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原书注：我忍不住要讲这个故事。有天我收到一位金融从业人员的来信，语带请求：「亲爱的塔雷伯先生，我是你大作的忠实读者，觉得非给你一个建议不可。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可以不讲脏话，影响力会大大提高。」我的回复简洁扼要：「他×的滚蛋。」·↑
5.原书注：我的朋友罗瑞·苏瑟兰（前面提过的那位罗瑞）解释说，一些比较聪明的企业代表在和新闻记者说话时，以飙骂的策略，发出他们是在讲实话的讯号，而不是复诵公司一致对外的口径。·↑
6.原书注：普选并没有改变这个故事太多：直到最近之前，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中，选上的一群人限于上层阶级俱乐部里的人士，他们非常不在乎新闻媒体怎么说。但讽刺的是，随着社会流动性升高，更多的人能够进入政治圈──和失去他们的工作。和企业一样，你开始慢慢聚集勇气极少的人──而且和一般公司一样，因为他们缺乏勇气而获选。·↑
４你的场子中别人的切肤之痛
如何当个告密者──詹姆士·庞德不是耶稣会会士，他是个单身汉──莫里亚蒂教授和福尔摩斯也是──公关公司凯彻姆的全面智慧──让恐怖分子有切肤之痛
抵押贷款和两只猫
假设你是在一家（到目前为止）对小区产生隐藏性伤害的公司工作。这家公司隐匿它有一块会令人致癌的土地，因为（还）没有完全明朗的影响，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你可以提醒大众注意，但是这一来，自然就会丢掉饭碗。而且有个风险：公司邪恶的科学家会反驳你，带来额外的羞辱。你很清楚孟山都（Monsanto）的同伙对法国科学家吉尔斯─艾瑞克·塞拉里尼（Gilles-éric Séralini）所做的事。塞拉里尼赢得毁损名誉的诉讼之前，在科学界名誉扫地，有如得了麻疯病，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或者，新闻来来去去，你最后可能被视而不见。你熟悉历年来告密者的下场，即使最后证明你是对的，可能得花上一些时间，真相才能浮出在企业同伙制造的噪音之上。在此同时，你会付出代价。抹黑你的攻势，会摧毁你找到另一份工作的任何希望。
你有九个孩子和卧病在床的父母要养，由于你采取了行动，子女的未来可能受到影响。他们上大学的希望破灭──你甚至可能没办法供给他们适当的生活所需。你在对所有的人和对子女的责任之间挣扎不已。你觉得自己是犯罪集团的一员，除非采取某些行动，否则你是犯罪代理人：数千人因为公司制造的隐藏毒害而死亡。对公司维持伦理，却使其它人付出巨大的成本。
在詹姆士·庞德（James Bond）的电影《恶魔四伏》（Spectre）中，特务庞德发现自己──单枪匹马，以告密者的风格──正在对抗的是：接管英国情报机构的黑暗势力阴谋，他的上司也涉足其中。为他打造奇特新汽车和其它玩意的Ｑ，被要求协助对抗这个阴谋时说：「我有抵押贷款要缴和两只猫要养。」──他当然是在开玩笑，因为最后还是冒着失去两只猫生命的危险，挺身对抗坏蛋。
社会喜欢圣人和道德英雄是单身族，如此他们就没有家庭的后顾之忧，不会迫使他们为了养小孩，陷入伦理感需要妥协的两难困境。从相当抽象的层面来说，整个人类成了他们的家庭。有年幼子女要养的苏格拉底（虽然已经七十几岁）等一些烈士，却牺牲自己，克服这个困境。1许多人办不到。
历史上，一家之长的脆弱性常被大加利用。日本的武士必须离开江户的老家，作为人质，向当权者保证他们不会反抗统治者。罗马人和匈奴人都有交换永久「访客」的做法，也就是将统治者的子女送到对方。他们养尊处优，却是囚犯，在外国的宫廷长大成人。
鄂图曼人依赖亲兵。这些人还是婴儿的时候，就从基督教家庭抱来，而且永远不娶妻生子。由于没有家累（或者没和他们的家庭接触），他们完全效忠于苏丹。
大公司喜欢用有家庭的员工，这不是秘密。有下档损失的人比较容易差遣，尤其是当他们被高额抵押贷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
当然了，福尔摩斯和詹姆士·庞德等大部分虚构的英雄，都没有家庭的包袱，可以成为像莫里亚蒂教授那种恶人下手的目标。
我们来更进一步。
要做合乎伦理的选择，你不能掉进特定（朋友、家人）和一般之间的困境。
单身一直是强迫男人表现这种英雄气概的方式：例如，叛逆的古老教派艾赛尼派（Essenes）高举独身大旗。因此，根据定义，他们没有生育子女──但是后来他们的教派突变，和今天所说的基督教合并。独身的要求可能有助于叛逆的理念，却不是经年累月壮大教派的最好方式。
财务独立是解决伦理两难的另一种方式，但这种独立难以确定：许多看起来似乎独立的人，其实并不是特别独立。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收入独立的人可以自由跟着自己的良心去做事，但这在现代不再那么常见。
知识和伦理要求得自由，必须在别人的场子里缺乏切肤之痛。这是为什么自由少之又少的原因。我无法想象活动分子纳德成为大汽车公司围剿的目标时，如何养活二·二个孩子和一只狗的家庭。
但是独身或财务独立，都不能使一个人无条件免疫。接着我们就来谈这一点。
寻找隐藏的脆弱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独身的要求，是足够的证据，显示社会一向因为某个人的行动，隐而不显地惩罚整体中的某一层。这从来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做的：没有人会说：「因为你批评大农业公司，所以我要惩罚你的家庭。」事实上，如果受到威胁，说耶诞树下的物品数量会减少，或者电冰箱中食物的质量会降低，实务上就发生了这种事。
我拥有他×的钱，所以看起来完全独立（但我很肯定，我的独立和财务无关）。不过，会有我在意的人受到我的行动影响，而且想要伤害我的人，可能会以他们为目标。在大农业公司对我展开的攻势中，公共关系公司（受雇来抹黑怀疑转基因风险的人）没办法威胁我的生计。他们也不能给我贴上「反科学」的标签（这是他们的弹药库里的中心部分），因为我一向支持以技术性语言，表达科学上的机率严谨性，而且几百万读者了解我的推论。要那么做现在有点太晚。事实上，断章取义从我写的文字中随便抓取一些段落，去和新时代大师德巴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写的东西做模拟，他们反而使某些人怀疑乔普拉是逻辑学家。这就相当于拿维根斯坦（Wittgenstein）尺2出来用：以尺衡量桌子，我是在衡量尺，还是衡量桌子？风马牛不相及地做比较，更有可能受伤的是发言评论的人，不是被评论的人。
因此，这些公关公司使出网海战术，大量寄出电子邮件，骚扰纽约大学的员工，包括以信件淹没手无寸铁的一位助理，以及根本不晓得我在那所大学工作的人，因为我只有空档时间在那里。这种方法──在他们认为你会痛的地方打击你──意味着打击你身边比你要脆弱的人。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在针对纳德（他发现通用汽车的产品有瑕疵）的攻势中，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止他，甚至骚扰他母亲萝丝·纳德，凌晨三点打电话给她──那个时候，电话很难追踪。这显然是要让纳德觉得伤害到母亲而感到内疚。想不到萝丝本人也是活动分子，反而因为那些电话而受宠若惊（至少她没有置身于战场之外）。
除了大农业公司，我有幸还有其它敌人。两三年前，虽然我习惯拒绝给我什么荣誉，（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仪式非常无聊，但出于尊重，接受了黎巴嫩一所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此外，依我的经验，收集荣誉博士学位的人，通常有阶级意识，而我遵守加图的警告：他宁可被问为什么没有他的雕像，而不是为什么有座雕像。批评我的人、学生团体中的萨拉菲同情者，以及因为我热情为什叶派伊斯兰教说话，和我希望黎巴嫩回归东地中海，也就是它显然归属的希腊罗马世界，而不是称作阿拉伯主义的灾难性和虚构处所，因此不快的人，自然而然把那所大学的员工当成攻击目标。各大学的院长和校长明显远比独立人士脆弱，而动物知道弱点在哪里。根据少数规则，只要有非常少的批评者，胡乱使用让人望之生畏的流行用语（例如「种族主义者」），就足以吓坏整个机构。机构里面是员工──脆弱、重视声誉的员工。萨拉菲不是一个种族，而是政治运动加上犯罪组织，可是人们害怕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怕到他们失去逻辑判断的能力。但是到头来，批评者的努力徒劳无功：一方面，没人伤害得了我；另一方面，那所大学如果撤回荣誉学位，损失会多于泛阿拉伯主义者和萨拉菲的骚扰。
将和你有关的脆弱者当作攻击目标，这个方法终归无效。首先，令人作呕的人（以及萨拉菲同情者），加上只会聚众滋事的人，往往很笨。其次，以诽谤为业的人，其它每一件事必然做得不好──因此在那一行也是一样──所以那个行业累积了不少瑕疵品，倾向于在伦理上无限上纲。高中同学里面，那些有生意脑筋、在街头混得很好，或者有学术天分的同学，有任何人宣称他们的梦想，是成为世界上最棒的抹黑告密专家吗？或甚至以游说者和公共关系专家为业？从这些工作，可以看出做其它的事必然失败。
此外，
要免于冲突，你必须没有朋友。
这是为什么据说克里昂（Cleon）宣称他在办公室没有朋友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个人和集体之间的连结太过模糊，难以天真地解读。所以我们来探讨恐怖分子认为自己可以免于伤害的典型状况。
如何使自杀炸弹客有切肤之痛
我们能够惩罚犯罪个人的家庭吗？经文自相矛盾──旧约圣经中，两个答案都有。《出埃及记》和《民数记》指出神「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申命记》做了切割：「父亲不可因儿子的缘故被处死，儿子也不可因父亲的缘故被处死；各人要因自己的罪被处死。」即使在今天，这个问题也不能完全拍板定案，答案也不明确。你不必为父母的债务负责，但是德国的纳税人仍然负担祖父母和曾祖父母辈所犯罪行的战争赔偿之责。即使在古时候，债务负担跨越世代时，答案也不是一清二楚：他们有定期（真的照字面上的意义）将石板清洗干净的平衡机制，到了千禧年就一笔勾销债务。
但是就恐怖主义的例子来说，答案十分明确。规则应该是：你在以为不会受到惩罚的情况下，杀了我的家人；我会要你为此付出若干间接代价。间接责任不是文明社会标准的犯罪受罚方法的一部分，但是对抗恐怖主义分子（他们威胁到无辜者），也不能使用标准的做法。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极少面对犯罪行为人从死亡本身，获得完全不对称的报偿和上档利益。3
汉摩拉比法典实际上有这样的条款：责任可以跨世代移转。因为在围绕着拿自拍杆的韩国人，那座相同的玄武岩石碑上写着，如果建筑师盖了房子，而房子后来倒塌，压死主人的长子，那么建筑师的长子应该处死。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个人，不是以独立的单位存在；家庭才是。
吉普赛人有长久以来不为外人完全理解的规则；可能要到电影《复仇者》（Vengo；二○○○年上映）播出，一般大众才发现吉普赛部落有个黑暗的习俗。如果一个家庭中的某个人杀了另一个家庭中的人，杀人者的直系亲属会被交付受害人的家人处置。
圣战恐怖主义不寻常的滋扰，在于我们面对一个受蛊惑的人，愿意杀害不计其数的无辜者，不必承受任何真正的下档损失，也就是没有切肤之痛时，我们完全无力自卫。在北腓尼基，萨拉菲穿着装了炸弹的夹克，意图在公共场所引爆，吓坏了阿拉维教徒。几乎没有办法「活捉」他们，而不引起炸弹爆炸。当场杀死他们，可能错杀好人，但我们经不起坏分子杀人。因此，有些时候，一些公民见到疑似自杀炸弹客，会将他们逼到引爆时造成最小伤害的地方，「拥抱」他们。这是反自杀炸弹的一种形式。
在其它的公义方法都失败，堂而皇之的社群惩罚是可以使用的，前提是它们并非基于情绪性反应，而是在事件发生之前，规划良好的公义方法，它们就会产生吓阻作用。一个人牺牲自己，以为这样就会对某个群体产生上档利益，这样的人需要吓阻。所以这是在没有其它方法时，给他切肤之痛的一种形式。而且，这种痛是显而易见的：痛的正是那个群体。
要控制自杀恐怖分子，我们仅余的唯一方式，是讲得清楚明白，说服他们相信炸死自己不是对他们的最糟情境，因为整个情境还没结束。他们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会使他们的家庭和挚爱的人立即承担财务责任──就像德国人仍在为战争罪行支付金钱那样。惩罚需要计算妥当，才能真正成为反诱因，不致使他们的家庭产生家有英雄烈士或为理念殉身的感觉。
但是我对于将犯罪从一个单位、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群体的想法，感到反胃。防止恐怖主义行为人的家庭从他们的行动中受益，这个想法我倒不觉得不好──许多恐怖主义团体奖赏自杀炸弹客的家庭。而且，这可以在没有任何伦理两难的情况下，安全地终止他们的行为。
下一章
前面两章，我们检视了来自切肤之痛的自由，产生的依赖和限制的好处与坏处。接着我们来看看（正确的那一种）风险承担的惊险刺激。
1.原书注：在柏拉图的《申辩篇》（Apology）中，苏格拉底的行为受人尊重：「先生，你晓得，我有家庭，而且不是从橡树或从石头中生出来的。」──这也是荷马（Homer）的说法──「是从人生出来，所以我也有家庭，事实上是三个儿子，都是雅典人，一个已经是青少年，两个还小。然而我还是不会为了求你释放我，把他们任何一个人带到这里。」·↑
2.原书注：见《随机骗局》一书。·↑
3.原书注：目前的说法是：恐怖分子认为他们会上天堂，遇见看起来像是邻家的处女。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许多人只是在寻求被视为英雄式的死亡，或者让朋友刮目相看。成为英雄的渴望，相当引人注目。·↑
第五部
要活着，就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５生活在模拟机中
阅读波赫斯和普鲁斯特时如何打扮──拿着冰钻有很多方法说服别人──主教七嘴八舌开会──神化──川普为什么会当选（他真的当选了）
我有一次出席晚宴，坐的是大圆桌，对面是一位客气的老兄，名叫戴维。主人是物理学家艾德嘉（Edgar C.），在他的纽约俱乐部设宴。那真的像是俱乐部。在那里，除了戴维，几乎每个人都穿得像是读过波赫斯（Borges）1和普鲁斯特（Proust）2的书，想要让人知道他们是波赫斯和普鲁斯特的读者，或者只是喜欢与读过波赫斯和普鲁斯特的人混在一起杀时间（每个人都穿灯芯绒裤、戴领巾状宽领带、脚踩麂皮鞋，或者只是穿西装）。至于戴维的穿著，好像不知道读过波赫斯和普鲁斯特的人聚在一起时，需要打扮成什么样子。吃到某个时候，戴维出乎意料，抽出一根冰钻，钻过他的手。我压根儿不知道这位老兄靠什么维生──也不知道艾德嘉的嗜好是魔术。后来才晓得这个戴维是魔术师（他的姓名是戴维·布莱恩［David Blaine］），而且赫赫有名。
我对魔术师所知不多，以为一切都是眼睛对光的错觉──我们在序二提过的中心逆问题，使得工程比反向工程要容易。但是晚宴结束时，有件事吓了我一跳。戴维站在衣帽间旁，用手帕吸手上涌出的血。
原来这个家伙真的拿冰钻钻过自己的手──并且承受因此而来的所有风险。在我眼里，他突然之间成了另一个人。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冒风险。他有切肤之痛。
几个月后，我再度遇到他，试着和他握手，注意到冰钻从他手中出来的地方有个疤。
耶稣是勇于承担风险的人
这让我终于懂得三位一体这件事。经过迦克墩公会议、尼西亚公会议，以及其它促进基督教不同教派大联合的历次会议和争论不休的主教各式各样的宗教会议，基督教这个宗教一直坚持耶稣基督的双重性。如果神是神，耶稣是人，就像另一位先知、伊斯兰教看他的方式，或者犹太教看亚伯拉罕的方式那样，这在神学上会简单一点。但是不然。他必须既是人，又是神。这种双重性如此重要，所以一提再提，经过各式各样的改良：不管这种双重性是分享相同的物质（正统［Orthodoxy］）、相同的意志（基督一志论［Monothelites］），还是相同的性质（基督一性说［Monophysites］）。三位一体使其它的一神论者见到基督教多神论的痕迹，而且导致落入伊斯兰国手中的许多基督教徒遭到斩首。
所以看起来，教会的创办人真的需要耶稣有切肤之痛；他确实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牺牲自己，并且体验死亡。他是风险承担者。对我们的社会来说，更重要的是，他是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剥除了人性的神，不能以这种方式产生切肤之痛，也没办法真的受苦受难（或者，如果祂确实受苦受难，注入人性，重新定义神，就会支持我们的论调）。没有在十字架上真正遭受折磨的神，就会像魔术师用幻觉在表演，而不是像某个人将冰钻刺过自己的腕骨而流血。
东正教更进一步，让人性的一面向上流动，而不是向下。第四世纪的主教亚历山德拉的亚他那修（Athanasius of Alexandria）写道：「耶稣基督化为肉身，如此『我们』才能成为神。」（强调用的双引号是我加的。）耶稣的十分人性化性格，容许我们凡人接触神，并与祂合而为一、成为祂的一部分，以参与神的世界。这种融合，称为神化。基督的人性，使得所有的人都可能进入神的世界。3
帕斯卡的赌注
这个论点（现实生活就是承担风险）揭露了帕斯卡赌注（Pascal’s wager）的神学弱点。帕斯卡赌注说，万一造物主真的存在，相信祂会有正报酬，如果祂不存在，则没有下档损失。因此这个赌注是：相信有神是个免费的选项。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选项。如果你打破砂锅问到底，依照逻辑遵循这个观念，你可以看到它主张没有切肤之痛的宗教，使得它成为纯粹学术和枯燥乏味的活动。但是用在耶稣身上的事，应该也应用在其它宗教的信徒上。我们会见到传统上，没有一种宗教没有若干切肤之痛。
现实的母体
哲学家和同样爱发议论、却远为老练世故（而且衣服色彩较多）的主教不一样，不懂他们的体验机器思想实验是要做什么。这个程序如下所述。简单地说，你坐在一部设备中，技术人员会插一些线，连接到你的大脑。在那之后，你会经历一段体验，你感觉好像有件事发生了，除了一切只发生在虚拟实境中；一切都是心理上的。啊，这种体验绝对不属于现实的同一类──只有不曾冒险的学界哲学家，才会相信这种胡说八道。为什么？
因为，再说一遍，人生就是牺牲和承担风险。少了数量不多也不少的前者，在满足后者的限制之下，没有什么接近我们能够称为生命的东西。如果你冒险做一件事，却不承担可以弥补或甚至可能无法弥补的真正伤害风险，那么那不叫冒险。
我们的论点──现实需要冒险──可以对身心问题做出精妙的论述，但别告诉你身边的哲学家。
现在，有人可能会说：一旦进入机器中，你可能相信你有切肤之痛，并且体验痛苦和后果，就好像你活在真正的伤害中。但这是一旦在里面，不是在外面，而且不可逆的伤害，也就是事情在那边萦绕，时间往一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流动，并没有风险。梦不是现实，理由在于你从中国的一座摩天大楼掉下来的千钧一发时刻，突然惊醒，生活还是会继续下去 ，而且没有吸收壁（absorbing barrier）。这是那种不可逆状态的数学名称，我们会在第十九章详细讨论，加上我所知最强而有力的概念──遍历性（ergodicity）。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发出明显有其缺陷讯号的好处。
川普
我喜欢关掉电视的声音看屏幕。当我看到川普在共和党的初选中，站在其它候选人身边，我确信他会赢得那个过程的阶段，不管他说什么或做什么。事实上，那是因为他有显而易见的缺陷。为什么？因为他是真实的，而大众──由通常承担风险的人组成，不是我们将在下一章提到的不承担风险、没有生命的分析师──任何时候都会投票给将冰钻钻过手中之后真的流血的候选人，而不是没这么做的人。有人说，川普是个失败的创业家，即使这是真的，反而支撑这个论调：你宁可有个失败的真人，而不是个成功人士，因为污点、伤疤、性格缺陷，会增加人和鬼之间的距离。4
伤疤发出切肤之痛的讯号。
而且
人们能够察觉前端和后端办公室操作者之间的差异。
下一章
在我们结束之前，听听胖子东尼的智慧之语：永远要做得比说得多，而且在说之前，先有行动，因为默默做事，永远胜过光说不练。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会像我们在下一章说到的那种人（这势必得罪许多「知识分子」）。他们是现代暗中为祸的害虫：后端办公室人员（也就是支持幕僚）充作前端办公室人员（业务产生者）。
1.译注：阿根廷作家、诗人。·↑
2.译注：法国意识流作家。·↑
3.原书注：「神的儿子有我们的性质，所以我们可以有祂的性质；由于祂把我们放在祂心里，所以我们心里有祂。」──克里梭斯顿（Chrysostom）·↑
4.原书注：我注意到，即使川普以非传统的方式表达自我的事实，发出了讯号，让人知道他不曾有过上司、没有主管需要说服、努力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者取得他们的批准：受雇者在遣词用字上，则比较审慎。·↑
６白痴知识分子
没有切肤之痛的人──脂质恐惧症──教导教授如何硬举
从二○一四到二○一八年，从印度到英国到美国，我们见到整个世界都在反抗没有切肤之痛的政策制定「文官」圈内人和新闻记者型的内部人。这群半知识专家，拥有常春藤联盟、牛津或剑桥，或者类似标签的学位，构成家长阶级，告诉我们其余这些人：一、做什么；二、吃什么；三、怎么讲话；四、怎么思考，以及五、投票给谁。
去哪里找椰子
但是问题在于独眼人跟着瞎子走：这些自称是「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成员的人，在椰子岛上找不到椰子，意思是说他们的智慧还不到能够定义智慧的地步，因此掉进循环之中──他们的主要技能，是答对像他们那样的人出的考题，或者写像他们那样的人会读的论文。我们有些人──不是胖子东尼──对于他们一连串的无能视而不见。不到四○％的心理学研究能够再做出相同的结果，经历三十年的饮食肥胖恐惧症，饮食建议翻转，总体经济学和财务经济学（困于复杂难懂、数量庞大的字词补丁中）在科学上还不如占星学（「不确定系列」的读者从《随机骗局》以来，就知道这件事），身为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的柏南克，对财务风险一窍不通，却于二○一○年再获任命，以及药品实验充其量只有三分之一的时候能够再做出相同的结果，所以人们绝对有资格依赖本身的先人本能和听祖母的话（或者听蒙田和经过过滤的古典知识），因为他们的纪录比这些政策制定笨蛋要好。
科学与科学主义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学院派官僚觉得有权运转我们的生活，可是不管在医学统计上或政策制定上，他们甚至都不够严谨。他们说不出科学和科学主义的差别──事实上，在他们眼里，科学主义看起来比真正的科学还科学，例如，举个微不足道的事来说：法律学家凯斯·桑思坦（Cass Sunstein）和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之类的人──他们想要把我们「轻轻推向」表现出某种行为──他们归类为「理性」或「不理性」（或者像这样的一些类别，指出我们偏离了理想或要求的协议）的不少东西，来自他们对机率理论的误解及表面上使用一阶模式。他们也容易误将集群（ensemble）当作各个成分的线性集合──也就是他们认为，了解单一个人，我们就能了解群众和市场，或者我们了解蚂蚁，就会了解蚁群。
白痴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Yet Idiot; IYI）是现代的产物，因此至少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就激增，今天到达了局部上确界（local supremum），到了我们体验到没有切肤之痛的人接管的地步。在大部分国家，政府扮演的角色介于一个世纪之前的五到十倍之间（以国内生产毛额［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百分率表示）。在我们的生活中，ＩＹＩ似乎无处不在，但是人数少，而且在专门的处所、智库、媒体和大学社会学系之外，极少见到──大部分人都有适当的工作，而且ＩＹＩ职缺不多，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人数虽少，却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ＩＹＩ把别人做他不了解的事，视为病态，却不知道自己的了解可能有限。他认为人们的行为应该根据他们的最佳利益，而且他知道他们的利益是什么，尤其是如果他们是「乡巴佬」，或者投票赞成英国脱欧、元音发音不清脆的阶级。当凡夫俗子做出自己觉得有意义，而ＩＹＩ不这么认为的事，他就会使用「大老粗」一词称呼他们。我们通常所说的参与民主过程，他却使用两个不同的名词来称呼：如果合ＩＹＩ的意，那是「民主」，但当平民百姓敢于投票抵触ＩＹＩ的偏好，那就是「民粹」。富人认为，缴一块钱的税，应该就有一票。比较倾向人本主义的人，则认为应该一人一票。孟山都则认为应该一名游说者一票。ＩＹＩ认为应该一个常春藤联盟学位一票，外国名校和博士学位也等值，因为他们的俱乐部是这么要求的。
他们是尼采所说的文化土包子（Bildungsphilisters）──受过教育的老粗。当心稍微多懂一点的人，认为自己知识渊博，就像理发师决定操刀动脑部手术那样。
ＩＹＩ也天生没办法察觉谬论。
土包子知识分子
ＩＹＩ会订阅《纽约客》。这本杂志设计得让土包子能够学习怎么假装会谈进化论、什么神经理论、认知偏差和量子力学。他绝对不会在社群媒体上骂脏话。他会大谈「种族平等」和「经济平等」，但绝对不会和属于少数的出租车司机出去喝一杯（再次缺乏切肤之痛。我会一说再说，重复这一点，直到声音沙哑为止，因为ＩＹＩ对这个概念根本上是陌生的）。现代的ＩＹＩ亲自参加过一场以上的ＴＥＤ演说，或者在YouTube上看过两支以上的ＴＥＤ演说。他不只投票给希拉里·孟山都─马尔梅松（Hillary Monsanto-Malmaison），1因为她看起来像是可以选的人，或者某种这样的循环推论。他认为，谁不这么做，那就是精神上有毛病。
ＩＹＩ误将近东（古东地中海）当作中东。
ＩＹＩ的书架上摆了一本第一版的精装《黑天鹅效应》，但是误将没有证据（absence of evidence）当作证明没有（evidence of absence）。他相信GMOs是「科学」，它们的「技术」和传统的育种，属于相同的风险类别。
一般情况下，ＩＹＩ在一阶逻辑是正确的，但二阶（或更高阶）效应则不然，使得他在复杂领域中完全无能为力。
历史上，ＩＹＩ对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GMOs、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脑白质切断术、都市规划、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健身器材、行为主义、反式脂肪、佛洛伊德主义、投资组合理论、线性回归、高果糖玉米糖浆（ＨＦＣＳ）、高斯主义、萨拉菲主义、动态随机均衡建模、房屋建筑项目、马拉松、自私基因、电子预测模式、伯纳·马多夫（Bernie Madoff；身败名裂之前）和··值，都一错再错。但他仍然被说服，相信他目前的立场是正确的。2
和俄国人喝酒从没醉过
ＩＹＩ加入俱乐部，以享受飞来飞去的特权；3如果他是社会学家，他会使用统计学，却不知道如何推导它们（例如平克和一般的假心理学家）；在英国的时候，他会去参加文艺季，吃黄瓜三明治，每次都是轻轻咬一小口；他喝红酒配牛排（从来不喝白酒）；他一向相信饮食中的脂肪是有害的，现在完全翻转自己的看法（两种说法的信息出自同一个来源）；他遵循医嘱，服用他汀类药物；他不明白遍历性，而且向他解释之后，很快就忘记；即使谈生意，他也不使用意第绪语；他在学说一种语言之前，先研究文法；他有个表弟，其同事认识女王；他没读过弗雷德里克·达尔德（Frédéric Dard）、利巴纽斯·安提阿哥斯（Libanius Antiochus）、迈克尔·奥亚克索特（Michael Oakeshott）、约翰·格雷（John Gray）、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萨阿迪亚·果昂（Saadia Gaon）或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和俄国人喝酒从没醉过；他不曾喝酒喝到开始打破杯子（或者更理想的是打破椅子）；他甚至不懂得黑卡特（Hecate）4和赫库巴（Hecuba）5的区别（布鲁克林语中是指「分不清狗Ｘ［sh**t］和新诺拉［Shinola］」6）；他不知道在缺乏切肤之痛时，「伪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没有差别；过去五年，在和物理学无关的谈话中，他至少提到量子力学两次。
ＩＹＩ喜欢在讨论无关的现象时，使用科学哲学的流行用语；对于给定的问题，他会太过于理论化，超过二或三个层次。
结语
白痴知识分子任何时点都知道他的言行对自己信誉有什么影响。
但一个简单得多的标记是：他甚至不会硬举（deadlift）7 8。
后记
从本章收到的反应（二○一六年总统选举之前开始张贴），我发现典型的ＩＹＩ在阅读的时候，难以区分什么是讽刺，什么是真话。
接着，我们停止讽刺，回到本书内容，谈遭人严重误解的经济分配不均主题。误解的人是ＩＹＩ。
1.译注：参加二○一六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希拉里，和积极推广基因改造食品的孟山都走得很近，也住马尔梅松城堡饭店。·↑
2.原书注：在这个主题上，巴列图（Pareto）的评论比我严厉。·↑
3.译注：暗示他们是政治家或名流。·↑
4.译注：希腊神话中的女神。·↑
5.译注：希腊神话中的女性人物。·↑
6.译注：美国俚语not know shit from Shinola，是指非常无知的意思。新诺拉是美国著名的鞋油品牌，后来又生产腕表、皮件以及脚踏车。·↑
7.译注：一种经典的举重健身动作。·↑
8.原书注：ＩＹＩ也认为对IYIs的这个批评，意味着「每个人都是白痴」，却不晓得我们说过，他们那一群人只是少数人──但他们不喜欢自己理所当得的意识遭到挑衅。而且，虽然他们视其它人都不如己，一旦水管（法国人所说的洒水喷头〔arroseur arrosé〕）往相反的方向喷，他们会不高兴。例如，经济学家和假心理学家理查德·塞勒是危险的GMO支持者、超重量级推手凯斯·桑思坦的伙伴，解读这段文字时说，「不是叫作塔雷伯的非白痴并不多」，却不知道像他那样的人，占总人口的不到一％，或甚至不到○·一％。·↑
７分配不均与切肤之痛
静态与动态──如何破产和受到许多人喜爱──皮凯提的分配均等
分配不均相对于分配不均
有两种分配不均。
第一种是人们能够容忍的分配不均，例如一个人的理解相对于爱因斯坦、米开朗基罗或者隐居的数学家格里夏·裴瑞尔曼（Grisha Perelman）。和他们比较，人们不难承认他们确实大有过人之处。这适用于创业家、艺术家、士兵、英雄、歌手巴布·迪伦（Bob Dylan）、苏格拉底、眼前的当地厨师名流，以及名声良好的罗马皇帝，例如马可·奥里略；简而言之，一个人自然而然会成为他们的「粉丝」。你可能想要模仿他们，渴望成为他们，但你不会痛恨他们。
第二种分配不均，人们无法容忍，因为对方明明看起来就像你，除了他一直在玩弄系统，设法享有寻租的利益，取得德不配位的特权──而且，虽然他拥有的一些东西，你不介意拥有（可能包括他的俄罗斯女友），你却不可能崇拜他。后面这一类，包括银行家、有钱的官僚、受聘于邪恶公司孟山都的前参议员、胡子刮得很干净打着领带的执行长，以及通告费超高的电视名嘴。你不只羡慕他们；你还厌恶他们的名声，看到他们那昂贵或甚至半昂贵的汽车，不由得气从中来。他们让你觉得渺小。1
对有钱奴隶的看法，可能有不协调的地方。
作家琼·威廉斯（Joan C· Williams）在一篇文章一针见血解释说，美国的劳动阶级对财富留下深刻的印象，视之为角色模范──这是媒体上的人彼此沟通，但很少和真实世界中的人谈话，在他们灌输人们规范性观念时（「这是他们应该思考的方式」），所不了解的事情。《劳动者的尊严》（The Dignity of Working Men）作者米凯莱·拉蒙特（Michèle Lamont）引用威廉斯的研究，系统性地访问蓝领美国人，发现他们厌恶高薪专业人士，但出乎意料并不讨厌富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美国大众──事实上是所有的民众──鄙视薪水高的人，或者说是赚很多钱的薪水族。这其实可以概化到其它国家。几年前，瑞士所有人民公投是否要通过法律，限制经理人的薪水上限是最低薪资的某个倍数。这条法律没有通过，但是他们以这种方式思考，单单这件事就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同样的瑞士人有一些有钱的创业家，而且人们在某些方面，是以其它的手段跻身名流之列。
此外，在财富来自寻租、政治恩给，或者监管俘虏（regulatory capture；我要提醒读者，这是有权有势的内部人使用法令规定，诈骗大众的手法，或者以繁文缛节减缓竞争）的国家，财富被视为零和。2彼得获得的，是从保罗那边拿来的。有人致富，是牺牲了别人。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财富可以来自破坏。人们很容易见到有人不是从你的口袋拿钱而致富；他甚至可能放一些钱到你的口袋。另一方面，分配不均依定义是零和。
这一章，我要指出人们厌恶──或者应该厌恶──的是没有切肤之痛的顶层人士，也就是因为他没有承担分配给他的风险。他免于从台上掉下来的可能性、想方设法摆脱他的高所得或财富级距，并且在厨房外面排队等分一杯羹。同样的，就这件事来说，在川普还是候选人的时候，批评他的人不只误解伤疤发出承担风险的讯号有其价值，他们也大做广告，指出他曾经破产，个人损失接近十亿美元，而未能理解他消除了人们可能对他的厌恶（第二种分配不均）。损失的十亿美元如果是你自己的钱，是有可敬之处。
此外，有些没有切肤之痛的人──例如，有上档利益，却没有财务下档损失的企业高阶主管（这种人在会议上讲得振振有词）──是根据不见得反映公司健全与否的若干衡量指标叙薪；他可以操纵这些事、隐匿风险、得到红利，然后退休（或者到另一家公司做同样的事），并将公司后来发生的结果归咎于接班人。
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重新定义分配不均，并以更为严谨的基础，谈这个概念。但我们首先需要介绍静态和动态两种方法的不同，因为切肤之痛可以将一种分配不均化为另一种。
也看看下面这两句话：
真正的均等是机率上的均等。
以及
切肤之痛防止系统崩毁。
静态和动态
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不曾承担风险的人）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心理上处理会动的东西有困难，以及未能理解动的东西在性质上不同于不动的东西。这是他们大部分人对复杂理论和厚尾（fat tails；稍后我们会解释）感到陌生的原因。对于比较深层的机率理论需要的数学和概念上的直觉，他们也有（严重的）困难。事实上，依我之见，无视于我们会在几段之后开始定义的遍历性，是区分了解这个世界上某些事情的真正学者，和参与仪式性论文写作的学界佣兵，两者不同的最佳标记。
再来看一些定义：
静态分配不均是分配不均的快照；它没有反映你的人生历程中会发生什么事。
大约一○％的美国人至少有一年会高居顶层一％，超过一半的美国人会有一年位于顶层一○％。3这显然和较为静态的欧洲──但名目上比较均等──不同。举例来说，最富有的五百个美国人或王朝只有一○％三十年前也有这样的地位；但是超过六○％的法国人名单是继承人，三分之一最富有的欧洲人几个世纪以前也最为富有。佛罗伦萨的情况更为严重：相同的少数家庭保有财富长达五个世纪之久。
动态（遍历）分配不均考虑了未来和过去的整个人生。
单单提高底层的水平，没办法创造动态均等，而是要让富人轮替──或者迫使人民承受创造缺口的可能性。
使社会更为均等的方式，是强迫透过切肤之痛，使富人承担离开一％的风险。4
我们这里的条件，比起仅仅促使所得流动更强。流动意味着某人可以成为富人。非吸收壁（no-absorbing-barrier）条件意味着富有的某人绝对不应该确保继续富有。
现在，用更为数学的语言来说，
动态均等恢复遍历性，使得时间和集群机率（ensemble probabilities）能够永续。
让我来解释遍历性──我们说过，这是知识阶层感到陌生的东西。本书后面的第十九章会有详细的说明；它取消了和机率与理性有关的大部分极为重要的心理实验。现在，直觉如下所说。针对美国人口画张横切面图。假设一％中有少数百万富翁，有的太胖，有的高，有的幽默。也有绝大多数人位于中产阶级下层，有人是瑜伽教练，有人是烘焙专家，有人是园艺顾问，有人是电子电子表格理论家，有人是舞蹈顾问，有人是钢琴修理师──当然还有西班牙语法专家。就每个所得和财富的级距百分率来说（请注意所得的分配不均通常比财富分配不均要平）。完美的遍历性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永远活下去，会有一段时间落在整个横切面图的各种经济状况中：例如，一个世纪中，平均有六十年在中产阶级下层，十年在中产阶级上层，二十年在蓝领阶级，可能只有一年在最高的一％。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