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萨辛派是十一到十四世纪和什叶派伊斯兰教有关的教派，以前是（现在透过他们的化身仍然是）以暴力的手段反逊尼派。他们经常和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连手，往往站在十字军战士的那一边作战──如果他们似乎和圣殿有一些相同的价值，也就是不伤害无辜和弱者，那么可能是因为前者将它的一些价值传给后者。行侠仗义的第二条荣誉守则是：我尊重和保卫弱、病、穷者。
阿萨辛派应该也送了相同的讯息给萨拉丁（Saladin；叙利亚的库德人统治者，从十字军手里征服耶路撒冷），告诉他：他将吃的蛋糕……他们下了毒。
阿萨辛派的伦理体系认为，政治暗杀有助于防止掀起战争；床边的匕首之类的威胁，更适合用在不流血的情况下控制对方。1它们的目的理应在不伤害平民和不直接针对的人。它们精准命中目标，是为了减少现在所谓的「连带伤害」（collateral damage）。2
把暗杀当作营销手段
曾经试着除去鞋里小石头（也就是打扰到你，给他暗示却置之不理的人）的读者，可能知道对一般公民的「契约」（也就是启动他们的葬礼）相当容易执行，买起来也便宜。这些契约有相当活跃的地下市场。整体而言，你需要多支付一点，「使它看起来像是意外」。但是熟读古往今来大事的历史学家和军事历史观察者会建议反其道而行：在政治上，你应该多支付一点，使它看起来像是故意的。
事实上，马克·魏森博恩（Captain Mark Weisenborn）、帕斯夸莱·奇里洛和我在针对暴力做系统性的研究时发现（推翻前面所提平克指暴力下降的空谈命题），历史上战争的数目被夸大……双方都夸大。蒙古人（中世纪时横扫整个欧亚）和恐慌的受害人有夸大其词的诱因。其实那只是威慑而已。蒙古人无意杀死每一个人；他们只要归顺，而透过恐怖的手段，得来容易。此外，花点时间细察入侵种群留下的基因印记，明显可以看出如果来自东方草原的战士留下了文化烙印，他们肯定将基因留在家乡。基因在各个地区之间移转，主要是靠群体的迁徙、严酷的天候和土壤不适合栽种作物，不是靠战争。
最近，一九八二年阿萨德（Assad）的高阶官员对叙利亚圣战士展开的哈马（Hama）「大屠杀」，有纪录的伤亡人数（据我估计）至少比报导的数字低一个数量级，其余来自灌水。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没有重大新信息进来的情况下，数字从二千增加到接近四万。叙利亚政权和它的敌人都有意把数字灌水。有趣的是，近年来数字持续攀升。第十四章会回头谈历史学家，我们将在那里指出，实证严谨性对他们的学科来说相当陌生。
把暗杀当作民主手段
现在来看政治生活；如果民主制度没有完全治理得很好──由于任人唯亲和希拉里·孟山都─马尔梅松似的偷偷摸摸合法贪腐──我们知道将来永远会什么样子：顶层的流动率增加。恩斯特·祖·明斯特（Ernst zu Münster）伯爵对俄罗斯宪法发表的警句式描述，解释了这一点：「经过暗杀淬炼的专制主义。」
今天的政治人物没有切肤之痛，而且只要他们照章行事，就没什么好担心的，更由于现代的预期寿命增长，他们在工作上待得愈来愈久。法国的鱼子酱社会主义者法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当了十四年的总统才卸任，比许多法国国王要长，而且拜科技之赐，他影响人民的力量，比大多数法国国王要大。甚至美国总统，可说是现代的帝王（不同于拿破仑和沙皇，戴克里先［Diocletian］之前的罗马皇帝不是专制主义者），通常能在宝座上至少再待四年。罗马曾经一年有五位皇帝，另一年有四位。这个机制行得通。不妨想想所有的罗马坏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卡拉卡拉（Caracalla）、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 ）和尼罗（Nero）──不是被罗马禁卫军（Praetorian Guard）杀害而结束帝王生涯，就是像尼罗那样，果如预期般自杀。回想这个帝国的头四百年，不到三分之一的皇帝是自然死亡，假使这些死亡真的自然的话。
照相机用于切肤之痛
由于照相机，你不再需要把马头放在汉普顿（Hamptons）的精致饭店或别墅里，才能让人俯首听命。你甚至可能不再需要暗杀任何人。
我们以前住在小小区，名声由我们所做的事情直接决定──我们的一言一行，总是有人看着。今天我们遇到的大都是生面孔，结果带出了人群中的混蛋。所以我无意中发现一个方法，可以不用口头威胁，就改变不合伦理和目中无人的行为。那个方法就是：拍下他们的照片。由于你的沉默，单单拍下他们的照片这个动作，就类似于将他们的生命握在你手中，并且控制他们的未来行为。他们不知道你会拿照片做什么事，因此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中。
我发现照相机在重建文明／伦理行为方面，有它的魔法，说明如下。一天，在纽约地下铁的地下走道，我在出口处迟疑了几秒，试着摸清方向。一个穿着体面、身材精实、神经兮兮的人，开口就骂「停下来做什么」。我不像一九二一年那样，先打再说，而是掏出手机，拍下他的照片，同时平静地称他「脾气暴躁的白痴，辱骂迷失方向的人」。他吓坏了，掉头就跑，还边双手掩脸，以免进一步被拍到。
还有一次，上纽约州一个男人在我倒车进停车位时，抢先开了进去。我告诉他，这很不礼貌。他的表现就像个混蛋。同样的，我默默拍下他和车牌号码的照片。他马上就把车开走，空出车位给我。最后，在我家附近，有座森林保护区，禁止自行车进入，因为会伤害环境。两位登山自行车手在每个周末下午四点我散步时，都会骑进去。我劝阻他们，却被当耳边风。终于有一天，我平静地照了十来张照片，而且故意让他们注意到我在拍照。个子较大的家伙不满地说了几句，但他们接着迅速离去。此后不曾看到他们的身影。
我当然删了他们的照片。但我从没想过手机可以当成这种武器。拿他们的照片，在网络上滋扰他们是不公平的。过去，坏行为只会传给知道事情怎么做才对的熟人知道。今天，没有能力评审一个人整体性格的陌生人，自命为行为警察。网络羞辱远比过去的声誉玷污更强而有力，而且更具尾部风险。
柏拉图《共和国》第二册中，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兄弟葛老康（Glaucon）讨论到盖吉斯（Gyges）戒指。戴上这枚戒指，就可以随意隐形和观察别人。柏拉图显然预见后来的基督徒发明的「你被看着」（you are watched）。他们讨论人们的行为正确，是因为他们正被看着──或者根据苏格拉底的说法，是因为他们的个性使然。我们当然站在苏格拉底那一边，但我们甚至会走得更远，定义美德不只是为了取悦观察者，而且实际上反而可以激怒他们。不要忘了，苏格拉底因为他的标准不肯妥协而被置之死地。几章之后，在我们讨论真正的美德时，会谈得更多。
1.原书注：我们所读关于阿萨辛派的历史，似乎是他们的敌人中伤的结果，包括不足凭信的说法，指他们的名称来自吃印度大麻（阿拉伯语为hashish），为的是在执行杀手任务之前，陷入狂喜的状态。·↑
2.译注：或称为殃及池鱼。·↑
12事实是真的，新闻是假的
我不曾说过我说过的事──没新闻大致上就是新闻──信息双向流动
如何不同意自己
二○○九年夏天，我和正在竞选、后来当上英国首相的戴维·卡麦隆（David Cameron）公开讨论一个小时。我们谈的是如何使社会强固、甚至对黑天鹅免疫、权力下放和负起责任需要什么样的结构，以及这样的系统应该如何建立，等等之类的事情。那是相当有趣的五十九分钟，讲的是「不确定系列」的主题。我第一次觉得，因为把所有的要点都讲了出来而大快我心。高雅的皇家文艺学会（Royal Society for the Arts）房间挤满新闻记者。我后来和几位朋友到（伦敦的）苏荷区（Soho）一家中国餐厅庆祝，却接到一个吓坏了的朋友来电。原来伦敦所有的报纸都称我为「气候变化否认者」，把我描绘成黑暗的反环境保护阴谋的一员。
整整五十九分，被新闻媒体摘要和以肤浅的评论报导，长二十秒，而且意思完全相反。没有到现场听整场讨论的人，会以为那就是全部的谈话内容。
所以我在谈话中提出的预防原则版本，值得在这里重述。这个原则声称一个人不需要复杂的模式，作为避免采取某种行动的理由。如果我们不了解某件事，而它有系统性效应，避开它就是。模式容易犯错，这一点，我在金融业知道得很清楚；大部分风险只会在伤害造成之后，出现在分析上。就我所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所以那些制造污染的人──或者引进新物质的数量多于正常水平的人──需要承担责任，指出这么做不会有尾部风险。事实上，模式的不确定性愈高，一个人应该愈保守。同样的报纸曾经赞誉《黑天鹅效应》，一清二楚地阐释其中的论点──所以它们的攻击，明显和我提出的论点无关，而是它们想要借着将我妖魔化，而削弱卡麦隆的气势。我晓得，不管我说什么，它们会找另一个理由抹黑我。
我设法制造很大的噪音，保卫自己。我也明白表示，将采取法律行动，强迫每一家报纸刊登我的更正启事。即使这样，《卫报》的某个人尝试（但没有成功）淡化我的信，让它显得像是我不同意自己说过的话，而不是更正他们的扭曲报导。换句话说，他们要我说：我不同意自己。
伦敦的报纸对他们自己的群众积极歪曲报导某些事情。读报的某个人，误将新闻记者当作他或她与产品（也就是每一则新闻）之间的中间人。但如果我的胁迫奏效，导正视听，许多报纸再也不能做相同的事。
所以这里面显然有代理问题，《卫报》的新闻记者和米兰的餐厅老板没有两样。你在米兰那家餐厅叫出租车时，他会打电话找他的表兄，后者在市内绕一圈，让码表虚增才出现。或者，医生故意误诊，好卖他有既得利益的药品给你。
信息不喜欢被拥有
新闻和林迪并不相容。信息是以双向口耳相传的方式有机传递。在古罗马，人们是在没有中央过滤器的情况下取得信息。在古地中海的市集，人们会交谈；他们是新闻的接收者和传播者。理发师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他们身兼外科医生、争议解决专家和新闻报导者。如果人们需要自行过滤谣言，他们也是传送过程的一部分。酒吧和伦敦的咖啡馆也是一样。在东地中海（目前的希腊和黎凡特），吊唁是收集和传递信息的来源──并且代表很大部分的社交活动。这些聚会上，新闻会散布出去。我那爱社交的祖母，有些日子会跑「好几摊」，到那时相当重要的希腊东正教小区吊唁，因此知道几乎每一件事最不起眼的细节。例如，某位名人家的孩子考试不及格，她会知道。镇里事无巨细，几乎每一件都会被挖出来。
不可靠的人说话的分量低于可靠的人。你没办法骗人两次以上。1
依赖电视和报纸等能由官员控制的单向传播时期，从二十世纪中叶直到二○一六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止。那个时候，允许信息双向流动的社群网站，将传播讯息的机制回复到自然的格式──林迪终究必须出手。如同市场和露天市集的参与者，当个可靠的人，才享有长期的优势。
此外，像目前的新闻媒体那样的代理问题是系统性的，它的利益会持续背离民众的利益，直到系统最后爆裂为止，如同我们在鲍伯·鲁宾交易看到的那样。举例来说：我的观念被错误解读，和没有读者知道我和卡麦隆的讨论，有九九％是气候变迁以外的事情比起来，挫折感没那么大。如果前者是误解的话，那么后者就是结构性缺陷。而结构性缺陷是没救的；系统是以崩垮的方式自我矫正。2
从新闻工作者担心其它新闻记者的意见，远甚于在乎读者的判断，可以看出这种背离。拿它和一个健全的系统，例如餐厅来比较。如同我们在第八章说过的，餐厅老板担心的是顾客的意见，不是其它餐厅老板的意见。这对他们产生抑制作用，防止整个行业集体偏离它的利益。此外，切肤之痛创造了多样性，而不是单一的文化。经济不安全感加重了这种倾斜。新闻记者目前置身于你能够找到的最不安全的专业之中：绝大多数报业从业人员勉能糊口，如果再遭到朋友的排挤，那就完了。因此，他们变得很容易受到游说人士操弄，如同我们在GMOs、叙利亚战争等看到的。如果你对英国脱欧、GMOs、普丁，说了不受欢迎的话，那么你会被丢进历史的灰烬之中。这和追随别人、如法炮制会遭到惩罚的行业截然不同。
不同意的伦理
现在我们来更深入探讨白银法则在知识辩论上的应用。你可以批评一个人说的话或者一个人表示的意思。前者比较带感情，因此更容易散播。招摇撞骗的人──例如作家和伪理性主义者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正字标记是保卫自己的立场，或者只抓住别人特定的一句话（「看看他说了什么」），用猛烈的炮火攻击批评者，而不是抨击对方的确切立场（「看看他的意思」，或者更广泛的说，「看看他代表什么」）──因为后者需要广泛地理解所提的观念。请注意，同样的道理适用在宗教经文的解读上，因为往往是从更广的情境中断章取义。
任何人写了一篇头头是道、绝对合乎理性的文章，不可能没有一个段落，不被不诚实的文案撰写人断章取义，化成看起来荒唐无稽，极具煽情性的东西，以至于政客、骗子，以及更叫人不安的是，新闻记者争相猎取这些段落，大肆散播。黎胥留（Richelieu）、伏尔泰（Voltaire）、塔列朗（Talleyrand；法国革命恐怖时期邪恶的检查员），以及其它一些人表示，「把任何人写的几行字拿给我看，我会找到足够的东西让他问吊」。正如川普所说：「事实是真的，新闻是假的。」──讽刺的是，这是在记者会上说的，后来他苦于和我的皇家文艺学会事件相同的选择性报导。
伟大的波普尔经常在讨论一开始，一字不差地陈述对手的立场，而且往往不厌其详，好像把它们当作自己的观念在营销似的，之后再系统性地一一击破它们。海耶克写的讽刺性《反凯因斯与剑桥》（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也说：名为「反」，却没有一行字错误引用凯因斯的话，或者公然煽动情绪（人们慑于凯因斯的学识和好斗的性格，以至于不敢冒险去触怒他，这也有帮助）。
阅读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Aquinas）八个世纪前写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你会注意到题为「本文」（Questio），然后是 「另外」（Praeteria）、「反对」（Objectiones）、「但是」（Sed Contra）等章节，以法律的准确性，描述将挑战的立场和寻找其中的缺陷，之后才找妥协之道。如果你发现它和《塔木德经》类似，那不意外：看来两种方法都源自罗马的法律推论。
请注意相关的稻草人（straw man）论调，指一个人不只摘取评论，也提供解读或推广错误的解读。身为作者，我认为稻草人和盗窃没有两样。
公开市场一些类型的谎言，导致其它人对待作恶之人的态度，好像他们是隐形似的。重要的不是谎言；而是系统需要一点点的信任。毁谤言论的散播者，在古时候的环境中生存不下去。
行善的原则要你试着了解一个讯息，好像你就是它的作者。这个原则和厌恶违反这个原则，与林迪兼容。举例来说，《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一节说：「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屈枉义人。」恶人陷害你。诽谤他人在巴比伦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罪。不实指控他人的人，会以他所指相同的罪定罪。
但是，在哲学上，行善的原则──成为原则──只有六十年的历史。和其它的事情一样，如果行善的原则必须成为原则，那一定是因为某些古老的伦理实务遭到舍弃。
下一章
下一章将带我们探讨切肤之痛的美德。
1.原书注：由于不实的谣言散布，偶尔有一些集体的疯狂出现，但因为各社群之间的连结水平低，所以这些疯狂不像今天传播得那么迅速。·↑
2.原书注：新闻业因为日益背离民众而自我毁灭的一种方式，可以用Gawker的故事来说明。Gawker是个偷窥式部落格，专门大张旗鼓发表人们的私生活。Gawker欺凌财务上弱势的受害人（通常是出现在复仇式色情画面中的二十一岁孩子），最后遭到更有钱的人欺凌，应声破产。发人深思的是，新闻记者一面倒，站在Gawker那一边，理由是「信息自由」，但这是利用那个概念最为错误的方式。他们不是和民众站在一起。后者自然与受害人站在同一边。这件事提醒了读者，新闻业是所有代理问题之母。·↑
13美德商品化
桑塔格批桑塔格──美德是没人在看时你所做的事──有胆量不受欢迎──会议生会议──周六打完网球后打电话给寂寞的人
斯巴达议员莱克格斯（Lycurgus）对于有人建议在那里实施民主，响应道：「先从你家做起。」
我永远记得和作家与文化偶像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相遇，主要是因为我恰好在同一天和知名数学家本华·曼德博（Benoit Mandelbrot）见过面。那是二○○一年，九月的恐怖分子攻击之后两个月，在纽约一座广播电台的事。受访的桑塔格，被一个「研究随机性」的家伙提出的观念激起兴趣而来找我。当她发现我是交易员，脱口而出说她「反对市场制度」，并在我一句话还没讲完，掉头就走，显然是要羞辱我（这里，请注意，礼貌是白银法则的应用），她的助理也瞄了我一眼，好像我因杀童而被判有罪。我试着合理化她的行为，好忘记这件事。我想象她住在某个乡下小区，自己种菜、用铅笔在纸上写书、以物易物，等等之类的事。
不，后来发现，她没有自己种菜。两年后，我无意间读到她的讣闻（为了避开数说亡者的不是之嫌，我等了十五年，才提这件事）。出版业的人不满她贪得无厌；她的一本小说，非要从法勒施特劳斯与吉鲁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榨取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美元不可。她和一位女性朋友，同住在纽约的一栋豪宅，后来以二千八百万美元卖出。桑塔格可能觉得羞辱有钱人，无可置疑让她得以跻身圣人之列，可免于承担切肤之痛。
反对市场制度而不住在（佛蒙特州或阿富汗北部某个地方）与它隔绝的小木屋或洞穴中，是不道德的。
但更糟的是：
满口仁义道德，却没有完全承担它的直接后果，远为缺乏道德。
这将是本章的主题：为了形象、个人利得、事业、社会地位等等之类的东西，而利用美德──所谓个人利得，我的意思是指并没有分摊负面行动下档损失的任何东西。
我认识一些人，脚踏实地实践他们公开提倡的观念，与桑塔格恰好相反。例如，拉尔夫·纳德过着修士般的生活，和十六世纪修道院里的修士相同。凡俗圣人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虽然来自法国的犹太上流阶级，却在一座汽车厂待了一年，为的是希望劳动阶级一词对她而言不再是抽象的构念。
公与私
如同我们看到的干预推手，有一个理论派阶级可以蔑视现实上的细节。如果你能说服自己，相信你在理论上是对的，那么你真的不必在乎你的观念如何影响别人。你的观念给了你德行崇高的地位，它们如何影响他人，与你无关。
同样的，如果你相信自己把钱花在利用PowerPoint投影片上台解说，以及国际会议上（那种会带出更多会议的会议和PowerPoint投影片解说），是在「帮助穷人」 ，那么你可以完全忽略个人──穷人成了抽象物化的构念，你在现实生活中不会遇到。你在会议中所做的努力，给了你当面遇上他们时，羞辱他们的许可。希拉里·孟山都──马尔梅松，有时称作希拉里·柯林顿（Hillary Clinton），认为飙骂特勤局特工是可以的。最近有人告诉我，一位有名的加拿大社会主义环境保护人士（我和他是同一演讲系列的一员），在谈平等、多元化与公平的演讲之间，辱骂餐厅的服务生。
父母有钱的孩子，在麻州大学安默斯特校区（Amherst）等得天独厚的人才念得起的学院，高声批评「阶级特权」──但是有一次，其中一个人被《纽约时报》畅销书的保守派作者迪内希·杜泽（Dinesh D’Souza）一个简单且合乎逻辑的问题给考倒：你为什么不去注册组，把你享特权的学籍让给排在下一位的少数族群学生？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辩护之词显然是他们希望别人也做相同的事──他们希望见到每一个被认为不公平的局部性问题，都端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我觉得那是不道德的。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伦理体系允许你任凭一个人淹死，而不伸出援手，因为其它人都没挺身救人。没有一个体系说：「只有在其它人也救别人免于溺死的情况下，我才会救溺水的人。」
这把我们带到了下述的原则：
如果你的私生活和你的知识意见相互抵触，要取消的是你的知识意见，不是私生活。
而且，我们在序文中讨论的枯燥乏味普遍主义的解决方案是：
如果你的私人行动不能推而广之，那么你就不能有普世的观念。
这不只限于伦理，也可用于信息。如果汽车销售员开本田汽车，却想卖底特律汽车给你，那么他发出了他所推销的东西可能有问题的讯号。
美德贩子
从阿根廷到哈萨克，几乎每一家连锁饭店的洗手间，都有醒目的标志，吸引你的注意：保护环境。它们希望你别急着把毛巾送洗，再用一阵子，因为不要过度清洗，它们一年可以省下数万美元。这就像销售员告诉你，东西对你有什么好处，但其实主要（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他自己有好处。饭店当然喜欢保护环境，但是我们敢说，如果不是对它们的盈余有帮助，它们不会那么用力倡导。
所以这些全球性的崇高主张──例如消除贫穷（尤其是贫童）、保护环境、追求遭殖民列强宰割的某些少数族群的正义，或者保护将受到迫害的未知性别──现在是那些卑鄙无赖宣传美德的一大庇护所。
美德不是你宣传的。它不是投资策略，不是成本撙节计划，不是书籍销售（或者更糟的是，音乐会门票销售）策略。
我很好奇想知道，依林迪效应，为什么古书中极少提到所谓的为善唯恐天下不知（virtue signaling）。它怎么可能是件新鲜事？
呃，这并不是新鲜事，但过去这种行为不被认为相当盛行，值得抱怨，并给它取一个难听的名称。但是过去确实曾经提及；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至四节，提到最高的德行是暗中进行的：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是或者看起来是
投资人查理·孟格（Charlie Munger）曾经说：「想想。你宁可当世界上最棒的情人，却让每个人认为你是世界上最糟的情人？还是宁可当世界上最糟的情人，却让每个人认为你是世界上最棒的情人？」照例，如果有道理的话，那么在经典著作中一定找得到。你可以在我翻译为「是或者被认为是」（esse quam videri）的名称底下找到它。西塞罗、塞勒斯特（Sallust），甚至马基维利的著作都能找到。后者以他独特的方式，将它反过来说成「被认为是而非是」（videri quam esse）。
圣职买卖
历史上曾经有段时间，如果你有钱，可以拿出其中若干来免除罪责。有钱人可以买教会的特权和特赦，而把良心放一边。虽然这种做法到了第九和第十世纪盛极而衰，后来还是以比较温和及比较微妙的形式继续进行，并且肯定助长了人们对教会的做法感到愤怒，进而掀起宗教改革（Reformation）。
圣职买卖是教会藉出售圣职，募集资金的一种便宜行事方式。这样的安排皆大欢喜。和特赦一样，买方有便宜的上天堂管道，卖方则出售不需要成本的东西。在交易上，我们称之为「无本生意」。可是在技术上，它违反了教会法，因为它拿现世的东西去交换性灵和非现世的东西。这非常肯定和林迪兼容：技术上，特赦并没有显著不同于异教徒以祭品取悦诸神的做法，而且其中一部分进了大祭司的口袋。
现在想想公开捐赠一百万美元给某个「慈善机构」。这笔钱有一部分用于打广告，说你捐了那笔钱。慈善机构的定义是某个组织，目标不是营利，而且「支出」一大笔钱在它的专业上：会议、将来的资金募集活动，以及成倍数增加的公司间电子邮件（所有这些活动，举例来说，是为了帮助地震后的某个国家）。你看得出这和圣职买卖及特赦有什么不同吗？事实上，圣职买卖和特赦在凡俗社会中，化身为慈善晚餐的形式（由于某个理由，出席者要打黑领带）。人们认为，与其参与自私的跑马拉松活动，这要有用多了──不再自私，因为它的目标是救别人的肾（好像人们光开支票救肾，就救不了肾似的）。企业高阶主管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大楼上，如此人们就会记得他们做过善事。这一来，你可以诈骗世界十亿美元；需要做的事，只是支出其中的一部分，例如一两百万美元，就能进入保留给「捐赠者」的天堂区。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把名字刻在大楼上的所有那些人，必然没做善事，以及肯定是想花钱在天堂买个位置。其实许多人是被同侪和社会压力所迫才那么做，如此才有办法摆脱某些人纠缠不放。
我们认为，美德不是装饰品，不是一个人能买的东西。我们再进一步，看看美德在什么地方需要人们冒险以产生切肤之痛，尤其是攸关一个人的声誉时。
美德是指对他人和整体
从规模缩放的特质来看，我们可以安全地指出，美德是对整体做出某些事情，尤其是当一种行动与你狭隘定义的利益相互冲突时。美德不只是善待其它人所关怀的人。
所以真正的美德，主要在于也善待被其它人忽略的人、不是那么明显的案例、敲锣打鼓的慈善事业往往漏掉的那些人。或者那些没朋友的人，希望有人偶尔打个电话过来聊聊天，或者一起喝杯新鲜烘焙的义式咖啡。
不受欢迎的美德
此外，最高形式的美德是不受欢迎的。这并不表示美德天生不受欢迎，或者和不受欢迎有相关性，只是不受欢迎的行为，发出承担风险和表现真正行为的讯号。
勇气是你不能造假的唯一美德。
如果我要描述完美的善行，那就需要采取如坐针毡的立场，遭到共同论述的惩罚。
举个例子来说。由于某个理由，叙利亚战争期间，在卡达（Qatari）资助的公共关系公司运作之下，反对圣战砍头刽子手（叙利亚称之为叛军，实际上是为了在叙利亚境内成立萨拉菲─瓦哈比［Salafi-Wahhabi］国而战）的每一个人，遭到单一文化的惩罚。「阿萨德主义者」（Assadist）和「婴儿杀手」等标签，是设计来吓坏新闻记者不敢质疑对这些圣战士的任何支持。而且凡事总要扯到孩子。还记得孟山都的同伙经常指控那些反对他们的人「饿死孩子」。
在不受欢迎的时候，坚持为真理辩护，是远为崇高的美德，因为你得付出某些成本──你的声誉。如果你是新闻记者，行为举止有遭到排挤之虞，那么你是个好人。有些人只在安全的时候，表达暴民羞辱（mob shaming）的一部分意见，并且在讨价还价时，认为他们正在展现美德。这不是美德，而是恶行，混合着欺凌和懦弱。
承担风险
最后，当「想帮助人类」的年轻人来问我：「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我想减少贫穷，拯救世界」，以及宏观层次的类似崇高抱负。我的建议是：
一、为善不欲人知：
二、绝不寻租：
三、你必须开创事业。置自己于险境，开创事业。
是的，去承担风险，如果你致富（这不是必要的选项），慷慨大方地把钱花在别人身上。我们需要人们承担（有限的）风险。这整个观念是将智人（Homo sapiens）的后代推离宏观、抽象的普世目标，远离会给社会带来尾部风险的社会工程。开创事业做生意总会有帮助的（因为它带来经济活动，却不致在经济中造成大规模的高风险变化）；设立机构（例如援助产业）或许有帮助，但它们同样可能有害（我这么说已经很乐观了；我很确定，除了少部分，大部分都以伤害收场）。
勇气（承担风险）是最高的美德。我们需要创业家。
14和平，不是靠笔墨，也不是靠流血
阿拉伯人战斗到最后一位巴勒斯坦人──狮子在哪里？──让历史学家造火箭──商务使人平等（或者不平等，但那是另一个主题）
干预推手的问题之一──想要介入别人的事情，「助以一臂之力」──是破坏了人类事务内在的若干和平建立机制；这个机制结合了协同合作和策略性的敌意。如同我们在序一看到的，错误会继续存在，是因为其它某个人正在付出代价。
我推测，要是IYIs和他们的朋友没有多管闲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类的问题会得到若干解决──而且双方，尤其是巴勒斯坦人，会过得更好。我在写这些文字时，问题已经持续七十年之久，同样的小厨房里挤满了太多厨师，其中大部分从来不需要他们去品尝食物的味道。我猜想，如果你不多事，人们倾向于为了实务上的理由而摆平问题。
土生土长的人，也就是有切肤之痛的人，对地缘政治和宏伟的抽象原则，没有太大兴趣，只希望餐桌上有面包，电冰箱里有啤酒（或者对某些人来说，有优格等非酒精发酵饮料），以及全家到户外野餐时有好天气。他们也不希望在与其它人接触时遭到羞辱。
阿拉伯国家敦促巴勒斯坦人为他们的原则而战，它们的君主却坐在铺设地毯、没有酒精的宫殿里（电冰箱装满了优格等非酒精发酵饮料），而接受他们建议的人，却住在难民营。想象这幅景象，就觉得很荒谬。要是巴勒斯坦人一九四七年就结束争议，他们的处境会比现在好。但是当时的想法是赶走犹太人和地中海的新十字军战士；在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住在帐篷中时，来自几百哩、几千哩外阿拉伯各党派的阿拉伯华丽言词，主张坚持「原则」。然后是一九四八年的战争。要是那时候巴勒斯坦人结束争端，事情会解决。但是，不，他们是有原则的。接着是一九六七年的战争。现在他们觉得，如果能够收复一九六七年的失土会很幸运。然后是一九九二年由上而来的奥斯陆和平条约。官僚的笔墨没有促进和平进展。如果你想要和平，那就让人们去交易，如同他们几千年来所做的那样。他们最后会被迫想出办法来。
我们大体上懂得携手合作──除非有机构从中作梗。我推测，如果我们让美国国务院中那些「想要帮忙的人」带薪休假，去玩陶瓷，或者睪丸激素低的人请公休假时会做的任何事情，对和平会有很大的好处。
此外，这些人倾向于把每件事都看成是地缘政治，好像这个世界两极化成两大强权，而不是由多元利益的一群人组成。为了制衡俄罗斯，美国国务院被敦促要让叙利亚的战争一直打下去，而这事实上只是让叙利亚生灵涂炭。
从上而来的和平，不同于真正的和平：想想今天的摩洛哥、埃及，以及在某种程度内的沙特阿拉伯，或多或少有亲以色列的政府（电冰箱摆满了优格等非酒精发酵饮料），本国人民却明显敌视犹太人。相形之下，伊朗坚定亲西方和包容犹太人。可是读太多西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复杂系统却读得不够多，没有切肤之痛的一些人，仍然坚持将各国之间的关系，和各政府之间的关系混为一谈。
火星和土星
如果你对问题一无所悉（就像华盛顿特区的自命权威之士那样），而且没有切肤之痛，那么每件事就会透过地缘政治的棱镜去观察。对这些无知的自命权威之士来说，一切就都只是伊朗对上沙特阿拉伯，美国对上俄罗斯，火星对上土星。
我记得在黎巴嫩战争期间，注意到局部性的冲突，变质成「以色列对上伊朗」的问题。我在《黑天鹅效应》一书中，描述了来到黎巴嫩的战地记者，如何从来到黎巴嫩的其它战地记者打听所有的信息，因此他们可以活在平行的世界中，从来没有看到真正的问题所在──缺乏切肤之痛，在扭曲信息方面，做出了神奇的事情。但是对于那些在现场的我们来说，目标是让这个世界运转，好好过生活，不是为了地缘政治，牺牲自己的存在。有血有肉的人对人类的共性与和平有兴趣，对冲突和战争不感兴趣。
我们现在来检视自行运转的历史，有别于知识分子和机构见到的历史。
狮子在哪里？
我在写《反脆弱》一书时，有段时间待在南非的野生保护区。白天有些时候，我会展开游猎（Safari）式的观赏旅游，下午则东弄西弄一点书的内容。我到保护区去「看狮子」。整个星期，只看到一头狮子，结果这成了不得了的大事，附近所有野营休闲区的观光客都来了，造成交通堵塞。人们一直用祖鲁语高叫「kuru」，1好像找到黄金似的。在此同时，在一天两次找不到狮子的旅途中，我见到长颈鹿、大象、斑马、野猪、黑斑羚、更多的黑斑羚，又是更多的黑斑羚。其它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寻找狮子，却只见到温和的动物：我们在大草原遇到另一辆车上有位南非来的老兄，在看腻了平常那些无聊（也显得无聊）的动物之后，指着一座山丘苦中作乐说：「瞧，那边有两只长颈鹿和三只黑斑羚。」
后来才知道，我正好犯下我所警告不要犯的错误，也就是将可怕的东西当作实证上一定会见到的：食肉动物相对于可称之为协同合作的动物少之又少。野生保护区的营帐旁边有一个水坑，到了下午，挤满几百只不同种的动物，牠们显然彼此相处得很好。但是在我累积看到的几千只动物中，雄伟却平静的狮子印象占满了记忆。从风险管理的观点来说，高估狮子扮演的角色，可能有道理──但我们对世界事务的解读却不是这样。
如果「丛林法则」有任何意思的话，那么它指的是大部分时候协同合作，少数时候我们本来运作得很好的风险管理直觉造成认知上的扭曲。即使是食肉动物，最后也会和牠们的猎物做成某种安排。
从急诊室看历史
人类历史大部分时候是和平的，偶尔被战争打断，而不是大部分时候都在打仗，偶尔才出现和平。问题在于我们人类倾向于采用可得性试探启发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意思是说，显眼的东西被误认为是统计结果，而且一个事件的显著和情绪性影响，使我们认为它在现实中更常发生。这有助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小心谨慎，迫使我们多加一层保护，但这对学术成就没有帮助。
因为当你阅读国际大事史，可能产生错觉，以为历史主要都在打仗，每当人们有机会，喜欢打仗是预设的状况，以及当两国结成「策略性」联盟，对抗共同的危险，各方才会相互协调。或者在由上而下的官僚结构之下，行事才会一致。欧洲国家最近的和平，要归因于统治各国的啰哩八嗦官僚缺乏「有毒的阳刚之气」（最近各大学病理化的结果），而不是美国和苏联的占领。
我们被战争历史稳定喂食，比较少读到和平历史。身为交易员，我受到的训练是寻找人们忘了问的第一个问题：这些书是谁写的。是的，历史学家、国际事务学者，以及政策专家写的。这些人有可能被愚弄吗？且让我们有礼貌一点，说他们绝大多数不是火箭科学家，并且在结构性偏见之下动笔。尽管有相当多的表面文章和自省，历史与国际关系上的实证严谨方法却难得一见。
第一，有「过度配适」（overfitting）的问题，也就是从过去的数据过度讲述、汲取太多的肯定（via positiva），否定却不够多。即使在实证科学，正面结果（「这行得通」）比起负面结果（「这行不通」），往往得到更多的报导。所以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一头掉进相同的陷阱，这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
第二，不是火箭科学家的这些学者，未能理解一个核心的数学特性，竟将强度和频率混淆。意大利统一之前的五个世纪中，理该有「很多战火」肆虐这块地方。因此，许多学者坚称，统一带来和平。但是超过六十万意大利人在「稳定期间」死于大战（Great War），约为之前五百年全部累积死亡人数的一个数量级。国与国或地方之间发生的许多冲突，是在职业军人之间，而且往往是佣兵，不少人并不知道有他们的存在。现在，依我的经验，列举这些事实之后，我几乎总是会听到这样的响应：「不过，还是有更多的战争和不稳定。」这是罗伯特·鲁宾的交易论点，也就是不常赔钱的交易比较稳定，即使它们最后会将你扫地出门。2
第三是代表性问题，或者人的叙述在多大程度内反映实际状况。我们所接触的历史学家和国际事务推手，喜欢更广泛的一组非机构性玩家、商人、理发师、医生、货币兑换商、水管工、娼妓和其它人之间实际发生冲突的故事，甚于协同合作的故事。和平与商务可能有点意思，却不是那么让人感兴趣──而且，虽然法国的年鉴学派（Annales）让人意识到历史是一个有机体的全部生活，不是骇人听闻的战争插曲，却未能多少改变国际事务等相邻学科的想法。就算是我，即使理解他们的论点，并且写了一章谈这件事，还是经常觉得描述现实生活相当无趣。
第四，如同前面说过的，马克·魏森博恩、帕斯夸莱·奇里洛和我所做的研究指出，讲述过去的战争，充满了高估的偏差。骇人听闻的事浮上台面，而且一次又一次的讲述，使它不断升高。
新闻业要报导「事件」，不是报导世界无大事，而许多历史学家和政策学者是光环罩顶的新闻记者，事实查证标准高，使得他们有点无聊，才能被人认真看待。但是显得无聊，不会使他们成为科学家，事实查证也不会使他们成为实证派，因为这些学者漏掉了缺乏资料点和沉默事实的概念。向俄罗斯的机率学派学习，一个人会意识到需要以片面不平等的方式去思考：数据中缺少的东西应该纳入考虑──纪录中少了黑天鹅，不表示它们就不存在。数据并不充足，而一个人的分析，需要永远呈现这种不对称。沉默的证据应该是动因。读历史书，却不用正确的视角去看它的事件，就和在贝尔维医院（Bellevue Hospital）的急诊室，读纽约生活的报导，一样有类似的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