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的本源（出版书）》
作者：[美]爱德华•威尔逊
译者：魏薇
内容简介：
《创造的本源》是一本讲述创造力的起源的重磅新作
社会生物学鼻祖爱德华·威尔逊在《创造的本源》一书中，以恢弘的视野、跨学科的功力，提出了一个宏伟的命题：重振哲学。书中有着更多的跨学科交叉，不局限于人类自身的历史观，个性鲜明的立论足以从不同角度启发读者。从一个全新的维度，向我们阐释了创造的本质，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创造如何产生、如何繁盛这一问题，把对科学的理解融入了人文之中。
“人文”一词包括但不限于对以下内容的研究和解释：现代语言与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法理学；哲学；考古学；比较宗教学；伦理学；艺术史，艺术批评和理论；社会科学中具有人文内涵的部分；对人类环境中能集中反映多元化传承、传统和历史的人文内容的研究与应用，以及人文学科与国家生存发展现状关系的研究与应用。
——美国《国家艺术和人文科学基金会法案》
想要知道你对人类的创造力了解多少吗？
败给狮子的狼，骄傲已成往事。
（本杰明·卡尔森，《狼和他的影子》，2015，版画，50.8cm×76.2cm。）
目 录
一 创造从何而来
1 创造是什么
2 篝火，开启创造的契机
3 语言，创造的真正源泉
4 崭新的原创方式带来创新
5 审美惊喜，标志性特征触发感悟
二 什么阻碍了创造
6 人类极端中心主义
7 重科学而轻人文
三 什么促进了创造
8 终极因：人类通过思考来实现生存
9 基岩：科学与人文融合的三种方式
10 突破：人类物种变得越来越统一
11 遗传文化：基因与文化协同进化的独特模式
12 天性：四个层面的改变释放创造力
四 自然给创造灵感
13 自然为母：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4 猎者凝神：天人合一的极乐境界
15 花园繁盛：人类追寻的精神家园
五 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16 借助隐喻：施展语言的魔法
17 寻找原型：人类共同情感的基础
18 探索荒岛：发掘相融的创造力
19 运用讽刺：赢得思想的胜利
20 重振哲学：迎接第三次启蒙
参考文献
一 创造从何而来
人文诞生于符号化语言。人类仅凭借符号化语言这一种能力，就将自身和其他物种鲜明地区分开来。语言与大脑结构共同进化，将人类思想从动物大脑中解放出来，使人拥有了创造力，并由此进入不受时空限制的想象世界之中。由此，人类拥有了巨大的力量。但正如我将在本书第一部分中讲到的，我们保留了古代灵长类祖先的情感。语言与情感的融合，大致构成了我们所谓的人文，也是我们之所以颇为高级、又异常危险的原因所在。
1 创造是什么
创造是人类物种独特且具有决定性的特征。人类的终极目标即自我理解，这与创造密不可分：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如果说我们受命运牵引，那么什么样的命运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历史性发展轨迹？
创造是什么？创造是我们内心对创意的追求。创造的驱动力，是人类独有的对新颖事物的热爱。人类乐于发现新事物、新流程；乐于攻克现有问题，接受全新挑战；乐于享受始料未及的事实与理论带给我们的审美惊喜；乐于认识新面孔，体验新环境。我们通过创造所引发的情感反应的强烈程度，对创造力本身进行评判。我们向内心追寻创造力的根源，不断向人类共有思想的最深处挺进；我们向外界探索创造力的延展，不断想象宇宙万物间的真实情景。完成一个目标，又发现前方的另一个目标。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追寻。
学习有两大分支，即科学与人文，在我们的创造力追寻之路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以创新为根源。科学的疆域，包括宇宙中每一件可能存在的事物；而人文的疆域，则包括人类思想中每一件可能构想出来的事物。
将人类的意识集为一体，我们每个人都能去往宇宙中的任何一个地方，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现宏伟远大的目标，遨游在无尽的时空之中。当然，创造力一旦被脱缰的猜疑和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性情绪所控制，我们天马行空的梦幻就很可能分裂至疯癫的境地。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非常精辟地诠释了人类境况中所存在的这类巨大风险。
思想遗世独立，仅凭自身，
就能让天堂变成地狱，地狱化为天堂。
这样来看，思想无法轻易驰骋到广袤的未知世界，而更倾向于在熟悉的小圈子内兜兜转转，也许这并非坏事。而且，人们普遍不喜欢与自己的想法独处。由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组成的团队进行了一项实验，请志愿者独自静坐6分钟，什么事情都不做，只是思考。研究发现，志愿者就连这么短的时间都不愿意坚持。他们更喜欢从事一些寻常的外部活动。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他们宁愿给自己施加电击。
包括科学和人文在内的所有生物学现象，对其完整的解释都包括三个层面的思考。对于任何可能存在的生命实体或生命过程，如鸟儿展翅、花儿向阳，第一个要提出的问题一定是，“这是什么”，然后由此总结出定义该现象的结构和功能。如果其中包括音乐和戏剧，那么就表演出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它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令其存在成为可能？什么样的事件为其起源创造了条件，这些事件发生在十秒之前还是千年之前？”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为什么该现象及其先决条件一开始会存在于世？为什么这颗星球上并不存在的另一种不同的进化模式，不能产生另一种不同的思维大脑？”
科学家针对生命现象进行的研究，覆盖了上述三个层面。科学家选择某种实体或过程，穷尽其能力所及，针对“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的问题对各类细节和维度进行探索。
但是，生物学家也许比其他任何类型的科学家更重视在上述三个层面寻找因果关系的必要性。鸟儿展翅、人眼对花色的感知等生命现象所促成现实的“因”，被称为“近因”（proximate causes）。而引导该现象进化为当下状态的一系列事件，被称为“终极因”（ultimate causes）。近因是完整解释之中的“是什么”以及“怎么样”，终极因则是“为什么”。
针对有机生命，包括人类生命的科学解释，经常需要涉及近因和终极因。相比之下，人文之中所存在的探询性问题，最多只涉及近因。终极因总是被留给创世之神，或远古外星访客，或想象之中存在于人类思想深处的“令人畏惧的神秘力量”。随意举个例子，你面前有一朵红花。红色和其他所有色调一样，通过对构成可视光谱的电磁光谱中某一具体部分的刺激而显现出来。受体是视网膜中对红色敏感的视锥细胞。视锥细胞将信号传输到大脑皮层的工作中心，之后再一层层传递回大脑皮层的后部，随后和感知与情绪单元相集成，最后回到负责产生意识的前脑处理中心，令你说出“红色”这个词。根据母语的不同，你也可能说出“rot”“rouge”“krasnyy”“bombu”等词汇。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科学家在近几十年间继续探索，发现了负责色彩识别的基因，以及包含这些基因的相互作用的DNA片段。
由此，科学研究就让我们距离解开有关人类色觉的第一层谜团更近了一步。然而，我们眼前随即又出现一条通往终极因的漫漫长路：为什么人类能看到某个特定的色彩光谱，却看不到红外线、紫外线，也看不到释放可视光的电磁光谱中大部分的光频率？继续向深处探索：为什么是DNA而非其他类型的编码化学物质，对色觉和地球上其他一切生命过程进行定义？是不是可以到想象中存在生命的外星球上找到与DNA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代码？为什么人类会拥有色觉，而不仅仅是分辨明暗关系？
关于这类以“为什么”开头的问题，若想找到答案，首先需要对史前史进行重建。在史前史阶段，人类物种从早前的古人类进化而来。继而追溯到数千万年前，那时，构成人类大脑和感觉的基本特性，还以原始的形式存在于最早期的远古灵长类动物体内。
一直以来，人文学者都局限于回答“是什么”。他们偶尔也会对“怎么样”的问题浅尝辄止，但基本上从不会步入“为什么”的世界。他们的发挥空间建立在一万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存在的感觉和情绪的生物学特性基础之上，由此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当代人文内容：创造艺术、语言学、历史、法理学、哲学、道德推理和神学。
看起来，“感觉上”可能是个更恰当的说法，只有人类的智慧和情感组合才能达到创造力的高度。创造力这一富有决定性的人类特征，经过了40亿年漫长发展，看来似乎需要经历进化过程中的某种独特工序，要么就是“上帝之手”对人类这个物种的特别关照。
这种在上千年的宗教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猜测，无疑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在自然界的先进社会组织中找到替代性跳板，随着时间的发展，其中一些有可能在进化过程中迂回至人类的水平。请看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筑丘白蚁的杰作吧。这些生活在非洲和南美洲的白蚁，按分类学属于大白蚁亚科。它们筑成的土巢拥有多层结构，由土壤和粪便建成。其中居住着数十万只甚至上百万只白蚁，其巢穴的高度可以超过人类的平均身高。和人类住宅一样，它们的住所也经过精心设计。某些物种的白蚁巢穴还配备精妙的空调系统。巢穴中的管道持续不断地循环着来自周围地面的新鲜空气，并通过热对流原理，将巢穴中大批居民排出的浊气排到蚁丘之外。每一个白蚁巢穴都有一群任劳任怨、没有生育能力的工蚁群体，以及它们的父母双亲——一对负责全部繁殖工作的皇室夫妻。这样的现象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个头相当于你两个大拇指加在一起的巨大蚁后，持续不断地产出一串串蚁卵。工蚁通过体型划分阶层，进行劳动分工，其中还包括一支规模庞大、凶猛无比、长着大脑袋的敢死队军团。一次在苏里南，为了将它们那弯刀一样的下颚从大拇指上摘除，我不得不求助专业人士的帮忙。
“居民们”生活在蚁丘的地下，居住在那深达数米的迷宫般的走廊和小室之中，它们只有在几种特殊情况下才会来到地面上：新生蚁后和她的雄性配偶飞出蚁穴，去往他方建立新巢；大群工蚁在夜间出动，去寻找枯枝败叶的碎片。将耳朵贴近蚁穴（千万别贴得太近），你就能听到由无数细密的脚步声形成的若有若无的沙沙声。工蚁在夜间外出采集植物，是为了在地下花园种植一种可食用的菌类。
大白蚁是真正的超级有机体。每个蚁穴的集体智慧固然与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水平相去甚远，甚至连绝大多数鸟类都不如，却高出独居昆虫许多。即便如此，白蚁的创造力也是相当于零。我们不妨假设，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白蚁发展出了人类水平的智慧。它们的“蚁文”（请允许我在此妄造个新词，用以与“人文”相对）包括下列内容：对绝对黑暗的环境的热爱（哪怕见到一点点日光，就会引发吸血鬼般的恐慌）；食材只有种植蘑菇，其他什么都不吃；性行为只存在于皇室成员之间；所有胆敢闯入属地的移民，只有死路一条，就连同物种都不放过；患病和受伤的成员会被不容分说地立刻吃掉；没有医院，没有怜悯。
在未来一两个世纪之内，航空科技很可能会带领我们走近并观察其他星系中的行星。人们无疑会开始四处寻找生命存在的证据。如果我们在外星球找到生命，找到一种或多种智慧生物，那么就要做好准备，应对无限的可能性。
2 篝火，开启创造的契机
人
文并非诞生于迈锡尼希腊语中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并非诞生于刻入泥土的苏梅尔文字，也并非诞生于史前埃及的雕刻神像。这些人类文明的早期成果都十分年轻，尚不到1万年。从人类物种的发展史角度来看，那不过是转瞬之间的事。同时，我们不能去沙尔韦和苏拉威西的石洞壁画中寻找人文的曙光，也不能在斯瓦比亚汝拉山中的鸟骨笛中探索人文的孕育。这些人造品，在各自的类别中拥有最古老的历史，但也不过是3万多年而已。
人文的诞生发生在更加久远的过去，那是接近100万年以前的事。如今想来，其诞生的所在地和所处环境竟是如此地合乎情理。开启人文生命的，就是最早期人类营地之中，夜晚时分的篝火。
这就是由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心理学家、脑科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共同研究、拼凑出的重建画面。这项研究的一个目标，是寻找人类物种本身的起源。而这个目标，在科学和人文领域都有着圣杯般的崇高地位。这个目标不断提醒着我们，历史就是有关文化进化的故事，而史前史则是有关遗传进化的叙述。史前史不仅能告诉我们在文化历史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也能告诉我们，人类物种作为一个整体，为什么会遵从这样的特定发展轨迹，而没有走上其他道路。
让我们暂且驻足回望，看向遥远的过去。为了对人类之前有可能踏上的多条发展轨迹进行对比，研究人员饲养了大批旧世界 (1) 灵长类动物。其中也包括现存的人类物种近亲——猴和猿。它们的进化历程，也包括与人类发展过程非常相似的各个阶段。
作为一名专注于社会进化研究的生物学家，我有幸在野外对绿长尾猴和狒狒这两个物种进行过观察。我还在富有先锋精神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斯图尔特·阿尔特曼（Stuart Altmann）的指导下，与一群半野生的恒河猴共处了3天。在埃默里大学的耶克斯灵长类研究中心，我与在人类圈养环境中长大、经过人类密集研究的倭黑猩猩卡泽（Kanzi）共进午餐，倭黑猩猩被认为是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与人类最相似的一种。
针对这些物种及相似物种进行研究后，专家发现，它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四处寻找食物，一小部分时间被用来进行社交，包括联络感情、支配、臣服、梳毛、求偶、交配、照料幼崽、寻找并带回食物，领导以及对群体行为的遵从。
研究每一种旧世界猿猴的专家，都日益将关注点集中在“每一个群体成员在观察其他成员并与其互动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这一问题。最核心的兴趣点在于：这些动物是如何利用这些社会信息的？当某一成员对同伴进行模仿时，科学家会问：它正在模仿的究竟是什么，是同伴的确切动作，还是其动作所带来的结果？举例来说，如果同伴为了捉一只蚂蚱吃而拔起一丛草，那么一旁的观察者能从这个行为中学到什么呢？是草丛里有食物，还是拔草的这个动作能获得食物？
由于个体将群体中的同伴也视为个体，能理解并预测它们的行为，并进一步去理解其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个体能利用这样的知识来为自己服务。对群体来说，最重要的是，观察同伴行为的个体知道如何、何时以及是否去采取竞争或合作行为。在信息收集基础之上形成的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成功社会组织之中的调速轮。
社会灵长类动物，从低等的长尾叶猴和猕猴，到高等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拥有体积足够大的大脑，它们能在各类情况下感知同伴的情绪和可能采取的回应行为。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之中的成员，知道其所处的地位，并且会在每一次与同伴交流时都根据自身地位准确无误地采取相应的行为。稳定社会中最成功的成员都拥有很强的同理心，它能看到其他成员眼中所见的事物，感受其他成员内心发生的情绪，并能精准地采取恰当的回应行为——何时向前，何时后退，给哪位梳毛，避开哪位，向谁发起挑战，与谁达成和解等。
同理心是读出他人内心感受并预测其行为的智慧。同理心与同情心不同。同情心是指因看到他人身陷困境而产生的情感关注，同时伴有向他人提供帮助、缓解对方痛苦的愿望。而同理心与同情心有着紧密的关系，并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促成了同情心的出现。
由此可见，科学家研究社会行为的最佳方式，就是刻意怀着同理心和同情心走进研究对象的生活，尽可能详尽地去了解每一个个体，尽可能与它们保持紧密关系。黑猩猩社会行为领域最著名的专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给出了如下工作指导：
我的职业需要我时常与动物保持互动。如果我无法对动物群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任何识别能力，无法产生任何直觉，无法随着它们的兴衰沉浮而或喜或怒，那么这项工作就会无聊至极。同理心是我赖以维持生计的必备能力，而我也通过密切跟进动物的生活，尝试着去理解它们行为背后的原因，取得了许多科学发现。这需要我设身处地地从动物的角度去思考。做到这一点，我完全没有问题。对待动物，我充满热爱和尊重。同时我认为，用同理心去做研究，能令我在动物行为面前成为一名更优秀的学生。
有着人类水平或接近人类水平的社会动物，都拥有与生俱来的同理心。神经生物学家发现，在社交过程中，人类和其他高级灵长类动物大脑中的三条神经线路会活跃起来。第一条负责心智思维，这个过程中会形成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相应活动计划。第二条负责移情思维（即同理心），让自己设身处地地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以便了解他人的动机和感受，并预测他人未来的行为。同理心是某种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与群体进行沟通，而群体也由此实现了自我组织。
最后一条负责镜像思维，个体由此感知他人的情绪和情感，并在某种程度上切身体验他人的感受。镜像思维随即引发对他人成功策略的模仿。同时，镜像思维也是通往同情心的路径之一，让人类拥有了弥足珍贵的悲悯之情。
显然，同理心和镜像思维已进化到了一定程度，其先进水平与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交流的平均时间密切相关。针对时间进行的测量研究表明，这种相关性的确存在。四处游荡的稀树草原狒狒的社交时间不到10%，而觅食和进食时间约占60%。黑脸猴用40%的时间觅食和进食，而花在社交上的时间比狒狒还少。
人类用在社交上的时间，比这些旧世界灵长类动物要多得多。虽然人们的日程安排因职业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别，但人们总是愿意聚为一群，在独处与社会交往之间不断切换。在发达国家，社交生活早已通过公共娱乐设施和社交媒体覆盖到了几乎所有人。
人类的集群性是不是促使我们获得高水平社会智力（特别是同理心、镜像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的达尔文主义的驱动力？答案是肯定的，但集群性不过是进化出人类各种必备条件之中的一部分。若想看清全貌，我们要参考专家的解读方法，去探访古人类那独一无二的社会行为起源。进化出人类的决定性事件是大脑体积的大规模增长，其中发展最快的就是大脑额叶。从大约300万年前开始，前人类祖先的头盖容量从与黑猩猩相仿的400立方厘米增长到能人的600立方厘米，随后在大约100万年前，增长到我们的直系祖先直立人的900立方厘米，最终达到现代智人约1 300立方厘米的水平。
在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中，就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件也可能引发影响深远的大规模结果。前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小事件，就是从主要以水果、种子和软嫩枝叶等植物为食的饮食习惯，向以更多肉类为食的饮食习惯的转移。前人类的栖息地环境，也为这种生活习惯的转变提供了便利。非洲稀树草原地域广袤，其间点缀着河流、森林和零星的小片热带树林。对那些有能力的捕猎者来说，在视野辽阔的平原上捕获动物作为食物要容易得多。而且，因频频出现的雷击而引发的大火，将许多四散奔逃的动物困于一处烧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前人类肉食习惯的养成。火焰也将其中的一些动物烤熟成为高能量食物。这些肉类食物富含蛋白质和脂肪，咀嚼起来也更为轻松。
饮食结构的变化，促成了从口腔到肛门的整个肠胃系统的变化，也令更新世灵长动物祖先变得更加富有社会性。食草猿猴常常独自寻找食物，而一旦开始食肉，就需要人类祖先在发动袭击时拿出更加紧密的合作精神。这样，当发现并猎取了体型较大的捕猎对象时，成员之间就要相互分享，避免因抢夺食物而发生致命的搏斗。同时，寻找并猎取大型动物也需要成员之间约定集合地和商量藏匿猎物的洞穴。
最后，在这种适应性转移的过程中，食肉习惯的优势又因前人类对火的利用和控制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前人类可以很轻松地从附近的地表火那里获得燃烧的枝干，并将其带回营地。我小时候参加童子军时，就做过这样的事。那是在亚拉巴马州的松树稀树草原上，我从一片即将熄灭的地表火那里找到了火种。我发现，虽然无人照料的人工篝火可能引发森林火灾，但是这样的因果关系倒置过来也同样讲得通：我们可以去野外采集火种并带回营地。前人类根本用不着通过打火石或钻木的方法引火。
专家普遍认为，现代人类的能人祖先改变了饮食习惯，开始更多地以肉类为食，由此引发了大脑体积和社会智力的急速进化。该理论尚未得到结论性的验证，但得到了直立人营地和篝火残迹的化石证据作为支持。直立人是能人的后代，也是人类物种的直系祖先。
现在，让我们再望向更加久远的过去，探索更深层的遗传史。大约60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稀树草原上的一个类人猿物种分化成了两个物种。一个成为黑猩猩物种，这一分支后来再次分化成为两个现代物种：“普通”黑猩猩和与人类更为相似的表亲倭黑猩猩。类人猿的另一分支，沿着由更新世灵长动物和多个种类的人类构成的进化迷宫一路发展，最终进化成为现代人类，智人这个遗世独立的物种也在其内。
黑猩猩与人类存在紧密的遗传关系，二者98%的基因都来自共同的祖先。由此，科学家对黑猩猩进行了大量研究，希望从中能发现人类思想和社会智力起源的奥秘。
科学家发现，个体黑猩猩对其他群体成员有着非常透彻的了解。它们会依据自身在群体中的地位和与同伴之间的关系采取相应的行动。它们有着极高的智商。它们有学习并记住一连串数字的能力，有时甚至比人类还要强。由于黑猩猩整天四处游荡，一半的时间都在树上度过，这种对数字的学习和记忆能力，很可能与它们适应了对树枝和树干，以及支持自身体重的最佳枝干顺序的快速回忆和评估有关。在充满大型捕猎者的环境中遵从熟悉的路线向前行进时，它们的数学能力也一定非常有用。狮子、鳄鱼以及可以让猎物一招毙命的会爬树的猎豹，每一种捕猎者都有其各具特色的伏击技巧。捕猎者藏身于几乎每一个角落，随时等待着猎物暴露弱点。
然而，虽然黑猩猩在某些方面显露出了高超的智商，但其他方面却逊色人类许多。黑猩猩是真的活在当下，它们连第二天的活动都无法事先做计划。而人类的构思能力，则能远及未来数千年，高及数百万千米以外的太空。给黑猩猩拿来颜料和笔，它们就能作画，但其绘画水平无法超越人类婴儿。举例来说，黑猩猩能画出一张脸的轮廓，但画不出其中的细节；而带有眼睛、鼻子、嘴的人脸图画，人类的小孩子轻而易举就能完成。
黑猩猩在合作和采取利他主义行为方面也远逊于人类。杜克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布莱恩·黑尔（Brian Hare）和谭敬之（Jingzhi Tan）对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他们观察发现，虽然猿类在互惠行为中很容易与同伴达成合作，但它们只能在几种相对简单的任务中做到这一点。
我们猜想，令人类成为独一无二的物种的特质，并非是对利他主义行为的倾向。我们的观点是，人类之所以会拥有非比寻常的合作态度，是因为人类能够灵活处事，在避免向他人提供高成本帮助的同时（高成本帮助指对成功繁殖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认识到互惠行为所能带来的好处……
为了将这个越来越复杂的话题尽量详细地讲清楚，人类物种的祖先发展出了足够强大的脑力，这既是为了与其他思想交汇，也是为了对无限的时间、距离和潜在的结果进行构思。简而言之，这种想象力的无限延伸，就是让人类变得伟大的原因。
心理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在人类成就的“是什么”和“怎么样”两个问题上，为我们交出了上述答卷。我们还需要在此基础之上继续前行，尽可能地为人类物种找到终极解释。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为什么人类一开始会存在？我们认为，以更多肉类为食的饮食习惯是将前人类群体聚集在营地之中的原因，由此促成了更加发达的同理心、模仿能力和合作精神。但是，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引发大脑体积的快速增长，使人类大脑成为生命世界复杂器官进化发展最快的案例？
几位人类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已经全然展现在我们眼前。如今依然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的那些以采集狩猎为生的社会群体，为我们提供了寻找答案的线索。营地的形成，篝火的掌控，在睡觉之前那漫长的夜晚时分，所有这些将群体紧密地聚集在一处。这段时间，他们既不狩猎，也不采集，更没有什么理由到周围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去探险。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彼此接近，相互交流。每天的这段时间，就是他们讲故事、提升社会地位、发展盟友关系和比高下、定输赢的时间。火就是生命的源头，为人类提供温暖，烤熟食物。在夜间，火提供了一个由光线构成的避风港，在火的周围，夜行捕猎动物只敢远观，不敢走近。火光将人文带到了我们身边。
出于自我认识的目的，去猜测一下古人类在火光之中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非常重要。人类学家波利·维斯那（Polly W. Wiessner）对地球上现存的最著名的狩猎采集部族的围火夜谈做了详尽的记录。这个狩猎采集部族是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之中的居霍安西人，维斯那发现，“日间谈话”和“围火谈话”之间的差距，比之前想象的还要大。日间谈话主要围绕在与行走、寻找食物和水有关的现实问题上展开。共同工作的人聊着关于寻找食物的事情。他们也互相聊八卦，客观上使其社交网络更加稳定。他们所选的话题极富个人色彩。居霍安西人的生存环境非常艰苦，所以他们的谈话总是充满着生死攸关的选择，彼此之间的对话也有着很强的实际意义。话题不会扯很远，也不会像休闲时刻放飞心情时那样充满梦幻的想象力。
到了晚上，人们的心情开始放松。在明暗闪烁的火光中，谈话的主题变成了讲故事，随后轻松过渡到唱歌、跳舞和宗教仪式。讲故事，尤其是男性的故事，经常与成功的捕猎和英勇的探险有关，那些都是他们白天整日从事的活动。正如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在她200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古老的方式：第一群人的故事》（The Old Way: A Story of the First People）中讲到的一样，这些故事基本都是（或曾经是）在实际狩猎经历基础之上演绎出来的神话般的情节。在人群聚集之时，人们用特殊的语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故事，如吟诵一般。有一个故事，引述了一位猎手的原话，讲的是他如何用毒箭射倒一只羚羊。虽然只能看懂翻译过来的文字，但我还是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段讲述，很可能与10万年前的古人类的讲述如出一辙。古生物学家通过骨骼对已灭绝动物物种进行重建的同时，也有可能对这些原始祖先的远古社交生活进行重建。
哎！什么？那是只耳朵吗？是的，一只耳朵！以天空为背景，我能看到它的耳朵。它藏在树丛里，就在那，树丛的边缘。我紧盯着它。是的。它动了。它调转了一下身子，就一点点。嘿！它抬起头，它有些担心，它嗅着空气，它觉察出来了！它四处观望，我低伏身子，保持安静，它看不到我！它觉得自己很安全。它转过身。我在它后面。我匍匐向前，直到与它隔着这么近的距离。哎！从我这里到那里只有这么近了，我慢慢地拿出弓，装上箭，然后射出去。哇！我射中它了！它跳了起来。哈哈！它跳了起来，然后跑开了。就在这里，就是这里，箭射入它的身体。它跳了起来，然后往那个方向跑了，那个方向，不过我还是抓到了它。
据统计，讲故事，包括那些特意录制下来的关于成功狩猎和英勇探险的故事，占据日间全部记录时间的6%，占晚间时间的81%。讲故事的作用，是传达这个群体的全貌。讲故事，就是在利用单一的文化将人们团结成为以规则为基础的社区。正如早期居霍安西人记录中，一位名叫笛肖的长者所言：“很久以前，我们的先辈有一个管理中枢，主要负责从最近一次居住过的地方的篝火余烬中取火，并带到我们即将迁往居住的新地方，点燃那里的篝火。”
3
语言，创造的真正源泉
居
霍安西人是真正的人类。他们的头脑中储藏着关于自身部族的历史。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他们和现代所有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一样，用细长竖直的脖子勉强支撑着体积庞大的前脑。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拥有独一无二的语言能力。而语言，则是继真核细胞之后最伟大的进化成就。
自然界少数几个动物物种拥有初等文化。生活在当地的一群日本猕猴，在一只富有创新精神的雌猴的带领下，学会了怎样在水中清洗红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的黑猩猩种群成员利用剥去树叶的树枝做钓竿，去钓取白蚁兵蚁，也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些充满敢死队精神的昆虫斗士。只要有东西闯入巢穴，这些兵蚁就会死死咬住对方不松口。还有一群黑猩猩，它们学会了游泳和潜水或是在水中行进的方法。这些都是动物界存在真正文化的极为稀有的案例。这里的文化是指个体和群体发明出一种行为，通过其他成员的社会性学习而得以传播。但是，至少在已知的100多万个物种之中，我们没有发现哪个物种拥有语言。那么，语言究竟是什么呢？语言学家将其定义为“沟通的最高形式，是以音节表现出来的词汇的无限种组合，并且有意选定来进行意义的传达”（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们用语言来标记任何可以构想出来的实体、过程或是定义实体和过程的一种或多种特质。
每个社会都有一种或多种语言。目前，世界上现存约6 500种语言，其中有2 000种语言的使用人数正在减少，面临绝迹的危险。甚至还有几种语言只剩下十几人会讲。
语言对于人类的生存是必要的，但其必要性又与脊骨、心脏和肺脏的功能性完全不同。从最简单的社会到最复杂的社会，语言都是其中的根基。语言令提问和知识成为可能，令我们的思想可以极速穿越时空，并凭借越来越精准的科学方法，造访地球之上和地球之外的任何地方。无论从自由和赋权的哪一个维度来看，语言都不仅仅是人文的创造源泉，而就是人文本身。
居霍安西人和纽约曼哈顿人的语言都是智慧思维的实质性内容。语言可以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进行重复，对想象出来的未来进行描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所做的选择将成为决策，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思想可以将经历整合为一体，从中构建出故事。这个过程从不中断，持续进化。以前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新的故事又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涌现。在创造力的巅峰，所有人类都在叙述、歌唱、讲故事。
如果语言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它是文化的产物还是直觉的产物呢？许多关于儿童发展的独立研究都发现，语言既带有文化特征，又与直觉息息相关。也就是说，语言能力诞生之时所表现的形式，在世界各地的各个人群之中都是相同的。此外，通过语言发展出来的词汇和句子，则完全是后天习得的，由此形成了文化与文化之间存在天壤之别的各种语言。但是，就算在拥有先进文化的社会中，用语调节奏和轻重音来渲染情感的做法依然大同小异。这里举个轻重音的例子，请体会以下几个句子的差异。
请 让 我解释。
请让 我 解释。
请让我 解释 。
请 让我解释。
再者，语法规则基本上都是后天习得的。20世纪中期，由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大肆宣扬的通用语法理论由于太过复杂，太过学术化，让人很难理解，因为缺乏语言心理学研究人员的支持证据而被弃之一旁。
和其他类型的直觉一样，语言的获得也由一连串按部就班的步骤构成。语言的个体发生学中至关重要的早期形成阶段，就是婴儿的咿呀之声。就连刚刚离开母体12小时的新生儿，都能对人的话语做出反应，却对其他同样音量的声音置若罔闻。婴儿发出的咿呀之声并不是他人教授他们的，而是自发出现的。就连没有视觉和听觉的孩子，都能在没有外部视听刺激的情况下发出咿呀声。诸如“妈妈”“爸爸”等少数几个原始词汇则像是与生俱来的，发出这些声音是为了吸引成年人的注意。而当成年人听到这样的天性呼唤，便会以关照和爱予以回应。
在成年人的语言中，每一个词汇都可能是该种语言中的特有词汇。由此看来，文化是原生的，但语气和情感却在遗传进化过程中保持着固有、通用的特性。当人们听到一种不熟悉的语言时，依然能理解说话者的情绪。这一结论既得到了常识经验的支持，也得到了实验证据的验证。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心理学家利用戏剧化的舞台表演，成功引导出了这样的效果。该实验正如人类直觉的权威研究者、人类行为学创始人依兰诺斯·伊布尔–依贝丝菲尔特（Iren?us Eibl-Eibesfeldt）的报告所言，值得我们在此全文引述：
塞德拉塞克（K. Sedla?ek）和塞彻洛（Y. Sychro）从雷欧斯·伽拿赛克（Leos Jana?ek）的作品《消失者日记》（Diary of One Who Vanished ）中提取了句子“To? u? mám ustlané”（意为“床已经铺好了”），请23位女演员进行表演。在这句话中，吉普赛女郎赛尔卡色诱乡村少年伽尼赛克，而她的引诱之举，则充满了悲伤和厌世的情绪。研究人员让一些女演员表达出某种特定的情感，或完全不带任何情感（喜悦、悲伤、中立、实事求是）。另一些女演员则可以即兴选择情感的表达方式，但随后需要回答，她们在读剧本上这句话的时候，本意是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感觉。研究人员将女演员们读剧本的录音播放给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教育背景的70位听众听。
研究人员将录音风格分成以下几类：（1）简单陈述；（2）多情；（3）喜悦；（4）庄重；（5）喜剧风格；（6）讽刺与愤怒；（7）悲伤厌世；（8）害怕和恐惧。如果60%的回应都落入同一个类别，而余下的40%呈分散状分布于其他各个类别，那么研究人员就会将该案例视为具有鲜明的情绪特色。针对这次实验进行的评估结果，显示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不仅仅是参与研究的70位捷克人，而且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对捷克语和捷克文化完全不熟悉的学生，也能准确地确定语气中所传达的有效信息。为了将这些主观判断与客观数据进行对比，研究人员对语气、频率、振幅以及声谱都进行了记录。
有一段往事也令我切身感受到了语言本能的力量。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曾有过失语的经历。关于克服自身问题的过程，我也能讲出一段故事来。后来我意识到，这段经历让我对大自然、人性以及我本人真实的内心世界产生了非常深刻的领悟。
我是家中独子，父母于1937年离异。当时正值“大萧条”那段水深火热的艰难时刻。那个时代，离婚依然被社会视为丑闻，而离婚所带来的经济变动，让我们的小家坠落到了贫困的边缘。我被判给父亲，终日随他四处奔波，几乎每年都要搬家。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南部各州的许多地方，我一共在14所学校就读过。在南部，我生活过的地方包括密西西比州的比洛克西，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和彭萨科拉，以及亚拉巴马州的布鲁顿、迪凯特、常绿城和莫比尔。
居无定所的日子里，我总是在步行或骑自行车能到达的地方，寻找荒野或半荒野环境中的昆虫和爬行动物，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片刻安宁。记得10岁那年，我们搬到了一个地方，离华盛顿的石溪公园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于是，我决定带上捕蝶网和当地的昆虫指南，去那里好好探索一番。一直以来，我心目中都有几位英雄人物，并从他们的事迹中找到了灵感和启迪。其中包括离家很近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中陈列的如神般高高在上的科学家，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的作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廉·曼恩（William M. Mann）。他于1934年创作的文章《跟踪蚂蚁：野蛮与文明》（Stalking Ants: Savage and Civilized ），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后来，随着我父亲、他再娶的妻子和我像移民一样在南部四处奔波，我也交到了几个和我同龄的朋友，但我仍旧更喜欢独自到附近的荒野中探险。高中快毕业时，我正巧搬到了亚拉巴马州的迪凯特。那时，我的想法是先上大学，然后成为一名昆虫学家，这样就能一辈子一直待在户外，去探索未知的荒野，越走越远，并最终抵达我心中向往的“大热带地区”——亚马孙和刚果丛林。
但是，踏上梦想职业之路的旅程远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我的科目成绩不完整，平时成绩非常一般，还偶尔旷课、考试不及格。亚拉巴马大学给了我起死回生的机会，我直至今日依然是怀着一腔热血的忠诚校友。当时，按州法律规定，亚拉巴马大学的录取要求只有两个：高中毕业和亚拉巴马州居民。我在大学期间非常努力，一路读到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的博士，并在一年之后来到哈佛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与研究。自此，我便作为一名教员，将毕生事业交予了哈佛大学。
我到哈佛大学读博士时，年少时的职业梦想变得更加强烈。我依然一门心思地喜欢独自探索。在奖学金的支持下，我终于能亲身前往心目中真正的“大热带地区”——地球上最广袤、最不受人打扰的所在，也是最大规模的动植物群落的故乡。在20多岁的博士后阶段，我还去过墨西哥、中美洲、巴西亚马孙、澳大利亚内陆、新几内亚、新喀里多尼亚和斯里兰卡等地进行野外考察。
我发现，在完全没有人类接触的陌生环境中持续独处，很难产生新思想和新发现。我当时虽不了解个中原因，但也逐渐意识到，绝大多数人都有说话的强烈需求。他们每天都要说上一阵子话，如果可能的话，还要经常不断地说话。而每当我独自深入荒野时，便会持续地自言自语。就这样，我在那些偏远陌生的地方独自进行野外考察时，演化出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格。此人没有名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是独立实体。我脑子正常，没有疯掉。简单来说，我的替换人格不过是另一种思维框架的转换。每次我对周围环境产生警觉时，每次被迫改变行动的优先顺序时，这个替换人格都会出现。此时，我会自言自语，但不会出声。举例来说，替换人格会在我于野外跟踪某一线索时，说出下面这样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