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智人的最终过渡，在直立人的地质寿命期间进行顺利。但更有可能的是，智人并不起源于直立人，而是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直系祖先——能人。而古人类学家发掘出来的有关能人的化石证据比直立人的化石要少得多，也比与智人临近的过渡物种的化石少得多。
从化石证据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活于230万年到150万年前非洲地区的能人，已经开始向现代人类转变。在史前时期，其大脑容量从500立方厘米增长至800立方厘米，远远超过了现代黑猩猩的大脑体积，随后接着增长至直立人的水平（约1 000立方厘米），继而增长至智人的水平（平均在1 300立方厘米以上）。早期智人跨过了一个重要门槛：体积更大的大脑具有更强的记忆能力，这就促使了故事在头脑中形成，并在生命史上第一次诱发了真正的语言。从语言之中，又孕育出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文化。
如今，人类依然在不断进化。这种进化不是通过直接选择而形成体积更大的大脑或水平更高的智慧，而是通过人类在世界范围内混血繁殖而实现的同质化。人群之间的平均遗传多样性正在急剧下降，而人类总体的遗传多样性则保持不变。就像在文化中一样，我们这个物种在生物学上正在变得越来越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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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文化：
基因与文化协同进化的独特模式
大
约200万年前史前能人时期发生的大脑体积的迅速增长，是生命史上有机体复杂程度发展最迅速的一次转变。这种转变，以进化过程中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的独特模式为驱动。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创新提高了偏好智慧与合作的基因的传播速度。在互惠的作用下，由此产生的遗传变化又进一步提高了文化创新发生的可能性。
直至今日，科学家普遍认为，这种转变始于生活于非洲的一个南方古猿群体将饮食习惯从以植物为主换成了以烤熟的肉类为主。这一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像从菜单上点菜一样出于偶然，也不仅仅是口味上的调整，而是从解剖学、生理学和行为上发生的遗传学上的彻底改造。由此，能人身形变得纤瘦，下颌与牙齿缩小、变轻，颅骨增大呈球形。同时发展变化的还有社会形态，他们从像黑猩猩一样在受保护领地内闲逛，或是独自找食，或是三五成群，变成了更大更强的协作式群体，其中既有猎手团队，也有采集者团队。所有人以营地和会合地点为中心，有计划地离开并返回，像狼群一样。这些能人拥有解放的双手和更强的智慧，很可能学会了将火种带回营地，并对篝火进行保护和控制。
对史前画面在理论上的重建，得到了化石和当代采集狩猎者生活方式的佐证。群体成员间会分享大型猎物的肉类，就像狼、非洲野狗和狮子一样。此外，由于生活在地面的大型灵长类动物总体上具有相对较高的智慧，这使得前人类进化可以在合作与分工上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群体成员彼此之间在社会技能上不断竞争，促成了个体层面的自然选择，而群体之间的竞争又加强了自然选择的效应。由此，前人类的各项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群体层面的自然选择尤其偏好利他主义与合作精神。
按逻辑推理，上述过程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文化进化与遗传进化之间的作用积极地相互增强。单独拿出其中任意一个，都可以提高大脑增长的速度。而在两者共同作用的情况下，就能实现相互正增强。从能人到尼安德特人再到现代人类，大脑的体积一直在迅猛增长。一开始增长速度较为缓慢，而后越来越快，直到达到颅骨相对体积的物理限制带来的反作用力而造成的极限。最终，一个简单的解剖学因素减缓并抑制了人类智慧的进步。在投石掷矛的漫长岁月中，人类有机体的结构和功能并不是为了超越智人原始种族的水平，用越来越细长的脖子去支撑不停增长下去的摇摇欲坠的大脑袋。头部体积的增长在大约30万年前停了下来，而此时所达到的水平已经是最为理想的状态。
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的发生，是科学与人文达成统一的基础。我们不妨以衰老的过程为例来阐释这一问题。我们为什么必须死去？更宽泛地说，为什么每一个物种，以及每一个物种之中的每一个遗传血统，都具有特定的生命周期？如果你想为牧羊人或野猪猎人找一只寿命较长的狗作伴，那么就更应该选择吉娃娃（平均寿命为20年），而不是大丹犬（平均寿命为6年）。植物也有先天决定的生命周期。美国一些北方的针叶树有百年的寿命，木兰能长到150岁，而美国西南部的红杉和松树能存活数千年之久。但这些长寿植物最终也会衰老、死亡。对于科学和人文来说，还有什么是比人类生命周期和预设的人类生命跨度更重要的研究课题呢？
进化生物学中用于解释衰老和死亡的流行理论认为，每一个物种都进化出了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其中绝大多数个体会因疾病、事故、先天性缺陷、营养不良、谋杀和战争等外界因素而死亡，其实际寿命长度远低于潜在的最长寿命。旧石器时代的生存规则就是如此严苛，当时很少有人能活到50岁。这种特定的长寿前死亡率至今虽有所改善，但依然适用于绝大部分人类。由此，自然选择便将活力与繁殖动力交给了人生的早期阶段，将富有生命力的生理机能和青春洋溢的心理状态赋予了年轻的成年人，而忽略了年龄更大的成年人。可以说，自然选择是选择放弃了对中年和老年阶段的投入。
随着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到来，以及农业和粮食储存的出现，再加上外部因素导致死亡的情况日益减少，人类生存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也令自然选择在人类生命周期的发展过程中重新定向。文化进化削弱了旧石器时代的死亡因素，人类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生育年龄也延长至绝经期。
未来子孙后代所要面对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不仅仅是延长至中年的青春活力和生育能力，还有人类整体的遗传变化。绝经期的起始点会进一步推后。对文化进化和遗传进化的影响，也会相应增强。
贯穿人类史前史，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共同进化遵循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过程。语言和技术不断挑战边界、一往无前，能最好地利用上这些进步的遗传谱系，也会获得达尔文主义的青睐。
事实上，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让人类迈出巨大步伐的“能人革命”，是由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而驱动的。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很大。在早期的智人阶段，文化基本创造不出来多少技术创新。如果真的有技术创新，那么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出现就会比实际情况早许多，如今也不可能存在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社会。另一方面，我们从逻辑和收集到的证据中可以推导出，在水平越来越高的移情与合作所构成的复杂社会行为的带动下，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形成了一股强大力量，促生了早期的口头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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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
四个层面的改变释放创造力
人
类的条件，即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究竟是什么，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在肉体上和梦想中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取决于天性在四个层面的表现：第一，感官输入的处理，也就是听觉、视觉和嗅觉；第二，反射，以眨眼和自主神经系统为代表；第三，辅助语言，包括面部表情、手部动作和笑声；第四，符号化语言（见第3章），也就是令智人从所有生物中脱颖而出的决定性特征。四个层面之中的每一个，都在某种程度上经过了大脑情绪中心的改变。四个层面受制于潜意识大脑各个节点的决策，唤起记忆，在意识思想中构建起关于未来的图景。上述所有过程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谓的“思考”。
天性的第一个层面表现为人类的感官知觉严重偏向视觉和听觉，而绝大多数其他类型的有机体则依赖于化学信号。格式塔心理学研究人员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现，传入的感官信息会以可预见的方式被扭曲和模糊。视觉错觉的案例有很多，如鲁宾花瓶，图像中的花瓶会在我们的脑海中被转变成两个彼此相对的面部轮廓，继而在花瓶和面孔中来回切换。纳克方块由六个面积相等的平面构成，在转换方位和视角的过程中，前一面和后一面的竖边总会快速地不断更换位置。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穆勒–莱尔错觉。两条同等长度的直线，一条两端标上V形开口，一条两端标上V形闭口，前者看起来就会比后者更长。人们每当看到这种本能想要拒绝的实际证据，就会头皮发紧。
为了应对真实世界的模糊性，视觉系统还有其他无数种手段。大脑通过对信息进行自动重新排序和简化，管理视觉输入所带来的困惑。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请志愿者画出之前在脑海中记下的图像，志愿者会画出比实际看到的图像更加普遍化的形状，还会提高图像的对称性，简化图像的线条，增强细分结构，修正斜线，去除不相容的细节。
天性的第二层面表现为反射，它是真正与生俱来的，与有意识的思维无关，除非是事后回忆，人们才会将反射与意识联系起来。喷嚏、膝跳、不自主地眨眼、脸红、打哈欠和流口水都是反射。最复杂的反射是震惊反应。试想一下，你悄悄走近某人，藏在他背后，伸手就能摸到对方，然后突然大叫一声（我不建议你真的去尝试）。被吓到的那个人会立刻向前跌倒，低下头部，闭上眼睛，张开嘴。震惊反应的功能是防御，这里可以想象一位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当他被捕食者跟踪并从身后发起攻击时（比如豹子），就会立刻以一个整体放松的姿势向前滚出去。这样无须有意识地思考，也可以做出正确的决策，迅速采取行动。
天性的第三个层面表现为辅助语言。辅助语言信号包括面部表情、姿势和身体动作。这些信号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对外展示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辅助语言信号在所有文化中都是共通的，也普遍被用来替代或增强口头语言的表达。德国人类学家艾瑞纳斯·艾比尔–艾博斯菲尔特（Iren?us Eibl-Eibesfeldt）于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野外研究，以非常详尽的细节证实，所有社会之中的人，从原始社会到无文字社会，再到现代社会和城市化社会，都在使用同样的辅助语言符号。其中最主要的是面部表情，用以表达害怕、高兴、惊奇、惊吓和厌恶等不同情绪。在研究过程中，艾博斯菲尔特与研究对象共同生活。为了避免引起不自然的拘谨行为，他特地用直角镜头对研究对象进行拍摄，让他们认为镜头对着的是另一个方向。艾博斯菲尔特的一般结论是，辅助语言信号是所有人类共有的遗传特征。
全人类通用或近乎通用的固定动作模式有很多，包括在遇到某人某事时抬眉以示惊喜：睁大眼睛，眉毛扬起，嘴角露出笑意。在儿童和某些女性中，相遇时的羞怯是通过避免目光接触来表达的，他们还常常会将脸埋在双手之中，将头转向一边。家里有小孩的大人都会用假装咬人的游戏和孩子玩闹。在游戏方面，男孩和女孩带有不同的遗传特征，男孩倾向于独自或与他人协作模仿打架或战斗，以此来表达占据支配地位。
新生儿会用手和脚去抓牢物体，还会手脚并用地爬行去寻找乳头。婴儿主要会发出五种声音：接触、不满、睡眠、吞咽及哭闹。婴儿在发出睡眠声音时，就是在向母亲发出信号，表示一切正常；当没有睡眠声音时，就表示哪里出问题了。吞咽声音也表明一切都好，如果没有吞咽声音，就说明出现了问题。最后，哭闹声用来表达强烈的饥饿、疼痛、不适或恐惧感。
上述所有信号和动作都是与生俱来的。作为支持证据，这些信号和动作也同样会出现在存在视听障碍的婴儿身上。虽然这些婴儿之前没有过视觉和听觉体验，但他们也会表现出同样的笑容与哭闹，以及代表不喜不悲的精神状态的冷静。此外，如果将这些婴儿独自留在某处一段时间，没有触觉接触时，他们就会开始咬指甲，表现出绝望的面部表情。如果被打扰，他们就会张开手掌，以示抵御。
随着研究人员对原始交流形式的理解日益深入，他们所观察到的通用词汇的丰富程度也逐渐提高。其中一类信号包括了在群体之中显示支配地位的姿势。这些姿势也是从一开始便取得支配地位的途径。人们发现，这些姿势和社会性旧世界猿猴的姿势非常相似。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黛博拉·格伦菲尔德（Deborah H. Gruenfeld）发现，在现实情况下，当人们在群体成员面前表现出下列特征时，就会感觉自己更加强大：行为和姿态开阔舒展，双手远离身体，讲话时与他人目光相接，又能轻松地看向别处；不对他人进行任何关于自己的详细解释；无论是在会议室还是在办公室隔间，他们都显示出一种主人翁的气度，以此对自己并向他人暗示，“这是我的办公桌，这是我的办公室，你是我的听众”。表现出支配行为的人通常都有着更高的睾酮和更低的皮质醇应激激素水平。
另一种非常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支配地位的标志，就是随意地待在比下属所在位置更高的地方，无论是在舞台上、王座上、塔楼上、冠军领奖台上，还是在办公楼顶层。自上而下地俯视他人，尤其是以一种放松的姿态去俯视他人，就表明这些人在将其他人视作下属。不久之前我造访马德里时，在普拉多度过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我没有注意到一个高更的特殊展览，而是被我的平民基因所牵引，一脸崇拜地去瞻仰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室肖像。那些肖像中的人们都带着器宇轩昂的皇家风范，每个人都承蒙着“上帝的恩典”，摆着一副至高无上的姿态。其中一人是西班牙的菲利普四世，这幅肖像是鲁本斯在菲利普四世离世后创作的。只见画中的帝王骑着高头大马，站在一处高地之上。头部上方的空中还有天使陪伴。远处的下方，是战争中的士兵正在冲锋陷阵。小人物在战场上以命相抵，菲利普隔着老远却是一副平静安然的表情。他的姿态稍稍朝向观者，毫无感情的目光自上而下地凝视着观赏者的方向。
在哈佛大学，作为一名研究动物和人类先天行为的学者，我以崇敬的眼光目睹了一位同事在几十年间持续使用这种技巧。这位同事在研究方面不怎么样，在行政工作和本科生教学方面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在全体教师大会上，他以极其专业的支配地位表现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到达会议室时，他会信步走向系主任或院长所在的方向，坐在他们旁边的位置上，压低声音与领导攀谈，同时用一种稳重而略带审判的眼神注视着走进会场的各位同事。他基本上从来不会提前准备讨论议题，每逢遇到说不上话的时候，他就会拿出一种命令的姿态来掩饰尴尬：在会议开始时环顾四周，仿佛要代表所有人一般，以坚定的语气对会议主持人说：“现在，我想知道的是……”这样的成功策略引发了我的思考，因为我在占支配地位的雄性黑猩猩身上也见到过同样的行为，那些姿态、面部表情以及特意选定的视线范围都极为相似。
尽管如此，社会心理学家也发现，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情况，遗传性的非语言信号在具体细节上还是存在很大变化。2015年，由威斯康星大学的宝拉·玛丽·尼登舍尔（Paula Marie Niedenthal）和玛格达丽娜·瑞驰洛斯卡（Magdalena Rychlowska）领导的一个跨国心理学家团队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通过微笑进行的沟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研究对象所居住国家的开国元勋的多元化程度。以表达友好为意图的微笑，而不是以表达进攻或竞争为意图的微笑，在开国时多元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中更加常见。
在与陌生人互动时，微笑的展露令人感觉可以放心地信任对方，并与其共享资源。此外，观察到伴随着合作行为而产生的微笑，可以增加人们在未来采取合作行为的可能性。谈判地位则是另一回事。在日本等同质文化中，这种类型的社会互动非常复杂，甚至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因为这类社会的长期群体稳定性创造出了一些条件，促成了固定等级的发展。在类似的环境中，微笑则表示成员间的互动不会影响到社会秩序，而笑容中的某些特定特征，能传达嘲讽、批评等显示自身优越地位的信息。
回到生物学的话题上，与生俱来的信号带有不同的形式和意义。而这些多样性则成了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的基本过程之中的一部分：自然选择实现的进化所塑造的天生特征，其多样性范围越来越小，类型越来越固化。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这个概念，是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马克·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于1896年首次提出的，当时的说法是叫“鲍德温效应”。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与天性的进化起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本质上讲，有这样一条原则：当习得行为的某个变体被证明是有利的，而且经常重复，那么形成该习得行为变体的突变（而非忽略该变体的突变）的出现频率就会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新的特征也会变成固定特征。
蚂蚁和白蚁的社会等级是对“鲍德温效应”的完美诠释。达尔文也曾对这些昆虫痴迷不已。达尔文在位于唐斯的自家花园中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聚精会神地观察着那里的蚁丘，默默地思考。据说，达尔文家的一位女仆说到此事，还提到了住在附近的小说家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真可惜达尔文先生整天无事可做，要是能像萨克雷先生那样多好。”
事实上，达尔文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当时满脑子都是解不开的谜题，比萨克雷在写作过程中因情节和悬念的构思而陷入僵局时的挣扎要严重得多。达尔文注意到，蚂蚁身上的某些特质似乎与自然选择的进化论相矛盾，甚至有可能因此而彻底推翻进化论。他知道，典型的蚂蚁巢穴中主要有蚁后及负责整个巢穴日常运转和所有劳动的大量雌性工蚁，即便有几只雄蚁也是匆匆过客。而达尔文的困惑是：工蚁不会繁殖，几乎没有生育能力，而某些物种的工蚁甚至连卵巢都没有。如果工蚁不能繁殖，无法将自身从解剖学和行为学上的奴性传承下去，那么这些特征又是如何通过自然选择而得到进化的呢？终于，达尔文构思出来的答案被后世证明是正确的（达尔文基本上没犯过什么错）。
达尔文推断，巢穴中的所有雌性成员都具备相同的遗传特征。每一只雌性会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发育出何种特殊的身体结构和行为特征，是会成为蚁后还是工蚁，取决于它的成长环境。在蚂蚁从小小的肉球一样的幼虫长成伸着6条长腿、触须活灵活现的成虫的过程中，得到的食物的数量与质量十分关键。在14 000种已知蚂蚁物种中，决定蚂蚁成长为哪个阶层的具体细节因素可谓千差万别。但根据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这种发展被证明有着以遗传学为基础的线性规律。研究人员解开的一个代码有着这样的规律：如果一只幼虫在某个特定年龄段发育到一定的大小，其发育将在下一个关键点到来之前继续不间断地进行，最终成为一只新蚁后，拥有全套的翅膀和卵巢。而如果幼虫没能及时在关键点达到合格的大小，那么本应长成翅膀和卵巢的身体组织发育就会停止，最终成为工蚁：没有翅膀，没有生育能力，个头也比新诞生的姊妹蚁后小得多。同时，生活在蚁穴中的所有成员在遗传基因上都是完全相同的。
人类之中的阶层定位多种多样，其形成是通过动态规划的遗传形式实现的，存在于心理学家所谓的“先备学习”之中。这一现象存在于人类本能和天性的基础之上。而当我们将天性以某种富有创造力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就形成了人文的核心。
关于先备学习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人对蛇的恐惧。这种恐惧与看到龇牙咧嘴的恶狗或近在咫尺的闪电所体验到的寻常恐惧和警惕完全不同，而是五脏纠结，反感到令人瘫痪的极端恐惧。而孩子可以习得喜欢上蛇这种动物，可以像抱宠物一样无所畏惧地抱着蛇到处走。我也做过这样的事，还因此在亚拉巴马州布鲁顿的米勒高中赢得了“威尔逊蛇人”的绰号。布鲁顿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小城，也是我的小说《蚁丘》中克雷维尔城的原型，这里有一支屡战屡胜的橄榄球队，而且只有一位常驻于此的爬虫学家——我本人。我特别喜欢向别人展示，当蛇习惯人的触摸时，它们会盘踞在你的手上休息，或是全无害人之心地钻到你的衣服里，可能是想找一找里面有没有老鼠或青蛙之类的猎物。它们的皮肤摸起来有一种皮革的质感，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黏糊糊的。它们忽隐忽现的舌头是伤不到人的嗅觉器官，而非毒飞镖。
但如果孩子被蛇吓到过，只要有过一次，吓到了一点儿，哪怕只是看到了可怕的蛇的图片或故事，或是看到地上有圆柱体的东西在扭而误以为是蛇，那么这个孩子就很有可能从此产生对蛇深恶痛绝的情绪，甚至有可能发展成一辈子走不出来、反应强烈、无法控制的恐惧症。
换句话说，“蛇恐怖”这种现象看起来很像本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的确如此（如果用上本能一词的传统意义）。但是，对蛇的反感同样也是习得的，而且很容易快速精准地为人所习得。那么，这种对蛇避之不及的本能有着怎样的终极因呢？很明显，答案就在于人类及前人类祖先在成百上千万年的历程中，因与蛇遭遇而面临的致命危险。只有一小部分的蛇是有毒的，但那少数几种蛇却是生存于地球表面最具危险性的动物之一。蛇咬致死事件发生率最高的地方是东南亚，那里生活着响尾蛇、蝰蛇、眼镜蛇和金环蛇。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可能就是在鲁塞尔氏蝰经常出没的地方采茶。这种蛇个头很大，非常凶悍，一咬致死，而且还很不容易被发现。在全球的热带和温带地区都有毒蛇分布。即使在芬兰和瑞士，也发生过致命的蛇咬事件。
其他一些具有潜在危险的动物，也像来自久远地质历史中的鬼魂一样纠缠不去，在我们身上形成了遗传恐惧症。对于蜘蛛的本能恐惧我也有一点，而且一直没能完全消除。蜘蛛恐惧症的敏感期从3岁半开始，延续整个童年。对于6～8岁的孩子来说，对昆虫的恐惧一般会比年长一些的孩子更甚。对体型更大的动物的先备恐惧，一般在5岁之前不会出现。但对于狗（因为远古时期狗便是狼）的恐惧，可能早在2岁时就会出现。
那些令人头发倒竖的反感和恐惧，几乎完全限定于远古人类和前人类祖先在数不尽的岁月之中所面对的野外风险。除了各种动物天敌之外，还包括密集空间、高地、流水以及家门之外的陌生人。人类物种尚未有足够的时间进化出对刀具、枪支和汽车的恐惧，而这些才是现代生活中最常见的致死因素。
接下来让我们走近创意艺术的审美核心。对大脑阿尔法波的测量结果告诉我们，给人带来最大唤起感的抽象设计，在各项组成部分中存在大约20%的冗余。这样的复杂程度基本等同于一个简单的迷宫，或对数螺旋的两次旋转，或一个不对称的十字形状。如果复杂程度低于20%，就会给人一种太过简单而没有吸引力的感觉，而如果复杂程度过高，则会看起来太“拥挤”。许多成功的艺术作品都采用了20%冗余的复杂水平，例如房梁上的雕带、格栅、书籍的末页、标语符号和旗帜图案等。
带有同样水平复杂程度的原始艺术和现代艺术与设计，也被人认为是其吸引力的一部分。最佳复杂性原则也许表现了大脑在一眼望去的视野中试图抓住全局时存在的局限性。遵从同一个道理的还有数字七原则，也就是一眼望去可以数清楚的物体数量，不必将画面分割成不同单位分别计数再加总在一起。
人文还没有把握住人类思想和创造力的玄妙天性。我们被情绪所统治，而情绪则是由无数史前史事件写进我们的DNA里的。关于这些史前史我们知之甚少，至今仍然是管中窥豹。同时，我们带着永远解不完的谜团，步入了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在不远的将来，科技发展和人工智能很可能会帮我们做到很多事情，但它们永远无法理解那些让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古老价值观和感受。
地球生命无尽美妙。每一片“雪花”都是艺术家用无脊椎动物物种的多个图像拼凑而成的。
（陶阿娜·春哈、沙拉·卡里克、瓦奈莎·克努特森、劳拉·莱本斯伯格、凯特·谢丽丹。凯特·谢丽丹负责设计，并用Photoshop将雪花拼在了一起。）
四
自然给创造灵感
即使人类物种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摧毁大自然，人类物种依然是众生最深刻的爱与恐惧的来源。就在我们快马加鞭地企图用人类化的环境覆盖整个地球时，我们应该也必须停下来想一想，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这种关系又为何存在。这种程度的自我理解，只能通过将科学与人文合为一体来实现。
13
自然为母：
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人
类存在的10万年时间里，大自然始终是人类的家园。在我们心中，在我们最深层的恐惧和渴望中，我们依然适应着大自然的全部。农场、村庄和帝国出现一万年之后，人类的精神依然停留在那个自然界的生态故乡。
在大自然这个自我持续的环境之外，我们无法长期生存。而我们赖以生存的狭小生境，也以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为终极依托。自然界有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和永恒的生命，这也是我们称之为“自然母亲”的原因。在人类的活动中，自然母亲受到诸多伤害，而这也不是什么新闻。从漫长的地质时间来看，人类不过是地球上出现的另一阵扰动而已。正如茱莉亚·罗伯茨为保护国际基金会代言时吟诵的诗句一样：
我并不需要人类，但是人类需要我
没错，你的未来由我决断
当我生机盎然，你也幸福平安
当我踟蹰不前，你也步履蹒跚
但我已存在亿万年
养育过比你更强大的物种
也饿死过比你更强大的物种
我的海洋、土地，我那川流不息的河水、茂密如盖的森林
要么与你共存，要么弃你于不顾
你选择怎样的生活，你决定对我报以尊重
或是对我不闻不问
我真的无所谓
无论怎样，你的行为决定的是你自己的命运，而非我的命运。
人类就是地球母亲养育出来的不守规矩的孩子。离家出走，想要到大城市一闯天下。但是，正如科学家发现的那样，也正如我一直以来强调的那样，人类的基因之中依然带有许多自然母亲的基因。引用达尔文的比喻，人类在自然界生存期间，进化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表现为姿态和面部表情等交流方式；同时，我们也生来就有自己向往的居住环境。在华盛顿大学的戈登·奥利恩斯（Gordon H. Orians）和其他一些科学家的先锋研究带动之下，我们已经较为全面地掌握了所谓的“栖息地选择本能”。接受测试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表现出对以下地理位置的偏好：位于高处，朝向一片点缀着小树和灌木丛的宽阔草原；房屋背后是岩石和密林构成的山丘以作天然屏障；最后，房屋还要靠近湖泊、河流或其他水体。这种梦想中的家园画面非常接近人类和前人类祖先在起源之时居住的非洲环境。
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艺术家在创作关于田园和林地环境的绘画作品时，也会表现出同样的风景结构。总的来说，他们在绘画时会避免布满落叶林和针叶林的北温带原始环境。当描绘这样的环境时，他们也会在画作中加上草原和湖泊，从而让整体画面更加柔和。艺术创作通常会为人类祖先的本能偏好留下空间。
奥利恩斯通过将有机体囊括进来，对“稀树草原假说”做了进一步完善。从京都寺庙到英格兰的男爵庄园，园艺师们所广泛采用的树木形状，都具有与非洲稀树草原上十分常见的金合欢相同的特征：这些树往往有着相对于其高度而言异常宽阔的顶盖，短小的树干，小而分散的枝叶。日本在枫树和橡树的栽培上有着千年历史，目标就是为了不断追求上述特征。我本人就可以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听说“稀树草原假说”之前，我最喜欢的树种就是日本枫树，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我的最爱。
人类对非洲稀树草原这样的栖息地心存偏好，究竟有着怎样的适应性优势呢？我们理应去寻找一下问题的答案。所有已知的可移动的动物物种都会去寻找最适宜其生存和繁殖的环境。它们必须找到一个特定的适宜地点，而且要快速准确地来到此处。在现代人类身上看到一点点这样的蛛丝马迹，也是完全可以解释得通的。
一次，我在一场园林设计师的会议上讲话，提到了人类热爱生命的天性，也就是喜欢与其他生物体进行接触的天生爱好。那个时候，生物友好型建筑刚刚为行业所接受，我也在讲话中提到了人类栖息地偏好的“稀树草原假说”。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台下的听众并没有什么特别积极的响应。是不是我讲得太深奥了，还是没把事情说明白？事后，我和一位建筑师朋友攀谈，问他我演讲时是不是说得不够清楚。他回答道：“不是，只不过你说的东西我们早就知道了。”
稀树草原故乡之所以塑造了我们的原始渴望，有一个简单且非常容易进行测试的原因。早期人类居于高处，就有了广阔的视野，能对下面吃草的动物和企图接近的敌人一览无余。住在水边，可以确保即使到了旱季也有充足的水源供应。而且，江河湖海也是食物的另一个来源。金合欢的独特外观，带有横向延展的低矮枝干，可以让早期人类在躲避狮子等凶猛强大到可以捕获人类的掠食动物时，迅速爬到树上。横向延展的粗壮而稀疏的枝干，可以让人在上面休息，等待掠食者自行走开。人们还可以将这些树枝当作瞭望站，在上面观察附近的动向，寻找猎物。
如今许多人之所以喜欢去林中漫步，而林中漫步的体验之所以对身体和精神健康有好处，答案就藏在进化生物学领域。诚然，漫步也属于体育锻炼的一部分，锻炼有益健康，但还有另外一些深藏于我们内心的东西在发挥作用。在我们心中，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那么，不妨与我一同回到久远的过去，加入旧石器时代祖先的行列，进行一场狩猎活动。
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时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们要翻山越岭走上很远的路程，还不能沿着固定路线走。掠食动物和敌方侦查员特别喜欢藏在固定路线旁边等候机会。一个理想的栖息地应该是欧洲、亚洲和北美洲温带地区的成熟硬木森林。在那里，你能看到之前没见过的植物和动物。而这些出现在你眼前的生命，只不过是森林边缘附近整个动植物群落的一个零头。数十种植物、苔藓和地衣物种，无数的真菌物种，数千种蜘蛛、千足虫、蜈蚣、螨虫和跳虫。这份生物花名册上还有数不尽的动植物，其生物学特性至今依然鲜为人知。就算是身处华盛顿的石溪公园或纽约的中央公园，里面依然有一些物种尚未被科学界发现。
我想说明的是：对于那些懂得去体会大自然的人来说，自然母亲就是一口充满无限神奇的魔幻水井。你打上来的水越多，就有越多的水等待你去打。刚开始涉足荒野环境时，你很可能会错过最有意思的部分。随后，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东西，并开始给它们取名字。之后，还会有更多前所未见的细节出现在你眼前。你会发现，每一个物种本身都是一部史诗。我有一位昆虫学家朋友，在退休之后搬到佛罗里达居住。在那里，他一直不断地观察着生活在自家后院的赤蛱蝶，一代又一代，从毛虫到成虫。在外人看来，这个爱好可能没什么意义，但他在观察中发现，赤蛱蝶是带有独特个性的复杂陆生蝴蝶。他日复一日的观察为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贡献。
若想体验荒野的魅力，你无须去往亚马孙或刚果，在那些“微荒野地带”就潜藏着足够多的新鲜事物和有趣挑战。最近新出现的一系列关于大自然的著作，就对小面积荒野进行了详尽的探索，最为卓越的就是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创作的《溪畔天问》（Pilgrim at Tinker Creek ）。这部作品于1974年荣获普利策奖。其他值得一提的作品还有戴维·卡罗尔（David M. Carroll）的《随水而去》（Following the Water ）；戴维·乔治·哈斯凯尔（David George Haskell）的《看不见的森林》（The Forest Unseen ）；戴夫·古尔森（Dave Goulson）的《草地上的嗡嗡声》（A Buzz in the Meadow ）。这些作品将科学自然史与诗意的理解融为一体，令看不见的东西现身眼前，让微不足道的生物变得伟大，使生命的美丽沿所有维度更加舒展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的结尾，提到了“纠缠的河岸”，这处狭小的空间似乎蕴藏着无限的生物多样性。如此著名的构思怎能逃过创意艺术家的关注？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于1950年创作的著名画作《秋韵》（Autumn Rhythym ），若从模糊的视角看去，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像是英国杂草丛生的路边荒地，或是其他类型的生态系统。后来我得知，艺术家在创作这幅画作时，的确意在表现大自然的景象。无论他人如何看待波洛克的作品，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其中充满了大自然的气息，尤其是他的《8号》作品。
尽管如此，各个领域的创意艺术家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探索荒野和生物多样性的潜力。令物种数量不断增加的进化力量，最终固化成有序生态系统的原始混沌状态，侵犯本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入侵物种，还有太多太多自然和人为的因素，都可以通过美好的诗词和视觉表达而被转化成思想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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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者凝神：
天人合一的极乐境界
全
然沉浸于杂乱的河岸环境之中，是专家级猎者在寻找某个特定动植物时所要进入的凝神状态。猎者如老虎一般，独自行动，寻找落单的猎物，而不是像狼那样集体出动。猎者对猎物所在地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他对地面和植被之中的一点点不起眼的变化都非常警觉，因为每一点变动都有可能掩盖他正在搜寻的动物踪迹。他要准备好从远距离开始跟踪目标，每一步都迈得很小心，因为每一步都事关生死。或者，他会在原地静静地埋伏好几个小时。为了成功完成捕猎任务，他必须知道猎物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猎物何时会感觉到他的存在，从哪个方向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就绪，张弓射箭。当猎者将整个Umwelt当作自己的猎物时，就会表现出最佳状态。对于一些人来说，狩猎是超脱于意识层面的精神体验。
在《猎者凝神》（The Hunter's Trance ）一书中，卡尔·冯·埃森（Carl von Essen）讲到一位猎者。一天，这位猎者在科罗拉多高地跟踪一群麋鹿。
我偶然间发现了几只麋鹿刚刚留下的足迹，其中还有一只雄性。那天早上，天气晴朗，阳光充足，微风轻拂。我想，我可以找到接近猎物的路径。一个小时缓慢而谨慎的跟踪之后，我发现了一处宽约45米的狭长空地。如果麋鹿就在附近，那么我穿过这片积雪泥泞的草地，一定会被它们发现。于是，我决定保持完全静止的状态，全神贯注地盯着对面的山坡。
现在，我感觉到了它们的存在，不知为何，我也能感觉到它们知道我的存在。我就站在那里，而时间的意义在那一刻也完全改变了。可能仅仅只有几分钟，但在当时的我看来，却如同一小时之久。对此情此景的强烈感觉，冲击着我的内心。我的所有感官似乎都锐化到了锋利的刀刃上。我听见了远处溪流发出的最细微的潺潺声，还有树叶发出的沙沙声。所有声音都仿佛被天空中的喇叭放大了一般。周遭的每一样事物都仿佛离我越来越近，而我也感觉到，自己似乎神奇地与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产生了一种归属感。我与此情此景之中的每一样东西都产生了联系。小草、树木、岩石、昆虫、鸟儿，还有在我视线范围之外，正在静静地往山上行进的麋鹿。我感到一股强烈的情绪上涌，一种生命的喜悦，一种有机会与万事万物共同存在的快感。我这辈子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
人们无须手持一把温切斯特步枪，或心怀对狩猎这场血腥仪式的欲望，也能体验到猎者的凝神。作为一名博物学家，我已经很接近这种状态了。但是对于博物学家而言，比全意识地入定状态更重要的是对影像的搜寻。生态系统的广袤与富饶之中，潜藏着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元素。而博物学家要做的，就是在这万千世界中，发现他心目中动植物物种的特征所具备的元素。直到今天，我都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在搜寻不为人所知的罕见物种过程中，我作为一名博物学家所体会到的愉悦之感。但是，我能给你讲几个故事。
调动博物学家内在搜索引擎的力量，曾给我带来非常难忘的体验，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次就是缺翅虫的发现历程。缺翅虫是一类非常罕见，而且很不容易被发现的昆虫。记得我在亚拉巴马大学读大一那年，一个早春的日子，我在飓风溪沿岸的针叶树–硬木混交林中一路走去，想要寻找不常见的新蚂蚁物种。我从一块腐烂的松木桩上掀起一块树皮，只见下面是一个之前被甲虫幼虫吃空了的空洞。这种特定的小生境总是会被小型罕见蚂蚁物种和其他神秘居民选定作为筑巢地点。这块木桩上也有几只小昆虫正在那里。我一掀开树皮，它们就开始逃散，去往树干上尚未被破坏的黑暗部分。这些昆虫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相伴而生的混杂状态，稀稀落落地分布着一些像小蝎子一样的裂盾目蛛形纲动物、跳虫、甲螨，还有不知名的小个头甲虫。同时，在这个小型洞穴中我还看到了另一样东西：几只长得有点像白蚁的小虫子，同样是白色的细长身形，但个头更小，外观更精致，行动更快，动作更古怪。此时，它们也正向边缘撤退，想要躲起来。
我收集了几个活体标本，将它们带回我位于乔西亚诺特楼的实验室，在显微镜下进行细致观察。我很快便发现，它们是缺翅虫属的昆虫。从解剖学上来看，缺翅虫极为特殊，要专门为它单设一个目，名为缺翅目。在动物学分类系统中，其级别相当于所有的苍蝇（双翅目）以及所有的甲虫（鞘翅目），还有所有的飞蛾与蝴蝶（鳞翅目）。
我后来得知，它们也是地球上的稀有昆虫之一。第一次被人发现是在1918年。自从那时开始，缺翅虫就有了“天使虫”的俗称。这种小虫子非常适合这样的称呼，它们就像是小小的羊羔一样到处奔跑，体色雪白纯洁，人畜无害，对周围长着尖利下颚的掠食者毫无招架之力。它们以真菌孢子为食，就像我们去野外采蘑菇来吃一样。
我突然想到，缺翅虫之所以长久以来不为人所知，很可能是因为它们只生活在我碰巧发现的那类特定的微环境之中。我这个猜测后来被证实是正确的。我又跑去朽木那里，翻开树干，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我那小小的天使虫。而这块树桩的腐朽程度，正巧是最适合它们生存的。后来的实践证实，若想寻找缺翅虫，就要去翻一翻腐朽的木桩。没多久，我便发表了我的第一批科学文献之中的一篇，题为《亚拉巴马州的缺翅虫》。这篇论文在学界被广泛传阅，因为没过多久，其他昆虫学家也开始纷纷在美国东部地区的野外寻找起天使虫的行踪。后来我在其他地方有没有找到过缺翅虫呢？有！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不经意间在南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和新几内亚首次找到了那个地方的缺翅虫，还有人在中美洲找到了缺翅目的其他物种。后来，我的一位研究生杰·楚（Jae Choe）以巴拿马的缺翅虫生命循环为主题，撰写了他的博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