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导入切肤之痛而来的若干扭曲。
不避讳侃侃而谈
有一次，我上电视台，宣布出版一本新书，却陷在摄影棚，脱身不得，被找去和两位新闻记者加上主持人，展开圆桌会谈。那天的主题是微软，一家当时已经存在的公司。每个人，包括主持人，都抢着讲话。终于轮到我了，我说：「我没有买微软的股票，也没有放空微软的股票（也就是能从它的跌势中获利），因此我不能谈它。」我一再提起前言说的那句宣言：「不要告诉我，你认为会怎么样，只要告诉我，你的投资组合里面有什么。」其它人面面相觑，脸上有说不出的混乱。记者通常不应该谈他持有的股票──而更糟的是，被认为应该总是对他很少能在地图上找到的东西发表声明。新闻记者理该当个公正的「裁判」，可是和冈比西斯判决中的锡桑内斯不同，没有人威胁要再次使用他的皮。
「不避讳侃侃而谈」有两种类型。一种由买股票构成，因为你喜欢它，然后对它发表评论（以及揭露你拥有那支股票）──一样产品最可靠的代言人，是它的使用者。9另一种是买了一支股票，所以你可以宣传那家公司的质量，然后出售它，从吹捧它而获利──这称作市场炒作，而且当然有利益冲突。我们消除了新闻记者的切肤之痛，以防止市场炒作，认为这么一来，整个社会会有净利得。本书的论点是：前者（市场炒作）和利益冲突，比起给人不好的建议却不受惩罚要好。我们会谈到，主要的理由在于缺乏切肤之痛之后，新闻记者会以其它新闻记者马首是瞻，发表类似的意见，以保平安，因此产生单一的文化和集体的海市蜃楼。
一般来说，切肤之痛会和利益冲突混在一起。我希望本书要做的事，是显示前者比后者重要。如果人们的利益冲突和自己的下档风险一致，那是没有问题的。
浅谈看医生
医生没有安泰俄斯的问题：医疗虽然包裹着科学外衣，根本上是采学徒制，而且和工程一样，是根据经验，不只是靠实验和理论。经济学家说「假设……」，然后提出某种古怪的理论，医生却不会这么做。所以许多学位都有切肤之痛，或许除了没有完全分离顾客和提供者的代理效应之外。而且，试着强加切肤之痛，会带来某种类别的不良效应，将不确定性从医生移转给病人。
法律制度和监管措施可能将医生的切肤之痛放错位置。
怎么说？问题在于依赖衡量指标。每一个衡量指标都可以动手脚──我们在序一提到的胆固醇降低，是衡量指标动手脚技术发挥到极致的表现。用更为真实的案例来说，假设癌症治疗医生和医院是以病患的五年存活率来评断，而且需要面对新病人各式各样的状况：他们会选择做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他们需要在雷射手术（精确的外科手术）和放射治疗（对病人和癌症都有害）之间做取舍。从统计上来说，雷射手术的五年结果可能比放射治疗要差，但是后者倾向于在比较长期的未来产生第二颗肿瘤，而且二十年的特定疾病生存率相对降低。由于计算病患生存率看的是五年，不是二十年，因此激励医生和医院选择放射治疗。
所以医生可能采取次佳的选项，将不确定性从自己身上移转出去。
医生为系统所迫，将风险从他自己移转给你，以及从现在移转到未来，或者从立即性的未来，移转到更遥远的未来。
你必须记住，当你去看医生，你面对的人虽然是权威专家，却处于脆弱的状况。他不是你，不是你的家人，所以万一你的健康恶化，他没有直接的情感损失。他的目标自然而然是避免法律诉讼，以免事业生涯受到灾难性的打击。
有些衡量指标真的能够害了你。假设你去看心脏科医生，发现你落在温和的风险类别，不会真的提高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情况处于可能叫人担忧之前的阶段（这是一种强烈的非线性：一个人被诊断为糖尿病前期和高血压前期，就机率来说，和真的罹患这两种疾病比起来，九○％更接近正常人。但是医生治疗你时，受到保护自己的压力。万一你在看医生之后几个星期死亡（发生这种事情的机率很低），医生可能因为没有开出暂时相信有用的正确药物（如他汀类药物），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些可疑或不完整的研究支持那些药物，而被控疏失。更深一层来说，他可能知道他汀类药物有害，因为会带来长期的副作用。可是制药公司已经成功地说服每一个人相信这些未知的后果是无害的，而正确的预防方法，是将未知视为具有潜在的伤害性。事实上，除了重病患者，对大部分人来说，风险都超过利益。长期的医疗风险被人隐藏；它们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生，而法律风险却是立即性的。这和鲍伯·鲁宾的风险移转交易，或者推迟风险，使它们看不见，没有两样。
我们能使医疗不那么不对称吗？没办法直接办到。正如我在《反脆弱》一书，以及在其它地方更为技术性表示的，解决之道是在病患轻微生病时，避免接受治疗，但在「尾部事件」，也就是极少遇见的严重状况，才借重医疗之力。问题在于轻微生病的人，远比重病的人要多──也预期活得更久和用药更久──因此制药公司有聚焦于他们的诱因（我听说死人不再服药）。
总而言之，虽然不完美，医生和病患都有切肤之痛，但是行政管理人员则没有──而且他们似乎是造成系统机能运作不彰、叫人头痛的原因。所有的企业和各种活动，以及历史上所有的时候，地球上每个地方的行政管理人员一直是祸患。
下一章
这一章从商务和伦理的观点来看（假设两者可以区别开来），介绍我们认识代理问题和风险分摊。我们也介绍了规模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将试着更深入探讨造成集体怪兽的隐藏性不对称。
1.原书注：拉丁文是：Ipsi testudines edite, qui cepistis··↑
2.原书注：拉丁文是：Plenius aequo Iaudat venalis qui vult extrudere merces·──贺拉斯（Horace）·↑
3.译注：爱琴海中商业贸易发达的岛屿。·↑
4.译注：这是伊斯兰教的金融名词，意指高风险或危险的销售行为，因为销售物品的细节未知或不确定。·↑
5.原书注：即便如此，鄂图曼人并没有下放够多的自治权。有些人表示，如果亚美尼亚人听取小说家拉菲（Raffi）的呼吁，给予更多的自治权，一八九○年代和一九一五年的悲剧会减轻。·↑
6.原书注：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的领导人是个阿穆尔·穆萨（Amr Moussa），因为我在一次演说上，提到「更好的篱笆隔出更好的邻居」概念而震惊。他被我的讯息「促进宗派主义」激怒。逊尼派居于多数的阿拉伯语国家共同采取的策略，是一群人呼吁不论如何，都要试着建立某种自治的「宗派主义」（说来讽刺，这些人一有钱，往往前往瑞士置产）。当你居于多数，援引普遍主义总是很方便。由于它在标记上好听，如果你像库德族（Kurds）、马龙派教徒（Maronites）和科普特人（Copts），稍微提到任何和自治有关的主张，它也会指责你搞「种族主义」。「种族主义」一词已经遭人贬斥，看着伊拉克人和库德族指责对方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两者「想要」和「反对」库德族自决，是相当有趣的一件事。·↑
7.原书注：「今天凡是与我一道流血的，必然是我的兄弟。」──莎士比亚，《亨利五世》·↑
8.译注：以下相关字词译为「患难与共」。·↑
9.原书注：产品的使用者比较可靠，是因为自然过滤的关系。我买了一辆电动车──特斯拉──因为我的邻居开了他的车（有切肤之痛）之后兴高采烈，而且看他一直那个样子好几年之久。没有什么广告，比得上真正的爱用者让人感到可信。·↑
第三部
最大的不对称
２最不能退让者胜：顽固的少数人主掌全局
为什么你不必在吸烟区吸烟──沙乌地国王垮台时你的食物选择──如何阻止朋友工作太过卖力──奥玛·雪瑞夫转换──如何使市场崩溃
复杂系统背后的主要观念是：集体的行为方式不是各个组成单位所能预测的。互动的重要性大于各个单位的特质。研究个别的蚂蚁，几乎不会让我们清楚了解蚁群如何运作。因此我们需要了解蚁群就是蚁群，不多也不少，不是蚂蚁的集合体。这称作整体的「突现」（emergent）属性，各个部分和整体不一样，因为重要的是这些部分之间的互动。而互动可以依循非常简单的规则。
我们在本章讨论的规则是少数人制定的规则，也就是所有不对称之母。拥有重大的切肤之痛（或者更好的是，椎心之痛），不让步的少数人──不肯让步的某种少数人──只要占总人口的三或四％，便足以要全部的人口唯他们的偏好是从。此外，视觉的幻象会随着少数人的统治而来：天真的观察家（他们看的是标准的一般状况）会产生印象，认为选择和偏好是大部分人的。这似乎荒谬无比，因为我们的科学直觉不会做出这种论断（忘掉科学和学术机构，舍弃判断；它们行不通，而且你的标准知识化，遇到复杂系统便施展不开，不过你祖母的智慧不会这样）。
少数人制定的规则涉及许多事情，包括让我们知道：只要少数一些人不退让、善良且有切肤之痛，展现勇气，就能使社会妥善运转。
说来讽刺，在我协助新英格兰复杂系统协会（New England Complex Systems Institute）举办夏季烧烤会时，才猛地想到这个复杂性例子。在东道主忙着布置餐桌和拆包饮料的时候，一个朋友，严守犹太洁食戒律，而且只吃符合教规允许的食物，走过来打招呼。我端给他一杯那种黄色加糖、含柠檬酸的水，人们有时称之为柠檬汁，心里想着，由于他的饮食规定，十之八九会婉拒。可是他没那么做，喝下了那种饮料。另一位遵守犹太洁食戒律的人说：「这里所有的饮料都符合犹太教的规定。」我们看着纸箱一些细小的字体：一个细小的符号，圆圈中有个U，表示它符合犹太洁食戒律。那些想要知道，而且寻找这个细小字体的人，都会找到那个符号。至于我自己，就像莫里哀（Molière）所写《资产阶级绅士》（Le Bourgeois Gentilhomme）一剧中的角色，突然发现这些年来，他说的话一直是散文却浑然不知，我一直在喝符合犹太洁食戒律的饮料却不自知。
对花生过敏的罪犯
我突然想到一件奇怪的事。遵守犹太洁食戒律的人口，只占美国居民的○·三％不到。然而看起来几乎所有的饮料都符合犹太洁食规条。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完全符合犹太洁食戒律，那么制造商、杂货商和餐厅就不需要采用特殊的标记、放在不同的走道、区隔存货、利用不同的储存中转设施，以区分饮料是否符合犹太教洁食教规。改变整体的这个简单规则说明如下：
饮食遵守犹太洁食戒律（或清真认证）的人，绝对不吃不符合犹太洁食戒律（或非清真认证）的食物，但是饮食不守犹太洁食戒律的人，不会被禁止吃符合犹太洁食戒律的食物。
或者，换到另一方面来说：
残障人士不会用正常人的洗手间，但非残障人士会使用供残障人士使用的洗手间。
当然了，有时由于受到其它事情的混淆，我们实际上不敢去使用贴有残障标示的洗手间──误以为停车场的规则也适用在这里，相信这种洗手间是保留给残障人士专用的。
对花生过敏的人，不会吃沾过花生的产品，但是没有这种过敏症的人，可以吃含有花生成分的东西。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难在美国的飞机上看到花生，以及为什么学校往往没有花生（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对花生过敏的人数，因为减少和花生接触，是造成这种过敏的原因之一）。
我们来把这种规则用在会带来有趣结果的领域：
正直的人绝对不会犯罪，但是罪犯轻而易举就能表现合法的行为。
我们把这些少数人称作不让步组，大多数人则为可让步组。他们的关系取决于选择的不对称。
我曾经对一位朋友恶作剧。多年前，当烟草大厂隐匿和压下二手烟造成伤害的证据，纽约的餐厅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离谱的是，连飞机也有吸烟区）。我和从欧洲来访的朋友共进午餐：那家餐厅只有吸烟区有位置。我说服来客相信我们需要买烟，因为必须在吸烟区吸烟。他竟然信了我的话。
还有两件事要提。第一，地区的地理环境，也就是空间结构很重要。不让步组是否待在他们自己的地区，还是和其它人混在一起，会有很大的差别。如果遵循少数规则的人，住在另有小型经济体的贫民区中，那么少数规则不适用。但是当一群人在空间上分布均匀，例如当这种少数人在小区中的比率和他们在整个村落中的比率相同，在村落中的比率和在郡中的比率相同，在郡中的比率和在州中相同，在州中的比率和全国相同，那么（弹性的）多数将必须服从少数规则。第二，成本结构相当重要。我们的第一个例子中，生产符合犹太洁食戒律的柠檬汁，价格不会改变太多──这是避免使用若干标准添加物的结果。但是如果制造符合犹太洁食戒律的柠檬汁成本大幅提升，那么这条规则会相对于成本的差异，以某种非线性比例减弱。如果制造符合犹太洁食戒律的食品贵上十倍，那么少数规则就不适用，或许某些非常富有的小区除外。
我们可以这么说：穆斯林有犹太洁食戒律，但是这些规定狭隘得多，而且只适用于肉类。穆斯林和犹太人有近乎相同的宰牲规定（对大部分逊尼派穆斯林来说，所有的犹太洁食食物都是清真认证食物，或者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如此，但是反过来说则不然）。请注意，这些宰牲规定是由切肤之痛驱动的，源自古东地中海希腊和黎凡特经济上负担颇重的动物献祭做法，只在一个人有切肤之痛的情形下，才用于祭祀神灵。神不喜欢人用廉价的方式向祂们示意。
现在来谈少数人专政的这种表现。在英国，（信奉）穆斯林的人口只占三到四％，我们却发现有很高比率的肉类是清真认证。从纽西兰进口的羊肉，有接近七○％是清真认证。将近一○％的潜艇堡（Subway）分店只卖清真认证肉（意思是没有猪肉），即使因此失去火腿爱好者（像我就是）的成本很高。南非也一样，穆斯林的比率差不多。那里有高得不成比率的鸡经过清真食品认证。但是在英国和其它名目上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清真认证不够中立，而无法达到较高的水平，因为被迫遵循别人的神圣价值，人们可能起而反抗──如果你真的是一神论，接受和尊敬其它宗教的神圣价值，可能发出讯号，显示你违背所信宗教的某些教义。例如第七世纪的阿拉伯基督徒诗人阿可拓勒（Al-Akhtal）在他有名的挑衅诗中，吹捧他的基督教信仰，强调绝对不吃清真认证肉：「我不吃献祭的肉」（Wa lastu bi’akuli lahmal adahi）。
阿可拓勒的行为反映了三、四世纪之前，标准的基督徒反应──在多神教时期，基督徒备受折磨，被迫吃下献祭的肉，而他们认为这是亵渎神的行为。许多基督徒宁可活活饿死，也不吃不洁的食物，表现出英勇的行为而殉教。
随着穆斯林在欧洲的人口增长，我们可以预料西方会同样排拒其它人的宗教常规。
所以少数规则，可能造成商店中的清真认证食物比率，高于人口中清真认证饮食者的比率，但因为某些人可能觉得那种习俗是一种禁忌，某些地方会吹起逆风。不过可以这么说：由于某些非宗教的洁食戒律，这个百分率可以预期会收敛到更为接近一○○％（或者更高的数字）。在美国和欧洲，「有机」食品公司正因为少数规则，销售愈来愈多的产品，而且由于一般没有标章的食品，可能被某些人视为含有杀虫剂、除草剂和转基因改造生物（GMOs），而觉得带有未知的风险（我们在这种情况中所说的GMOs，是指转基因食品，需要将外来生物或物种的基因移转过来，而大自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或者，可能是由于某些生存上的理由、审慎的行为，或者奉行伯克的保守主义（也就是遵循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预防观念）──有些人可能不想从祖父母所吃的东西，冒险走得太远太快。标示某些东西为「有机」，是说它不含转基因GMOs的一种方式。
透过各式各样的游说、收买国会议员，以及堂而皇之的科学宣传（加上对在下这样的人发起抹黑攻势，稍后我们会就这件事谈得更多），大型农业公司愚蠢地相信它们只需要争取到大多数人。不，你们这些白痴。你们一口咬定「科学」判断对这类决策来说太过天真。不妨想想，转基因GMO饮食者会吃非GMOs，但是反过来说则不然。因此，空间分布均匀的非基因改造饮食者的人口百分率低──例如不超过五％──可能就足以使整体人口必须吃非GMO食品。怎么会这样？假设你举办企业活动、婚礼或奢华的宴会，庆祝沙特阿拉伯政权垮台、寻租投资银行高盛破产，或者卑劣的公关公司、科学家和科学告密者之敌凯彻姆（Ketchum）董事长雷·柯契尔（Ray Kotcher）遭到公开羞辱。你需要发问卷，问出席者吃或不吃转基因GMOs，并且据此准备特殊的餐食吗？不用。只要价格差距不大，全选非GMO食物就好。而且，价格差距看起来小到可以忽视，因为美国（容易腐烂）的食物成本，主要高达约八○或九○％是由配送和仓储所决定，不是取决于农产品的成本。此外，由于少数规则，有机食品的需求比较高，配送成本因此降低，少数规则最后加快了它造成的影响。
大型农业公司并不了解，这就相当于比赛时，不只要比对手赢得更多分，更要为了安全起见，必须赢得总分的九七％。见到一个产业砸下数亿美元在研究加抹黑攻势上，以及数以百计的科学家认为自己比我们其它这些人聪明，却无视于不对称选择的这个基本要点，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另一个例子：不要认为自动排档汽车的普及，必然是由于多数人的偏好；这可能只是因为能开手排车的人，总是会开自排车，但是反过来说则不然。
这里运用的分析方法称作重整化群（renormalization group）。这是数学物理一种强而有力的方法，允许我们见到东西的规模如何放大（或缩小）。我们接着就来探讨它──但不必用到数学。
重整化群
图二显示四个方块展现所谓的碎形自相似性（fractal self-similarity）。每个方块包含四个更小的方块。四个小方块中的每一个又包含四个更小的方块，因此一路向下，以及一路向上，直到我们达到某种水平。图中有两种不同的颜色，浅色代表大多数人的选择，深色代表少数人的选择。
假设比较小的单位包含四个人，例如一家四口。其中之一是不肯让步的少数，只吃非GMO食品（包含有机）。这个方块的颜色是深色，其它为浅色。在我们往上的时候，「重整化一次」：顽固的女儿成功地将她的规则施加在四个人身上，现在这个单位完全是深色，也就是大家会选择非GMO。再来是第三步，你们全家去参加另有三个家庭合办的烧烤晚会。由于已知你们只吃非GMO，所以大家都只烧烤有机食品。当地的杂货店晓得整个小区只吃非GMO，所以转而只卖非GMO，以求省事，而这影响到当地的批发商，整个系统继续「重整化」。
由于某个巧合，波士顿烧烤会的前一天，我在纽约漫步，路过数学家拉斐尔·陶亚迪（Raphael Douady）的办公室并拜访他。我想阻止这位朋友工作，也就是，他所做的事，如果做过头，会导致神智不清，加上姿势不良和丧失脸部明确的特征。法国物理学家塞尔吉·贾兰（Serge Galam）恰巧来访，选了我这位朋友的办公室消磨时间，以及品尝拉斐尔难喝的特浓咖啡。贾兰率先将这些重整化技术用在社会问题和政治科学上；他写了一本大书，谈这个主题，名声响亮，我买了之后，未拆封的亚马逊（Amazon）纸盒放在地下室几个月之久。他详细说明所做的研究，并且给我看一个选举计算机模式，说少数人足以超越某个水平，让他们所做的选择占得上风。
所以在政治「科学家」的散播之下，相同的错觉存在于政治讨论中：你认为由于某个极右翼或极左翼政党只有一○％的选民支持，所以他们的候选人会得到一○％的选票。不：这些基本盘选民应该被归类为「无弹性」，总是会投票给他们支持的党派。但是一些有弹性的选民，也可以投票给那个极端的党派，正如不遵守犹太洁食戒律的人可以吃符合犹太洁食戒律的食物。这些人的动向值得关注，因为他们可能使那个极端政党的得票数大增。贾兰的模式在政治学产生了一堆有违常理的效应──而且他的预测，证明比天真的一致性意见更接近真实的结果。
否定
我们在重整化群看到的是「否定」（veto）效应，因为一群人中的一个人可以主导选择。广告业的高阶主管（以及极为讲究美食及生活享受的）罗瑞·苏瑟兰（Rory Sutherland）向我表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麦当劳（McDonald’s）等一些快餐连锁店经营得欣欣向荣。这不是因为它们供应好吃的产品，而是因为没有被若干社经群体否定──以及被那个群体中少数百分率的人否定。1
在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情况下，吃麦当劳似乎相当保险。在极少常客、食物的好坏和预期可能有很大落差的可疑地方，这也相当安全──我是在米兰火车站写这些文字。花了那么多钱到意大利，麦当劳是那边寥寥可数的餐厅之一，真是叫人为之气结。而且，那里挤满了人。意大利人不想冒险吃到不好吃的餐饮，所以前往麦当劳寻求庇护，实在叫人惊讶。他们也许讨厌麦当劳，但肯定更讨厌不确定性。
披萨也是一样：它是普遍接受的食物，而且在伪左派鱼子酱用餐者聚集的地方之外，没有人会因为点披萨而被抱怨。
罗瑞写信给我，谈到啤酒和红酒的不对称，以及为宴会所做的选择：「一旦宴会有一○％或更多的女性，你就不能只供应啤酒。但是大部分男人会喝红酒。所以如果你只供应红酒，便只需要一套杯子──用血型术语来说，这叫全适型供血者。」
在不见得是很好的选项中寻求最适当答案的策略，可能是可萨人（Khazars）在选择要信伊斯兰教、犹太教或基督教时使用的。传说有三个高阶代表团（主教、拉比和酋长）来向他们推销。可萨人王公问基督徒：如果你被迫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做选择，你会挑哪一个？他们回答，犹太教。王公接着问穆斯林，基督教和犹太教两者选一？穆斯林说，犹太教。于是犹太教中选；整个部落改信。
通用语言
在相当国际化或欧洲化的一家德国公司条顿外观的会议室中开会，偏偏其中一位与会者不讲德语，那么整个会议就会讲……英语，而这是全世界各地的企业使用的不流畅英语。这种方式，同等触犯了条顿祖先和英语。一切始于一条不对称的规则。也就是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会讲（蹩脚）英语，但反之则不然──讲英语的人比较不可能懂其它语言──法语应该是外交语言，因为来自贵族背景的公仆使用它，而他们从商的比较粗俗的同胞则仰赖英语。随着商务成长到主宰现代生活，这两种语言的对决结果是英语胜出。这种胜利和法国的声望，或者他们的公仆努力推广他们大体上漂亮的拉丁化与逻辑化拼音语言，胜过海峡彼岸，吃肉派的人使用、在正写法上容易产生混淆的语言无关。
我们因此得以管窥通用语言可以如何从少数人的规则出线──而这一点，语言学家并没有看清。阿拉米语（Aramaic）是一种闪语，继承黎凡特的迦南语（也就是腓尼基─希伯来语），像阿拉伯语；这是耶稣基督讲的语言。它会盛行于黎凡特和埃及，不是因为任何特殊的闪族帝国势力，或者他们的鼻子相当有趣的事实。波斯人──讲印欧语──把亚述（Assyria）、叙利亚和巴比伦讲的阿拉米语散播出去。波斯人教埃及人不属于他们的一种语言。简单地说，当波斯人入侵巴比伦，发现政府的文士只会用阿拉米语，不懂波斯语，所以阿拉米语成了官方语言。如果你的秘书只能用阿拉米语听写，你就会使用阿拉米语。这造成了一件怪事，蒙古也用阿拉米语，因为纪录是以叙利亚语字母保存（叙利亚语是阿拉米语的东方方言）。几个世纪后，这样的故事反向重演，阿拉伯人在第七和八世纪的统治初期使用希腊语。在希腊化时代，希腊语取代阿拉米语，成为黎凡特的通用语，而且大马士革的文士用希腊语保存他们的纪录。将希腊语散布到地中海周边的人，不是希腊人，而是罗马人加快了希腊语的散播，因为他们在东方帝国的政府，以及沿岸的黎凡特人，使用希腊语──新约是以叙利亚的希腊语写成的。
住在蒙特娄的一位法裔加拿大朋友让─路易·若特（Jean-Louis Rheault）为偏远小地方之外，法裔加拿大人不会讲法语而感到难过。他说：「在加拿大，当我们说懂双语，是指会说英语。当我们讲法语，就被认为懂双语。」
基因相对于语言
我和共同作者、遗传学家皮耶·查洛尔（Pierre Zalloua）检视东地中海的基因资料后，注意到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这两个入侵者留下极少的基因。而土耳其从东亚和中亚的部落带来了全新的语言。叫人惊讶的是，土耳其这块地方住的仍然是你在历史书上读到的小亚细亚人，但换了新名字。此外，查洛尔和他的同事声称，三千七百年前的迦南人（Canaanites）占黎巴嫩这个国家现居住民基因的十分之九以上，只加进少量的新基因，尽管曾经有那么多军队经过和掠夺这里。2虽然土耳其人是地中海人，讲东亚语言，法国人（亚维侬［Avignon］的北方）大致上是北欧人的后裔，可是他们说的是地中海语言。
所以说：
基因遵循多数规则；语言遵循少数规则。
语言会四处流传；基因则比较不会。
由此可见，近来基于语言上的考虑，将人分为「亚利安人」（Aryans）和「闪族人」（Semites），用语言建构种族理论是错的。这个课题过去对德国纳粹极为重要，但是这样的做法，直到今天仍然以某种形式持续存在，只是通常比较温和。北欧优越主义者（「亚利安人」）虽然反闪族，却利用古希腊人，好给自己辉煌文明的世系与连结，竟然不晓得希腊人和他们的地中海「闪族」邻居，在基因上其实彼此接近。最近发现古希腊人和青铜时代的黎凡特人有安那托利亚的起源（Anatolian origin），只是语言分歧而已。
宗教的单行道
同样的，在笃信基督教的近东（不要忘了基督教是在那里诞生的），伊斯兰教的传播可归因于两个简单的不对称。原来的伊斯兰教统治者，对于要求基督徒改信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样才有税收收入──伊斯兰教传教的对象，起初并不包括那些所谓的「经书族群」（people of the book），也就是信亚伯拉罕的人。我的先人生活在穆斯林十三个世纪的统治之下，发现不当穆斯林有明显的好处：主要是免于征召当兵。
这两个不对称规则如下所述。第一，依据伊斯兰教法律，如果非穆斯林男子娶了穆斯林女子，他需要改信伊斯兰教──而且如果一个孩子的父母之一是穆斯林，那么小孩就会是穆斯林。3第二，成为穆斯林是不可逆的，因为这种宗教，叛教是最重的罪，可处以死刑。著名的埃及演员奥玛·雪瑞夫（Omar Sharif），原名米歇尔·德米崔·薛胡布（Mikhael Demetri Shalhoub），出生于黎巴嫩基督教家庭。他改信伊斯兰教，娶了知名的埃及女演员，并且必须将他的姓名改成阿拉伯姓名。他后来离婚，没有重新改信先人的信仰。
在这两个不对称规则之下，我们可以做简单的模拟，看看一小群伊斯兰教徒占领基督教（科普特）埃及，可以如何在几个世纪造成科普特人成为很少的少数。他们需要的只是很低比率的不同宗教信仰间通婚。同样的，我们看得出犹太教为什么没有散播出去，一直倾向于维持少数，因为这种宗教的规则比较弱：母亲必须是犹太人。比犹太教更强的不对称，更解释了近东三个诺斯替信仰（Gnostic faiths）的萎缩：德鲁兹派（Druze）、雅兹迪派（Ezidi）和曼达安派（Mandeans）（诺斯替教通常只有少数长老懂得它的奥秘和知识，其余的成员对于信仰的细节一无所知）。伊斯兰教要求父母之一为穆斯林，犹太教要求至少母亲必须信教，这三个宗教则要求父母都信教，否则子女和父母都必须和这个社群说再见。
在黎巴嫩、加利利（Galilee）、叙利亚北部等多山地区，基督徒和其它非逊尼派穆斯林仍然各自集中。基督徒接触不到穆斯林，就没有不同信仰通婚的问题。相较之下，埃及地势平坦。人口的分布产生同构型的混合，因此就能重整化（也就是允许不对称规则运作）。
埃及的科普特人苦于另一个问题：改信伊斯兰教是不可逆的。伊斯兰教统治期间，许多科普特人改信主流宗教。在当时，只要走完行政程序，就有助于一个人找到工作，或者处理需要懂伊斯兰教法律的问题。一个人不需要真的信它，因为伊斯兰教和东正教（Orthodox Christianity）没有明显的冲突。基督徒和犹太家庭一点一滴地展开马拉诺（Marrano）式的改信，几个世代以后，却真的信了，因为子孙忘了先人的苦心安排。4
所以伊斯兰教做的事，就是比基督教更顽固，而基督教以前能够胜出，也归因于本身的顽固。在伊斯兰教之前，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起初的散播，主要是因为基督徒盲目地不容异己；他们无条件、侵略性、不屈不挠地劝人改变信仰。罗马的异教徒起初容忍基督徒，因为传统上是与帝国的其它人共祀诸神。但是他们不懂为什么这些拿撒勒人（Nazarenes）不想互惠，把那位耶稣兄弟送进罗马万神殿（Pantheon），交换其它一些神祇。什么，我们的神，对他们来说不够好？但是基督徒就是不能容忍罗马信奉异教。对基督徒的「迫害」，主要是因为基督徒不能容忍万神殿的地方众神，而不是相反的原因。我们现在读的历史，是基督徒写的，不是出自希腊─罗马人之手。
我们对基督教兴起时，罗马的观点所知甚少，因为圣徒传主导了这方面的论述：例如，舍身殉教的圣凯瑟琳（Saint Catherine）在身首异处之前，一直说服狱卒皈依，除了……也许不曾有她这个人存在之外。但是罗马皇帝瓦勒良统治时，迦太基（Carthage）教会主教圣西浦廉（Saint Cyprian）遭到斩首则真有其事。所以有不计其数的基督教殉道者和圣人的历史──但是异教英雄的事迹非常少。连诺斯替传统的早期基督徒，也从纪录中删除，以求净化。当叛教者尤利安试着重回旧时的多神信仰，就像在南泽西（South Jersey）卖法国食品：根本没有市场。这也像想要把气球压进水下。而且，这不是因为异教徒有智力上的缺陷：事实上，我的直观推断是：愈信多神，我们的心智愈是优异，处理细微差别和模糊不清的能力愈强。基督新教（Protestant Christianity）、萨拉菲伊斯兰教（Salafi Islam），或无神论基本教义派等纯粹的一神论宗教，吸引的是拘泥字义和平庸的心智，没办法处理模糊不清的状况。5
事实上，我们能从地中海的「宗教」，或是说，各项仪式，以及行为和信仰体系的历史，观察到被难容异己者支配的趋向，实际上将体系带到更接近我们可称之为宗教的东西。犹太教可能因为母亲规则和限缩在一个部族基础上，差一点灭绝，但基督教因为完全相同的理由而胜出，伊斯兰教也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有许多，最后的样貌和较早期的样貌相当不同。伊斯兰教本身最后（在逊尼支派内）被纯净主义者接管，只因为他们比其它人更难容异己：瓦哈比教派信徒（Wahhabis，也称作萨拉菲）是沙特阿拉伯的创建者，十九世纪的时候，摧毁了现在是他们国家中大部分地方的圣坛。他们进而实施极大程度的不容异己法则，后来伊斯兰国（ISIS）仿效他们的做法。萨拉菲主义的每一次变貌，似乎都是为了倒向各个支派中最难容异己的一派。
再谈权力下放
权力下放的另一个属性，是反对英国脱离欧洲联盟（英国脱欧［Brexit］）的「知识分子」所不理解的：假设一个政治单位需要三％的门坎，少数规则就会生效，而且平均来说，顽固的少数占人口的三％，平均值附近有变异，那么这个规则会影响某些国家，有些则不受影响。但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说，把各州合起来，那么少数规则会一体适用。这是美国运作得那么好的原因。我一再向愿意洗耳恭听的人表示，我们是联邦，不是共和国。用《反脆弱》的语言来说，权力下放对变异呈凸性。
强加美德于他人身上
这个片面性观念，能帮助我们破除更多的错误想法。为什么书被禁？肯定不是因为它们触犯一般人──大部分人消极被动，不是真的很在意书里写了什么，或者不会在意到要求禁书。从过去的案例来看，似乎只要一些（别有动机的）活动分子，某些书就会遭禁，或者将某些人列入黑名单。伟大的哲学家与逻辑学家伯川德·罗素（Bertrand Russell）就因为一位怒气冲冲──而且顽固──的妈妈写了一封信，说不希望女儿和过着放荡生活与观念不着边际的人同处一个教室，因此丢了纽约市立大学的教职。
同样的道理，似乎可以用在各项禁令上──至少，后来带出有趣的黑手党故事的美国禁酒令就适用。
我们猜想社会道德价值的形成，并不是来自一般人共识的演进。不，那是最不能包容的人造成的，正因为他们的不能包容，而将美德强加在别人身上。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公民权。
宗教机制和道德散播如何像饮食戒律那样，遵循相同的重整化动态──以及我们可以如何说明道德比较可能是由少数人强制执行的，在这里我提出一个洞察。本章稍早提到了遵守规则和打破规则的不对称性：守法（或是守规则）的人，永远会遵守规则，但是重罪犯，或者原则较为宽松的人，并不总是会打破规则。同样的，我们稍早讨论到的清真洁食戒律的强烈不对称效果。我们来将两者合一观之，可以发现，古阿拉伯语中，清真（halal）的反义词是haram。违反法律和道德规则──任何规则──称为haram。这是管理食物摄取和其它所有人类行为（例如和邻人的妻子睡觉、借钱收利息［借款人却没有分摊下档损失］，或者只是为了取乐而杀害地主）完全相同的禁令。Haram就是非法和禁止做的事，而且是不对称的。
一旦道德规则建立起来，分散各地追随者的不让步少数，便足以左右社会的常规。可悲的是，我们看人类整体，可能误以为人类是自发性地变得更有道德、更好和更温和，呼吸得更好，而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这样。
但事情会往好和坏两个方向走。虽然有些人相信一般波兰人在杀害犹太人这件事上是共犯，历史学家彼得·弗里茨（Peter Fritzsche）被问到「为什么华沙的波兰人不多帮忙他们的犹太邻居？」时，回答说他们通常有这么做。但是，需要七、八位波兰人，才能帮助一位犹太人，却只要有一位波兰人告密，就有十来位犹太人被抓走。即使这种选择性反闪族论有可议之处，我们却能轻而易举想象少数告密坏蛋会带来什么样的坏结果。
少数规则的稳定性，机率论点
每当你观察各个社会和历史，你会发现同样的普遍法则盛行，但有一些不是很大的变异：不可偷窃（至少不要在部落内做这种事）；不可追杀孤儿取乐；不可为了训练，无故殴打西班牙语法专家，而要用拳击袋（除非你是斯巴达人，但就算是，也只能为训练的目的，杀人数有限的黑劳士），以及类似的禁令。而且，我们可以见到这些规则与时俱进，变得更为普及，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群，慢慢包括奴隶、其它的部族、其它的物种（动物、经济学家）等等。这些法律有一个特质：它们非黑即白、二元、泾渭分明，不允许灰色地带存在。你不能只偷「一点点」或「适度地」杀人──正如你不能遵守犹太洁食戒律，却在周日烧烤时只吃「一点点」猪肉。
如果你在随便一位举重选手面前，抚摸他妻子或女友的胸部，我不认为你会在后来的砰砰作响中全身而退，也不能说服他，你是「只摸一点点」。
现在，这些价值从少数而来，比从多数而来的可能性大增。为什么？且听听以下两个论点：
在少数规则之下，说来矛盾，结果比较稳定──结果的变异数较低，而且在不同的人群，规则更有可能独立出现。
从少数规则更有可能出现非黑即白、二元的规则。
举例来说。有个坏人，例如经济学教授，决定把某种东西放进汽水罐里，毒害大众。他有两个选择。第一是遵循少数规则的氰化物：一滴毒液（高于很小的门坎）会使整个饮料变得有毒。第二种是「多数式」的毒物；它需要注入一半以上的毒液到饮料中才足以杀人。现在来看看这个逆问题：一场晚宴之后，一群人死了。当地的福尔摩斯一口咬定，根据所有喝了汽水的人都死了的结果，坏人一定选择第一种方法，而不是第二种。道理很简单，多数法则会使结果在平均值上下大幅波动，所以存活率高。少数规则却不然。少数规则会使结果的变异数低。
波普尔─哥德尔悖论
我曾经出席多桌同开的大型晚宴，你必须选择素食炖饭或非素食。我注意到邻座叫了一盘让人想起飞机餐的食物（包括银餐具）。这些餐点用铝箔包着。他显然遵守极为正统的洁食戒律。坐在吃五香火腿，并把奶油和肉混在同一个盘子的人中间，没有让他坐立不安，只求没人打扰他依自己的偏好去吃。
对于犹太人和什叶派、苏菲派（Sufis），以及（暧昧不明的）相关宗教，如德鲁兹教和阿拉维教（Alawis）等穆斯林少数教派来说，目标是其它人不去打扰他们──但历史上三不五时不能如愿。但如果我的邻座是逊尼派萨拉菲，他会要求整个房间，也许整栋楼、整个镇，最好是整个国家、更理想的是整个世界的人都吃清真认证食物。事实上，由于他的信条完全缺乏政教分离，圣凡也没有分离，对他而言，haram（清真的反义）意味着真正的非法。整个房间的人都违反了律法。
在我写这段话时，人们正在争论开明西方的自由，是否因为打击基本教义派，需要采取侵入性政策而有所减损。
民主──依定义，是指多数 ──能容忍敌人吗？问题如下所述：「凡是政党的党章禁止言论自由，你是否同意不给这样的每一个政党言论自由？」我们更进一步：「一个选择包容的社会，应该不包容有些人的不包容行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