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在上海的外资公司都隶属于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一般简称「上海外服」。）管理，这个机构是国家单位，主要工作在于监控外资公司是否符合国家法律与规定，并确保当地人民到外资公司工作时，权利有受到保障，没有不当的被牺牲。
这机构的立意良善，但我实际与外服公司互动过几次之后，却有种这是共产党时期留下来的恐龙机构的感觉；因为中国受共产制度统治太久的影响，以致对资本主义或是外资公司无法全然信任，仍想要控制一切局面；虽然他们不信任资本主义，不信任外资公司，但因为世界经济趋势，不得不开放外资，因此只好成立了这个机构来监控外资公司。
但其实裁撤掉这个机构之后，对外资公司的营运、生产、员工素质或薪资福利，根本不会有任何影响，当地人在外资公司的工作权益也不会有任何损害。
在自由市场经济里，完全不需要有这种机构，我个人觉得它有点类似尚未被拿掉的官僚体制。
有几次和外服公司的人开会，私下听见他们开玩笑地说，他们的员工办公室有浴室、健身房、运动设施，或是他们可以八点上班、三点下班，因为二点多就没事做了之类的。
总之，所有的外资公司都要受类似这种外服公司的监管，例如在税务局的外服单位，如果政府要找某家公司的麻烦，就算过去十年这家公司的营运、税务等各方面都合法、也按时缴纳税金，但在第十一年，他们还是会鸡蛋里挑骨头，硬说某处不合法，要罚个五百万之类的。
我刚到上海时，时不时就会听到这类的事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听起来外服公司的工作很轻松，权力却很大，真的是「铁饭碗」。
公家机关来信「我们吃顿饭」
我到上海工作一段时日之后，有一天我接到公司所属税务区的外服公司来信，大意是说，旧的窗口被调往他处，他是新任窗口，然后大致介绍了一下他自己，信末写道：「希望你们生意兴隆，我们约个时间吃顿饭吧。」
我收到信的时候，觉得莫名其妙，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会有政府单位的人明目张胆地用公家机关的电子信箱写信要跟厂商约吃饭？
同时我心里也五味杂陈，因为这在美国或其它已开发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即便在台湾，现在也已经不会有这种状况了，因为这很明显违反了公务人员法规。但我在上海，而中国是个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地方。
于是我去请教公司的财务长，想弄清楚来信者的真正意思。
「为什么会有政府单位莫名其妙要约我们吃饭？」
财务长直接回答：「没什么特别意思，他想要红包。」
我这时才百分之百确定，因为前任窗口跟我们关系良好，或许他不敢也觉得不必要做这种事，没想到，新任窗口竟然光明正大的写信来要回馈，真的颇令人意外。
「回馈」
后来，我想，或许这也是当前中国官商文化的特色之一。他们还没有政府单位要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在共产体制的观念下，做生意并不是一件好事，商人赚钱变成大富翁或公司生意兴隆变成大企业，这些都是因为国家允许和政客帮的忙，所以逢年过节，商人或企业都要「回馈」一些红包，谢谢他们的支持，公司才能顺利做生意赚钱。
这位新窗口写信来的意思也是这样，之后是他要来「帮助」我，为了确保我公司营运的作业流程都顺利，我应该去跟他打个招呼、吃顿饭。
但这种模式又不像「我给你多少钱，你帮我做什么事」之类的非法贿赂，而比较类似「我要在你的地盘营业了，以后请多多关照」，然后在台面下送一笔钱或一份礼物给对方。
「在大陆工作，
一定要了解他们的游戏规则。」
在已开发国家，会将个人情感与做生意、赚钱切割得很清楚，中间不能存在有利害冲突。
例如在美国，当我们搬到一个新小区时，会送邻居一个水果盘之类的礼物打招呼，纯粹是请对方多多关照的意思。但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人的社会，这种「赚了钱就得要照顾周遭的人」的观念仍旧根深柢固。
为了妥善处理，我请公司律师做了调查。原来这位新窗口之前管辖的是上海贪腐最严重的区域，所以厂商请窗口吃饭或送红包、送礼券之类的，跟他打声招呼，请他多多关照，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中国经商有个不成文规定也是大家应该知道的，在重大开发案前都必须跟当地政府打好交道；因为商店要开幕、工厂要动土开工、或有新投资案要签约，这些当局的窗口或是当地的书记，除了可以帮你，也都有权力可以「挡」你的。
跳脱非黑即白的思维
我参与过好几件重大投资案，要开工动土或签约时，厂商都会宴请当地官员、窗口、书记等吃饭。大家也不必想得很严重，真的就是吃顿饭，请他们多多照顾的意思。
席间大家天南地北的聊天，也会互开玩笑，例如同桌有人是从日本来的，书记就会故意问：「你觉得钓鱼台应该属于中国还是日本啊？」
其实中国的书记、窗口大多精明能干，他们明白在商场上不必牵扯政治，有钱大家一起赚，和平相处才是王道。
这点跟台湾商场有点像。例如，他们知道我是台湾人，也会开玩笑地问我，「你对两岸统一有什么看法？」
我有没有回答、或回说我不想统一都无妨。这只是个引起话题、炒热气氛的方式；他们并非真心严肃地想与你讨论政治。
所以真的不用担心，并没有像台湾人想象的，会遭到中国政府或当地官员打压之类的问题。中国现在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封闭的环境，在许多方面都已经开放，大家也都知道政治归政治，生意归生意。
还有另一种很有趣的吃饭文化，这跟台湾文化有些不同，就是饭局之后，大家都要排队去跟与会的官员、书记、窗口们敬酒说谢谢，说些请他们接下来的日子多关照你的公司之类的话语。而以我在美国工作的经验，这类饭局或许根本不会存在。
沟通方式像吵架
很多人对上海人的刻板印象是讲话口气很凶，所以三不五时会有人问我，与上海人沟通有没有困难或问题？我的答案是，上海人很凶，但不会真的打起架来。
我因为工作，常常需要参与授权会议或品牌的开幕典礼。刚去的时候，在和他们开会讨论时，总觉得上海人讲话口气怎么那么强硬，也会不甘示弱的凶回去。后来我发现到，一旦我说了能让对方信服的理由，他们的态度立刻就缓和下来；也就是，双方一达成了共识，火爆气氛立刻就烟消云散。往往我准备好要大吵一架了，对方忽然就一副没事了的样子，落差很大。
刚开始，我常有点莫明其妙和不知所措，后来就习惯了这种「沟通」的方式，有点像眼看着战火一触即发，忽然对方又鸣金收兵的感觉。
账面上看不见的可观支出
有一次在我们公司办了一个活动，邀请X Japan乐团团长、日本摇滚歌手Yoshiki（林佳树）到三丽鸥店里拍照宣传，因为事先在微博登了讯息，结果来了上百位粉丝挤爆了整个商场。商场只好临时调派了六、七十位保全拉起人墙，Yoshiki才得以进入大楼。
我带着他好不容易穿过人墙，才进到店里，因为现场实在太混乱，保全就把铁门拉下，不让粉丝进入。店外的粉丝不断尖叫，拚命搥玻璃；我没见过如此疯狂的景象，很怕玻璃窗被挤破，后来，玻璃窗真的被推挤坏了。
Yoshiki非常尽责的迅速拍好照片，放上了微博，前后约莫十分钟就完成任务。离开时，一样由六、七十位保全在粉丝的尖叫声中护送他出去，留下错愕的我和同事们，看着被踢坏的安全门和一地碎裂的玻璃。
店长走过来对我说，商场管理单位很生气，因为我们而引起这么大的混乱，害他们得出动大批保全，而这些保全的加班费会增加很多额外的费用等等……这些都归咎于我们没有事先规划好路线，也没事先向商场报告要办活动。
我问：「那怎么办？」
店长表示：「没关系，我会处理。」
店长是上海在地人，我知道这种事交给他处理准没错。
事后，他告诉我，他逐一去向保全人员、楼层主管、商场主管，鞠躬陪道歉，然后送每个人一千元人民币的商场礼券，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店长说：「反正在中国经商嘛，你也知道……」
在上海，遇到这种可能引起主管单位不便的状况时，公司就是要礼貌上去打个招呼，也就是要一直为造成不便而道歉，然后送个红包意思一下，表达歉意。在韩国、日本等亚洲区的国家多能了解这种文化，但对欧美人士而言，这种行为是模糊地带，感觉像是行贿。
补充一点，像这样邀请Yoshiki之类的国外明星替中国本土品牌打广告，是中国商品的一个特点，也是在中国经商的文化之一。但对外国人而言可能不太能理解，像中国的一家休闲服品牌美特斯邦威（Meters/bonwe），除了中国人，应该没多少外国人知道这个品牌，但他们仍会请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知名明星来拍广告或代言。例如，周杰伦就帮他们拍过广告。
另一家中价位的中国品牌羽绒衣，代言人是王力宏。有一阵子，在北京的首都机场一下手扶梯就会看到大大的王力宏广告广告牌，营造这个品牌是世界级的感觉。还有很多中国本土的运动品牌，代言人是好莱坞的B咖明星或退休的NBA球星，这样奇怪的组合，在中国到处可见。
由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这些中国品牌试图攀上国际市场，营销概念已经在努力拉近与世界的距离。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那次是公司合作授权商的旗舰店开幕，请了一个台湾明星剪彩，一、二十家的媒体与大批粉丝挤爆现场，场面混乱，还造成环海路交通大阻塞，引起了很多争端。
事后，我和授权商老板吃饭，问起事情处理得如何。
授权商老板很意外会有这些状况。其实为了办开幕典礼，他已经准备了许多文件送审，保证粉丝、媒体采访畅通、交通安全等等，也跟当地的政府、交管、公安等都打过招呼，为即将造成的不便先送过礼了。
结果当天一阵混乱之后，隔天又要再去一一致歉，再送一次礼。
一开始，这种现象让我有点惊愕，虽然台湾商场文化现在偶尔还是会有请客户吃饭或年节送礼之类的习惯，所以会编列公关费；但是拿着相同的预算到了上海，怎么一下子钱就花完了呢？类似这种账面上看不到的费用支出，也是在中国经商的特色。
Fact
中国商场充满灰色地带，有时得跳脱非黑即白的思考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