行容易，它是靠门坎来做的，而这些规则并不复杂：每当你获有利润，就开始积极下注，出现赤字时，则千万别这么做。这就好比打开或关闭开关。存活下来的每一位交易员，可能都执行这种方法。现在，这种动态策略被叫人不寒而栗的干预推手理查德·塞勒等行为财务假经济学家视为不一致。塞勒非常无视于机率，称这种「心理计帐」4是一种错误（而且当然了，引来政府「轻推」我们远离它，以及避免策略具有遍历性）。
我相信，厌恶风险并不存在：简单地说，我们观察到的是遍历的余差。简单地说，人们试着避免财务自杀，并且对尾部风险抱持某种态度。
但我们不需要对自己过于偏执；我们需要转移自己的一部分忧虑，到比较大的事情上。
「你」是谁？
且让我们回到「部落」的概念。现代教育和思想带来的一个弊病，是产生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单位的错觉。事实上，我曾经在研讨会上抽样，找了九十个人，问：「发生在你身上最糟的事情是什么？」八十八个人答道：「我死亡。」
只有对精神病患者而言，这才是最糟的状况。因为在那之后，我再问那些认为最糟的状况是自身死亡的人：「你的死加上孩子、侄子、表兄弟、猫、狗、鹦鹉和仓鼠（如果你有上述任一）的死，是不是比单单你死要糟？」回答总是对的。「你的死加上孩子、侄子、表兄弟（……）加上全人类的死，是不是比单单你死要糟？」当然是的。那么你的死怎么会是最糟的可能结果？5
除非你非常自恋，也是精神病患者──即使是这样──你最糟的情境，绝对不会限于只是损失自己的生命。
因此，我们看得出个人毁灭不像整体毁灭那么严重。而且，当然了，生态灭绝、我们的环境遭到不可逆的破坏，是需要担心的大事。
用遍历性的框架来说：我玩俄罗斯轮盘而死，对我而言并不具遍历性，但对系统具有遍历性。我和一些同事建构的预防原则，正是和最高的一层有关。
我在讨论预防原则时，几乎每次都有一些受过太多教育的自命权威之士会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过街」，所以为什么要对系统担那么多心？这种诡辩经常叫我略微动气。除了行人死亡的风险是四万七千年不到一次这个事实之外，重点是我的死，从来不是最糟的情境，除非与其它人的死相关。
吾生也有涯，人类则无涯。
或者，
我是可更替的，人类或生态系统则不然。
更糟的是，如同我在《反脆弱》一书指出的，系统的组成成分（如果它们可以再生和替换）呈现脆弱性，是确保系统整体的强固所必需的。如果人类永生不死，他们会因一次意外，或者逐渐累积的适应不良而全体灭绝。但因为人类的生命较短，允许跨世代的基因随着环境变动而同步改变。
勇气和预防并不对立
勇气和谨慎两者怎能都是古典美德？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一书中，美德包括：克己（sophrosyne；σωφροσ·νη）、6谨慎，以及他更广泛指称的一种健全判断形式，称之为实践智慧（phronesis）。这些和勇气不是不一致吗？
在我们的框架下，它们根本不会不一致。如同胖子东尼会说的，它们事实上是一样的「素情」（ting）。怎么会这样？
我会发挥勇气，冒险失去自己的生命，去救一群落水的孩子，而这也会对应某种谨慎形式。万一我死了，我是为了图六中较高的一层，而牺牲较低的一层。
根据亚里士多德承袭自荷马（以及梭伦［Solon］、伯里克里斯［Pericle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传承）的希腊典范，勇气从来就不是自私的行为：
勇气是指你为了比你更高一层的存活，牺牲自身的福祉。
自私的勇气不是勇气。愚蠢的赌徒并没有表现勇敢的行为，尤其是如果他拿别人的钱去冒险或者有家要养的话。7
续谈理性
上一章是从实际的决策重新框架理性，不是所谓的「信念」，因为这些信念可能经修改后，以最具说服力的方式，刺激我们避免做出会威胁系统生存的事。如果需要的是迷信，那么这不只绝对不会违背理性的定理，技术上来说，阻碍它反而是不理性的行为。如果迷信是满足遍历性之所需，那就让它存在。
我们回头来谈巴菲特。他不是靠成本效益分析赚进数十亿美元；相反的，他只是设立门坎很高的过滤器，然后挑选通过这种门坎的投资机会。「成功人士和真正成功人士的差别，在于真正成功的人对几乎每一件事都说不，」他说。同样的，我们的脑子可能经修改后，对尾部风险「说不」。因为有不计其数的赚钱方法，不必冒尾部风险。我们也有不计其数的方法，不必用到会带来脆弱性和未知尾部爆破可能性的复杂技术，就能解决问题（例如喂饱世界）。每当我听到有人说：「我们需要冒（尾部）风险。」我就知道这话不是出自存活下来的实务工作者之口，而是财务学者或银行家说的──我们见到后面这些人几乎总是爆了，但毁的通常是别人的钱。
真的，拒绝一些粗制滥造的新技术，不会让我们损失多少。就算是错的，抱持我的「精制偏执」，不会让我损失很大。只要我的偏执对上那么一次，就能救我一命。
爱某些风险
《反脆弱》一书指出人们如何把毁灭的风险和变异与波动混成一谈──这种简化，违背了更深层、更严谨的事物逻辑。我主张要爱风险、爱系统性「凸性」东修西补，以及爱不会带来尾部风险，却提供尾部利润的许多风险。变动不居的东西不见得有风险，反之亦然。从长椅上跳下来，对你和你的骨头都有好处，但从二十二层楼掉下来则不然。小伤对你有益，造成不可逆影响的比较大伤害则不然。对某些类别的事件危言耸听会让人心生恐慌，但对其他类别的事件这么做却不会。风险和毁灭是不同的「素情」。
天真的实证主义
风险不是都相同。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根据「证据」说，「伊波拉（Ebola）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少于溺死在浴缸中的人」，或者类似这样的事。这是你的祖母能够了解的另一类问题，但是受过半生不熟教育的人则无法理解。
绝对不要拿成倍数增长、系统性和厚尾的风险，和非倍数增长、特殊性和薄尾的风险相互比较。
记得我曾经忧虑一个人的死亡和另一个人的死亡之间的相关性。所以我们需要关切系统性效果：事情一旦发生，会影响一个以上的人。
复习一下。随机事件会降临两类世界中：平常世界和极端世界。平常世界呈薄尾，而且影响个人，和整体没有相关性。依定义，极端世界影响许多人。因此极端世界有平常世界所没有的系统性效应。倍数增长风险──例如时疫──总是来自极端世界。它们可能不致要人命（例如流行性感冒），但仍然来自极端世界。
用更技术性的方式来说：
平常世界的风险受制于切尔诺夫界限（Chernoff bound）。
切尔诺夫界限可以解释如下。每年美国溺死在浴缸中的人数倍增的机率──假设人口或浴缸数都没有改变──是宇宙数兆寿命之一。同期内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人数，倍增的机率则不是这样。
新闻记者和社会科学家倾向于这种病理性胡说八道──尤其是其中一些人认为回归和图形是接触一个问题的复杂方式。简单地说，他们受到的训练，是使用平常世界的工具。所以我们经常见到新闻标题说，和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睡过觉的人，多过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或者因自家家具而死的人，多于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人。你的祖母所持的逻辑会推翻这些说法。只要想想这件事：不可能有十亿人和金·卡戴珊睡过觉（连她自己也不可能睡那么多次），但是成倍数增长的过程（一种流行病）导致因为伊波拉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升抵十亿这个数字的机率不是零。或者，即使这种事件不是成倍数增长，例如恐怖分子污染水源可以导致极端偏差的行动，机率还是存在。另一个论点和反馈有关：如果因为恐怖行动而死伤的人数低，那是提高警觉的关系（我们常会在乘客登机之前搜他们的身）。认为这种警觉是多余的论点，在推理上有严重的缺陷。你家的浴缸并没有试着害死你。
我很好奇，不懂为什么许多科学家（包括政策制定者）似乎认为这个论点很不自然，但是机率学家保罗·严布雷契茨（Paul Embrechts）等其它一些人却觉得相当自然。简单地说，严布雷契茨是从尾部看事情。严布雷契茨研究一门机率分枝学科，称作极值理论（extreme value theory），而且是我们所说极端主义者（extremists）中的一员──这是人数很少的一群研究工作者，和我一样，专门研究极端事件。严布雷契茨和他的同事观察极端程序之间的差异，绝对不看一般的程序。不要把这和极端世界混淆：他们研究极端状况会发生什么事，而这包括极端世界和平常世界──他们根据概化的极值分布，将「尾部」可以发生的事分类。在尾部，事情会清楚得多──清楚许多。而且以机率来看，比起用语言描述，事情会清楚得多──清楚许多。
小结
我们以几句话来结束这一章。
一个人可能喜欢冒险，但十分厌恶毁灭。
生活中的核心不对称是：
会招来毁灭的策略，效益永远无法冲销毁灭的风险。
此外，
毁灭和其它的状况变化，是不同的动物。
你所冒的每一个风险，加起来会减低你的预期寿命。
最后：
理性是指避开系统性毁灭。
1.译注：大叔点是指交易时弃子投降的点。有一说，罗马时期，父亲的兄弟，权力和地位相当于父亲。罗马的孩子遭到霸凌时，会被迫喊「大叔，我的好大叔」，表示打不过你，认输，如此就能脱身。·↑
2.原书注：正如我的「厚尾」（Fat Tails）项目，经济学家可能察觉到集群和时间的问题，却拿不出什么方法。此外，他们一直说「我们知道有厚尾」，但不知何故，他们不晓得把这个观念带到下一步，会和他们的不少研究相互抵触。重要的是后果。·↑
3.译注：根据维基百科，跑酷常被归类为极限运动，没有一定的规则，只是将城市内各种建筑设施当作障碍物或辅助，在其间迅速跑跳穿行。·↑
4.原书注：心理计帐是指人们在心理上（或实体上）倾向于将他们的资金放在隔离开来的不同账户中，专注于资金的来源，而且只要持有净值，忘记来源为何并不重要。有个人因为一条领带太贵且似乎多余而不买，却因为太太使用共同活期账户中的钱买相同的领带当生日礼物而兴奋。在我们讨论的案例中，塞勒认为视资金来源是从赌场而得，还是原来就有的，而改变策略是错的。塞勒和其它的假心理学家显然无视于这里面的动态。说穿了，社会科学家不擅长于处理会动的东西。·↑
5.原书注：事实上，我打趣说，我的死，加上我不喜欢的某个人（例如新闻记者型教授史蒂芬·平克）活着，比单单我死要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