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会！停下！千万别错过那片树干上的附生植物，就算再难够到也不怕。那里面好像藏着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可能是一个蚂蚁巢穴，天知道究竟会是什么，你必须得看一看才行。（此处省略多个感叹词和咒骂语。）够不到。接着往前走吧。小心再小心！每迈一步都要留神！左前方那片茂密的树丛里可能有一条深沟。小心，小心，看一眼。等等！快看！快看！那里有一支蚂蚁队伍。真是前所未见的东西。藏在落叶里差点看不到。可能是兵蚁，但又不太像。也许是细颚猛蚁属蚂蚁？走近一点，走近一点，小心，小心，很可能是新物种，全新的物种。
我和这个从不出声的猎手同伴兼话痨顾问一来一往地说着话，一门心思地进行着野外研究，如饥似渴地体味着环境之中的自然史。我的关注点一直在蚂蚁上。对野外研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我后来得知，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全球分布范围上来看，蚂蚁都在同等体型昆虫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如今，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研究人员已经识别出世界范围内的14 000个蚂蚁物种。我并非专门研究生物类别的分类学家，但因为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能随处找到蚂蚁，所以一生之中，我通过野外考察以及他人采集到的尚未经过研究的博物馆标本，得以发现450个全新的蚂蚁物种，并为它们命名，确定拉丁文科学名称。
在我漫步于世界各地的森林和草原之中，静默地与自己对话时，我的目的是要找到尽可能多的蚂蚁物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新的稀有物种，并尽可能深入地去了解它们的社会生活：它们在哪里筑巢？群体数量是多少？社会等级怎么划分？吃什么？沟通系统是什么样的？每个物种在解剖学和社会行为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经常存在极大的差别。每一个物种都是全新科学知识的来源。我对它们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与其中几个物种共同生活，还发现了它们对自然荒野环境所产生的特定适应方式。我是蚂蚁故事讲述者，是这些数量庞大的昆虫的第一位代言人。
科学家和博物学家会告诉你，蚂蚁物种中的每一个，都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故事。侦查员和斗士们组成的队伍负责外出冒险，在家中，幼蚁的保姆和蚁穴的建筑师负责加固巢穴，赶走入侵者。如果蚂蚁的故事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内容，那么就会随着巢穴的发展循环而衍生出全新的篇章，要足足讲述一个世纪才能听到尾声。这个故事不是关于文化的，而是关于沿袭数百万年的遗传社会进化的。将蚂蚁的社会行为放到大局中来看，在一个物种接一个物种的故事中，我们有可能对它们所主宰的现代生命世界的历史进行重建。
毕生的研究，再加上一辈子的讲述、自语、唠叨，我终于明白，原来所有人都同属一个部落，那就是居霍安西。
4
崭新的原创方式带来创新
创
意文学究竟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将语言转化为艺术？我们如何对其进行判断？答案是，通过其风格和比喻的创新，通过其带来的审美惊喜，通过其为我们带来的持久的愉悦。请让我以例子开头，慢慢讲述。
一位读者在读到下面这段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文字时，立刻能感受到文学的伟大之处：
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 (2)
为了更加生动地说明文学风格的无限种可能性，我认为有必要在此加上2011年美国国家图书大奖获奖作品——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的《纠正》（The Corrections ）开篇的第一段话，作为对比：
深秋的一场冷空气正在疯狂过境。你能真切地觉出厄运即将降临的不详感。太阳低垂于天空，光线阴暗，行将消陨。四面袭来一阵紧接着一阵的狂虐秋风。树木不安地摇晃着，气温急转直下，北部地区的一切都即将面临终结。庭院中再也见不到孩子的身影。枯黄的结缕草拉出越来越长的影子。红橡树、针栎树和二色栎将橡果像雨点一样无情地洒落到没有抵押贷款的房子上。
我自知没有资格对文学作品发表评论，但这段描述听起来很像是前途一片光明的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为展示学习成果而苦心编纂出来的炫耀性作品。读罢这本厚厚的大书，总让人觉得，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真可谓是“干打雷不下雨”。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读罢颇有收获，但于我而言并非如此。由此，弗兰岑的小说就带有一种令人无法忽略的做作的精致感。故事中的主人公，掩埋于各色品牌名称、未经定义的技术词汇、哲学典故，以及作者在思考过程中想到的其他各种能加入这碗文学“石头汤”的材料之中。这些小说属于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所称的“歇斯底里现实主义”。支离破碎的意识流中基本找不到对人性深度及其根基的关注或兴趣。
在此，我还要提出一个观点，对《纠正》以及弗兰岑之后的作品，广受好评的小说《自由》（Freedom ）和《纯洁》（Purity ），以及类似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之中的价值予以肯定。这些作品有如一部部人种志，对分崩离析的美国中西部家庭之中人物的个性和历史进行了精细的刻画。无疑，这些内容充满了闲话色彩（弗兰岑的写作口吻就仿佛他是你身边的一位滔滔不绝的友人），这也是人们喜爱阅读自传和以第一人称口吻创作的小说的原因。这种喜爱是与生俱来的，带有非常鲜明的达尔文主义特征，是从之前讲到过的旧石器时代围火夜谈逐渐进化而成的。
后现代叙述方式，以及所有富含内在气质的小说作品，能做到一件科学做不到的事情：为读者给出某个特定时间地点的生动而精确的文化截图。这样的文学作品就像照片一样，能永久地保存下去。而保存的对象，不仅仅是其中人物的外表、形象、服饰、姿态和面部表情，也包括对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环境——他们的家、宠物、交通工具，以及行踪和街道。世上现存最古老的照片，是尼普瑟（Joseph Nicéphore Niép?e）于1826年或1827年（具体日期不详）拍摄的。其中的画面没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屋顶，旁边是街道景象，还有一位路人，在空无一物的街边站在马路牙子上等候着。他在等什么？要等到什么时候？每当看到这幅古老的景象，人们都会被深深吸引。每当想到自己已跟随这张照片穿越到了200年前的世界，人们都会有所触动。那个时候，林肯和达尔文还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佛罗里达还是一片荒野，欧洲人还没有找到尼罗河的源头。
优秀的小说作品和古老的照片就如同历史的像素。将这些内容整合为一体，便创造出了一幅曾经真实存在过的画面，让我们能看到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从早到晚，日复一日，以及随之发生的无穷无尽的后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看重普鲁斯特的原因，也是我们将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高高捧上伟大文学家神坛的原因。正如厄普代克本人所言，他能以机智的笔墨刻画出美国小城镇中产阶级新教徒的生活细节和各种小毛病，尤其擅长讲述20世纪晚期的故事。
这种类型的艺术创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艺术的进化与有机进化平行发展，两者都在发挥着作用。最优秀的艺术家和演员总是在不断寻找原创的方式，以图像、声音和故事的形式进行自我表达。原创性和风格代表了一切。而对创新的衡量手段，则是其所吸引到的模仿程度。由此看来，1863年落选者沙龙（Salon des Refusés）对巴黎沙龙（Salon de Paris）提出的挑战，就是视觉艺术的经典案例。以1907年毕加索的《亚维农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为标志的立体主义向自由主义的宣战，则是另一个案例。在流行文化中，迪士尼于1932年推出了名为《花与树》的彩色动画片，摩城唱片公司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推出了由灵魂、布鲁斯和流行风格混为一体的新派音乐。这样的发展过程很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令创新者心跳加速，腰杆挺直，鼓励着他们去探索更多的突破。到了20世纪晚期，创意艺术在新技巧和新风格上的实验，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代。故弄玄虚的无调性音乐衬托着狂野荒诞的抽象艺术作品。为了原创而原创的精神，降临到创意艺术大师身上。
关于立体主义的起源，毕加索认为“蜕变”是其中心目标。
任何与自身地位相称的艺术家，必须认为创作对象的可塑性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以画苹果为例：如果你画一个圈，其可塑性就是一度。艺术家可能想要实现更高的可塑性。而这个创作对象最终的表现形式，就可能被刻画成正方形或立方体，而且最终作品与苹果这个创作对象毫不违和。
创新驱动力，可以很恰当地以遗传进化来打比方。文化进化让人类物种能适应那些不可避免、持续不断的环境条件变化。文化创新就相当于基因突变。这些生物学意外事件在人类历史上时有发生，其发生方式和程度与其他物种没什么区别。突变是多种多样的。从个体角度来看，突变发生的情况极为罕见，在大多数情况下，突变要么是有负面影响的（由此出现了数百种对人体有害的遗传性异常，诸如色盲、囊性纤维化、血友病等），要么是中性的，对健康或繁殖没有可以觉察出来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突变要么消失，要么在绝大多数群体中保持着极低的出现频率，作为沉默的隐性基因与占主宰地位的有益基因在同一处共存。只有很少一部分突变是成功的，能为个体带来好处，并通过个体传播到整个群体。突变有时也会带来极大的影响，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形成乳糖耐受的突变基因组合。DNA碱基对微不足道的随机变化，就将乳类划归到了可食用的范围内，乳制品行业才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另一个例子就是镰状细胞基因突变。双倍突变会导致致命的贫血症，但单倍突变则会保护个体免受同样致命的疟疾侵扰。
我们每个人体内携带的不成功的和中性基因，被遗传学家称作突变负荷。其中一些基因在偶然对其产生偏好的环境中得以进一步形成改变和突变，由此形成了如今存在的人类有机体生物学。创新的力量绝不可小觑。虽然其中只有少数几个取得了成功，但正是这些力量驱动着创意艺术的发展。
5
审美惊喜，
标志性特征触发感悟
严
肃的艺术，无论表现为乐谱、手稿还是图像，都会在你初见时便牢牢抓住你的注意力。你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这部艺术作品而心无旁骛，任由心神被牵引到余下的内容之中。也许是为了理解整部作品想要传达的意义，或者是为了纯粹的愉悦感而重新回顾其中的片段。创造性作品给人带来的整体感觉（被称作“标志性特征”）也许出现在开头，也许出现在结尾。有时，只有当这部作品尘封于记忆多年，你偶尔回忆起来时才能意识到，关于它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其标志性特征。
从标志性特征中可引出的一个话题是“审美惊喜”。标志性特征可以是美丽的，也可以是能令人直接产生深刻感悟的。举例来说，在视觉艺术中，船队远航的震撼、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的悲哀，都是极具标志性特征的。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画作《阿德勒·布罗赫–鲍尔像》（Adele Bloch-Bauer ），利用超现实的大面积金色背景做衬托，令画中女郎仿佛嵌入金属一般。弗朗西斯·培根在暴力扭曲的自画像中所运用的夸张手法，呐喊出赤裸裸的诚实与痛苦。1948年的三冠王——名为“例证”（Citation）的伟大赛马，在骑手安德森（C. W. Anderson）的带领下一往无前，而其石版画常被人拿来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 ）中那恐怖咆哮的坐骑相对比。
创意艺术家在从美丽与辉煌到恐怖与死亡的审美谱系中来回游走，利用自身艺术创作的标志性特征去捕获并牢牢抓住观赏者的注意力。在传统的风景艺术作品中，典型的例子就是阿尔弗雷德·汤姆森·布雷彻（Alfred Thompson Bricher）的画作。布雷彻以晦暗的褐绿色海岸为衬托，生动地表现出了惊涛之上给人以强烈震慑的白色泡沫。在抽象艺术中，汉斯·霍夫曼（Hans Hoffmann）的代表作以夺目的黄色长方形色块与大面积鲜红色泼洒图案彼此呼应，旁边还加上了神秘的深色团块。看到这幅作品，你会不由自主地注目观察：黄色到红色，再到黑色。而这么做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则要去你的潜意识思想深处寻找答案。
对简单可识别的特征予以关注并回应的直觉，并非人类所独有。其相当于行为科学家认为生命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符号刺激”或“释放者”。有一个早期经典案例，讲的是雄性刺鱼的腹部会在交配季节变红，以这种方式作为领地标志，警告潜在的雄性竞争对手不可靠近。它们不需要一条真正长着红肚皮的雄性来表达立场，一个移动物体上的红点就能发挥作用。研究人员利用带有红点的各种形状的假鱼，都能引发雄性刺鱼的攻击行为，就连红色曲别针和圆圈都可以。红点，就是“符号刺激”。
嗅觉也是同样的道理。雄性飞蛾会被同种雌蛾释放到空气中的特殊化学物质所吸引。同一个晚上，可能会有数百个物种的飞蛾在同时进行沟通，但它们彼此之间不会干扰，因为每一种飞蛾都在利用自身特有的化学信号，即性信息素。实验中，当研究人员将同样的物质涂抹在毫无形状的假体之上时，同种的雄蛾便会在夜色中现身，不仅飞落到假体之上，而且还会尝试与假体交配。微生物界也是一样，只要细菌释放出同类信号，细菌之间就会聚集并进行基因交换。
符号刺激，或是能发挥相同作用的信号和信号组合，也同样是人类心智中的一部分。动物行为学家发现了另一种现象，即超常刺激，并进一步确认了其存在。很多人都知道，当银鸥的卵掉落到巢穴之外的地面上，或由科学家故意将其挪走，放到巢穴外面时，父母之中的一位就会将卵滚回巢穴里面。而许多博物学家都不知道的是，当实验人员将两只假卵并排放在巢穴外面时，父母会首先照顾更大的那一只卵，就算个头大得出奇也无所谓。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更大的卵总是能获得父母更多的关注，即使假卵的个头大到成年银鸥不得不费劲爬到上面。
诚然，大多数时候人类没有那么傻。但是，我们被直觉所统治的程度，远比人们想当然的要深刻得多。举例来说，从人们对年轻女性外貌的判断上，就能揭示出一种遗传性偏差。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假定，最具吸引力的面孔，是从健康人群大量面孔中提取出来的每一个指标的平均值组合。但是，当这种观念被拿来在终身生活于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居民中进行验证时，研究人员发现，平均值面孔并非众人眼中的绝色。最美脸庞的特征包括下巴相对于整张脸稍小于平均值，双眼之间的距离稍远，颧骨的位置稍高。其实，模特经纪公司、好莱坞演员经纪公司和创作大眼睛卡通人物的艺术家早就对此心知肚明。
由于与生俱来的偏好并非空穴来风，进化生物学家便会自然而然地提出问题，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存在？以终极因为目标的探索，被称为“达尔文主义”。我们会问，如此的面部结构有可能在生存和繁殖上形成什么样的优势呢？其中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样的面孔更具少女气质。有着这样面孔的人，很可能更加年轻，是尚未生育过的处女，有着相对更长时间的繁殖潜力。
同样的基本原则在文学之中也适用。首先，请看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所表达出来的审美上的极致情感：
这不是死亡，因为我站了起来。
所有的死者，躺下——
接近审美谱系的另一端，则是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笔下船员的呐喊：
船长！我的船长！可怕的航行终于成功，
舰船挺过了每一处险阻，终极大奖捧在手中……
看到这样的语句，你的内心会产生一种共振，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也会记住当狄金森和惠特曼将诗句落于纸笔之间时他们内心澎湃的情感。
通常，以某种表达形式所体现出来的伟大审美力量，会得到另一种形式的支持，以强化该主题的表达力度。我们在亚历山大·吉尔克里斯特（Alexander Gilchrist）对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闪金彩色稿本的描述中找到了生动的实例。当吉尔克里斯特于1863年发现这些稿本并将其公之于众时，他描述了这些手稿给人带来的震撼：
那不断流动的色彩，那如鬼魅般闪烁的光点，在字里行间翻滚、飞翔、跳跃；在安静角落里盛开的鲜花，那生动的光芒和喷薄欲出的火焰……令书页仿佛在原处颤动。
有时，仅仅是单纯的描述也能带给人富有震撼力的美感，而文字和视觉艺术一样，有时也会利用夸张的手法表达事实。下面这段文字摘自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创作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
月亮升空，那不起眼的房子消失在夜色中，而我则开始注意到这座古老的小岛。想当年，在荷兰水手的眼中，此处曾是多么繁荣，就像是新世界的一片胸膛，生机盎然，郁郁葱葱。那些已经消失了的树木，为了给盖茨比的房子腾地方而被砍伐，曾经令多少人为之魂牵梦萦。就在那一刹那的神往时刻，多少人因为这片土地的存在而屏住呼吸，因为自己也想不清楚、搞不明白的审美悸动而不能自已，此生最后一次体会到亲临梦境的震撼。
评论家对创意艺术的理解常常分成几个阶段。首先，他们以作品标志性特征为主线进行的评论，通常会将其与艺术家的早期作品和声誉进行对比。在长篇评论中，读者的兴趣一般能保持到内容细节的具体探讨部分。接下来，评论家会开始思考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将引导出这部作品的艺术家人生历程及其所处环境与时代考虑在内。最后就是对作品的评判，也就是在从全盘否定到过分恭维的标尺上选一个位置进行总结。虽然类型不同，但评论文章本身就可以成为一部艺术作品。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的《第二交响乐》是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而由莱因霍尔德·布林克曼（Reinhold Brinkmann）对其进行分析的文章，则是艺术评论的经典案例。
创意艺术之中的一些最具特色的标志性特征，不仅仅能给人们带来意料之外的审美，而且能上升到令人震撼的惊奇感。达到这一高度的最佳方式，就是在某个论断之后立刻以其矛盾的一面进行衬托。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的开篇，便将这一手法发挥到了极致：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简言之，那时与现在非常相似，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而另一种艺术形式——摄影，也有类似的特点。蕾切尔·萨斯曼（Rachel Sussman）在摄影集《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The Oldest Living Things in the World ）中，展示了树龄达几千年的树木和其他植物。古老的树木和年龄超过110岁的人类老寿星一样，总是横向发展，枝干蔓延，粗糙扭曲，毫无对称感可言，但它们又能激起人们心中的敬畏和惊叹，迫使我们去回想这些树木在青壮年时曾度过的已然消逝的漫漫岁月。看着这些非比寻常的有机体个体，一种负面联想令我困扰不已：这些树木中的许多物种都非常稀有，几近灭绝。从全球范围来看，现存最古老同时也是最稀有的树木，是澳大利亚的一株43 000岁的金氏山龙眼。如果年代计算没有出错的话，这株树木不仅仅是现存最古老的树木，也是该物种的最后一棵植株。
寓言与童话中总是充满了存在主义的各种冲撞。位于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的美国国家野生动物艺术博物馆中展出的本杰明·卡尔森的一幅版画（见002页），展示了一头狮子战胜一匹狼，即将要把狼吞掉的情景。画中讲述的，是一则关于傲慢与愚蠢的寓言：
一天傍晚，一匹狼精神饱满、胃口大开地离开了巢穴。它奔跑着，西斜的夕阳将它的身影长长地拉到地面上，看起来比狮子的身形大出百倍。狼骄傲地欢呼道：“看看吧！看我有多大！想象我从微不足道的狮子面前跑过，该是多么得意的事。我要向它展示，谁才更适合做王者，是它还是我。”就在此时，一个巨大的身影将它完全吞噬，随即，一头狮子仅挥出一爪，便将狼彻底打倒。
通过创意艺术将人文与科学联结为一体，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那我们为何还要尝试这样去做呢？创意艺术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表现形式，却也是最短命的。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在谈及人文学科大融合的前景时写道：“艺术能真实体现出我们现在的样子和过去的样子；体现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过去的生活方式；能生动地体现出我们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被各种动力和情感所左右。”
讲到这里还很好，但文德勒接着补充道：“……但是艺术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人类的集体实体或社会学范式。”
由此，文德勒便为不可知的领域赋予了魔幻意味。尼采将这种不可知称为“彩虹边缘的色彩”。文德勒选择了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称他拥有“神秘而神奇的力量，能通过观察的手段制造出惊人的夺目效果，而这正是最高水平艺术的终极代言”。文德勒将自身的观念赋予其中，认为我们总是直接而不加分类地去对待诗歌作品，正如诗人所言：“我的所有后期作品都源于一种强迫，目的是解释特质风格的直接力量，传达诗歌的重要性。”
文德勒的一生走出了一段美好的旅程，沿途留下了多么细心的路标，供后人追随。尽管如此，艺术评论工作依然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艺术本身蕴含着更多的意义，当我们利用科学知识对其进行审视时，就能放大这些意义。否则，创意艺术只会像森林之外的树木一样肆意生长，无法成为生命世界生态系统之中的一部分。
熟悉感带来的慰藉，在这里引用，是作为人文与科学双双失败的一个隐喻。
（威廉·F.史密斯，《路灯》，1938，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二
什么阻碍了创造
相较于科学领域，人文领域尤其是创意艺术和哲学，正日渐失去地位和支持。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两点主要原因。第一，人文领域的领导人物一直固执地痴迷于狭窄的视听媒介，而视听媒介是我们在不经意间从前人类祖先那里遗传而来的。第二，他们很少会想到，我们这个有头脑会思考的物种，究竟为什么会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而不仅仅是如何获得这些特征的）。由此，人文领域对我们周遭瞬息万变的世界熟视无睹，脱离了根系，保持着不必要的静止状态。
6
人类极端中心主义
除
非我们能绘制出一幅更加细致而全面的史前史图景，并由此清楚明确地给出一步步发展出当下人性的进化步骤，否则人文学科注定会处于无根系的悬浮状态。人性这个人文学科的首要关注点，并非定义人文的基因，也不是遍布于当下人类群体之中的文化特征。人性是学习某些特定行为方式并避免其他类型的行为方式的遗传倾向，这就是心理学家所称的先备学习（prepared learning）以及反先备学习（counter-prepared learning）。研究人员详细记录的诸多先备学习案例中，婴儿会着魔般地去学习语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大一点的孩子会喜欢玩那些模仿成年人行为的游戏。另一方面，我们在对陌生人赋予信任时，或在进入不熟悉的黑暗森林时，是反先备学习。我们许多人只要亲眼见过一次蛇或蜘蛛并被它们吓到，就会一辈子逃不出害怕蛇或蜘蛛的命运。
在人类物种的生物学进化过程中，语言的起源发生在音乐之前，而语言和音乐又都发生在视觉艺术之前。这条时间线是正确的吗？如果正确，又有着怎样的含义？经由文学、音乐和艺术激发出的情感，彼此之间有何关联？通过对其他物种进化变化的研究我们得知，那些中间阶段，即进化的“链条”，总会制造出一幅“镶嵌”效果。也就是说，有些特征得以发展，有些达到了中间状态，还有一些则鲜有变化。举例来说，1968年，我对首次发现的中生代原始蚂蚁进行了研究。这只蚂蚁保存在有9 000万年历史的琥珀中，它当时的状态正处于一场声势浩大的镶嵌进化的中间阶段。它正是祖先黄蜂和现代蚂蚁之间的“缺失的一环”，有着黄蜂的下颚骨，蚂蚁的腰部，以及介于祖先黄蜂和后代蚂蚁两者之间的触角，我将它命名为“黄蜂蚂蚁”。
那么，在现代人走出非洲，走向世界之时，是如何发展出如今具备的各种能力的呢？这些能力为什么会发展成如今的样子呢？人文学科的全部含义，并不来自STEM领域（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个词的英文首字母缩写），而是来自许多不那么高调的学科的大融合，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我所称的“五大学科”：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这些研究领域是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石，是人文学科忠贞不二的盟友。天体物理学和行星学也会提供支持，但总体来看，主要是作为人类情感表达的大剧场，而无法对意义进行解释。
人文学科的主要缺陷就在于其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创意艺术和批判性人文分析中，除非作品能从当代文学文化的视角进行表达，否则就是无关紧要的。人们对艺术作品的衡量和判断，全部依赖于艺术作品本身对人所产生的直接冲击。意义来自专门用人的价值来衡量的东西。而这种做法最值得关注的后果就是，我们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与其他生命形式进行对比。如此巨大的落差，令人类实现自我理解和自我评判的空间越来越小。
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是文化进化的产物。历史学家将贸易、移民、经济、意识形态、战争、领导力和时尚等文化进化的近因区分开来，成功地将我们带回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那时，人们发明出农业，实现了食物盈余，建起了村落，随后又出现了酋长国、国家和帝国。我们认为，将所有这些变化汇总在一起，就构成了创造出如今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进化。但是，若没有史前史，这段历史就是不完整的。而如果没有生物学，那么史前史也会缺斤短两。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开始时间，不过是一万年前，也只在新近定居下来的人群中，对其少数基因形成了为数不多的改变。这段时间相较于对人性本身的传承与环境起源进行解释的宏大课题来说，太过短暂。随着人口逐渐迁徙到世界各地，他们完整地保存了定义人类智慧和社会行为基础的基本基因组。
6万到1万年前，是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定居的大致时间段。粗略地算来，这段时间相当于500代人。而500代人的历程还不足以代表将我们作为单一物种联合在一起的那些特征的起源，解释不了为什么我们成了如今这样浑身无毛的古怪的双足动物，为什么我们的球状头骨里塞着一个巨大号的大脑，为什么我们有着与猿猴无异的原始情绪。而后，人类又通过共有的本能，发展出了带有特定声音和意义的语言，并由此衍生出无穷无尽的后话。此外，人类还共同拥有实践创意艺术的能力，对环境进行探索并利用创新手段对其进行控制的能力，以及创造出创世纪神话并由此巩固部落宗教的能力。窃以为，幸运的是，500代人的历程还是太过短暂，没有将人类物种分裂成多个渐行渐远、无法杂交的隔离物种。这样的增殖现象，在人类更古老的前人类祖先身上十分普遍。若真的出现物种分裂，那么可能产生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将严重到无法解决的地步。只有将除了一个物种之外的所有其他物种通通消灭，才能解决问题。而这也正是智人处理掉我们的姊妹物种尼安德特人的方式。
如今，人类不仅不擅长把握时间，而且几乎意识不到周遭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周围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事实上，在我们周边和内部不断汹涌席卷的各类分子和能量波之中，我们所能真正感觉到的，还不到百分之一的千分之一。我们感知到的那一部分，只不过是用来确保我们个人生存与繁殖的安全，处在我们旧石器时代祖先所能承受的压力范围之内。而这就是通过自然选择实现进化的方式。我们是一股既强大又极其节俭的力量的产物。
生物学家利用德语词汇“Umwelt”（意为“我们周遭的世界”）来表示人类在无工具辅助时感官所能觉察到的环境。“Umwelt”就是前人类祖先在非洲稀树草原环境中生存数百万年所需要感知到的全部信息。人类幸存了下来，而拥有不同感知能力和坏运气的人类其他亲缘物种则未能存活至今。同样幸存下来的，还有在安第斯山脉高处盘旋的秃鹰，它们拥有极强的视力和异常敏锐的嗅觉；生活于深海底栖环境中的八目鳗，它们永远在午夜般漆黑的海水中神出鬼没；还有蹲伏于漏斗形巢穴深处的草蜘蛛，每当猎物昆虫碰到蛛丝，哪怕只是轻微的一颤，也会被这些蜘蛛察觉。那么，人类的“Umwelt”是什么，是如何形成又为何形成的呢？这些都是科学和人文领域的核心问题。针对问题的第一部分，简明扼要的回答是，人类是非洲大草原环境中进化而来的聪明后代，在少数几种感官形式上拥有出色的能力，在大多数感官形式上非常弱，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完全空白的状态。
人类主要依赖于视听能力。依赖于视听能力的生物在地球上为数不多，除了人类之外，还有鸟类、一小部分昆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是凭借视觉和听觉来寻找方向的。但是，在视觉能力上，人类只能感受到光子这一种粒子。更具局限性的是，人眼感光细胞只能觉察出电磁波谱中极其微小的一段。我们的视觉从红色的低频端开始，于紫外线以内的高频端结束。如果我们能拥有更强大的感光细胞，就能看到更加丰富的色彩和明暗关系，供我们欣赏、命名。如果我们能拥有鹰和蝴蝶一般的视觉，就会为视觉艺术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再来看看听觉。听觉对人类的沟通而言至关重要，但与动物界的听觉天才相比，人类基本和失聪无异。许多种类的蝙蝠都能在空中旋转扑击，以令人无法想象的精准度捕捉飞驰的昆虫。更惊人的是，蝙蝠并不是凭借昆虫发出的声音来判断其方位的。蝙蝠自己发出高频声音，通过昆虫身上反射回来的回声进行定位。有些种类的飞蛾，耳朵能听到蝙蝠发出的声音频率，每当遇到蝙蝠的回声定位大法，它们就采取瞬间坠落地面的躲避措施。还有一些种类的蝙蝠能察觉出水面的涟漪，并用双爪将鱼从水中抓出来。生活在南美洲热带地区的吸血蝙蝠，在夜间能通过嗅觉找到正在睡觉的哺乳动物（也包括忘记关窗户的人类），在皮肤上咬个小口，接食流出来的血液。作家不妨以吸血蝙蝠为原型，写一部关于蝙蝠吸血鬼的故事。在声音频谱的另一端，大象可以用人耳听不到的低频率进行复杂的对话。
接下来我们看看嗅觉。与其他生命形式相比，人类基本上处于嗅觉缺失的状态。环境之中，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工环境，都充满了各类信息素，同物种成员之间交流所用的化学物质，还有利己素，有机体用于识别潜在捕猎者、猎物或共生伴侣等其他物种的化学物质。每个生态系统中都有一幅人类无法想象的复杂而瑰丽的“气味风景”。请允许我用“无法想象”来形容环境中的气息和味道，因为人类基本上没有什么词汇是用来专门形容化学物质感应的。当我们将所有无脊椎动物和微生物也算进来，生态系统便囊括了数千到数十万个物种。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气味合为一体的自然世界之中。就算是训练有素的博物学家，在林间或原野漫步时，也感知不到那昼夜不停的嗅觉信号大合奏。那不断变化的混合气味在空中搅动、流窜，虽然你我毫无知觉，但凭借对这些气味信号感知而赖以生存的丛林居民却一清二楚。在地表之下，其他类型的信息素渗透在土壤和落叶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气流的传播，信息素也随风而起，如同无所遁形的烟雾一般，渐渐消散。
对生物界的化学感应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包括我），总是惊叹于信息素分子与利用这些信息素发挥功能的物种之间是多么匹配。信息素分子的大小，扩散速度，被释放出来的时间、地点，以及同物种其他成员对其的敏感性，决定了该信号的传播距离。同时，这也取决于物种所需的隐私程度。假设一只雌蛾正在呼唤伴侣，它的性引诱剂必须是其物种所专属的。极小的剂量也要能传播到很远的地方，有时甚至能传到几公里以外，而且必须能被它想要寻找的那类伴侣所接收，并引发其做出反应。这种专属性不会吸引到其他种类的飞蛾，更不会吸引到以飞蛾为食的黄蜂。
我们真实存在于其中的这个扑朔迷离的世界，对人文而言有何意义呢？诚然，如果无法了解这个井然有序的声音环境和气味环境，我们就无法看清整个生命世界，更无法保障其安全。
水漂生物这种类型的有机体，只适应于在二维生态系统上生存，也就是在水面上生存。它们像站立在安全网上的杂技演员一样，借助着水的表面张力四处“行走”。这是一个古怪的群体，其中有微生物、藻类、真菌、微小的动植物等。作为一名博物学家，每逢看到水漂生物，我都会想到它们与人类十分相似的境况。
在地球生物圈中的这个只有一层分子厚度的表面上，只生活着少数几种体型相对较大的生物。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隶属于“真虫”半翅目的水黾，同属一目的还有盾虫、猎蝽、叶蝉、蚧和蚜虫。所有这些昆虫的共同特征，就是拥有尖尖的长鼻，长鼻可以穿透动植物的表皮，吸取汁液。水黾是凶猛的掠食者，在水漂生物中占据统治地位。它们以不小心掉落水中的昆虫和蜘蛛为食，与水下的鱼类和空中的蜻蜓、鸟类形成竞争关系。它们为了适应水漂生物的生活环境而进化出了精准的身体结构：独木舟般的体型；三对纤长的有着各自专门作用的细腿——后腿用于平衡；中腿用于提高速度；前腿从头部伸出，与牙齿配合，随时准备以螳螂般的攻势捕获猎物。水黾的中腿和后腿都向外远远地伸展而出，将体重分散开来，使得足部在水面上按出一个小凹陷，但永远不会将水面划破。它们的全身都长有极为细密的防水毛发。无论是大雨滂沱（每一滴雨水对于它们而言都像高压消防水管一样猛烈），还是浪花澎湃，就算是被外力推到水下，水黾的身体都不会沾湿。由此看来，水黾常被人称作“耶稣虫”也就不足为奇了。水黾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至少一亿年前的恐龙时代。而如今，已知有2 000多种水黾生活在地球上的不同地方，其栖息地还存在重叠。海黾属的一些成员是已知的唯一一种生活在远海之中或海面之上的昆虫。
遍布于全球的水漂生物完美地适应了其所存在的平面世界。水漂生物的成员物种几乎从不离开水面，除非是要从一处水面迁往另一处水面。去往其他生存环境的旅程，无论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都极为少见，同时也漏洞百出。对于除了水面之外的其他现实世界，水漂生物在身体上和直觉上基本无动于衷。水的表面，以及从水面进去和从水面出来的东西，就是水黾所知的整个世界。
水黾可谓是“水面”上的老大。在人类眼中，它们看起来十分古怪，但若从它们的感觉器官出发，站在它们的世界中去审视我们，它们也会觉得我们同样奇怪。人类的身体就像专为我们这个物种所属的生态系统而打造的。同样，我们的思想也为这个生态系统所限。为了实现完全而透彻的自我理解，我们不仅要掌握关于自身的知识，也要去了解周围其他生命系统的特点。
与人类共享这颗星球的数以百万计的物种，它们所发出的代码和节奏中是否存在创意艺术的一席之地？也许我们能在其中找到音乐和视觉艺术的身影？在“联觉”领域，还有什么新的可能性等待我们去发掘？联觉，就是将不同的感觉形态彼此相融，比如化学信号与听觉或视觉信号融合。我们不妨再进一步推测下去，在不远的将来，在脑科学技术的帮助下，我们说不定可以读懂鸣禽、猿猴和爬行动物的思想，接下来还能看到蝴蝶、蚂蚁和水黾的内心世界。随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来模拟它们的“Umwelt”。
但是，截至目前，我们的身体还局限在人文学科的范围之内，而且我们还意识不到其局限性。人文局限性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极端不平衡的内容，通过不同语言对不同形式的感官反映进行分类而得出的词汇数量进行对比，就能鲜明地体现出来。我们从著名的卡拉哈里沙漠布须曼人，即居霍安西人讲起。研究人员认为，这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所具有的社会组织和日常活动安排，与如今人类的远古祖先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居霍安西人的全部方言加总在一起，用于描述感觉的词汇共有117个，其中25%用于描述视觉，37%用于描述听觉，只有8%用于描述嗅觉或味觉。这种差异不足为奇，因为居霍安西人也和我们一样，在嗅觉和味觉上相对较弱。
其余的人类在感官词汇的使用上也非常相似。在提顿达克他苏语、祖鲁语、日语和英语中，用于描述视觉的词汇占据所有词汇的25%～49%，而用于描述嗅觉和味觉的词汇，加在一起也只占全部词汇的6%～10%。
人类这个以视觉和听觉为主导的物种，与其他动物相比时，就更显得“与世隔绝”了。在触觉以及对湿度和温度的感觉上，我们基本与“盲人”无异。某些淡水鱼类可以利用电场进行相互沟通并捕捉猎物。我们通过技术手段亲眼见到了这样的活动，但若没有技术的辅助，我们什么都看不到。除非亲手去抓，体验一下致命电击。我们也感觉不到地球磁场，而一些鸟类正是利用地球磁场在一年一度的迁徙过程中辨别方向的。在以STEM为中心的时代，创意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缺陷变得越来越明显，就连科幻小说都带有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从这个角度来看，除非某个事物会对人造成影响，否则它就没有意义。这种思路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与自身相比较，并因此无法实现真正的自我理解和判断。
总而言之，人文学科存在以下弱点：人文在对因果关系的解释上是无根据的。同时，人文学科存在于感官体验的局限之中。由于这些缺陷，人文学科带有完全不必要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并因此无法认清人类自身境况的终极因。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称：“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世界观在他那个年代就受到了挑战。放到今天来看，则更应引起质疑。我们需要另一个视角才能看清事情的全貌。所以这句话应该改作：“万物是理解人类的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