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未必是贬义，马克思就是用“幽灵”代表共产主义的。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功能主义在引入中国人类学之初，大大促进了人类学的繁荣。中国人类学的早期成就，几乎都是在功能主义的范式下取得的，其中尤其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先生的《金翼》最为显著。作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普通读者，关心功能主义的缺陷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但是，学术思想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褒贬的东西。费孝通先生在《从马林诺斯基3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一文中，对《文化论》有详尽的评论。作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弟子，费孝通先生对老师的《文化论》有深切的体会、真实的经历、独到的见解，那是只有及门弟子才能领会到、说得出的学术遗产。
1关于这段故事的介绍，详见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见其：《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38—3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以及《读马林诺夫斯基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同上，251页。本文所选用版本为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940］。
2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39页。
3此处保留了费孝通先生所采用的“马林诺斯基”的译法。——编者注
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
《努尔人》（1940）
褚建芳
《努尔人——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的描述》1（以下简称《努尔人》）一书是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研究尼罗河下游一个苏丹人群的三部曲的第一部，是其在人类学领域中的代表作，也是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经典之作，被认为真正起到了人类学认识范式更新的作用。在他以前，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的功能主义理论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界占据主导地位。马林诺夫斯基从个人需要的工具性满足的角度出发，来对文化加以解释；拉德克利夫—布朗则以社会的有机体理论为依据，对社会加以分析。他们创造了规范一代人类学者从事社会和文化研究的工作范式。这一范式的基本预设认为，人类有着一种共同的东西，即需要。因此，他们主张从非西方的民族中寻找人类生活的共同原型。而以埃文思—普里查德为代表的新一代人类学者则试图从非西方的民族中寻找不同于西方的特色。通过对一个没有类似于西方国家制度的非洲部落的田野研究，他们提出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即在一个没有国家和政府统治的部落中，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在与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尔人》同年发表的另一部经典著作《非洲政治制度》［福特斯（Meger Fortes）与埃文思—普里查德合编］一书中，福特斯和埃文思—普里查德两人把政治制度分为“A 组”和“B 组” 两种类型。前者拥有中央化的权威、行政管理的机器和法律制度，简言之，它们是拥有政府的社会；后者则没有中央化的权威、行政管理的机器和明文规定的法律制度。简言之，它们是没有政府的社会。《努尔人》一书所描述和讨论的政治制度属于后一种类型。努尔人是位于东非的南部苏丹的一个部落人群，主要由游牧人口构成，大约有20万人，分布在绵延于尼罗河与苏拜特河和加扎尔河交汇处南部两侧的沼泽地带和开阔草原地带，以及苏拜特河和加扎尔河这两条支流的河岸上。在努尔人中，没有任何形式的政府，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他们的情形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有序的无政府状态。
在《努尔人》一书的导论中，埃文思—普里查德指出，尽管政治制度是该书所关注的主题，但是，如果不把其所在的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无法理解这种政治制度。因此，该书的第一部分描述了这个人群从事游牧、捕鱼及园艺的生活，并集中讨论了与努尔人所处物质条件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对于牧牛的兴趣，是如何使其所经营的以牧牛、捕鱼和园艺为特色的混合经济的生活方式成为必需的，同时，作者指出，在这种经济生活当中，缺乏一种首领地位和民主情感。
根据埃文思—普里查德的描述，整个努尔地区是一个地势极为平坦的平原，努尔地区的主要特征有：（1）它是绝对平坦的；（2）它是黏土性土壤；（3）覆有稀疏、纤细的丛林；（4）在雨季里，这里布满高高的杂草；（5）这里常常遭受大雨袭击；（6）这里横穿着一些一年一发洪水的大河流；（7）在雨季结束，河流水位下降之际，这里又常常遭受严重的干旱。这些特征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雨季和旱季区别分明的环境系统，这个环境系统直接制约着努尔人的生活，使他们不得不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在高山与草地之间进行往返迁移。这样的生活方式，必然影响着他们的社会结构，使他们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集中与分散，在村落和营地之间进行转换，从而促成了其又分散又联合的结构特征。
在该书的第二部分，埃文思—普里查德对努尔人这种无政府，也无法律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描述，从而对大型社会在没有中央集权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运行的问题给予了阐释和解答。在这一部分中，埃文思—普里查德主要描述了努尔人群体中所存在的三种类型的关系，即政治关系、亲属关系和年龄组关系。根据作者的描述，在努尔人中，政治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地缘关系，表现为部落及其分支之间既对抗又融合的关系。与之相联系的，则是他们的亲属关系，表现为宗族体系中各级分支之间的关系，这被看成其血缘关系。而年龄组关系则镶嵌在地缘和血缘这两种关系之中。本书主要介绍了这三种类型的努尔人群体，包括部落及其裂变支、氏族与宗族及年龄组。每一个这样的群体都是一个裂变的系统，或者构成了这个裂变系统的一部分，它们依照其在裂变系统中的相对位置而得以界定，并处理彼此间的关系，决定自己的行止。
努尔人最大的政治群体是部落。这种政治群体不仅把自己看成一个独特的地方性的社区，还明确肯定在与外敌作战时团结一致的义务，并对群体成员在受到伤害时获得赔偿的权利予以认可和保护。部落裂变为各级地域性的分支，这种裂变分支并不仅仅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划分，每一个分支的成员都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独特的社区，并据此采取相应的行动。部落中最大的分支称为一级裂变支，一级裂变支分出二级裂变支，二级裂变支又进一步分出三级裂变支，三级裂变支则由许多村落构成。村落是努尔人最小的政治单位，包括村舍、家宅和棚屋。在其政治生活中，并无任何形式的政府，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他们的情形实际上是一种有序的无政府状态。在此方面，世仇制度是其各级分支之间矛盾对立的直接表现，也是将其统一起来的机制。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便是豹皮酋长与预言家。不过，这两种人并无任何政治权力与权威，他们只不过是神圣性的人物，是具有某种政治重要性的仪式专家，在分支之间的纠纷解决与联合行动中起到一种调节和引导作用。
与其政治结构相应，努尔人的亲属结构也表现为各级裂变分支的对立与统一，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宗族制度。其中，氏族是努尔人中最大的亲属群体，它是依照族外通婚的规则来加以界定的。氏族裂变为宗族，包括最大、较大、较小、最小四级。最小宗族就是当一个人被问及他属于哪个宗族的时候，他所提及的那个宗族。这些宗族是父系性的，也就是说，努尔人完全以男性为参照来推溯自己的继嗣关系，直至一个共同的祖先。与地缘性的政治群体不同，这些宗族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继嗣关系而不是居住地域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此外，宗族的价值观念常常在一种与政治价值观念不同的情境下发挥作用。
同上述两种制度相关的是努尔人的年龄组制度。以年龄为基础，经过成丁礼，努尔人的成年男子被分到不同层级的群体中，并在此后的一生中一直保留在这个年龄组中，直到终老，埃文思—普里查德把这样的群体称为年龄组。这些年龄组并不构成一个往复循环的圈，而是形成一个渐进的系统：随着岁月的推移，年龄组内成员的年龄逐渐变长，年轻的年龄组经过相对年长的位置，直到成为年长的年龄组。此后，这个年龄组的成员便会死去，该组就成为一段记忆，因为它的名称并不重现。需要指出的是，在努尔人中，并无任何我们在东非其他地方所见到的那种武士和长老的等级。尽管各个年龄组对于自己的社会身份都有所认识，但它们却并无任何合作性的功能。一个年龄组的成员可能会在一个小地方联合行动，但是，在任何活动中，都不会有整个年龄组的合作行动。尽管如此，年龄组制度仍是以部落为单位而组织起来的。每一部落都根据年龄而对其成员进行分层，而分层所依据的年龄标准是与其他部落无关的。不过，彼此邻近的部落在各个年龄组的年龄分段上可能会是一致的。
在对内和对外的关系上，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努尔人便根据自己与交往对象所属群体的相对关系来决定自己的态度行止。根据埃文思—普里查德的描述，努尔人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相互对立，通过相互对立来达成社会的整合。我们可以把努尔人的这种社会组织原则概括为对立裂变制，即一个群体内部的各个裂变支之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关系，但是，当其与另外一个同级群体产生对抗时，各个裂变支则会联合起来，融合为一个统一体来共同行动；而当其与较大的群体发生对抗时，这些同级群体则又联合起来，构成一个更大的群体。换句话说，只有在它们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上，对这些群体的界定才是有意义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表现为地缘群体的政治对抗与融合的关系是通过血缘群体之间的关系来指导与界定的。在每一个地域性的政治单位中，都有一个相应的宗族单位最早来到该地居住和生活，这个相应的宗族单位就成为在该地域单位中占支配地位的宗族单位。从而，每一个地缘群体中都有一个支配宗族作为其身份认同的对象：部落对应于在该部落境内处于支配地位的氏族，一级部落支对应于在其境内处于支配地位的最大宗族，二级部落支对应于在其境内处于支配地位的较大宗族，三级部落支对应于在其境内处于支配地位的较小宗族，村落对应于在其境内处于支配地位的最小宗族。当一个村落与其他村落发生冲突时，该村落内所有的宗族都以其支配宗族的身份来与外村落进行械斗，当一个三级部落支与另一个三级部落支发生冲突时，该三级部落支内部的各个村落便把其间的械斗放在一边，联合起来以在该三级部落支中占支配地位的较小宗族的身份参与械斗，二级部落支、一级部落支和部落的情况可以以此类推。从而，地缘群体之间的关系便通过支配宗族间的关系来得以确定，据此采取相应的对立与融合。年龄组的功能与活动则是嵌合在政治制度与宗族制度的功能与活动之中的，它使得政治制度与宗族制度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埃文思—普里查德指出，正是通过“地缘”与“血缘”间的这种既对立又融合的关系，努尔人的社会才得以达到平衡，组织成一个特色鲜明的有序的无政府的社会结构，而年龄组制度则嵌合在这两种制度的相互关联之中，润滑并黏合了这一社会结构。可以看出，埃文思—普里查德的这部努尔民族志虽然并未不厌其烦地陈述自己在理论上的新贡献，但是，通过具体而详细的朴实描述，其所怀抱的理论雄心便优美地展现出来。
从总体来看，《努尔人》这部田野民族志具有以下一些特色：
1.在该书的导论及中间的几处行文中，作者把自己在田野中与对象人群交往的经历向读者呈现出来，一方面表明了自己从事田野研究的背景与困难，另一方面，也讲到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从而使读者可以对本书的可靠程度做出自己的判断。
2.在作者的分析当中，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生态决定论的倾向，即努尔人的社会结构取决于他们的经济方式，而其所营的那种以牧牛为主，同时伴以捕鱼和园艺的混合经济方式则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缺乏食物、技术落后及没有贸易使得较小的地方性群体的成员相互依赖，被倾向于使他们形成经济性的共同体，而不仅仅是被赋予某种政治价值的住域性的单位。相同的条件及在艰苦条件下所进行的畜牧生活使得在远远大于村落的区域内生活着的人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并迫使他们接受一种政治秩序的俗例。从而，他们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他们特有的对立裂变的社会结构。
3.埃文思—普里查德提出了影响其后人类学研究的范式性的研究路径，即其从非洲田野研究所得出的宗族研究范式。在他看来，宗族制度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是平均主义的社会组织方式，而平均主义乃是无国家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后来，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中国的宗族研究得出了与其相悖的论点，即中国的宗族群体的存在恰恰因为它是一种不平均的制度。
4.有意思的一点是，埃文思—普里查德在努尔人当中所发现的地域组织与宗族组织的完美契合，不是他的偶然发现，而是他利用田野材料加工而成的社会模型。这个后来成为人类学范式的社会模式，自然而然具有相当主观的一面。实际上，在埃文思—普里查德较早期的写作中，有一点是被承认的，那就是在田野调查时，他所发现的并不是一种土地与血的完美契合，而是一种转型中的社会形态。其中，地域组织逐步成为社会结构的主要支柱，而宗族组织的意义并不大。《努尔人》的模式显然是他的推论。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埃文思—普里查德的这本名著《努尔人》带有很强的功能主义的色彩。如果我们把这部作品同当时的两位功能主义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理论与方法做些比较，我们会发现，《努尔人》一书的风格更带有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特色，而不大像埃文思—普里查德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的风格。不管怎样，作为功能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尽管作者引入了对立裂变的概念，并以之分析努尔人的社会。但是，对立裂变仍只不过是在一个社会内部的功能整合机制。埃文思—普里查德的描述与分析所采取的仍是结构与功能的视角。因此，尽管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尔人》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他的两位前辈的不足之处，但其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功能主义作品的缺陷，即仍然把社会和文化描写成一种“生物的有机体”，好像文化没有自相矛盾之处，而且，他的分析仍然无法对社会的变迁进行充分而有效的解释。同时，该书的描述与分析框架忽略了对于历史或历时性场景的描绘，好像努尔人的社会与文化历来如此，是一个静止不变的东西。再有，虽然埃文思—普里查德注意到了努尔人的时间与空间问题，但显然的一点是，他并未从宇宙观的角度对这种时间与空间意义和内涵进行描写和分析。当然，就一部篇幅有限的民族志来说，要想让作者在《努尔人》这样一部著作中达到上述所有的要求显然有些苛求。但是，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后人们应该尽可能地从前人的研究中发现更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样，研究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讲，《努尔人》一书所给予我们的，并不仅仅是其已经达到的成就，更在于它所能给我们带来的启发。
1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1944）
刘 阳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出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他出生于维也纳，十几岁时随家迁回布达佩斯，1906年入布达佩斯大学学习法律。1908年波兰尼被选举为新成立的布达佩斯大学学生思想政治团体“伽利略学圈”的首任主席，此后他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一战”爆发后，他参军上前线，1917年负伤回到布达佩斯。1919年，他离开匈牙利前往维也纳，开始他长期的流亡生活。在维也纳期间，他参与编辑中欧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杂志《奥地利国民经济》。1933年希特勒上台，波兰尼又被迫流亡于英国，成为工人教育协会的讲师。1941—1943年，他得到一笔研究资金，在美国福蒙特州伯灵顿学院完成了《大转型》，1944年此书首先在美国出版。“二战”结束之后，波兰尼到美国，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经济史的副教授。退休后，波兰尼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与妻子一起颐养天年，1964年逝世。
波兰尼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院学者，他的著述并不很多，除了《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1944）一书，还有论文《法西斯主义的本质》（“The Essence of Fascism”, 1935），与学生合编的文集《早期帝国中的贸易与市场》（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1957）。身后出版的有著作《达荷美奴隶的贸易》（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 1966）、论文集《原始、古代和现代的经济——卡尔·波兰尼文选》（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cs: Essays of Karl Polanyi, 1968）和由学生整理出版的笔记《人类的生计》（The Livelihood of Man, 1977）。
一
卡尔·波兰尼是美国经济人类学中实在论学派的创始人，在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有广泛的影响。20世纪末，随着“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弊病逐渐凸显，人们开始重新重视波兰尼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性思考。《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以下简称《大转型》）一书作为他的代表作，也于2001年在美国再版。本文将根据中译本1，集中梳理这本著作。
波兰尼在全书一开篇就说：“19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2而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解释这个文明的瓦解。为了做到这一点，波兰尼首先要阐明这个文明本身的特点和构成要素。
波兰尼认为，19世纪文明是由四个制度要素构成的，第一个要素是势力均衡体系。这种不同政治实体间通过“抑强扶弱”从而自发地寻找平衡的体系在西方历史上不只存在过一次，但历史上的势力均衡体系只有依靠不断地在政治实体之间爆发局部战争才能自我维持，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势力均衡体系有一个崭新的特点，就是它在整整100年的时间里维持了欧洲的大体和平。波兰尼认为，以“国际金融”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与这种势力均衡体系的结合，造就了西方100年的和平。“国际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经营金融业务，一方面追求一种“和平利益”，使和平成为国际政治体系追求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又在组织和资源上都有能力协调各国的关系，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使势力均衡体系有能力保持和平。
通过这样一个分析和叙述，波兰尼想说的是，在19世纪，表面上属于政治和军事范畴的势力均衡体系，它发挥作用，要依赖于潜藏在它之下的国际经济体系，而“一旦势力均衡体系所依赖的世界经济崩溃，它就不能确保和平”3。
四个制度中的另一个是国际金本位制。前文中，波兰尼已经试图向人们表明，“自19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解体，是1914年政治紧张和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4。但当时的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一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安排，虽然想要维持和平，但真正有可能维持和平的势力均衡体系已经被由战胜国组成的集团对战败国的压迫所取代了，而且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超主权的国际结构。由于在政治上没有形成有效的国际体系，人们不得不去片面追求“作为第二道防线”5的经济上的国际体系，其代表就是国际金本位制。这种制度成为“一战”后各种政治力量的信条，但由于“大战及战后条约”已经将国际经济体系“彻底毁灭了”6，所以，重建和维持国际金本位制的过程，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经济张力的过程。
国际金本位制的重建和维持积聚了巨大的张力，因此它的崩溃也释放出巨大的力量，促使西方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从制度到理念的根本性变化，其代表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的新经济政策。7波兰尼认为，虽然这种变化是金本位制的崩溃引发的，但是它有更为深刻的根本原因。因为一方面，“势力均衡体系是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并且，部分地通过金本位制来运转”，另一方面，“金本位制仅仅是想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一种尝试”8，所以，最终，“引发灾变的根本源头在于经济自由主义建立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式努力”9。波兰尼自己也意识到，把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文明解释成由几个制度性的“基础要素”构成，这看起来是“粗俗的唯物主义”，但是他强调，这种解释方式用在别的对象上虽然未必合适，但用在19世纪文明上却再恰当不过了，因为：
所有社会都受其经济因素的限制，不过，只有19世纪的文明是建立在不同的或独特意义上的经济之上的，即它选择将自己建立在某个动机之上，而这个动机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被当作正当有效的，更从未被提高到这样的高度，即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行为和活动的正当性标准。这个动机就是获利。10
这种以获利为支配性动机的社会就是市场经济社会。由此，波兰尼转入了他这本书真正的理论主题，即对市场经济的前史、它的独特性和它在历史中的展开的讨论。
二
市场经济是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工业革命一方面造成了“生产工具的近乎神奇的改善”，另一方面却造成了“普通民众灾难性地流离失所”11，这种悖论性质是不是跟市场经济的性质有某种内在联系？人们习惯于把工业革命仅仅看作技术革命，但波兰尼认为它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为了帮助理解这一点，波兰尼引入英国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期的圈地运动，进行类比分析。单从技术或经济上看，圈地运动是进步性的，它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促进了英国生产结构的转化，甚至在与特定经济制度结合下，能够提高大部分居民的收入。从这个角度看，英国当时的君主政府和贵族对圈地运动的阻挠和延缓似乎是逆潮流而动。但是，波兰尼指出，19世纪经济史家的这种指责是一种时代错置，是不假反思地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圈地运动导致的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增加就业和收入，这是以市场经济体系存在为前提的，而那个时候这个前提并不存在；另一方面，虽然圈地运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但这个转变以不同速度完成，却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正是英国的君主政府通过延缓这个转变，使得社会获得了调整自己以适应它的时间，避免了大范围的灾难性后果的出现。
波兰尼对圈地运动的历史分析，其实是想说，历史上大的经济转变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像技术革新或海外市场开拓这样的给定的经济机会，在这个层面上，经济转变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共同体在面临这种经济机会时，构建怎样的经济制度、采用怎样的转变路线，来适应和利用这种给定的经济机会，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不同的选择取得的效果也会大不一样。
工业革命就是人类历史上两三次这样的经济机会之一。它之所以在英国造成了巨大而广泛的社会灾难，就是因为当时施行宪政的阶级政府12过分相信自发调节的教条，没有主动地调节共同体适应工业革命。在自发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原先的商业社会中），工业革命形成的机器大生产会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经济运转的基本机制，因为：
精密机器的成本是昂贵的，所以要等到大量商品被生产出来才能得到补偿。只有商品的出路是有可靠保障的，而且生产不必因为机器生产必需的基本要素的缺乏而中断，机器生产才能在不受损失的情况下持续运转。这对商人来说意味着所有相关的要素都一定是待售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准备为它们付钱的人来说，它们必须保证付钱人所需要的任何数量。13
在商业社会的情况下，达到上述要求的唯一方式是产生一个既包括产品市场，也包括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引起的变化的深刻性在于，为了维持生产的连续性，它把作为原材料的自然和作为劳动力的人都变成了商品，使社会从属于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转。更进一步看，由于在这个体系中，一切收入的取得都看似“来自某种东西的出售”，所以，社会成员的行为动机会发生根本变化，从生存的动机变为获利的动机。14
那么，在市场经济体系出现之前，人类社会是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来生产和分配物质产品的呢？人们参与这些经济活动的动机又是什么样的呢？根据当时最新的经济史和社会人类学研究，波兰尼认为，与亚当·斯密这样的经济学家设想的相反，人类并不是有倾向于交换的天性，最初劳动分工的发展也并不依赖于市场的存在。如果说人类有普遍本性，那就是“不变的社会本性”：
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富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财务能够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他才会珍视它……在每一种情况中，经济体系都是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的。15
这段话讲的就是著名的“嵌入（embedded）”概念。在波兰尼这里，嵌入包含相互关联的两层意思：一方面，人们从事活动，哪怕是今天看起来是满足经济需要的活动，也不是出于明确的经济动机，而是出于责任、荣誉之类的社会动机；另一方面，社会结构中也不存在专门用来满足经济功能的制度，亲属制度、政治制度或宗教制度等也附带担负经济功能。现代人想要理解这一点比较困难。我们很难体验到的是，早期社会甚至很多传统社会中，人们是生活在仪式里的：并不是人们去被动地表演仪式，而是仪式塑造人本身；仪式能够把人的激情与社会的目标完美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经济制度的这些功能本身，完全被强烈而生动的仪式体验所吸收，这种仪式体验为整个社会体系框架内完成的每一个行为提供了异常丰富的非经济动机。”16
波兰尼从人们的行为原则与社会的制度安排两方面分析人类历史上与经济功能相关的方面。他认为，从分析上看，存在过互惠、再分配和家计三种有经济功能的行为原则；与此对应的分别是对称、辐辏和自给自足三种制度模式。“互惠”这个概念有点容易引起歧义，似乎表示两方行动者交替回报对方的好处，但实际上，互惠并不是发生在双方之间，而是一种单方的施予行为，只不过这种施予行为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前后接替，所以每个行动者的给予都会得到报偿，尽管报偿不是来自他给予的对象。正如“库拉贸易”活动所显示的，通过社会结构中的对称性制度模式，互惠行为能够不局限于简单的亲族组织，而在很大的时空尺度中交流大量的、种类繁多的物品。再分配似乎是历史上更常见的经济行为原则，从原始的狩猎部族，到广袤的大帝国，只要存在政治权威，存在辐辏型的制度模式，再分配原则就会发挥基础性或支配性的作用。自给自足的家计原则，适用于封闭的群体。这种经济组织方式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比较自然的（所谓“自然经济”），实际上，它在时间上是晚出的，到农业社会出现之后才有，而且它的实际运作方式，不过是互惠和再分配的组合，所以波兰尼后来在别的著述中取消了这一分类。但它对农业社会中的经济形态确实有直接的解释力，而且波兰尼特别推崇的亚里士多德对家计与牟利两种经济动机的区分，也是以家计原则为基础的，所以，家计原则仍然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
在西方的现代时期以前，市场并不重要，以至于“在回顾过去各种经济制度的历史时，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将这种机制忽略掉的”17，但由于它在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所以波兰尼不得不对它的历史进行详尽考察。
19世纪经济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当代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市场是从古代由小变大、由简单到复杂，逐渐演化发展来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形成，是历史上市场演化和扩张的自发、自然的结果。波兰尼结合最新的经济史研究指出，历史上自然存在的市场并不是竞争性的，远距离贸易形成的市场是为生产的地域分工服务的，而地方性的小市场则局限于交易当地货物，这两种市场的运转原则不是竞争，而是互补性的交换。在这种非竞争性的市场里，供给和需求都力求稳定，并不通过价格来调节，相反，价格往往是通过习俗固定了的。而且，即使是这样的市场，也是被习俗牢固地限制在城镇中的，而且远程贸易市场与地方市场被严格地相互区分，它们根本就不可能自然地发展和扩张。真正依靠价格来调节供需的竞争性市场，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所谓国内市场，这种市场恰恰是在政府强力干预下才形成的。地理大发现引发的商业革命催促欧洲的民族国家化，“迫使农业大国中的落后人民组织起来从事商业和贸易”18。重商主义为了增强国家的竞争力量，致力于打破地方壁垒，统一国内市场。但是，这样形成的国内市场并不是一个放任的经济领域，相反，中央政府只不过是在全国范围上复制了城镇政府对经济领域的控制。即使在这个时候，围绕着市场形成的经济体系也不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真正的基础仍然是“为生存而辛劳的农民自给自足的家计”。
波兰尼坚持认为，尽管重商主义政策大大扩展了市场的规模，增大了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但这些市场与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形成的市场经济有质的不同，前者并不自然演变成后者。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完全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调节货物的供给和分配。市场模型的正常状态是：“所有的收入都源自市场上的出售，而收入也将完全能够购买生产出来的所有货物。”19利息形成资金提供者的收入，地租是土地提供者的收入，工资是劳动力提供者的收入，而货物的价值则是企业家提供的服务的收入：这个体系的运转要求没有人能够从市场之外获得收入，因为如果有这样的收入，它形成的购买力会得不到满足，市场体系形成的封闭循环就被打破了。在这样一个市场体系中，价格机制是核心机制，为了保证它的有效运转，必须把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些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当成商品，“唯其如此，它们才成为与价格相互影响的供求机制的操控对象”20。而在重商主义时期，虽然市场大大发展，但劳动力和土地仍然处在封建制度的保护之中；新形成的中央权威与旧的地方性权威都反对将劳动力和土地商业化。此时，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是由商人来组织的，他们通过发包的方式依靠农民家庭手工业进行生产。尽管此时这部分的生产活动已经脱离了传统状态，变成“赤裸裸的获利动机”21下的行为，但是，工业生产不过是“商人通过买卖形式组织起来的商业活动的附属品”22，这种生产活动可以随时中断，既不会给商人造成严重损失，也不会给从事这种生产的农民手工业者的生活造成根本威胁。
复杂精密、专业化的机器和工厂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状况。这个时候的生产投资不得不变成包含巨大风险的长期投资。像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这样的生产要素，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时断时续地供给了，生产必须有连续性，生产要素的供给必须组织起来，而“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它们的供给只能由一种方式加以组织，即让它们变得可以通过购买而获得”23。就这样，机器大生产要求产生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要求土地和劳动力变成商品。
然而，劳动力是人的一种属性，劳动力变成商品，意味着原先处在种种社会纽带和社会保护中的人变成四处漂流的“自由”劳动者，这种根本转变是如何可能的呢？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手术需要两个条件才能进行，一个是最广大的社会动员，包括劳动阶层自己，要相信建立劳动力市场比不建立要好；另一个是理论上的准备，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创造是在社会肌体上进行的活体解剖”，而“只有科学提供的保证才能坚定进行这种解剖所需要的决心”。24《斯品汉姆兰法》（Speenham-land Law）的实施帮助形成了上述两个条件。
早先英国的劳动法律体系具有父爱主义特征，它推行强迫劳动原则，有劳动能力者一定要劳动，可以由教区提供工作岗位，没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则由教区提供救济。为了防止穷人为寻找好的救济条件而盲目流动，英国又颁布了《安居法》，规定人们原则上不许流动到教区之外。这种“教区奴役制”严重限制了蓬勃发展中的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要，1795年，《安居法》被部分地废止了。但此时，在几个方面的历史原因共同作用下，乡村地主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牵头制定和实施了《斯品汉姆兰法》，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为劳动者提供工资补助：只要你参加劳动，无论雇主提供怎么样低的工资，教区都会补足它跟标准工资的差额。这样的济贫方法改变了原先的强迫劳动原则，在波兰尼看来，虽然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却造成了多方面的严重后果。首先，它鼓励懒惰、怠工，大大降低了劳动的效率；其次，它抹平了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的有尊严的穷人和“好吃懒做”、依靠救济过活的“赤贫者（the pauper）”的差别，造成劳动者阶层普遍的道德退化；最重要的是，机器大工业将劳动者从自身原有的社会纽带中攫取出来，这些劳动者只有形成新的纽带——形成一个新阶级——才能重新过上属人的生活，但《斯品汉姆兰法》“这一暧昧的博爱主义行动阻止了劳动者将自己构成一个新阶级，并由此剥夺了他们避开在经济磨盘里被注定的命运的唯一手段”25。
《斯品汉姆兰法》实施的后果，向公众，也向劳动阶层，从反面证明了建立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它也启示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这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正面论证市场经济是“自然的无情法则的产物”26。法令实施期间，出现了悖谬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经济总量在迅速增长，另一方面穷人的数量却与日俱增。慈善家试图缓解这个现象，观察家努力解释这个现象。慈善家的努力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观察家的解释最后汇成一个主流，那就是经济社会中的贫富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自然问题：只有饥饿才能驱使穷人劳动，他们永远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唯其如此，劳动才会持续，财富才会积累，这是上帝设定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平衡，任何慈善家试图打破这种平衡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波兰尼指出，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彻底地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思考，经济法则的基础不应该是自然，而是“最好基于价格”27，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中，劳动者由于贡献了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他的收入会随着总产出的增长而增长。之所以在《斯品汉姆兰法》实行期间劳动者生活境遇没有改善，是因为这个法令破坏了市场经济在收入分配上的有效运作。
但是，如果撇开纯粹经济理论而从思想史意义上看，古典经济学家误把自然和自然法则作为经济理论的基础，实际上是用虽然错误但更加彻底有效的方式，帮助完成了本该完成的思想革命——因为未来真正的市场经济，确实要求把经济领域当成仿佛是自然的、自我调节的领域，要求经济与政治彻底分离。简而言之，《斯品汉姆兰法》启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新济贫法的制定、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市场社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1834年新济贫法的颁布，标志着市场经济的确立，西方社会也由此开始经历长达百年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是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上的各种力量起而保护社会免于市场侵害的“反向运动”。市场经济要求把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虚拟化”为商品，让它们跟随支配它们的资本“根据不同部门的利润自动平衡的要求从一个生产部门向另一个生产部门流动”28；反向运动则反对这三个方面的商品虚拟化，这些反对措施表现为对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干预主义”。
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柱是经济自由主义，在他看来，市场经济在实际运作中之所以遇到重重困难，就是因为一些思想保守、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势力阻碍了它的彻底化。波兰尼认为，如果能够证明针对市场经济的反向运动并不是“集体主义阴谋”引导的，而是完全自发产生的，就能攻破经济自由主义的诡论，因为这将证明，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危害性，从而，它的彻底化不会消除困境，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为此，波兰尼一方面结合历史事实指出，“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29。另一方面，他指出，干预行动在领域上的广泛、在采取速度上的迅捷、在意识形态背景上的多元性等特征，足以表明它们完全是自发产生的。更显经济自由主义论调荒谬性的是，他们自己也难逃某些干预措施：为了维护自由市场体系本身，有必要干预市场行动者的契约自由，防止劳工联合和商业垄断。
经济自由主义的干预破坏市场经济论还有一个隐蔽的假设，就是社会上某些阶级或群体有能力完全出于自己在经济上的私利采取行动来影响整个社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反向运动就是这样的行动。尽管马克思主义跟经济自由主义在阶级立场上对立，但它的阶级分析也跟后者分享同样的假设。波兰尼认为，这个假设是彻底错误的。第一，从社会中的长期运动角度看，“阶级的命运更多地是被社会的需要决定的，而不是反过来，社会的命运被阶级所决定”30。一个阶级的成功“是由它能为之服务的利益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而不是它自身的利益所决定的”31。所以，问题不在于有阶级站出来推动针对市场的反向运动，而在于保护主义为何能得到社会上其他阶级的支持。第二，“认为阶级利益的本质是经济性的”，这也是错误的教条，因为“一个阶级的利益最直接地是指身份和等级、地位和安全”32，它们首先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即使像关税壁垒这样意味着利润和工资的干预措施，它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失业，“避免丧失地位的痛苦”。唯经济主义视角还造成了另外一些基本误解。经济自由主义者通过历史研究发现，“工业革命”期间，工人的经济生活状况有了显著提高，人口也有了迅速增加。既然“工业革命”不是造成了苦难而是改善了生活，那么当时对它的谴责就是出于一种“集体主义阴谋”。对此，波兰尼指出，“一场社会灾难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是不能通过收入数据和人口统计来衡量的”33。他引用很多例证，强调粗暴的文化接触往往会彻底破坏弱势一方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剥夺原有的社会保护组织，形成“文化真空”，造成弱势一方成员“自尊和道德标准”的丧失，这不仅造成苦难，甚至会威胁他们的肉体生存。“工业革命”中的市场扩张，就相当于弱势的传统有机社会文化与强势的市场经济文化的接触，它造成的苦难的性质也要这般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