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混合林地中，桦树与其他更高大的阔叶树相比，并不容易在第一眼就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这些树令人不安的另一个特征。桦树是树林中的丑小鸭，因为这些不起眼的瘦长棕色树苗会逐渐变成天鹅颈一样优雅的树木，它们的树枝会呈现漂亮的弧度，长出闪闪发亮的叶子。需要承认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们开始失去一些光彩，一丛年老的“银皮桦”就像一匹闷闷不乐的高个子斑马，孤苦伶仃地陷在膝盖深的泥里。然而，并非所有的桦树都会变成银色。英国的另一种桦树是颜色更深、茸毛更多的柔毛桦，从它的植物学学名Betula pubescens判断，它艰难的青春期似乎注定延续一生（种加词“pubescens”意为“青春期的”）。或许这就是柔毛桦永远向上伸展的原因，它似乎在努力地让自己显得比实际更高，而不像它那更加优雅、枝条缓缓下垂的近亲。
垂枝桦在英国并不总是被称为“银皮桦”，它一度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白皮桦”“女士桦”或与中文通用名相同的“垂枝桦”。“银皮”这个称呼似乎是19世纪才出现的，流传自许多诗歌和流行歌谣。20世纪，加拿大诗人保利娜·约翰逊真正确定了这种桦树的颜色，她对自己莫霍克人祖先的原始森林饱含深情的回忆，是小学和童子军军营的教材。从那以后，加拿大就一直是“银皮桦的土地，河狸的家园”。
桦树是秋天最晚落叶的树种之一，当奶油色的葇荑花序刚刚长出来时，还有一些去年的叶片留在树上，仿佛在眷恋上一个夏天的时光。1805年11月，特拉法尔加海战胜利，多萝西·华兹华斯和她的哥哥威廉一起探寻阿尔斯沃特湖附近的森林，因为看到“柠檬色”的桦树而兴高采烈。她的描述也许会让我们好奇她平时吃的柠檬有多老，因为它们熟透了才能和秋季桦树的深黄色相提并论。我们将这些桦树称为“银色的”，但它们往往更像是抛光的骨头，泛着青灰色的光，被秋日的点金手轻拂而过，沐浴着金光灿烂的树叶。在10月的晴天，银皮桦会像凝固的黄金瀑布一样点亮整面山坡。
桦树曾为画家和设计师提供灵感，这不足为奇。它们那苍白、匀称的形状几乎为自然界的每一种色调提供了完美的对比，所以19世纪的画家喜欢让它出现在自己色彩微妙的画布上。约翰·罗斯金用画笔捕捉了一棵生长在山间溪流旁光滑岩石上的银皮桦，而他从前的朋友约翰·密莱司在月光下完成的画作《游侠骑士》中，用它闪闪发光的树皮平衡了绑在树干上的裸体女人白花花的皮肤以及用剑解救她的骑士那锃亮的盔甲。这是密莱司公开展示的唯一裸体，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他对这些对比鲜明的色彩纹理施以近乎摄影般的处理方式，让整幅画面逼真得令人难以接受。
在瑞典的松德博恩村，卡尔·拉松（Carl Larsson）的家乡两侧仍然矗立着银皮桦，游客可以立即从他的画作中辨认出这些树。这些本土树木荡漾起的自然波浪为他创作家庭生活主题的精美水彩画提供了完美的环境，它们在夏日微风中飘起缕缕金发，飞扬的发丝触碰着最底部的小枝。和拉松同时代的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也描绘了奥地利秋日桦树的白色和金色华盖，他强调了树干，为《桦树林》赋予了几乎是抽象风格的平行线条和炫目光彩。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桦树的身影出现在盘子、花盆、耳环、书籍卷首或卷尾空白页、窗帘、垫子和披肩上，优雅的曲线和形状分明的单色轮廓让它成了装饰艺术的符号。甚至出现了摆放在窗台上的小桦树装饰物，用抛光金属和铜丝做成，上面还有几十片小小的珍珠母瓣片反射出太阳的光芒。
《游侠骑士》 ，约翰·密莱司 绘
然而，桦树的美最好在它们的自然环境下欣赏。它们泰然自若地生长在北面的山坡上，聚集在一片潮湿沼泽的边缘。有些树独自矗立，像孤独的苍鹭一样漂亮，还有些树害羞地聚集在树林里，彼此隔得足够远，让光线能够照射进来。在喜马拉雅山区，一切都被放大和延长了，它们看上去就像是巨大山坡中的裂缝，暂时打开一会儿让气息喷出。当你靠得更近时，白桦的树干向空中延伸，仿佛是从天上垂下来的长长绳索，但它的树枝似乎在低声发出警告：如果你向上爬入云雾，可能永远无法回来讲述自己的见闻。
在北方的民间传统中，桦树是真实世界和未知世界之间的分界线。优雅、摇曳的桦树那柔软的树干几乎弯成了一个个问号，似乎是在发出约会的邀请：“骨瘦如柴的小姑娘，你要不要去阿伯菲尔迪的桦树林？”但是和它们有关的故事常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古老的歌谣《厄舍尔井的妇人》讲述了一位将三个儿子送去出海，结果后半生都在盼望他们平安归来的母亲。当他们终于在那个严冬回到家时，“他们的帽子是桦树的”。帽子无论是用桦树叶镶了边，还是用橡树皮做的，都无关紧要，因为这首歌谣接着告诉我们，这些桦树并非生长在尘世，而是生长在“天堂的大门”前。这些小伙子是从死后的世界回来看望他们失去亲人的母亲的，尽管桦树可能象征着他们去了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在这首歌谣的某些版本中，他们的命运更加神秘。
桦树无疑会在月光之夜投射出幽灵般的身影，萦绕在树林中，沿着山坡蜿蜒而下。斯凯岛沿岸的小岛拉赛岛上有一个废弃的定居点，在索利·麦克莱恩（Sorley Maclean）看来，这个定居点周围空荡荡的桦树林是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女孩们的幽灵，它们沉默，挺直背脊，低下头颅。在他令人难忘的诗歌《哈莱格》中，想象着她们沿着古老的小路从生者之地走进陡峭的山坡，“她们的欢声笑语如雾”入耳，“她们的娇美倩影如印”在心。就像许多桦树林一样，拉赛岛的桦树向雾气之外某个迷失的世界招手，呼唤远方的空地。
有时，人们想暂时逃离世界，就像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在他的著名诗歌《桦树》中所写的那样，“然后回到世界，重新开始”。在他的想象中，去往别处的路径是通过一棵桦树的树干，“沿着一根雪白树干上的黑色树枝向上爬/朝着天堂”。不过令人安心的是，这只是进入超脱境界的短暂上升，因为桦树的顶部树枝非常细，最终会弯下来，将他安全地送回地面。桦树的训诫不需要特别严厉或令人害怕，它可以温柔地提醒我们，关于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才是对的。
神秘的桦树是北方的美人，非常适宜冰天雪地的环境，就像北极狐、北极兔或北极熊一样。桦树是冰河时代最后一次冰期结束后最先北上的物种之一，所以它们是英国最古老的本土树种之一。桦树种子大量传播，像浅灰色的烟尘一样飞散，降落到哪里，就在哪里萌发生长。扩散能力极强的花粉对于这种树的生存极其重要，每年都有几百万人感受到它的力量，因为它会引发第一波花粉热。然而，桦树还有很多治疗功效。作为桦木酸的来源，它的抗逆转录病毒性和抗炎性研究才刚刚起步。桦树在医疗界的名声从未完全建立在它令人受苦的特性上。约翰·伊夫林曾将当时的一种桦树混合饮品誉为“伟大的通畅之物”，并推荐使用它治疗肺部疾病和痔疮。从桦树中提取的油也被认为有利于治疗疣和湿疹。由桦树叶在沸水中熬煮浸泡而成的桦树茶喝起来有点苦，但治疗痛风、风湿病和肾结石有奇效。
桦树的副产品如今大有复兴之势，因为桦树水的疗效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在一些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人们经常从桦树中提取这种液体，认为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减少皮下脂肪团并增强免疫力。桦树液是通过在成年桦树枝条下划出精确切口提取的，可以添加蜂蜜、丁香和柠檬皮煮沸，然后静置发酵，直到它变成一种非常可口的酒精饮料。熬煮这种树液可制成桦树糖，这是一种天然甜味剂，和其他糖类相比，它的热量更低，对牙齿也更好。在美国内战的一段难忘往事中，桦树皮展示了它维持生命的特性，为理查德·加尼特将军被击败的部队提供了足够让他们活下来的桦树糖。20年后，他们的撤退路线仍然能够根据被剥去树皮的桦树辨别出来。一支饥饿的军队凭借桦树活下来，这并不是第一次，1814年，汉堡周围的树林就被围攻这座港口并迫切想要获取树液的俄罗斯士兵毁灭了。
桦树生长在贫瘠的土壤中，忍耐着极端天气，在海滨和高地溪流旁都生长得很好。在桦树生长得像杂草一样的国家，几乎每个地区都被桦树改造得非常漂亮。对于北美原住民来说，桦树的用途就像塑料一样广泛。他们用它做成袋子、盒子和篮子，用柏木纤维绳将它们缝起来，还在白色的桦树皮表面缝出装饰花纹。最重要的是，他们使用桦木制造独木舟，甚至用“桦树”这个名字作为这种独木舟的代称。技艺高超的桦木独木舟建造者会乘着小舟在冰冷清澈的湖水中穿行，悄无声息，十分隐秘，极其高效地追逐鱼类和毛皮动物。
尽管作为材用树种的价值很低，但桦树一直都在提供大量木柴，即便是潮湿的桦木也能被点燃。在英国和爱尔兰最早的人类定居点，桦木就被用来制作各种小物件，包括箍、篮子、碗和汤勺，桦树皮被剥下来制成细绳或搓成绳索。在整个北欧，人们提取桦树的树液，而它们的树皮被用来制革。在俄罗斯，桦树皮会经蒸馏制成桦焦油，用于浸渍皮革，防止虫蛀，与凡士林混合在一起，还能制成木材防腐剂。在波兰，成束的桦树细枝被用来为村舍铺屋顶。而在瑞典，木屋常常用桦树皮来保暖和防水。桦树并不只出现在我们共同的农业历史中，2008年世界建筑节的获奖作品之一是位于瑞典拉蒙德贝里耶引人注目的图森餐厅，它的圆锥形框架由令人眼花缭乱的桦木枝搭建而成，仿佛是雪中的一座火箭发射装置。该设计不但保护用餐者免遭极地寒风的侵袭，还证明了木建筑在当代建筑师未来主义风格的创造中并不一定会有落伍之感。
可再生材料已经成为优选材料，一度看似过时的方法如今变成了新潮的技术。绿色屋顶之前还被视为民俗博物馆中一道漂亮的景致，如今却在整个北欧大受欢迎。屋顶框架建造完成之后，将成块桦树皮像瓦片一样铺在原木上，构成青草生长的基础。这样的屋顶可以维持50年不用大规模修整。在现代化的生态住宅中，浴室的墙壁贴着银皮桦嵌板，还有桦木小架子用作肥皂托盘，装着瑞典产的银皮桦树叶肥皂。这样的住宅甚至可以全部铺设光滑的桦木胶合板，放上舒缓背部的柔韧桦木椅子，木材来自可持续发展的桦木林。
加拿大是“纸桦”的故乡，这种桦树的树皮比它在其他大陆的近亲更白、更易剥落。虽然加拿大的桦树最以脱落纸状树皮闻名，但古代中国人认为其他品种的桦树皮也有类似的用途。毕竟，从这种又薄又白的树皮中发掘潜力并不难。当约翰·克莱尔某一天看到一些树皮剥落的桦木篱笆时，他立刻想到它们可以作为纸张的替代物。他很快发现“这棵树的一圈树皮能分成10或12张薄片”，并在做了一些试验之后找到了一种保证墨水牢固吸附的方法。对于一个非常拮据的人来说，纸张贵得超出承受能力，所以发现免费的书写材料就像是上天赐福一样。慷慨的桦树似乎是在消除阶级和贫困的障碍，让克莱尔能够重申他生活的真正目的。
桦树在不诉诸任何力量的情况下发出它最有益处的劝诫。似乎这种树带来的最令人痛苦的东西，也不过是回到现实重新开始的温柔邀请。在奥斯陆北部的努尔马卡森林，银皮桦标志着一条道路，它穿越森林直通21世纪最大的秘密之一。因为在这片冰天雪地的深处，坐落着未来图书馆，那里矗立着艺术家凯蒂·佩特森种下的一千棵云杉树。来自全世界的一流作家受邀撰写新故事，但这些故事都会被密封100年再出版，印在现在还是树苗的云杉做成的纸上。神秘的桦树打开通向这座未建成图书馆的大门，挑战我们对瞬时满足、一夜爆红和畅销书的渴望。没有人能看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新作品，但未来图书馆表达了我们对新一代人的信心。
欧洲七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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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最大的欧洲七叶树位于海威科姆附近的休恩登。2014年12月，它庞大的树围达到了7.33米，几根分枝也已经粗壮得像是成年大树的树干一样了。它是万树之树，一根巨大的、长着皱纹的圆柱，顶端萌发出一丛杂树林。作为一棵300岁的老树，它生长得非常好，因为欧洲七叶树很少能超过150岁。这意味着当本杰明·迪斯雷利在1848年买下位于休恩登的庄园时，这棵如今神气十足地矗立在大门口的欧洲七叶树已经是个枝繁叶茂的卫兵了，它所处的位置恰到好处，来到这位未来首相的乡下庄园的重要客人都对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洲七叶树在奇特恩斯的白垩土中生长良好，在那里，它们壮观的身影映衬在山丘的曲线中。迪斯雷利对自己的家庭出身很敏感，因此他对这种两个半世纪前才从巴尔干半岛引进的树有一种特别的喜爱之情。它在英格兰发展得如此成功，此时已经比许多本地树种更本地化了。
毕竟，关于欧洲七叶树，有一种奇妙的无须辩解的东西。在整个冬天，当落叶树应该安静地休眠的时候，它那闪闪发光的芽似乎带着被压抑的能量膨胀起来，不耐烦地胀大，直到一刻也无法等待，在第一抹春光的触碰下从黏稠的外壳中喷薄而出。它们手指般的嫩叶终于能够自由伸展，在第一股新鲜微风的吹拂下挥舞。在大多数树木萌芽之前，巨大的掌状复叶就已经在迎接阳光了，边缘带有锯齿的小叶做好了沐浴光辉和雨露的准备。
《格兰切斯特的欧洲七叶树》，格温·雷弗拉特 绘
欧洲七叶树不只是展示着最大最绿的叶片，它还有另一招。当其他树木随着季节刚刚开始变绿的时候，欧洲七叶树已经开始向上抽生花序了。到了5月，它已是繁花满树，花朵呈现出香槟一样的奶油色，又像香槟的气泡一样细碎。这还不算完，因为随着穗状花序的凋落，那些巨大的绿色手掌开始长出带刺的环，它们会像春天的芽一样喷薄而出。9月底的强风会将果实纷纷吹落，而它们浅黄绿色的外壳会在落地时开裂，一颗圆圆的种子服帖地蜷缩在里面，落地后仿佛在眨着眼，有些种子则会从外壳里蹦出来，泛着油润的光泽。欧洲七叶树充满了谜语和私人笑话，对自己大出风头的能力充满信心，以至于任何关于居住权的问题似乎都错失了要点。
无论是正式的植物学名Aesculus hippocastanum［种加词hippocastanum来自“马”（hippo）和“栗子”（castanum）的组合］，还是更为人所熟知的英文名“horse chestnut”（马栗），这种常见树木的名字本身就是个难解之谜。它的种子和板栗很像，但是它和马有什么关系？叶柄脱落之后留下的痕迹的确像一只马蹄铁，也许这就是它名字的由来。有人说它的名字来自威尔士语单词“gwres”，意思是“热”或者“猛烈”，威尔士人选择这个词是因为它味道不佳的种子。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又圆又亮的种子从白色的壳里向外窥视，让人想起马受惊时的眼睛。毕竟这种树的美国表亲红花七叶树、光叶七叶树以及加州七叶树的当地俗名都是“雄鹿眼”，因为原住民认为它们圆圆的棕色果实像鹿的眼睛。俄亥俄州就是因为七叶树而被称为“七叶树州”，这是一连串很有趣的联系，这个州的诨名来自一种树，而这种树的诨名来自曾经生活在这个州的鹿。
或者，“马栗”这个名字和马的眼睛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与新鲜的七叶树种子那令人惊讶的颜色有关。当果实的外壳开裂，露出颜色浓郁的红棕色种子，它就像一匹栗色马充满光泽的腰腿部。这种树抵达英格兰与马开始被形容为栗色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也许这并不是巧合。但首先出现的是哪个词，栗色马还是“马栗”？对于“马栗”的词源，通常作为宝贵权威参考的《牛津英语词典》却意外地给出了一个不那么令人信服的答案，将其归结于一种古老的观念，即“东方人”用它的种子治疗患有咳嗽和呼吸疾病的马匹。由于没有证据表明它的种子真的对马有医药价值，所以这个名字显得很讽刺。与慷慨大方的欧洲栗、西班牙栗、甜栗那有益健康的果实不同，欧洲七叶树的种子只适合马吃，实际上对马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味道甜美的欧洲栗种子不仅可以在明火上烤熟食用，还可以制作栗粉粥、布丁、糖炒栗子和奶油栗子糕、汤羹、填料和淀粉，而且它的木材结实得足以制作矿坑柱、木桩、家具和屋顶用木料。相对而言，欧洲七叶树没有什么实用性。因此，有人认为这种令人赞叹的树其实就像个没用的败家子。它的木材太软，不能用在建筑上，甚至无法很好地燃烧。它的果实不是很有营养，甚至会让你感觉很不舒服。就连并不挑剔的猪，也对装满欧洲七叶树种子的食槽嗤之以鼻。“一战”期间，当食物供应短缺时，人们试着对欧洲七叶树的种子进行了碾压、浸泡和熬煮等工序的处理，制造出了一种用于补充绵羊和奶牛膳食的动物饲料，猪仍然不为所动。但这种“马栗”饲料增加了战时匮乏的供应，直到战争结束。
欧洲七叶树的确有一些传统用途。拥有麻醉功效的树皮曾被用来治疗发热，种子则被用来治疗风湿病和痔疮。那些患有最轻微蜘蛛恐惧症的人一直将这种树视为朋友，因为它的种子可以驱赶蜘蛛。欧洲七叶树对蜘蛛网很不友好，很多人希望通过精心布置它的果实以避免蜘蛛在天气变冷时进入屋子。我对这个说法很是怀疑，因为我曾经试过将许多圆鼓鼓的“马栗”铺在地下室里，结果大失所望，这道防线一夜之间就被彻底突破了。我应该不是唯一一个对这项民间智慧有所怀疑的人。2009年秋季，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决定检测这种方法，向所有人征集关于欧洲七叶树果实驱虫功效的确凿证据，科学解释当然更好。在做了一些巧妙的实验后，比如果实障碍训练场和花园蜘蛛，这个理论被彻底推翻了。没有任何一只蜘蛛因为看到、闻到或者接触到欧洲七叶树的果实而表现出一丁点儿退缩的迹象。
但是，一种树的价值为什么一定要取决于它的实用性呢？为什么一定要依其衡量它为人类做出的贡献呢？这种树有最肥大的芽、最蓬乱的花、最宽阔的叶、最多刺的果壳和最闪亮的种子，它还需要什么呢？七叶树看上去壮观无比，每个季节都十分张扬。难怪在那个鲜艳披肩、丝绸背心、蕾丝袖口和飞边流行的时代，这种树席卷了整个西欧。七叶树属中的红马栗子拥有深红色的花，与女士们脸颊上的绯红或者先生们裤子上的鲜红缎带相映成趣。它们是供法国贵族欣赏的树，在凡尔赛宫的新花园里，他们喜欢在那泡沫似的花簇和多变的树荫下消遣时光。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这种七叶树的生命比贵族们更长。巴黎仍然种满了七叶树，它们沿着塞纳河两岸自由地延展，或者笔直端庄地矗立在香榭丽舍大道两侧。而埃菲尔铁塔下有一棵庞大的孤植树，早在巴黎这个最著名的地标出现之前，这棵树就已经扎根在这里很长时间了。对于这位抢镜“老手”来说，万众瞩目的埃菲尔铁塔只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拱门。
尽管英格兰不像欧洲大陆那样重视树木的遮阳功能，派头十足的七叶树在公园和花园里也大受欢迎。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为威廉三世重新设计了布希公园，打造出一条巨大的七叶树典礼大道，从特丁顿一直延伸到汉普顿宫。维多利亚女王每年5月都要沿着这条路仪式性地出宫，观看枝形吊灯状的新鲜花序，此时它们已经长成大树，披着绿白相间的制服守卫着女王。她忠诚的臣民跟在后面，用轻快的脚步和华丽的午餐庆祝这繁花盛景。虽然这项传统在女王死后逐渐式微，但现在又迎来了复兴，人们在“七叶树星期天”纷纷出动，欣赏花朵壮观的表演。
这些爱炫耀的树木在18世纪大规模种植，“能人”布朗为威尔特郡托特纳姆的一个庄园预订了4800棵七叶树，这件事也能反映出这些来自地中海东部的树备受重视。在牛津大学，巨大的七叶树探身俯视着伍斯特学院的那座湖，将卷曲的花瓣落在光滑的水面上，或是在学院舞会和毕业照片的背景中作为一个慵懒的剪影。另一棵七叶树矗立在“羔羊和旗帜”小酒馆旁边的路上，自行车必须在此处急转弯以免撞上它庞大的身躯。
对于许多在现代城市中长大的孩子来说，七叶树带来了一些自然界的感觉。在W. B.叶芝看来，贝德福德公园家庭花园里的那棵巨大七叶树，是他在伦敦度过的童年时光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这棵树在多年后作为完整性和内在联系的象征焕发出新的生命，以“根底雄壮的花魁花宝”出现在《在学童中间》这首诗中。在返回爱尔兰的途中，从都柏林到戈尔韦一路繁茂生长的威严七叶树更加强化了他成长期的记忆。许多孩子就是因为这些生长在公园和花园里的巨大绿树才对季节的轮回有所感知，它们的花序就像洁白的生日蛋糕蜡烛一样引人注目。
在乡村地区，成年七叶树为不同世代的人提供了同一个集合点，例如德比郡的“莫顿七叶树”，它是伊丽莎白女王即位五十周年庆典选出的50棵“大英之树”之一。牛津郡的克罗普雷迪村里，在一年一度的音乐节开幕数周之前，人们熟悉的深红色花朵就会绽放在村庄的正中央。这些树是传统生活的中心，就像老歌里唱的“在伸展的七叶树下”庆祝。这首歌甚至启发了歌手在欢迎人们时做出模仿树枝的动作。
正如19世纪的画家詹姆斯·蒂索在他的画作《假日》，更有名的俗称是《野餐》中观察到的那样，七叶树负责的是享乐和休闲。这幅画如今挂在泰特英国美术馆，画面中的取景地是圣约翰森林湖边，画家本人就住在这个地区，而现在位于这里的洛德板球场更为人所熟知。画里有两个穿着精美服饰的年轻女子，其中一个正在为年轻男子倒茶。男子头戴一顶鲜艳的红黄条纹板球帽，穿着白色衣服，躺在9月底宽大舒展的金绿色树叶下。而在这幅画中，那棵七叶树是最夺目的存在。
虽然9月为漫长的暑假敲响了丧钟，但一代又一代孩子返校的沮丧情绪，很快就会被七叶树的种子冲淡。学校操场里长着一棵七叶树对小学生来说很是幸运，在这个季节，他们的正经事就是用棍子和鞋子投掷位置较低的枝条，希望能砸下来一些狼牙棒似的果实。
《野餐》，詹姆斯·蒂索 绘
想要玩“斗七叶树种子”的游戏，只需将一颗七叶树的种子穿进一根打结的鞋带末端，找到一个拥有同样装备并且喜欢搞破坏的对手。一颗非常坚硬的七叶树种子可以击败许多对手，将一个又一个弱小的挑战者砸得粉碎。求胜心切的人会使用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例如用醋浸泡他们的冠军“马栗”，或者用烤炉焙烤，使它变得最硬。然而，这些和我一个叔叔的做法比起来显得非常清白。有人告诉我，他下定决心成为征服所有人的英雄，为了获得胜利和赞美，他对实木进行雕刻和抛光，制造出了一个假的七叶树种子。即便是最坚硬的“马栗”，在这个“战神”面前也毫无胜算。不过，我叔叔的成就感也许比七叶树的果实还要空洞。对于不那么好胜的孩子来说，七叶树的种子仍然具有很多玩耍的可能性。它们可以作为椭圆形的弹珠，或者在一排顶针的配合下模拟微型的打椰子游戏。一些位置得当的别针和一卷棉线可以将七叶树的种子变成玩偶之家的家具，它们一开始像是抛光的红木，但是会逐渐褪色，变得更加晦暗和皱缩。
斗七叶树种子的游戏看上去也许像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消遣，源自遥远到不可追溯的时代，但它其实是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发明的，如今成了一种由盛转衰的传统。这种季节性活动近些年来明显减少，以至于英国健康和安全执行局认为有必要专门澄清，他们从未禁止过这种游戏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但斗七叶树种子这一游戏的没落似乎和安全意识强烈的教师没多大关系，更吸引人的手机才是影响因素。
即使英国孩子不再感兴趣，这种游戏延续至今的吸引力却在斗七叶树种子世界锦标赛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场比赛每年都在北安普敦郡的阿什顿村举办，有些慕名而来的参赛者来自遥远得令人吃惊的地方。作为一项国际性运动，斗七叶树种子需要交战规则，所以世锦赛对绳子的长度、打绳结的方式，以及击打的次数都有严格规定。那些最终获得胜利的人，会戴上用亮闪闪的“马栗”穿成的链子，还有鲜艳多彩、挂满七叶树种子的冠冕。作为伦敦“珍珠王和珍珠后”（伦敦东区街头小贩互助和慈善团体的头面人物，产生于19世纪，是工人阶级文化的重要传统。——译者注）的“乡村版”，“七叶树种子帝王”很容易被误认为一种古代传统，其实它始于1965年。
培养竞技精神的并不只是果实。有些国家以自己的七叶树为荣，让它们去参加国际比赛。参加欧洲2015年年度树木评选的比利时候选者，就是一棵美丽的老七叶树，它被称为“钉子树”，紧紧依附在富伦的一处河岸上，这个城市位于林堡省与荷兰接壤处。这是一棵华丽的七叶树，树皮因为年老而剥落，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有疗愈功能。从前，生病的人会将一颗钉子先放在自己病痛的位置，然后用锤子将它钉进树里，希望这棵树会带走他们的痛苦。树干上绑着一个耶稣受难像，将这棵七叶树与耶稣的受难以及木十字架建立起了联系。
“二战”后，一棵在阿姆斯特丹生长多年的七叶树抢去了“钉子树”的风头。这棵树是安妮·弗兰克从小窗户里能看到的，当时她和家人藏在密室里躲避纳粹占领军。难以想象那段被迫囚禁并充满焦虑的岁月有多难熬，她用日记记录了这棵七叶树跟随季节变化上演的奇观。1944年4月18日，安妮在日记中写道，这棵七叶树“已经非常绿了，你甚至能看见到处都是小花”。5月13日，她父亲生日的第二天，她提到阳光闪闪发亮，“好像它在1944年从未这样闪亮过”，而那棵七叶树“完全盛开着花，覆盖着浓密的叶片，比去年美丽得多”。不到三个月，弗兰克一家被出卖并被捕，纳粹依次将他们送往集中营。安妮和她的姐姐玛戈特死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此时距离战争结束只剩下几周。那棵树曾经让她如此快乐，仅仅是矗立在那里，无论如何都继续生长，并在每年春天长出鲜艳的叶片和炫目的圆锥花序。
然而，安妮·弗兰克的七叶树也开始显现出老态。千禧年之交时，这棵树已经布满了真菌和昆虫，对于那些前来对它正面力量表达敬仰之情的游客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人身安全威胁。2007年，相关部门下达了砍倒它的命令，但公众的强烈抗议使得这棵树免于一死，人们采取了措施支撑它衰弱的树干和摇摇欲坠的大树枝。但在2010年，一阵强风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这棵古老的七叶树被吹倒了。之后，安妮·弗兰克的这棵树的树苗被种在世界各地，以纪念它曾经给那场战争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带来的希望，并以此鼓舞后人。
对这棵树衰亡的愤慨，不只是对安妮·弗兰克记忆的见证，还揭示了七叶树的本质意义。这种看上去无法驯服的树木本身就代表着健康、能量和生命力。它是如此顽强，即使叶片落下，也不会平躺在地上。它们健壮的叶脉沿着古铜色的叶脊相聚，仿佛是被下降的气温所鼓舞。在严重的霜冻中，它们会卷曲成羽毛笔，作势要记下自己某个令人惊叹的秘密。
正是这一点，让生病的七叶树如此令人不安，人们对于一种总是洋溢着健康活力的树种遭受病虫害尤其担忧。最近几十年，这些总是兴高采烈的巨人面临着被一种小型蛾类幼虫击倒的危险，这些潜叶虫会钻进七叶树可爱的叶片中，剥夺夏日树叶的光泽，使其柔软无力并变成褐色。巴黎高大的七叶树在盛夏枯萎的景象，为假日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树表现出对春天的渴望是一回事，当它预示着秋天加快到来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更令人担心的是在英国七叶树种群中蔓延开来的细菌性感染，它会让树皮流出液体，最终杀死树木。这种渗出的深色物质是树木对渗流溃疡的防御手段，而溃疡是由七叶树丁香假单胞菌和植物病原体疫霉菌导致的感染，目前还没有化学治疗手段。通过撕去伤口附近的树皮，就能看出内层树皮瘀青的感染范围。在某些病例中，感染局限在相对较小的区域，树木还能继续生长，但如果病害范围扩散至围绕树干一周，它就很难活下来了。
忽然之间，七叶树变得更有价值了。目前来看，潜叶虫的破坏更像是短暂的麻烦，而不是长期的威胁。渗流溃疡也可能是一种健康危机，而不是死刑判决。伪造自己的死亡似乎正是七叶树会耍的花招，但我们或许不应该将任何事情视作理所当然。
榆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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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托尼斯特拉福镇集市广场的角落里，一棵树被围上了铁栏杆。由于这是一棵年轻、健康的橡树，长得又直又高，这个铁笼安装在这里似乎是作为一种保护措施，预先阻止那些认为破坏一棵树苗很有趣的人不怀好意的关注。然而，再靠近一点你就会发现，这个圆形铁笼外面还有一圈防护性的围栏。对于一个集市小镇的广场而言，这种措施似乎有些过于谨慎了。在这圈围栏里面，一块小小的名牌化解了疑问。原来，在这棵橡树矗立着的地方原本生长着一棵老榆树，约翰·卫斯理曾在那棵树下传道。史托尼斯特拉福的很多居民仍然记得这棵橡树令人尊敬的“前任”，它大概更像一个树桩而不是一棵树，不过每年春天仍然萌发出一连串形状像荨麻的叶子，仿佛在蔑视岁月。史托尼斯特拉福曾经是个中转站，从伦敦前往霍利黑德的旅行者在此停留。而在许多年里，这棵孤独的无头老树矗立在一家名叫“王冠”的古老马车旅馆旁，这幅场景带有一种可悲的讽刺意味。
这处空洞的遗迹是那棵壮观的榆树留下的全部遗产，卫斯理曾经在这里举行露天祈祷会，挑战在广场另一头定期举办的老教区教堂活动。那块纪念他即兴讲坛的名牌，是在1950年由当地卫斯理公会教堂的一位成员委托安装的，当时那棵榆树比卫斯理时代更大更茂盛。30年之内，荷兰榆树病将它变成了残骸，几只没有完全熄灭的烟蒂又将它彻底终结。围栏竖起来是为了保护这棵老树，但呈现出的效果使它变成了一个伤残的囚犯，被单独囚禁了如此之久，以至于没有人停下来想想是为了什么。不过这棵榆树的残桩被留了下来，纪念卫斯理的传道以及所有曾经在英格兰繁茂生长的榆树。和它们一样，卫斯理的榆树现在荡然无存。
从举足轻重到濒临灭绝，榆树在现代意识中经历了彻底的转变。这种树曾经是英国景观纹理的基本组成，却在短短10年之内几乎被抹除了。如今仅存的可供少数榆树存活到成年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庇护所，因为那里有曾经司空见惯的生存机会。1987年10月的大风暴将许多绿树成行的街道变成了拆迁现场，在之后对伦敦大树的盘点中，“玛丽勒本榆树”成了威斯敏斯特区的最后一棵榆树。布赖顿的榆树是这座城市绚烂多彩文化的一部分，如今就像英皇阁一样古怪。突然爆发的物种灭绝就是这样，本来平凡的事物只需留在原地，就会变得不凡。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一棵成年榆树的画面已成历史。人们几乎能从任何一张比较古老的风景画上立刻认出它们，它们是“康斯太布尔故乡”中的标志性特征，是透纳绿树成行的泰晤士河素描中独特的存在，是乔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收割者》背景中柔和的剪影。它们出现在英国乡村明信片上，并被保存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拍摄的电影和照片中。这些常常有些头重脚轻的高大树木拥有簇生成团的树叶，仿佛是粗糙的绿色无纺毛线缠绕在一根非常结实的纺锤上。榆树的叶片小且有锯齿，很早就舒展开来迎接春天的第一缕阳光，但是表面略显粗糙。榆树曾经沿着东盎格鲁的小巷和河流茂密地生长，为英格兰中部地区运河上缓缓顺流而下的维京长船遮阳。它们在古代的城市中形成美丽的人行道，例如乔治王朝时代约克市乌斯河沿岸的新步行道，以及牛津大学中穿过基督堂学院抵达伊希斯河的那条宽阔步行道。生长了二十年的榆树经过移植也不会死，所以很适合在18世纪的风景花园中创造优雅的几何图案，例如环绕肯辛顿花园中圆池的“巨弓”，以及斯托园的“大道”，它向上延伸一英里多，直到抵达山丘顶端的科林斯式凯旋拱门。微风吹拂下，榆树的叶子可爱地飘动着，柔化了略带军国主义气息的刚直线条，但在更强的风中，一排榆树会像辛苦劳作了一整天后突然摆脱束缚的马一样颠来倒去。这不再是一道常见的景致。极少数遗留下来的英格兰榆树是最后的成员，尽管这个家族曾经兴盛到遍布英格兰，从康沃尔郡到坎伯兰郡，再从肯特郡到卡那封郡。和其他常见的本土树种不同，这些树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截然不同的看法，它们的传统意义如今也受到濒临灭绝这一事实不可磨灭的影响。
《收割者》，乔治·斯塔布斯 绘
自20世纪毁灭以来，“榆树”这个词就和“疾病”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虽然20世纪20年代爆发过一次严重的荷兰榆树病，但规模远不及那场肆虐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树木传染病大流行。这场瘟疫就像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掌权一样，永远改变了这个国家。荷兰榆树病致病真菌这个新的、更致命的菌株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被首次发现，却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毁灭了英国的榆树种群，摧毁了大约2500万棵榆树。这场势不可当的瘟疫嘲弄了植物科学家和保育学家，他们似乎根本无力阻止它野蛮的脚步，一旦出现疫情，就无法采取任何措施阻止一排巨大、健康的榆树一棵接一棵地染病，直到它们只剩下瑟瑟发抖的骨架。村庄的绿地、宏伟的大道、历史悠久的古树和寻常人家的树篱，全都死于一种无视年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的病害。
荷兰榆树病之所以令人不安，另一个原因是英国与它显而易见的发源地——荷兰十分接近，一片出产牛奶和奶酪、瓷砖和郁金香的土地。换句话说，荷兰是身心健康的象征，现在却成了一种致命入侵者的起源地。这种背叛让看不见的威胁更令人焦虑了。实际上，荷兰榆树病并不来自荷兰，而是来自大西洋对岸，可能是随着受到感染的木杆入侵的。这个名字取自针对这种病害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的荷兰科学家最早着手。罪魁祸首是一种致命的长喙壳菌属真菌，它会在榆树的内部输水系统造成堵塞，让水分无法抵达树冠。被感染的树会从上到下枯萎，一旦真菌侵入根系内部，它必死无疑。长着棕色翅膀的小甲虫欧洲榆小蠹会落在树干上，在树皮里挖出深沟产卵，以这种方式在不同树木之间传播真菌的孢子。染病的初期症状是大树枝从树冠中向上伸出，就像骨瘦如柴的手臂指向天空，叶片出现凹凸不平的肿块，树干内部出现深色污渍，但可能需要一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让整棵树死亡。榆树的衰亡也为依赖它广泛分布的其他物种敲响了丧钟。拥有鲜艳虎纹的巨大玳瑁蝶曾经是最常见的英国昆虫之一，但现在已经灭绝了。布赖顿的普雷斯顿公园中生长着这个国家保留下来的少数古老榆树，这些榆树的叶片维系着离纹洒灰蝶岌岌可危的命运，因为它们唯一的食物来源就是榆树叶。
榆树适合在海边的空气中生长，它们曾经充斥在布赖顿每一座公园和城市广场，因为摄政王在19世纪初一度全身心投入到一项庞大的榆树种植计划中。20世纪70年代，市议会采取本地树木学家罗布·格林兰的建议，实行有力措施拯救他们的标志性树木。南部丘陵在布赖顿与英格兰其他地区之间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有助于创造出预防荷兰榆树病的小气候和潜在的零星抵抗。人们孤注一掷，开展砍伐感染树木的行动，以免殃及它们健康的同伴，并沿着南部丘陵建立起一道防疫封锁线。布赖顿如今是国家榆树收藏之乡，这些榆树骄傲地矗立在市中心的平地公园中。在19世纪的全盛时期，这里曾种植了1000棵榆树，如今的种群规模虽然缩小了很多，但仍然是在英格兰看到一群漂亮成年榆树为数不多的地方之一。就在城外，萨塞克斯大学也有自己的大榆树，它们的年纪比这座校园本身以及那些刚刚下课赶着吃午餐的学生大得多。虽然布赖顿榆树取得了冲破千难万险的英雄般的胜利，但它们仍然处于无休止的危险中。尽管在最容易染病的夏天，当地防疫部门和许多居民都持续不断地关注它们并保持警惕，这座城市还是在2014年损失了大约30棵成年榆树。由于榆树是人们满怀热情共同努力的焦点，所以一棵树倒下就成了当地的一场悲剧。
成年榆树在很多地区已经基本灭绝，但仍然有可能找到更年轻的榆树，像它们的祖先一样自由地抽枝散叶。这种毁灭性的病害似乎会放过树苗，只感染大约15岁的树木。无论是因为预示死亡的甲虫只侵袭更大的树干，还是因为从根系中抽生的枝条已经感染了真菌，这些年幼的树都没有真正成年的希望。榆树一般通过树根出条繁殖，因此总是从一个主根长出成行或者成簇的树干，但是彼此分离的树也会在地下融合，将根系连接起来。早期的人类聚居点常常被榆树环绕，它们既可以作为屏障抵御严酷的气候，也可以成为一种天然伪装躲过四处劫掠的入侵者。如今，这种充满友爱和保护精神的习性反倒是它们的致命缺陷。
于是，榆树不再是和杨树、橡树以及白蜡肩并肩茂密生长的大型本土树种，而是一种细长、年幼的树，注定会迎来早逝。随着树冠从上到下枯死，它最终就像残骸一样凄凉地矗立在原地，直到被砍倒或者自己倒下。榆树象征着力量的失去、永恒的消逝和对过去的怀恋，更令人心酸的是，它暗示着青春希望的破灭。如今，一棵榆树就是一个与树有关的碎片，令人想起灭绝的种群以及永远不会变成现实的繁荣梦想。
有人试图通过种植可能抗病的榆树来补充英国榆树种群，这些树往往是从国外进口的。中国和日本的榆树基本上都已经被证实对荷兰榆树病免疫，某些美洲榆树的易感性也比英国榆树低得多。甚至本土榆树的某些品种也不会有太糟糕的表现，比如叶片狭窄的亨廷顿榆树和山榆，后者又称苏格兰榆树，至今仍然广泛分布在遥远的北方。受到严重打击的是英格兰榆树，突如其来的灾难性毁灭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这个曾经无处不在的物种的认识。通过绘画、描述性写作、故事、手工艺品、历史记录和植物学研究，我们得以窥视它在英格兰文化中谦逊安静的气质和至关重要的地位，但这一切都带有一种可能被抹去的伤感。幸运的是，1955年至1976年间，R. H. 里琴斯对东安格利亚的榆树进行了一项详尽的研究。他杰出的著作《榆树》恰好在这些研究对象突然消失之后出版，这本书将执着的科学精神与一种强烈的丧亲之痛结合起来。
在早期乡村作家如约翰·克莱尔的诗歌中，通过一笔带过的方法描述一棵榆树为剪羊毛的工人或烈日下收割庄稼的农民遮阳，我们可以感受到榆树在当时是多么平凡。在弗朗西斯·基尔弗特（Francis Kilvert）笔下，19世纪末一位生活在威尔士边境的牧师在他的生活日记中也总是提到为小巷和当地教堂墓园遮阳的大榆树。教区记录和地方志证实，古代的榆树通常被作为集合地和边界树，就像位于牛津郡法菲尔德边界上的塔布尼榆树一样，那36英尺的树围让它成了非常醒目的地标。位于约克郡东区、在霍恩西附近的锡格尔斯索恩，曾有三棵古老的榆树分布在通往村庄水井的路上，分别名为“男低音”“女低音”和“男高音”，在它们宏伟的树枝下，人们会坐下来高谈阔论一番，然后带上自己的水罐回家。一棵古老的榆树可以活700多年，逐渐变成一片土地上和四维空间中的永久性标志。例如，当雅各布·斯特拉特前来看望克劳利榆树时，这棵树已经长到了70英尺高，树围几乎也是这个数字。那些照看着孙儿爬上它巨大树根和底部树枝的祖父母，还记得自己的祖父母讲述他们儿时在这棵榆树上玩耍的故事。它更像是一个深受爱戴的家庭成员，而不只是一棵树。E. M. 福斯特（E. M. Forster）在小说《霍华德庄园》中捕捉了榆树精神中的延续性，自以为是的一家人秉持着实用、激进的生活态度，而一棵矗立在花园里的古老山榆则代表着与之完全不同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