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托马斯·帕克纳姆（Thomas Pakenham）的《遇见非凡树木》首次出版，之后多次重印，这本书的畅销表明大众对树木依然热爱。在2002年伊丽莎白女王即位五十周年庆典中，其中一项活动是选出50棵“大英之树”，如今它们都配备了一块绿色纪念牌，以此彰显身份。在英国政府“时光守护者”政策的支持下，旨在记录不列颠群岛上每一棵重要树木的“古树追寻”活动吸引了众多侦察员。虽然通过虚拟屏幕更容易观赏大自然，但人们似乎越来越想亲眼看到、亲手触摸这些树木并呼吸它们散发的气味。
虽然木材和林地已经从人造的、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化城市经济中隐退，但树木仍然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城市不再需要鹅耳枥木柴加热炉子，不再用橡木搭建房屋的框架，也不再用柳木做马车，但是每个人都需要氧气才能生存。树吸收二氧化碳，排出氧气，和人类的呼吸系统完美契合，因此每一棵树都是真正的生命之树。热带雨林的工业化伐木令人担忧树木骤减，而森林消失的前景也在逐渐逼近，这让各国开始联手以及时补救。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全球变暖的后果，现代社会正在又一次转向发展可持续资源。对人类而言，除了树木这个老伙计之外，难道还有更好的资源吗？
这本书是一场个人探险，探寻的是树木的意义。写作灵感直接来自我有幸亲眼见到的那些树，但一切的根源在于与树木更早的、无意识的邂逅。当我还是一个孩子，在秋天“帮”祖父生起冒着烟的巨大篝火时，我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这些湿乎乎的棕色叶片是从哪些树上落下来的；当我们带着狗在林中散步时，我也没有费心去想这是一片什么林子。我不知道母亲送我的那个吊坠是用什么木头做成的，我只是喜欢用手指抚摸它光滑的表面。然而，这些经历仍然像叶霉病一样感染着我的心灵，悄无声息地埋下日后萌发的种子。
个人经历常常因为意外的发生而格外有趣。在帮助祖父生篝火时，我最鲜活的记忆是我家的牛头杂交犬发现了一窝刺猬，并把它们郑重其事地放在了草坪上，就发生在点燃火柴的几分钟之前。作为一个孩子，我不知道刺猬和狗有没有受到更多伤害，还好那一次都安然无恙。不过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我对枯枝落叶堆十分警惕。身为生态农业项目的一名青少年志愿者，我最早的一次（也是许多年里的唯一一次）植树经历在脑海中留下了“湿淋淋”的印象，不是因为很可能将树苗淹死的稀泥和水洼，而是因为在回家的路上不得不在一处浅滩弃车而逃——冬天的洪水都从车门里灌进来了。
这就是图书的有用之处，故事和诗歌将他人的经验具体化，从而有助于克制、纠正、强化你自己的经历。诗人、散文家和画家的艺术升华让我以更新颖、更清晰的视角看待事物，因此，我的成长既来自树木的叶子，也来自书本的书页。我不会在这里罗列对我最有帮助、我最喜爱的作家，但的确有很多人帮我定义了出现在下面每一章的不同树木。
树木的意义点缀着传说和历史，随着岁月的累积而逐渐厚重，但心材一直都坚硬而真实。许多现代森林学家倾力帮助我了解树木的基本知识，包括奥利弗·拉克姆（Oliver Rackham）、理查德·梅比（Richard Mabey）、罗杰·迪金（Roger Deakin）、R. H. 里琴斯（R. H. Richens）和加布里埃尔·埃梅里（Gabriel Hemery），当然还包括早期权威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威廉·吉尔平（William Gilpin）、约翰·劳登（John Loudon）和沃尔特·杰克逊·比恩（Walter Jackson Bean）。本书来自我为第3广播频道《散文》栏目撰写并朗诵的三季节目《树木的意义》。在此特别感谢博纳广播的图兰·阿里和埃姆·霍雷尔，感谢第3广播频道的编辑马修·多德，感谢BBC。在这本书的准备过程中，我多次实地考察重要的树木，所以还要感谢我的家人，不但耐心包容我频繁地出差和绕路，而且十分支持本书的写作，还送给我各种林地类图书。罗宾·罗宾斯最先提醒我留意林地信托的工作，后来它成了本书的一大灵感来源。我还要感谢许多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供各种帮助的人，包括安·布兰查德、本·布赖斯、约翰·库克、杰夫·考顿、皮特·戴尔、杰茜卡·费伊、琳达·哈特、丹尼尔·库罗夫斯基、凯伦·梅森、安德鲁·麦克尼利、凯文·德奥内拉斯、富兰克林·普罗查斯卡、乔斯·史密斯和钱特尔·萨默菲尔德。我想记录对他们每一个人的感激之情。我还要感谢希瑟·麦卡勒姆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所有工作人员，感谢他们的热情、鼓励、判断力和指导。
如果说《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诞生于这些自然现象的外在之美、这些千百年漫长生命以及孕育出的文化联系，那么本书也展望这样的未来：今天种下的小树苗将成为子孙后代的参天大树。如果任何一位读者受到触动，将这本书放下，动身寻找一棵树或者一把铁锹，那它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红豆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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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说起“树”，红豆杉不太可能会是第一种出现在脑海中的树。不是因为红豆杉不常见，而是因为它们和大多数小孩在学习认识事物时接触到的关于树的简单概念是不一样的。红豆杉，没有在一根棕色树干上长出圆球形的绿色树冠，它从头到脚都是深绿色，而且有各种形状和大小。我见过像绿色大海葵一样从土地里钻出的红豆杉，枝叶向上伸展，直刺天穹；也见过枝条松弛低垂的红豆杉，更像是一把破旧的伞。爱尔兰红豆杉则像很多把收紧的伞，或者像一群挨得太近的绿色教堂尖塔，枝条通常上翘而非下垂。更常见的欧洲红豆杉形态更为多样，有些拥有互相交织、柔顺光滑的枝条，有些则长着茂密且各自独立的枝条，粗糙的针叶紧紧附在上面。红豆杉可以长得非常浓密，一丝光线也透不过去，也可以树冠大开，露出形似管道的稀疏树干。年轻、苗条的红豆杉优雅地伸出自己的分枝，好像随时准备起舞，但它们年纪更大的“亲戚”有时会长出非常巨大的腰围，看上去仿佛会把自己压垮。红豆杉可能成片生长，将树下柔软的锈色地毯隐藏起来，也可能独自矗立，高踞于一面石灰岩悬崖之上，或者安静地点缀在原野的角落。如此熟悉，却如此多样，这就是红豆杉总是看上去令人不安的原因吗？
古罗马人将它们紧密地排列成行，种在笔直的街道两边，每一棵树都修剪成整齐的方尖碑或者身体直立、有棱角的动物形状。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延续了这种风格，将这些树种成茂密的迷宫或是几何形状的花坛。红豆杉是一种有生命的建筑材料，这意味着它们可以用来在花园里造墙，也可以装饰醒目的户外雕塑，而且不会被雨水侵蚀，只会焕然一新，更加生机勃勃。在坎布里亚郡的利文斯庄园，始于17世纪90年代的园林逐渐被修剪成了一个梦幻般的镜中世界，到处都是奇妙的形状：巨大的高顶礼帽和螺旋滑梯，受惊的蘑菇和堆积圆环，鸟和蜂箱，金字塔和奶酪块，用常绿树布置的茶会，包括杯子、蛋卷冰激凌、深色甜甜圈和形状不规则的果冻。这是一个绿色的梦幻世界，一切都被精心地修剪和控制，这种天马行空的自由想象，依靠大量辛勤的工作。红豆杉的自然形态非常奇怪，但是在这里，它们可以形成拱门，翠绿色的拱顶长得非常坚实。然而，如果你走进年老的红豆杉树篱，彼此纠缠的枝条和根会展示出隐藏在这种壮观景象之下的真正能量来源。
在18世纪，流行的品味是释放野性，于是大庄园纷纷改造得更像自然风景。雕刻出的对称花园不再受到追捧，复杂的树木造型大多被挖了出来，老年红豆杉遭到清理，为开阔的风景效果让路。不过，还有一些幸存者被保留了下来。罗夏姆园有一面厚厚的常绿树墙，客人穿过它就会从一览无余的景色进入隐蔽僻静的花园。还有赛伦塞斯特公园悬崖般的树篱，以及波伊斯城堡巨大的红豆杉瀑布。罗金厄姆城堡的“大象树篱”有着巨大而扭曲的形状，又因为造型过时而更加令人不安，这将启发查尔斯·狄更斯在莱斯特·戴德洛克爵士位于荒凉山庄的古老乡村别墅里，创造出一条“鬼道”。
坎布里亚郡利文斯庄园的红豆杉
在所有树木中，红豆杉最易挑起不安、害怕甚至恐惧的情绪。在《白色女神》中，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宣称它“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是死亡之树”。这么说的原因很简单，红豆杉的毒性广为人知，这种树的每一部分都有毒，只有小小的红色假种皮除外，画眉和乌鸫吃掉它们后安然无恙，并在飞行中不经意地帮助这种树播种。柔软有光泽的深绿色流苏状叶片是致命的，这也是红豆杉种在教堂墓园围墙内的原因之一，以防止附近田野上的牛马来吃这些诱人却有毒的常绿枝叶。
莎士比亚将红豆杉形容为“双重致命”，除了枝条有毒，用它们做成的弓还是战争中致命的武器。阿金库尔战役是英国历史上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庞大的法国军队被一批人数不多但战无不胜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弓箭手击败。虽然两方军队在规模上的相对差异后来被夸大了，但这个传说凸显了红豆杉长弓的恐怖威力。因为生长缓慢，成年红豆杉的木材结实得令人震惊，又具有柔韧性。在中世纪的制弓匠看来，红豆杉最好的部位是深色的密实心材与颜色较浅的柔软边材相交的地方，拥有制弓所需的恰到好处的强度和弹性。由这些强力长弓发射出的数百支箭形成一阵呼啸而来的雨，挡住中世纪欧洲战场的阳光。那些知道自己的铠甲无法承受这场风暴的人，一定认为这是可怕的景象。而一支尖锐的锥形箭，足以令人想起这种致命的、针叶密布的树木。
对弓的恐惧也让弓箭手变成了首要的军事目标。在班诺克本之战中，当英格兰的弓箭手被包围并完全暴露，罗伯特·布鲁斯就稳操胜券了，苏格兰人得以骑着战马摧毁敌人的前线。即使远离战场，中世纪弓箭手的生活也没什么好羡慕的，因为他们生活在“毒弓”带来的恐惧之中。虽然现在看来这种焦虑并没有充分的理由，但它确实揭示了人们普遍对红豆杉有所忌惮。尽管长久以来，它的木材被珍视，打磨抛光后露出金红相间的漂亮木纹，适合做最精美的橱柜，但人们对它的疑虑至今没有消散。无论色彩浓厚的金黄色红豆杉木看上去多么诱人，有的木匠也不敢用它做成酒杯，害怕其中的残留毒性会渗进酒里。
阿金库尔战役中的英格兰弓箭手
就连红豆杉的植物学学名听上去都相当可怕。对说英语的人而言，红豆杉属（Taxus）会让人想起tax（税）、taxing（繁重的）和toxicity（毒性）。《牛津英语词典》收录了“taxin”一词，定义是“从红豆杉叶片中提取的一种树脂状物质”，并给出了1907年12月21日的首次使用记录：报纸上一则新闻报道了一桩无法解释的死亡案件，直到验尸时在死者的胃里发现了大量红豆杉叶片。就在整整一百年后的2007年12月，爱尔兰警察在都柏林也遇到了一桩令他们困惑的自杀案，直到法医在受害者的茶里发现了红豆杉所含的毒素——紫杉素B。抑郁和绝望之人会被这种树吸引，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住在考特格林时，正是她短暂一生中的低谷期之一，附近教堂墓园里的红豆杉被她视为黑暗本身的象征。她在那首令人难忘的诗《月亮和红豆杉》中断言：“红豆杉留下的信息就是黑暗，黑暗和沉默。”
但丁将自杀者放在一片黑森林里，他无疑是在用隐喻的方式思考，但是这种想象中的安排有其现实基础。当但丁住在丰特·阿维拉纳修道院的时候，他一定在院里见过那棵屹立至今的古老红豆杉，他还穿越了中世纪意大利广阔的红豆杉森林。在《地狱》中，黑暗的灌木丛中有一根枝条折断了，流出一连串文字和黑色血液。唯一看上去能流血的欧洲树木就是红豆杉，它能够分泌出一种深红色的树液，和鲜血十分相似。许多年来，这种至今仍让植物学家困惑不解的现象一直在吸引着游客前往彭布罗克郡的小村庄内文，观赏种在圣布赖纳克教堂墓园里的“流血红豆杉”。这棵老树有一条深深的红色伤口，向外流淌着眼泪，这道伤口是各种故事的灵感来源，主题包括天国美景、古代不公事件、爱国忠心和世界和平。
红豆杉叶片的毒性，或许是造成这种树与死亡紧密联系最显而易见的原因，但是许多植物也有毒，却逃脱了这种坏名声。人们高高兴兴地在花园里种下金链花、毛地黄和铃兰，只用一点点常识提防这些植物的毒性。那么，为什么红豆杉就会引发更大的恐惧呢？与天然的毒性相比，它们的外形及生长位置更令人害怕。红豆杉在墓园中的黑色剪影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红豆杉可以在浓荫下生长，能够在老教堂投下的阴影里茂盛生长，而那扭曲多瘤的树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扭曲的人形。如果在绘画或拍摄时稍加想象力，绝对能让红豆杉呈现出阴森森的效果。它们出现在鬼故事和哥特式恐怖片中、古装剧阴冷的墓地场景中，以及犯罪片中最紧张的时刻。
红豆杉肃穆的存在，浮现在格雷的著名诗作《墓园挽歌》越来越深的黑暗中，它的阴影还投射在哈代为妻子艾玛写的《挽歌》上，看着艾玛躺在她“红豆杉木做的床上”永远长眠。在面对自己最亲近的朋友阿瑟·哈勒姆死去时，丁尼生本能地用教堂墓地里的《老红豆杉》表达自己的悲痛。在突然丧友的打击中，这棵树看上去像是个怪物，死死抓住墓碑，细长的根似乎紧紧裹住了埋在地下的尸体。这位年轻的诗人怨恨“老红豆杉”还如此生机勃勃，而他挚爱、聪颖的哈勒姆却英年早逝，令人无限痛惜。
当丁尼生在努力克制挚友早逝带来的哀痛时，社会正处于一种深深的不安中，因为人们刚刚意识到地球比之前以为的更古老，而在它漫长的历史中，人类出现的时间非常短。巨大的恐龙化石的发现让人们很难怀疑，这个曾经主要按照人类历史理解的世界，实际上已经存在了至少几百万年，居住过人类根本不了解的许多生物。人类寿命与自身栖息地历史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对等，这种新的认识强化了丁尼生个人的丧失之感。为什么他只能拥有这样短暂的生命，而一棵树却可以活一千年？当丁尼生从自己沉重的悲痛中走出来后，他意识到红豆杉并不永远是阴郁的形象，它也有“黄金时刻”。他的忧愁随着春天的回归逐渐消散，在这个季节，即使是最黑暗的老红豆杉也开始披上一层金辉，融入鲜活的生命律动之中。
毕竟，红豆杉的长寿不是上天的不公正，而是常被人视为一种奇迹，当成希望的象征。在奥地利，红豆杉被种植在村庄的广场上祈求好运。而在德国，早在云杉成为标准圣诞树很久之前，人们每到圣诞节都要用红豆杉树枝装饰自己的家。对于古凯尔特人来说，红豆杉树是神圣的。在罗马人和撒克逊人眼中，它们能确保逝者安然地进入另一个世界。在英国，出于实际原因红豆杉继续被种植在教堂墓园里，但很多红豆杉树在基督教抵达英国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种在坎布里亚郡瓦特米尔洛克的那棵红豆杉很可能比圣彼得“老教堂”还老，而位于瓦伊马奇马克尔的那棵红豆杉寿命长达1500年，比它所在的圣巴萨罗姆教堂还要老上好几百年。英国的第一批教堂往往建造在红豆杉树的旁边。
北约克郡的泉水修道院有一片古老的红豆杉树林，当这座修道院在12世纪进行修建的时候，这些红豆杉就已经大得能为僧侣们遮阳挡雨了。这可能是这些树咄咄逼人的另一个表现，它们作为前基督教社会的圣物，又被新的宗教谨慎地融入进来。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些老树被视为约克郡僧侣与红豆杉树之间和谐关系的象征，因而它们备受尊崇并继续生存下来。在这些僧侣看来，红豆杉是上帝提供的庇护所和天然祷告室。因此，即使是在对红豆杉木的军事需求高涨时期，修道院里的红豆杉树也无疑得到了上帝的保佑。对那些不看重当下而追求永生的人而言，红豆杉树是令人安心的陪伴。在葬礼上，红豆杉树枝装饰着逝者和送葬队伍，因为这种无惧冬寒、永不变色的常绿植物拥有血红色的浆果和闪闪发亮的叶片，是永生的象征。
位于瓦伊马奇马克尔的红豆杉
如今，红豆杉是欧洲现存的最古老的生命。古代大教堂、城堡和古罗马遗迹备受尊崇，可从古代遗存至今的这些幸存者竟然没有多少人知道。泰晤士河兰尼米德段岸边有一棵安可威克红豆杉，1215年在这里签署《大宪章》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一棵魁梧的老树了。三个世纪后，这棵静静矗立的老树见证了亨利八世向安妮·博林求婚。有些红豆杉是建筑的一部分构造，例如斯基普顿城堡庭院中那棵高高的树，或者站在斯托昂泽沃尔德教区教堂门口那对壮丽的树。威尔士小径沿途的著名红豆杉包括内文的“流血红豆杉”、阿伯格拉斯尼的红豆杉拱形隧道，以及南特格林的“布道坛红豆杉”，据说约翰·卫斯理曾经爬上它粗壮的树干，在树上布道。
安可威克红豆杉，摘自雅各布·斯特拉特的《不列颠森林志》
像这样的大树不是崇拜的对象，而是那些信徒自由相聚的天然场所，他们追随的信仰不是教会规定的陈腐信条。乔治·福克斯在1653年前往科克茅斯时，在巨大的洛顿红豆杉下遇到了贵格会的伙伴。托马斯·帕克纳姆前往湖区寻找那棵被华兹华斯赞为“洛顿谷地的骄傲”的传奇大树时，最终在一座老酿酒厂后的田野里遇见了它，并且惊讶地发现这棵巨大的老年红豆杉几乎无人问津。它肯定早已淡出了游客的视线，因为《梅休因湖区旅行指南》在1902年就宣称它已是历史了。即使是最庞大的树，似乎也会从人们视野里消失，至少是从公众意识里消失。它已经死亡的谣言大概始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有一半大树毁于一场猛烈的风暴，剩下的几乎全被砍倒用作木材。
如果你到洛顿去，仍然能看到这棵矗立在霍普贝克旁边的红豆杉，在朦胧的远山下显现出轮廓。如今它有了一块表明身份的贴面板，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成就感，却有助于稳固它的未来。这棵树仍然有点两边不平衡，但即使在半独立状态下也依然壮观。两百年前，洛顿的这棵著名红豆杉被多萝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描述为她见过的最大的树：“我们在这个地区见过许多大树，但是我从未见过任何一棵比它的一根分枝更大的树。”这棵“红豆杉元老”曾被认为几乎和《圣经》一样古老，备受尊崇。生活在英国境内的某些红豆杉比巨石阵和金字塔还古老，这是个需要花点时间消化的事实。当你仔细想想它们的树荫下发生过什么，或是它们拥有比周围所有建筑、道路和村庄都活得更久的潜力时，这些看上去是寻常景致，在城镇和乡村都很常见的植物，好像突然变得伟岸起来了。在两三千年前还是小树苗的红豆杉，等到罗马人入侵英国时已经是大树了，所以传说中本丢·彼拉多（据说当时的他是奥古斯都·恺撒派遣的一名特使的儿子）曾在珀斯郡福廷格尔的那棵巨大的红豆杉下玩耍。这棵大树的年龄是这个故事中最有说服力的部分，至于细节，虽然不太可能是真的，但的确有助于为这些非凡的自然现象确立一个相对的尺度。在争夺联合王国境内最古老的居民这一殊荣时，不甘落后的威尔士也有自己的参赛选手——位于布雷肯山的迪芬那哥红豆杉，以及位于更北边的康威的兰盖尔纽红豆杉，这两棵树都已经活了大约5000年。没有人认为本丢·彼拉多去过布雷肯山，但是当卡拉克塔克斯揭竿而起反抗罗马人的占领时，迪芬那哥红豆杉已经开始在它的再生中向下扎进新的树根了。
没有人知道最古老的树的确切年龄，所以估值可能相差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兰盖尔纽红豆杉很可能有5000岁，但也有人反对，认为它年轻得多，只有1500岁。和寿命相对较短的大多数“邻居”不同，红豆杉拥有罕见的再生能力，这为依据年轮测定树龄的办法增加了特别大的难度。极为缓慢的生长速度意味着相邻年轮之间的距离往往不足1毫米，就算用放大镜观察木材的横切面，看到的也更像是紧紧合上的一本书的边缘，而不是一系列有序的、可测量的棕色标记。这些困难只会增加古老红豆杉树的神秘感。
随着红豆杉的衰老，它们开始变得中空，所以某些最古老的红豆杉树只是有生命的空壳，几乎就像是木头做的巨石阵一样。这是它们的又一个生存秘诀，因为与实心的柱状木头相比，中空且有孔的管子在大风中更不容易被吹倒。然而，由于没有完整的年轮，用年轮学测定树龄就行不通。红豆杉不规律的生长模式也意味着，树干的一部分或者一根树枝无法代表一整棵树的准确年龄。红豆杉在古代与永生的联系更多地取决于生活习性。虽然有些红豆杉会在生长几百年后剥落柔软、纤薄的树皮，但非凡的再生性使得它们还能继续茂盛生长，因为内部会有新的根从树冠向下扎进土里，然后长出新的树皮。这些在内部聚集成束的管状根很难和最初表面皱缩的树干区分开，因此更难解决判断树龄这个复杂的问题。
一棵古老的红豆杉可能看上去像是潘神在愤怒中抛下的潘神箫，一根根管子朝着不同的方向倒下，例如萨塞克斯郡坦德里奇的那棵大树。而安可威克红豆杉则更像一面扭曲的岩壁，缓缓打开之后露出一个洞穴，里面是泥炭色的钟乳石和石化的藤条。即使一棵古老的红豆杉被更强大的力量击倒，它也不愿意就此放弃。在汉普郡的村庄塞耳彭，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曾每天观察的教堂墓园中的那棵红豆杉树被1990年1月的大风吹倒了。虽然只留下一段残桩，但源自这棵古树的一株树苗被种在了附近。这处塞耳彭最古老居民的伟大遗迹如今依然矗立在那里，仿佛自己就是一个世界，一个由光秃秃的木头断面和沟壑组成的世界，里面生长着浓密的叶子和植被。
要想确定红豆杉的树龄，除了科学分析之外，我们还需要书面记录。千百年来，博物学家们一直在测量红豆杉的树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早期记录与树木如今的树围对比。当威尔士古文物收藏家、博物学家托马斯·彭南特在1769年前往苏格兰旅行时，位于里昂谷的福廷格尔红豆杉已经长到了“56.5英尺（1英尺约为0.3米）”。今天的它还是这个树围，但已经分裂得像是一丛更小的树。红豆杉的生长曲线表无疑参考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人体发育标准，据林学家艾伦·梅雷迪思估计，树围超过10米的红豆杉至少活了2500年。也许吧。颇为矛盾的是，虽然长寿大概是红豆杉最突出的特征，但这些神秘的树木仍然无法确定年龄。
古老的素描、绘画、诗歌和散文描述都是窥探古代树木生长经历的重要窗口。华兹华斯的诗《红豆杉》以洛顿红豆杉开篇，但他的思绪很快就越过哈尼斯特山口，来到博罗代尔的古红豆杉身旁。他的诗句：
巨大的树干！每一根树干都生长着
相互缠绕的纹理，蜿蜒
向上卷起，固执地盘旋
是对这些再生古树的精确描述，语言恢宏大气，又古色古香。华兹华斯还观察到了“寸草不生的红褐色地面”，它经年累月地被“憔悴树荫的凋落之物”染红。而他在这首诗里使用的“pining”（憔悴）这个词不但借用了当地方言，指植物变干的过程，还被更多地理解为极度渴望或者日趋衰弱。作为一名诗人，他指涉的不仅是这些红豆杉独特的外形，还有它们逐渐累积的文化意义。
华兹华斯是在1799年和1800年与自己的兄弟约翰一起前往博罗代尔旅行的，但是当他在1815年发表这首诗的时候，约翰已经去世10年了。约翰是商船队的一名船长，他在1805年遭遇海难，和自己的船一起沉入了多塞特海岸的韦茅斯港。对于华兹华斯而言，回想起博罗代尔的红豆杉“四兄弟”是辛酸的，因为此时只剩下三兄弟。这也许解释了他为什么只能在这些红豆杉“昏暗的屋顶下”看到“不欢的浆果”，并想象着“死亡的骷髅”和“时间的影子”在这座自然的庙宇中相见。
如今这“四兄弟”不再像华兹华斯造访它们时站成一个方阵，因为其中一棵被1883年的一场大风吹倒了。它们的位置继续标注在英国地形测量局绘制的北部湖区地图上，尽管大多数前往斯科菲尔峰或大山墙的徒步者很可能直接从附近经过，但他们根本不会注意到德文特河的斜坡上隐藏着什么。这片人烟稀少的山谷安静得像块石头，笼罩着一种既不令人振奋又不十分忧郁的氛围。在如此深沉的寂静中，呼吸都显得唐突，而这些古红豆杉仍然是这里最神秘莫测的存在。当我试图在8月午后的明亮阳光下拍摄这些博罗代尔红豆杉时，照相机坏了。
照片往往比任何东西都更能保存红豆杉的个体经历，而且某些树只剩下老明信片上的形象作为它们存在的证据。老照片还能展示一棵古树在损失一根主要分枝之前的样子，或者经历一次重大改造之后的样子。萨利郡的克劳赫斯特红豆杉在维多利亚时代拍摄的照片上，显示出它树干上的小门这一最惊人的特点原来早在那时就有了，不过这棵树当时的倾斜程度不像现在这样严重。我去看它的时候，那扇门还挂在树干上，而且是打开的，仿佛最后一位租户匆忙地搬走了，但是一旦将门关上，这棵古树的威严就立刻恢复了。这扇门的上方有两个空洞，一定是两根不知何时掉落的树枝造成的，它们就像两个巨大的眼眶，对眼下的烦扰视而不见，那茫然的注视却能望得更远。当代画家塔西塔·迪恩在她画的克劳赫斯特红豆杉肖像中准确地捕捉了这棵树的奇异感，这幅画是根据一张老明信片改绘的，但是画家删除了所有背景，创造出一种典型的、红豆杉式的永恒感。
老树常常将人类善变而频繁的冲动行为记录下来。当克劳赫斯特红豆杉在19世纪初被改造成住所时，人们在它凹凸不平的内部放置整洁的桌椅，在树干上安装那扇小门，还发现了一枚炮弹，它是英国内战期间镶嵌进去的，然后便一直留在那里。红豆杉是有生命力的纪念碑，被人类的历史塑造着，并且充满了各种各样令人惊讶的发现。
紫杉醇这种药品的发现，揭示了红豆杉是多么善于保守自己的秘密。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家就在红豆杉树中发现了一种可能对治疗某些癌症有效的化合物，经过大规模的实验后，紫杉醇在1992年被批准用于化疗。红豆杉突然从死亡之树变成了生命之树。美国还通过了《太平洋红豆杉法案》，以确保西海岸地区的红豆杉得到负责的管理，而在此之前它们通常被木材商人视为“垃圾树”。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更深入的研究使更多提取自红豆杉的新药被研发出来，用于治疗卵巢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时至今日，人们仍在探索这种树的药用价值。
克劳赫斯特红豆杉
新抗癌疗法的研发是一项重大的医学突破，但突然产生的医药需求也有其负面影响。剥下古红豆杉的树皮能为药物的制造提供原材料，但这样也会杀死这些树。千百年来一直生长在尼泊尔、阿富汗和中国部分地区的西藏红豆杉，如今成了濒危物种。由于紫杉烷可以从红豆杉的针叶中提取，所以比起电锯这种简单快速的方式，精心栽培和采摘红豆杉更能保证医药资源的长期可持续供应。但这也意味着更少的短期利润，而短期利润是深陷经济危机地区的另一种救命良药。以红豆杉为原料的药物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似乎也很正当，砍伐的冲动在经济上和人道上都站得住脚，相关政策的制定因此变得非常棘手。但这的确让人联想到与红豆杉相关的短视已有漫长的历史。
在中世纪的欧洲，对长弓的需求导致了欧洲红豆杉森林的毁灭，这是军火贸易的早期版本，充满讽刺意味。从法国森林进口的红豆杉木很可能回到故土，向那些将它们砍倒的人射出致命的箭矢。红豆杉贸易是当时欧洲经济的重要部分，但资源消耗得很快，当这些树消失不见的时候，制作武器和打猎工具的最好材料也一去不复返了。这很可能就是法国没有留下古老红豆杉，以及战无不胜的弓箭手部队从历史中消失的原因。即使种植红豆杉的树苗，也会有很多年无法为一支军队提供装备，毕竟理查三世时代种下的树要到乔治三世时代才能做成弓。然而到了那个时候，为武器提供材料的就是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炼钢炉了，新武器拥有更大的破坏力。
关于红豆杉，或许真正令人不安的并不是它黑暗的剪影、多样的形状，也不是它有毒的针叶，而是它极长的寿命。人类可能觉得自己很难对付这种见证了无数历史风云的东西，况且它还会继续活到未来，而那时我们所有的抱负都会被彻底遗忘。如果那些曾种下珍贵红豆杉的人，留给后世的只有一些残破的碗和大口杯，那么今天在花店里的情侣们，用小推车将盆栽红豆杉推向收银处，准备在周末种植一小段树篱，又会在两千年后为世人留下些什么呢？这株红豆杉可能是最长存的遗产。但是想到自己的存在还不如一段树篱长久，总会有些羞耻。
红豆杉不需要作为人生苦短的阴郁提示，它其实是将我们从有限视角中解放出来。我们的有些东西可以历经千百年岁月，就像福廷加尔、兰盖尔纽、克劳赫斯特或安可威克的古老红豆杉一样。我们不知道红豆杉还将什么隐藏在体内，但总有一天会知道的。所以，红豆杉树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
樱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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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惠普斯奈德的树木大教堂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中种植的。在大屠杀中幸存的埃德蒙·布莱思上尉和许多其他幸存者一样，认为必须为自己死去的战友建造一座纪念馆，但他最初想不到有什么东西能够承载如此重大的损失。停战几年后，布莱思和他的妻子来到利物浦，去参观那座从1904年就开始修建的新教堂，尽管已被奉为神圣，但才建成了一半。这项工程还在进行中，对于建筑师贾尔斯·吉尔伯特·斯科特而言，这也是他倾注毕生心血的工程和对信仰的践行，为了利物浦人，他将自己脑中的幻象慢慢变成了一桩不朽的宣言。在回程途中经过科茨沃尔德时，一幅奇妙的景象让布莱思夫妇停下了脚步。闪烁的阳光突然照射在一片本来稀松平常的树林上，既是自然的变形，又是惊人的幻象。布莱思意识到自己也可以打造一座大教堂，但它的材料不是砖块和玻璃，而是树木和天空。他的露天大教堂将比任何建筑都美，而且永远不会完工，因为它正在生长的支柱会继续伸出拱形分枝，枝条上缀满了萌发的花饰。它是一所纪念馆，献给布莱思的朋友们，以及在战场上早早结束生命的一代年轻人，但它也是对于未来充满信心的生动表达，以希望与和谐的精神培育。1927年，布莱思在邓斯特布尔丘陵的惠普斯奈德买下一座农场，那时他知道应该拿这块土地做什么了。
80年后，布莱思上尉的树苗已经长到了他当初理想的高度。在构成中殿和圣坛的高大白桦树旁，矗立着布莱思最早建造的小礼拜堂——复活节小礼拜堂，它由樱树构成。在这个宁静的沉思之地，平时只有光秃秃的树干和悬在空中的分枝，但这里每一年都会突然充满令人目眩的云朵，像天国一样洁白，映衬在春日的浅蓝色天空中。在复活节来得较晚、礼拜堂因节日庆典而亮起来时，这一年一度的变化最令人难忘。即使复活节降临在3月，赤裸的樱树也仍然矗立着，不引人注目但绝不会被认错，它们在耐心地等待着荣耀时刻。
野樱桃树也像阳光回归的预兆一样点亮林地小径，忽然间白光满溢，花朵又迅速凋零。当A. E. 豪斯曼（A. E. Housman）称这种树是“最可爱的”时，无人辩驳。尽管不是没有竞争对手，但是樱树开花的景象如此震撼，以至于至少在几天之内，没有其他树能够与之相比。泰德·休斯（Ted Hughes）将樱花的到来看作春日聚会的邀请，但最终有点失望，因为当游客抵达的时候，“她从我们身边跑过，冲了出去，掩面哭泣，衣衫破烂，沾满污迹”。这些可爱的花往往毁于春天常有的风雨，几乎还没有什么人欣赏它们时就已零落满地了。然而，如果认为野樱桃（欧洲甜樱桃）的明亮花朵是英格兰春天的精髓，那我们就该重新调整自己的想法了。新鲜、短暂、无常，樱花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也是最转瞬即逝的。
在华盛顿特区，人们的兴奋之情在3月的最后一周与日俱增，因为潮汐湖周边的大片樱树都开花了。花蕾才刚刚冒出，相机就已就位。樱花是自然界的名人，没人想要错过。这些花只会开放三个星期，先是一抹洁白的雪花，很快变成华丽的浅粉色浓雾，最后是万千花瓣纷飞飘零的樱花雨。美式赏樱绝非人与自然的安静交流，而是热情的、社交性的，甚至出乎意料地富有运动性，因为每年花开灿烂时都要举办赏樱十英里长跑比赛。人们聚集在路边，一边欣赏樱花，一边为气喘吁吁跑过去的运动员加油打气。
樱树仿佛会大规模地移动，而赏樱之人也追随着樱花的脚步，好像随着消息的传开，没有人甘愿落后似的。在日本，樱花就像英国的天气，在每年的特定时间都会让所有人为之痴狂。赏樱标志着日本春季的开始，届时会有音乐、野餐和茶会为壮丽的樱花美景助兴。在每年大约两周的时间里，完美对称的富士山都会像座小岛一样屹立在一片雪白的花海中，被成千上万的业余摄影师拍成照片。樱花盛开的移动轨迹就像一场重量级巡回演唱会，随着气温的升高最先在1月的南部岛屿冲绳开幕，然后逐渐向北移动，在5月抵达日本列岛的最北端。每一片樱树林都会在一年的几周里享受镁光灯下的高光时刻。
著名的华盛顿樱树实际上来自日本，它们在1912年才作为东京市长的礼物抵达华盛顿。美国第一夫人海伦·塔夫特和日本大使夫人珍田在赠送仪式上各种下一棵树，将其余3000棵树苗留给了这座城市的园丁们解决。（这其实是在华盛顿种植日本樱花的第二次尝试，第一批引进的樱花感染了病害，不得不销毁。）这两棵樱花树至今还矗立着，身边还有许多漂亮的后代。“二战”后，当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破裂关系似乎已无法修复时，又有一批肩负外交使命的樱花树最终抵达，帮助两国重修旧好。
葛饰北斋制作的富士山风景版画
作为日本皇室指定的最爱花卉，东方樱花是日本文化的一项典型特征。或粉或白，纯美无瑕，日本樱花树作为印刷画、布料、瓷器和纸张上的风格化图案风靡全球。而樱树本身只要种植在适宜的土壤里就能生根，茂盛地生长。在“二战”后的朝鲜半岛，所有被日本侵略者种下的樱树都被毁，替换成本土树种。这些树代表着日本军事力量，尤其是樱花图案还印在日本轰炸机上，作为生命热烈和短暂的象征。有些地方重新种上了樱树，因为韩国植物学家现在提出观赏樱花最初源自韩国，但这个问题与血腥的殖民史息息相关，至今仍有争议。中国最近也提出了相反的说法，自称是樱树的原产国。这些树的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观者的视角。
樱花独特的美还诱发了人工干预，随着杂交育种史的发展，人们培植出众多不同品种的樱树，只是在花朵上有微妙差异，它们的谱系因此变得难以追溯。虽然日本的佐藤樱花树直到20世纪初还是国家机密，但日本的园艺学家很多年前就开始培育具有异域风情的品种了，导致现在很难判断哪些是本土品种，哪些是杂交品种。例如，“芳名”樱花是一种典型的日本樱花，很容易辨认，花量繁多，浅色五花瓣，有金色的花心，大概可以确定它是19世纪的杂交品种。根据国际空间站最新的实验结果来看，樱花树很有可能还在迅速进化。若干年前被送上太空的种子长成了一棵樱花树，生长速度惊人，而且开花时间比正常状态下提前了4年。很显然，樱花将继续成为所有花中最转瞬即逝的。
日本樱花通常比它们的欧洲近亲开得更饱满，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期首次引入英国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它们细长的小枝可以开出蛋白色的花，呈现出这个热爱园艺的国家从未见过的轻盈之感。当时，阳伞、和服突然流行，《天皇》这本书畅销，樱花树的种植则是景观设计师跟随这股潮流的体现。很快，这些树干明亮并有醒目条纹的树木开始扩散到英国各处，甚至植于最沉闷的街道。
虽然来自东方的观赏樱是如此耀眼的新鲜事物，但英国本地樱桃树仍然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它们矗立在林地中，并以复活节期间的一身白衣闻名，但到了7月就会完全变成绿色和红色。正是本地樱桃树的夏日盛装，让它始终在英国人民的心里占据特殊的位置，更准确地说，是在嘴里和胃里。
中世纪城堡和修道院常常种植樱桃树，因为它们可以供应宝贵的水果。中世纪的樱桃园一度被认为是罗马占领时期留下的丰富遗产之一，然而考古学家在研究奥法利郡一处青铜时代遗址时发现了史前樱桃的遗迹。在罗马人带着他们的地中海美食抵达英格兰很久之前，古代爱尔兰人已经开始享用樱桃大餐了。这种果实是烹饪界的一颗明珠。甜樱桃从树上摘下来直接吃就十分美味，酸樱桃做成馅饼和布丁也很好吃。樱桃可以泡在白兰地里制成罐头，或者做进烘焙点心里，比如蛋糕、法式樱桃布丁蛋糕、可丽饼或者黑森林蛋糕。在许多盛产樱桃的国家，樱桃还用在主菜里，消解烤鸭的肥腻或为藏红花米饭增添一抹水果风味。樱桃白兰地和黑樱桃酒等利口酒还可以捕捉酸樱桃难以形容的味道，并将它们美妙的风味保存多年。
黏糊糊的深红色糖渍樱桃似乎是超市称霸时代的缩影，但其实都铎王朝的皇室早就已经吃上用糖保存的樱桃了。亨利八世非常喜欢这些多汁味美的小球，以至于命令皇家水果商种植庞大的樱桃果园，将肯特郡变成了“英格兰的花园”。在此后的几个世纪，肯特郡一直保留着这种伊甸园般的风貌，年纪较大的肯特郡居民还记得大片樱桃树的壮观景象，以及每年夏天收获樱桃时搬出来的大梯子。然而，英国的樱桃园在“二战”后迅速衰落，土耳其、美国和德国的樱桃进入英国市场后更是雪上加霜，如今这些国家成了全球樱桃市场上的主导。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英国樱桃园就令人震惊地消失了90%。到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人更有可能开着一辆达特桑樱桃小汽车，而不是种下樱桃树。在现代城市，梯子成了造成潜在索赔要求的危险因素，经过官方批准的樱桃采摘工现在只能唤起人们对英格兰樱桃园和采摘季自然韵律的一抹哀伤回忆。
为了应对这种凄惨的转变，近年来，人们正在努力恢复樱桃的荣光，并在这个过程中应用了矮化果树和塑料大棚等技术。这些新技术或许不能增加樱桃树的传统魅力，但可以使樱桃树的收益最大化。高端家具制造商对质地细密、色彩浓郁的樱桃木的需求稳步增长，这也在激励这种树的可持续种植。实际上，樱桃木的价值如此珍贵，以至于成材木所处的地点都非常安静。幸运的是，樱桃树的社交属性并没有被完全压抑。从肯特郡到伍斯特郡的老种植区里，夏季传统樱桃展销会再次热闹起来，唤起民众对本地樱桃的新热情。
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果农甚至开展了出租樱桃树的新业务，这意味着你可以在春天欣赏专属于自己的樱花，然后在7月享用现摘的闪烁着光泽的成串黑色果实。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过于紧张忙碌的又一个表征吗？我们是不是太忙或者太没有耐心，不能自己种好一棵樱桃树，而情愿花一小笔钱借用别人的樱桃树呢？或者这是一种激励方式，用以修复果农和消费者之间、冷冻包装采摘篮和鲜活果树之间，以及人类和地球母亲之间的关系？
《樱桃圣母》，提香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