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方政治形式：“多元化集体主义”
在解释国家这样一个被建构起来的集体表象和搬演务实政治的各种地方政治形式之间的关系时，格尔兹批评了两种解释取向，即“东方专制主义”（这个概念起源于魏复古）与“村落共同体”理论。这两种理论看上去是截然不同的，但在骨子里却是共通的：它们都将国家想象为村落的异己性力量，而村落却一直远离于国家的斗争。这是一幅虚假的画面，国家创造了村落，村落也创造了国家。在巴厘，绅贵和农民的关系是两种迥然不同但又密切交织的政体类型：绅贵的政体专注于地区性的和跨地区性的展示性表演这种政治事务，而农民的政体则专注于从事统治工具性质的地方性政治事务。它是剧场国家的演剧机构和地方统治机构之间互相调适的过程。
格尔兹以“多元化集体主义”来称呼地方的政治形式即“德萨体系”，它们是由按照不同方式组建、关注重心不同，也遵照不同方式彼此关联的社会群体组成的扩大场域，在三种社会场域（地方公共生活的秩序化、水利灌溉设施的调整和民间仪式组织）中，分别存在着三种执行机构：村庄（banjar）、灌溉会社（subak）和庙会（pemaksan）。村庄的职能是进行实际的统治；灌溉会社的职能是实行水利控制和管理，目的是将农民的经济资源组织成卓有成效的生产机器；而庙会虽然以宗教事务为中心，但也是政府的代理机构，通过庙宇的仪式方式集中体现了地方秩序而不是跨地区秩序，是村落的体系而不是国家的体系。
总而言之，共同体的这种三结合组成了德萨体系的政治心脏。德萨与尼加拉关系的核心代理机构是 perbekel 体系。perbekel 是一种国家官员，他是个体村民和个体君主的中介。以塔巴南为例，塔巴南王室家系的布局就像一组同心圆，一整套由核心世系与边缘世系组成的结构；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整体的宗族却是一个统一体。即使最偏远村落中最凡俗的高贵家系和最边缘化的世系，都能够将自己的血缘纽带追溯到核心本身。第二种困扰着中心—边缘级序关系的因素是，存在着两个国王，一个是高的，一个是低的。这样一来，王室宗族整体内部就形成了两个派系，激烈的内部对抗活动就是在这两个派系之间展开的。最后，塔巴南政府体系中还有第三种不规则性，这表现在，某些家系扮演着重要政治角色，但它们并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王侯”，事实上有相当多的家系在种姓上属于首陀罗。
格尔兹总结说，在韦伯所使用的标准意义上，尼加拉既不是一个科层制国家，也不是一个封建国家，更不是一个世袭制国家。如果我们将古代巴厘国家看作一种受典范中心和政府权威的衰降型地位意象界定的文化等级级序，就会发现，权力并不是从权威巅峰开始向下逐级流动的，也不是从充满能量的中心向外散布的；恰好相反，权力似乎被拉向这样一个巅峰，或者被吸进这样一个中心，权力不是从巅峰开始配置的，而是从底部开始积聚的。
四、权力的符号学
尼加拉的等级形式是对大千宇宙的等级形式的模仿和复制，因为在巴厘人看来，人类的生活布局是神性生活布局的近似物，这种近似性无非在不同的集团和不同的层次上或近或疏而已。因此，锉牙的仪式、庙宇的祭祀、授衔甚至自杀行为，都是对国家的夸耀性宣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尔兹才称尼加拉是“剧场国家”，尼加拉本身存在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演出一场壮丽的宇宙戏剧，但这种对现代人来说显得陌生而且荒诞的理论，对巴厘人来说却是再真实不过的事情。在这种驱动力的作用下，人们对如何处理君主的遗体、牙齿和庙宇真是煞费苦心，其目的无非是要通过国家庆典将君主转化成一个偶像，转化成一个神圣存在的化身。因为君主是与国家密不可分的，君主越是神圣，越具有象征的意味，国家也就越真实。
在尼加拉戏剧的所有表现形式中，格尔兹最乐于言说的就是火葬仪式，他不止一次在别的场合向读者讲述这个故事，是啊，还有什么场景能够比火葬更富于戏剧的意味呢：“只有在王室仪式中，尼加拉才会真正生气勃勃。”也正是在描写王室火葬庆典时，格尔兹的修辞术发挥到了极致。在火葬仪式中，有三个场景最引人注目：一个是社会性的勃发，人们举行大规模的游行；一个是审美性的勃发，人们要修造象征着神圣世界的宝塔；一个是自然性的勃发，火葬堆的冲天大火和寡妇的殉葬是火葬仪式的最高潮。
火葬游行始终是一件纷繁喧嚷之事，但队伍仍然保持着严格的秩序：它的巅峰和中心静如止水，不受扰乱，而它的底部和边缘则混乱不堪。葬礼好像是专门精心设计出来的暴乱，而设计暴乱的目的则是为了衬托那同样精心炮制的，甚至更加悉心构思的宁静中心。格尔兹用一种繁美的笔调来描述这幕精致的戏剧：
火葬堆场景……祭司用花箭“射杀”巨蛇；将尸体搬运下来放在烈火炎炎的平台的棺椁中；仿佛在梦游之中、爬上平台往尸体上倾倒大量圣水的祭司；将遗体放进棺椁里面，并深埋在成堆的丝织品、画像、中国钱币和尽可能塞进的花样繁多的供品之中；祭司用取火钻钻出火苗以点燃庆典之火；此时祭司已经完全陷入迷狂状态，他表演着最后一个礼仪，即用头、躯干、臂和手表演的一种坐舞，而弥散四周的，则是漫天的烟雾和无处不在的喧嚣：棺腿散架，跌入火中并将已经半焦的尸体抛到外面时轰然响起的坍塌；寡妇们静默无声地跳入火焰之中；祭司将国王的骨灰收集起来带到海边，并洒在那碧浪之间……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同一事物——如神的平静高迈于如兽的狂热之上。整个庆典通过数以千计的意象和数以千计的方式不断重复的，乃是对无可摧毁的等级制的一种宏状展示，虽然它面对着这个世界能够激唤的所有那些最为强大的、冲击性的暴力——死亡、骚乱、激情和大火。“国王消失了！但他的等级永在！”2
这样，通过露天表演的形式，庆典搬演了巴厘政治思想的核心主题：中心是典范的，地位是权力的根基，国家技术是一种戏剧技术。不过，格尔兹再次提醒说，我们不能将露天表演仅仅看作审美性的虚饰物，它不仅仅是对一种外在于它本身的事物（统治）的祝颂；它们就正是事物本身。实际上，格尔兹通篇都在描述一种政治的巴厘风格，而并不是在描述一种巴厘风格的政治：社会整体从上到下都被锁定于纷繁复杂而又永无休止的声望对抗当中，对抗是巴厘生活的驱动力。社会顶端的对抗幅度更为宏大，更加持久不懈，更加宏丽壮观。然而，低层通过模仿高层的做法来缩小他们自己和高层之间的鸿沟，高层又通过反模仿的做法拉宽自己和低层之间的鸿沟，这二者的斗争是无处不在的。王室的火葬庆典绝不是发生在别处的政治的回声，它是发生在任何地方的政治的强化形式。
一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通过民族志方式提供一种地方性档案文本，这不是格尔兹的目的。尽管格尔兹不无疑虑地将自己归入“相对主义”的一派，但这个标签并不怎么准确，他一直不懈地进行着一般理论的对话，《尼加拉》的中心意图就是要对（西方）现代国家政治的理论进行检讨。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不能涵盖尼加拉，但我们却无法将尼加拉排除于“国家”之外。西方世界的主流政治理论实际上大约是在16世纪才发展起来的，这种主流理论关于国家究竟为何物的观念（如“在一确定地域内的暴力垄断者”“统治阶级执行委员会”“公众意愿的授权代理人”或“调和各种利益的权谋机构”等）在16世纪以前面貌究竟如何，尚待廓清。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理论家们将国家比喻为一个体躯庞大的怪物“利维坦”，强调国家权力能够造成伤害的威慑性特征，因此，公共生活中的游行与庆典的功能无非在于要将恐惧情感强行塞到人们的头脑之中，而人们的头脑正是国家威慑力所瞄准的目标：国家，就像一种从冥冥黑暗中发出的、用来恐吓目标的声响。马克思主义和帕累托主义则将国家视为“大骗子”，强调少数精英从下层人民那里抽取剩余价值并占为己有的能力，国家庆典概念就更是一种神秘化手段，它将物质利益精神化，并掩盖物质冲突。由此一来，政治象征体系也就变成了政治意识形态，而政治意识形态无非是阶级的矫饰面具。至于那种民粹主义观念，则将国家视为共同体精神的延化，这种观念自然而然地将之看作庆祝的工具，正如政府是实现民族意愿的工具一样，其仪式也必然会不遗余力地鼓吹这一意愿。而对多元主义论者来说，国家诈术是打着道德合法性旗号掩盖既定统治程序的手段。政治是一场永无休止的骗局，它遵循既定的游戏规则，目的是为了追求边际效用，而无处不在的、欺骗性的假发和袍子的作用就是要使规则看起来是固定不变的。针对所有这些观点，格尔兹责备说：“国家的语义符号学却是如此地哑然无声。”
格尔兹对英语中的“国家”（state）一词进行了词源学的考察，他指出，“state”至少蕴含着三个不同的词源学主题：其一，在位置、级别、等级、状态等意义上，它表示“地位”，即等级（estate）；其二，在显赫、夸示、尊严、风采等意义上，它表示“荣耀”，即庄严（stateliness）；其三，在执政、体制、支配、控制等意义上，它表示“治理”，即国家技术（statecraft）。而“state”一词的第三种意义是最后才产生的，甚至连马基雅维利时代的人们可能还不知道它，但到了现代时期，这个意义却笼罩了这个词，并把这种含义强行灌输给我们，而前两种含义似乎销声匿迹了。
在现代政治话语中，权力一直被定义为做出约束他人的决定的能力，强制是它的表现，暴力是它的根基，统治则是它的目的。最终，政治总是围绕着统治权大做文章：“女人、马匹、权力、战争。”格尔兹不无挖苦地说：“这种观点几乎没有任何错误，即使对于马匹无比驯良的那些地方来说都是如此。”但这只是一种观点而已，它是偏颇的，是对历史经验进行阐释的特定（西方）传统的产物；它也是一个经由特定社会方式建构起来的假象，一个集体表象。而与西方传统不同的其他文化传统也会产生其他的假象和不同的表象。这就是格尔兹这部作品的核心观点，国家政治的一个重要维度就在于国家既可以是血腥的，又必然是庆典性质的，它以符号的形式真实地存在着，而“真实之物如同想象之物那样富于想象性”：
巴厘政治，一如其他任何一种政治，包括我们自己的政治，是象征行动，但这并非是在暗示说，它全部是观念性的，或者它全部由舞蹈和焚香组成。此处考察过的政治诸方面（典范庆典、模型—副本型等级级序、展示性竞争及偶像式权威；组织的多元主义、特定的忠诚、分散化权威及联邦型统治）构筑了一个现实世界……经由这一现实世界而寻找到其方式的人们……通过他们所拥有的方式追索他们能够构想的终极之物。剧场国家上演的戏剧，以及对它们本身的模仿，在其终极意义上，既非幻象亦非谎言，既非伎俩亦非骗术。它们就是那曾经存在过的。3
1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本节内容除另外加注外，所引用内容均出自格尔兹的《尼加拉》，不再一一标注。
2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143页。
3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164页。
埃里克·沃尔夫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1982）
赵丙祥
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1923—1999），著名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1922年生于维也纳。1933年，随父母移居捷克。16岁时去英国念书，高中毕业后又被英国政府送入利物浦拘留营。在拘留营中他遇到著名学者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从埃利亚斯那里第一次真正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时因家人已迁居纽约，他被允许离开英国前往美国。他在纽约参加了人类学家鲍德梅克（Hortense Powdermaker）的人类学课程，遂由生物化学改学人类学。1942年他应召入伍，并获得银质勋章。战后于1946年获得学士学位，并于同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和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指导下继续学习人类学，同时，他与同学西敏司（Sidney Mintz）等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951年获博士学位。此后几年里，他在墨西哥从事田野调查，写了一些关于农民的重要论文及专著《动荡土地之子》（Sons of the Shaking Earth，1959）。此后又任教于密歇根大学，1964年出版《人类学》（Anthropology）。1966年出版名著《20世纪的农民战争》（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在越战初期，他与同事和朋友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一道发起了美国第一个教师反越战组织。1971年，任莱曼学院杰出教授。1982年，出版了最重要的著作《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1990年，获麦克阿瑟天才奖。1999年，沃尔夫因癌症去世。
人类学家向来以“社会”和“文化”等概念所代表的对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单位，这些概念大概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坐落在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某个人群及其生活的内容；二是指这些人群及其生活与其他人群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一种“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拥有自己的边界。但是，当“文化的边界”成为“生活的边界”时，在这种“不慎”的做法中也就出现了问题，从而忽略了各个“社会”或“文化”之间是如何有可能形成一个更大的体系的。
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1这部著作中正是要进行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在开篇部分，他就提出，人类世界是一个由诸多彼此关联的过程组成的复合体和整体，如果把这个整体分解成彼此不相干的部分，其结果必然是将之重组成虚假的现实。但这些事实在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那里都无法看到，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独立的民族当作基本的分析框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没有逃脱这种框架的束缚。人类学家虽然曾经关注文化的传播问题，但基本的观念仍然是将那些所谓的“原始人”看作“没有历史的”人民，他们被认为既隔绝于外界，也相互隔绝。但考古学的证据却表明不同人类社会之间的文化接触与传播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和复杂。与对“原始人”的想象正好相反，“西方”向来被认为是一个“有历史”的文明发展过程，这个西方拥有一部完整的系谱，根据这部系谱的说法，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的欧洲，基督教的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制和工业革命。工业又与民主制一道产生了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合众国则体现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纯粹是一个西方的土著神话。
但正是由于这种西方土著神话的支配作用，西方人才创造出一个与之正相对立的“东方”：在“西方人”享受自由、民主和权利的同时，“东方人”则遭受各种专制主义的压迫。到了后来，又将“东方”的人民和国家称为“欠发达的第三世界”，与之相对的是一个西方的“现代”世界。这个东方的世界被想象成“共产主义的牺牲品”，是“阻碍现代化的痼疾”。因此，西方人的使命就在于帮助这些遭受“传统”束缚的国家和民族迈向现代化之路，在必要时就必须动用飞机和大炮强迫他们走向现代化，民主和“现代化”就是侵略战争的借口。
出于以上考虑，沃尔夫希望借助马克思的“人类科学”，来整合不同的专业知识。他认为，马克思的生产（production）概念可以成为一个最有力的分析工具，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也是生态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就其性质而言，它是关系的概念，因此，它必须能够阐明三个方面：（1）世界市场的增长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之间的联系；（2）关于资本主义增长与发展的理论；（3）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及理论如何最终影响并改造了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群的生活。
沃尔夫运用马克思本人的生产和生产方式的概念，归纳出三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纳贡制生产方式（tributary mode）和宗亲制生产方式（kin-ordered mode）。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标准是什么？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货币财富能够购买劳动力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形成。生产决定着分配。那些垄断生产资料的人也垄断了生产出来的商品。那些商品生产者必须从生产资料占有者那里再把它们买回来。反过来，生产资料仅仅在那些有资本获得它们的人中间进行流通。那些缺乏资本并因此必须出卖劳动力的人也缺乏生产资料。因此，资本主义表现出三种相互纠结着的特征。首先，资本主义垄断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其次，劳动者不能自由使用生产资料，必须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第三，劳动者用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必然导致“无休止的资本积累，伴随着生产方法的改进”。
而在纳贡制生产方式当中，社会劳动基本上是通过权力和统治的实施来实行对自然的改造的，也就是说，通过政治过程。因而，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社会劳动的配置是政治权力核心的功能；它随着这种核心的变动而变动。不过，这种生产方式会出现两种极端的状态：在一种情况下，权力极端地集中在权力顶峰的统治精英手里，在另一种情况下，权力极大地掌握在地方地主手里，而顶峰的统治则是软弱无力的。更宽泛地说，这两种状况是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封建生产方式”概念正相对应的。建立在纳贡制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历史社会要么走向集权化，要么走向分裂化，要么摇摆于这两极之间。
宗亲制生产方式则以亲属关系为纽带贯穿在社会生活当中，人类学家对究竟什么是亲属关系的理解并不一致，有时差异也相当大。沃尔夫综合了不同流派的观点后将之界定为“一种迫使社会劳动服从于对自然的改造的方式，在此过程中，它诉诸孝道与婚姻，诉诸血亲和姻亲”。这也就是说，社会劳动通过亲属关系被“锁定”或“实现”在人与人的确定关系之中。这种使用社会劳动的方式是被象征地建构起来的，因而，亲属关系涉及：（1）象征的建构（孝道/婚姻，血亲/姻亲）是如何（2）不断地将出生的和补入的角色置放到（3）彼此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这些社会关系（4）使人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承担的社会劳动，从而能够（5）完成对自然的必要改造。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沃尔夫是如何描述资本主义生长的历史的。在公元800年之前，欧罗巴是一个毫不引人注意的半岛。在这时候，罗马帝国已经衰落，陷入了分崩离析的状态，政治和经济重心已经向东转移到拜占庭、“新罗马”和伊斯兰国家。但东罗马帝国仍然不是一个地中海国家，而只能称得上是一个达达尼尔政权，大部分地中海地区则留了和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
伊斯兰世界和东部基督教世界平分了地中海沿岸地带，西罗马帝国的零散遗产则全都留给了西部基督教世界，由此兴起了一批在有军队支持的条顿部落领袖统率下的纳贡政权。但西方基督教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与东方的君士坦丁堡、巴格达或科尔多瓦的规模媲美。欧洲“只不过是为满足叙利亚、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的利益才被开发的地区”，它主要提供奴隶和原木，处在以达达尼尔和黎凡特为中心的长途贸易的支配之下。
但到了9世纪，意大利沿海拜占庭飞地中的一些港口城市如威尼斯和阿马尔非成为商业中的新兴竞争者。与此同时，阿尔卑斯山南北的腹地正独立地处在经济与政治统一化的过程中。战争导致了战利品的商业化，贸易和战争必然会形成彼此依赖的关系。还有，政治统一化和中央疆域的扩大（主要在后来成为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地区实行）也对新型国家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总而言之，外部战争、贸易和内部的统一在欧洲创造了一种新类型的国家，由此，在早先占据支配地位的东方和贫困的西方的关系也被颠倒过来了。但到公元1300年左右，欧洲的增长步伐似乎再次放慢了。农业停止了增长，时疫也严重影响到大群食物短缺的人。但更大的原因在于战争和扩张需要大量的军费，军事贡赋征收者提高了对剩余产品的征收额度，这反过来导致出现了农民反抗和叛乱的潮流。
为了克服这一危机，就必须发现新的边陲地区。从经济上说，为了产生额外的剩余产品，这是必然的。从经济上说，封建主义危机是通过到欧洲边陲之外发现、攫取和再分配资源而获得解决的。向新大陆移民、在非洲沿海地带建立贸易站、驶入印度洋和中国诸海，以及在美洲、亚洲北部森林地带不断扩大皮货贸易，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寻求并完成这些目标的方式。
但这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原始积累”不仅要求攫取资源，还要求必须有资源的集中、组织与配置。在这样的要求下随之发展起来的复杂组织就是以高度集权化为特征的国家，这种国家是一个集权化执行人和商人阶级的政治联合体。欧洲的主要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省联邦和法国等在扩张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但只有英国从商业财富的积累和分配向彻底的资本主义转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要归功于英国对农奴制的废除和它作为羊毛生产者的角色。
欧洲人向海外的扩张起源于1415年的一个小事件，即葡萄牙人占领了直布罗陀海峡非洲一侧的穆斯林港口休达港。他们原本只是想掌握通往地中海的钥匙，但这次侵占却打开了通往大西洋诸岛和非洲海岸的通道。继葡萄牙人的扩张之后不久，卡斯提尔—阿拉贡人也开始扩张。1492年哥伦布到达了加勒比群岛，向陆地的挺进从此迅即开始了。随后，荷兰人又借机将葡萄牙人从其在美洲和亚洲的领地赶了出去。英国的海外扩张开始的时候是处在荷兰霸权的阴影之下，直到1624年才开始在西属加勒比地区建立自己的势力，但最终在北美海岸建立了很多殖民地。法国于16世纪初即已开始在美洲殖民。就这样，在短短两个世纪中，欧洲列强将贸易活动范围扩大到各大洲，使整个世界成为它们的战场。
这些活动的后果出乎欧洲人和其他各大洲人民的意料之外。对美洲白银的追求、皮货贸易、奴隶贸易及对亚洲香料的追求，使得世界各地人民进入一种新的相互依赖的状态，从此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卡斯提尔王室在征服之前就在已经存在的纳贡政权的废墟上建立了一种新的殖民秩序。这种秩序的经济基础是金属冶炼，但是，为了满足矿区企业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又产生了一种由欧洲人经营的新的粮食生产体制。为了控制土著人，这一新秩序将各居民村落改造成一个个间接的管理机构，但其自治权的大小却是由西班牙人的利益来决定的。印第安人向西班牙人提供廉价的劳力动和农产品，但却常常被迫从西班牙人那里购买工业制品。在西班牙这个更大的政治制度之下，被分割成无数地方群落的印第安人构成了一个劳动力和农产品的资源宝库。而在平原地区沿海地带及海岛上的种植园区，种植园主在强制的军事化农业制度下从非洲招募一支奴隶大军。出口粮食作物的生产，将这一区域与欧洲市场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对新奴隶的不断需求又将美洲的种植园与横跨三大洲的奴隶贸易的发展直接融合在一起。
在北美洲，皮货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繁荣，不断地吸引着新的美洲土著居民加入由欧洲人与他们在当地的美洲贸易伙伴之间形成的商品交换网络当中。皮货贸易每到一处，就会带来传染病和战争，许多土著部落因此遭到破坏进而完全消失——有的部落或者人口大为减少，或者发生分化，或者被从原来的居住地上赶走。余下的部落则为了躲避灾难便与其他部落或结盟或合并，起用新的名称和民族身份。但有些部落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或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成为皮货贸易的主要受益者。并且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新的文化结构，把当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欧洲人的方式结合起来。
在18世纪末之前，印第安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仍然是独立的。欧洲人要得到他们的支持，就得向他们供应商品，包括武器。结果，印第安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商品与服务交换，与其说是商品交换，倒不如说更像是礼品赠送，因为这种交换暗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超越物质。如果能够获得欧洲人的商品和礼物，那么无论是部落内部交往还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交往，其方式也会立刻发生改变。在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部落里，那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或战争领袖，如果他们获得商品的能力越大，并能把它们分配给亲属和下属，他们就越会显得卓越超群；如果是部落头人，则可以提升他们的影响力，扩大他们二次分配的范围。礼品及被说成是礼品的商品不仅可以帮助在欧洲人与印第安人之间建立起盟友关系，也可以帮助在印第安部落与部落之间建立起盟友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当地的美洲人和入侵的欧洲商人、传教士及士兵一样，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因此，这些被称为没有历史的民族，其实，他们的历史就是欧洲整个扩张史的一部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美洲人与欧洲人的平衡关系却越来越不平衡了。当地美洲人自己不仅越来越依赖贸易站获得从事皮货贸易的工具，也依赖贸易站提供他们生活所需的物质。在这一制度下，他们先向商人赊借生产物质和消费物质，日后再交付商品作为偿还。这种专业化生产将当地的美洲人更加紧紧地束缚在整个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商品交换网络中，使他们成为次要的生产者，而不是贸易伙伴。
在非洲，奴隶贸易形成了一系列的劳动分工：非洲人负责捕捉奴隶和陆路运输，而欧洲人负责奴隶的跨海运输、驯服奴隶及奴隶的最后分配。这场奴隶贸易虽然是为了响应美洲大陆对奴隶的需求，却得到了买卖双方的积极合作，双方在贸易的各个环节上采取了密切的协调和配合，简单地将奴隶贸易归罪于欧洲人，或者反过来归之于非洲内部的社会矛盾，都是不切合历史的实际面貌的。在西非，奴隶贸易不但使当时的一些国家如贝宁得到了巩固，还促成了新的国家的产生，如阿赞德和达荷美等。
由于欧洲1400年以后在非洲进行扩张，非洲与全球联系起来，对非洲奴隶的需求改变了整个非洲大陆的政治经济结构。这种需求还产生了新的藩国和掳掠奴隶的专门组织，将人类学家笔下的那种“无政府、无组织、家族式的”社会变成了奴隶贩子和捕奴分子所喜爱的目标。这些不同的社会构成也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结果。同样，如果我们不了解非洲对欧洲的发展与扩张所起的作用，我们也就无法了解欧洲。欧洲成长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不仅有从事奴隶贸易的欧洲商人及其受益者，而且有非洲奴隶贸易的组织者、代理商和受害者。
在亚洲地区，葡萄牙人是开辟海上航线的先驱，紧随其后的则是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商人。为了维持这一新兴的贸易，这一海上航线上的各个地区都开始专门从事某些商品的生产，以换取其他的商品。欧洲市场对有些商品（其中首推中国的茶叶）产生了特别强烈的需求，由此引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商贸活动。与此同时，海上商业的发展又对远方的内地产生影响，减少了陆路商队的贸易，降低了陆路商队贸易中心的重要性，并且打破了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之间的力量均衡。以印度为例，印度在整个大英帝国架构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印度的鸦片也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改变了原来金银只由欧洲流向亚洲的局面。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印度成了当时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这座资本主义大厦的一块主要基石。
但是，归根到底，在资本主义关系最终支配工业生产之前，必然要求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化以保障新的秩序。国家必须从一种纳贡式结构转变为一种能够支持资本主义企业的结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纳贡关系必须分解为资本的生产能力；（2）国家工具的正式建制必须通过移除国家对生产资源的垄断，通过削弱纳贡君主对国家机器的控制而负责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3）国家投资必须被重新确立为有利于创造运输和流通的基础，这就无须额外支出资本，能够最大获益；（4）从具体操作上来讲，需要有新的法令，一方面，保护私人财产和私人积累的权利，另一方面，推动新形式的劳动契约，最后，也需要国家的帮助与支持，以保护刚刚起步的工业免遭外部竞争的毁坏或开拓国外的新市场。
英国在18世纪后期成功地实现了从商人的支配转换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一系列发明确立了大机器生产的主导地位，这首先发生在纺织工业中，后来则是在铁路修筑之中，并且很快就为欧洲和美洲所仿效。资本主义方式的传播不仅引起了商品的新流动，也促使人们大规模地移向正在发展的工业活动中心。工人阶级就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当然，资本主义因地区和条件的不同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变体。英国纺织业的增长开创了一种建立在新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导关系下，资本家购买机器并雇佣工人开动机器，而新的劳动工人群体为了换取工资不得不屈从于工厂工作的纪律。与此同时，资本也能够让那些低利润领域里的机器停转，解雇劳动力，并在其他能获得更高回报的领域内重新开始生产。在新的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资本能够导致持续的国内和国际移民，将更多的人群纳入它的轨道，在它扎根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里再生产出它的战略关系。
当资本开始从纺织品制造转投到铁路修建时，越来越多的原料供应被开发出来。不过，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新的人群直接或间接地纳入它那不断扩大的联系轨道中时，它也迫使这些人群服从于它自身的加速和前进、减速和衰退的节奏。在新的生产方式下，一体化带来了专门化，而专门化又促成了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接合的依赖。
这个过程最终导致产生了一个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的复杂的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是大量的附属地区，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相结合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宰着这个体系，但这些工业都是建立在不同的、多变的其他支柱上的，而这些支柱又处在其他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支配之下，这个体系是“一个由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组成的综合体系，这些生产关系由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而彼此联系在一起，同时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支配”。这样一种定义至少指出了三种东西。首先，它区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在关系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内占据支配地位，但它并没有将所有的世界人民都转变成剩余价值的工业生产者。其次，它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与其他生产方式联系起来的问题。第三，它促使我们思考组成这个体系的不同社会和次级社会的异质性，而不是用诸如“中心—边缘”或“都市—卫星区”之类的二元对立来抹平这种异质性。
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始终一帆风顺的。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上升阶段和萧条阶段、扩张时期和低迷时期是交替出现的。每个增长阶段和每一次阻止萧条趋势的努力都会对那些卷入资本主义联系之网中的人群产生深远的影响。资本主义发展不仅为支配性的生产方式，也为与之相关的商业网络中带来了根本的变化。这些网络现在服务于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资本主义积累不仅要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而生产多种多样的商品，它还要生产资本以购买机器、原料和劳动力以便扩大生产并积累更多的资本。商业交换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复存在了，它直接取决于生产本身。
那些“没有历史的人民”如今被纳入了这样一个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为市场供应商品的所有生产格局都必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任何一段时间里，对这个体系的运作来说，它的某些部分和地区都起着核心的、枢纽性的作用，而其他的部分和地区则只占据着附属性的、边缘性的位置，为中心提供商品或劳动力。随着时间的流逝，核心地区和次级地区的分布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动，资本积累的需求会将某些附属部分提升到核心的位置，或将先前的核心部分降低到边缘性的地位。
核心的部分和地区是由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关系直接支配的，而建立在亲属关系式或纳贡式生产方式之上的那些社会格局却可以在附属性的和边缘性的地区得到承认、维持甚至强化。在这种情况下，它受制于非常严格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性的条件。首先，这样的社会必须放弃它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部署军队的实质性统治权和能力。其次，在不参与受资本主义方式支配的市场的过程中，它们逐渐丧失了再生产其网络和等级制的能力。它们的人民作为商品生产者和劳动者，成为资本主义的储备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发展时期被动员起来，在萧条时期则退缩回来。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族群接着一个族群，人们的生活就这样不断地重组着，听命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资本的本质在于，它能够购买劳动力并将之用于工作来动员社会劳动。这必须有一个市场，工作能力可以在其中像其他商品一样买卖：劳动力的购买者支付工资。市场创造出一种幻象，这种买与卖是一种双方的对等交换，但实际上市场交易造成了阶级间的不平等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宰下进入工业或种植园农业中的工人阶级构成了世界上的一个新现象。
这些工人阶级的出现成为现代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项隐秘议程，但学者们在如何认识他们在创造新的社会类型方面仍犹豫不决。对那些只关心强者行为的历史学家来说，新兴的工人阶级是没有历史的，如果有，也无非是一种反历史（anti-history）。对认为社会学基本上是一种“道德”科学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新“大众”意味着无根和失范。而对于革命者来说，工人阶级承载着社会变革的希望，他们是文明之对立面的“新人类”。
总之，在社会科学家的眼里，这些人民不是有他们自身理由的社会行动者，不是对新的社会状况做出积极的反应。只是到了最近，才有一些社会历史学家开始尝试着写作一部工人阶级的过程史和关系史，这类似于为一种处于某种无时间的进化状态的人群而写的历史。实际上，这两种历史的分支无非是一种历史。全球各大洲上的“没有历史的人民”的轨道是相互衔接的，都统一在由欧洲扩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更大矩阵之中。
由此，资本主义积累仍然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着新的工人阶级，从各种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招募这些工人阶级，将之安置到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等级秩序当中。新工人阶级以他们的存在改变着这些等级秩序，他们本身也被那些强加到他们身上的力量改变着。因而，在一个层次上，资本主义的传播通过不断地重组其典型的资本—劳动关系，处处都创造出一个更大的统一体。在另一个层次上，它也创造了多样性，在统一了社会对立与分化的同时也将其进行了强化。在一个比以往更一体化的世界中，我们目睹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多样化的无产阶级散居人群（diasporas）的增长。
面对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人产生“无可奈何”之感的“悲惨世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沃尔夫最后沉痛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无论是那些宣称与历史有特权关系的人民，还是那些被认为没有历史的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共同的命运。”
但是，这岂不是与他在开篇时的初衷正相违背的吗？沃尔夫宣称要写作一种将这些“没有历史的人民”当作主体的历史，但在他的笔下，我们只看到了这些人民是如何被纳入一个支配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并不得不屈从于它的安排的。这种命运是这些“没有历史的人民”的唯一命运吗？正像他的友人萨林斯在“资本主义的宇宙观”中对他的批评一样，沃尔夫可能并没有像他当初认为的那样写出这些人民的真正历史，看起来好像只有资本主义体系才能赋予这些人民一种历史。2可以，如果这些“没有历史的人民”真的是历史的主体，那么，他们同样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和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人民对资本主义体系来说的确是牺牲品，但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看，未必不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服从于他们的整体生活的目的的。
1Eric R.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2萨林斯：《资本主义的宇宙观——“世界体系”中的泛太平洋地区》，赵丙祥译，张宏明校，见其：《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3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1（1983）
舒 瑜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爱尔兰人，历史社会学家。1953年他进入剑桥大学主修西方古典研究与英法文学，1958年远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印尼研究，1961—1964年在雅加达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1967年完成其博士论文《革命时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1972）。安德森被称为“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是康奈尔大学国际研究院宾尼约伯（Aaron L. Binenjorb）讲座教授，是全球知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除《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83）外，其他著作还有《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全球》（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1998）、《镜像——美国殖民时期的暹罗政治与文学》（In the Minor: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Siam in the American Era, 1985）和《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 in Indonesia, 1990）等。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以下简称《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可谓当今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之作，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他是从一种富有“哥白尼精神”的方向上，对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进行新的阐释，提出充满创意的“民族”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2这个定义中极富冲击力的是“想象”一词。何谓想象？想象何以可能？如何进行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