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一列出了汉摩拉比以降，对称规则的进程，所以我们来往阶梯上爬吧。
白银胜过黄金
我们用很快的速度，通过各种法规，走到汉摩拉比之右。基督教圣经《利未记》是汉摩拉比法规的甜味剂。黄金法则（Golden Rule）要求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就用那种方式去对待别人。比较强固的白银法则（Silver Rule）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较强固？怎么说？为什么白银法则比较强固？
首先，它告诉你自扫门前雪，不要决定怎么做对别人有「好处」。和什么事情是好的比起来，我们对于什么事情是坏的，清楚得多。白银法则可以视为负黄金法则（Negative Golden Rule），而且如同每三个星期我的卡拉布里亚（Calabrese，也讲卡拉布里亚语）的理发师让我看到的，否定法（采取消去的行动）比肯定法（采取加法1的行动）更强而有力，也比较不容易犯错。
现在来谈谈对待他人的「他人」。「你」可以是单数或复数，因此可以指一个人、一支篮球队，或者卡拉布里亚语理发师东北协会。「他人」也是一样。这个观念零碎散乱，因为可以用在所有的层级：人类、部落、社会、社会团体、国家等，假使每一个都是可以分离的独立单位，而且能够彼此应对。就像个人希望被如何对待（或者避免遭到恶意对待），就应该以那种方式去对待别人，家庭这个单位应该用相同的方式去对待其它家庭。而且，有些事情使得序一的干预推手更加令人反感，所以国家也应该如此。雅典的机智演说家伊索克拉底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警告我们，国家应该根据白银法则对待其它国家。他写道：
「与弱小国家往来的方式，应该和你认为强国与你往来的适当方式相同。」
没有人比伊索克拉底更能体现对称性的概念。他活了超过一个世纪，并在九十几岁的时候，做出重大的贡献。他甚至提出黄金法则的罕见动态版本：「对待父母的方式，要像你要求子女对待你的方式那样。」我们必须等到杰出的棒球教练尤吉·贝拉，才听得到对称关系的另一个这种动态法则：「我参加别人的葬礼，所以他们会来参加我的。」
当然了，更有效的方式，是反向而行，对待别人子女的方式，要像你希望别人的父母对待你的子女那样。2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背后的观念，是建立白银法则式的对称：你可以享有你的宗教自由，只要你允许我享有自己的；你有权反驳我，只要我有权反驳你。事实上，没有一个民主政体没有这种自我表达权利的无条件对称性，而最严重的威胁，是向下沉沦，以某些言论可能伤害某些人的情感为由，限制言论。这种限制，不见得来自国家本身，而是来自媒体和文化生活中，过度活跃的思想警察强而有力的知识单一文化当权机构。
忘了普遍性
将对称性应用到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得到美德、古典的美德，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但是还有下一步：一路到表一右边的是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定然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我概括为：行为举止有如你的行动可以概化为所有情况下、所有地方每个人的行为。实际的文字比较难懂：「只有在你能够透过那个准则（maxim），同时希望它会成为普遍定律（universal law）的时候，才根据它去行事，」康德在所谓的第一表述（formulation）中写道。而且，在所谓的第二表述中，「对待人类的行为方式，无论是对你自己，或者对别人，千万不能只是把人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一定要同时当作目的。」
表述，表述个头（shmormulation），忘了康德，因为他说得太复杂，而事情变得复杂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会基于一个主要的理由，跳过康德的激进方法：
普遍性行为在理论上很伟大，在实务上却是灾难。
为什么？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不厌其烦表示的，我们都是局部性和务实的动物，对规模十分敏感。小不是大；有形不是抽象；情感不同于逻辑。正如我们表示微观运作得比宏观要好，在你向车库管理员打招呼时，最好避免说得非常一般普通。我们应该聚焦在周遭的环境中，我们需要简单的实务法则。更糟的是，一般和抽象，往往吸引和序一所说干预推手类似的自以为是精神病患者。
换句话说，康德并没有规模缩放（scaling）的概念──可是我们许多人是康德普遍性的受害人（如同我们见过的，现代喜欢抽象胜于明确；社会公义战士被抨击为「将人视为类别，而不是个人」）。在宗教之外，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伊莉诺·欧斯壮（Elinor Ostrom，第一章会稍微谈到她）之前，极少人有规模缩放的概念。
事实上，本书的深层讯息在于：普遍主义走过头两三步，这实在危险──它将微观和宏观混为一谈。同样的，黑天鹅观念的难题是柏拉图简单切割（Platonification），也就是在将一件事情转型为抽象构念（abstract construct）的过程中，漏掉了核心但隐藏的要素，接着导致崩垮。
二、从康德到胖子东尼
我们把时间拉到现在，也就是交易、高度交易的现在。以胖子东尼的话来说，在新泽西州，对称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不说废话，不听废话。他所用的更务实方法是
先从善待你遇到的每一个人开始。但如果某个人想要对你行使权力，那你就对他行使权力。
胖子东尼是谁。他是「不确定系列」中的人物。在举止、行为、不确定下的选择、谈吐、生活风格、腰围、饮食习惯等方面，和国务院的分析师或经济学演说者恰好相反。他也冷静镇定，除非真的有人惹他发火。他靠帮助他通常称为「冤大头」（the suckers）的人而致富。这些冤大头总是看着钱离开他们（或者经常见到的情形，是客户的钱离开他们，因为这些人往往拿别人的钱去下赌）。
这个对称性的东西，碰巧和我自己的专业，也就是当选择权交易人，有直接相关。选择权交易中，一个人（选择权买方）根据合约，依事先约定的价格，享有上文件利益（将来的利得），另一人（卖方）负有下档损失（将来的亏损）的责任。就像保险契约，缴了保费，就能移转风险。任何故意破坏这种对称性的行为──移转责任──必然导致状况一发不可收拾，正如我们在二○○八年的经济危机中看到的那样。
这种对称性，也涉及一笔交易的利益是否相称。我们来温习一下先前的论点：如果银行家的利润归他们所有，而他们的一些损失悄悄移转给社会（包括西班牙语法专家、助理教师……），那就会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隐藏性风险会持续不断升高，直到最后崩垮。法令规定就算能办到，表面上看起来是补救措施，实际上却因为有助于风险隐藏，而使问题更加恶化。
于是这把我们带到了所谓的代理（agency）问题。
骗子、傻瓜，或两者都是
白银法则（提醒一下，这个法则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实务上的一个延伸是：
不要听信靠给别人建议维生的人所提的建议，除非他们的建议错了，自己也会遭殃。
请回想一下前面所说的「我信任你」一语如何横跨伦理与知识两个领域。讲到不确定，总是有不懂随机性的傻瓜和利用随机性的骗子；第一种人不了解随机性，第二种人则有不怀好意的诱因。傻瓜会去冒他不了解的风险，误将过去的好运气当作自己能力高超。另一种骗子，则将风险移转给别人。经济学家谈到切肤之痛时，只关注第二种人。
我们来把代理观念讲得清楚一点。保险公司十分清楚这个观念且有研究。简单地说，你对自己的健康情形了解得远比任何保险公司要多。所以你在别人知道之前，察觉自己有病时，会有投保的诱因。在适合你的时候，而不是在你健康的时候投保，最后你会使得保险系统蒙受的损失，多于你对它的投入，因此造成各式各样不知情的人（同样的，包括西班牙语法专家在内）支付的保费升高。保险公司会以高自负额和其它的方法过滤，以消除这种失衡。
代理问题（或者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也在交易时的利益不相称显现出来：只做一次性交易的供货商，利益和你并不相称──因此可能隐藏信息，不让你知道。
但是单有反诱因还不够：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笨到没下限的傻瓜。有些人不知道自身的利益是什么──只要看看成瘾者、工作狂、为情所困的人、支持大政府的人、新闻媒体、书评人，或者可敬的官僚就知道。他们都因为某种神秘的理由，行动违反本身的利益。所以过滤在其它的状况中，扮演某种角色：不懂随机性的傻瓜，遭到现实扫地出门，因此他们不再伤害别人。你一定还记得演化的基础，是系统靠消去而变得聪明。
还有一点：我们可能没办法事先知道某项行动是否愚蠢──但现实知道。
因果不透明和偏好显示出来3
我们现在来把切肤之痛的认识论层面，带到更高的层级上。切肤之痛和真实世界有关，不是表象而已。拿胖子东尼的座右铭来说：
你不是真心想争赢一项论点。你只是想赢而已。
事实上，不管你追求什么，都想赢：钱、领土、语法专家的心，或者（粉红色）敞篷车。如果只是把注意焦点放在言词上，一个人是站在非常危险的斜坡上，因为
我们擅长于动手做，远远胜过了解。
假充内行的骗子和社会中真正有一技之长的人，例如讲宏观屁话的政治「科学家」和水管工，或者新闻记者和黑手党培养的人之间有不一样的地方。动手做的人会赢，是靠动手做，不是靠说服别人。整个领域（例如经济学和其它的社会科学）本身会成为骗术，是因为缺乏切肤之痛将它们连结回到大地（而参与者还在辩称他们做的是「科学」）。第九章会说明他们如何精心发展各种仪式、职衔、协议和正式程序，以隐藏这方面的不足。
你心中可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动手去做，就会知道。
即使是经济学，也是根据「显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s）的概念。人们「认为」怎么样无关紧要──你会想要避免进入软烂不扎实和自己在那边打转的心理学学科。人们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提出的「解释」，只是一些字词，也就是他们把故事说给自己听，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无关。另一方面，他们所做的事，是有形和可以衡量的，而这是我们应该聚焦的地方。这条公理（甚至或许应该称之为原理），力量非常强大，研究工作者却不怎么把它放在心里。未婚夫妻最懂什么叫显示性偏好：一颗钻石，尤其是对掏腰包购买的人来说负担十分沉重时，和口头承诺比起来，说服力要大得多（而且反悔的可能性小得多）。
至于预测，把它忘了吧：
（言语的）预测和（行为的）臆测没有关系。
我认识一些富有的厉害预测者和贫穷的「优良」预测者。因为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多常「看对」结果，而是在看对的时候赚了多少。看错的话，如果付出的代价不大，那没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和研究的反复试验摸索机制类似。
竞赛之外，真实生活中的曝险，总是太过复杂，难以简化为定义明确、容易用言语描述的「事件」。真实生活中的结果，和化简为赢或输二元结果的棒球比赛不一样。许多曝险的结果高度非线性：下雨可能让你受益，豪雨成灾则不然。确切的论点，在本书作者的技术性著作中有详加说明。现在，只要知道预测，尤其是用「科学」来预测，往往是骗子的最后避难所，而且自有人类以来已然如此。
此外，数学中有称作逆问题（inverse problem）的东西，它是用──而且只能用──切肤之痛来解决。这里只简单说明如下：我们做反向工程（reverse-engineer）比工程要困难；我们见到演化力量的结果，但由于它们的因果不透明而没办法复制它们。我们只能往前运作这种程序。「时间」（我们故意加引号）的运转，和它的不可逆性，需要来自切肤之痛的过滤。
切肤之痛有助于解决黑天鹅问题，以及个人和集体所面对的其它不确定性问题：存活下来的东西，已经显示了它对黑天鹅事件展现的强固性，而消除切肤之痛，会破坏这种选择机制。少了切肤之痛，我们就没办法得到「时间的智慧」（这体现了林迪效应［Lindy effect］，我们将用一整章的篇幅来说明，其中，一、时间会消除脆弱和维持强固，以及二、非脆弱的预期寿命会随着时间增长而加长）。各种观念间接地具有切肤之痛，而拥有这些观念的所有人也是。
有鉴于此──关于（因果）不透明和偏好显示──切肤之痛之下的「时间智慧」，甚至有助于定义理性──我找到的唯一不会在逻辑检视之下崩解的理性定义。在法国规划部服务、受过太多教育和天真（但上班准时）的观察者眼里，某种做法看起来可能不合理性，因为我们人类还不够聪明到能够理解它──但是它已经运作了很长的时间。它算理性吗？我们没有理由排拒它。但我们知道什么显然不理性：什么事情先危及集体的生存，接着是个人的生存。而且，从统计的观点来说，违反自然（以及它的统计显著性）是不理性的，除了来自农药和其它科技公司的杂音，找不到已知的严谨理性定义，排拒「自然」具有理性的观点；事实恰好相反。依据定义，行得通的事情，不可能没有理性；我所认识，长期在商场上失败的每个人，都有那个心理障碍，未能理解如果某件愚蠢的事行得通，并且赚钱，那么它不可能是愚蠢的。
一个系统如果有切肤之痛的要求，就会透过牺牲的概念，维系系统于不坠，以保护需要存活下去、层级更高的集体或实体。「活下来再说，屁话免谈。」或者如同胖子东尼说的：「存活者说的算，屁话滚。」换句话说：
理性的事情允许集体──指能够存在很长时间的实体──存活下去。
我们所说的理性，不是某些不严谨的心理学或社会学书本所说的「理性」。4在那个意义上，和心理学家与假心理学家会告诉你的恰好相反，有些「过度估计」的尾部风险，以任何衡量指标来说，并非不理性，虽然整体而言，它超过存活之所需。有些风险，我们就是经不起去承担。其它的风险（学者避之唯恐不及的那种），我们则经不起不去承受。称作「遍历性」（ergodic）的向度，将在第十九章详细说明。
切肤之痛，但不是一直都这样
整体而言，切肤之痛有其必要，但我们不要因此昏了头，不厌其详把它应用在放眼所及的每件事上，尤其是当后果受到抑制时。序一所说干预推手的宣告，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海外，以及一个人在谈话时讲出无害的意见，或者算命先生屈指一数说的话，是用于治疗而不是做决策，两者之间是不同的。我们的讯息聚焦在专业人士，因为他们自身职业的结构，造成伤害之后却不必负责任。
专业不对称的人极为少见，在历史上如此，甚至现在也一样。他制造了很大的问题，但这种人少之又少。真实生活中，你遇到的大部分人──面包师、补鞋匠、水管工、出租车司机、会计、税务顾问、垃圾清洁员、牙科清洁助理、洗车工（不包括西班牙语法专家）──都会因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而付出代价。
三、现代主义
虽然符合祖先、古老和古典的公义概念，本书依赖相同的不对称论点，却与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现代思维──我们这里会称之为知识主义（intellectualism）──相左。知识主义相信我们可以把行动和行动的结果区分开来，可以把理论和实践区分开来，以及藉由阶层方法，也就是以（形式上）由上而下的方式，矫正复杂的系统。
知识主义有一个兄弟：科学主义（scientism），以天真的方式，将科学解读为并发症，而不是一个程序和用怀疑态度去面对的事。在不需要的时候，使用数学，不是科学，而是科学主义。利用比较技术性的东西，例如人工手臂，替代你那运作自如的手，并没有比较科学。以可能经不起复制仿作和统计审查而存活下来的同侪审核期刊，取代行之有年、历经数以兆计高向度压力因子而存活下来的「自然」，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良好的实务。本书撰稿时，科学已经被供货商用来销售产品（例如人造黄油或基因改造的解决方案），而且说来讽刺，应该被怀疑的事，被用来将怀疑论调消音。
在知识史上，复杂得叫人觉得无趣、用华丽的词藻导出的真相，一直令人不敢恭维，但是你不可能在当地科学记者的报导或大学老师的课堂听到这件事：更高阶的质疑，需要更多的知识信心、对统计显著性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及更高水平的严谨度和知识能力──或者更好的是，曾经在露天市场卖过地毯或特殊香料。所以这本书延续了长久以来怀疑─探讨加上务实─解决方案的传统。「不确定系列」的读者，可能相当熟悉怀疑学派（《黑天鹅效应》一书有提到），尤其是已有二十二世纪之久的塞克斯都·恩披里科（Sextus Empiricus）所著《反驳教授们》（Against the Professors）的抨击。
这里的规则是：
坐而言的人应该起而行，而且只有起而行的人才能坐而言。
数学、严谨的哲学、诗歌和艺术等独立的活动，则享有若干豁免，它们并没有堂而皇之，宣称吻合现实。正如伟大的赛局理论家艾里埃勒·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说的：去做你的理论或数学表达式，不要告诉真实世界中的人如何应用它们。且让那些有切肤之痛的人，选择他们需要的东西。
我们来更务实地面对现代主义的副作用：随着东西变得更加技术性，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的隔阂加大。
如何投射光束在演讲人身上
对一大群听众发表演说的人，注意到自己──以及其它的演讲人──在讲台上很不自在。我在十年前，就想通了原因出在舞台的光束，射进我们的眼睛，妨碍我们的专注力（这是警察审问嫌犯时一贯使用的手法：将光束射向嫌犯，然后等他开始「唱歌」）。但是在演说正热时，演讲人没办法确定什么地方出了错，所以他们将失去专注力简单地归因于站上讲台之故。这样的看法持续不绝。为什么？因为对着一大群听众演讲的人，不必负责照明工作，而灯光工程师不曾对一大群听众演说。
由上而下进步的另一个小例子：纽约市和北边郊区间的大都会北方铁路公司（Metro North），在总翻修时，重新改装车厢。车厢看起来更现代、整洁、有更明亮的色彩，甚至有电源插座，让你给计算机充电（可是没人使用）等便利设施。但是在座位边缘、靠墙的地方，以前有个平坦的窗台，可以放早晨的咖啡杯：我们很难一边看书，一边握着咖啡杯。设计师（要嘛没搭过火车，要嘛搭过火车，却不曾边看书边喝咖啡），认为把窗台做得略微倾斜，是一种美感上的改善，可是这么一来，就没办法放置咖啡杯。
这解释了造景和建筑更为严重的问题：今天的建筑盖起来的目的，是让其它建筑师刮目相看。于是我们有了一些奇怪──不可逆──的结构，不能满足住户的福祉。这得花时间和许多渐进式的修修补补。或者都市规划部的一些专家，没有住在小区，结果做出相当于倾斜窗台的东西。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改善，除了规模大得多之外。
我会一直坚持：专业化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其中一个是将劳动和劳动的成果分离开来。
简单
另外，切肤之痛会带来简单──事情只要做得妥当，就会简单得令人放心。见过复杂解决方案的人，不会有执行简单解决方案的诱因。正如我们看到的，一个官僚化系统会因为人们的干预和出售复杂的解决方案而日趋复杂，原因在于那是他们的职位和受到的训练要他们去做的事。
人们设计的没有切肤之痛的事情，倾向于以复杂的方式成长（在崩垮之前）。
这种情况中，如果有人提出某种简单的东西，绝对没有好处：如果你是因为认知，不是因为成果，而获得奖赏，你就需要表现得精明复杂。任何人投出一篇「学术性」论文到一本期刊，都知道把它写得比必要的还复杂，通常可以提高被接受的可能性。此外，问题以这种分叉并发症的方式，非线性成长，会有副作用。最糟的是：
没有切肤之痛的人，不会把事情做得简单。
少了切肤之痛，我就不讲话
我们回头谈从痛苦中学习，不过是反过来想：透过刺激和愉悦学习。人有两个脑，一个是在有切肤之痛时，另一个是在没有时。切肤之痛能使无聊的事情变得不那么无聊。当你有切肤之痛，像飞机安全检查之类叫人发闷的事，感觉便不再那么无聊，因为你可能不得不当它的乘客。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投资人，阅读财务报表脚注（可以在那里找到真正的信息）之类超级无聊的事情，便几乎不再是无聊之事。
但是还有一个更为要紧的向度。许多成瘾者，正常情况下是无趣的知识分子，对于花椰菜的种种如数家珍──或者外交政策专家──能以最巧妙的手法买到毒品。当他们接受戒瘾治疗，常常听到有人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把买毒品一半的心力，花在赚钱上，保证会成为百万富翁。但这种说法徒劳无功。少了瘾头，他们那神奇的力量就会消失不见。就像一种仙丹，能给寻找它的人不可思议的力量，但是服用之后，却没什么效果。
自白。在我没有切肤之痛的时候，我通常默不作声。我拥有的技术性知识，例如风险和获利力，起初并不是来自书籍。它们并不是来自崇高的哲思和对科学的饥渴，甚至不是来自好奇心，而是来自一个人在市场上冒险，感受到的刺激和荷尔蒙的翻涌。我不曾认为数学是有趣的东西，直到我在华顿商学院，有位朋友向我提到前面说过的金融选择权（以及它们那一类的复杂衍生性金融商品）。我立即决定以它们为事业生涯。它们结合了金融交易和复杂的机率。这个领域很新，好坏未卜。我直觉认为使用传统钟型曲线的理论有错，忽视了尾部（极端事件）造成的冲击。我直觉认为学者对于风险，一点概念也没有。所以，为了找到估计这些机率性证券的错误，我必须研究机率，而这很神奇，马上变得很有趣，甚至引人入胜。
当我置身于风险之中，我的第二个脑突然之间动了起来，错综复杂的序列机率，分析和对应起来瞬间变得轻而易举。失火的时候，你会跑得比任何竞赛还快。滑雪下坡时，有些动作变得毫不费力。接着，在没有真正的行动时，我再度默不作声。此外，身为交易人，我们使用的数学，就像手套那样套用在问题上，而这和学者拿着理论去寻找某种应用不一样──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凭空发明模式出来，经不起里面有错误的方程式。将数学应用在实务问题上，完全是另一回事；这需要在写方程式之前，深入了解问题。
但是，如果你为了救一个小孩，超越目前的能力，鼓起力量，抬起一辆车子，在事情平静下来之后，得到的力量会继续存在。所以，和毒虫失去神智不一样，你在风险的影响之下，从一心不二用学到的事情和你拥有的全神贯注，会留在你身上。你可能不像原来那么敏锐，但是没人能够抢走你学过的东西。这是我现在抨击传统教育体系的主要理由，因为那是白痴为白痴建立的。许多孩子如果在市场上有若干投资，就会爱上数学，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养成一种本能，察觉数学误用的状况。
法令规定相对于法律制度
有两种方式可以保障公民的安全，不受大型掠夺者（例如强而有力的大公司）伤害。第一种是制定实施法令规定──但是这些法令规定，除了限制个人的自由，也会带来另一种掠夺，这一次是由国家、它的代理人，以及他们的亲信做这种事。更重要的是，有好律师的人能够玩法弄权（或者如同我们将见到的，堂而皇之让人们知道他们聘用了以前的主管官员，并给付他们高得离谱的酬劳，而这对目前的在位者发出了将来会贿赂他们的讯号）。而且，当然了，法令规定一旦建立，就会文风不动，即使有证据显示它们荒诞不经也一样。政治人物承受既得利益的压力，也不敢废除它们。由于法令规定只增不减，我们很快就纠结在复杂的规定之中，企业因此窒息。它们也窒息了生命。
总是有一批寄生虫从法令规定得到利益。在这些情况中，商人往往透过保护性的法令规定和特许权，利用政府牟取利润。这种机制称作监管夺回（regulatory recapture），因为它抵消了法令规定本意想要得到的效果。
另一种解决方案，是以法律责任的形式，以及诉讼程序的效率可能很高，将切肤之痛置入交易之中。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历来偏爱法律方法，而不是采用监管的方式。如果你伤害我，我可以告你。它由下而上，透过反复试验摸索，建立起非常复杂、不断调适和平衡的普通法。人们交易的时候，几乎总是偏爱以大英国协（Commonwealth；或者英国以前统治）的地方，作为解决争端的场所：在亚洲偏爱香港和新加坡，西方则选伦敦和纽约。普通法重精神，而监管由于它的僵固性，完全照章行事。
如果一家大公司污染你家附近，你可以联合邻居，告它到底。贪得无厌的律师会准备好相关的文书。敌视那家公司的人会乐于伸出援手。和解的潜在成本会足以威慑那家公司循规蹈矩。
这并不表示根本不需要监管。有些系统性的影响，可能需要监管（例如隐藏性的环境破坏尾部风险很晚才出现）。如果你不能有效地诉讼，那就采取监管的办法。5
现在，即使监管对社会有一点小小的净报偿，我还是喜欢尽可能自由，在我伤害别人时，承担民事责任、面对我的命运和接受惩罚。这种态度称为义务自由意志主义（deontic libertarianism；义务一词来自责任［duties］）：监管你，就会剥夺你的自由。有些人相信自由是人的第一个最基本的善；这包括犯错的自由（错误只伤害你）；自由是神圣的，绝对不可以拿来和经济或其它利益交换。
四、椎心之痛
最后和居于核心的是，切肤之痛谈的是和生存承诺有关的荣誉，而承担风险（某一类的风险）使人有别于机器，以及（有些人可能痛恨这么说）形成一个人的高下排名。
如果你不为自己发表的意见承担风险，那么你什么都不是。
我会持续不断提到，除了过着高贵可敬的生活，我没有其它的成功定义。我们的言下之意是：让别人代你受死，是可耻的行为。
荣誉意味着有些行为，你宁死不做，不管物质报酬如何。她不会接受浮士德式的交易，不会为了五百美元出卖身体；这也表示，她不会为了一百万美元去做，十亿美元不会，一兆美元也不会。荣誉不只是一种否定法式的立场，它意味着有些事情，你会无条件去做，不管后果如何。以让我们失去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Pushkin）、法国数学家伽罗瓦（Galois），以及更多年纪轻轻的人（伽罗瓦的年纪非常小）和人决斗为例来说：人们只是为了保住面子，而承担很大的死亡机率。像懦夫那样苟活，根本不是选项。他们宁死不受辱，连在十来岁就发明十分重大数学新分支的伽罗瓦也不例外。6正如一位斯巴达母亲告诉即将离家的儿子：「拿着它，或者躺在它上面。」意思是说，带着你的盾牌回来，否则不要活着回家（当时的习俗是将尸体平放在盾牌上面）；只有懦夫会为了跑得更快，而扔掉盾牌。
如果你想要考虑现代如何摧毁了一些人类价值的基础，不妨比较上述的无条件行事和现代的通融：举例来说，有人投入令人作呕的游说活动（例如在华盛顿代表沙特阿拉伯的利益），或者在知情的情况下，玩常见的不道德学术游戏，并以他们本身的状况为由，提出「我得供小孩上大学」之类的论调。在道德上不独立的人，倾向于依他们的专业而调整伦理（讲得振振有词），而不是找个符合他们伦理的专业。
关于荣誉，还有另一个向度要提：超越仅仅是个人的切肤之痛，为他人而冒险，也就是为别人的切肤之痛采取行动；为了全体而不惜付出重大的牺牲。
不过，也有一些活动，例如手工艺，让人洋溢着自豪感和荣誉感，不必做非常大的牺牲。
工匠
为了优化你的工作、偷工减料，或者从它（以及你的生活中）挤出更多「效率」而做的任何事情，最后都会使你不喜欢它。
工匠有椎心之痛（soul in the game）。
首先，工匠做事情是先为了存在的理由，稍后才会考虑财务和商业上的理由。他们的决定绝对不完全是财务上的，但仍然和财务有关。其次，他们的专业中有某种「艺术」；他们远离工业化的大多数层面；他们结合艺术和商业。第三，他们把若干灵魂放进作品中：他们不会出售有瑕疵的东西，或甚至在质量上打折扣，因为担心有伤自豪。最后，他们有神圣的禁忌，即使可以显著提高利润，也不肯去做某些事情。
邪恶的人抄快捷方式，秉持美德的人走比较长的路（拉丁文：Compendiaria res improbitas, virtusque tarda）。换句话说，偷工减料是不诚实的行为。
拿我本身的专业来说。我们很容易看出作家其实是工匠：卖书不是最终的动机，只是次要的标的（即使有那个动机也是一样）。你会强烈抑制一些欲望，只求保存产品的纯净。举例来说，二○○○年代初，珠宝连锁店宝格丽（Bulgari）花钱请作家费伊·韦尔登（Fay Weldon）把他们的优秀产品，置入她所写小说的情节中做推荐，替他们的品牌打广告。噩梦随之而来；大众普遍厌恶文学界的这一块。
我也记得一九八○年代，有人试着免费送书，但是和杂志一样，在字里行间打广告。这样的做法失败了。
我们也不将写作工业化。如果我为了提高效率，请一群写手来「帮忙」，你知道之后一定大感失望。杰兹·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等一些作者，试着将某些章节外包而写书，被人发现之后，彻底遭到排斥。这些作者加上承包商，所写的作品能够存活下去的，少之又少。但是有一些例外，例如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père）据说经营一座代笔人（有四十五个之多）工场，让他能够增加产量到一百五十本小说，因此有笑话说，他只读过自己写的一些书。不过大体而言，产出是没办法扩增的（即使书籍的销路可以扩增）。大仲马可能是印证这一规则的例外。
现在要谈一些非常实务的东西。我听过最好的忠告之一，是一位非常成功（和快乐）的年长创业家尤西·瓦迪（Yossi Vardi）所提的建议。他说，不要有助理。单单有助理存在，就会使你的自然过滤暂时叫停──没了助理，会强迫你只做乐在其中的事，而且慢慢的，用那种方式引导你的生活（我在这里所说的助理，排除了雇用某些人执行特定的任务，例如批改论文、协助会计记帐，或者帮植物浇水；我只是指监督你所有活动的守护天使）。这是一种否定法：你想要最多的自由时间，不是最多的活动，而且你能够根据这种衡量指标，评估本身的「成功」。如果不这样的话，最后你是在协助你的助理，或者被迫「解释」怎么做事，而这比做事本身还要花费心力。事实上，除了我的写作和研究生活，这证明是很好的财务忠告，因为我更加自由、身手更为灵活，而我的同行每天的日子，充满不必要的「会议」和不必要的通讯。
拥有助理（除非绝对必要），会消除你的椎心之痛。
想想下次你到墨西哥时，使用手持式翻译器，而不是和当地人接触，学习扎实的西班牙词汇的效果。助理会使你远离真诚一步。
学者可以是工匠。即使误解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学家，宣称人在「追求极大化」他们的所得，不收费侃侃而谈这些观念，宣称不落入低俗的商业利润追求，却未能见到这其中的矛盾。
创业家当心
创业家是我们社会中的英雄。他们为我们其它所有的人而失败。但由于资金募集和目前的创业投资机制，许多人误以为创业家没有真正的切肤之痛，因为感觉他们的目标，是把出力创造的公司卖给别人变现，或者在股票市场发行股票「上市」。公司真正的价值、它生产什么，以及它长期能否存活，他们不是很在意。这纯粹是取得资金的手段，我们会将这类人排除在「创业家」冒险类之外（这种创业形式，相当于把长得好看和有市场价值的孩子带进世界，唯一的目标是在四岁的时候把他们卖掉）。从他们能够写出具说服力的商业计划，很容易判定这种人。
超越创业阶段的公司会开始腐坏。企业的死亡率和癌症患者一样，理由之一是将以时间定义的责任指派给它们。一旦你改变了指派的责任──或者更好的是，改变了公司──你现在就能说，深层的鲍伯·鲁宾式风险现身了：「这不再是我的问题。」在你卖出公司时，也会有相同的事情发生，所以记住：
生产东西的技能不同于销售东西的技能。
傲慢的人会去做
挂有业主姓名的产品或公司，传达了非常有价值的讯息。它们大喊着，害怕失去某些东西。产品、公司和业主同名，既指出业主献身于公司，也对产品深怀信心。我的朋友保罗·威尔莫特（Paul Wilmott）把他的姓名放在一本数学财务技术期刊（Wil-mott）上，经常被称为「自大狂」，但它在本书撰稿时无疑是最好的一本。「自大狂」对产品来说有好处。但如果你找不到「自大狂」，「傲慢的人」会去做。
避税公民
许多有钱人来到美国，永久居住，却不肯成为公民。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永久居留，而且这是一种权利，不是义务，因为他们能够透过简单的程序就取得。你问他们为什么不在法官面前宣誓，然后在湖滨的乡村俱乐部举办鸡尾酒会。典型的回答是：税负。一旦你成为美国公民，即使住在海外，便必须就你的全球所得缴税。而且这要改回来，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你因此失去了选择权。但是法国和英国等其它西方国家，允许公民如果住在某个避税天堂，享有很大的税负豁免。于是这引来一群人，透过投资和符合最低居留要求，「买进」公民权，拿到护照，然后住到免税的某个地方。
一个国家不应该容忍只能同安乐不能共患难的朋友。没有切肤之痛，却拥有国籍，令人不快，因为他们可以旅游进出国界，却不用承担随护照而来的不利。
我父母是法国公民，数十年前我因此容易入籍。但是感觉不对，甚至令人极度反感。而且，除非我透过切肤之痛，对法国产生情感上的依附，否则我办不到。看到法国护照上，我长满胡须的脸孔，感觉很假。我唯一考虑使用的是希腊（或塞浦路斯）的护照，因为我觉得和希腊世界有深层且渊远流长的社会文化血脉相连。
但是我来到美国，拥抱这块地方，并将护照视为承诺：不管是好或坏、需要缴税或不必缴税，它成了我的身分。许多人取笑我的决定，因为我的大部分所得来自海外，而且，如果我将办公地点设在塞浦路斯或马耳他，我会赚更多钱。如果想要为自己降低税负，而且真的这么做了，那么我有义务为它而战，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全体，也就是其它的纳税人，不能掉头而去。
这里面有切肤之痛。
英雄不是在图书馆啃书
如果你想要研究勇气之类的古典价值，或者了解斯多噶学派的淡泊名利主张，不见得一定要去找古典学者。一个人绝对不会没有原因就成为职业学者。想要自行钻研的话，如果可能，找塞内加（Seneca）、西泽（Caesar），或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Marcus Aurelius）的相关著作来看。或者阅读本身也动手做的古典文学评论家写的文章，例如蒙田（Montaigne）──这些人在某个时点有切肤之痛，然后退而写书。如果可能的话，避免中间转一手。或者，忘掉那些著作，只要鼓起勇气，采取行动就行。
从教科书中学习勇气，不会让你更有勇气，就像吃牛肉不会使你成为牛。
由于某种神秘的心理机制，人们未能理解你能从教授学到的主要事情，是如何成为教授──比方说，你能从生活教练或励志演说家学到的主要事情，是如何成为生活教练或励志演说家。所以请记住，历史上的英雄不是古典主义者和书虫，而是活生生出现在他们文章中的人。他们是有所作为和必须具有冒险犯难精神的人。要进入他们的心理世界，你需要教淡泊名利7的职业教授之外的人。他们几乎总是不懂这件事（事实上他们不曾懂得）。依我个人一连串的奋斗经验，许多这些「古典学者」，对于亚历山大（Alexander）、克丽欧佩特拉（Cleopatra）、西泽、汉尼拔、尤利安、列奥尼达（Leonidas）、芝诺比亚（Zenobia）等勇者早餐吃些什么了如指掌，却在知识上对他们的刚勇毫无所悉。学术界（和新闻界）根本上是害怕机率的空口说白话者的庇护所吗？也就是，这些偷窥者只想看，却不愿意冒险。看起来是这样没错。本书最重要的一章，为了方便起见，放在最后一章「承担风险的逻辑」，指出风险的某些核心要素，实务工作者一目了然，理论学家却错过了两个世纪以上！
椎心之痛和若干（不是太多的）保护主义
让我们将这些观念应用到现代。我们谈过建筑师和真正的使用者是不同人的故事。这扩延到更为一般性的系统影响，例如保护主义和全球主义。用那种方式去看，某些保护主义的兴起，可能有强力的理由依据──而且是经济上的。
不谈由于噪音─讯号比失衡，全球化的论调带来巴别塔似的刺耳杂音。这方面的要点是：劳工，也就是做事情的人，各个体内都有一名工匠。国际大公司花钱请游说人士，试着要我们相信，这种保护主义甚至不会和经济思维，也就是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相互冲突。但事实恰好相反。它与经济学所依赖的基础，也就是经济决策的数学公理不一致，并没有极大化一个人狭隘定义的金钱计价收益，却牺牲其它事情。如同我在本章稍早说过的，由于你个人的偏好，把钱留在桌上不拿，根据经济理论，并非不理性的行为；局限在财务利得的诱因概念，因此没办法解释经济学者所主张的自利观念的存在。8
以狭隘定义的会计概念（以总量计）来看，把工作出口可能会让我们生活过得更好。但这不是人们可能真正想要的。我写书，是因为我生来要做到亚里士多德的尽善尽美，正如刀子的使命，是用来切东西──而外包我的研究和写作到中国或突尼西亚，（可能）会提高我的产量，却剥夺我对自己的认同。
所以说，人们可能想要动手做事情。他们只是想要做事情，因为觉得这是他们认同的一部分。威彻斯特郡（Westchester County）的鞋匠想要当鞋匠，享受劳动的成果，见到自己的商品摆在店家而自豪，即使让中国的工厂制造鞋子，自己转换到另一个专业，他所谓的「经济」条件可望改善，他也不想放弃本业。新系统让他买得起平板电视机、更多的纯棉衬衫和更便宜的自行车，却失去了某种东西。欺骗人们放弃他们本来的专业，可能是很残忍的行为。人们想要承受椎心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