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有其他方式来提升海洋生物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在沿海区域。重建牡蛎礁工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从特别设计的混凝土块到装着老牡蛎壳的袋子，用初始礁体可以帮助小牡蛎离开泥泞的海底，并且为野生牡蛎幼体提供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栖息地用于定居和生长。拥有海滨房产的人们也加入了这场“牡蛎园艺”中，他们将一袋袋牡蛎幼体挂在码头上，提供了一种防护的方式来培育小牡蛎长成更大的个体，然后把成熟的牡蛎放归到修复场所。人们给出的其他帮助牡蛎的方式还包括牡蛎壳回收项目，比如由马里兰的牡蛎恢复合作社和路易斯安那沿海恢复联盟运营的项目。用餐者在参加项目的饭店啜食牡蛎后，会让有价值的牡蛎壳返回到海里（而不是垃圾场），在那里它们可以建立礁体并吸引野生的牡蛎来定居。在马里兰，回收壳的企业甚至可以抵税。实际上，马里兰现在声称要建世界上最大的恢复性牡蛎礁，面积达130多万平方米。这个礁体大约由10亿牡蛎组成，它们首先在实验室里精心培养，然后放置在从垃圾堆回收来的壳里，等它们长到足够大的尺寸，再放回海水里。它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方案——用牡蛎净化污染物，而正是这些污染物给曾经富饶的切萨皮克湾带来过灾难。
相对于人造的混凝土壁垒，活体障碍物的多重好处越来越凸显，更多的地方，从得克萨斯到纽约，把牡蛎礁恢复当作一种聪明的投资——不仅能恢复海岸防护，而且能改善水质、提高渔业和娱乐价值的投资。
为性创造条件：阻止最极端的气候变化
阻止气候出现最坏的局面需要全球最高级别的政府协作，这并不容易达成。不过，还是有理由期待的。海洋被证明有着比当初设想的更强大的恢复能力。请不要搞错：如果我们对海洋化石燃料的使用仍旧不加抑制，结果还是会很可怕的——比如，据我们所知，珊瑚礁会不复存在。但是海洋生物的适应能力表明我们仍然有时间走上正轨。比如，更高的温度可能会偏移许多物种后代的性别比例。不过在珊瑚鱼的近期实验中，亲代会在两代内解决这种不平衡——出生在更热的水中的鱼会进行调整，产出比例更平衡的雌雄后代。这些研究显示了在性别决定上这样的可变性或许会让物种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变得脆弱，但也给我们争取了一点时间，因为物种有能力适应较小的改变而不至于导致对种群产生不可逆的伤害。
海洋保护区也有助于种群从气候导致的影响中恢复。太平洋海岸的下加利福尼亚附近，受完全保护的保护区里的鲍鱼种群衰退的程度不像保护区外面那么明显。虽然同样经历了严重的低氧事件（这种现象会随着气候变化而更频繁），但为保护区内成体鲍鱼更高的起始密度和更大的尺寸提供了有效缓冲。足够多的鲍鱼得以幸存了下来，而且较近的距离可以实现成功产子从而使种群得到补充，这样就会比保护区外面恢复得更快。保护区内的繁殖速度高得足以推动幼鲍在保护区外围边界安顿下来，也就是所谓的“溢出效应”。
类似地，在加勒比海管理良好的岛礁区域，特别是那些健康的鹦嘴鱼种群，表现出对升温的负面影响有抵御作用。这些发现显示了局部作用可以对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产生影响。
如果我们可以用行动来阻止最极端的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系统仍然有希望。和陆地不一样的是，在海洋中真正的灭绝极少发生，而且如果管理得当，即使是捕捞过度最甚的物种，如座头鲸或者美国西海岸的岩鱼或者北大西洋剑鱼，也可以显示出从危机边缘恢复的迹象。
后记
海洋：性感的野兽
海洋中的性故事各式各样且令人忧虑，故事中包含了海洋中多样而壮观的生命延续方式，但是这样的多样性也给管理带来了无数的挑战。好消息是大自然站在我们这边。
繁殖的欲望是如此强烈，它推动着地球上一些最极端的行为：它会驱使鲸和海龟在大洋盆地纵横往返；迫使一个雄性自断生殖器；说服雌性放弃水中的家园而上岸受捆绑。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在面对海洋生物遭遇的无穷威胁时，也从中找到了灵感。
举个例子，我正在写这本书的同时，温暖的夏夜空气提醒我：加勒比海中心的海面下，某个地球上最濒危的生态系统有可能将要喷发了。就在这一周，几百万珊瑚虫正在对它们的一团团精卵做收尾工作，把一年来储存的能量包在水红色的球状包裹中。现在，这一团团小东西开始了它们无声的旅程，从珊瑚身体深处朝着嘴上的微小开口向上，缓慢而稳定，它们将要向着海面上升。
很快，几天之后就是中秋满月，石星珊瑚会在一个完美的、仪式般的性同步中释放千百万个配子，这个仪式已经持续了上千年，之后也将一年一年地继续下去。了解这件事并亲眼看到发生的过程，是一种深深的安慰。在目睹大自然一年年如此优雅、精确的周期循环后，你会觉得这里面存在着某种神圣的东西，即使它正遭遇着不同寻常的改变。我们必须保证人们依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机会也是我们的责任。它们仍然在那里，虽然威胁重重，但是珊瑚还在产子。如果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怀抱希望，就是这件事。
鸣谢
和鲸的阴道一样，我写作本书的过程漫长而曲折。在此有诸多感谢要送出。
这本书中的故事反映出了许多科学家的专业知识，他们亲切地付出他们的时间同我交谈，分享他们的著作，从遥远的野外监测站通过邮件发送想法并且为本书贡献图片。正是他们的奉献为我们提供了数据，他们的坚持推动了专业领域的发展，他们的洞察力提供了更易于理解和加工的原材料。对你们的时间、你们的幽默感、你们的直率和你们的耐心，我要衷心感谢：Octavio Aburto-Oropeza，Kristin Aquilino，Jelle Atema， Andre Boustany，Demian Chapman，Phillip Clapham，Diane Cowan， Ted Cranford，Peter Dutton，Brad Erisman，Kevin Feldheim，Nicole Fogarty，Alex Ford，Peter Franks，Jim Gelsleichter，Dean Grubbs， Kristin Gruenthal，Juliana Harding，Phil Hastings，John Hildebrand， Henk-Jan Hoving，Ayana Johnson，Peter Klimley，Nancy Knowlton， Don Levitan，Mark Luckenbach，Elizabeth Madin，Kristin Marhaver， Bruce Mate，Steve Midway，Paul Olin，Dara Orbach，Steven Ramm， Victor Restrepo，Greg Rouse，Yvonne Sadovy，David Siveter，Dan Spencer，Josh Stewart，Bob Warner，以及 Jeanette Yen。
特别感谢Sarah Mesnick，自2005年起，我就与她不断交流海洋中持续展开的各种性策略，我很享受这一过程。感谢您的教导，特别是您对从鳚鱼到白鲸的这些野兽性生活的热情。
非常感谢“空中真相”（Sky Truth）的创始人John Amos，让我见识到了日新月异的卫星技术。还要感谢Bren Smith和 Barton Seaver多年来关于如何针对可持续海鲜的挑战构建解决方案的数次谈话。
对Samuel Gruber博士致以迟来的感谢，给了一个疲倦的年轻人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加强了我对鲨鱼的爱。由衷地感谢我的博士导师Jeremy B. C. Jackson博士，他，一个真正多才多艺的人，并且是离经叛道的科学家，冒险从事了科学史专业。多谢您给我成为海洋生物学家的机会，特别是教会我从数据中寻找故事。Carl Safina博士，感谢您的师生之谊，教会我科学传播的艺术。
多谢我的代理人Michelle Tessler引领我通过这个崭新而且陌生的领域，让我的手稿找到归宿。还要感谢我的编辑Elisabeth Dyssegaard和圣·马丁出版社（St. Martin's Press）的全体员工的支持和耐心，帮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作者解决了问题和障碍。
在海洋中当场捕捉到交配行为并不容易，通过非凡的耐心和天赋，以下几位摄影师揭开了朦胧海面之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至少提供了线索）。他们大多有漂亮的网站，我建议读者可以去浏览一下，在你感到窒息的时候，这些作品特别能抚慰心灵。我很荣幸能在书中展示你们的艺术并且感激你们在帮我收集图片时显示出来的慷慨精神。最热情的感谢送给Octavio Aburto-Oropeza，Tim Calver，Bryce Groak，Jillian Morris，Raphael Ritson-Williams，Christy Semmens以及珊瑚礁教育和环境基金会（the Reef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 Foundation），还有Klaus Steifel。
我要向我的导师兼老板Cheryl Dahle表达最深的感激，她从一开始就支持我的想法。在组织创建中您的领导力是极其少有的天赋，引导着每个成员茁壮成长，也让我每天都因此心存感激并时刻受到启发。此外还要感谢您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总是给我有深刻见解的意见、幽默感和现状核实。我所有Future of Fish /Flip Labs的同事，我要感谢你们的耐心和帮助——你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积极改变所做的不屈不挠的努力简直令人振奋，而我期待继续与你们“争论”下去。特别感谢Colleen Howell博士支持着研究部门，并且一次又一次地给出极有洞察力的反馈意见。
哦，还要向特别有才的Missy Chimovitz和反重力工作室（Antigravity Studios）表示感谢：你的诙谐、异想天开和精彩的插图给这些章节带来了我做梦都想不到的生命力——告诉你吧，这很重要。感谢你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幻想，也为我们带来你那了不起的幽默感和创造力。你的友谊和才华是非凡礼物，而我对此表示由衷的感激。
我知道这是一句非常糟糕的双关语，但我也必须说，写作这本书对我而言是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做爱做的事。其间我经历了7次搬家、3次工作变动以及初为人母的日子。对一个想法能够坚持到底，只有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才有可能。为了在餐桌上总是听我关于海洋生物繁殖策略思考的这份耐心，我要恭敬地感谢Andersons和布里亚星期五之夜（Cambria Friday Night）的全体成员。我要感谢“小妈妈们”（Lil'Mamas）总是给我形形色色关于性的委婉说法。衷心感谢我永远的啦啦队“Mag 7”关于如何让话题既幽默又严肃的建议，并且帮我掌握段子的分寸——女士们，没有你们，我做不到这一点。对所有在各个阶段为我提供编辑并贡献想法的人，非常感激你们的好意、修改和鼓励，特别是Gen Marvin，Sarah Kalloch，Ann Johnson，Frances Lloyd，还有Rebecca Marsick。
感谢Maxine Lobel和Chuck Lobel、Corky Tamboer和Olga Tamboer，感谢你们将房子租给我，让我拥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还要感谢无数的咖啡店老板，从夏威夷、加利福尼亚、康涅狄格到科罗拉多。感谢Jane Hirsh，帮我在前期启动了写作，并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
向我的爸爸和妈妈表达无尽的爱和感激，他们迅速摆脱了父母和孩子讨论性时内心的尴尬感，无数次热切讨论水下阴茎的迷人世界。特别感谢我妈妈艰难地前前后后多次翻阅草稿。衷心感谢我的妹妹和妹夫，给我提供了只有亲兄妹才能提出的建设性批评。
还有Maddox，谢谢你长久以来和稿纸分享着你的妈妈。10年后，你可能会觉得极其尴尬，但是在此之后几年内，我希望你会懂得这件事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向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人表达无尽的感激。谢谢你，Steve，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是你潜入深海并把我拉到阳光下的浅滩上。你让这陆上的生活如此美好。
(1) 特指太平洋鲑。大西洋鲑则可多次洄游产卵。
(2) 这里指的是脱口秀有一种亲子节目。
(3) 澳大利亚土著使用的一种乐器。
(4) 雾号，一种航行设备，用于船只、救生艇或海岸服务的在雾中或黑暗中发出警告信号的号角。
(5) 埃舍尔（M. C. Escher，1898—1972），荷兰科学思维版画大师，作品多以平面镶嵌、不可能的结构、悖论、循环等为特点，从中可以看到对分形、对称、双曲几何、多面体、拓扑学等数学概念的形象表达。
(6) 美国龙虾的正式名称叫“美洲螯龙虾”，和我们常吃的小龙虾是近亲，同属螯虾下目，有两个大螯。而龙虾则属无螯下目，特征是没有两个螯钳。下文中所称龙虾特指“美洲螯龙虾”。
(7) 爵士手势，一种舞蹈手势，手心朝向观众，五指分开，常见于比较活泼的舞蹈，如爵士舞。
(8) 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1915—1998），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流行音乐人物，被誉为“白人爵士歌王”。
(9) 老忠实泉，Old Faithful，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内著名的间歇泉，每隔90分钟左右喷出一次。
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
The Long, Long Life of Trees
作者：[英] 菲奥娜·斯塔福德（Fiona Stafford）
译者：王晨 王位停
序言：芽、树皮和金树枝
红豆杉
樱树
花楸
油橄榄
柏树
橡树
白蜡
杨树
冬青
假挪威槭
桦树
欧洲七叶树
榆树
柳树
欧山楂
松树
苹果树
序言：芽、树皮和金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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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桌子上有一个松果，大小相当于一只麻雀。对我的手掌来说，它太胖了，我无法用一只手将它完全包裹，但是我喜欢在温热的手掌中感觉它粗糙的木质鳞片。浸泡在水中时，每一枚边缘光滑的鳞片都会像龟甲一样紧闭；散尽水分时，这个锥形球果就会静静地舒展，变成粗糙、干燥的松球。随着缝隙变宽，这些坚硬的巧克力棕色鳞片开始展示出焦糖色V字纹，这说明它们变得更加紧缩了。这个松果是我三年前在克罗地亚度假时捡的，当我拿起它的时候，每一枚木质鳞片都似乎打开了一小段被记忆尘封的时光——在闷热的油橄榄园中徒步穿行，俯瞰繁忙港口的一座圆形剧场，从岩石下逃走的一只黑色章鱼在宁静的小海湾里引起的一阵骚动，点缀着鲜艳遮阳伞和深绿色意大利石松的海边。
松果旁边是一根小树枝，上面还牢牢地挂着一些已经干枯的橡树叶。大约有四十片，每一片的长度、颜色和卷曲程度都不同。它们的背面很像浅褐色的纸，分布着隆起的叶脉和零星的斑点，但正面的颜色更深，完好地保持着抛光皮革的光泽。它们波浪状的不对称轮廓无章可循，看上去有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这种轮廓让我想起做早餐时的最后一张薄饼，那时所剩不多的面糊已经不够在平底锅里煎出一张规则的圆形煎饼了。这些薄薄的干脆叶片收藏着秋天的气味，如果快速摇动一下，就会发出像是被风吹拂时的沙沙声。这根树枝来自一棵成年橡树，它与我的房子相距几英里。当那块土地变更所有权，新的主人开始清理老旧的树篱并向池塘注水时，我把这根树枝带回了家。一些橡子被我播种在花盆里，另一些被直接种在花园的角落，看看它们会不会发芽。到目前为止，那棵大橡树还没有被铲除，而它的一些橡子已经长成了小小的橡树苗，萌发出了四五枚小树叶。
还有其他等待种下的东西。朋友家一棵黑胡桃树的果实正一颗挨一颗晾在那里，仿佛是正在晒太阳的蟾蜍，有的已经又干又光滑了，有的颜色特别深，稍微有点发黏。轻轻拍打时，它们都会发出各不相同的空洞声响。我不知道它们之中会不会有一颗能长成大树。它们的气味比那些橡树叶刺鼻多了，更强烈地提醒我去外面播种。还有一颗七叶树的果实，是某一年的9月在庄严的查茨沃思庄园里捡到的。早在几年前我就应该种下，但是现在它已经变硬了，失去了所有光泽。于是，我把它与其他“偷”来的纪念品，以及待播种的果实放在一起。它在一片桦树皮旁边，桦树皮半卷半开，像一个小小的牛皮纸卷轴，又像一张未填满烟丝的卷烟纸。串珠项链、竹制书柜、橡木地板、油橄榄木果盘，还有松木箱子、雪松木铅笔、山毛榉木面包箱和曲木椅子，整个房子里到处都是曾经有生命的东西。不知为何，那些来自树木的“小赃物”却是我亲眼所见，更能迅速地让我感到与自然的联系。
这根橡树枝是我的金树枝，它是从一个世界直接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安全通道。它将我传送到某个特定的日子和某一棵特定的橡树旁，然后再传送到其他橡树所在之处。在这些橡树中，有的是我认识的，有的是通过别人的讲述，或是通过诗歌、故事、摄影和绘画间接知道的。有时，这根橡树枝能带我走一个大环线，从与树相关的英雄人物和当地历史、魔法故事和物种演化、赞颂和抗议的不同态度、种植和砍伐的寓言，穿过如森林般稠密的木雕、桅杆、乐器和家具，直到我返回最初的起点，也就是我的房间，身旁依然环绕着熟悉的事物。然后，这一切变得不一样了：一张桌子不再只是一张桌子。和每一种树一样，橡树具有多重意义，永远在起伏、开放、生长、凋零、交错。这根金树枝还带我想象未来，种种可能性在脑海中涌现，丰富得就像每根干枯小枝末端发育停滞的芽。最重要的是，即使是在最寒冷、最潮湿的日子里，它也会驱使我走出家门，呼吸附近树木散发的新鲜气息，并认真地打量、观察它们。
好吧，也许不包括最潮湿的日子。我们当地的黏土在8月坚硬而龟裂，冬天却积水严重，几乎让人无法到野外去，而靴子里灌进冰凉泥巴的感觉也会影响你对自然之美的欣赏。然而只有在下雨之后，树才会变成半透明的，每一处都挂着晶莹剔透的小珠子。1月的清晨可能最适合看树，此时所有的树叶都被剥光，因此能够最清晰地看到对称优美的桤木或者如同一条纤细瀑布的白桦。在这个时候，也更容易看到平日里隐藏起来的东西，比如前一年已用枝条搭好的鸟巢遮盖了树顶的轮廓，而奶油色的真菌像一把阴森森的遮阳伞出现在没有荨麻遮掩的树干底部。即使是在天色半明半暗、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的时候，白蜡树也挥舞着黑色的芽，仿佛在向上指着更高处的天光。
在春天，你可以感受到生命在光秃秃的小枝上律动，而现出轮廓的柳絮看上去就像一只小鸭子从空中跑过。前一天，这些小枝还只是变粗变亮，开始膨胀，第二天就长满了成对的叶片以及浅浅的灰白色或淡粉色花朵。这场春天大爆发一点也不拖泥带水。当白天变得更长，到处都是树叶的新鲜的气味，鸟儿圆润的叫声隐藏在越来越浓密的枝叶中。树皮之前就经历过这一切，但是老柳树爬满皱纹的脸和樱树卷曲剥落的皮肤在明亮的光线下似乎显得没那么痛苦了。到11月初，当一切都变得潮湿和黑暗时，树林的味道就不一样了，而这种味道与风中颤动的黄色秋叶并不太相称。
在室内停留太长时间的话，我总是感到窒息。树木的冲动，是向外冲进新鲜的空气里。每棵树都是一团迸发的能量，看上去似乎不相容，却都能形成出乎意料的大和谐。每一种树都有自己的性格和时间表，会在适当的时候融入绿色或金色的波浪。“先橡树后白蜡，只是小雨哗啦啦；先白蜡后橡树，大雨下得止不住。”这首古老的民谣无论是谁编出来的，其主要目的都在于让人保持乐观，而不是预测天气，因为白蜡几乎从不在橡树之前展叶。
除了颜色随季节变化令人着迷，同一棵树在连续几天之内，甚至在一天的不同时段里，也会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异。当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朋友们前往乡间散步，而他因为煮牛奶不慎弄伤自己而不得不留在家中时，坐在椴树下的花园椅上对他来说就像是蹲监狱，直到他开始想象自己的朋友们在欣赏些什么。怀着这样的想象，他自己的椴树棚也变成了一大片“宽阔舒展、洒满阳光”的叶子，斑驳闪烁，翩然欲飞。
树的变化当然不仅与观看者的情绪有关。克劳德·莫奈将三块画布依次排开，跟随光线的变化从其中一块走到另一块，想要真实地捕捉自然的色彩。他的《杨树》系列绘画展示了沿着埃普特河蜿蜒排列的一行杨树，分别描绘了它们在明亮阳光下、猛烈狂风中、惨淡阴天里的样子。这些树的魔力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减，不会因为习俗的悠久而黯淡，正如圣维克多山上的那些松树，保罗·塞尚将它们画了一遍又一遍，也不曾厌倦那熟悉但古怪的轮廓。
所有品种的树都能揭示令人意想不到的内在联系。雨中柏树的气味，或者某个温暖春日的烂漫花朵，都能让我们的心随风飘荡，回到那些走在潮湿的人行道上，或是站在某棵快被遗忘的老梨树下的时刻；回到个人历史中虽然没有被摄影机拍下，但又留下难以磨灭的趣闻逸事的印记中。任何一棵底部分枝健壮并向四周铺开、树干表面皱缩的欧洲七叶树，都能让我想起儿时常爬的那一棵，那时我会坐在它的分枝上，就像骑着一匹慢跑的马或是乘坐一艘划过波浪的船。那时候我们经常搬家，所以我不知道那棵树现在是不是还矗立着，但是就像此前和此后的许多其他树一样，它将自己播种在我的思绪中并留在那里，一旦被触动就萌发出想象的树叶。
不过，我很少为了重温旧时光而寻找树。我喜欢它们本来的样子。尤其是最普通的树，它们拥有强大的吸引力，无论如何都要生长，因为它们必须生长。生长，就是树所做的事。
尽管对树冠下来往人流的情绪漠不关心，这却有助于巩固某些树在人类社会中获得的特殊地位。在某些文化中，它们同时标记着起点和中心。据说，生命之树和智慧树都矗立在伊甸园的正中央。而在毛利文化中，作为天空和大地的儿子，森林之神是一棵拥有两千年寿命的巨大贝壳杉，至今仍在怀波阿森林中高耸入云。在维京神话中，整个宇宙被理解为一棵巨大的白蜡树，人们称其为“世界之树”，它的树枝是“众神之家”，它数量繁多的根向外伸展至“巨人之国”，向下延伸至“死之国”。古代欧洲的德鲁伊祭司采集槲寄生用于神圣的仪式，举办地点是在一大片橡树林构成的天然神庙中。在希腊，信仰宙斯的祭司们会在多多纳的神殿解读橡树或山毛榉叶子发出的沙沙响声，从中获取神谕。如今依然在圣诞市场上出售的槲寄生枝条和挂在观赏灌木上的风铃，很可能源自我们遥远祖先的神圣树林。
释迦牟尼是在菩提树下打坐时开悟的，从此以后，他的追随者就一直在佛教寺院里种植同一种榕树——菩提榕。我曾经在尼泊尔得到过一枚心形叶片，它来自一棵粗壮的菩提榕。这棵树长在一面陡峭的山坡上，虽然安纳布尔纳峰让它显得很矮，但它的气势一点也没有被削弱。我希望它在那场地震中幸存下来。神圣的树总是更容易恢复活力，因为关爱它们的人会伸出援手。
耶稣骑着驴子从橄榄山出发，走在一条栽有棕榈树的路上，结果在一座花园里被逮捕，然后在木质十字架上受刑而死。他的寓言里充满了鲜明的无花果树、芥菜籽和葡萄园形象。受到《新约》的启发，欧洲的工匠在教堂的屏风和凸出托板上雕刻出精细的树叶，而这些带有中殿的教堂结构也是在效仿成年大树光滑的树干和高耸的分枝。当安东尼·高迪在设计位于巴塞罗那高耸的、现代的天主教堂神圣家族大教堂时，他的灵感来自《圣经》、欧洲建筑传统，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茂盛的植被。树似乎说着一种普世的语言，但它们根植于当地，那里有它们自己的土壤、气候和与之有联系的物种。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这一点，是通过一个小小的绿色镇纸。它是我的大姐从地球另一端带回家的，在我眼中像是某种海螺。几年后我去看望她，才发现这个镇纸的形状仿自尚未展开的银蕨叶片，这种植物在新西兰是新生的象征。
从印度的榕树到非洲的猴面包树，从《圣经》中的“生命之树”到查尔斯·达尔文用来描绘物种关系的“进化树”，树提供了极为多样的联系、生存和理解的模式。与表示单向运动的流程图不同，一棵树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包括向上、向下、向前、向后，呈现层次以及狂欢化意味。家族树（家谱）是一种天然隐喻，体现出通过世代繁殖产生的血缘关系，每个家庭成员可以在其中找到被描绘成分枝、叶片或根系的自己。比较古老的谱系图常常将连续继位的国王或酋长沿着一棵橡树的粗壮树干垂直排列，周围环绕着的枝叶代表他们的妻子、女儿和更年轻的儿子。现在，这根“树干”更有可能是那些不辞劳苦挖掘家族历史的人，让这棵树随着每一次新发现（出生证明或结婚证）而开枝散叶。我舅舅的庞大家族记录追溯到了两个世纪之前的分枝，但是由于它们全都是我母亲那边的，这棵树看上去严重失衡，除非有人开始挖掘父系祖先的分枝。
家族和国家就像健康、匀称的树一样生长，或者说我们乐于如此想象。当树木茂盛地生长，我们也兴旺地发展，于是这些土生土长的自然现象就成了受到广泛认同的集体象征。成年大树常常被视为逆境之下长寿延绵的象征，但它们也非常适应人类的新需求。新的联系可以嫁接过来，并逐渐成为主要意义，之前的意义则彻底被抛弃。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黎巴嫩得以再次选择自己的国旗，最终采用了一种常绿雪松的图案与白色背景搭配。即使在后来的法国委任统治时期，这棵树依然在当时的黎巴嫩三色旗上占据着中心位置，并在黎巴嫩成为独立国家之后继续代表这个现代共和国，他们还在上下各添加了一条水平方向的红色横纹。当加拿大获得独立时，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减少大英帝国留下的文化遗产。国旗需要新的图案，但表达独立的冲动和对长期稳定的渴望交织在一起。树既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又永远都会新生，因此非常契合人民的诉求。于是，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乔治·斯坦利引人注目的红白设计被正式定为新国旗，枫叶就此成为加拿大的官方象征。
这些国家标志通常取自独特的物种。国旗上的那种雪松是黎巴嫩最著名的本土树种，以其雄伟的树形而闻名于世，更不用说它在《旧约》中的华丽出场了。在这个经历了漫长战争和被侵略历史的小国，对于黎巴嫩人而言，它不仅代表着和平和永恒，还象征着长久的希望。在加拿大广袤的土地上，至少生长着10种本土枫树。除了国旗，人们还能在树林中认出他们的国树。并非所有种类的枫树都会在秋天变得如此鲜艳，但糖枫和红枫都能将草木繁盛的山坡染成绚烂的云彩，如同最华丽的日落。
早在民族性这一现代概念诞生很久之前，英国人就开始用本地植物命名自己的家园了。在诺福克郡，北埃尔门（North Elmham）和南埃尔门（South Elmham）曾是两个生长着榆树（elm tree）的村庄，而萨尔（Salle）曾是柳树（古英语中表示“柳树”的单词是salh）生长的地方。同样以喜水的柳树（willow）作为地名来源的，还包括林肯郡威洛比（Willoughby）、贝德福德郡威尔登（Wilden）、什罗普郡威利（Willey）、约克郡威利托夫特（Willitoft），以及相比之下很不明显的德文郡南齐尔（South Zeal；同样源于salh这个单词）。在充沛的降雨量保证了植被高度多样化的湖区，我们可以找到尤代尔［Yewdale；红豆杉（yew）］、伯克斯桥［Birks Bridge；桦树（birk）］、德文特（Derwent；来自布立吞语单词derventio，意为“橡树茂密的谷地”）和爱坡丝威特［Applethwaite；苹果（apple）］。德比郡黑泽尔伍德［Hazelwood；榛树（hazel）］、朗达地区芒廷阿什［Mountain Ash；欧洲花楸（mountain ash）］，以及大伦敦地区的波普勒区［Poplar；杨树（poplar）］，都不难猜出地名出处。不过，埃奇科特和博克斯提德与橡树和山毛榉之间的联系就没那么容易看出来了。
很久之前，这些地方的很多树就被砍倒了，为建造房屋腾出空间，但是对已消失的地貌景观记忆往往会保留下来。在距离我家不远的一个现代新区，你可以从欧山楂路拐到假挪威槭新月街，然后一直走到鹅耳枥死胡同的尽头，在这些极为相似的街道上找路，似乎与林中散步并没有多大区别。我觉得这些街道的名字和树木的自然形态有关，选择新月街这个名字应该是受到了假挪威槭种子两侧对称的翅的启发，而死胡同的名字源自成年鹅耳枥的气球形状。在这片新区，这些路名可能来自一种内心深处与土壤接触的需要，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安泰一样。
人们总是聚集在树木周围，那些与众不同的树特别受欢迎，比如更高的、更粗的、更老的，或者是畸形的。它们都是明显的自然地标，很容易辨认，而且对任何地方的古老语法都至关重要。乡村的日历曾以树木作为重要标记：老榆树是大家跳五月舞的地方；“福音橡树”是人们在一年一度的敲打教区边界的仪式中停下来祈祷的地方；“剪羊毛树”通常是某种成年阔叶树，如榆树、橡树、栗树或假挪威槭，在初夏为做剪羊毛这种重活儿的人提供足够的阴凉。树是社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个人都熟悉它们，有时它们几乎就像是家庭成员。
至今，树木依然重要。肯特郡板球场以其特殊的规则闻名，而造就这一规则的就是板球场上的一道独特风景——圣劳伦斯椴树。直到最近，击球手还必须让球从这棵椴树的上方飞出，而不只是从边线上飞出。当这棵老树在1999年染病时，人们栽培了一棵树苗，准备用来代替它，结果仅仅5年后这棵大树就在强风中裂开了。于是，年轻的替代品只能种在边线之外的地方，以免在顶级赛中被球打断。高高的椴树披着耀眼夺目的叶片和小小的旭日形花朵，魅力经久不散。在斯洛文尼亚，巨大的椴树Navejnik是传说中撤退的土耳其侵略者留下金勺子的地方，这里至今仍然是重大活动的举办场所，包括一年一度的政治集会。德累斯顿附近的卡迪茨也有一棵古老的椴树，早在歌德见到它的时候就已经很庞大了，它历经火灾和轰炸，成了当地人欢唱圣诞颂歌、举办民俗节日的聚会场所，并在2010年变成了世界杯的一个户外放映场地。
卡迪茨的古椴树，1837年
按照传统惯例，意义非凡的树总是点缀着人文景观，就像当地导游喜欢吹嘘的那样：“这棵橡树，就是威廉·华莱士集合自己手下的地方……罗宾汉以智取胜诺丁汉郡长的地方……大盗迪克借走并在后来（有点不太可能）归还一袋黄金的地方……”或者继续往前走，那边是“恺撒树”，一棵庞大的比利时红豆杉，据说尤利乌斯·恺撒征服欧洲时曾在此短暂休息。还有“孤松”的醒目轮廓，标志着加利波利遭受的战火摧残。而充满胜利喜悦的“弗里敦木棉树”，是塞拉利昂第一批被解放的奴隶举办感恩活动的地方。
有些树的名气不是因为见证了某件事，而是因为它们是被某些人种下的。白宫南草坪有一棵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亲手种植的木兰，而在马萨诸塞州还有一棵历史更悠久的梨树，是该州第一任总督约翰·恩迪科特种下的。苏格兰边界线上的许多成年大树都是沃尔特·斯科特当年种植的，这位笔耕不辍的作家挥舞起铁锹也同样卖力。这些当地景致常常揭示出某个传奇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例如克莱尔郡的那棵橡树，很显然是爱尔兰高王和武士首领布赖恩·博鲁种下的。种树往往是一种基本行动，也是对未来繁荣的一种公开承诺。
即使是那些消失已久的树，也可以存活在记忆里。在俄亥俄州的洛根榆树下，洛根酋长为自己被屠杀的部落发出震撼人心的哀悼，当这棵老树感染了荷兰榆树病并在20世纪60年代毁于风暴后，人们在原址安放了一块纪念它的石头。彭里斯附近曾经有一棵“鹿角树”，树干上钉着两个头骨和一对鹿角，这棵树以这种方式在几百年里鲜活地保留了一段记忆：一头公鹿被一只猎狗紧追不舍，先是穿过边界进入苏格兰，然后又返回到英格兰境内，直到它们筋疲力尽，双双毙命于文费尔森林。华兹华斯对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并不在意，“高悬的战利品，展示着冷酷无情的骄傲”，他这样写道。但一棵老树能够将当地记忆延续得如此漫长，仍然令他感动。
古老、中空的大树很容易和那些勇士联系起来。在这些故事里，主人公情急之下躲进了树里，然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中空的树变成了神圣的树，或者闹鬼的树。无头骑士和幽灵总是在最幽暗的森林中穿行，与之相伴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鬼魂，包括被强奸的少女、被谋杀的新娘和失踪的儿童。德国的莽莽森林遍布古老的橡树和常绿树，就像孕育冷杉球果和云杉针叶一样催生了无数的传说故事，启发格林兄弟将这些民间故事搜集起来，吓唬全世界的儿童。即使是在更明亮的地方，也会滋生鬼故事。榛树、稠李和白蜡树混生于诺福克郡的韦兰林地，为风铃草带来了充足的阳光，使它们在春天泛滥成海，但这里仍然留存着“森林里孩子们”的可怖回忆，让人想起他们悲惨的命运。曼哈顿如今存活最久的树，是位于华盛顿广场的“刽子手榆树”，生长在离19世纪刑场很近的地方。在珀斯郡克里夫，有一棵树是绞刑架，用来绞死那些在牲畜市场上臭名昭著的恶人，并将其尸体示众。
树还意味着创伤。有人使用电锯受伤，有人被掉下来的大树枝砸伤，有人被森林火灾毁掉生活，有人驾车撞树引发交通事故。人们常常在致命事故发生地的附近种植一棵树苗，以作纪念，比如十字路口旁的一棵年轻柳树、建筑工地附近的一棵鹅耳枥。树木生长，不是为了代替生命戛然而止的人，而是为了延续记忆，创造一个宁静的沉思空间，为生者提供一些慰藉。这些有生命的纪念碑安静而低调，也代表着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一战”和“二战”期间，士兵们经常抽空将阵亡战友的名字刻在树皮上。相较于石头，随身携带的小折刀更容易在山毛榉的灰色树干上刻字，文字和日期会随着树的生长而变大，刻痕也会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柔软起来。钱特尔·萨默菲尔德最近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发现的战时“树雕”表明，士兵们常常思念自己不在身边的妻子或女朋友，带着回忆和欲望，她们的姓名首字母和特点被深深刻进光滑的树干里。
《皆大欢喜》中遭到挫败的主人公奥兰多带给莎士比亚很大的乐趣，莎士比亚安排他将女主角罗瑟琳的名字刻在阿尔丁森林的每一棵树上，以此发泄自己的怨气。和奥兰多不同，诗人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宣称自己更喜欢这些树：
温柔的爱人，残忍得像火苗一样，
将他们情妇的名字刻在这些树上：
哎呀，他们可不知道，
这些美人比他们的情妇美上许多！
漂亮的树啊，我多希望你的树皮上，
除了你自己的，不再有别的名字！
虽然没有谈到偏爱这种树的原因，但马维尔很快就把希腊诸神当成了激励人心的模范：“阿波罗如此追求达芙妮，是因为她会因此变成月桂。”20世纪，士兵在执行任务前会将一张美女海报刻在树皮上，他们那时的内心活动很可能与这位诗人相去甚远。不过，这种纪念性的做法倒是与许多古代传说相呼应。在这些传说中，猛烈的求爱常常导致某个年轻女子不幸变成一棵树。
在18世纪，人们甚至开始雇用画家为树木画像。当比特伯爵三世从世俗生活中隐退，专心修缮自己位于卢顿公园的庄园时，他邀请保尔·桑比前来描摹自己最美的树木。桑比为卢顿公园中一棵截顶老白蜡树绘制的肖像十分引人注目，也是最早的树木专属画像之一。在这幅画中，树木不是背景，不构成取景框的一部分，也不是人物的配饰，而是处于画面中央。在一根很短的主干上，又长出一大片光滑的树干，这奇怪的形状吸引了人们全部的注意力。
平茬和截顶等传统的森林管理技术通过砍断树干来促进大量枝条的重新生长，还能提供木杆、木桩和牲畜饲料。这样做也能延长树木的寿命，比如埃平森林中一些生机勃勃的截顶树已经活了数百年之久。当截顶后的树木继续生长，从主干顶端萌发出的多重树干就会日益丰满，成为一道独特的美景，不但被艺术家和作家喜爱，也受到建筑商、造船商和家具制造商的青睐。
壮观的树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自然奇景，无论收入或教育水平如何。有洞察力的人还能在刹那间从中瞥见神性，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早年在碧琴赖那段改变一生的经历中就有所发现，而斯坦利·斯宾塞（Stanley Spencer）则在库克姆自家附近的田野里一次次地证实了这一点。2009年，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在《贝西比街上布里德灵顿学校与莫里森超市之间的二十五棵大树》一书中绝妙地捕捉了平凡之树的非凡之处，其中收录了每棵树的大量照片，简直是一场盛大的展览，令人想起沿着一条林荫道散步时的体验。它有力地肯定了树木在现代生活中转化性的存在。任何人都可以沿着贝西比街走，很多人每天都要走这条路。即使是最孤独的行人，在这条街上迈出的每一步也有华丽的风景相伴，在不同的季节，树木会披上绿色、金色或灰色的盛装。在任何一座城镇，永恒的自然循环温柔地体现在种植着行道树的路上，这是每个人都享有的景色，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注意得到。
往往在当地树木濒临消失时，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它们的珍贵。爱德华·托马斯在看见樵夫砍倒当地最后一棵小柳树时深受触动，并写了一首名为《初识已逝》的诗，诗中有这样两句：“等我注意到它，它已消逝不见。”由伐木场景引发的失落感在英国文化中不断出现，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将绿地置于险境的建筑新项目常常会引发强烈抗议，无论威胁是来自新的公路、高铁、超市，还是植物病原体，人们普遍认为必须保护环境，捍卫古老权利，为后代拯救树木。2012年，一项处理英国境内众多森林的法律草案遭到强烈的反对，这表明了民众普遍地、长久地喜爱着树木。也许当地人不再采集木头作燃料，但他们仍然像以往一样渴望生活在一片生长着树木的土地上。森林、林地、单棵的树木都能触发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可能安静地沉睡，也可能迅速而彻底地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