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性趣
如何点燃海洋中的性欲之火
性海背景乐
1.《现在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了》——约翰尼·纳什
“I Can See Clearly Now”——Johnny Nash
2.《任时光流逝》——赫曼·哈普菲德
“As Time Goes By”——Herman Hupfeld
此时，在那广阔蓝色海洋中的某个地方，你可以打赌某些创造性的——即使不是偷偷摸摸的，也是非常有技巧性的——性行为正在进行。尽管我们不一定总有机会看到它，但是我们已经揭开了这个多彩并且古怪的性世界的一角，正是这个世界推动着海洋生物多样性和丰度的不断演变。
任何一门合格的性教育课都会告诉你，性行为既有收益也有风险。然而就海洋中的性而言，我们需要担心的风险来自寻找性的过程，远非性本身。在寻觅的过程中以及最后程序上都可能出岔子。我们都经历过柔和浪漫的灯光、完美的背景音乐、你和你热恋的爱人单独在一起。你侧身等待着那第一个吻，然后就在它发生之前，就在浓烈的感情爆发前的一瞬……砰！你的室友闯进了房间，打开了所有的灯。
海洋中也有这样的情况，捕食者的突袭会对鲷鱼的产子冲锋产生严重的阻碍，或者大风暴会产生巨浪导致海马无法前进或旋转。这种打断是意料之中的，而且各个物种通过进化，已经可以应对这些偶尔出现的情绪杀手了。但是人类的行为对于海洋中性的影响可不只是偶尔出现的。
我们简直就是最厉害的避孕药。
这就导致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仅仅针对受挫的鱼类。无论如何，我们与我们水里远亲的亲密行为的关系比我们认识到的更加密切。好的方面是，海里的性生活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了我们自己的幸福指数；不好的方面，因为这种亲密关系是双向的，而我们的行为破坏了海洋中关键的约会和交配游戏。现在深受我们喜爱的海鲜和多彩的珊瑚礁正在变得越来越少，而塑料颗粒和死区（水体内含氧量太低，不适于鱼类生存的区域）越来越多。从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看，全球范围内海洋生物的衰退对当地经济、食品安全、海岸稳定和水质产生了负面影响，减损了海洋提供的医药资源，以及娱乐、精神和文化价值。如果海洋中的性继续减少，这就是风险所在。
但也不要太泄气。好消息是过度捕捞、气候变化、污染和其他人类导致的情绪杀手并没有永久地扑灭海洋中的性欲之火。某些统计数据可能是可怕的，实际上对于未来的海洋这是一个伟大的乐观主义时代。我们只须泰然自若地坐在潜在的新关系的尖端，选择支持海洋的性动力，这样就能取得有利于我们所有人的回报。
接下来的部分将会详细讲述我们取得的主要胜利，比如新的政策、技术以及手段对扑灭性欲和妨碍性事的风气起到的扭转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我们最重视和依赖的物种。从全球趋势到当地行动，我们的所作所为正在为海洋中的性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取得更多成功。
减轻焦虑：缓解过度捕捞的压力
在压力下完成那件事是很艰难的。我们对海洋物种繁殖能力的预期根本不切实际。过去的150年里，渔船功率和尺寸的增加以及渔民的捕捞效率的提高，达到了让鲷鱼和鲨鱼数目无法保持增长的程度。它们的性策略致使它们不可能繁殖得很快，这样也就无法满足我们对海鲜越来越大的胃口。供应在下降而需求在上升。此外，由于我们有着捕获大鱼的习惯，给雌性留下了更瘦小的求爱者，也为种群中留下了更少的大个儿的雌性，进一步扼杀了交配的成功率。
还有，不要忘记潜在的萎缩——针对大鱼选择性捕捞的另一个负面作用。
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一个物种就会无法补足从种群中移除的个体数量？在确定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天性和行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找到这个平衡。生长缓慢的、寿命长的物种——比如鲨鱼和鳐鱼、海龟、海洋哺乳类以及其他鱼类——禁不起沙丁鱼或者某些鱿鱼承受的渔捕压力。以鲨鱼的情况为例，多数大型种类的雌性一次最多怀12个幼崽，而且经常每两年或三年生产一次。即使并不是所有的鲨鱼捕捞机构都进行不可持续性的捕捞，大型鲨鱼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种群衰退。
同时，特定的由性驱动的行为，比如形成产子集会或者聚集在海底山附近或者存在特别敏感的雌性也会让一些物种比其他物种更加脆弱。
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减轻压力？
从供给方面，渔业机构管理者有一件事可以做：通过规章制度把捕捞压力聚集到中等尺寸的鱼类。保护种群中的小鱼和大的成鱼有助于保证新的成体可以加入繁育池，并且降低捕捞引起生长率或者其他重要的生存特性变糟的概率。实验证明，对大鱼的选择性捕捞停止后，种群就会增长，一部分后代可以恢复到它们未受捕捞前的尺寸。恢复是缓慢的，但也是可能的。
为了给成熟的成体增加相聚的机会，渔业机构管理者也可以保护产子集会，而且要像我们保护筑巢的海鸟种群一样严格。因为产子集会把鱼类集中到不寻常的高密度，这种状态使得我们很难亲眼“看”到衰退：崩溃之前的集会看起来仍旧不错。考虑到这些年度事件对于未来种群增长的重要性，以及过去对集会捕捞的沉重记录，应该批准针对所有“海洋狂欢”的禁令。策略的强制执行虽然不易，但也证明对鱼类和渔民都是有效的。
红点石斑鱼（red hind）是一种小型石斑鱼，产于美属维京群岛的圣托马斯。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1999年对产子集会强制实行了永久关闭，迄今已经有了强烈的恢复迹象——当地种群显示出了平衡的性别比例和成倍的鱼群密度。另外，产卵场的鱼和保护区外面的鱼尺寸都比禁令前的更大，也给商业渔民的捕捞增加了收益。
对产子集会的保护也并不总是从上至下。比如说在斐济，一个叫作4FJ的草根运动正在开展中，鼓励人们在产子季节不要吃那些脆弱的石斑鱼。根据网络数据，超过4000人已经承诺不在7—9月吃、购买或者销售石斑鱼。这种创新的方式正在迅速发展，有助于扭转灾难性的损失：渔民过去30年来捕捞量下降了70％。
与此同时，我们同样也可以为负担过重的种群减轻压力：通过避免食用脆弱的物种并改变我们对海鲜的选择。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倾向于食用固定的物种，如金枪鱼、虾和鲑鱼。我们固定的偏好为这些野生物种带来了说不清的压力，也相当于支持了对环境最不友好的水产业。同时，我们也错过了可能更加令人兴奋的饮食体验。使我们的食谱变得多样化一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厨师们也在不断抓住机会让菜单更有创意又更具可持续性，以及新的市场渠道也提供多种方式来购买更多种类的海鲜。
在这些努力的背后有一个有远见的人叫巴顿·西弗（Barton Seaver），他是厨师，也是国家地理的会员，他证实了用具创意的方式烹调各种陌生的海鲜也是行得通的——无论从味道、可持续性还是经济的角度。几年前的一个晚上，西弗的供货商意外送来一箱飞鱼。当时供货商只是简单地说，这天是一个打鱼的“坏天气”。所以，西弗做了一道美味的调味汁，指示他的侍者讲述这些鱼的故事，然后到晚上7点这道菜就迅速卖完了——每盘26美元。
对于西弗来说，当选择海鲜的时候，我们应该问海洋可以持续提供什么，而不是只向它们索取我们想吃的东西。这是一种思维模式的转换，我们可以将捕捞力量重新分配到更负责的收捕中，为几百万饥饿的人类提供更多样化、更健康的海洋蛋白质。其中包括未充分利用的物种，它们经常被当作副产物扔掉，需要被清除的入侵物种（狮子鱼）以及一些被认为是“丑鱼”的物种，它们可能看起来倒胃口，但是吃起来美味（比如象拔蚌，一种看起来像长了一个巨大阴茎的蛤类，在亚洲风靡一时）。
幸运的是，当我们给物种喘息的机会并为它们提供休养空间时，种群经常会恢复。在美国，自从1996年开始实行严格的联邦管理计划后，2/3过度捕捞的种群已经成功地重建或者接近重建。曾经濒临边缘的东海岸条纹鲈和西海岸巨型海鲈鱼在本地严格的管理和施行体制下恢复了。
我们对物种多样化的需求有助于给过度开发的物种更多的机会来恢复，同时也可以保证渔民的生计，他们可以以捕捞其他鱼类为生。随着过度开发物种的再建，渔民的收入可以增加，我们菜单上的选择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拓宽。
但是我们怎么保证我们正在用那些可以承受合理捕捞压力的物种代替过度捕捞的、脆弱的物种呢？换句话说，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渔业机构的捕捞方式对某个海洋物种的繁殖是安全的呢？这要基于我们对鱼更深入的认识。
讲述故事：“有故事”的海鲜
哪个物种可能是最好的捕捞对象？这要取决于它们多久繁殖一次、繁殖的量和它们如何成功地繁殖，以及它们是如何被管理的。为了支持“有利繁殖”的海鲜，消费者需要吃非营利机构“鱼类未来”（Future of Fish）所谓的“有故事的鱼”（Storied Fish）：带着从水里一直到餐盘的旅途信息（如何、哪里以及什么时候这条鱼被捕获）。可持续性海鲜验证计划诸如海洋管理理事会（MSC，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和海产品指导计划，比如蒙特雷湾水族馆海鲜观察项目，将物种性生活考虑了进去，作为评估的部分因素。举个例子，物种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性成熟或者繁殖较早、频率较高？渔民是以产子集会为目标还是遵守季节性休渔规定？作为一般规则，接近食物链末端的物种（想想如沙丁鱼之类的小鱼和甲壳类）倾向于更快、更多地繁殖，它们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起点。
为了支持负责任的捕捞，最大的挑战是：进入我们餐盘的绝大多数鱼实际上完全是一个谜——鱼片上没有任何故事。今天，非法的、错误标识的和以不可持续方式捕捞的海鲜溜进供应链再到我们的盘子里是非常容易而且极其平常的事，其中就包括了产子季节非法捕获的鱼类和无脊椎动物。
如果你在北美跟两个朋友坐在一家餐馆里，而且都点了海鲜，你们中的一个可能会点一条贴错标签的鱼。这意味着高价的“当天渔获”很可能是一条便宜的罗非鱼。更令人担心的是，它也意味着你食物中的养殖虾可能是由奴隶从海上抓来用来喂鱼的。人口贩卖和其他社会弊病遍布于全球海鲜产业，直到最近才开始被揭露。这些广泛分布的犯罪行为甚至分布在主要的食品供应链上，比如沃尔玛、科思科（Cosco）和特斯科（Tesco）连锁超市。
每年会有价值达100亿～230亿美元的非法、未申报以及不受管控的鱼以各种方式进入全球海鲜供应链，在一些渔业机构中甚至占到总捕捞量的40％。无论是非法的鱼还是错误标识的鱼，问题的关键是食品生产系统，它把优质蛋白的东西变成了一种秘密商品。太多的秘密使人很难知道你盘中的海鲜是不是造成了海洋深处的繁殖灾难。
有一个方法可以保证你的海鲜不仅是有利繁殖的而且是对社会和环境负责的，那就是去买一条你比较了解的鱼，一条带着故事的鱼。和几年前相比，这在今天是一件容易得多的事，多亏几个新创举提供了与你的海鲜来源密切相关的信息。以生态支持型渔业机构（CSFs，Community Supported Fisheries）为例，它仿效了更知名的生态支持型农业（CSAs，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出现在北美的海岸小镇，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支持本地可持续捕捞（遵守禁渔期、体长限制和配额限制）的机会。通过直接从渔民手中采购，消费者可以了解鱼背后的故事。生态支持型的渔业机构也已证明可以降低海鲜购买所产生的总碳排放量，并且与当地商店购买相比，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选择。
通过给可持续海鲜在海鲜市场或者餐馆提供认证，尖端科技使带着故事的鱼成为可能。举个例子，圣地亚哥厨师罗布·鲁伊斯（Rob Ruiz）为他的寿司卷创造了食物二维码。它们是由糯米纸和大豆酱油组成的，用餐者可以用智能手机扫码，然后在为辛辣的金枪鱼卷蘸酱之前，读取它们背后的故事。对于那些喜欢在家里吃海鲜的人，像加拿大的“此鱼”（This Fish）和欧盟的“鱼的足迹”（Follow fish）等公司提供海鲜时，也在包装上带上相似的二维码——扫描后你会发现，其中不仅有海鲜的名字，而且还有给你带来这顿饭的渔船的名字。墨西哥湾的“野性之湾”（Gulf Wild）品牌也针对12个物种提供了同样的信息。因为鱼鳃上的标签有捕获物的相关信息，所以系统保证了每条鱼都来自参加项目的渔民，而整个项目承诺从事负责的渔捕行为。
供应链透明化：可追溯的交易记录
用来帮助促进海洋动物交配的不仅仅是前面提到的那些技术。不要担心，我们并不是要讨论性玩具。这一节将突出展示人们正在进行的努力，包括确保你所吃的海鲜就是你想要的，还有如何阻止非法的鱼类进入你的餐盘。
为了让有故事的鱼成为可能，必须有可靠的系统通过供应链来追溯海鲜的故事，包括从养殖地和捕捞地到你的餐盘的所有故事。目前这些幕后工作由非营利性和产业性组织在处理，目的是为了从海鲜供应链中连根拔除欺骗性的错误标识、非法的捕捞和奴役。它也允许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来区分和奖励——通过支付溢价从有责任感的渔民中得到的可靠渔获物。
从历史上来说，可追溯性成为更加可持续的渔业管理的最大障碍之一：声名狼藉的老式海鲜供应链仍旧依靠纸上的交易记录，但是未能沿着冗长的、纷乱的全球海鲜交易踪迹传递出信息。新的追溯技术体系正在改变这种情况，主要通过提供可证实的、透明的个人历史记录，即提供海鲜的历史记录。这就像一个基本的背景调查：这些体系保证标注有“可持续”的产品不隐藏任何肮脏的秘密。虽然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但是目前的事实是企业参与进来了，技术公司参与进来了，并且取得了进步。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进步给了我这样满脑子都是鱼的人一个信奉海洋乐观主义的理由。
水产养殖：海鲜也可以来自养殖场
可持续的水产养殖业发展有助于减轻野生物种的压力。之前做过渔民现为“顶针岛牡蛎”创建者的布伦·史密斯（Bren Smith）已经开始他所谓的3-D海洋养殖。通过从海面吊下的绳子上挂着的快速生长的海藻（如海带）和贝类（如牡蛎、贻贝和蛤蚌），他的养殖场净化了当地的海域，同时帮助贝类避免了本来会在海底埋掉它们的沉积物。海带吸收了二氧化碳，成了碳储藏罐，同时也从水中过滤掉了氮元素和其他污染物。绳子和袋子上悬挂的贝类也改变了养殖场周围的水质，帮助幼鱼创建了一个安全的栖息地。
最终，养殖场恢复了环境同时产出一系列海鲜产品。史密斯与当地的厨师合作开发了新的牡蛎菜肴、海带面条甚至还有海带冰激凌和鸡尾酒。他还与耶鲁和康涅狄格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把养殖场当作活的实验室，测试了将食物生产系统转变成栖息地恢复系统的新型海水养殖方式。最后，通过养殖场的非营利部门“绿波”（Green-Wave），史密斯与其他人分享了他的模式，目的是为了在全世界创建一支可持续海鲜养殖队伍。模式的关键是贝类，它们可以快速生长，繁殖数量可观，并且还能改善其他定居物种的栖息环境。
纵观全球，人们正在努力实现更加可持续的鱼虾养殖，结果喜忧参半。鱼虾可持续养殖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持久地依赖从野外捕来的物种作为饲料，比如鳀鱼和鲱鱼。每养殖一公斤鲑鱼估计约需要4公斤饵料鱼被磨成粉用作饲料。如果我们直接吃饵料鱼，这些鱼就可以喂养更多的人。我们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成群的银色鱼作为人类的食物，但是目前作为鱼、猪和鸡的养殖饲料，它们却被过度利用。把这些鱼做成饲料的压力甚至导致这些快速生长、性活跃的物种也达到了它们的极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私人和公共的资金渠道正在往研究工作中投钱，这些研究工作尝试用替代的蛋白质来源作为饲料，包括大豆和亚麻仁在内的植物蛋白、昆虫以及鱼油提炼厂的剩余物。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持续性最好的水产养殖，也就是说产品不需要饲料输入，比如甲壳类就是这种情况，或者饲料中不需要添加鱼粉或鱼油就可以生长。素食鱼与淡水的鲇鱼和罗非鱼可以达到这个目标——虾也可以，如果它们的养殖没有破坏当地的红树林栖息地。这意味着虾可以养在陆地的水箱里。
最后，针对一些几乎消耗殆尽的海鲜食物进行养殖可能是拯救这个物种唯一的机会。和针对濒危白犀牛的圈养繁殖计划一样，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德加海洋实验室正率先试图挽救极度濒危的白鲍鱼。为了让雄性和雌性在水箱里产子，经过几乎十年的失败尝试，科学家在2012年有了突破。克里斯廷·阿基利诺博士（Dr. Kristin Aquilino）是白鲍鱼项目的首席研究员之一，取得进展时她就在那里：“我们把鲍鱼各自放进木桶里，然后开启所有程序来尝试让它们产子。”阿基利诺告诉我，这个程序包括演奏一些巴瑞·怀特的歌曲来帮它们调整情绪，最后加一点温和的过氧化物到海水中——科学家认为这可以模仿鲍鱼在野外释放的化学信息素。然后科学家们只要等着就行了。“雌性产出了几枚卵子，接着我们只需要其中一个雄性来产出精子就好。”阿基利诺焦急地从一个木桶走向另一个木桶，不断地贴近观察。这时她看到了，少量的一股乳白色液体从其中一个雄性的底部漂了出来。“要不是我拿了一根移液管在手里并把它吸了上来，我很有可能就错过它了。”精子数量极少，几乎只够一半的卵子受精，但那也够了。“这是我经历的最接近奇迹的一件事，”阿基利诺叹了口气，“从那少量的爆发中，我们孕育出大约20个新的个体。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第二年，大概有120个，再接下的一年有2000个。今年，可能已经超过5000个。数字不断在增长。”
尽管在他们培养出成千上万的个体并有可能恢复种群之前研究人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过去四年里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使我们有理由对他们寄予厚望——对北美洲西海岸的鲍鱼来说，一线曙光照进了那段曾经黑暗的历史。随着持续的成功，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很有可能有机会见证白鲍鱼重返野外的那一刻。
给它们一些隐私：大范围海洋保护区的兴起
大范围分散我们的需求，肯定可以有助于物种的恢复。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海洋环境的恶化也需要我们规划一些区域，在那里海洋生物可以不被打扰，能够进一步恢复和兴旺。和我们在陆地上做的一样，我们需要留出避难所，由此可以丰富海洋生态系统的资源，增强恢复力。
美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是1872年建立的，第一个海洋保护区于1972年建立在海军军舰“莫尼特号”沉没的遗址上。今天，水下海洋保护区项目仍然落后于陆地项目：陆地保护区域占了陆地的10％～15％，但是海洋保护区只占海洋面积的2％～3％。即使在这么少的数量下也只有大约1％的海洋是完全被保护起来的，并被叫作“海洋自然保护区”——向所有开发行为，如捕捞或者石油和天然气运营都不开放的区域。
对于正在寻找一个浪漫短假的鱼、鲨鱼、鱿鱼或者螃蟹来说，海洋保护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目的地。但是不是所有海洋保护区都一样？规模、管理的程度和保护的持续时间都会影响一个保护区在恢复海洋物种方面的贡献；从历史经验来看，保护区太少、太小，而且执行得不充分，实际上没什么用。但是在过去的10年间，这个开始改变。2004年，大堡礁海洋公园（面积接近德国）把完全保护区域扩大到了整个公园的1/3。从那时起，在自己领海范围内认定大型（大多至少有100000平方千米）海洋保护区的国家越来越多。后期的多数保护区是完全禁止捕捞的，这些新的保护区对之前保护不力的物种提供了保护：大型、快速移动的鱼类和鲨鱼。许多保护区还包括大片的多样化的、邻近的栖息地，如海草场、红树林和珊瑚礁，在那里，占据不同生态系统的性隔离种群都能受到保护。它们同时也保护了会长距离穿越的物种的巢区，如石斑鱼，它们会从巢穴转移到产子点。
除了上述效益，在特别偏远的大型保护区也提供了另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当我们观察这些鱼时，它们不会逃跑。没有了恐惧感再加上更高的（且更自然的）物种丰度，很容易有新的发现。科学家第一次观察到雄鱼在争夺统治权中用头暴力地撞击另一条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种有蹄类（比如鹿、猪和山羊）才有的行为，类似的攻击性争斗之前在鱼类中没有见到过。但是2011年，驼背大鹦嘴鱼给我们进行了一场表演，就在一个偏远且受到保护的中太平洋海岛周围的礁石旁。毋庸置疑，鱼类也可以像大角羊一样用头互相撞击。
驼背大鹦嘴鱼作为珊瑚礁上最大的食草动物可以长到1.5米，重量可以超过75千克，足足有一个成人那么重。严重的过度捕捞遍布它们的活动范围。直到科学家在威克岛附近听到刺耳的撞击声并且看到驼背大鹦嘴鱼之间相互撞击，反复较量之前，他们一直把驼背大鹦嘴鱼用它们坚硬而平整的前额撞击大块珊瑚的行为看作它们捕食行为的一部分。
在其他地方，种群可能太小而不能保证这种攻击性的竞争。但是在威克岛，浓密的鱼群会引起战斗。雄性从平行的游动开始，似乎是在估计对方的大小。过了一会儿，它们游开去，然后快速掉头，面对着对方，像决斗前的枪手。接着，它们加速向前、碰头，多达四次，直到一个被击败（并且可能头晕目眩）的雄性让步，然后游走。这种行为与破晓前的产子冲锋相一致，表明在产子区域内雄性可能会撞击头骨来赢得领地。
作为太平洋偏远岛屿海洋国家保护区的一部分，威克岛包含有几座岛屿，覆盖了127万平方千米。作为窗口，它和其他类似的海洋保护区拥有巨大的价值，甚至可以观察到一些海洋中最著名成员的约会策略和交配策略。
保证安全：保护海洋中的性的技术
如果你想到的是巨大的鲸用避孕套，那你就错了，这不是那种类型的保护。我们讨论的是高科技设备可以提供新的方式来监视和研究我们与海洋生物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价格实惠而且容易操作的“间谍软件”的出现使得在广阔而偏远的海洋保护区巡游成为可能，并且让我们可以看到远在外海的捕捞活动。
帕劳共和国包括8座主岛和大约250座小岛，总面积不到466平方千米。不过，它的领海包含了大约60万平方千米——一个接近法国国土大小的面积。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在这么大的海域里怎么执行渔业法律？直到几个月前，依然没有好的答案。但是今天多亏了一些离海面几千千米高的卫星的帮助，他们做到了。
有一个工程叫作“海洋之眼工程”，由皮尤慈善信托基金（Pew Charitable Trusts）发起，结合了基于卫星的船舶跟踪信息与定向技术，以帮助政府鉴别和起诉海域内的非法捕捞。所有超过一定尺寸的船舶要求使用一种自动识别系统，它能传送的信号包含独一无二的船舶标志号（像一个汽车的车辆识别号码）和一个GPS定位信号。皮尤的“虚拟监控室”目前监视着智利复活节岛和帕劳领海周围的活动，帮助这些政府确保对广阔的海洋资源的保护，即使处于偏远的位置。
在一项补充的工作中，公益组织“空中真相”（Sky Truth）正与谷歌和公益组织“奥希阿纳”（Oceana）合作发展“全球捕捞监测”，这是一种基于网络的工具，用来监测全球范围内的捕捞活动。它和皮尤一样使用自动识别系统数据，但是方式不一样。目前，由自动识别系统记录的成千上万的数据点全都汇入巨大的云存储当中，这使得它难以区分渔场中来来回回的船是在从事捕捞活动还是运输活动。“空中真相”正在开发一种算法，可以基于渔船的移动确定发生的作业种类（如底拖作业或延绳钓）。这种存取开放的数据通过在线公共门户网站就可以使用，让观众在他们国家海岸附近的潜水点周围，或者任何他们可能有兴趣探索的地方来帮忙监视渔船的行为。通过开放这一数据，“全球捕捞监测”打算利用公众的力量来鉴别可疑船只。人们也寄希望于这一系统，希望能汇编关于捕捞活动数量、捕捞种类、捕捞时间、捕捞位置等信息。尽管这些卫星技术解决方案正在起步阶段，但是它们依然有望改变游戏规则。
从最高级的生物到亚细胞层面，DNA检测技术等新工具也被用来更好地执行渔业的规章制度。对于任何规章制度来说通常都是这样的，只有能执行的规则才会有效果。2014年，鲨鱼的五个新种类加入了《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II中，以限制这些物种和它们器官的国际贸易。最近列入附录II清单的鲨鱼种类数量达到了八种，包括大白鲨和三种双髻鲨。这种国际协定在这些濒危物种的保护中是向前的一大步，但是它也面临着执行方面的挑战。
每年大约有6300万条鲨鱼（也可能有27300万条之多）被捕上来，主要用于供应鱼翅市场，因为这道菜在亚洲文化中是身份的象征。向这个市场供应鲨鱼翅是一种极为浪费和可怕的行为，因为渔民在船上割下鲨鱼的鳍，然后将仍旧活着的身体扔回大海，在那里它们会失血而死或者因没有鱼鳍无法游动而窒息。
在初步加工阶段，鲨鱼鳍会被风干，然后连皮一起运输到亚洲（运用新研发的鲨鱼鳍身份指南，训练有素的海关官员可以从这些鳍上鉴别出种类，再用DNA测试来验证）。下一个步骤就是去掉皮肤，再用化学物质漂白产品，这样就无法用肉眼判断种类了，然后再将DNA破坏，导致标准的基因测试失灵。但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德米安·查普曼（Demien Chapman）和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凯文·费尔德海姆（Kevin Feldheim）等研究人员开发了一项新技术，只需要用到部分的DNA序列。
目前为止，“迷你DNA条形码”测试可以成功地在加工阶段后期鉴别出八个鲨鱼种类里的七种，甚至有几次成功地鉴别出已经进入汤碗里的种类。相似的DNA测试被用到鉴别全球范围内的饭店和商店中错误标识的海鲜。
另外，遗传学为海洋中最大的漫游者的路线图的绘制提供了帮助。例如，遗传学结合加拉帕戈斯群岛和智利附近的一条蓝鲸的取样照片，证明了这条鲸迁徙了大约5000千米的距离，这是所有南半球蓝鲸移动距离记录中最长的。这一信息有助于研究人员为这些远程物种鉴别关键的栖息地，包括繁殖地。这些数据也有助于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的努力，使其能有效保护这些仍然濒危的种群。
科技也能用于帮助鲸通过安全通道进出它们喜欢的栖息地。船运交通近年来在马萨诸塞湾的斯特尔威根海岸国家海洋保护区增长非常快，也增加了船舶对那些欢闹的而且高度濒危的北露脊鲸的撞击风险。这群露脊鲸目前数量大约是490条，损失任何一个个体，特别是一个成年雌性，对物种未来的生存会造成巨大的影响。通过研究产业的合作关系，康奈尔鸟类学实验室的生物声学研究项目和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中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系列智能浮标，它们可能探测到鲸在5海里外的呼唤，然后向接近该区域的船只发送警报。然后船长可以放慢船只速度并布置警戒，降低船舶撞击的风险。这个倡议提供了一种模式，可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被复制，即那些有船舶进出繁育和采食场，会给鲸带来危险的地方。
作为堡礁环境教育基金的“石斑鱼月亮计划”（Grouper Moon Project）的一部分，监听站仍在持续帮助破解石斑鱼狂欢背后的动力。这些数据显示了鱼什么时候开始向产子场洄游、从哪里来、会待多久以及到哪里去。为了努力教育当地公众关于保护这个大型产子集会的重要性，研究人员通过与当地学校紧密合作，为孩子提供教育，让他们理解家乡的海水中发生的这一独特的事件。基于这些努力，2011年开曼群岛政府将季节性的禁令又延长了8年，针对的是在拿骚石斑鱼产子地的捕捞。迄今为止，禁令看起来是有效的，有信号表明个体的尺寸有所恢复，新的“未成年人”进行了它们的第一次产子，并且相对于禁令开始生效的2003年，鱼的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今天，研究人员沿着全世界的海岸线部署了越来越多的声学阵列，这有助于增加我们对物种在产子地和采食场中往返迁徙方式的理解。这些声学阵列正提供一种全新的方式研究物种——通过监听它们去哪里，以及它们一路如何（以及是否）交流。
因地制宜：关于有价值区域的海洋管理
当然，不是每一块海域都能被隔离成一个海洋保护区，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做。海洋区划要注意到海洋资源的多种用途并争取像管理陆地区域一样管理海洋区域，不同的区块允许不同的活动。其中要考虑海洋物种的重要栖息地，包括繁殖地和哺育场所，以及传统的渔场，其他开采活动以及娱乐和文化用途。在全球大多数地区，还没有对近岸和离岸的海洋资源的此类整理；鱼类被当作单一的物种管理，而且经常不同的政府机构管理不同的行为，相互合作极少。
维特研究所的“蓝色光晕”（Blue Halo）项目就是这样的例子，代表了这种传统碎片式的方法如何可以被更全面有效的方法取代。这个2012年发起的项目通过与岛国合作来鉴别和完成其目标，对离岸3海里内的全部领海进行海域使用和管理。经过初步的努力，项目已经成功地在巴布达岛签署了海洋管理法案，而且最近在库拉索岛和蒙特塞拉特岛进行了启动。较小的保护区也能取得成功，特别是那些已经实施了好几年的。卡布普勒莫国家海洋公园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故事。它坐落在被雅克·库斯托称作“世界水族馆”的地方。生活在墨西哥巴哈半岛东南角的渔民们注意到经过几十年的过度捕捞，他们赖以生存的古老岛礁已经被掏空。为了试图从完全崩溃中挽救这个生态系统，当地渔民组织起来并向墨西哥政府请愿创建一个海洋保护区，包括一大块非作业区域。
这是一个依赖于当地公众的参与和执行的大胆举动。它大约用了5年时间才出现恢复的迹象，在1999—2009年，海洋保护区的鱼相比于附近水域有了惊人的增长（463％）。大大小小的鱼陆续回来了，壮观的产子集会也回归了，包括石斑鱼和鲷鱼等。这种定向的办法可以用来保护特定的有高价值和极为脆弱的区域，也可以用于保护海底山——尤其是与拥有更先进监测能力的新型技术相结合后。完全保护并不总是必需的，但是针对敏感的栖息地以及不断增长的压力（如，现在的技术可以打开海底山用于采矿活动），需要更封闭和对使用权严格控制的方式。
当与其他渔业和海岸开发的规章制度相结合的时候，小型保护区的战略性设置以及恰当的执行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雌性“笑话石斑鱼”（是的，它们真的叫作笑话石斑鱼，gag grouper，学名小鳞喙鲈）的未来面临着重要挑战，它们需要设法在雄性个体少于5％的集会中产子。作为一种雌性先熟雌雄同体，它们出生时是雌性的，然后在10或11岁转变成雄性。随着时间的流逝，渔民已经优先地抓走了多数大个儿、性成熟的雄性而且也抓走了许多较大的雌性，正是这些雌性最终会变成雄性。由于雄性少得可怜，不可能产生足够的精子供应给雌性的卵子受精。雌性笑话石斑鱼成熟后带着卵子出现在派对上，但是多数都无法孵出。为了解决衰退和性别偏移问题，管理人员决定在产子的几个月内进行季节性封闭。这样就可以允许成体专心地交配而不被美味的诱饵分散注意力。此外，已知的用来庇护大型性成熟雄性的小块区域已被永久封闭，不对渔业开放。近年来，这些措施与每年的捕捞限额相结合已经证明笑话石斑鱼在南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有所恢复。
他们的生计：支持渔业的替代行业
减少捕鱼活动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尤其是面对产子集会的时候，因为许多渔民正是以这些集中捕捞作为他们收入的来源。找到替代的生计支撑是创造有效政策的关键，并有助于物质上鼓励遵守规章制度的行为。一个可能的方式就是把渔民转变成为那些想溜进产子地偷看性交的潜水者的付费导游。用这种方式，一条鱼年复一年地产子可以比一次钓上来卖掉给渔民带来更多的美元。伯利兹和古巴都试验过这种方式，训练渔民参与旅游业和娱乐性渔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类似地，水下生态旅游产业的兴起为海洋物种保护的商业获利提供了机会。从巴哈马到马尔代夫，这些岛国中定居的鲨鱼种群推动了潜水行业，每年产生几百万美元的收入。在帕劳——第一个在它所有领海范围内禁止鲨鱼商业捕捞的国家——最近的经济评估估计一条定居的鲨鱼一生可以产生将近200万美元的价值，而切除鱼鳍和卖作鱼肉只能获得几百美元。总之，活的鲨鱼可能给帕劳带来至少8％的GDP。从鲨鱼潜水到观鲸，研究表明许多海洋物种活着比死了有价值得多。这种海洋物种的价值再评估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更多的保护区。在过去的几年里，十多个国家加入帕劳的行列，禁止在自己的海域内进行鲨鱼商业捕捞。当你选择度假目的地时，尤其是考虑娱乐性的潜水时，请考虑把你们旅游的钱花在这些国家，他们正努力保护我们的海洋资源。
生态旅游并不是在哪里都可行的，这时就需要发展其他方式的补偿。在食物链的另一端，有一个“生态创业”的例子。来自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南部色拉岸岛的社会企业家韦恩·帕托（Wayan Patut）创造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帮助渔民转变成珊瑚养殖户。大的度假胜地发展项目摧毁了当地的珊瑚礁后，帕托与当地渔民的孩子约定建造小的珊瑚养殖场，在珊瑚礁周围，也就是他们父母用炸药等破坏性的捕捞工具来捕鱼的地方，养殖他们的珊瑚。这是一个聪明且有意为之的策略。渔民会被孩子恢复栖息地的努力所感动，而且炸鱼会不小心损坏孩子的珊瑚花园，他们于是也慢慢开始自己学习养殖技术了。帕托创造的合作社现在养殖珊瑚卖给水族贸易行业，同时也会移植到野外的珊瑚礁上。通过为水族贸易行业提供珊瑚碎片以及珊瑚鱼，再加上当地养殖场的潜水旅游所产生的收益，渔民的收入可以得到提高。他们现在的谋生方式可以帮助建立珊瑚礁而不是炸掉珊瑚礁。珊瑚养殖背后的科学正在以快速的节奏发展，全球有数十个培育基地正积极培育珊瑚虫，然后移植珊瑚碎片到受损的而且正在恢复中的珊瑚礁上，希望促进当地种群数量的提高。科学研究提高了繁殖技术，培育珊瑚的成本下降了，养殖也因此变得更加人性化。举个例子，基于碎片形状和大小，佛罗里达莫特海洋实验室找到了加快生长速率的方法，同时澳大利亚研究人员正在进行实验，培育可能对气候变化更具耐受力的珊瑚品种。珊瑚养殖的兴起已经引起了一种日益活跃的“志愿精神”：珊瑚礁参观者可以参与到生长和移植项目中。这些方法已经为具有生态意识的企业家打开了大门，从而建立海洋友好型商业。
达到自然状态：解决污染和沿海开发问题
交配最好发生在自然状态下。对于海洋物种，这意味着栖息地要远离塑料和污染。这些东西会引起不自然的性转变，或者打断繁殖。即使在海里，每个人也都喜欢干净的“床单”。
迄今为止，干扰内分泌的化学物质的不断增加与以下现象密切相关：普吉特海湾的英国鳎鱼产子延迟、巴斯克沿海的雄胭脂鱼的雌性化、环斑海豹的不育、部分甲壳类雄性的去雄性化、部分雌性的雄性化（长出阴茎的海螺）、鳕鱼卵子数量的下降，当然还有福特博士在苏格兰海岸发现的奇怪的双性端足目。即使30年前已经被禁用，多氯联苯还在作祟，导致港湾鼠海豚的繁殖失败，同时养牛产业中使用的激素似乎使热情、爱调戏的雄性孔雀鱼变成了偷偷摸摸的强奸犯。此外还有对海洋生物间交流的影响：来自废水、水下油管渗漏、大型石油泄漏事件的化学污染物可以干扰交配成功率，原因就是它们掩盖了经常漂荡在海里的化学信号。
至于无处不在的塑料，最近的研究估计每年会有50亿～120亿千克从陆地进入海洋。海洋污染物的减少通常关乎的是政策和行为的改变。这种改变可以在全球和局部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世界范围内对塑料袋的禁止就是从局部努力走向全球的一个例子。完全禁止的就有意大利和科特迪瓦等国，而在美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和印度都颁布了城市级别的禁令。所有这些努力大量减少了进入填埋场和海洋的塑料袋数量。类似的还有，在美国，州和联邦两个层面都在进行立法试图禁止塑料微珠的使用。这些微珠被用作化妆品、牙膏和肥皂的研磨剂，它们是如此之小，可以直接穿过城市的水处理设施奔向大海，在那里它们可以累积毒素或者进入海洋生物的肚子里导致其营养不良。
最近的数据显示，高达80％的塑料污染物来自20余个中等收入、快速发展的国家，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缺乏有效的废物管理系统。实际上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如果集中改善这些目标国家的处理设施，就能在未来实现海洋污染的大幅下降。
至于那些已经存在于海里的污染，要将这么小的颗粒过滤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可以捕捉如此微小物质的手段也会带走所有食物链赖以存在的重要浮游生物。这也是目前海洋管理的最大挑战之一。不过另一方面，在处理大块垃圾方面我们有所进步。
在夏威夷，有一个叫作“能源之网”的新型项目，可以将海洋垃圾转化成海岛可以利用的能源，这个方法被当作一种出色的模式推向其他地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的海洋碎片项目，同其他公益组织、私人企业和渔民一起收集废弃的渔网。这些渔网会阻碍珊瑚形成、威胁到野生动物，还会拥堵海岸线。之后，渔网被磨碎成小片并放在废物转能源的设备中焚烧，产出蒸汽为涡轮机提供动力。目前为止，一年有超过800吨的渔网被转化成能源，可以为300户家庭供能。
常言道，人多好办事。2014年，作为海洋保护的国际海岸清洁运动的一部分，91个国家50多万人，也就是超过100万只手，捡起了多达700万千克的垃圾。这是一个为期30年的志愿项目，目的是要捡起并记录全世界沙滩上的垃圾。除了清理海岸，这个项目也收集每片垃圾的数据，帮助科学家研究垃圾是如何穿过海洋的，以及我们可以做什么使影响最小化。
禁止有害化学物质的全球性行动不仅发生在海滩。还记得长出阴茎的雌性海螺吗？引发不幸的罪魁祸首是三丁基锡（TBT），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有毒化学物质，在船底的油漆中就可以发现。全世界对三丁基锡的禁令于2008年生效，尽管实际上船舶工业严重依赖这种用于防污的油漆。最近的报告显示，这项禁令好像起到了作用，在雌性海螺群体中，阴茎的生长有下降趋势。同样在美国，更严格的针对燃煤排放的规章制度显著减少了排放到空气和海洋中的汞。我们发现东海岸附近的顶级捕食者竹荚鱼体内的汞含量比预期的下降得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