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完美的遍历性恰好相反的是吸收状态（absorbing state）。吸收（absorption）一词来自粒子，当它们撞击到障碍物，会被吸收，或者黏在上面。吸收壁像陷阱，一旦进去，就出不来，不管好坏。一个人经过某个程序而致富，到达那里之后，就维持富有的状态。而如果某个人（由上）进入中产阶级下层，即使他（当然）想要有钱，却永远没有出来的机会──因此厌恶有钱人是有道理的。你会注意到，在大国中，居于顶层的人向下流动往往少之又少──法国等国亲近大公司和保护它们的高阶主管与股东，不致经历这种溜滑梯；它甚至鼓励他们往上爬。
某些人没有下档损失，意味着其它人没有上档利益。
皮凯提主义和官吏阶级反抗7
有一个阶级，经常被称为官吏（Mandarins），取自法国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虚构回忆录，根据明朝的文人命名（中国的官方语言也称作Mandarin）。我一直知道有他们这种人存在，但是在观察它的成员对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提（Thomas Piketty）的反应时，我发现了一个突出──而且邪恶──的属性。
皮凯提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之后写了一本野心勃勃、谈资本的书。在它还是法文版的时候（而且在法国之外没没无闻），一位朋友买来送我，因为我觉得有人以书的格式，发表他们的原创性、非数学社会学著作，是值得称道的一件事。这本书的书名是《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积极宣称分配不均升高，拉起了警报，并且加进一个理论，说为什么资本相对于劳工，倾向于取得太多报酬，以及缺少再分配和征收财产，如何可能导致世界崩溃。皮凯提的资本相对于劳工的报酬率升高的理论，毫无疑问是错的，见过所谓「知识经济」崛起的任何人（或者做过一般性投资的任何人），都知道这件事。
当你说从第一年到第二年的分配不均有变化，你显然需要指出位居顶层的是同样那些人──皮凯提没有做这件事（不要忘了，他是经济学家，处理会动的事情有困难）。但是问题没有这样就结束。我很快就发现──除了从静态的分配不均量数导出结论──他使用的方法有瑕疵。皮凯提用的工具并不适合他说要显示分配不均上升的状况。他的工具缺乏数学严谨性。我很快就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和拉斐尔·陶亚迪合着，另一篇是和安德里亚·方塔纳里［Andrea Fontanari］、帕斯夸莱·奇里洛［Pasquale Cirillo］合着，发表在〈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Applications〉期刊），谈存在于掌控顶层一％的分配不均量数，并且监控它的变化。瑕疵在于如果你使用衡量整个欧洲的分配不均，你会发现它高于所有组成国家的平均分配不均；偏差的严重性，随着交付高度分配不均的过程而提高。总而言之，这些论文有足够的定理和证明，使得它们如同科学上的著作那般严格；虽然没有必要，但我坚持将结果化为定理的形式，因为一个人不能不利用本身对数学的理解，驳斥正式证明的定理。
犯下这些错误的理由不为人知，因为研究分配不均的经济学并不熟悉……分配不均。分配不均是指尾部扮演的角色不成比例──富人落在分布的尾部。8系统中愈是分配不均，赢家通吃的效应愈强，我们愈是脱离经济学家接受训练使用的薄尾平常世界（thin-tailed Mediocristan）方法（见名词解释）。财富累积的过程被赢家通吃效应主宰。任何财富累积过程的控制形式──通常是在官僚的煽动之下──往往将享有特权的人锁定在他们认为理所当得的状态中。所以解决方案是允许系统摧毁美国运作最好的强大东西。
但是有些事情远比一位学者错了要严重。
问题绝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人们如何处理它。比皮凯提的瑕疵还糟糕的是，我们发现官吏阶级如何运作。他们过早因为分配不均上升的「证据」而感到振奋，以至于他们的反应就像假新闻。事实上，他们是假新闻。经济学家乐昏了头；他们赞誉皮凯提的「博学」，因为他讨论了巴尔札克（Balzac）和珍·奥斯汀（Jane Austen），这就相当于看到某位举重选手提着公文包，走过B航站大厦而喝采那样。而且，他们完全忽视我的结果──如果他们没有视而不见，则是宣称我「傲慢」（还记得我使用正式数学，让他们不可能说你错了的策略吗？）──这是一种科学恭维形式。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目前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甚至写道：「如果你认为已经发现皮凯提一个明显的漏洞，不管实证上的，还是逻辑上的，你很可能是错的。他已经做好家庭功课！」但我和他面对面，向他指出瑕疵所在时，他却闪躲不谈──不见得是出于恶意，很可能是因为机率和组合学难倒了他；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现在想想克鲁曼和皮凯提之类的人，他们的存在并没有下档损失──降低分配不均，会使他们在人生的阶梯往上升。除非大学体系和法国国家破产，否则他们会继续领取薪水支票。你在垂吊金炼的牛排馆看到的那个家伙，暴露在施粥流动厨房前等着施舍的风险之中，可是他们不会。就像靠剑为生的人，会死于剑下，靠冒险维生的人，会因为承担风险而失去生计。9
我们在这里大篇幅谈谈皮凯提，是因为他的书普遍受到热烈欢迎，代表那个阶级的人喜爱理论化，并和受压迫的人搞假团结，同时巩固他们享有的特权。
皮匠羡妒皮匠
一般人不会像「知识分子」和官僚那么尖酸刻薄，因为羡妒不需要走很长的距离，或者跨越许多社会阶级。羡妒不是起于穷人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而是起于办事员阶级。简单地说，看起来像是大学教授（他们已经「抵达」）、拥有永久安定所得的人（以终生职的形式）、政府或学界十分接受皮凯提的论调。从交谈中，我相信反事实往上爬的人（也就是拿他们自己和较富有的人比较）想要积极剥夺有钱人。就像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产阶级或办事员阶级往往是革命理论的早期采用者。所以阶级羡妒不是起于亚拉巴马州南部的货车司机，而是起于纽约或华盛顿特区拥有常春藤联盟大学学历的ＩＹＩ（例如克鲁曼或约瑟夫·史迪格利兹［Joseph Stiglitz］），怀有理所当得的感觉，对于「比较不聪明」的人财富远多于他们感到不满。
亚里士多德在他写的《修辞学》（Rhetoric）中，假定羡妒是你在自己的领域中，比较有可能遇到的事。较低阶级比较有可能羡妒他们的表兄弟姊妹或中产阶级，甚于羡妒非常富有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有人是先知，使得羡妒成为地域性的东西（这句话被人误以为源自耶稣），是出于《修辞学》。亚里士多德本人是根据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的话进一步发挥：皮匠羡妒皮匠，木匠羡妒木匠。后来法国哲学家、作家尚·德·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写道：同样的技艺、才能和状况中，可以发现妒忌。10
所以我怀疑皮凯提有像拉蒙特（本章前面提过）那样，不嫌麻烦去问蓝领法国人。我很肯定他们会想要更好喝的啤酒、新的洗碗机，或者坐更快的通勤火车，而不是把他们见不到面的一些有钱企业家拉下来。但是人们可以再次框架问题和把致富描绘成窃盗，就像法国大革命之前，蓝领阶级再度要求抓出罪魁祸首。11
分配不均、财富与垂直社会化
如果知识分子过度担忧分配不均，那是因为他们倾向于以层级的方式看自己，因此认为别人也是这么做的。此外，就像病理学，「相互竞争的」大学中，讨论的都是针对层级。真实世界中的大部分人不会沉迷其中。12
在过去比较乡村化的时代，羡妒控制得相当好；富人不像现在那样，暴露在相同阶级的其它人面前。他们不会承受向其它富人看齐，并与他们竞争的压力。富人留在他们的地区之中，例如拥有物业的领主，四周围绕着依赖他们的人。除了偶尔到城市参加季节性的活动，他们的社会生活相当垂直。他们的子女和仆人的子女玩在一起。
在商业化的都市环境中，社会阶级里面的社交活动发生了。而且随着时间流逝，工业化之后，富人开始搬到都市或市郊，身边是情况类似的其它人──但不完全相似。因此他们需要比拚，继续操劳。
对于脱离与穷人垂直社交生活的富人来说，穷人成了教科书上完全理论性的东西。正如我在上一章提到的，我还没见过思想正统的剑桥要人和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在外面厮混，或者和讲话带伦敦腔的人一起举重。知识分子因此觉得他们理所当然有权处理他们创造的穷人这块群体。他们相信自己了解怎么做对他们最好。
同理心和趋同性
不要忘了规模缩放的问题，这是指人们的伦理规则并非放诸四海皆准的观念。它们会看一个人是不是「瑞士人」，也就是不是外人而改变。
同样的道理，可以用到同理心（羡妒的相反词）。你可以看到人们对于他们所属的阶级比较有感觉。传统上，上层阶级会参与援助来自破碎家庭的人，让他们当「管家」或侍女。这种群体内的保护，具有自我保险的属性──只对数目有限的人使用，不一体适用。如果你照顾我没落的后代子孙；我也会照顾你的。
数据，数据个头
皮凯提雄心勃勃写的那本书，给了我们另一个教训：里面满满是图表。这里的教训是：我们从真实世界中的专业人士身上晓得资料不见得严谨。我──身为机率专业人士──在《黑天鹅效应》不谈资料（除非是为了说明）的一个原因，是在我看来，人们似乎是在缺乏坚稳和合乎逻辑论点的情况下，才大量使用数字和图表，以叙述他们的故事。此外，人们误将实证主义视为提供排山倒海的数据。一个人正确的时候，只需要少数显著的数据，尤其当它是反确认实证主义（disconfirmatory empiricism）或者反例（counterexample）：只要一个资料点（单一的极端偏离），便足以显示黑天鹅存在。
交易员赚钱的时候，和人讲话言简意赅；赔钱的时候，就不厌其详地用各种理论和图表来淹没你。
机率、统计和资料科学主要是靠观察──和缺乏观察──馈送的逻辑。在许多环境中，相关的资料点落在极端的地方；依据定义，这是极为少见的。集中注意力在那些少之又少但重大的资料点，以了解整个故事的梗概便足够。如果你想要指出一个人拥有超过（例如）一千万美元，需要做的事，是亮出他的经纪账户里面有五千万美元，不必额外列举他家中的每一样家具，包括书房中有一幅五百美元的画，以及餐具室有银汤匙。所以我根据经验，发现当你买一本厚厚的书，里面有一大堆图表，用来证明某个论点，那么你应该怀疑它是不是一本好书。这意味着有什么事情没有讲正确！但是对于一般大众和没有念过统计学的人来说，这些图表看起来很有说服力──这是用复杂的东西替代真相的另一种方式。
例如，科学新闻记者平克在他写的《人性中的良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就玩这种把戏。这本书宣称现代人类史上的暴力减少，而这要归因于现代的机构。我和共同作者帕斯夸莱·奇里洛审视他的资料，发现他不是不了解本身的数字（事实上，真的不懂），就是心里早有定见，不断加进图表，却不知道统计不是用来处理数据，而是用来清理、求其严谨和避免掉进《随机骗局》──但是没关系，一般大众和他的国家崇拜型ＩＹＩ发现它大有可取之处（暂时的）。
公务员的伦理
我们用一种比分配不均还糟糕的不公平来结束本章的讨论：让人看了眼冒怒火的后端办公室，也就是没有承担风险的人，因为担任公职而致富。
美国总统欧巴马卸任时，接受了超过四千万美元的价码写回忆录，许多人大为愤怒。另一方面，他的支持者，也就是为他辩护的国治主义者，则批评接任的政府聘用有钱的创业家。在他们看来，有钱人贪得无厌──但没有因经商而赚到钱的人则免受责难，可是这不合逻辑。我很难向人解释找富人担任公职和公职人员致富是非常不同的两码事──重要的，再度是动态、顺序。
担任公职的富人，已经展现了他们并非完全无能的若干证据──他们的成功，当然可能碰巧是好运，但我们至少看到了他们在真实世界中的若干技能，见识了那些人因应现实的若干证据。这当然取决于那些人有切肤之痛──更好的是那些人摔过跟头，他或她至少有一次损失部分的财富和承受因之而来的焦虑。
这照例混合着伦理与效能。
利用公职致富，是绝对不合伦理的行为。
对社会来说，一个好的规则，需要那些开始担任公职的人承诺以后绝对不会从民间部门赚超过一定数量的钱，其余的应该交给纳税人。这将确保字面上所说的公众「服务」的诚信──政府员工领得的薪水应该偏低，因为他们从服务社会得到情感上的奖赏。这将证明他们不是把进入公共部门当作投资策略：你不是因为将来卸下圣职之后，可能有助于在高盛公司谋得一职，才去当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会士──因为耶稣会会士通常博学多闻和长于控制诡辩。
目前大部分公务员倾向于继续留任公职──除了产业界控制的敏感领域：例如农业食品部门、金融、航空太空、和沙特阿拉伯有关的任何行业……
公务员可以制定对银行等行业友善的规则，卸任后到摩根银行（J.P. Morgan）收取他或她目前的薪水与市场费率之间差价的好几倍（你可能还记得，监管人员有那个诱因，把规则订得尽可能错综复杂，如此他们的专长日后就能以较高的价格受雇）。
所以公职有一种隐性贿赂：你可以作为某种行业（例如孟山都）的公仆，日后他们会照顾你。他们不是出于荣誉感做这件事：简单地说，有必要维持系统运转，并且鼓励下一个人按照这些规则行事。ＩＹＩ兼任人唯亲者、前财政部长提姆·盖特纳（Tim Geithner）──我和他同样请序文中提到的卡拉布里亚理发师理头──公然得到他协助纾困的行业奖酬。他协助银行家获得纾困，让他们从危机之后的二○一○年，历史上最大的红利池中付钱给自己（也就是使用纳税人的钱），然后一家金融机构给他数百万美元的工作，奖励他的好行为。
下一章
专长有恶性领域相依的现象存在。电工、牙医、葡萄牙不规则动词学者、助理结肠镜检查员、伦敦出租车司机和代数几何学家是专家（加上或减去一些地方性的变化），而新闻记者、国务院官僚、临床心理学家、管理理论家、出版业高阶主管和总体经济学家不是。这让我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谁才是真正的专家？由谁决定谁是和谁不是专家？超专家在哪里？
时间是专家，或者如同我们在下一章看到的喜怒无常和残忍无情的林迪。
1.原书注：我注意到，在高寻租的国家，财富被视为零和：你从彼得那里拿钱给保罗。另一方面，在低寻租的地方（例如欧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财富被视为正和游戏，人人利益均沾。·↑
2.原书注：复杂的法令规定，让前政府员工能够找到工作，协助企业摸着石头走过他们制造的法令规定。·↑
3.原书注：三九％的美国人会有一年的时间位于所得分布的最高五％，五六％的人会发现自己位于最高一○％，七三％会有一年的时间在最高二○％。·↑
4.原书注：或者讲得更为数学一点：动态均等假设马可夫链（Markov chain）没有吸收状态。·↑
5.原书注：（给吹毛求疵的人）技术性评论：我们这里可以称之为不完美的遍历性，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长期的遍历机率，不同个人之间存有若干差异。你最后落到一％的机率，可能高于我；不过对我来说，没有一种状态的机率是零，而且你也没有一种状态的转移机率（transition probability）是一。·↑
6.原书注：给吹毛求疵的人另一个评论。《随机骗局》一书中讨论的罗尔斯之幕（Rawls’s veil），假设一个公平的社会如果有某种乐透彩，你会选择它。这里我们更进一步，讨论动态的结构，换句话说，我们要探讨一个这样的社会如何变动，因为显然它不会是静态的。·↑
7.原书注：对经济学家不是特别有好感的人，可以跳过技术性浓厚的本节。·↑
8.原书注：和它有关的这种分布──称作厚尾──使得分析师更加细腻得多，而且成了我的数学专长。在平常世界（Mediocristan）中，与时俱变是中心、中间的人集体贡献的结果。在极端世界（Extremistan）中，这些变化来自尾部。如果你不喜欢，那很抱歉，不过，这是纯就数学而论。·↑
9.原书注：如果这个过程是厚尾（极端世界），那么财富是由顶层创造的。这表示财富增加会导致衡量得到的分配不均升高。整个人口中，财富创造是一连串小机率的赌注造成的。所以财富池（the pool of wealth；如同皮凯提所做的那样，以多年来的支出衡量）自然就会随着财富增加。以八○／二○世界中的一百个人来说：额外的财富应该来自一个人，其余底层的五十个人都没贡献什么。这不是零和利得：消除那个人，财富就会几乎没有增加。事实上，其余的人已经受益于少数人的贡献。·↑
10.原书注：拉布吕耶尔：除了同样的技艺、同样的才能和相同条件中的人，很难遇到模仿和嫉妒。（原文：L’émulation et la jalousie ne se rencontrent guère que dans les personnes du même art, de même talent et de même condition·）·↑
11.原书注：出自英国国会的支出丑闻：国会议员给自己电视机和洗碗机，民众很容易知道那是什么，并且群起挞伐。一位国会议员说：「我又不是拿走一百万的债券。」可是民众知道电视机是什么，却不知道债券是什么。·↑
12.原书注：有个技术性论点说，如果一个人以动态的方式看问题，不是用静态的方式去看，财富税其实对薪水族有利，甚于对创业家有利。·↑
８叫作林迪的专家
她是那个唯一的专家──别吃他们的奶酪蛋糕──超专家由超超专家评审──娼妓、非娼妓和业余从业人员
林迪是纽约的一家熟食店，现在是观光客的陷阱，喜孜孜地宣称它的招牌产品是奶酪蛋糕，但实际上由于在那里发展出来的试探启发法（heuristic），约五十年来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所熟知。在那里打发时间的演员，谈其它演员的八卦，发现已经上演（例如）一百天的百老汇秀，可望再演一百天以上。已经上演两百天的，可望再演两百天以上。这个试探启发法便以「林迪效应」（Lindy effect）为人所知。
我要警告读者：虽然林迪效应是我所知最实用、最强固和最普遍的试探启发法之一，林迪的奶酪蛋糕……却逊色得多。依林迪效应，这家熟食店可能开不下去。
有一堆数学模式算得上能够说明上面的故事，却不是真的这样，要到(a)在下想出怎么利用脆弱和反脆弱理论，才能让林迪效应为人了解得最透澈，以及(b)数学家易多·艾莱查（Iddo Eliazar）正式提出他的机率结构才办得到。事实上，脆弱理论直接带出林迪效应。很简单，我和共同作者成功地定义脆弱为对混乱的敏感性：我书桌上眼前的陶瓷猫头鹰，在我写这段文字时，最需要的是没人动它。它不喜欢震撼、混乱、变动、地震、患有灰尘恐惧症的清洁工一时失手、被收进行李箱拖过希斯洛机场第五航站大厦，以及不小心被沙乌地蛮国资助的伊斯兰民兵的炮火击中。它显然不会从随机事件和推而广之的混乱受益（用更技术性的语汇来说，由于脆弱，它对压力源必然产生非线性反应：直到它的断点，强度更高的震撼和强度较小的震撼比起来，会对它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
现在，至关重要的是，时间等同于混乱，而抵抗时间的摧残，也就是我们豪气万丈所说的生存，是有能力处理混乱的结果。
脆弱的事物对波动和其它的压力源有不对称的反应，也就是，受到的伤害会比从中获益要多。
就机率来说，波动和时间是相同的东西。脆弱的观念，有助于将事物唯一有效的评审是时间的这个概念，包上若干严谨性──所谓事物，我们指的是观念、人、知识生产、车型、科学理论、书籍等。你骗不了林迪：由《纽约时报》目前当红言论版作家写的那类书，出版时也许会炒作一番或自发性产生一股热潮，但它们的五年存活率通常低于胰脏癌。
谁是「真正」的专家？
事实上，林迪回答了由来已久的老问题：谁来评审专家？谁来守护守卫？（借自罗马诗人尤维纳［Juvenal］作品中的一句拉丁文：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谁来评审评审？呃，生存会是评审。
时间是透过切肤之痛发挥作用。事物会存活下来，等于事后给我们发出讯号说，它们具有强固性──条件是它们暴露于伤害之中。因为少了透过暴露在现实之中，没有切肤之痛，脆弱的机制就会遭到扰乱：有些事物可能以某种规模，没有理由地存在一阵子，然后终于崩垮，造成许多连带伤害。
再来多一点细节（对错综复杂的细枝末节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反脆弱》一书，那里有详细说明林迪效应）。事物应对时间的方式有两种。首先是老化和腐烂：事物因为有生理时钟而死亡，我们称之为衰老（senescence）。其次是危险或者意外发生率。我们在实体生活中，见到的是两种的组合：当你老了且脆弱，因应意外就不会应付得很好。这些意外不一定是外部的，例如从梯子上摔下来或遭到熊攻击；它们也可能是内在的，来自你的器官或循环随机失常。另一方面，不会真正老化的动物，例如乌龟和鳄鱼，剩余预期寿命似乎长时间保持常数。如果一只二十岁的鳄鱼还能活四十年（由于栖息地的危险），另一只四十岁的鳄鱼也大约能再活四十年。
我们用「防林迪」、「是林迪」或「林迪兼容」等简称（可以彼此替代），指认似乎属于已经证明有下类特质的事物类别：
反向老化的事物是「林迪」，它的预期寿命随着时间而变长，条件是生存下去。
只有不易腐烂的事物是林迪。林迪底下的观念、书籍、技术、程序、机构和政治制度，没有内在的老化和不容易腐烂。《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的实体书会老化（特别是当出版商偷工减料，一本卖五十美元的书，省下二十美分的纸张钱）；这本书本身作为一种观念则不会。
请注意，由于林迪，不再有专家是最后的专家，而且我们不需要超专家来评审低他们一阶的专家的专业知识。我们解决了「一路下去都是乌龟」的问题。1脆弱是专家，因此时间和生存也是。
林迪的林迪
林迪效应的观念，本身是防林迪。苏格拉底之前的思想家科林斯的佩利安德（Periander of Corinth）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写道：法律要用旧的，食物要吃新鲜的。
同样的，西班牙的阿方索十世（Alfonso X），绰号叫智者（El Sabio），有句格言：烧掉旧日志。喝老酒。读古书。交老友。
洞察机先和幸运的非学术界历史学家汤姆·霍兰德（Tom Holland）曾经发表评论：「我最佩服罗马人的一件事，就是他们能够表现出极其蔑视青春崇拜。」他还写道：「罗马人评审他们的政治制度时，不是问它是不是有道理，而是问它是否行得通」，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要献给我称作希腊人中的罗马人荣·保罗。
我们需要评审吗？
如同我在序三中说过的，我的大部分（算得上）学术生涯，为期都不超过一个学季。一个学季足够让我有地方可去，尤其是纽约下雨时，不用担心错过一场聚会或者必须独自一人用餐，而在情感上与人交际，并且失去知识独立性。但是有一天，一位（已经辞职的）系主任来找我，警告说：「就像商人和作者是被其它的商人和作者评审，在这里，身为学者，你会被其它的学者评审。人生就是同侪评量。」
我过了一阵子才平服内心的憎恶──我到现在还没能完全明了不承担风险的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真的不理解其它人不像他们，而且不懂什么事情让真实的人动起来。不，商人身为风险承担者，不必受其它商人的评审，只受他们的个人会计师评审。他们只需要避免有一份文件纪录，说他们违反（若干）伦理。此外，你不只不需要同侪认可，也不需要他们的不认可（伦理事务除外）：一位场内交易员（pit trader）老兄曾经分享他的智慧：「如果这边的人喜欢你，那么你一定做错了什么事。」
再者，
你可以精准地定义自由人为命运并不唯一且直接系于同侪评量的人。
身为随笔作家，我并不受其它作家、书籍编辑和书评人的评审，而是受读者的评审。读者？或许吧，但是等等……不是今天的读者。只有明天和日后的读者可以评审。所以，我唯一真正的评审是时间，也就是读者群（指未来的读者）的稳定性和强固性才重要。《纽约时报》最近评论的书，那些时尚导向的稳定读者，我不感兴趣。而且，身为风险承担者，只有时间才要紧──因为我能用带一大堆隐藏性风险的稳定收入愚弄我的会计师，但时间最后会揭露它们。
如果而且只有如果一个人受到未来──并非只是当下──的他人评审，被他人检视或评量才重要。
此外，请记得，自由人不需要赢得争论──只要赢就好。2
和女王一起喝茶
同侪放下荣誉、学界一员的身分、诺贝尔奖头衔、受邀去达弗斯（Davos）和类似的地点、和女王一起喝茶（以及吃黄瓜三明治），被攀龙附凤的有钱人邀去参加只有名人出席的鸡尾酒会。相信我，有些有钱人的生活就是围绕着这些事情。他们通常宣称试着拯救世界、熊、孩童、高山、沙漠──散播美名令誉的所有要素都在里面。
但他们显然不能影响林迪──事实上，恰好相反。如果你花时间试着给纽约二十一俱乐部（club 21）的其它人留下深刻印象，你可能错了。
当代的同侪是珍贵的协作者，不是最后的评审。3
机构
事实上，有比同侪评量更糟的东西：这件事官僚化之后，制造了一个新的评审阶级：大学行政人员。他们除了经由外部的讯号，对于某个人正在做什么事，毫无概念，却成了真正的仲裁者。
这些仲裁者不了解以循环的方式，由同侪审核确定的「名气响亮」出版品，和林迪不兼容──它们只意味着（目前）特定的一群位高权重人士满意你的作品。
硬科学对病理学来说或许十分强固──就算是这样吧。所以我们来看看社会科学。由于投稿人的唯一评审是他的「同侪」，于是那里形成了一个引用圈（citation ring），导致各式各样的腐败行为。举例来说，总体经济学可以胡说八道，因为宏观屁话，比微观屁话容易──没人能判断某个理论是否确实可行。
如果你说了一些疯狂的事，你会被视为疯了。但是，如果你找了（比方说）二十个人结合成一个团体，他们设立一所学院，并说了全体都接受的疯狂事情，那么现在你有「同侪审核」，可以在一所大学设个系。
学术界有一种倾向，如果不加抑制（来自缺乏切肤之痛），会演变成仪式性的自我引用发表比赛。
现在，虽然学术界变成了运动竞赛，维根斯坦却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如果真要说什么的话，知识是运动竞赛的相反面。他说，在哲学上，赢家是最后跑到终点的人。
此外，
有任何一丁点竞赛的味道，都会摧毁知识。
在某些领域，例如性别研究或心理学，由于代理问题的特质，仪式性的文章发表比赛慢慢愈来愈少对应到实际的研究，到了像黑手党那样的利益分歧：研究人员有自己的盘算，和他们的客户，也就是社会与学生付钱给他们要的东西不一样。外部人不懂他们的研究主题，有助于他们控制大门。懂「经济学」不表示懂经济的真实活动，只是懂理论，而其中大部分是经济学家制造的屁话。辛勤工作的父母需要存几十年的钱，才能送孩子去念的大学课程，轻而易举就变质为流行。你卖命工作和存钱，供你的孩子去学后殖民研究取向的学者对量子力学的批判。
但还有一丝希望。事实上，最近的事件显示这个系统将如何转变：校友（他们碰巧在真实的世界中工作）开始缩减捐赠资金给虚假和荒唐的学科（但没有缩减给传统学科使用荒唐方法的资金）。毕竟，需要有人支付总体经济学家和后殖民性别「专家」的薪水。而且大学教育需要和专业训练研讨会竞争：很久以前，研究后殖民理论，可能有助于一个人找到卖薯条以外的工作。现在不再这样。
违背自身的利益
最具说服力的说法是，一个人会因此发生损失、一个人会因此有最大的切肤之痛；最不具说服力的是，一个人毫无疑问（但不知情）在没有做出具体贡献的情形下（例如像是我们见过，绝大多数的学术论文没什么内容，也没冒什么风险），试着提升自己的身分地位。但不一定必须这样。卖弄炫耀是合理的；人性本来就是这样。只要实质内容多于炫耀成分，那就没关系。保持你的人性，在你舍多于得的情况下，尽可能去得。
研究如果在力求严谨的同时，也驳斥其它同侪，尤其是如果会让作者承担成本和声誉上的损害，那么你应该给它更多的权重。
此外，
知名度高，但具争议性且为自己发表的意见承担风险的某个公众人物，比较不可能是屁话贩卖商。4
再谈椎心之痛
研究去娼妓化（deprostitutionalization）最后可以用下述的方式做到。强迫想做「研究」的人用自己的时间去做，也就是，从其它的来源赚取收入。牺牲是必要的。这对被洗过脑的当代人来说似乎相当荒谬，但《反脆弱》一书收录了非专业，或者应该说是非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人所做的巨大历史性贡献。他们的研究要掷地有声，首先应该要有真实世界的日常工作，或者至少花十年的时间当：镜头制造者、专利职员、黑手党杀手、职业赌徒、邮差、狱卒、医生、豪华礼车司机、民兵、社会保障代理人、出庭律师、农民、餐厅厨师、面对大量顾客的服务生、消防队员（我的最爱）、灯塔看守人等，同时发展他们的原创性观念。
这是一种过滤、胡说八道除净机制。我不同情呻吟中的专业研究人员。我自己就花了二十三年的光阴，投入十分吃力、压力极高的全职专业，同时在晚上苦读、钻研和写我的头三本书；我对于为了事业生涯更上一层楼而做研究，因此不再那么容忍（事实上，应该说是消除了容忍度）。
（有一种错觉说，正如企业人士受到利润的激励与奖赏，科学家应该受到荣誉与认可的激励与奖赏。实际的运作方式却不是这样。不要忘了，科学是少数规则挂帅：由少数人运转，其它人只是后端办公室的办事员。）
科学有林迪倾向
前面说过，少了切肤之痛，生存的机制会受到严重扰乱。这也适用于观念。
波普尔认为，科学这个实体所做的各种宣称，不是由一连串可以验证的观察，而是由最后的观察加以否定：科学根本上是反确认（disconfirmatory），不是确认（confirmatory）。这个否证（falsification）机制与林迪完全兼容；它实际上需要林迪效应（结合少数规则）的运作。虽然波普尔见到了静态，却没有研究动态，也没有观察事物的风险向度。科学运作的理由，不是因为有一些书呆子关起门来，导出一个适当的「科学方法」，或者通过与机动车辆部的视力检查类似的测试「标准」；相反的，那是因为科学观念有林迪倾向，也就是受制于它们本身的天生脆弱性。各种观念需要有切肤之痛。你知道，如果某种观念不实用，它就是失败的，因此面对时间否证显得脆弱（而不是因为天真的否证，也就是根据政府印制的某些非黑即白指导准则）。一个观念没有遭到否证的时间愈久，它将来的预期寿命愈长。你如果看过保罗·费耶艾本德（Paul Feyerabend）说明的科学发现史，就能清楚见到任何事物都会走这个程序──而不是经过时间的考验。这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请注意我在这里要修正波普尔的观念；我们可以用「实用」，甚至「没有伤害」，甚至「保护它的使用者」，取代「真」（而不是伪）。所以我在下面会脱离波普尔。事物要存活，它们必然需要在风险向度表现得很好，也就是擅长于不死。依据林迪效应，如果某个观念有切肤之痛，那么它玩的不是真实的游戏，而是伤害的游戏。一个观念如果是良好的风险管理者，也就是不只不伤害持有那个观念的人，也有利于他们的生存，那么这个观念会存活下去──它也适用于跨越好几个世纪的迷信，因为它们带来某些保护行动。用更技术性的语汇来说，一个观念需要呈现凸性（反脆弱），或者至少在某个地方带来有利的脆弱性减低。
实证或理论
学者将研究划分为理论和实证两个领域。实证是指在计算机上观察数据，搜寻他们所说的「统计显著性」，或者在实验室中，根据某些有目的的狭隘条件做实验。某些专业（例如医疗）在真实世界中做事情，称之为临床，不被视为科学。许多学科缺乏这个第三向度，即临床向度。
事实上，由于林迪效应，对时间的强固性（也就是在承担风险的状况下做事情）是由生存加以验证。事物能够运作，是因为一、做事情的人承担某种风险，以及二、它们能够跨越好几个世代运作。
这让我想起了祖母那一代的人。
祖母相对于研究工作者
如果你听祖母和长辈的建议，十之八九可行。另一方面，部分因为科学主义和学术卖淫作祟，部分由于这个世界生活艰难，如果你读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写的任何东西，行得通的可能性不到一○％，除非祖母和古典著作也有提到。但如果这样的话，你为什么需要心理学家？5拿最近重做二○○八年「素负盛名」期刊中一百篇心理学论文的努力来说，发现一百篇论文中，只有三十九篇能够重做。这三十九篇中，我相信不到十篇实际上具有强固性，而且能够移转到狭隘的实验之外。医学和神经科学也发现类似的缺陷；稍后会谈更多（我会在第十八章和［主要是］第十九章进一步讨论这一点，以及为什么你的祖母发出的警告或禁令「不理性」；被称为「不理性」的大部分事情，来自误解机率）。
古时候的书仍然流传下来，经过林迪过滤，而且读过它们的人也存活下来，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
虽然古人不懂我们的物理学知识，但他们懂人性，所以社会学和心理学主张的每一件事，都必须防林迪，也就是古典著作中曾有先例；不这样的话，它就不能重做，或没办法概化到实验之外。我们可以将古典著作定义为拉丁（和希腊晚期）的道德文献（道德科学意味着不同于今天的东西）：西塞罗、塞内加、马可·奥里略、艾彼科蒂塔斯（Epictetus）、卢西恩（Lucian），或者诗人：尤维纳、贺拉斯，或者稍后法国人所说的卫道士（moralists，如拉罗希福可［La Rochefoucauld］、沃弗纳尔格［Vauvenargues］、拉布吕耶尔、尚福尔［Chamfort］）。波舒哀（Bossuet）则自成一类。我们可以用蒙田和伊拉斯谟（Erasmus）作为进入古人世界的门户：蒙田是他那个时代的大众化人物；伊拉斯谟博学多闻，是出色的收录编订专家。
简述祖父母的智慧
我们来列举古老传说和现代心理学重新证实的一些观念，结束这一章。这些观念是有机摘要的，意思是说它们不是研究的结果，而是自发性浮上心头（请记得本书原文书名称作《切肤之痛》），然后经过内文验证。
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谈酸葡萄的一种心理学理论，意思是说人们为了避免信念不一致，而合理化说他们摘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当然首先见之伊索，后来经过拉封丹重新包装。但是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尼尼微的亚述人亚希卡尔（Ahiqar）。
厌恶损失（Loss aversion）；一种心理学理论，说损失给人的痛苦，多于利得给人的愉悦）：在利瓦伊的史记（Livy’s Annals〔XXX, 21〕）中，好事给人的感觉，不像坏事给人的感觉那么强烈。6塞内加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有厌恶损失的元素。
反面建议（Negative advice；否定法［via negativa］）：我们对于错的事，懂得比对的事多。你应该还记得白银法则优于黄金法则。好事不像没有坏事那么好。7爱尼尔斯（Ennius）这么说，西塞罗又说了一次。
切肤之痛（字面上真的是这个意思）：我们先提一句意第绪谚语：你不能用别人的牙齿咀嚼。斯卡利哲（Scaliger）约一六一四年的《阿拉伯谚语》（Proverborum Arabicorum）中收录了这句话：「用你的指甲抓痒最好。」8
反脆弱：古老的说法有几十种。我们只提西塞罗。安逸松懈，蜜蜂螫了会痛（When our souls are mollified, a bee can sting·）。也见马基维利（Machiavelli）和鲁索（Rousseau）用在政治制度的说法。
时间折现（Time discounting）：「一鸟在手比十鸟在林要好。」9（黎凡特谚语）
人群的疯狂：尼采：个人很少疯狂，但群体、政党、国家，疯狂是司空见惯之事（这算是古时的智慧，因为尼采是古典主义者。我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看过多次这方面的引用）。
少即是多：普珀里琉斯·西鲁斯（Publilius Syrus）说，争论太多，事实会不明。10但是当然了，「少即是多」一词出现在一八五五年罗勃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中。
过度自信：「我因为过度自信而丢了钱，」11伊拉斯谟受麦加拉的泰奥格尼斯（Theognis of Megara）和科斯的埃庇卡摩斯（Epicharmus of Kos）的启发（前者是：自信满满，我失去一切；公然违抗，我救了一切。后者是：保持清醒，记得睁大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