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访华，是1924年北平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的盛事。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是林徽因、徐志摩与泰戈尔的合影，大家也都知道他俩担任泰戈尔访华期间的随行翻译，但凌叔华与泰戈尔的一段渊源，却鲜少有人过问。殊不知，泰戈尔与北京文化名流聚会时，却是在凌叔华的书房里。
那原本也是一场凌叔华见惯了的也经惯了的画家聚会，齐白石、陈衡恪本就是凌父的老友，因为着力培养女儿学画，凌叔华自然也与这些画家们颇为熟稔。那时，齐、陈等人牵头组了个北京画会，会员们偶尔小聚，内容无非是切磋画技、分享各人新近创作的得意作品、或新近认识了几位颇有才华的画家介绍给大家认识。
泰戈尔访华期间，随行人员中有一位印度画家，名叫兰达·波士。泰戈尔一行人访问燕京大学时，凌叔华向兰达·波士发出了参加北京画会会议的邀请，兰达·波士不仅欣然同意，还与泰戈尔、胡适、徐志摩、陈西滢、林徽因一同前来。
到底是底蕴深厚的书香世家，泰戈尔也参加的那场著名画会，凌家的招待十分周到且有格调。凌叔华的母亲在如何招待这件事情上，颇花了一些心思：紫藤花饼玲珑小巧，是在京城有名的糕点铺子里订做的；杏仁茶是自家小磨里一点一点精心磨制的，再配上匠心打造的茶具，众人以吃茶点代替吃饭，相谈甚欢……与画会的主题特别应景。几十年之后，那场画会中的当事人，提起那天凌家的点心依然赞不绝口。
凌叔华二十出头的年纪，多年来因了才女、画家之名，算是受尽了万千的宠爱。她鲁莽而天真地问泰戈尔：“今天是画会，敢问你会画吗？”
众人心下思忖，如此鲁莽相问，大诗人不会恼吗？
果然是大家风范，泰戈尔也不辩解，当场就着凌叔华书房里的笔墨，在檀香木片上，画了亭亭莲叶与慈悲佛像。
对于凌叔华的那一问，泰戈尔非但不恼，反而对凌叔华的风采尤其赞赏，称她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经了这一场画会，再加上泰戈尔的称赏，凌叔华正式进入了京城文化界名流的圈子。凌叔华作为真正画家的人生还未开始，便要迎来一个同样让人艳羡的身份：作家。
初嫁
泰戈尔的中国行，不仅让凌叔华进入了文学界，更是让她走进了一个人的心里，那个人就是陈西滢。陈西滢本名陈源，西滢是他的笔名。16岁去英国留学，历经10年深造，归国后也才不过26岁，便应胡适之邀，在北京大学任教。
画会结束后，凌叔华的冰雪聪明深深地落在了两个人的眼里，一个是徐志摩，一个是陈西滢。之后，凌叔华便与两位风格不同的大才子分别以书信建立了往来。
徐志摩是热烈的性子，给凌叔华的信一封接着一封，凌叔华也回。但大都是徐志摩倾诉，凌叔华倾听。那时候，徐志摩还在苦苦追求林徽因，而林徽因早已与梁思成确立了恋爱关系，所以，徐志摩便毫无保留地将一腔苦闷倾诉给了凌叔华。而陈西滢呢，英国十年，内敛、含蓄、沉稳的绅士做派早已融汇到了他的骨血里。他也给凌叔华写信，信里多探讨的是文学、艺术与创作。
陈西滢虽然在后来与鲁迅的骂战中处于下风，而被普遍放置在文坛上一个有争议的位置上。但抛去他与鲁迅先生的那段恩怨不论，陈西滢本人事实上是十分有才华的：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也与徐志摩共同主导着“新月派”的诗文创作，算是新文学的扛鼎人物；他同时还是《现代评论》的主笔，为文立意高远，风格潇洒。他的作品更多的是评论性的文字，比起一般作家直抒胸臆的散文与诗的创作，评论文字对作者的文化底蕴与欣赏能力要求更高。陈西滢本就是文化名人，平时相与的，也都是胡适、徐志摩等，要么是学者、要么是才子的人物，于是经常把大家约在一起小聚，举办个沙龙或者诗文会什么的。
自古文人不止相轻，还惺惺相惜。凌叔华与陈西滢相熟不久之后，便确立了恋爱关系。当然，起初，他们也约法三章，暂时不向外界公布两人的关系。毕竟，凌叔华还是学生，还是应当以学业为重。再者，师生之间谈恋爱传出去总归不好。自然，他们二人约会见面也往往是在朋友们都在的场合。
那时候唯一知道他们两人恋爱关系的，是胡适。读民国女人散落于各处的八卦故事，总是能看到胡适的身影，他是个有点可爱的“和事老”，比如张爱玲与胡适保持通信多年，探讨文学与写作。她流寓美国初期郁郁不得志时，曾和好朋友一起去拜访过胡适，胡适甚至多多少少给初期落魄的张爱玲一些帮衬。再比如，还有传闻说他和陆小曼亦有一段暧昧不明的关系，为了徐志摩与陆小曼能够顺利结婚，还充当中间人各处做工作：劝徐志摩的父亲接受陆小曼做儿媳妇，劝陆小曼的母亲不要再对徐志摩抱着敌意。所以，胡适在凌叔华与陈西滢的“地下恋情”还不想曝光之前，帮他们做些在中间传个话、捎个礼物之类的事情，也算是成人之美。
为此，凌叔华在写信告诉胡适他们两人婚讯时，还特意向胡适道谢：“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陈西滢，字通伯）已经向你说了吧？这是我们两年来第一桩心事现在已经结论，当然算是最值得告诉朋友的事，适之，我们该好好谢谢你才是。”
1926年6月，凌叔华自燕京大学毕业，一个月之后，就嫁给了陈西滢。婚礼办得十分简单，但却是让两位新人的亲人、朋友都十分开心的事情。凌叔华的父亲虽是科举出身，但思想极为开明，并未对这个留洋归来、年纪轻轻未免清贫的年轻人有过多的刁难，也看好他前途一片大好。出于高兴，也想帮衬着点爱女婚后的生活，便把凌府后花园——位于史家胡同的那一座院子，包含了28间屋子，也算是豪宅了——给女儿做了陪嫁。
如果说结婚前的凌叔华与陈西滢算是精神之交，那么，婚后就得结结实实地在一起过日子了。倒是没怎么为柴米油盐操过心，但夫妻之间的相处，有一点令人奇怪。
“琴瑟和谐”“红袖添香”这样的词，并没有发生在这对因为共同的兴趣与理想而结合的夫妻身上。甚至，凌叔华与丈夫之间在写作上，是相互保密的。凌叔华最大的顾虑，是每每写好一篇，总是被陈西滢泼冷水，可能陈西滢也负气，写好文章也不给妻子看。都是发表了，印成铅字了，板上钉钉了，才拿给对方看。
凌叔华是被夸赞着长大的，不管是绘画还是写作。她从小到大听到最多的话，是“我们的大画家”“画得真好”“才女”诸如此类，想来，心气儿是十分高的，不然不会到了后来，自己回忆起对泰戈尔的那次鲁莽之举时也自责太目中无人。
陈西滢呢，向来就是以写评论性的文字见长。评论家看艺术品，往往是立体的，全面的。“事物只有一样好处，那么它处处便是好的”这样的逻辑，一般是诗人的眼光，是徐志摩的眼光，而不是评论家的眼光，不是陈西滢的眼光。不但不会只见着它的好，也会明确指出哪里有欠缺，这是评论文章的指导意义所在。凌叔华的《花之寺》出版，陈西滢以编定者身份写了一篇前言，里面就说：“在《酒后》之前，作者也曾写过好几篇小说。我觉得它们的文字技术还没有怎样精练，作者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没有收集进来。”凌叔华真的从心底接受陈西滢对她创作上的指摘吗？那倒未必。因而，夫妻两个人先是在创作上相互设防，慢慢地，这种设防便扩大到了感情生活中。
虽然婚后前几年，并没有传出两个人感情不和的传闻，但凌叔华与丈夫的感情，就在这文学创作上的相互防备中，慢慢地变了质。
珞珈山情变
1929年，陈西滢赴武汉大学，出任教授，同时兼任文学院院长、外国文学系主任。凌叔华自然也跟着丈夫一同去了武汉大学。夫妻的新巢，在武汉大学所在的珞珈山。
陈西滢一身兼任多职，凌叔华做起了全职院长太太。她的全职太太，可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每天除了做家务、照顾丈夫生活起居而外，对其余事情一概不闻不问的那种。凌叔华的日常，还有三个更加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读书、写作、绘画。
南国的武汉对于生长在北平的凌叔华来说，算是完全陌生的。即便是有自己的爱好可以自娱，但没有工作、没有朋友的日子，也着实冷清了些。好在袁昌英与苏雪林来了，她们都是接受了新式的教育，也都颇有些才华，凌叔华与她们几乎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常常在一起谈诗论文说画，好不惬意。三个人的交往传开了后，还被安上了个雅号：“珞珈三杰”。
如果说袁昌英与苏雪林的到来，对于凌叔华的寂寞算是小有纾解，那么，年轻的诗人朱利安·贝尔的到来，则完全将凌叔华寂寞的心填满了。
朱利安·贝尔受陈西滢之邀来到武汉大学任教的时候，才27岁，那时候，凌叔华35岁，她与陈西滢的女儿也已经出生了。凌叔华年长他八岁。
朱利安虽然年轻，但自己本身就是出身于文化名门：他的母亲是画家瓦奈萨·贝尔，姨妈则是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他自己本人同时也很有才华，不然陈西滢也不会力邀他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来到武大教授西方文学。
陈西滢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本意是邀请一位老师，却为自己邀来了一位情敌。
说起来，这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与徐志摩还有点像。
一直以来，他都保持着与身在英国的母亲通信的习惯，起初，他谈中国的文化，谈武汉的风土人情，谈武大的见闻，慢慢地，信的内容开始变了，谈他如何遇到了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他对她如何迷恋。后来，他信的内容更进了一步，他们终于冲破了舆论、伦理的束缚，跨越了最后一道界线……
朱利安的家庭十分开放，对伍尔芙的感情经历有所了解了，就大概能想见，这个家族也许对性本就持着非常开放的态度的。所以，朱利安坦诚地将自己与凌叔华的恋爱过程都告诉了母亲。也是因此，在朱利安看来，爱、性、婚姻并非完全画等号的。他并未有将与凌叔华的关系再推进一步的打算。
这段婚外情，凌叔华陷得更深。她对那个才华横溢却捉摸不定的年轻人，可不是逢场作戏，单纯让他来填补精神的空虚，而是希望他能给她一段稳定的关系与可期的未来。
凌叔华带着朱利安远赴北京，想着过几天没有人打扰的二人世界。明明是想遮人耳目，但到了北京，他们却并不避见熟人，相反，为了取悦这位年轻的情人，凌叔华带着朱利安拜访了好多知己旧交，这些人也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他们的地下恋情也因此无可避免地曝了光。
陈西滢几乎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他给妻子的选择是：他俩要么离婚；要么分居；要么，她就得与朱利安一刀两断。凌叔华选择与朱利安一刀两断。
但这个异域的小伙子对凌叔华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们几番幽会，几番被陈西滢得知。
丈夫心力交瘁，却说不出“离婚”二字；妻子舍不下情人，却也愿意对丈夫撒谎，去维系着这段婚姻。
而这段不伦之恋，最终以朱利安远赴西班牙参加内战死于战场告终。
时过境迁之后，朱利安的母亲在儿子去世后，想将儿子曾经写给自己的那些信发表，信里，自然包括了他与凌叔华从相遇、相知到相恋的全部细节。凌叔华不好阻止，但要求将书中的自己以“K”代替。
陈西滢晚年，他的女儿才从一本书里得知母亲与朱利安的一段情事，她问父亲：“那当年为什么不与妈妈离婚？”陈西滢先是说：“那时候的女子离婚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后来又说，“你母亲啊，是有才华的……”只说到这里，便再也说不下去了。
在与朱利安相恋时，凌叔华总说，嫁给陈西滢，不是出于爱。在爱情中，凌叔华到底也是有一些自私的，大抵是那时候不爱了，所以连最初的爱也不愿意承认了吧？不然，当初写给胡适的信，为什么会有那段情真意切的感谢的话呢？
蓝颜知己徐志摩的百宝箱
徐志摩是个诗人，表面上文质彬彬，内心却狂野难驯。那时候，他因了林徽因的一句话而与原配张幼仪离了婚。待他逸兴遄飞地来到北京，想开始正式向林徽因表达追求她的决心时，才知道她已与梁思成订下了婚约。
虽然在接待泰戈尔时，林徽因与徐志摩双双在侧，但两人的心境早已不是不久前同在英国康桥时的了。林徽因的心早已放在自己的“未婚夫”梁思成的身上了，徐志摩却迟迟无法放下林徽因，自然十分苦闷。
谁能理解一个大男人为情所困时的情状呢？尤其是在风翻云涌的时局里，与徐志摩一般年纪的男人，都要么想着经世致用，要么想着救国醒民，唯有徐志摩，眼里就只有林徽因一个。在无数次锥心之痛无法排遣的时候，凌叔华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当然，徐志摩确实也是打心底里欣赏凌叔华。何以见得呢？
徐志摩有一位非常喜欢的外国女作家叫曼殊菲尔，他喜欢曼殊菲尔的样貌。看徐志摩对曼殊菲尔的描摹刻度，直直让人想到曹植的《洛神赋》：“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我看了曼殊菲尔像印度最纯彻的碧玉似的容貌，受着她充满了电流的凝视，感着她最和软的春风似的神态，所得的总量我只能称之为一整个的美感。她仿佛是个透明体。……”
他更喜欢她的品格，说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鹃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
若要在中国找一位在徐志摩心目中堪与曼殊菲尔齐肩的女子，那无疑就是凌叔华了。徐志摩称凌叔华是“中国的曼殊菲尔”。
于是，他十分频繁地向她写信，向她吐露心声，向她讲述他在每段感情里的心路历程……
在凌叔华嫁给陈西滢之前，那段密集通信的日子，徐志摩写给她的信大约有七八十封。我们无法尽数得知这些信的内容都有什么，但依了诗人热情、奔放的性子，即便没到情书的程度，信里的内容也会让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脸红心跳吧？
凌叔华对徐志摩大概是动过心的，不然，何以后来她的那位外国情人朱利安身上，总是有徐志摩的影子？何以他的性格、行径，总是让人联想到徐志摩？只是，这个拥有满腹诗华、高蹈才气、儒雅样貌的男人，唯独缺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作为男人的责任感。
他为了林徽因而对张幼仪的种种无情之举凌叔华也有耳闻：张幼仪大着肚子在英国陪伴他时，他却提出与她离婚。张幼仪问那孩子怎么办？他回答说打掉。张幼仪说堕胎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徐志摩说坐火车还会死人呢，难道就不坐火车了？他回国后，在找林徽因之前，为了向爱人表忠心，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离婚申明，全然不顾那样的行为会对张幼仪造成怎样的伤害。
在凌叔华看来，徐志摩对待爱情的那种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只适合热恋一场，却无法相守一生。果然，后来徐志摩又与陆小曼打得火热。于是，她选择了陈西滢。
凌叔华嫁做人妇后不久，徐志摩也冒天下之大不韪，娶了陆小曼。
凌叔华与徐志摩二人，从此成了真正的知己。徐志摩有记日记的习惯，访欧之前，将一个装了日记、手稿的箱子交给凌叔华保管。此后，两人际遇不同，始终没有遇上，箱子里面锁的还有“不宜给小曼看”的内容，大抵是他在康桥与林徽因相恋时的日记，徐志摩一直没有拿回箱子。
徐志摩飞机失事后，他的朋友们悲痛不已，想通过为他写作传记来表达思念之情，就想起凌叔华那里保存着的箱子，都是徐志摩亲笔写的，是研究他最好的资料。林徽因呢，作为徐志摩曾经热烈牵挂着的恋人，特别想要他在英国期间关于他们二人相恋时的日记。
在这件事情上，不知凌叔华是站在怎样的立场上的，迟迟不愿意把百宝箱交出来。林徽因几番去她家索要，胡适之几番写信催要，最后，她终于分几次将箱子里的内容拿出来了，在康桥时的日记，却依然缺了四页。
这就是民国文化史上有名的“百宝箱”事件。
凌叔华因这件事情，与林徽因甚是不和。原本她与胡适也是多年的交情了，但见到胡适在百宝箱的事情上偏向于林徽因，也与他生了嫌隙。
“文革”期间，散落各处的百宝箱中的手稿大部分被毁，百宝箱事件中的谁是谁非也成了一段无头公案。
这之后，凌叔华慢慢地淡出了原来与徐志摩、胡适、林徽因一同在的那个圈子。
世间了无春痕
1947年，凌叔华远赴欧洲，与先她一年去了欧洲的陈西滢团聚，从此定居国外。为了缓解丈夫养家的压力，她在照顾家庭之余开始卖文鬻画，但再也没有创作出让人惊艳的作品了。
有人说，因了王赓娶走陆小曼，民国少了一位外交家，而多了一位“茶花女”；对于凌叔华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几次三番陷于情感纠葛，民国少了一位顶级画家与小说巨匠，而多了一些名媛的情感花边。
许是由于年轻时在感情上未循规蹈矩，待心境转平之后，尤其是晚年，她把自己封闭起来，极少参与社交，也不怎么与旧友联络。只是1989年，去世前，远在国外、已近九十高龄的她，央求晚辈们将她送回了北平，送回了史家胡同24号院，送回了她的后花园。在那里，凌叔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生于豪门，才气夺人，早负盛名；情无定性，才未尽用，庸常晚景。”大概是凌叔华一生最好的写照了。
凌叔华去世后，家人在整理她的房间时，发现她所有带有个人印记的遗物，包括书信、日记，都已被处理掉了。离世前，凌叔华几乎抹掉了她所有留在世上的痕迹。也许对她自己来说，她这一生，不愿意回首的时刻，远远多于想要被记住的时刻吧。也许是，晚年居于国外的她，发觉自己其实原本可以将一生经营得更好。
张充和：
人间装点自由他
记得当年看《金陵十三钗》，有一个场景我觉得很美：十三位丽人一字儿排开，冲着荧幕款款走来。那场戏，导演用的是慢镜头，配了背景音乐。
多年以后，我在以一枝拙笔写民国女人。记忆里早已沉了底的那幅画面，慢慢地浮了上来，觉得与她们很配：头戴孔雀翎簪花、身穿系纱洋裙的，是吕碧城；穿织锦缎丝旗袍、耳间结缀两粒黑色珍珠的，是张爱玲；盘起的发间结黑色缎带的，是陆小曼；剪着齐耳短发、戴圆顶礼帽、颊上时有时无会出现一对酒窝的，是林徽因……她们穿过旧时月色走来，莫名让人惊动。
却唯独缺了一个人，因她只固执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像是从画轴上走下来的古代仕女，与其他追赶着时代前来的女子总是格格不入。她是古寺里青灯下参出的禅意，是踏雪寻芳人虽已杳远却留下的一串分明足印，是山水画里饱满墨色之外恰到好处的留白。
她就是被誉为“民国最后一位才女”的张充和。
合肥四姐妹
要讲张充和，必得先自合肥张家说起，先自“合肥四姐妹”说起。
二十世纪初，在合肥肥西县周公山下，有一处山环水绕的庄园，园主姓张，叫张武龄。张武龄因祖上门庭显赫而居守良田万顷，他本人却从不醉心于功名，只愿意做一介布衣文人。
张武龄生于1889年，正当大清危亡前最后的回光返照；卒于1938年，已是“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是横跨了新旧两个时代的人。少幼时代的私塾开蒙、一生不弃读书不辍为文，成就了张武龄的大才：他是闻名乡里的饱学之士，文章作得好，诗词格调高古，书法绘画一流，尤其喜欢昆曲。而在近现代思潮的感召之下，张武龄把自己那个带着古气的名字改成了冀牖（也叫张吉友），并且动了兴办教育的念头。于是，他于1918年携全家由合肥辗转经上海迁居到了苏州，并在那里先后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与平林中学。
张冀牖兴办女子教育，同时广结名流，一时成为苏州的佳话。但要说起他一生最大的成就，还是培养了四位才华横溢、品貌一流的女儿。
本篇的主角，张充和，是张冀牖的第四个女儿。张充和还有三位姐姐：大姐张元和，二姐张允和，三姐张兆和。四位姐妹的名字里，都带“儿”字，像两条腿，因为女儿终究都会嫁人。有意思的是，张冀牖还有六个儿子：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宁和，名字里都带了“宀”，取“宗”或“家”之意，因为儿子最后都会在家里延续宗祠。当然，这些寓意，仅仅是张冀牖作为一个文化人，在取名字时的巧思，他对女儿们的爱却是丝毫不打折扣的。
大女儿张元和，于190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十多岁的年纪，随着父亲迁居到了苏州。母亲爱听戏，常常带她去戏园子。父亲更甚，专门请来当时著名的职业昆班全福班里的乾旦（按：在戏剧表演中以男性出演女性角色）尤彩云，指点女儿们水磨声腔与表演身段。从此，昆曲成为张元和在学习之余最大的爱好。
不仅如此，昆曲还成了张元和姻缘的牵线人。那是1929年，张元和还在上大学，听了一堂童伯章教授讲的《拾画叫画》，那出戏出自昆曲名剧《牡丹亭》，讲的是书生柳梦梅在梅花庵太湖石底，拣到杜丽娘生前为自己画的一幅小像，惊为天人。于是，他对着画像时而拜，时而唤，仿佛眼前的不是一幅画，而是一位活生生的美人。是整整一出小生的独角戏，要呆，要痴，还要深情。《拾画叫画》是《牡丹亭》里除了《游园惊梦》而外最著名的一场戏了，早在两年前，也就是1927年，有交际圈“南唐北陆”之称的唐瑛与陆小曼，便在上海中央大戏院合演了一出《拾画叫画》，成为当年上海滩的娱乐头条之一。
张元和与妹妹，以及其他一同听了章教授讲的《拾画叫画》的昆曲迷们，特别想看看这一出戏本搬演到舞台上是什么样的。
恰逢上海大戏院里在演《牡丹亭》，演柳梦梅的叫顾传玠。可惜那天没演足本，更可惜的是，那场表演止于《冥判》，《拾画叫画》正是它的下一出。于是，张元和与妹妹，还有同学们，便给顾传玠写了一封信，请求他表演一场《拾画叫画》。那时候的顾传玠，已经是昆剧传习所最著名的小生之一了，女学生们莽撞写信，并未指望会有回复。可顾传玠竟然同意了她们的请求，并真的专门为她们唱了《拾画叫画》。自那以后，张元和与顾传玠慢慢熟稔，最后，张元和嫁给了他，并一生相守。
二女儿张允和。比之姐姐对于昆曲的热爱，她更喜欢历史，在语言文字上的造诣也更深。张允和自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经当过历史教师、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编辑，后来赋闲在家，晚年专心著述，出版了《最后的闺秀》与《昆曲日记》。她的丈夫周有光，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因为主持制定《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而在汉语现代化里做出杰出贡献，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张允和的为人，远没有她的简历来得那么枯燥。相反，她十分灵动跳脱，是个急性子。她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在大姐张元和的感情故事中，一个是在三妹张兆和的感情故事中。大姐与小生顾传玠恋爱后，对他们感情的未来十分迷茫，因为当时的伶人即便再红、再受欢迎，社会地位毕竟不高，而张元和身出名门，两个人之间的地位相差太过悬殊。张元和对这段感情何去何从毫无把握。张允和知道后，便告诉姐姐：“此人是不是一介之玉？如是，嫁他！”张元和这才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顾传玠。三妹张兆和未与沈从文订下婚约的时候，沈从文写一封信给张允和，请她代他向她们的父亲求亲。信的最后，沈从文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允和在得到了她父亲的允诺时，要向未来的妹夫报喜，急性子的她就打了一个字：允。张兆和生怕沈从文看不懂，又去了一封电报道：“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所以，张允和以一“允”字定沈从文与张兆和终身的美谈，就这么传开来了。
三女儿张兆和，便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妻子。那时候，沈从文是吴淞中国公学的老师，张兆和是他的学生。沈从文对张兆和开展的是死缠烂打式的追求，给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的情书，从未间断。对于文人来说，爱情从来都是最好的灵感，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一句：“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便出自沈从文给张兆和的情书。张兆和那时候是校花级别的人物，身边的追求者实在是太多了，并没有相中沈从文。为此，沈从文还到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那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说自己追不到心爱女子的大不幸。深谙民国故事的人一定知道，胡适是屡屡出现在民国女人故事里的和事老与月老，他边安慰沈从文，边说要帮他一把。
后来，终于忍受不了沈从文骚扰的张兆和，又去校长胡适那里告沈从文的状了，谁想到，堂堂一校之长竟然不帮一个被情书困扰的女学生，还对她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当然，最终，沈从文还是凭着他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毅力，击败了许多的“竞争者”，追到了张兆和。沈从文苦恋张兆和的那段故事，便也由悲情而变成逸事一桩了。
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也个个觅得佳偶，以“合肥四姐妹”而为世人所称道。
重要的是，她们都与年少时择定的伴侣携手终老，一生再无其他情事与绯闻。这在思想空前开放、恋爱主张空前通达的那个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她们有才吗？与丈夫陈西滢纠葛半生的凌叔华才气并不差。是她们美貌吗？与郁达夫夫妻反目相互视为寇仇的王映霞，美貌比之任何一位民国女人都不逊色。想来想去，也许，女人要寻得相携终老相伴一生的幸福，其实是需要大智慧的。四姐妹的大智慧在哪里呢？大抵如下：有识人之明，有慈悲之心，有容人雅量，有格物精神。
她活在自己的时代
张充和生于1914年，是四姐妹中唯一没有跟随父亲搬去苏州，而留在合肥的。因为她被过继给了二房的奶奶（也就是她的叔祖母）当孙女，所以，他们全家搬离的时候，年仅4岁的张充和没有同行。
那一次的搬迁，将张充和与三位姐姐们隔在了两个时代。姐姐们去的时代，是全新的、摩登的、扑面而来的；张充和留下的那个时代，则是慢悠悠的、古色古香的。多年以后，张充和走出了合肥，去了苏州、去了北平、去了西南，甚至去了国外，但终其一生，她的心都还停留在那个时代里，并且甘之如饴。
张充和的父母，先是生了四个女儿，然后才生了六个儿子，张充和之前，母亲已经接连生了三个女儿。在那个年代，没有生下一个儿子，妻子就算是没有为丈夫及婆家尽责。所以，当张充和出生的时候，母亲是极为失望的。当时，母亲的奶水又不足，张充和常常饿得哇哇大哭，叔祖母来家做客，听到小孩子的哭声，十分怜惜，便提出了收养张充和。
养祖母对张充和的疼爱、在她的教育上所付出的心力，丝毫不比她远在苏州的父母给姐姐们的少。她是清末重臣李鸿章的侄女，学养与见识都好，不仅亲自为张充和开蒙，还请来了书画艺术大家吴昌硕的得意门生——考古学家朱谟钦担任她的私塾老师。
朱先生教她古文，是从断句开始。第一次断的是《史记》“十二本纪”之六：《项羽本纪》。他教她书法，是从临《颜勤礼碑》开始。《颜勤礼碑》是我国古代书法大家颜真卿晚年书法技艺臻于纯熟时期的上乘之作，张充和自少年时临起，直到晚年仍时时练习。远承自颜体，几经书法老师提点，张充和的小楷结体端肃疏阔，骨力秀劲蕴藉，被誉为“当代小楷第一人”。
宋代学者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辨诗”，主张“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祖母与朱先生有意地，让张充和在做学问的初始便入了正门。
养祖母家里有丰富的藏书，张充和凭着兴趣取阅，小小年纪，《诗经》《左传》《史记》《汉书》她早已看熟了，昆曲名剧《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的戏文，也早已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淮南之地，戏曲文化底蕴不比苏杭，张充和基本没有与昆曲接触的机会，并不知道昆曲台本被搬演到了舞台上，到底是怎样一幅唯美的光景。她也并不知道，她翻看的那些戏文竟是可以唱的，只是单纯觉得，那些句子好美啊：“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似这般都付与了断井颓垣”“莫过乌衣巷，是别姓人家新画梁”“砧声又报一年秋。江水去悠悠。”她常常会不自觉地在心底吟诵起来。
多年以后，她回到苏州父亲身边，在父亲与三位姐姐的带领下，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昆曲表演，却觉得似曾相识。每一句唱词，每一句念白，都是她曾经在祖母的书房里翻看过、反复吟咏过，且因为实在太喜欢而早已熟记于心的。也是因此，张充和接触到昆曲表演，比几位姐姐都要晚上十几年，但她日后在昆曲方面的造诣却比三位姐姐都高。
开蒙教育而外，祖孙两代的天伦之乐，让她有着丰盛的情感与健康的人格。养祖母疼她，以自己的手杖替她量身高，发现她喜欢拣拾院子里掉落的梧桐籽，便让佣人拾来炒熟了给她吃，都是些琐细平常的、但却以“爱”贯穿起来的温暖细节，以至于张充和年幼的时候，总以为自己是祖母生的，也以为天下的孩子都和她一样，是祖母生的。
张充和与养祖母，一老一少，一个是饱历人间沧桑后的返璞归真，一个是因为不谙世事自然天成的懵懂天真。祖孙二人相互陪伴，十余年的光阴一闪而过。
1930年，养祖母去世了，张充和又回到了父亲与姐姐们中间。但十几年来，在合肥旧宅里，接受的那些最纯然的传统文化教育，牢牢地铸就了张充和的精神框架。
她极喜静。与三位在苏州城里长大，活泼、新潮、浑身上下充满灵气的姐姐相比，她随时都是安静的。她不爱扎堆，在学校里，不像别的女学生总要有几个要好的女生，下课、放学总粘在一起；在苏州家里的时候，常常一个人看书、练字。在戏曲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的苏州，在个个都是昆曲迷的张家，张充和也深深地迷恋上了昆曲，便常常一个人吊嗓，一个人练习。当时，女学校里学习昆曲的风气特别浓烈，女孩子们组成社团，常常一起排演剧目，张充和从不入社，也不与大家排演，但偶尔登台一回，唱腔之婉转、身段之柔美、表演之确当，每每让大家惊叹。
张充和恋旧，从来不喜欢赶时髦。她想做个古代人，喜欢穿旗袍，喜欢画国画，喜欢收集古墨、印章、文物，常常怀念少时在合肥旧宅里与祖母相处的时光。晚年的时候，更加珍惜与旧友有关的物件，她结婚时演奏家查阜西送她的一把名为“寒泉”的古琴，一直挂于她的房中；她画的一幅《仕女图》，上面有众多老友的题字，不幸失落后竟又重新出现在了拍卖会上，张充和的家人高价将画作拍回。
虽然比之姐姐们的活泼灵动，张充和稍显沉默寡言，但她沉静的外表下，却有一个十分坚持原则、甚至毫不相让的心。二姐张允和是姐妹里最调皮，因而常常有一些霸道，她曾经给张充和取了个外号叫“王觉悟”，并且把这个外号绣到了张充和的书包上。张充和就说：“哪有人改名字，把姓也改了的？”二姐机灵霸道惯了，面对妹妹的诘问，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自知理亏，便默默地把绣上张充和书包的外号又拆掉了。诗人卞之琳一生苦恋张充和，张充和知道自己并不心动，便从来没有给过他半分希望。
张充和的老友，著名画家张大千曾为她画过一幅小像。画里的张充和只是一抹淡淡的背影。张大千画过太多仕女图，她们丰腴、明艳，掩在丛花深处，人面花容交相映衬，毫无保留地展现着自己的美。而张充和的那一幅，清影、疏叶，仿佛时事离乱、世间纷扰都打扰不到画中人的宁静。一如真实的张充和，永远活在自己清平的时代里。
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回到苏州那一年，张充和16岁了。刚到苏州，张充和的打扮都是乡间女孩子的打扮，不入时流，她的几位姐姐常常笑话她，但相处久了，几位姐姐发现，这位妹妹的国文功底之深，是她们几个根本无法相比的，也因此深深知道，与小妹不容小觑的才学相比，她打扮上的“过时”，实在是细枝末节了。
张充和进了父亲创办的乐益女校读书。苏州城里的女孩子，都是蕴藉秀丽的山水和浓厚的人文气息里浸染出来的，漂亮、生机勃勃。但张充和完全不以为意。
张充和第一次回到苏州，待的时日并不长。但那段日子对她来说极为重要，在家庭氛围和地域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她发现了她真正的兴趣所在——昆曲，并终其一生都为这个爱好所牵系。父亲常常请来昆剧里的行家亲手教几位女儿习昆曲，她们还成立了个幔亭曲社，四姐妹常常对戏。张充和深爱《牡丹亭》里《游园惊梦》一出，常常和大姐张元和对戏，大姐演柳梦梅，张充和演杜丽娘。
苏州昆山是昆曲的发源地，昆剧历来殊盛，戏园子里常常有各大昆剧班子表演。张充和跟着姐姐们，成为戏园子里的常客。演员们勾画了精致的妆，云衫水袖在舞台上、光影下肆意飞扬，水磨声腔清丽婉转，弦管配乐的曲调悠远蕴藉……那番如梦如画的光景，与她们姐妹几个自己素服清唱的表演又不可同日而语。张充和深深沉迷其中。
自那时起，昆曲成为张充和素淡的生命底色里，最饱满的着墨之处。
后来，三姐张兆和嫁给了沈从文。张充和在出嫁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追随着三姐和三姐夫，先是北上到北平，后来，又跟着他们夫妻俩去了西南。
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的婚礼是在北京举办的，她自苏州北上参加姐姐的婚礼，索性留在了北京，住在姐姐与姐夫家。在北大当旁听生，并想考进北大继续读书。那是1933年。
北大的入学考试要考四科：国文、史地、数学、英文。但她在合肥，受的是私塾式的传统教育，几何、代数是新时期的学校才有的科目，于她而言便成了天方夜谭。张充和的国文试卷，笔迹劲秀，满纸都闪烁着才思，尤其是作文《我的中学时代》，洋洋洒洒，文采飞扬，阅卷老师看完大为欣赏。她的数学科目却交了白卷，只在卷头填了考生的姓名。当然，她报考北大用的名字，是自己随便取的假名字，叫张旋。一是怕考不上给家里人丢脸，二是不想沾姐夫沈从文的光。分数一出，她国文满分，数学零分。时任国文系主任的胡适十分爱才，在他的一力坚持下，最终，北大将张充和破格录取了。
自此，她开始了北大求学的生涯。那时的北大国文系，教师阵容堪称豪华：一代儒宗钱穆教授思想史、哲学大家冯友兰讲授哲学，此外，还有闻一多讲古代文学，刘文典教古诗。张充和沉浸其中，受益良多。但她偶尔也会“身在曹营心在汉”，跑到清华大学去听课，因为那里新开了一门昆曲的课程。可惜的是，张充和还未毕业，便因病休学了，最终也没有拿到北大的毕业证书。
1937年，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南迁至湖南长沙，合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由长沙西迁至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即著名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大部分南下，沈从文也携了夫人张兆和开始了流寓西南的生活。张充和跟着姐姐与姐夫一同南下，辗转于昆明、重庆与成都之间。
彼时的西南，名流云集。张充和深处其中，与许多名士结下了极深的渊源，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章士钊、沈尹默与郑肇经了。
名人之间交往，常常有逸事发生。张充和与章士钊的逸事，便是“蔡文姬”的比喻。那时，张充和在重庆教育部下属的礼乐馆工作，负责整理礼乐，也算是她的专长。张充和深爱昆曲，但与她的几位姐姐喜欢登台表演不同，张充和总是拣了没人的时候自己练习，所以，很少有人见过她登台表演。但她在重庆登了一回台，唱的依然是她的最爱：《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那场表演，是以戏园子专业昆曲班子的规格与水准演的。舞台精心布置了，请了专业的配乐班底。张充和梳了大头、贴了片子、吊起眉毛、挂着水袖，款款地走进舞台，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台下已然掌声雷动。
看完张充和那场演出后，章士钊久久难忘，并作了一首诗赠给张充和，称她是：“文姬流落于谁氏，十八胡笳只自怜。”章士钊本意是赞她戏唱得好，堪比东汉才艺俱佳的蔡文姬，张充和却十分不悦，认为将她比作陷于匈奴、流落胡人之手的蔡文姬“拟于不伦”。但多年以后，她嫁给了德裔美籍的汉学家傅汉思，再想起章士钊的这句赞语，才自嘲地说：他说对了，我是嫁给了胡人。
《游园惊梦》那惊鸿一瞥，不止落在了章士钊的眼里，也落在了书法名家沈尹默眼里。他对张充和的表演尤其称赏。张充和原本就钦慕沈尹默的书法，便因为这次的际遇，拜了沈尹默做老师。沈尹默成为继幼年时的私塾先生朱谟钦之后，张充和的第二位书法老师。沈尹默为人温柔敦厚，他见得张充和的字，知道她写字时有哪些还需要纠正的地方，往往不会说：你这样不行，你那样不行。只会根据她的症结，给她相应的字帖子要她临。这一对师生之间，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学生对老师的体恤，常常让人心向往之。张充和那时候常常去拜访老师，有一回走的时候，沈尹默非得效仿外国人的绅士风度，坚持送张充和去车站。沈尹默是一千七百多度的近视，张充和怕他回去的时候走丢，便在他从车站折返回家的时候，再偷偷地跟在他身后。沈尹默果然不识路，他边走边向人问路，最终“找”回自己家里，张充和这才重新去车站。
郑肇经（字权伯）是著名的水利学家，张充和流寓西南期间，他亦在四川，负责战时水利工程实验处。张充和去拜访郑肇经，坐着等他时，见有笔墨，正好当时心下思忖着沈尹默的一首诗：“曲弦拨尽情难尽，意足无声胜有声。今古悲欢终了了，为谁合眼想平生。”当下来了灵感，便借着办公室里的笔墨，画了一幅仕女图。张充和此前多画山水，极少画人物，并无自信。但郑肇经鼓励她把那幅画画完，并题上沈尹默的诗。张充和原本是戏作，谁知郑肇经却十分珍惜友人的作品，他不仅让沈尹默、章士钊等多位名人题了词，还精心地装裱了，无论家搬到哪里，都会将这幅画挂在自己的书房。后来，那幅画不幸在一场浩劫中遗失了，郑肇经心痛不已。直到多年以后，画上题了字的老友们都已先后离世，郑肇经也已不在人世，《仕女图》出现在了一次拍卖会上，张家人花费不菲拍回了那张画。多年前的一张戏作，几经流转，最终又回到了张充和手上。
联大期间，西南地区的环境清苦，但只要能唱昆曲，只要还能与知己故交谈诗论画，张充和便能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一如她曾经以章草写就的一联书法写的：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一生爱好是天然
有才华的女人大都爱浪漫，这一点对张充和并不适用。恰恰相反，她对待感情时，是一片朴素诚笃。这份朴素诚笃，用在倾己半生苦恋她的诗人卞之琳身上是丝毫不为所动，用在她的丈夫傅汉思身上，则是从一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