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早在北大求学时，就认识卞之琳了。那时候，张充和住在三姐家，而三姐夫沈从文和卞之琳是好友，他常常去家里做客。
第一次见面，生性好静的张充和，对眼前这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男子微微一笑，算是一个礼节性的招呼。她最不惯于社交与客套的。姐夫当时有名气，有慕名前来拜访的，有旧友故交过来寒暄的，家里来的客人很多，张充和对卞之琳并没有什么印象。
但卞之琳，却因为那一面，牵念了张充和大半辈子。
同样是诗人，同样陷于一段举世皆知的苦恋，卞之琳却与徐志摩不同。徐志摩几乎可以将世上所有美好的词句连缀成情书，献给自己心爱的女人，对林徽因如此，对陆小曼亦然。而卞之琳却从来没有对张充和表达过自己的心意。
同样是朋友，爱上的是同一家的姐妹，卞之琳与自己的好朋友沈从文也不同。沈从文为了追到张兆和差不多使尽了浑身解数，甚至到了死缠烂打的地步，卞之琳却只是远远站在一旁，静静地欣赏着张充和的美。
张充和因病休学，回到苏州休养时，他会去看她；张充和写文章，每每只当作游戏，别人随手拿去发表了她也并不介意，更没有想过要出版，所以连她自己也不晓得自己写的那些文章都到哪里去了，而卞之琳一篇一篇地帮她收集着、整理好，甚至还帮她结集出版；卞之琳那首著名的诗《断章》，很多人都将它视为一首哲理诗，事实上，那短短几句里，却道尽了他对于张充和的情思：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把爱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都做了，唯独那个“爱”字，如骨鲠在喉，却无论如何都吐不出口。反倒是诗人的朋友们实在看不过眼，出头帮他追求张充和。在西南的时候，卞之琳的好朋友们定期举办宴会，总是邀请张充和赴宴，好为卞之琳创造机会，宴席间也总帮诗人说上几句话。
这件事情让张充和头疼不已。为了躲避那些尴尬的饭局，她竟离家出走，一个人去山寺里躲起来了。后来，张充和的弟弟出去寻找姐姐，遇到张充和坐在黄包车上，弟弟于是追着张充和的车子。张充和以为是诗人或者他的朋友，竟让黄包车师傅加快速度。弟弟眼见着要追不上姐姐了，拦下一位骑着自行车的路人，拜托他赶上张充和的黄包车，说后面追赶着她的是弟弟，张充和这才叫黄包车师傅停下了。
对于卞之琳的感情，张充和十二分地确信，细腻、敏感如他，并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张充和又喜欢有才华的男人，但卞之琳新诗里闪现的才华，在国学底子深厚的张充和看来毕竟还是太过纤弱。当时的文化圈子，人人都知道卞之琳苦恋张充和，即便过去了很多年，仍然被时时提起。又一次，被她的朋友问起，张充和说：“这完全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和他恋过，所以谈不上苦与不苦。”再被问到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的时候，张充和说：“他从来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这听起来颇有点无情的话，却是张充和的爱情哲学：对待不爱的人，一时的慈悲与心软才是真正的残忍。
对于卞之琳的感情，她不是不知道，但对于他的不表达，她又别无他法。张充和因而从来都避免与他单独在一起，从不与他一起吃饭，不与他一起看戏。
直到1955年，卞之琳45岁的时候，才结婚了。
张充和是沉静的性子，她喜欢爽利的男人，就像她的丈夫傅汉思。但他们的爱情，却有着平淡的开场白。在晚年的张充和看来，那时候傅汉思并没有追求过她，他们好像也没有谈恋爱，她只是觉得傅汉思人好。
傅汉思是德裔美籍的犹太人，是被胡适力邀来做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主任的。他原本叫傅汉斯，与“汉思”这个名字同音不同字。“汉思”是张充和替他取的。
那时，张充和的感情一直不见着落，身边每每有追求者，张充和都不动心。这时候，傅汉思出现了。
彼时，张充和已经随着姐姐张兆和与姐夫沈从文回到了北平，仍然住在姐姐北平的家里。傅汉思与沈从文相熟，常常来找沈从文。起初，傅汉思是奔着沈从文来学习中文的，可自从见到沈从文家里住着才貌双全的小姨子后，傅汉思来找沈从文，便都成了借口。沈从文自然看出来了，以后，傅汉思每每来到家里，沈从文都会高喊一声“充和，找你的”便走了，留下傅汉思和张充和单独相处。
傅汉思外形俊朗、性格开朗，对汉学极为精通，连张充和都自叹弗如。后来还出版过《孟浩然传》《唐代文人：一部综合传记》《梅花与宫闱佳丽》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著作。与苦恋张充和的卞之琳完全是相反的类型。
张充和与傅汉思迅速相恋，隔年结婚。婚后不久，张充和便随傅汉思出国了。行李一切从简，张充和只带了她的古琴、几方古墨。
后来，在傅汉思进入耶鲁大学执教以前，家里生活极度困窘之时，她忍痛卖掉了自己收藏多年的十方古墨，用来贴补家用。
再后来，傅汉思进入耶鲁大学教中国诗词，张充和在耶鲁大学教昆曲、书法，夫妻二人做的都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事业。
张充和与当时许多名人的交往，多多少少都留下了一些逸事美谈，包括那位单恋她半生的诗人卞之琳。而与她的爱人汉思相伴半个世纪，却鲜少浪漫的故事留下来，唯一能勉强算得上浪漫的事情，大抵是她的代表作《桃花鱼》的英文版，是由丈夫亲自帮她翻译的。
张充和与傅汉思之间，想必从未将“爱”字挂在嘴边，但他们彼此却是对方的唯一。情到深处深转淡，一生爱好是天然。说的，大概就是他们的爱情。
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
记取武陵溪畔路，春风何限根芽，人间装点自由他，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
描就春痕无著处，最怜泡影身家。试将飞盖约残花，轻绡都是泪，和雾落平沙。
这阙《临江仙》，出自张充和的《桃花鱼》。
就像这首词里写的，“人间装点自由他，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张充和一生淡泊，从不为名利纷扰、从不因情爱困扰。她一生唯独对两样东西执着过，一个是昆曲，一个是书法，它们承托起张充和整个的精神世界。
离乡去国半个世纪，张充和不遗余力地教洋学生们昆曲和书法。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出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昆曲名列其中，与张充和多年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教授学生之余，张充和每天仍要练习书法，下笔运腕，力道惊人地好；她还不时与曲友们雅集、拍曲，一开口，腔调仍像年轻时一样婉转流丽。1986年，《牡丹亭》戏本的作者、明代戏剧家汤显祖逝世370周年纪念演出上，年逾古稀的张充和与80高龄的大姐张元和应邀，又合演了一出《游园惊梦》，风范不输于当年。热爱，让人永远年轻。
张充和一生宁静平和，连她的去世也是。2015年，已是102岁高龄的张充和，在酣然睡梦中离世。虽然“民国最后一位闺秀”的舞台落下帷幕，疏花素立的旧时仕女图掩卷闭轴，最后一位才女的传奇弦断响绝，但她骨子里的浑然天真，她精神世界的丰盛自足，却是留给女人们的一道意味深长的人生命题。
吕碧城：
民国女权第一人
1883年，是清德宗光绪九年。
山西太原新任学政大人府上，学政大人吕凤歧听到妻子顺利生产的消息。已是第三胎了，他并未像前两次那样紧张地等在夫人的产房外，而是在书房里练字。
家丁来报，说：“恭喜老爷，夫人顺利生产，是位千金。夫人着小的问您，给三小姐取什么名字好呢？”
吕凤歧听得，一手搁了毛笔在端砚上，背在身后，一手捻着胡须，沉吟半晌，缓缓道：“碧城，吕碧城。”
家丁答应一声，退了出去。
吕凤歧铺开一张新的宣纸，捋平，左右两端拿镇纸镇了，蘸饱了墨，写下十一个字：元始居紫云之阙，碧霞为城。
这两句，出自《太平御览》。
少年历劫，处变不惊
文章开篇那幅景象，其实是来自于我的虚构。多年以前，第一次听到吕碧城的名字、知道这个名字的出处，并大致读到一些关于她的八卦传奇时，脑子里便有了那样一幅画面。
事实上，碧城这个名字，并不是乃父所取。父亲给她取的名字叫贤锡，大抵是希望这个女儿能够像一个标准的淑女一般，将来嫁个好人家，为人妻母时也能贤惠有德。而她却并未像她父亲当年所期许的一般，成为闺中秀女，而是以“碧城”自许、自期。
吕碧城的气性、品格、作为，与《太平御览》里那句话——紫云之阙，碧霞为城——里的景象实在相配，高蹈云天，慷慨豪迈，几乎不让于须眉：她是中国近代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之一，是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开创者，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执掌校政（即校长）的女性，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此外，她还是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同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的传奇人物。
吕碧城祖籍安徽旌德，出生在山西太原，童年在安徽六安度过。
父亲吕凤歧是光绪三年二甲进士，曾任国史馆协修、玉牒馆纂修、山西学政。国史馆协修任上，他参与的是清史编纂；玉牒馆纂修任上，编修的是清朝皇族族谱；学政任上，主管的是山西一省的科举与教育。这些职位，如果没有满腹经纶，如果不对文章翰墨极为精通，如果没有过人的胸襟与识见，是绝对无法胜任的。吕凤歧的家底十分殷实，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他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还是自己的三万卷藏书。他闲来翻阅，即便政务繁忙，也要仆人好生打理。
从山西学政职上卸任归乡后，父亲几经寻觅，在安徽六安乡下购置了一块土地，自建了一所宅院，开始了闲云野鹤的生活。
二十世纪初年，有三户人家因为培养出的女儿个个品、貌、才、学俱佳而举世闻名。宋氏家族出了“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嫁给了其时政商两届呼风唤雨、富甲一方的孔祥熙，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祖籍安徽合肥的苏州教育家张冀牖培养了“合肥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四个女儿不仅在文学、昆曲方面各有建树，最终的婚姻生活也都十分美满，张元和嫁给了当年风靡上海滩的昆曲名伶顾传玠，张允和嫁给了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张兆和嫁的更是现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才气与成就最高的张充和嫁给了著名的汉学家、德裔美国籍犹太人傅汉思。
除了宋氏与合肥张家而外，还有一家，便是培养出了吕碧城的淮南吕家了。吕碧城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大姐吕惠如，二姐吕美荪，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女学人与教育家，吕碧城和两位姐姐被时人称为“淮南三吕”，极为出名；唯有妹妹算是寂寂无闻，想来是父亲英年早逝，妹妹年纪太小，还没来得及受到饱学的父亲指点与调教的缘故。
父亲有大才，但才未尽用。闲居清修的时候，索性就担任了女儿们的“私塾先生”。当然，父亲担当的私塾先生，可不是《牡丹亭》里那位顽固陈腐的私塾先生陈最良式的，而是将自己半生所学、所长，系统、得法地教给女儿们，写诗、作文、画画无一偏废。
原本骨子里就聪明灵秀，经过父亲的栽培与调教，吕碧城与两位姐姐，个个都是少年便负才名：四五岁便能熟诵《三字经》《千字文》；八九岁便已能写诗填词，且能很好地遵守格律、平仄、韵脚；十一二岁上，便已能写出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文章了。那时候，吕碧城每每写了新作，便在乡邻间传开了。
绿蚁浮春，玉龙回雪，谁识隐娘微旨？夜雨谈兵，春风说剑，冲天美人虹起。
把无限时恨，都消樽里。君未知？是天生粉荆脂聂，试凌波微步寒生易水。
浸把木兰花，谈认作等闲红紫。辽海功名，恨不到青闺儿女，剩一腔豪兴，写入丹青闲寄。
曾经有人拿了这首词，给吕凤歧的同年进士、同样极负才名，其时在渭南当知县的樊增祥看。樊增祥读罢连连叫好，这时，拿给他词的人方才说，这首词的作者才不过12岁而已。樊增祥大为惊讶。
吕碧城少年成名大约是在12岁，她家中的变故，也是发生在12岁。父亲因病去世了。
一朝身死，身后万般世态炎凉。
吕碧城想起父亲在世的时候。他常常带着她们回到老家，父亲主导重修族谱、修葺祖茔、祭祀先人。那时候的亲戚，对于父亲这个大才子的尊敬、对于她们姐妹几人的疼爱与照料，让她对老家充满了无限的眷恋。
父亲去世，尸骨未寒，她甚至连悲伤痛哭都还来不及，却眼睁睁见着父亲的同族兄弟、子侄们昔日的亲蔼面目全非，恶言恶语恶行，全部指向寡母孤女身上，为的是争夺父亲留下的遗产。
吕凤歧膝下曾有两个儿子，无奈年幼便夭折了，只剩下四个女儿。亲族们以女儿无权继承遗产为由，不仅瓜分遗产，甚至还将母女几个人囚禁了起来。年幼的吕碧城，平日里赋诗作画，完全是闺阁小姐的做派，头一次面临如此不堪的局面，她却表现得出奇镇定。
这场纠纷的解决，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吕碧城给父亲昔年的同窗写信求援，而解救她们母女的，是“时任江宁布政史的樊增祥”。吕碧城的做法让恶戚们知道这个姑娘不可小视，也让与她有婚约的同乡汪家深深忌惮。这一说法未必可信。父亲去世那一年，是1895年，樊增祥在陕西渭南任知县，并不是江宁布政史。陕西与安徽，以当时的交通状况，书信抵达、派兵驰援，一来一往之间所耗费的时日很久，恐怕不能及时援救。
因而，关于吕碧城母女的脱困，不过是她们万般无奈之下，答应了放弃遗产。亲族们贪财，倒不至于害命。既然她们母女表示了分文不取，自然也就平安了。
父亲去世，亲族欺凌还不够，吕碧城还遭遇了一个重大的打击，便是被取消了婚约。
吕碧城9岁那年，由父亲做主，与一山之隔的汪家订了儿女亲家。父亲死后，汪家眼见着吕家没落，遗产纠纷案尘埃落定后，母女五人既无家可归，还完全没有生计可以糊口，看当时的情况，若是娶了吕家的女儿，势必要受到她们的拖累，于是，汪家决定解除婚约。一纸退婚的书信送来，吕碧城万念俱灰。那个年代，女子还没过门便被退婚，或嫁过去了再被休掉，都是同等的奇耻大辱，恐怕一辈子都无法再抬起头来做人了。
她们无意再争执，同意退婚。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带着四个女儿回到安徽来安娘家。母亲知道，虽然回到娘家能够逃离吕氏亲族们的欺凌，但女儿仍然不仅要背着被退了婚的名声，她的才华也会被埋没掉。当时，吕碧城的舅舅严凤笙在塘沽任盐课司大使，于是，母亲便带着女儿们去天津塘沽投靠舅舅了。
那时，吕碧城还没有从一连串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也还不知道，她的命运将会彻底改写。
主笔《大公报》，宣扬女学
去塘沽之后，舅舅将她送到了一所学堂里读书。吕碧城天资聪颖，且有父亲帮她打下的坚实国学底子，成绩自然不在话下。
二十世纪初年出生的民国才女名媛们，到了上学的年纪，恰好赶上基督教会在中国兴办女学的风潮，家境殷实的人家送女儿去教会学校上学一时蔚成风气，因此，她们也大都是在洋学校里接受的教育。但吕碧城还在学龄的时候，人们的观念中，仍然认为女孩子只要学好女红、谨守妇德、嫁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生个一男半女、专心相夫教子就好，学习大抵是无用之事，更没有专门的女学校供女孩子们接受教育。
自小师从于父亲，父亲去世后能够去学校读书，对吕碧城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上学之余，她最乐在其中的事情，便是读书、作词。
8年时光转瞬即逝，吕碧城已经出落成漂亮的大姑娘了。与她同龄的女孩子们，大都已经奉了父母之命嫁做人妇了。舅舅或许也是托了相熟的人，帮自己的外甥女留意着，找个合适的人家，把终身大事给托付了。
8年前家中变故留给她的创伤渐渐平复了，但她却没有忘记，仅仅因为家中无男丁，那年她们母女五人被逼到了怎样的绝望境地。族人的势利与贪念固然是一方面，但给他们的“恶”撑腰的，却是女性地位低下的社会现实。当时，她们母女手无寸铁，只能认命。但现在，隐隐约约中，她似乎找到了武器：教育。
接受教育，获得独立的人格，是改变妇女地位与命运的唯一途径。
终于，20岁的吕碧城对舅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告诉舅舅，自己要去天津上女学。那时候，即便舅舅同意，吕碧城能去的女学，也不过是仅有的几所专为女子开设的私塾学堂而已。
舅舅是旧官僚，观念还是陈腐的那一套，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支持外甥女上学，已然是他能够做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年纪，还要继续上什么女学，就超出了舅舅能够支持与理解的范围了。听到吕碧城的想法，舅舅勃然大怒：“女孩子不好好在家里待着，整日抛头露面成何体统？什么劳什子的探寻女学，简直就是不守妇道！”
舅舅说出这样一番激烈言语的时候，绝对想不到，眼前站着的这位女孩子，3年后已经成功创办了一所女学校，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年轻的女校长了。当然，这是后话。
吕碧城也是烈性子，见与舅舅争执不下，索性离家出走了。她独自买了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没有行李，身无分文，前路茫茫。在火车上，对于舅舅的愤怒情绪渐渐平息了，这才有工夫仔细想想，天津并没有她可投奔之人，到了那里之后，没有一文钱，她吃什么？住哪里？接下来要怎么办？这个养尊处优惯了的富家小姐，心头隐隐地有了慌张与迷茫的感觉。
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不知是谁先起的话头，她与同车里的一位夫人攀谈起来。这位夫人与丈夫在天津经营着一家旅馆，名字叫佛照楼。夫人十分喜欢这个女孩子，又怜惜她在天津举目无亲，索性邀请吕碧城在找到落脚处之前，就住在她家。吕碧城一听，大喜过望，旋即就答应了老板娘的邀请。
总算是暂时有个住处了，接下来，便是谋求生计了。仅凭自己在大街上晃荡，恐怕连在饭店里刷碗的活计都找不到，她唯一能想到的，是在《大公报》馆里的方夫人。方夫人的丈夫在舅舅的署里担任秘书。
起初，对于向方夫人求援，吕碧城还有些犹豫。自己与舅舅闹翻时，曾豪言壮语，要追求女学，仿佛没有自己做不成的事情。眼下不过初到天津，自己求援的对象，却仍然是舅舅的关系。
信寄到了，躺在大公报馆里。不知方夫人有没有看到信，《大公报》的总经理英敛之却看见了。虽是求救于人，但那封信文采斐然、胆识过人，区区几百字，竟能让英敛之动了爱才之心。于是，他按着信中的地址，找到了吕碧城。
论年纪，英敛之长吕碧城十几岁；论阅历，英敛之弃武从文，早年间深受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新思潮的影响，发表过很多拥护变法的作品。通过一番对谈，英敛之深深为这个只有20岁的女孩子的才华、胸次、见识所折服，并邀请她担任《大公报》的见习编辑。
吕碧城就这样，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职业。也是因此，她算是误打误撞地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编辑。同是民国四大才女的萧红，有一段被人们熟知的经历。她挺着大肚子被初恋汪恩甲抛弃在旅馆，那时，她写信给《国际协报》求助，在萧军的帮助下脱困后，也成了《国际协报》的女记者。二人的经历何其相似，但吕碧城写信求援那一年，是1903年，比萧红早了将近30年。
《大公报》是吕碧城人生中全新的起点，她在这里谋到的不仅仅是一份维持生计的职业，更是一个展示才华与施展抱负的舞台。
进入《大公报》工作之后，吕碧城一篇又一篇地发表诗文作品。早在12岁时，吕碧城的词便已经受到父亲昔年同窗的击节赞赏。到了20岁，随着阅历的丰富，思想的成熟，调度情绪与驱遣文字的能力已进入化境。《大公报》上刊发的词作，笔法纯熟、格律谨严、气象恢宏，成为人们争相传阅的上品。一时间，洛阳为之纸贵。
这阙《满江红》，便是吕碧城发表在《大公报》上的第一首词作：
晦暗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幽与闭，长如夜。羁与绊，无休歇。叩帝阍不见，愤怀难泻。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叹蛙居井底愿频违，情空惹。
诗词而外，她写作的文章，基本都是为争取女权、兴办女学而服务的。诸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
“女学之倡，其宗旨总不外普助国家之公益，激发个人之权利二端。国家之公益者，合群也；个人之权利者，独立也。然非具独立之气，无以收合群之效；非藉合群之力，无以保独立之权。其意似离而实合也，因分别详言以解明之。有世界必有竞争，而智慧之机发焉，优劣之种判焉，强弱之国别焉。”这是《论提倡女学之宗旨》的开篇，大有拔剑四顾、横刀立马的气概。
吕碧城在她的这些文章里，把女性权利上升到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把女学上升为牵涉国家公益与天赋人权的高度来论述，希望借助自己的笔，并以之为刀，在当时陈旧的社会风气里划开一条口子，让被阴霾笼罩太久的中国妇女照到文明与进步的曙光。
那是一个进步思想将将冒头的年代，戊戌六君子的慷慨就义，使得追求社会变革的风气又喑哑下来。津京一带主张顺应时代潮流、打破固步自封、力主革除旧弊的名士屈指可数，如梁启超、严复、严范孙、傅增湘等，基本都是男人。
他们主张革新，着眼点往往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很少有人真正地去关心女人。比如说严复，他半生推举新政，却坚持主张结婚是为了“承祭祀，事二亲，延嗣续”，对自己的子女严格执行包办婚姻。既然结婚都是为了“延嗣续”，自然，女人的任务，便是生孩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吕碧城出现了，她争取女权、兴办女学主张的发表，说是“平地一声惊雷”并不为过。
吕碧城来天津还未满一年，却已凭着自己的才华与思想，从《大公报》的“见习编辑”，摇身一变成为主笔。她的文名，她的女学思想，也在京津两地传开了。
创办女校，实现理想
英敛之爱才。
他看着自己破格“提拔”来的编辑，每天起早贪黑伏案写作时，或者她的某篇文章又掀起了坊间争相传阅的小热潮时，都会为自己当初的眼光骄傲一阵子。他也知道，吕碧城的志向，绝不仅仅限于在报纸上发表一些鼓吹女学的文章。
于是，他几乎将自己认识的所有名流，都向吕碧城引荐了，想着说不定对她的理想能够有所帮助。吕碧城并没有辜负英敛之的厚望，凭着自己的才华与见识，获得许多名士的认可，其中，就包括了严复与傅增湘。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新法家以及翻译家。他通过翻译外文著作，系统地将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自然科学引入到中国。翻译需以“信、达、雅”作为标准，即是严复的首倡。
这样一位享有崇高声誉的名流，对吕碧城的称赏，比英敛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收吕碧城为弟子，亲自教授她逻辑学。师傅与弟子，还常常以诗词酬唱往来。严复曾在为吕碧城写的和诗里称赞她为：五陵尘土倾城春，知非空谷无佳人。
傅增湘亦是清末民初的名流，他最为时人称道的，是多达二十万卷的藏书。数量之富、涵盖之广，是连吕碧城的父亲也要自叹弗如的。傅增湘经英敛之的引见，第一次见到吕碧城，便十分欣赏她的才华与胆识，直夸她“才胆学博，高轶事辈”。那时候，吕碧城的一系列倡导女学的文章，傅增湘一定是看过的，他本人也有投身教育事业，尤其是推动女学的心愿。于是，他和吕碧城一拍即合，并联络了许多名流，一起创办女学。
机会来了。袁世凯第二次担任直隶总督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包括编练北洋军、创办多所武备学堂，着实做出了一些功绩。后来，不知是袁世凯本就有兴女学的打算，还是由于当时那些致力于兴办女学的名人志士的游说，总之，袁世凯同意创办一所女学校了。
以前，吕碧城以《大公报》为阵地，倡导兴办女学的时候，还只是理念的倡导阶段，而如今，眼见着自己的理想要实现了，摊在她、她的老师、与她有着同样理想的几位好友面前的，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局面以及接踵而至的一连串难题：校址选在哪里？校舍要建成什么样子的？经费从哪儿来？采用什么样的教育模式？学制与课程要怎样安排？学堂老师从哪里招募？招生采用什么样的标准？……
但光这“全中国第一所女学校”的名字，就足以让他们铆足了劲地应对一个个难题。英敛之、傅增湘、吕碧城等，各自分工，有人选校址，有人筹措经费，有人规划学校的建制，有人制定具体的章程，经过差不多一年艰苦卓绝的准备，女校的筹备工作渐渐有眉目了。
1904年7月14日，傅增湘带来了好消息：袁世凯总督同意拨款1000元作为学堂的启动经费、唐绍仪道尹同意每月拨款100元作为学堂日常的运转费用。至此，吕碧城创办女校的愿望不仅实现了，而且，这第一所女校在获得了袁、唐两位高官的拨款后，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办女学了。
10月3日，《天津女学堂创办章程》署以吕碧城的名字，发表于《大公报》。
10月23日，北洋女子公学开学。校址位于天津三马路。
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官立的女学堂：北洋女子公学正式创办。傅增湘任监督，相当于校长，吕碧城任总教习，掌管教学，大约相当于教导主任。
学校刚刚开办。虽然是头一遭，但由于大家筹备有方，章程得法，学校秩序井然。
1906年，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洋女子公学”改名为“北洋女师范学堂”，吕碧城升任为监督。
讽刺的是，也是在那一年，吕碧城的舅舅严凤笙遭到弹劾被革了职，一时没个去处，袁世凯便让他协助外甥女筹办师范学堂升级改制的事宜。后来，吕碧城常常拿当年舅舅骂自己“不守妇道”的事情调侃，说：“我能做到今天，多亏了舅舅当年那一骂呀！”
那一年，吕碧城23岁，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年轻的女校长。这个记录，至今无人打破。
民国最美女秘书，沪上最美女富豪
因为兴办女学之事，袁世凯在英敛之、严复的引荐下认识了吕碧城。
那时候的袁世凯，因为推行新政、兴兵强国、大办实业，而得到了许多在朝、在野的有志之士的拥戴，再加上由他一手组建并操练的北洋军实力雄厚，一度成为朝中重臣。
而这位国之重器，对吕碧城却是既恨得咬牙切齿，又欣赏得欲罢不能。恨她恃才傲物、目空一切、下笔全无遮拦，欣赏她才华横溢，怀抱胸襟往往胜过男儿。
袁世凯最恼吕碧城的时候，几乎要下令将她抓来受刑了。
那是1908年，光绪皇帝驾崩不久，慈禧太后又薨没了。老佛爷把持朝政多年，功过是非从未有人敢指摘一句。国丧期间，举国上下人心如漂萍一般没有着落，《大公报》上却发表了吕碧城写作的一首《百字令》：
排云深处，写婵娟一幅，翠衣轻羽。禁得兴亡千古恨，剑样英英眉妩。屏蔽边疆，京垓金币，纤手轻输去。游魂地下，羞逢汉雉唐鹉。
为问此地湖山，珠庭启处，犹是尘寰否？玉树歌残萤火黯，天子无愁有女。避暑庄荒，采香径冷，芳艳空尘土。西风残照，游人还赋禾黍。
词旁配着慈禧太后的一幅漫画小像。句句都是犀利指责，完全不留任何余地，甚至说：到了九泉之下，她慈禧太后怎么有脸见汉朝吕后与唐朝武则天呢？
拿到报纸，袁世凯读罢的反应，我们都可以想见。他定是拍案而起，怒吼一声：“一介女流，竟如此不知天高地厚！”他甚至都下令着人前往女学校，要将吕碧城捉拿归案了。却被人从旁劝阻，而这位劝阻的人，便是袁世凯的儿子——十分欣赏吕碧城才华的袁克文。再加上，袁世凯也着实十分欣赏吕碧城的才华，而事实上，吕碧城写的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便压住满腔怒火，让这个事件的影响自然消退了。
转眼到了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溥仪逊位第二年，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邀请吕碧城担任总统秘书。
起初，吕碧城和许多人一样，相信袁世凯是有能力巩固国祚，引导中国走向共和的。但担任起大总统的机要秘书，必然要跟总统重用的辅政官员打交道，吕碧城发现，原本以为袁世凯识人之明、用人有方，其实并不尽然。他身边更多的是杨度之流，国家振兴的道路究竟是恢复帝制还是走向共和，他们丝毫不关心。他们抓紧大权在握的时机，肆无忌惮地谋一己私利。甚至，他们还怂恿袁世凯称帝，因为一旦称帝成功，那么他们便是开国功臣，到了那个时候，权力、钱财自然都不在话下。
袁世凯，这位昔日名臣，一朝大权在握，渐渐迷失了双眼，开始筹备登基，恢复帝制。
这一切，吕碧城看在眼里，忧心如焚。终于，1915年8月，眼见着袁世凯公然支持筹安会，她向袁世凯提出了辞职。在这一点上，吕碧城比她的老师严复有气节许多，也聪明许多。当年，严复与吕碧城一同受到初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的邀请，严复担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吕碧城任机要秘书。
如今，吕碧城依然保持着清醒，严复却已然跑偏了，他与杨度等人组建了筹安会，打着“筹一国之治安”的旗号，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鸣锣开道。
吕碧城愤而辞职，带着母亲南下去了上海，严复却继续留在袁世凯身边，成了他的谋士，帮助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功败垂成，严复的名誉也遭遇了极大的损毁。
到了上海，吕碧城竟投身商界，从事贸易活动，从此对政治，甚至对她曾经十分热心的女学都不闻不问了。而她在文化界、教育界、政界的广泛交游，却成为她经商最好的资本。很快，吕碧城便拥有了巨额的财富。
吕碧城下海经商，原本就是对时局绝望用以逃避现实的选择，既然已经不缺钱了，她索性决定出国云游一番。1918年，吕碧城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旁听生的身份，兼修美术与文学两科。同时，她以上海《时报》主笔的身份，撰写她在美国漫游的经历，向国人宣扬美国的进步思潮与精神风貌。
1922年归国后，她更是开始炒作股票，她眼光准、出手狠，几乎每出手一次，便大赚一笔，不过四年，她就成了上海滩的富豪。
1926年，吕碧城再度出国云游，这一次，她将欧洲之行的见闻，写成了《欧美漫游录》。
从文，她是才气一流名满天下的女作家；开展教育，她创办的女学堂发展得有声有色；从政，在担任袁世凯总统机要秘书的几年里，简直到了可以呼风唤雨的地步；经商，毫不费力就成了家财万贯的女富豪。而在她这几个转换自如的身份里，不变的，是她出众的美貌。因而，当作家时，她是才貌双全的女作家；从事教育时，她是最美的女校长；从政时，她是袁世凯的最美女秘书；下海经商时，她又是沪上最美的女富豪。几乎可以说，吕碧城堪当民国女人中的一朵最美奇葩。
一人终老，却不孤独
许是12岁的变故，令她将命运中的所有劫难打包都受了，吕碧城以后大半生，自打逃离塘沽舅舅家独自入津起，几乎是享受到了一个女人所能享受到的所有好运气。
她出落成了数一数二的美人，连父亲的故交樊增祥都赠诗称赞她：天然眉目含英气，到处湖山养性灵。她与两位同样才华横溢的姐姐，经过英敛之在《大公报》上的一番称赞，得了个广为流传的称号，叫“淮南三吕，天下闻名”。她写诗作文，正好遇到可以施展才华的英敛之与《大公报》；她提倡女学，又碰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促成了筹办女校的志业；她一踏入政界，起点便是大总统的机要秘书；她一个猛子扎入商界，不出几年便又成为女富豪……吕碧城横跨文教、政、商三界，日常往来相与的，不是学界泰斗，便是政府要员，再要么就是富商巨贾，成为民国社交圈里，不是交际花，风头却盖过交际花的第一人。
这样一个女人，仿佛做什么成什么，几乎没有失败过，却独独在爱情上，从未开花结果，以至成了民国的极品剩女：有才、有貌、有名、有钱、有地位，什么都有了，却终身未嫁，独身终老。
她一辈子离婚姻最近的一回，便是12岁遭到变故后，被迫退掉的那个婚约。这件事情曾对吕碧城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她投奔舅舅之后，小小年纪便那么坚定地投身于女学；当她倡导女权、兴办女学的理想得到越来越多人支持的时候，与她志同道合的人，至多是理想与家庭兼顾着的，唯有她一门心思地扑在自己的理想上，从未考虑过自己的终身大事，也很少对某一个男人动心。这几近于偏执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当年那场变故的影响。
后来，当她以《大公报》的主笔、中国女权第一人、中国创办女学之先驱，乃至于袁大总统的机要秘书，而成为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炙手可热的人物时，再去环顾四周，发现能跟得上她的脚步、能与她的层次相匹配的男人，已经没有几个了。直到她最后下海经商赚得盆满钵满之后，生活更加自由随性，就更不想找个男人束缚住自己的脚步了。
那时候，还没有林徽因与凌叔华的才名，没有交际花唐瑛与陆小曼的风光无两，没有孟小冬的惊才绝艳，吕碧城以才学、美貌为时人称赏，而环伺在她身边的，不是学界泰斗，便是商界富豪，其中还不乏掌国政要。那些年的吕碧城，几乎可以说是风光独揽，甚至有“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说法。
吕碧城倒是有过中意的男人，一个是梁启超，才学、见识、地位都好，可惜梁启超早已使君有妇，且十分敬重他的妻子；一个是汪精卫，可惜汪精卫与吕碧城同岁，按照她的择偶标准，汪精卫还是略嫌年轻了些。
其他男人，大都是暗暗属意于她，真正敢放开胆子追求她的男人，倒是不多见。唯有两三段暗中情愫，被传说了百年，也不过是人们凭着“男主人公”们的日记或文章，连缀猜测得来的。他们，一个是当年因为吕碧城的一封求救信，便亲自找到她，并破格录用她成为《大公报》见习编辑的英敛之；一个是吕碧城拜于门下学习逻辑学、对她称赏有加的严复。
英敛之对吕碧城百般提携与照拂，一方面是出于爱才，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对吕碧城的别样情愫。吕碧城心气高，对于虽然年长于她，但才学在她之下的英敛之并不动心。1908年，英敛之在《大公报》上刊发了一篇文章，批评几位教习打扮娇艳，于师德有损，于师表有亏。吕碧城读罢，气愤异常，认为那篇文章分明就是在影射她，于是，愤怒的她当即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发表在《津报》上，从此以后，与英敛之绝交。英敛之对她的爱慕，便因为两人的交恶而不了了之了。
严复是在英敛之的介绍下认识吕碧城的。严复年长吕碧城二十九岁，自吕碧城拜入严复门下之后，严复便对她青眼有加。此后几年，严复的日记中经常提到吕碧城，他还会在写给亲戚的信中，谈起自己的女学生：“此女实是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于眼里之故。据我看来，甚是柔婉服善，说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处。”严复一直对吕碧城的终身大事极为操心，他在写给别人的信中提及：“碧城心高意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吾常劝其不必用功，早觅佳对，渠意深不谓然，大有立志不嫁以终其身之意，其可叹也。”
继英敛之、严复之后，吕碧城连绯闻和花边都不再有了。她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不再考虑婚嫁之事了。
1928年，吕碧城借着加入世界动物保护委员会之机，断荤食素。
1930年，吕碧城皈依佛门，以居士之身在家修行，法号“曼智”。
1943年，吕碧城在香港逝世，享年61岁，终身未嫁。
民国女人中，身世传奇者不乏其人，被人津津乐道的更不乏其人，但真正能像吕碧城那样，不靠着与男人的情感花边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便能把每一段人生经历都演绎得精彩绝伦，并成就了一段佳话的，却是寥寥无几。回顾吕碧城的一生，美貌是天赋的，这是运气的成分，但她精彩一生的最大助力，却不是风花雪月、百转柔肠，而是缘于她不输于男子的果敢、魄力、敢爱敢恨，以及敢为天下之先。
后世的我们何其有幸，生在一个女性受教育、被尊重、拥有独立人格早已成为理所当然之事的时代。或者，在钦佩吕碧城的性格，感慨她的际遇，惊叹她的才气与见识的同时，更应当感谢，自她起始为女性的地位、权力而奔走呼号的人们。
盛爱颐：
永不落幕的豪门传奇
旧上海十里洋场，是个盛产传奇的地方。
首席名媛唐瑛是传奇。20世纪20年代，百乐门里翩然起舞的身姿、卡尔登大戏院里不落窠臼的表演、社交场上蜂蝶环绕的中心，成就的，是青花瓷上游刃有余的浓淡转笔，山水画里恰到好处的墨色点染。
一代才女张爱玲是传奇。她用一枝天才的笔与一颗出离世外的心写尽浮世悲欢，她用她孤傲一生、孤独半世祭奠卑微到尘埃里的爱情，留给世人的，是心头永远无法抹去的苍凉手势。
黑帮老大杜月笙的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也是传奇。他嗜血成性杀人如麻，他刀下的尸体筑就了上海滩一代枭雄的荣耀宫殿，他又温柔万端儿女情长，收敛起乱世里锻造出来的粗暴狠戾，如一个寻常男人一般，余生只为孟小冬衷情所系，为的，只是初见她时那次不可扼止的心动。
此外还有，虽然早逝，一抹香魂却被人们永远惦念着的影星阮玲玉；生自上海曾叱咤于外交界的卓越外交家顾维钧。
在这些流传了大半个世纪仍不止息的故事里，还包括了一位曾在上海滩家喻户晓的“七小姐”——盛爱颐的传奇。
实业大亨盛宣怀
故事要从上海滩的实业大亨盛宣怀讲起。
十九世纪末期的上海，一方面因为远离政治权力中心思想禁锢较少，一方面背靠江南鱼米之乡民生富庶，再加上它是西方政治势力与文化思潮进入中国的门户之一。所以以上海为中心，辐射江浙一带，一度成为比京城的民风更为开化、经济更加发达的地区。
祖籍江阴，出生于江苏常州的盛宣怀，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虽然家人为他规定的人生正途仍然是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但他并没有因为十年寒窗苦读、熟习儒家经典、熟谙八股文章，而变成一个只会“之乎者也”坐而论道的迂腐夫子。相反，他头脑聪明、思维活络，把所受的教育活学活用在日后的为官生涯中，变成了经世致用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