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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科学而轻人文
14
岁那年，我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教堂里听到一首男高音吟唱的赞美诗。那美妙的乐曲和诗词令我潸然泪下，情不自禁地要求接受洗礼，从此正式成为南浸信会的信徒。当时有人告诉我，只有成为信徒，才能坚定我对耶稣的信仰，将来才能在天堂与他永远在一起。
那老旧的十字架，被整个世界所遗弃，
却对我有着神奇的吸引力；
上帝的羔羊为承受黑暗的洗礼，
而离开了天堂的荣耀之地。
我将老旧的十字架视为珍宝，
直到最终丢弃所有烦恼；
我将老旧的十字架永存心间，
总有一天将其换作皇冠。
只要达到获得理性思维的年龄，孩子们都能明白诗中的承诺：社会思想的转变，劝人改变信仰的杰作。《老旧的十字架》（The Old Rugged Cross ）只用了一段乐曲，便生动地描述了痛苦、爱、救赎和社区精神，而这些正是福音派基督教的核心。
同时，这首赞美诗还提醒我们，将宗教研究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文学科，与科学的思维模式有着根本性区别。人文本身就能创造出社会价值。人文所利用的语言，在创意艺术的托举下所激发出来的感受和行动，让人本能地认为这是正确而真实的。当知识结构和内容足够深入、足够完整，人文便成为道德审判的主要来源。
等等！难道不是有些东西天生就是好的，而另一些东西从本质上就是坏的吗？乍看起来的确是这样。但同时，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行动，首先要放在其所存在的科学和人文的大环境中去看，然后才能被人从道德上去进行评判。
我们不妨以核武器为例来阐释这一问题。核武器对所有生命都有严重威胁，可谓是对整个地球下的诅咒。而另一方面，两颗原子弹的投放，也在太平洋地区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至少美国人认为，原子弹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命。随后，对核战争的恐惧从总体上限制了冷战和国家战争的发展。当我们解读世界历史时，这一道德难题应作何解？我们应该如何寻求答案？
科学可以正大光明地去探索每一件真实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事物，但人文生来便悬在由事实和幻想编织的半空之中，不仅可以深入探索每一件可能存在的事物，而且可以触及任何可以想象出来的东西。
因为人文就是所有与人相关的事物，所以所有与人相关的事物就构成了人文学科。对年轻人进行教育，应在科学和人文之间寻找一个明智的权衡点。这样的课程，曾被人们称作“全面教育”，现在则被称为“自由教育”。为全体公民提供自由教育的思想，是民主传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托马斯·杰斐逊上任不久，这一教育思想就于1818年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建校宣言中得以体现。杰斐逊写道，所有人都应受教育（抛开他本人就是奴隶主的堂而皇之的虚伪），因为受教育不仅能提高公民自身的生活水平，而且还能提高他的道德水平和才能。杰斐逊继续写道：“为了理解他对邻居和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为了有能力履行邻居和国家交付他的责任，为了了解自身的权利……总体而言，为了用智慧和忠诚的眼光去审视他所处的全部社会关系。”
杰斐逊表达的关于公立教育的理想，直到今天都是美国传统的核心。然而，从美国人民所表达的尊重和支持来看，人文还是成了科学身边那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
2010年，为了应对这种差距的存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两党成员共同呼吁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编写一份关于美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现状的报告，并对其在美国人民生活和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评估。当时参考的模式，是2007年由美国国家科学院主持编写的《在风暴中崛起》（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 ）。这份报告对STEM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进行了评估。报告的着眼点是美国，但在人们看来，其最后得出的总结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
美国国家科学院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来自大学、学会、政府机构和文化部门的高层领导。最终的这份报告于2013年面世，题为《问题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 ）。该报告的深度远超杰斐逊的理想，将教育哲学带入了当下这个全新时代。
《问题核心》认为，虽然人们常常举止轻浮，毛病一大堆，但总体“还算正派”。我们总是野心太大，喜欢夸张和吹牛，而最受人喜爱和尊敬的英雄不是诗人和科学家。没有几个美国人能说出多少在世的诗人和科学家的名字。美国大众心中真正的英雄，是亿万富翁、开创企业的创新者、知名艺人以及拿过冠军的运动员。
在美国社会中，名人效应和金钱效应越来越强大。尽管如此，处于所有社会经济群体中的美国人都始终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为了对这种一致性进行验证，我们需要搞清楚，商界领导者对自由教育持何种态度？他们认为在科学和人文之间进行权衡的教育是否得当？当然，莎士比亚不用去卖丰田车。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美国大学联合会2013年进行的一次在线调查显示，75%的商界领导者表示会将自由教育的理念推荐给自家孩子或他们认识的别人家的孩子。所有人都认为，自由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重要的：51%的人认为其具有极高的重要性，42%的人认为其相当重要，只有不到7%的人认为其比较重要。
而且，美国人非常尊重创意艺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我们会将创意艺术视为娱乐和充盈智慧的源泉。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对创意艺术还有各种其他方面的理解。在创意艺术中，我们最看重的就是高质量和高潜质。美声唱法和交响乐的华彩乐段，总被人们拿来与摇滚乐、民谣、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作对比，虽然前者得到的关注远逊于后者。人们认为伟大的视觉艺术具有伟大的原创精神，非常值得亲眼一睹原作的风采。美国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982—2008年，每年至少参观一次艺术画廊或艺术博物馆的美国人，占全美人口的20%～25%。
简而言之，人们普遍认为，人文学科对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因此广受尊重。但是，人文学科的相关机构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其运作水平也达不到人们主观判断下的高度。而诸如耶鲁大学等，在录取新生时都更强调科学能力，还开设了科学领域的新课程。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缺少资金和缺乏尊重。人文学科几乎从来都拿不到足够的资金用于完成艺术家和学者希望完成的项目。在人文领域，我们基本找不到几个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愿意长期倾囊相助的富有赞助人。修道院和其他宗教场所不再是创造力的避风港。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预算中，人文学科被视作奢侈项目。对许多希望将一生奉献给艺术和人文的年轻人来说，人文学科能提供给他们的工作机会少之又少。
驻留人文学科之上的自然科学，像停泊在曼哈顿上空的特大号外星飞碟一样，将艺术和人文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之中。2005—2011年，美国的物理、生物科学及数学的学术研究与研发工作，一直持续稳定地享受着70%的联邦政府学术支持。医学和工程学也很受重视，60%以上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教育研究与行为和社会科学所得到的支持接近其50%的需求。垫底的是人文学科，除了法学以外，其余的人文学科只有不到20%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其他的支持则主要来自学术机构。
科学和技术享受到了美国纳税人的大力支持，而税收一般被人们视作公共品。通过科学技术研究这件大事而获取的知识，是美国在全球经济和科技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人文学科得到的支持主要来自教育机构。而教育机构的收入则来自学费和捐赠，还有一小部分来自政府税收。在争取美国人民的资金支持的竞争中，人文一向不敌科学。
美国人对各种职业的评价高低，通常基于其从业者拿到的薪水多寡。从这个评估角度来看，一个很好的衡量指标就是大学毕业生的起始年薪。2014年，美国劳工部的报告称，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收入最高，在50 000～80 000美元之间。文科毕业生，即建筑学、英语、初等教育、新闻学和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收入最低，起薪在40 000美元以下。
美国人一直认为，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和开发是对整个国家有好处的事情。但人文领域也同样如此，从哲学、法学到文学、历史都是一样。人文学科将我们的价值观保存了起来，将我们化身为爱国者，而非仅仅是采取合作态度的公民。人文学科明确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遵守以道德规范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而不是盲信专制统治的一家之言。人文学科提醒我们，在古代，科学本身曾是人文学科身边嗷嗷待哺的孩子。那时的科学还被称作“自然哲学”。
那么，为什么人文学科一直“食不果腹”，只能拿到限量供应的资源呢？部分原因在于可用资源中的一大部分都被宗教组织所占用。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口都有各自的宗教信仰。信仰的重点不在于对神的崇拜，而更多的是对其独特的创世神话的笃信。每一位宗教成员都相信自己信奉的宗教的创世神话，都认为那一段关于宇宙和人类超自然起源的故事优于其他所有解释。问题在于，不可能所有的神话都是正确的，甚至不可能有两段神话同时都是正确的。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宗教的创世神话中，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几个世纪以来，宗教组织创造出了卓越的音乐、文学和艺术作品。在此请允许我勇敢地表达一下个人观点。我亲眼见到过的最感人的宗教仪式，就是罗马天主教复活节的“基督之光”庆祝活动。活动当天，大教堂里坐满了信徒，一开始室内保持着黑暗。接着，后门打开，主教手持蜡烛徐徐走来。这时，他向黑暗中的信众说道：“基督之光。”随后，他沿中间的通道缓缓向前，身后跟着随从牧师。信众们安静地站立着，每人手中都捧着一支尚未点燃的蜡烛。牧师们逐行点亮蜡烛，一直到整座大教堂灯火通明。最后，在祭坛上，复活节仪式正式开始。
几个世纪以来，这样的仪式不断发展，愈加绚丽。沉浸于其中，人们很容易忘却宗教艺术服务于创世故事的事实。宗教不允许人们有任何背离其创世故事的行为和言论。历史上，一场接一场的残忍战争，都是为了用一段故事去替代另一段故事。说白了，世俗的人文必须与宗教组织或与宗教类似的意识形态相竞争，以获得关注、志愿服务和公共资金的支持。在人文领域，人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去探索和创新，而在宗教领域却不可能。
除了要和以信仰为基础的文化形成竞争外，人文领域还面临着其他压制力量。其中一股强势的力量就是数字化革命。科学和技术对人文并不怀敌意，也不屈从于任何超自然教条或盲目的意识形态。尽管如此，其所造成的竞争态势已激烈到令人难以承受的地步。手工制造业、园林农业和商业化野生渔业捕捞都萎缩到几乎绝迹的程度。自动化、大规模生产和全球通信提高了全球经济水平，却没有提高人文学科的影响力。就这样，最好的工作机会都被那些在科学、技术和以技术为辅助手段的商业和法律领域受过训练的人们拿走了。
STEM已经成为美国权力的象征。在许多人眼中，科技文化简直是无往不利，所向披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科学家就能治愈每一种疾病，培养出人造肢体和器官，在LED照明的水培农场种植出永不枯竭的食物，利用太阳能或核聚变能进行海水淡化。脑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已经开始寻找思想和精神的起源，而这个领域曾经是人文学科的专属。
若想在这个全新的科技世界取得成功，人们就需要获得高质量的教育，而且是大批量、长时间的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很好地去应对全新现状带来的各种挑战。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是当之无愧的STEM主宰，但在向年轻人传授知识方面仍跌入了低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16～65岁组，数学能力最高的全球前23个国家中，美国只排在第21位，而问题解决能力最高的全球前19个国家中，美国排在第17位。这样的现实情况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未来的创新和发展大业是否仍然能由一小撮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完成？我认为不太可能，至少2013年的一次国会山会议的与会者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那时，据估计，美国有250万个STEM相关职位，因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而处于空缺状态。就连低水平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要求员工具备初等计算机技能。
美国面临的问题因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而进一步放大，与此相关的是中产阶级的没落。处于所有社会经济阶层的美国人如今都认识到，若想确保生活质量，寻求发展，就必须搞清楚前方的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在随后的章节中，我将向读者解释，未来的发展不仅需要对STEM学科进行鼓励和支持，也同样要对人文学科的成长予以帮助。
从遗传的分子过程到其所设定的情感反应，继而触及时空万物，人文和科学会通过单一连贯的创造性思维去应对一切问题。
（上图，罗伯特·克拉克，《燕尾蝶》。下图，盖尔·麦吉尔，组织蛋白形成的DNA片段）
三
什么促进了创造
科学和人文共享创造力的同一个来源和同样的大脑活动过程。通过五大学科（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的融会贯通，科学和人文可以实现更加紧密的联结，在实质性内容上实现更加广泛的融通。而五大学科的融合，正是通过遗传和文化的进化过程而结合在一起的。
8
终极因：
人类通过思考来实现生存
最
优秀的艺术评论总是闪烁着犀利睿智的光芒，能唤起人们深层次的直觉和智慧。但艺术评论本身也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其内容和见解也很容易跑题。举例来说，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告诉我们，毕加索利用立体主义的初衷，是为了对现代世界的断裂和混乱作比喻。毕加索本人则解释称，立体主义是为了拥有灵活性，让画布上的人物呈现出某种能转变到其他状态上的发展状态。
艺术家的意图总是带有极强的个人色彩，很难为他人所理解。亨利·马蒂斯（Herri Matisse）任由自己处于愤怒的状态去创造画作，不断给人带来全新的震撼。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在大溪地创造出杰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对人类生命周而复始的循环进行了华丽的展示。完成画作不久，高更便去帕皮提的一座山上打算自杀，但随后改变了主意，迁往马克萨斯群岛。莱斯大学的罗斯科教堂展示着这位艺术家的最后一幅作品。大师级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对这幅无主题、无形式的作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种令人震撼的自我放弃。全世界都被弃之于外，只剩下一片虚无。作者的意图是希望观赏者从卡斯帕·大卫·弗雷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画作中凝望大海的虚构观者的角度出发，直面这幅绘画作品：艺术，在悲观内心世界的动荡之中，有着取代全世界的意义。
在实验性艺术和评论所造就的温室气候中，时常可见怪异的亚文化突兀而随机地肆意生长，就像精心修剪的草坪上随时会冒出蘑菇和蒲公英一样。它们对连贯有序的艺术表达方式充满蔑视：达达主义、超现实的罐装番茄汤、后现代哲学与文学、重金属音乐和无调性音乐。无论这些作品源自正常的头脑还是混乱的神志，都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潜意识中情绪节点和决策中心的混乱无序。
现在，我们应在一种不同的环境中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进入一个更深刻的层次，去探索更深层的因果关系。为什么千百年来，在每一个地方，创意艺术都能如此强有力地主宰人类的思想？我们无法在最精美的艺术画廊和交响乐团那里找到问题的答案。爵士乐和摇滚乐的创新直接来源于人类的经验。从中，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思路。由于创意艺术带有某种普遍的遗传特征，该问题的答案就在进化生物学之中。请记住，智人存在于世约10万年时间，但文学和文化的历史还不到10万年的1/10。这样来看，为什么会有普遍的创意艺术这个问题，就演变成了“在其存在的前9/10的时间里，人类都做了什么”。
如今现存的没有文字的纯粹狩猎采集社会和原始农业狩猎采集社会，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史前文化的细节。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可能很简单。他们不看电视（绝大部分还没有电视可看！），不上网，也不开车去超市购买日用品。但是，以我最喜欢的案例，也是经过详细研究的狩猎采集社会——卡拉哈里沙漠的居霍安西人为例，他们对领地之内的地理情况了如指掌，完全知道数百平方公里的每一棵果树，每一个水洞、适宜安营扎寨的地点以及瞭望岗的位置。与现代都市人相比，他们的词汇量可能很小，但他们能非常内行地叫出并描述各种植物和动物，其专业能力可以与受过分类学训练的博物学家抗衡。他们之间的谈话和彼此讲述的故事，以白天从事的活动和夜晚火光之中的事物为主题，内容包罗万象，极其详细。居霍安西语的发音中，有三种不同的吸气音，每一种都发生在气道的不同位置。
那么，我们能从居霍安西人以及整个旧式生活方式中学到什么呢？在这里提供一点背景知识。毫无例外，每一种人类都属于同一个与其他物种形成繁殖隔离的动物物种。这个物种有着独一无二的生物学和社会行为特征。在我们赋予这些特征神圣意义之前，请记住，数百种其他的社会物种也拥有它们各自的生物学和社会行为特征。这些社会物种，从虹吸水母、群居的织网蜘蛛到海豚和狼等哺乳动物，不胜枚举。鲸鱼通过捕捉小型甲壳动物而长出巨大的身体，蝙蝠通过回声定位在夜间四处飞行，鸟类通过极地磁场而实现夜间飞翔。人类，则通过思考来实现生存。
科学家揭示出了所有这些进化的早期阶段。原来，人类级别的物种若想出现，需要同时满足三个先决条件。第一个先决条件是营地的创建。因为有了营地，才能实现饮食结构的转变。我对贯穿动物王国整个历史的所有已知复杂社会群体的起源进行了回顾，发现了20类独立的发展路线。从中我发现，每一类在初始阶段，都是因建设巢穴的本能而起，而建立巢穴的目的则是为了让幼崽在父母的照料下安全成长。社会性动物蜜蜂、黄蜂和蚂蚁的巢穴，或在地下，或为树栖，里面专门设置了供幼虫成长的隔间。而对于蓟马和蚜虫来说，它们的育婴室就是存在于植物之中的天然孔穴。海虾则会在活海绵中挖掘出房间。早期人类的巢穴就是靠人为控制的篝火而获得温暖和光明的营地。由此可见，为了养育后代而筑巢的行为，是生命世界广泛分布但又不那么常见的一种适应。而这种适应，正是极罕见的人类水平社会群体的诞生基础。
这种由20类进化路线所共同拥有的最先进的社会组织特征，就是“真社会性”行为。其中，劳动分工不以平等合作为基础，而是以长期承担某项固定职责的群体成员之间形成的组织合作为基础。从科学分类上来看，若想满足真社会性的指标，这些职责的存在意义，就是为了其中某些成员实现先天的优势生存和成功繁殖。简而言之，利他主义是真实存在的。群体中一部分成员为了整个群体的利益，宁愿自我牺牲。
人类社会起源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群体成员之间的高度合作。群体中每个人都认识其他所有的人，也了解他们的劳动职责、能力和性格。
劳动分工、利他主义与合作共同进化，促生了社会智力。这样的组合令沟通变得尤为丰富而复杂。由于最早期的人类依赖视觉和听觉进行沟通，他们就逐渐进化出了第三个先决条件——语言。人们创造出来的词汇的意义，其起源是随意而武断的，后来则在群体之中变成通用的说法。发出声音，就是一瞬间的事。与视觉信号不同，声音信号能穿透不透明的障碍物，即便微弱，也能迂回前行。此外，通过语音传达的词汇，和气味与视觉信号不同，可以在数量上实现迅速增长，从而实现信息传输最大化。由此，人类祖先发出的本能动物声音，就进化成了人类语言。群体之间所使用的词汇彼此不同，但讲话的能力和驱动力，却始终存在于所有人的基因传承之中。
群体之内具备更强语言能力的成员，将比同一群体之中的对手拥有更高的生存和繁殖率。更重要的是，在群体之间的竞争中，获胜的群体不仅在你死我活的领土征战中更具优势，而且在建立联盟、发展贸易、从自然环境中获取材料和能源的能力上，也要更胜一筹。
自此，人类的大脑就从祖先直立人的900立方厘米增长至早期智人的1 300立方厘米以上。如此看来，我们将大部分时间用来不停地说话，不停地涂写图画和符号，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如今这个大到无法认识所有成员的社会中，我们如此看重名人，还乐此不疲地交流着关于名人的小道消息的原因。
9
基岩：
科学与人文融合的三种方式
人
类是个奇异的物种。我们的感官和情绪的生理基础与远古祖先没什么两样。而我们在语言、舞蹈、歌曲、绘画等创意艺术领域的能力，可以追溯到人类在6万年前走出非洲之时。但其他的一切都改变了。根据定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水平，每过10～20年就会翻一番。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目标，是探索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全部的时间与空间，以及每一个可以构想出来的星系和外星球。而另一方面，人文却困在了人类身上。
这就是人文的两难处境。人文以及大部分自由教育，都要对由旧石器时代的情绪、中世纪的制度和天神般的技术所构成的社会本质进行描述和解释，而没有明确的意义或目的。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科学和技术的职责与人文产生了分离。在技术的帮助下，科学告诉我们，为了去往我们所选择的方向，究竟需要具备哪些东西。人文告诉我们，利用科学所产出的成果，人类可以去往哪里。科学创造出了全新的智慧形式以及巨大的物质能量，人文则应对关于美学和价值观的问题，以及由于科学本身具备的不眠不休的巨大能量而衍生出来的美学和价值观欠缺的问题。
人类的目标是主宰地球以及地球上的每一件事物。与此同时，人类也受限于相互竞争的国家、宗教组织以及其他自私的集体，其中，绝大部分组织都对人类和地球的共同利益熟视无睹。而凭人文的一己之力，就可以对这种不完美加以纠正。人文的关注点集中在美学和价值观上，有能力将道德的发展轨迹转变为一种全新的推理模式。这种推理模式，对科学和技术知识兼容并包。
为了发挥这种作用，人文需要与科学相融合。因为新模式首先取决于人类物种的自我理解，而如果没有客观的科学研究就无法实现这一点。就像孕育人类的阳光和火光一样，我们需要人文与科学融汇共存，才能创建出关于“我们是谁、我们能成为什么”的完整而真实的图景。这样的融汇，是人类智慧的基石。
正如我所主张的，人文领域可以实现扩张，并以三种方式与科学建立联系。第一，跳脱出人类感官世界所蜗居的局限。第二，将遗传进化的深层历史与文化进化史联系起来，把根系扎牢。第三，抛弃阻碍人文发展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思潮。
很多作家在探寻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时，都会转向天体物理学和量子力学。或者，他们会去关注脑神经元和脑回路的未来发展结构。在更加传统的模式中，许多作家会去寻找精神的指引，去寻求上帝或某种神秘的力量。这种探寻精神的核心指引着我们不断向前，却永远在我们的能力所及之外。
上述所有努力，无疑会继续进行下去，但也注定会失败。作家们选择的舞台，是最强大的原型之一——对终极未知的追寻。这一场追寻之旅，在岁月的变迁中逐渐成型，曾经历过圣杯、石中剑、古人密码、外星来信、内心秘钥、以物理学为基础的万物理论等阶段。
事实上，关于人类物种深层遗传特质的自我理解，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而关于余下亟待开拓的疆域，原则上也已经规划好了路线。我们眼前还会出现许多惊喜，尤其是在分子遗传学和发展遗传学领域。但一路上纳入范式转移的学科中，几乎没有哪个需要对“我们是谁、我们未来在不离开地球的前提下何去何从”这样的问题进行解释。正如我强调的一样，至今为止，问题的答案依然要沿逻辑思路的走向，在相关的基岩学科中去寻找。这些学科包括古生物学、人类学（包括考古学）、心理学（主要是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
将与人类相关度最高的五大学科统为一体的线索，就是自然选择之下的进化。伟大的遗传学家特奥多西斯·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于1973年对无处不在的进化过程的重要地位进行了恰当的描述，这段描述常常被人所引用：“除非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否则生物学中的任何事物都没有意义。”如今，这个说法可以得到进一步扩展：除非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否则科学和人文中的任何事物都没有意义。正如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 (3) 所言：“自然选择之下的进化，是烧穿每一个宗教教义及其神话的酸蚀力量。”
生物学进化被定义为群体从一代到下一代在特征上的遗传改变，并最终导致某一物种发展成另一个物种，也可能是分裂成两个或更多的物种。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都了解这一特征，但很少有人会告诉你，这个过程在实际中是如何发挥效果的。这种教育上的严重缺陷，主要是因为学校中的科学教育水平低下，而这也很可能是将科学与人文融为一体，创造出真正的通识教育的最大障碍。关于这个问题的整体解释，相对于广义相对论或是随便哪个抽象现代艺术学派而言，都十分简单，可以概括如下：
遗传进化（常被人称作有机界进化）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单一的谱系，从父母到子女一代的连续传承；遗传进化是一个遍布整个群体的变化过程。对其量级的衡量，依据的是整个群体之中相互竞争的特征所占百分比的变化。群体由自由交配的个体构成。群体可能是整个物种，也可能是物种之中因地理原因而隔离开来的一部分个体。举例来说，群体可能位于离岸岛屿上，而同一物种的其他群体则生活在大陆上。
构成群体的个体身上的基因之中，总是会发生各种突变，而某一特定基因的突变概率非常低，低到某群体每一代的百万分之一。从宽泛的定义上讲，突变是通过构成基因的DNA序列的增加或减少、基因数量的改变、基因在染色体位置上的转移而发生的随机变化。突变可能会影响到任何一个生物学或心理学上的特征，其影响可大可小。
如果突变造成的特征变化对携带该突变的个体在周边环境中的生存和繁殖能带来相对有利的影响，那么该突变就会在与同一染色体相同位置的其他基因形成的竞争中，不断发展，并扩散到整个群体。乳糖耐受突变是一个人类案例。这个突变令牛奶和所有乳制品成为人类的美味，并令乳业这个文化发明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如果该特征在周边环境中被证明是对个体不利的（以乳糖不耐受为例），突变基因要么就以极低的百分比继续存在于个体身上，要么就会彻底消失。对人类健康有重大影响的极少数量的特征都是如此，包括数千种罕见遗传疾病，如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血友病和罹患某些癌症的倾向。
进化会影响同一特征的相互竞争的基因在群体之中出现频率的变化。举例来说，当乳糖耐受基因的出现频率增加哪怕只有几个百分点时，进化都会发生。竞争发生在以突变形式新近出现的基因和已经在原地占好位置的基因之间。由于不同基因之间的输赢基本上完全靠环境决定，因此人们认为，生物学进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发生的。“自然选择”这个说法是由达尔文提出，以便与人工选择的过程相区分。而人工选择则是在人为选择的指导下，对植物和动物的品系进行繁育的过程。
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进化，不断发生在每个物种的每个群体之中，或是改变着基因的出现频率，或是保持其稳定状态。在极端情况下，进化的速度可以快到用一代的时间来创造出一个新物种。举例来说，其实现方法可以是简单地将所有染色体和染色体上的基因进行翻倍。在另一个极端，进化的速度也可以极其缓慢，令物种的某些特征与数千万年前甚至数亿年前的祖先十分相似。这些进化迟缓的物种，在人们稍带夸张的比喻中被称作“活化石”。带有两亿年前或更久远特征的例子，有为人们所熟悉的鲎、蜻蜓、甲虫和苏铁等。
在自然选择实现进化的基础理论中，突变的遗传单位是基因，而环境中自然选择的目标则是基因所指定的特征。这样的区别，在好莱坞科幻恐怖大片的帮助下，会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从政府机密实验室中逃脱的怪兽一般的巨型突变昆虫和鳄鱼，将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但它们没有机会在达尔文主义的竞争中与同类一起实现繁殖和数量扩张。至少我们希望是这样。
某些以进化论为创作题材的大众作家，常常将个体层面的选择和群体层面的选择相混淆。这个问题源于对遗传单位和选择目标的错误区分。只要参考成熟的群体遗传学原则，我们就能轻松地解决这一问题。具体思路如下：个体层面的选择对影响该群体成员生存和繁殖的特征起作用，这一点与该成员与群体其他成员的互动要区分开来。个体选择在社会进化的早期占主导地位。在那个阶段，个体的成功会受到许多遗传特征的影响，而不仅仅受制于个体与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举例来说，个体可能会在其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独自生活。在群体成员之中，个体可能会为自身及其后代占据更大一部分食物和空间。
群体层面的选择影响到与群体成员互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由此，个体基因的成功至少有一部分取决于个体所属的群体的成功。最先进的社会组织，以无繁殖能力的工作分工为特征，以水母类动物为代表，其中包括水母、蚂蚁、蜜蜂、黄蜂和白蚁等。在这种社会组织中，群体选择的力度远远大于个体选择的力度。
那么，在从个体选择到群体选择的谱系上，人类处于哪个位置呢？人类的位置接近于正中。由此，人类的天性就受制于个体选择和群体选择之间的冲突。个体选择倡导自私，以个体及其直系亲属为先。而群体选择则倡导利他主义和合作精神，以大集体为重。这种选择层次上的混合，呈现于由本能和理性搭建而成的大舞台之上，就是人类之所以如此独特的一部分原因。
在社会进化过程中，群体选择所扮演的角色与经实践检验的群体遗传学基础理论保持一致。群体选择在动物王国中的存在与发生，得到了野外考察和实验室研究中大量证据的支持。但群体选择理论还是受到了另一种叫作“广义适合度理论”的社会进化解释的挑战。实质上，广义适合度理论认为，社会行为的进化依据群体成员之间的亲缘度而发生。亲缘度越高，群体成员就越有可能共享资源，并在劳动上达成合作。每一位群体成员为此而在生存和繁殖上付出的代价，通过与其存在亲缘关系的成员身上相同的基因在数量上的增长而得到补偿。如果你为了表亲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么就比为了远房亲戚或不相干的人付出性命要划算。如果你为了近亲做出牺牲，那么你所携带的勇敢基因，就将在群体中发扬光大。
乍看来，亲缘选择的概念超越了亲戚关系而扩展成整个群体内部的合作和利他主义，似乎具有相当大的优势。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当我首次对社会生物学的学科进行综合时，也曾对亲缘选择理论表达过支持。但是，亲缘选择理论中存在深层缺陷。虽然亲缘选择理论一开始在学界赢得了大量关注和支持，但至今没有人能成功地对其核心属性——“广义适合度”进行测量。为了完成测量，研究人员不仅要在群体中找出全部一一对应的亲缘关系，而且要在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对互惠行为的得失进行评估。除了技术难度之外，用于进行整体分析的数学公式也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这种错误的出现，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广义适合度理论认为，群体中的个体成员是选择的单位，而非基因。广义适合度的意思是说，个体在其生命的整个发展阶段，在与群体中每一位成员的相生相克中，做得怎么样，再以共享适用基因的百分比为参考打个折扣。虽然该理论有着极强的外在吸引力，但我们找不到这样一个过程存在的证据，也完全不需要利用这样一个理论去解释高级社会行为的起源。
我承认，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我表达态度的方式有些过激。而我也知道，规规矩矩的科学家都应该拿出某种程度的不确定语气，用概率来说话。但是，我们需要消除由广义适合度理论日益减少的支持者所造成的困惑与混乱，将关注点转移到群体选择理论上来。
这个意见分歧为什么值得一谈再谈？对于科学和人文来说，深化到道德理论和政治理性的层面，群体选择理论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彻底搞清楚，讲明白。
正如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 ）中首次表达的观点一样（请原谅我拿权威来作论据），人类群体之间的竞争，极大地催生了人们普遍认同的高尚特征，也就是那些表现出慷慨、勇敢、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正义和富有智慧的领导力的行为。如果仅用个体选择的思路去对这些特质进行解释，就不得不以自私的基因和这些基因所指定的错综复杂的欺骗与操纵方法为出发点，用一种彻头彻尾的怀疑观点去审视人性。而常识告诉我们，人性中存在某种指导原则，它们是美好而宝贵的。战争中奋勇杀敌的弟兄，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救人的消防队员，不求名利的公益人士，用性命保护孩子的教师，总能赢得我们的敬仰。英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的善举，就是守护文明的安全保障。
由于群体选择及其对人类社会行为进化所产生的明显影响，我们有理由认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不需要宗教中的因果报应来予以威胁，也能通过生物学遗传的方式降临到我们身上。人类不仅是一群训练有素的野蛮人，更是自然选择基本原则下的偶然产物。
同样，对大自然和野外环境中动植物群落的热爱，存在于生活在地球每一寸土地的人们的心中，就连毕生从未离开过都市的人，也发自内心地对大自然充满向往。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仅仅视作一种资产，或是户外健康疗养院，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野生动物保护行动本身就有自己独立而完整的道德基础。
一则关于蝎子和青蛙的古代寓言故事，讲述了道德与道德缺失的起源。一只蝎子想要过河，但不会游泳，于是请青蛙背它过去。青蛙不同意，说蝎子会蜇死自己。而蝎子则说，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因为如果青蛙半途被蜇死，它自己也活不了。就这样，蝎子和青蛙出发了。游到河中央时，蝎子蜇了青蛙。垂死之际，青蛙问蝎子，为什么要做出如此卑劣的事情。蝎子答道：“因为这是我的本性。”
10
突破：
人类物种变得越来越统一
自
然选择造就了人类生物学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脚趾头，每一根头发，每一寸皮肤，每一个细胞中的每一个分子结构，大脑中的每一个神经元回路，以及存在于所有这些肢体之中的令我们生而为人的每一个特征。
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推动力，意味着人类并不是由任何超智慧存在体设计出来的，也不受任何超越我们自身行为后果的天命所引导。人类这个产物，在数千代的地质寿命中，每一代都经过了检验和修正。不断进化的人类物种所取得的成功，意味着他们在每一个接连不断的繁殖周期中都幸存了下来。失败则意味着群体数量的衰减，直至灭绝，并由此宣告这场进化游戏的终结。进化失败的现象在绝大多数其他物种身上都发生过，许多物种灭绝事件就是在我们面前上演的。最后一只候鸽和最后一只塔斯马尼亚袋虎在人类的囚笼中离世，最后一只大海雀死于偷蛋者的魔爪，最后一只被人们看到的象牙喙啄木鸟，在偏远的古巴森林中，被一只乌鸦追逐着飞过树梢。
在过去的600万年中，我们的祖先也很有可能随时遭受同样的命运。人类和如今幸存的其他每一个物种一样，只不过是非常幸运而已。曾经出现在地球上的所有物种之中，超过98%的物种已经消失，被幸存下来的子代种所取代。由此，在从一个世代向另一个世代发展的过程中，物种的数量便在灭绝与重生之间形成了大致平衡的状态。任何一条特定的世系，都走过了迷宫一样不断变化、蜿蜒曲折的路程。哪怕只是一次错误转弯，只是一次进化失误，甚至是进化适应过程中的一次不幸延迟，都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
新生代时期，也就是前人类祖先所属的那个时期，哺乳动物物种的平均存在时间大约是50万年。最终发展成为现代人类的世系，在大约700万年前从普通黑猩猩中分离出来。从此之后，便一路好运。在困难时期，前人类种群的个体数量仅剩下几千个，许多与我们有亲缘关系的物种都灭绝了。尽管如此，人类还是在第四纪的600万年时间中坚持了下来。人类物种始终保持着永恒的进化态势，偶尔会分裂成两个或多个物种。所有分裂而生的物种都会继续进化，但只有一个物种坚持到了最后，在偶然的情况下，该物种发展成了智人。其他从前人类世系中分离出来的姊妹物种也在继续进化。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物种要么灭绝，要么分裂成自身的子代种。最终，所有这些物种都没能逃离衰败和消失的命运。
在黑猩猩与人类祖先物种分离之后的600万年时间里，有至少三个同属于南方古猿的物种共存于非洲家园。它们基本完全以植物为食，有机会的时候，也可能会吃少量肉类，与现代黑猩猩的情况类似（大约3%的卡路里摄入是由肉类提供的）。这些物种之间也因为食用的植物种类不同而产生差异，以更粗糙、纤维更多的植物为食的物种，进化出了更厚重的下巴和牙齿。将所有这类特定属性放在一起来看，就代表了进化生物学家所称的“适应辐射”。辐射之外，一个世系转而以更多的肉类为食，尤其喜欢吃那些由于雷击引发的草原火灾和稀树草原地表火烤熟的肉类。在早期阶段，这些群体创建了营地，形态简陋如鸟巢。在营地的基础之上，他们安置了可控的篝火，可以将燃烧的树枝从一处带往另一处。
直立人就在如此初级但又具有终极决定性意义的转变中诞生了。而直立人正是智人的直系祖先，其出现时间不晚于距今200万年。这一祖先物种一直持续到至少10万年以前。在那时，直立人中至少有一个群体的大脑体积已经增长了许多，下颌和牙列也变得更小、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