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是库尔特·哥德尔（Kurt G·del，逻辑严谨性大师）在参加移民入籍考试时，发现美国宪法存有不一致性。据说哥德尔和法官吵了起来，这个过程的见证人爱因斯坦救了他。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也独自发现民主制度有相同的不一致性。
我写过，有逻辑缺陷的人曾经问我，一个人是否应该「怀疑怀疑论」；我被人问到「一个人是否可以否证否证论」时，用了和波普尔类似的答案：掉头就走。
我们能用少数规则回答上面所说的各点。是的，不能包容别人的少数人，能够掌控和摧毁民主。事实上，这最后会摧毁我们的世界。
所以，我们需要对没有包容心的少数人更没有包容心。简单地说，他们违反了白银法则。在对待缺乏包容异己的萨拉菲主义（它否定其它人「有他们自己宗教的权利」）时，不允许使用「美国价值」或「西方原则」。西方正处在自杀的过程中。
市场与科学的不敬行为
现在来谈谈市场。我们可以说，市场不是市场参与者的总和，而是反映动机最强烈的买家和卖家的活动，造成的价格变动。是的，动机最强烈者胜。事实上，似乎只有交易人懂这件事：为什么单一卖家就能使市场重跌一○％。你只需要一位顽固的卖家。市场对这种刺激的反应不成比例。目前整个股票市场的价值超过三十兆美元，但是二○○八年一张卖单，只有五百亿美元，也就是占总市值的○·二％不到，却引发将近一○％的跌幅，市值蒸发约三兆美元。如《反脆弱》所说，这张卖单由巴黎的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抛出，后来才发现是一个恶棍交易员偷偷买进之后，想要卖出。为什么市场会有如此不成比例的反应呢？因为这张卖单是单方的──顽固：他们非卖不可，而且没办法说服管理阶层采取其它做法。我个人的格言是：
市场像是装了小门的大电影院。
而且，判别一个人是否是冤大头的最好方式，是看他的注意焦点是否放在电影院的大小，而不是门的大小。电影院会发生观众夺门而出的事──例如有人大喊「失火了」──因为那些想逃出去的人，不会想留下来，和我们见到的遵守犹太洁食戒律或者恐慌性抛售的无条件完全相同。
科学的运作也类似。如同我们先前所说，波普尔的思想，背后是少数规则。但是波普尔太过严厉，所以我们把他留到稍后再谈，现在先讨论比较有趣和快活的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他是他那个时代中最大逆不道和俏皮的科学家。他写成的轶事集《你管别人怎么想》（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传达了科学根本上不敬的行为，透过如同犹太洁食戒律不对称的机制在运作的观念。怎么说？科学不是科学家所想的总和，但正如市场，是个高度偏态的过程。一旦你推翻某个东西，它现在便是错的。要是科学以多数共识的方式运作，我们会仍然困在中世纪，爱因斯坦也会一事无成，仍然是专利办事员，徒然有不少嗜好，却无一开花结果。
一夫当关，犹如百万雄狮
亚历山大说，一头狮子带领的羊群，好过一头羊带领的狮群。亚历山大（或者可能杜撰这句话的任何人）了解积极主动、绝不包容和勇敢的少数人有其价值。汉尼拔带着一小群佣兵，威胁罗马十五年之久，打赢二十二场对罗马的战役，每一场都以少胜多。他受到这句格言的另一种版本鼓舞。坎尼（Cannae）会战时，他对关切迦太基兵少于罗马兵的吉斯科（Gisco）说：「他们的兵力虽众，我们却有一件更好的事……他们人数庞大，却没有一个叫吉斯科。」6
顽固的勇气带来丰厚的报酬，这样的事情并不限于军事。「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慎思明辨的公民可以改变世界。事实上，这是始终存在的唯一一件事，」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写道。不用说，革命是至死方休的少数人掀起的。而且整个社会的成长，不论经济，还是道德，都来自一小群人。
小结和下一章
所以我们要来概述本章，并将它连结到本书的副书名，也就是隐藏的不对称。社会不会因为共识、投票、多数人、委员会、冗长的会议、学术研讨会、茶和黄瓜三明治或者民意调查而演进：只要一些人，就足以不成比例地旋乾转坤。我们需要的，只是在某处的不对称规则。而不对称几乎每一件事都有。7
我们在序文中承诺，将解释为什么奴隶比预期要普遍──实际上，是多出许多──的事实。在附录之后，下一章就来说明。
1.原书注：用技术性名词来说，这是偏离预期的最佳最坏情况（best worse-case）：变异数较低，平均值也较低。·↑
2.原书注：英国目前也有个争议，因为诺曼人在历史书留下的文献和图片，多于在那里留下的基因。·↑
3.原书注：各地和不同的伊斯兰教派有些微的差异。原始的规则是，如果穆斯林女子嫁给非穆斯林男子，他需要改信。但实务上，在许多国家中，男女双方都需要这么做。·↑
4.译注：马拉诺是指中世纪西班牙被迫改信基督教，而实际上仍信犹太教的犹太人和摩尔人。·↑
5.原书注：基督教抹消了以前的纪录，可能也抹消了……它本身的历史。这是个事实，因为我们发现诺斯替等支派对于早期的宗教，纪录相当不同。但是诺斯替大致上是个秘密宗教──对外人封闭，对本身的纪录绝口不提。而秘密宗教会埋葬自己的秘密。·↑
6.原书注：迦太基人的名字似乎没有很多变化：太多的哈米尔卡（Hamilcar）和哈斯德鲁帕尔（Hasdrupal），让历史学家搞不清楚谁是谁。同样地，似乎也有很多的吉斯科，包括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写的小说《萨朗波》（Salammb·）中的人物。·↑
7.原书注：只需要三％的少数，就会使「耶诞快乐」成为「假期快乐」。但我怀疑少数人的数目如果增加，这个效果会消失，因为多元化的社会更为融合。我在黎巴嫩长大成人的时候，约一半的人口是基督徒：人们以罗马异教徒分享别人假期的方式彼此问好。今天什叶派（和还没被沙特阿拉伯洗脑的一些逊尼派）都会祝基督徒「耶诞快乐」。·↑
第三部附录：更多关于整体有违直觉的事
《反脆弱》一书谈的是由于和少数规则类似的非线性和不对称的存在，平均值无法代表任何事情。所以我们来更进一步谈：
市场参与者的一般行为，无法让我们了解市场的整体行为。
你可以把市场当市场、个人当个人去检视，但市场不是一般个人的总和（总和是一个平均值乘以一个常数，所以它们都会受到同等的影响）。由于我们讨论过重整化，这些要点现在看起来相当清楚。但是要说明整个社会学领域的声明可能如何分崩离析，我们还要更进一步：
针对个人所做的心理学实验，显示「偏误」（biases）不允许我们自动了解整体或集体的行为，也不会启发我们对群体行为有所了解。
人性不是在包含其它人的交易之外定义的。不要忘了我们不是离群独居，而是聚在一起。与世隔绝的人──这正是实验室典型的做法──几乎没什么参考价值。1
各个群体有它们本身的单位。一个十人的群体和（比方说）三十九万五千四百三十五人的群体，在质上有所不同。每一个群体可说都是不同的动物，正如一本书不同于一栋办公大楼。当我们只关注共性（commonalities），就会感到混淆，但是到了某个规模，情况就会变得有所不同。数学上的不同。换句话说，向度愈高，可能互动的数目愈多，从微观了解宏观、从简单的单位了解整体，难度会不成比例地放大。这种情形的运算需求也会不成比例地增加，称作向度的诅咒（我真的发现，在一些有小小随机错误存在的情况中，只要增加一个向度，复杂性的某个层面可能增为两倍以上。从一千到一千零一，复杂性可能加大十亿倍）。
或者，尽管在所谓的神经科学领域，我们能够进入大脑观察，这件事令人十分振奋：
了解大脑的子部分（例如神经元）如何运作，绝对无法让我们了解大脑如何运作。
一组神经元或基因，就像一群人，不同于个别的组件──因为互动不见得呈现线性。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有约三百个神经元的秀丽隐杆线虫（C. elegans）的大脑如何运作毫无所悉。秀丽隐杆线虫是基因经过排序的第一个活单位。现在想想，人的大脑有约一千亿个神经元，而从三百到三百零一个神经元，由于向度的诅咒，复杂性可能加倍。所以这里使用「绝对无法」四个字是适当的。尽管脱氧核糖核酸（ＤＮＡ）的排序方面，有了被人大肆吹捧的「进步」，如果你也想知道为什么除了某些疾病小部分的孤立区块，我们大致上无法得到什么信息，其实原因相同。单一基因造成的单基因疾病相当容易处理，但是向度更高的任何东西，就令我们一筹莫展。
了解一个单位的基因组成，绝对无法让我们了解该单位本身的行为。
提醒一下，我这里所写的不是意见。这是如假包换的数学特性。
平均场方法（mean-field approach）是指一个人使用（例如）两个人之间的一般互动，概化到群体──只有在没有不对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么做。例如，雅尼尔·巴延将平均场的失败，应用到理查德·杜金兹（Richard Dawkins）和史蒂芬·平克等激进新闻记者性格的人所鼓吹的自私基因进化论。这些人的英文文笔好过机率论。他指出局部特性（local properties）失灵，而且用于证明自私基因（selfish gene）的所谓数学计算，非常天真且不适当。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ck）和他的同事（包括生物学家艾德华·威尔森［E. O. Wilson］）谈自私基因理论的致命缺陷研究，引起了风暴。2
问题是：我们所读有关行为科学进步的不少东西，有可能是在胡说八道吗？很有可能。很多人被莫须有冠上种族主义者、隔离主义者和某种主义者的帽子。已故的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数十年前利用类似于重整化的细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技术，说明一个小区的居民，可以如何在没有单一隔离主义者的情况下隔离开来。
零智慧市场
现实的底层结构，远比参与者重要，这是政策制定者没能理解的事。
有了正确的市场结构，一群白痴也可以造就运作良好的市场。
研究工作者丹南杰·戈德（Dhananjay Gode）和希尼姆·桑德（Shyam Sunder）一九九三年提出令人惊讶的结果。让市场充满零智慧代理人，也就是随机买进和卖出，但是建立某种结构，例如适当的标售程序，以正常的方式撮合买盘和卖盘。猜猜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得到的配置效率，和市场参与者有智慧相同。佛烈德瑞克·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说法再次得到证明。可是历史上被引用最多的观念之一，也就是看不见的手，似乎最少融入现代精神之中。
此外：
个人的某种与众不同的行为（乍看之下被视为「非理性」），可能是集体的水平有效率运作所需要的。
「理性主义者」群众尤为重要，
个人不需要知道他们正往哪里去；市场才需要知道。
建立起良好的结构，不去干扰人，他们会把事情照顾好。
1.原书注：我刚刚所说的，解释了如何进入市场操作、了解经济，或者制定政策方面，所谓的行为经济学领域，没能给我们多于正统经济学（它本身相当差）的任何信息。·↑
2.原书注：这里值得提一些人名，因为他们有如攻击犬，对抗那些批评自私基因理论的人。他们没有处理所提供的数学计算（因为他们做不到），却还是吠个不停。·↑
第四部
狗群中的狼
３如何合法拥有另一个人？
连教会也有过嬉皮──寇斯不需要数学──在慕尼黑啤酒节时避开律师纠缠──外派人生终有一天结束──员工发出乖乖听话的讯号
教会早年在欧洲各地开始建立的时候，有一群称作「游方僧」（gyrovagues）、巡回各处的人。他们是不隶属于任何机构，云游四方的修士。他们的行为，就像过着自由自在（和用脚走路）的修行方式。这些人透过乞讨，以及对他们有兴趣的施主发挥善心，修行才能维持长久。这是一种弱式的永续性，因为我们很难说一群发誓禁欲的人能够维系长久：他们没办法自然增长，需要不断注入新血。但由于善心人的帮助，除了供餐，也提供暂时的居所，他们生存了下来。
直到五世纪某个时候，他们开始消失──现在已经绝迹。游方僧不受教会欢迎，五世纪时被迦克墩公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禁止，然后在约三百年后的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Second Council of Nicea）再次被禁。在西方，对他们批评最烈的努西亚的圣本笃（Saint Benedict of Nurcia），偏好更为机构化的修行方式，最后他的规定胜出，并将这件事法制化，由修道院院长执行阶层式的严格管理。举例来说，本笃的规定汇整成像是指导手册的文件，明定修士的所有物应属于修道院院长（第三十三条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禁止修士盛怒之下殴打其它修士。
他们为什么会被禁？很简单，他们完全自由。他们在财务上自由，安全有保障，不是因为他们的收入，而是因为无欲。说来讽刺，沿路乞讨，他们等同于有了你他×的钱，比起加入依赖收入过活的阶级，最底层的人更容易要到你的钱。
如果你要经营一个有组织的宗教，完全自由是你最不想要的东西。如果你要经营一家公司，员工完全自由也是极其糟糕的事，所以本章谈的是员工的问题，以及公司和其它机构的特质。
本笃的指导手册，明摆着目的是在 「稳定、礼仪转换和顺服」（stabilitate sua et conversatione morum suorum et oboedientia）的原则下，消除修士享有自由的任何念头。而且当然了，修士需要经历一年的见习期，观察他们是否真正顺服再说。
简而言之，每个组织都需要一定人数的成员，被剥夺一部分的自由。你要怎么样拥有这些人？首先，是靠制约和心理操纵；其次，调教他们，使他们产生切肤之痛，强迫他们如果不服从当权者，就会蒙受重大的损失── 这招很难用在蔑视身外之物的游方僧身上。在黑手党这种帮派，事情很简单：如果角头怀疑喽啰（经过认定）不忠，痛殴一顿之后，暂时塞进后车厢──丧礼上，保证头头会到场。至于其它专业，切身利害会以比较微妙的方式呈现。
拥有一位驾驶员
假设你开一家小型航空公司。你是非常现代化的人，参加过许多场研讨会，也和顾问师谈过，相信这家传统公司是过去的产物：每一件事都可以透过一张承包商网组织起来。你肯定这么做比较有效率。
你已经和驾驶员鲍伯签订明确的合约。这是定义完善、内容冗长的法律协议，飞航班次明确，很早之前就做好承诺，包括无法履行合约的罚则。鲍伯会带来副驾驶员和代理驾驶员，以防有人临时生病。为配合慕尼黑的啤酒节，你安排明天晚上加开一个航班，飞往那里。班机坐满了受廉价吸引而来的乘客，其中有些人还预先节食；他们为了这个能够大吃大喝啤酒、椒盐卷饼和香肠等了一整年，所以机棚中充满欢笑声。
鲍伯下午五点打电话给你，说他和副驾驶员，呃，虽然他们喜欢你……但是，你应该知道，他们明天没办法开那架飞机。你应该知道，一位沙特阿拉伯酋长，信教虔诚，想在拉斯韦加斯办个特别的派对，需要鲍伯和他的团队开飞机。酋长和他的随从对鲍伯的言行印象特佳，因为他平常滴酒不沾、发酵优格饮品方面的专业知识丰富，并且告诉他，要多少钱，都不是问题。这份邀约十分阔绰，足以抵消鲍伯违反其它合约而承担的罚金还有余。
你气得打自己的嘴巴。许多律师要坐这班飞往啤酒节的班机，更糟的是，他们是没有其它嗜好，以告人打发时间，不论输赢的退休律师。不妨想想可能发生的连锁效应：如果飞机不起飞，就不会有设备将那些喝啤酒喝得肚子发胀的乘客从慕尼黑载回来──而且你很可能错失许多来回班机。安排乘客转乘其它班机，所费不赀，而且不能保证做得到。
你打了几通电话，发现找个有常识的学界经济学家，比找另一位驾驶员容易──也就是说，这是机率为零的事件。你投资那么多钱在一家公司上，现在遭到严峻的财务威胁。你很肯定必然走上破产之途。
你开始想：呃，你应该知道，如果鲍伯是个奴隶，也就是你拥有的人，你应该知道，这种事就不可能发生。奴隶？但是等等……鲍伯刚刚做的事，不是企业受雇员工会做的事！受雇讨一口饭吃的人，不会有那种投机行为。契约工太自由了；和喜欢冒险犯难的人一样，他们怕的主要是法律。但是员工需要保护他们的信誉。而且，可以炒他们鱿鱼。
受雇员工喜欢领薪水的稳定生活。每个月月底，就有一个特别的信封，放在他们桌上。没收到的话，他们的行为就会像喝不到母奶的婴儿。你晓得，要是鲍伯是员工，不是看起来比较便宜的契约工那种玩意儿，你就不会陷入那么大的麻烦了。
但是员工很贵。即使你没事给他们做，还是必须发薪水给他们。你失去了弹性。单就才能来说，他们贵上许多。喜欢领薪水的人很懒……但在像这样的时刻，他们不会让你倒下。
所以员工是因为有重大的切身利益而存在──他们要分摊风险，风险大到能制止和惩罚不可靠的行为，例如没有准时上班。你买的是可靠性。
而且，可靠性是许多交易背后的动因（driver）。有点闲钱的人会买乡间别墅──比起住饭店或租房子，买乡间别墅的做法很没效率──因为他们想要确保，如果一时心血来潮，想住的时候，一定有房子可住。交易人有句话说：「当你能租三个Ｆ，千万不要买：浮的（Float），飞的（Fly），以及……（就是那个别的某样东西）。」可是许多人有船、有飞机，最后卡在那个别的东西。
是的，当契约工有下档损失，因为除了信誉成本，财务上的罚则会写进合约内。但是想想当员工的风险总是比较高。既然某个人选择当员工，这种人是厌恶风险的。身为员工，他们发出某种乖乖听话的讯号。
受雇一阵子的某个人，给了你顺服的强烈证据。
顺服的证据展现在员工经年累月，每天九个小时，剥夺个人的自由、每天例行性地准时进办公室、把自己的行事历摆一旁，以及在受气了一整天之后，回家路上不见人就打。他是一条温顺、不随地大小便的狗。
从公司男到公司人
就算员工不再当员工，他仍然会很勤奋。一个人在一家公司待得愈久，继续待下去的情感投资就愈深，而且，离开时，保证会是「荣退」。1
如果员工降低了你的尾部风险，你同样也降低了他们的尾部风险。或者至少他们认为你会这么做。
写这本书的时候，企业因为规模大而待在顶层（所谓的标准普尔五百种股价指数［S&P 500］采样股）的时间，只有约十到十五年。公司因为合并或缩减业务而不再被S&P500收为采样公司时，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裁员。但是在整个二十世纪，预期留在顶层的时间超过六十年。大公司活得更长；人们终生待在大公司内服务。那时有一种人称为「公司男」（company man）（这里限定性别是适当的，因为公司人几乎都是男性）。
公司男最好的定义，是某个人的认同，充满着公司想给他的印记。他穿着得体，甚至讲公司期望他讲的语言。他的社交生活投注在公司，离开公司是极其重大的惩罚，就像雅典公民在陶片上写名字，将某人驱逐出境那般严重。周六晚上，他和其它公司男及他们的配偶外出，分享公司里面发生的笑话。ＩＢＭ要求员工穿白衬衫──不是浅蓝、不能有对比分明的条纹，而是全白──并且套上深蓝色西装。不能穿得花俏，或者有一丝丝与众不同的特质。因为你是IBM的一部分。
我们的定义是：
公司男是指觉得如果他的行为不像公司男，会损失重大的人──换句话说，他有着切肤之痛。
相对的，公司也需要依约在可行的程度内，聘用公司男尽可能长的时间，也就是，直到强制退休为止。在那之后，他会拿着可以高枕无忧的退休金，和老同事一起打打高尔夫。当大公司存活很长的时间，而且被视为比国家还长命时，这套制度行得通。
但是到了一九九○年代，人们开始发现，当个公司男工作很安全……假使公司一直没倒的话。但是硅谷发生的科技革命，使得传统公司遭受财务威胁。举例来说，在微软和个人计算机崛起后，ＩＢＭ本来是公司男的重镇，现在必须遣散一部分「终生员工」，他们这时才晓得，他们的低风险职位，其实风险没那么低。这些人没办法在其它地方找到工作；离开IBM，他们对任何人都没用处。连他们的幽默感，在ＩＢＭ独特的企业文化之外也不管用。
如果说公司男没了，那么他是被公司人（companies person）取而代之。人不再是由一家公司拥有，而是由更糟的东西拥有：他们必须是可雇用的（employable）。可雇用的人置身于一个行业中，不只担心让他们的雇主不高兴，也担心其它的潜在雇主不高兴。2
寇斯的公司理论
依定义，可雇用的人可能是你在历史书上绝对找不到的人，因为这些人根据设计，绝对不会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留下印记。在设计上，历史学家对他们不感兴趣。但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人和隆纳德·寇斯（Ronald Coase）的公司理论及观念有多搭。
员工──依设计──在公司内部的价值高于在外部；也就是，对雇主的价值高于对市场的价值。
寇斯是个懂得独立思考、严谨、富创意、了不起的经济学家，所提的观念能够应用和解释我们周遭的世界──换句话说，这个人真材实料。他的风格十分严谨，以至于以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谈市场在配置资源和处理污染等麻烦讨厌的事情方面非常聪明）闻名。他提出的这个观念，没有一个字用到数学，却和用数学写成的许多东西一样根本。
寇斯除了提出他的定理之外，也率先探讨为什么公司会存在。在他看来，由于合约会产生一些交易成本，所以太过昂贵，不值得磋商；解决方法是登记公司和雇用员工，职务说明明确，因为你负担不起每一笔交易的法律和组织费用。自由市场这块地方由市场力量决定专业分工，而且信息透过价格点传送；但是在公司内部，这些市场力量消失了，因为经营市场的成本，高于它们带来的利益。所以市场力量会导致公司追求内部员工和外部契约工的最适当比率。
看得出来，寇斯只差一两步就走到切肤之痛的概念。他不曾从风险的角度去思考，所以不晓得员工也是一种风险管理策略。
要是寇斯或者什么斯的经济学家，对古人曾经感兴趣，他们会发现罗马家庭所用的风险管理策略，习惯上是由奴隶管帐，负责全家和物业的财务。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惩罚奴隶，可以远比对自由人或解放奴隶严厉──而且这么做，不需要依赖法律的机制。但是不负责任或不诚实的管家，能把你的房地产资金搬运到俾斯尼亚（Bithynia），让你破产。拥有奴隶的下档风险更大。
复杂性
欢迎来到现在世界。在产品日益由专业分工程度更细的转包契约工生产的世界中，比起从前，某些特定、精细的工作更需要员工来执行。如果某个流程走错一步，整个事业通常就要关门大吉──这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存货更低和转包契约工更多，效率理该更高的世界中，事情看起来运转平顺且有效率，错误却比过去更花钱，而且延迟远比过去耗时更久。供应链中的一次延迟，就能拖垮整个流程。
一种古怪的奴隶所有权
公司的奴隶所有权，一向是采非常古怪的形式。最好的奴隶，你付他过多的钱，他也晓得这件事，因此害怕失去身分地位。跨国公司设有外派人员，有点像是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外交官，在远地代表公司，并且经营那里的业务。所有的大公司曾有（有些仍有）外派身分的员工，尽管成本高，却是极为有效的策略。为什么？因为一位员工离总公司愈远，他的单位有愈高的自主性，你愈希望他是奴隶，如此才不会自行做出奇怪的事。
纽约一家银行派一位已婚的员工和眷属驻外，假设是有廉价劳工的某个热带国家，并且给他乡村俱乐部会员卡、司机、一栋有园丁照料的公司别墅、每年和眷属搭头等舱回国一次等特殊待遇与特权，并要他在那里待上几年，时间长到足以上瘾。在让人想起殖民时期的阶级制度中，他的收入远多于「当地人」。他和其它外派人员社交应酬。他慢慢想要在那个地方待久一点，但他远离总公司，除了透过一些蛛丝马迹，无从时时刻刻得知自己在公司的地位。最后，和外交官一样，在调整派驻地点时，他恳求更换另一个地点。回到总公司，意味着失去原来的那些优遇、重新领底薪过日子──回到纽约市郊，搭地铁通勤，或者老天保佑，不要搭公交车上班，吃三明治午餐，过着中下阶级的生活！大老板冷落他时，他吓坏了。这位员工九五％的心思放在公司政治上……而这正是公司想要的。在密谋策划什么事时，大老板在董事会中就多了一位支持者。
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
在阿希卡尔（Ahiqar）著名的故事，后来收录到伊索寓言中（然后再被拉封丹［La Fontaine］收录），狗向狼炫耀牠享有的一切舒适和美好的生活，狼差一点就心动。直到狼问狗牠戴的项圈是怎么一回事，了解了它的用途之后吓坏了。「虽然有饭吃，我宁可不要。」牠扭头跑开，而且还在跑。3
问题是：你想当什么，狗或狼？
原始的阿拉米语版本是一头野驴，不是狼，炫耀牠的自由。但是野驴最后被狮子吃了。自由是有风险的──真正的切肤之痛。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
不管你做什么，就是不要身为狗，却自称是狼。雄性发展出与他们的好战能力相关的次要特质。比较深的颜色和主导地位有关。但是，做实验将颜色较淡的雄性变黑，不会提高牠们的地位，因为牠们的行为不会改变。事实上，这些颜色较深的会被杀害──研究工作者泰瑞·柏翰（Terry Burnham）告诉我：「鸟知道你需要说走就走。」
狗相对于狼的困境，另一个层面是：虚假的稳定感。狗的一生看起来可能平稳安全，但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狗活不下去。大多数人喜欢认养小狗，也就是还没有长大的狗；许多国家，弃犬落到安乐死的下场。狼受到生存的训练。如同我们在ＩＢＭ的故事看到的，被雇主遗弃的员工，不能起死回生。
狗群中的狼
有一类员工不是奴隶，但他们占的百分率非常少。你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找出这种人：他们不在意他×的自己的名声，至少不在意公司的名声。
商学院毕业后，我在一家银行受训一年──阴错阳差，银行没搞清楚我的背景和目标，要我当国际银行从业人员。在那里，身边都是高度可雇用的人（这是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经验），直到我转去做交易（在另一家公司），发现那里的狗群中有些狼。
其中一类是业务员，辞职的话，公司可能损失业务，更糟的是，他们带走客户，让竞争对手受益。业务员和公司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因为公司试着去除与客户关系的个人因素，让业务员与客户脱离关系。但是这样的企图通常未能成功：人喜欢和人往来，当他们接起电话，听到原来的公司彬彬有礼、平淡无奇的声音，而不是先前温暖且热情洋溢的销售员兼朋友打来的电话，公司的生意就没了。另一类是交易员，他们觉得只有一件事重要：获利和亏损，或者称作损益（P and L）。公司对这两类人又爱又恨，因为他们难以驾驭──交易员和销售员只有在没有获利的时候，才能管理，但这时又没人想要他们。
我发现，赚钱的交易员可能变得破坏性很强，需要把他们和其它员工隔离开来。这是你将人化为利润中心所付出的代价，意思是说其它的标准都不重要了。我记得曾经威胁一位交易员，因为他若无其事地责备一位吓坏了的会计师，告诉他这样的话：「我正忙着赚钱来付你的薪水」（暗示他：会计无助于增进公司的盈余）。但没关系；你高高在上时遇到的人，在你掉到谷底时还会撞见。我看到那个人在好运终于用完，被炒鱿鱼之前，遭到同一位会计师（用更巧妙的方式）责备。你有自由── 但只到你上一笔交易为止。如同阿希卡尔的野驴，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
当我跳槽到另一家公司，远离原型公司男（proto-company man）时，有人明白告诉我，我一停止达成损益目标，就会遭到解雇。我已经没有退路，只好赌下去，强迫自己去做当时还能做的套利、低风险交易，下文件损失小，因为金融市场上的作手还没有那么老奸巨猾。
记得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打领带。这在当时就相当于裸体行走在第五大道上。我通常这么回答：「一方面是傲慢，一方面是美观，一方面是便利。」只要你有赚到钱，想对经理胡扯什么鬼话，他们都听得下去，因为他们需要你，害怕自己的饭碗不保。风险承担者可以是社交上难以捉摸的人。自由一直和风险承担息息相关，不管是有了自由，才去承担风险，还是因为承担风险，才有自由。承担风险，你就会感觉是历史的一部分。风险承担者会去冒险犯难，因为他们天生是野生动物。
请注意语言这个向度──以及为什么除了衣着上的考虑，交易员需要和其它不自由、不承担风险的人隔离开来。在我那个时候，除了帮派分子和想表示他们不是奴隶的人，没人公开说脏话：交易员却像水手那样脱口而出就是国骂，我也养成策略性讲脏话的习惯，但只用在写文章和家庭生活之外。4在社群网络（例如推特）上讲脏话的人，发出昂贵的讯号，表示他们是自由的──以及，说来讽刺，能力出众。如果你不承担风险，就不会发出有能力的讯号──这种低风险的策略非常少见。所以，今天，咒骂是身分地位的表征，就像莫斯科的寡头大亨在特殊的场合穿蓝色牛仔裤，发出大权在握的讯号。甚至在银行，带顾客参观公司时，会让他们看看交易员怎么工作，就好像他们是动物园里的动物。他们会看到交易员抓着电话咒骂，同时吼着和经纪员撮合买卖。
因此，尽管咒骂和脏话是地位像狗和完全无知的表现──「无赖」（canaille）在语源上把这些人和狗搭上关系；讽刺的是，身分地位最高的自由人，通常是从自愿采用最底层阶级的道德习惯看得出来。5这和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桶里）辱骂亚历山大大帝，要他不要挡住阳光没有两样，只是发出讯号而已（当然是传说）。英式的「礼仪」是强加在中产阶级身上，目的是驯化他们，加上灌输他们害怕打破规则和违反常规。
厌恶损失
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一个人拥有或没有什么并不重要；他或她害怕失去什么才重要。
你可能损失的身外之物愈多，你愈脆弱。讽刺的是，我见过无数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中央银行为纪念阿弗烈·诺贝尔［Alfred Nobel］而设立的奖项）在和我辩论时，担心辩输了。几年前，我注意到其中四个人真的在意我这个一介无名小卒兼交易员，公开称他们诈骗。为什么他们那么在乎？呃，你在那一行爬得愈高，愈是感到不安全，因为辩输给一个相较之下无足轻重的人，相对于输给高人，会使他们更脸上无光。
只有在某些情况中，人生爬得更高才安稳。你可能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ＣＩＡ）局长是美国最有权势的人，但说穿了，位高权重的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比卡车司机还脆弱。这位老兄甚至不能搞外遇。你能让别人冒生命的危险，但你仍然是奴隶。整个文官结构是依照那种方式组织起来的。
等候君士坦丁堡
独裁者和当奴隶的公众红人截然相反。
在我写这些话时，我们正见到新出现的各方对抗，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成员国的现任「元首」（现代国家其实不太算有元首，只是一些大言不惭的人）和俄罗斯总统佛拉迪米尔·普丁（Vladimir Putin）。显然除了普丁，其它所有的人都需要透过选举选出来，可能遭到自己的党抨击，而且每一份声明都需要字斟句酌，力求新闻媒体尽可能不要解读错误。另一方面，普丁有等同于你他×的钱，明显摆出「我不在乎」的态度，这进而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和支持。在这种对抗中，普丁的言行就好像一位自由公民对抗与一群需要委员会、别人批准的奴隶，而且他们当然觉得所做的决策，必须符合立即发表的评价。
普丁的态度令他的追随者着迷，特别是黎凡特的基督徒──尤其是还记得俄罗斯帝国女皇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的舰队前来，允许贝鲁特的圣乔治大教堂（Saint George Cathedral）敲钟的东正教徒。凯瑟琳大帝是「最后一个带种的沙皇」，把克里米亚从鄂图曼人手中夺过来。在那之前，逊尼派鄂图曼人禁止在他们治下的沿岸城市基督徒敲响教堂的钟──只有在无人能及的山间村落，才给自己这种自由。这些基督徒一九一七年失去俄罗斯沙皇的积极保护，现在希望在大约一百年后，拜占庭能够回来。和企业主打交道做生意，远比和明年可能失去工作的一些员工容易；同样的，相信独裁者的话，比相信脆弱的民选官员容易。
观察普丁，让我明了被豢养（和被结扎）的动物，没有机会赢过野生掠食者。一点机会也没有。军事力量有多强都没用：敢扣下扳机才有说话的分量。6
从历史上来看，独裁者既比较自由──就像小公国传统的君主那种特殊的例子 ── 某些情况中，在福国利民上，也比民选官员更有切肤之痛，因为后者的目标是展现纸上的政绩。现代却不是这样，因为独裁者晓得他们能捞的时间可能有限，因而横征暴敛，转移资产到他们的瑞士银行账户──就像沙乌地皇室那样。
别坏了官僚界的习气
推而广之：
一个人的生存如果有赖于组织中更高阶的某人给的质性「工作考评」，那么极其要紧的决策不能交托给他。
虽然员工在设计上是可靠的，却还是不能托付他们做决策、困难的决策、任何会牵扯到重大权衡取舍的责任。除非他们从事的是因应急迫的事件，例如灭火，否则也不能让他们处理紧急工作。员工的目标非常简单：完成他或她的主管认为必要的任务，或者达成某个可以动手脚的衡量指标。员工早上上班途中，可能发现获利潜力很大的机会，例如卖抗糖尿病药物给患有糖尿病前期的沙特阿拉伯观光客。但如果他现在在灯具业卖水晶吊灯给住在公园大道（Park Avenue）老古板的寡妇，他可不能停下脚步，开始把握利用偶遇的大好良机。
所以虽然公司雇用员工以防范突发事件，可是一旦计划改变，员工便一筹莫展。在分散责任导致责任严重稀释，以至于员工无能为力之际，还有另一个规模上的问题。
我们看到越战产生的这种影响。大部分人（可以这么说）相信某些行动是荒谬的，但继续做下去，比停止不做容易──尤其是一个人总可以编造故事，解释为什么继续比停下来要好（往后找理由搪塞为什么葡萄会酸的行为，现在我们知道称作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我们在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态度上看到相同的问题。自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遭到攻击（大多数的攻击者都是沙乌地公民）之后，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不开派对的王国，有个人──不知什么原因──在这件事插上一手。但是没有一个官僚做出正确的决策，因为害怕供油中断──相反的，入侵伊拉克的荒谬之举却得到支持，因为看起来比较简单。
自二○○一年起，打击伊斯兰教恐怖分子的政策，说得客气一点，是忽视显而易见的事实，有如治标不治本，完全不管病灶在哪里。政策制定者和反应迟钝的官僚，因为忽视根本原因，而愚蠢地任令恐怖主义孳长──因为即使对举国上下来说是最佳的做法，对他们的工作而言却不是最适当的。所以我们损失了一个世代：九一一之后去沙特阿拉伯（我们的「盟国」）上文法学校的人，现在长大成人，被灌输成相信和支持萨拉菲暴力，因此受到鼓励出钱去资助它。更糟的是，由于石油收入高，瓦哈比教派信徒透过他们的伊斯兰教学校，加快他们对东亚人和西亚人洗脑。与其入侵伊拉克，或者炸死「圣战士约翰」（Jihadi John）和其它个别的恐怖分子，进而导致他们人数倍增，更好的做法是专注于问题的根源：瓦哈比／萨拉菲教导和鼓吹不包容的信念，因此什叶派、亚兹迪派教徒、基督教徒都是异端分子。但是，再说一次，这不是根据职务说明书做事的一群官僚做得出来的决策。
二○○九年，银行业重演同样的事情。我在序一中说过，欧巴马政府串通一气执行鲍伯·鲁宾交易。我们有很多证据，显示他们害怕摇翻整艘船和抵触亲信的所作所为。
现在，拿这些政策和有切肤之痛的决策制定者所做的政策相比，不看他们的年度「工作考评」，你会见到不同的世界。
真的，如同我们在下一章所见，那会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下一章
接下来，我们要谈没有那么自由的自由人的罩门。
1.原书注：学术界的终生职制度，是为了给人安全保障，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但是，终生职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等思想学科）给那些守规矩，唯命是从，也已经证明乖乖听话的人。所以这一套行不通，收不到预期的效果。·↑
2.原书注：一些国家中，公司会给企业高阶主管和中阶经理人汽车等福利（假税负补贴之名）。要是给员工现金，他们不会把钱花在这种东西上（他们很可能将钱存下来）；这么一来，员工会更加依赖它们。·↑
3.原书注：拉封丹：这可要紧了，不管什么佳肴美味／我也不想品尝，／给座金山，也不想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狼说着，转身就跑，没命地跑。（原文：Il importe si bien, que de tous vos repas /Je ne veux en aucune sorte, /Et ne voudrais pas même à ce prix un trésor. / Cela dit, ma·tre Loup s’enfuit, et court enc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