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话哲学：你必须听我的，我绝不听你的
听话哲学是中国式教育的核心。之所以加上“哲学”这两个字，是因为围绕着“听话”这两个字，太多人做了深入探讨和思考，于是这变成了像是一种哲学。
听话哲学也深入太多人的内心。在我的记忆中，中国家长夸孩子时，“听话”和“乖”这两个词简直不可避免。
我自己也不例外，虽然我没孩子，但养过不少猫，我夸猫时也会脱口而出说“真乖”。
一次去北方讲课，接连去了四个城市。我讲的都是父母该如何给孩子爱与自由这类话题，但每次结束后，必定至少有一位家长问我：“孩子不听话，我打他，他都不听话，老师你教教我怎样让孩子听话？”
我反问他们：“为什么非得让孩子听你的话？”
他们说：“孩子不听话，那孩子以后杀人放火怎么办？”
家长们这种回答我非常熟悉，以前我的理解是，他们认为孩子的本性是坏的，如果不好好管制，孩子长大了就会干出杀人放火这样邪恶的事。后来有一天，我想到全能自恋的概念后，觉得可以有另一重理解：你不听朕的话，就是杀人放火级别的大罪！
我在微博上分享这种感知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一位粉丝分享了很让人无语的事：
小时候，我妈经常打家里的猪，因为猪不听话。
如果只是在夸孩子的时候把“听话”和“乖”视为孩子的优点，这看起来真不是事儿，但是听话哲学很容易导致家长对孩子的暴力，因为在听话哲学中，藏着这样一个三部曲：
1.我是你父亲（母亲）；
2.所以，你得听我的话；
3.不然，我会惩罚你。
暴力是听话哲学最容易看到的一个问题，暴力不仅仅是身体和言语上的，也伴随着“绞杀”孩子的意志。
我有一句毒辣的话：逼孩子听话相当于给孩子喂毒。
这听起来有点惊悚，但在身体层面容易成真。因为当孩子的意志被否定，并被逼迫顺从大人时，孩子会产生恨意或者说死能量。当恨意、死能量转向自身时，孩子就容易伤害自己的身体，甚至导致生病。
例如，1岁大的婴儿，奶奶喂婴儿吃辅食时，孩子不配合。结果，奶奶按住孩子的手脚强灌了一碗汤。孩子哭喊不止，接下来三天拒绝进食，就像是要绝食一样。
这是一个可怕的故事。这是1岁大的婴儿啊，大人制服婴儿太容易了。这位奶奶的做法堪称变态，她逼迫婴儿接受她的意志，就是在逼迫婴儿听她的话，而且逼迫程度很高，结果婴儿直接用绝食的态度来对抗。
这种对待孩子的方式必须改变，如果不改变，就算过了这一关，以后孩子的消化系统也会出问题。
这种事我见过太多了，其中的道理是，当大人用这么坚决的方式对待幼小的孩子时，孩子容易形成习得性无助。他们会深深地知道自己的反抗是无效的，必须服从，但每一次服从，孩子都觉得自己被杀死了一次，并因此产生浓烈的恨意。因为事情就发生在消化系统上，所以这份恨意就表现在对自己消化系统的攻击上，最终导致生病。
精神分析将这种现象称为“躯体化”，意思是一种情绪不能在心理层面流动，就会通过躯体来表达。躯体化是非常常见的自我防御机制，而医学上认为的一大类疾病——心身疾病，大多和躯体化有关。
所以要知道，逼孩子听话相当于给孩子喂毒。这不是比喻，而是一种直接的叙述。
再回到前面那个可怕的故事中。奶奶必须知道自己错了，必须诚恳地向婴儿道歉，母亲也要向孩子道歉，因为她没有把孩子保护好，然后要发誓做孩子的保护者。不要以为婴儿什么都不懂，其实他们的心是非常通透的。他们也许听不懂大人的话语，但能感知到大人的心。
听话意味着你要放下你的意志，按照我说的来。极端的听话逻辑可以直接概括为：你必须听我的，我绝不会听你的。
有时候，这会通过直接的暴力来展现，有时候则是通过一系列行为来展现。例如，我多次听到这样的故事：
孩子不喜欢吃韭菜，对妈妈说过很多次这件事。妈妈照旧用韭菜做各种菜，直到有一天，孩子受不了了，冲妈妈大喊：“我跟你说了多少次，我不吃韭菜！”
妈妈非常震惊地说：“你不是一直喜欢吃韭菜吗？”
更夸张的是，尽管被震惊了，但妈妈接下来还是做了有韭菜的菜，甚至仍然忘了孩子不吃韭菜这件事。
听话哲学是非常糟糕的理念。它不仅体现在亲子关系中，其实也体现在两性关系、职场和社会上。当你认定另一个人应该听你的话时，你就失去了聆听和了解对方的意愿和耐心，因而难以和对方交流。
交流和互动意味着，我的信息和你的信息可以在彼此间流动。好的交流是，我允许你的信息在我的心田中驻足，你也允许我的信息在你的心田停留。然而，在太多关系中，有人只想把自己的信息传给对方，对对方的信息却充耳不闻。
例如，在一个家庭中，奶奶不断地问孩子：“你想吃什么？奶奶给你做。你怎么不理奶奶？”然而真相是，孩子很多很多次对奶奶表达了拒绝，明确说了自己并不想吃什么。
当你活在这样的关系中时，就会感觉到对方就像有一个坚固的壳，挡住了别人传来的信息。并且，他还会顽固地表达自己的信息，如果你听不到，他就会很生气。
当然，你可能已经发现自己就是这样的。
这可以用共生绞杀来解释，也可以用权力维度来解释。权力的一个基本点，就是谁发话、谁听话。所以，我只想把我的声音传递到你这儿，而你的声音我不想听到，我想借此表明一种权力关系：你必须听我的，而我可以不听你的。
你必须得知道，如果你一直很乖、很听话，就意味着你一直处在自恋维度的下方，你的自恋被压制了，你的权力欲、力量也可能一并被压制了。
做父母的也得知道这一点。当父母对孩子说“翅膀硬了！不听话了！”，这就意味着父母不喜欢孩子变得强大。毕竟，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不就是“翅膀变硬”的过程吗？
“万物生而有翼。”我最喜爱的诗人鲁米如是说。然而，有人（包括你的至亲）却希望你如虫蚁一般匍匐而行。
听话哲学也会延伸到婚姻关系中。很多人在亲密关系中超级有战斗力，一点小事都可以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愤怒。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常常也是想要对方听自己的话，不要挑战他们的自恋，而是充分满足、充分配合。被挑战后，他们会无情地战斗，决不妥协。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会掉入自恋的低位，产生卑微感和抑郁感。
有人经过一两次离婚后，终于发现这是自己的头号需求，于是就非常有意识地找一个各方面不如自己的、没脾气的、好控制的、表面上容易满足的愿意配合自己的人。
人最初谈恋爱和结婚时，还是容易喜欢条件好的、优秀的、活得精彩的人，可这样的人有鲜明的或独立的个性，不会接受自己处在听话的位置。于是，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就会产生严重的矛盾。
有的人是经过深刻的教训后明白了这一点，有的人则是一开始就知道这是自己的核心需求，所以他们在找恋人、找生意伙伴等重要的身边人时，都会去找这样的人。
有人想两种好处都占，于是会找一个好控制的人结婚，再找一个活得精彩的人做情人。还有人会找一个精彩的人结婚，然后无情地压制伴侣，最终把对方变成一个没有吸引力的人。
听话哲学盛行时，我们容易看到这样的局面：虚弱的男人希望女人更虚弱，因为好控制；虚弱的女人也希望男人虚弱一点，因为好控制；虚弱的母亲希望孩子虚弱一点，因为好控制；虚弱的孩子一直不被鼓励发展独立自我、强健的身体……如此一来，就构成了一个循环链条。
听话哲学的根本是追求病态共生关系。很多人虽然自己是成年人了，但内心还是一个婴儿，因此渴望找到一个妈妈和自己共生在一起。这一点太严重时，就容易导致悲剧的发生。接下来，就来谈谈这一点。
听话哲学中的“你死我活”
听话哲学是和病态共生联系在一起的。你必须听我的话，意味着在“我们”这个病态共生关系中，“我”的声音才可以存在，而“你”必须配合我，听我的。
如果只是从旁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容易觉得听话哲学太变态了。但如果真去处理严重的病态共生关系时，你会发现这非常不易。
因为想解开病态共生关系，就意味着“我们”这个集体自我被瓦解，而掌控这个关系的“我”会因此觉得自己像被杀死一样，于是产生严重的死亡焦虑。这份焦虑太严重时，真可能会死人。
简单的理解就是，听话哲学有不合理之处：一直被要求听话的孩子，精神生命会逐渐被扼杀。
听话哲学也有其悲哀的合理之处：如果孩子不听话，很多中国家长就会觉得生不如死。
2014年4月4日，四川广元发生了一起悲剧，一位妈妈把16岁的儿子从网吧拉到附近的嘉陵江边，对孩子说“你上网，我管不好你了，那我就去死”。接着，她真的跳入了嘉陵江。
然后，孩子的父亲赶过来踢打孩子，可能他觉得孩子得为妻子的死负责吧。但是，把妈妈的死怪罪到本已内疚至极的孩子身上是极不应该的，这会让孩子承受不能承受之重。
果然，孩子也跳入了嘉陵江，最终和妈妈一起溺死。悲痛到极点的父亲也要自杀，所幸被拦住。
这位妈妈为什么要自杀？有其他原因吗？比如，太贫穷了，过不下去了，或者夫妻感情不好，抑或是其他更重要的理由？难道她仅仅会因为管不了孩子上网而自杀吗？
看了媒体的报道，她的生活还算不错，夫妻感情尚好。并且，以心理学的理论和我的经验来看，仅仅是孩子不听话就足以构成一些家长活不下去的理由。
我在微博上点评过多起父母虐待孩子事件，例如一个妈妈在七楼将孩子倒挂在楼外，威胁要把孩子扔下去。这种用死亡威胁孩子的事在我看来简直太极端了，可看网友的评论才知道，这种事竟是寻常事！并且，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常常是父母觉得孩子不听话。
关于这类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估计这辈子都忘不掉）是刚在《广州日报》写心理专栏不久时遇到的。
那时，我收到一个女孩的来信。她说她爱上了一个很好的男人，但父母誓死反对。母亲因此患上了心脏病，父亲则宣称，“你们要想结婚，就得踩着我的尸体才能过去”。
这封信让我十分震惊，我约他们一家三口聊天。结果发现是母亲反对女儿的婚姻，父亲其实无所谓，女儿和这个男人结婚不结婚他都可以接受。他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要和妻子站在一条阵线上。或者说，是妻子可怕的情绪绑架了他，让他不得不反对女儿嫁给这个男人。
那位母亲的态度无比坚定，她给我的感觉是，为了不让女儿和这个“糟糕男人”结婚，她可以付出一切代价。
我问她为什么反对。她讲了很多理由，比如下面这两个。
1.女儿长这么漂亮，那个男人不配。但客观地说，她女儿也就是端庄，绝对称不上很漂亮。
2.女儿学历好，那个男人不配。的确，她女儿是本科学历，但那个男人也有大专学历，并且男人的收入比她女儿高很多。
这是具体的理由，还有抽象理由，譬如“我是为了女儿的幸福才反对的，可女儿无比爱那个男人，而且他们是彼此相爱”。
这样谈下去，这位母亲反对的理由就一一呈现了出来，但它们一眼可知，都不是真实的理由。
最后，她说出了真实的理由，带着狂暴的愤怒。她说：“女儿原来什么都听我的，并且她向我承诺，恋爱前一定会带那个男人给我看。我答应了，她才继续发展。可是她背叛了我，竟然是恋爱半年后，我才知道的！”
她说这番话时，那份痛苦和她的愤怒一样可怕——痛苦的级别到了生生死死的地步，而愤怒的级别也到了要死要活的地步。
女儿什么都听她的，对她而言是无比甜蜜的事情，而女儿竟然瞒着她谈恋爱。这件事彻底摧毁了这种甜蜜，也导致了她的痛苦与愤怒。
显然，这位母亲与女儿构建了病态共生的关系。女儿彻底顺妈妈的意，满足了妈妈全能自恋的需求，让母亲在这个共生关系里有了一种无所不能感，这份感觉成了她的自我的核心感。而当女儿突然不听话时，她的这份无所不能感被颠覆了，她的自我也破碎了，让她有了被杀死、被毁灭的感觉。
针对这种现象，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创造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术语——“自体”和“客体”。客体，指的是其他人、其他事物；自体，指的是自己。那么，什么是自体客体？就是它是客体，但又像自体的一部分。
自然而然的养育过程，是最初婴儿需要将妈妈当成他的自体客体，觉得妈妈和他在身体和心理上是一体的，都是“我”的。如果失去了妈妈，婴儿就会有可怕的自我瓦解感。
在这位读者的家庭中，事情反过来了，妈妈把女儿当作了自体客体。通俗的说法，就是当成了自己身体的延伸。而且，既然叫“自体客体”，就意味着我让你怎样，你就要怎样，否则你就成了“异己”。
这个女孩是25岁开始这场恋爱的，母女俩都说，在此之前，她们亲密无间，像是一个人。但女儿偷偷恋爱这件事撕裂了这个共生关系，女儿从此就不再是妈妈的自体客体了，妈妈由此有了自我瓦解感。
这份感觉指向自己，自己会想死；指向女儿，会想杀死女儿。但这两个选择都不好，那么最好是把毁灭欲扔到那个“坏男人”身上。
所以，她转而控制女儿，用各种极端的手段，不惜你死我活，就是为了恢复她发号施令而女儿听话的病态共生关系，好让这个共生自我重新复活。
但如此一来，女儿的自我就被摧毁了。这件事也让女儿心寒，她终于明白，对妈妈而言，“你听我的话”是最重要的，这胜过她的幸福，甚至生死。
所以，最终这个女孩的选择是与母亲两败俱伤：她与心爱的男人分手，让妈妈想毁灭点什么的意愿实现了，但此后她远走高飞，以这种方式彻底脱离了与妈妈的共生关系。
看似惨烈，但已算是还不错的结果。
有些人就没这么幸运了，例如2009年11月，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自杀了，就是因为她的自我被妈妈构建的共生关系杀死了。并且，我这位读者的妈妈还有很爱女儿的一面，而杨元元的妈妈，我从报道中看不到她对女儿的爱，只看到无情的剥削和利用。
前面提到的四川广元的家庭惨剧的直接逻辑是：儿子违背母亲的意志上网，让母亲的脆弱自我崩溃了。她的自杀，反映了她真的就是那么痛苦。
但是，这件事更深一层的逻辑是：儿子之所以违背母亲的意志上网，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想逃离母亲与他共生的愿望，而在网络中寻找一个他的意志说了算的空间。
病态共生的亲子关系的确常有这种意味：太听话，孩子就被杀死了；但若不听话，父母就想死。
科胡特发明了“不含敌意的坚决”这种说法，讲父母如何拒绝孩子的不合理要求，也包括孩子想与父母共生的动力。其意思是，父母坚决拒绝孩子，但并无敌意。我不会说你是错的，也不会说我因此就不要你了，更不会说，因此我恨不得杀了你！
想脱离听话哲学的中国孩子，也可用此策略对抗父母：我不听话，并不意味着我恨你，也不意味着我不爱你；只是，我是我，你是你。坚决对父母的意志说“不”，同时又对父母传递爱意。
但这个策略估计只有很成熟的大孩子才能做到吧，对十几岁的少年来说，这要求太高了。所以，若想真正消除病态共生带来的家庭悲剧，父母必须觉醒。
上面讲的事例都很极端，都要生生死死的，但听话哲学的危害比这些故事广泛得多。例如，听话哲学导致了一个非常中国式的现象：中国人普遍没有青春期。
少年老成化，成人儿童化，这两者交织在一起，“绞杀”了中国人的青春。这是台湾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的观点。我和很多咨询师同行探讨过这一观点，大家都很赞同。
青春期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活力，特别是性能量的绽放；另一个是自我身份感的形成。
青春被“绞杀”，阻断了这两个关键点的发展，导致我们不能让活力与情欲绽放，也不能形成个性自我。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青春期既是性能量大爆炸的时期，也是最叛逆的时期——对父母攻击性最强的时期。持有听话哲学的父母接受不了这两个挑战，所以要压制孩子的个性发展。
这种压制不是从青春期才开始的，而是从小就开始了，所以孩子少年老成。所谓老成，就是他自身的活力不肆意流动了，而特别懂得并照顾其他人的情绪，于是变得像老人一样了。
孩子少年老成，其实是对巨婴父母的一种被迫服从。
但是，当孩子变成父母后，他们就得到了可以压制自己孩子服从的绝对资格。这时，全能巨婴的那种为所欲为劲儿，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了。
并且，在过去，这样做还有文化的加持。不管你怎么对孩子，都会被社会说成是教育。哪怕虐待甚至打死孩子，都可以被说成“教育方式不当”。
所以，所谓少年老成和成人儿童化，其实还是一个权力问题。或者说，是自恋维度上的问题。
道歉里的生死较量
道歉，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一方面，你会看到有人动不动就希望别人道歉；另一方面，你又会看到有人死活不肯道歉。
例如，太多人希望父母能为过去打骂自己而道歉。在《中毒的父母》这本书中，作者明确建议，如果父母严重虐待过你，去争取他们的道歉是有必要的。
但是，作为中国的咨询师，我发现对于很多人来讲，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很少这样提议。
不仅如此，在婚姻中也有这种情况。有些来访者被配偶糟糕地对待，他们如果能得到配偶的明确道歉，也许会抚平他们的心。更重要的是，这会让他们的配偶知道自己错了。
然而，事情真的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有人宁愿离婚也不道歉。就是这么真实。如果来访者愿意冒这个险，那么坚决要求对方道歉，就是一个可以有的选择。
宁愿离婚也不道歉，宁愿断绝关系也不道歉，这常常还不足以表达这种心理。有时，更准确的表达是，宁死也不道歉。
有人会看到，自己身边有人，例如父母、一些权威人物，或者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一辈子都没道过歉。
先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这很简单，全能神是绝不会错的，所以道歉就意味着全能神的感觉被颠覆、被破坏、被瓦解、被杀死了。于是，心智还停留在这种水准的人就太难道歉了，真心的道歉就更难了。
讲一个例子吧。
2020年3月，河南省平顶山市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母亲因为儿子上网课不写作业，一时气不过产生了跳楼的念头。经过消防员、邻居和民警劝说，她主动从阳台上走了下来，哭着说“没见过这样的孩子”。在消防员的建议下，孩子向母亲跪下来道歉说自己错了。
从视频中你可以看到，男孩向母亲道歉时并不怎么情愿。他保持着一种沉闷的姿态，只是简单地道了歉。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展的，媒体并未详细报道。不过在咨询中，我有多位来访者的家长，在辅导孩子作业时容易情绪崩溃。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共同的逻辑：
1.我认为这件事很容易；
2.你应该不难做到；
3.你怎么表现得这么差。
这三步大家很容易想到，关键是后面的部分：
4.你是在故意和我对着干；
5.这是有主观恶意的；
6.这种主观恶意，我如果接受了，会感到很羞耻，我是你的家长，所以绝对不能接受；
7.我必须回击、惩罚你的恶意；
8.所以你必须向我道歉；
9.否则，你去死，不然我去死。
上面这位母亲和儿子的互动，可以推测出，在孩子更小的时候，母亲会常常因为这样的逻辑去逼迫和攻击孩子。现在孩子大了一些，对母亲的畏惧少了，的确会借着做作业这件事反击母亲。这时，母亲不能再惩罚孩子了，也就是把死亡焦虑宣泄到孩子身上，于是当这份死亡焦虑反转到她自己身上时，她就有点活不下去了。
首先说一下，这个复杂逻辑的前三步是有问题的，而且根源也是全能感：“我认为一件事很容易，你应该不难做到，你怎么表现得这么差？”一些作业对家长来说可能很容易，但对孩子来讲，如果老师布置的作业是有效作业，那必然是有难度的。
不过，这种普通意义上的道理家长也是知道的，可他们还是会受不了，这是因为支配他们的是全能自恋的一整套逻辑。他们还是期待着，自己一教，孩子立即就学会了。这种不需要时间、空间的立即回应，是他们唯一想要的。得不到，他们就会有崩溃感。
有崩溃感还不算，更糟糕的是，他们会持有这种想法——“你是在故意和我对着干”。有些人是下意识地有这种想法，有些人则是明确地这么认为。
当持有这样的逻辑时，一个人的生活就没有大事和小事之分了。琐细的挫败和大的挫败，对他们来讲感觉都一样。他们会奋不顾身地和身边的人战斗下去，而且必须得到对方的道歉，因为他们觉得，“你是故意的，你有主观恶意”。
我们一再讲到全能感有四个基本变化：全能自恋、全能暴怒、彻底无助和被害妄想。大事和小事都非逼着别人道歉的，都是有程度不一的被害妄想。
实际上，这是他们自己内心破坏欲的投射。当全能感破灭后，他们就产生了破坏欲、毁灭欲，但他们的心智水平不能承受这些，不能说“这些破坏欲、毁灭欲是我产生的，是我的一部分”，而是要割裂出去，然后投射到别人身上，认为别人在破坏和毁灭自己。
总之，我们要明确一件事情：一遇到挫败就想着别人该道歉的人，都是因为他觉得“你是在故意和我对着干，你有恶意”。
这种感知很容易导致冲突极端化，因为对方会觉得非常委屈：“我哪里有恶意，哪里是故意和你对着干？再说，这是我的事啊，你管得着吗？”当对方不让步、不道歉时，这个人就会陷入偏执。
例如，一个女孩考研当天早上，父母吵架了，还动了手。她劝父亲不要动手，父亲暴怒，跳着脚指责她不孝顺。而刚刚被父亲扇了一个耳光的母亲也转过来逼着她向父亲道歉，不道歉就不让她出门。不得已，她道了歉，这才赶去考试。
你道歉，我就放过你，这其实还好了。更糟糕的是，你道了歉也不行。
在微博，有位网友分享了这样一件事：
班上有个男生，如果同学碰了他的身体、私人物品甚至桌椅，他就会立刻挥拳相向。询问原因，他说觉得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需要立刻反击。问他是如何判断的，他说同学碰了他或他的物品后没有立刻道歉，但事实证明，即使同学道歉了，他一样会打人。
这个男生这是缺乏最基本的边界感，直接把“我对你的判断（推测）”，当成了“这就是你的事实”。接着，去攻击对方的身体，就好像他可以随意支配对方的身体一样。
讲到这儿，我们大致明白了，为什么有人一冲突就要逼着别人道歉。然而这样的人反过来会宁死也不道歉，因为他们不能承认，其实故意与别人对着干，产生浓浓恶意的是他们自己。
同样，在集体主义社会中，大多数人是没有形成个体化自我的。个体化自我，是抽象层面的“心理自我”。当形成这种自我时，你会感知到部分和整体有巨大的差别。也就是说，“这件事我做错了，我承认，我道歉，但我只是这件事做错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的我都是错的”。
但是，没有形成抽象意义的个体化自我时，人的感知是，部分就是整体，每一件事都是我的意志的表达，等于完整的我。如果向别人道歉、认错，那我的感知就不是我在这件事上错了，而是整个的我都错了。这会导致“我”分崩离析，在心灵上带来强烈的震撼，常常像是地震般的感觉。
所以在我们社会，道歉的确很难，而有权力加持的，如父母对孩子、老师对学生、权力体系的人对平民，就会变得更难。而处于弱势的人在道歉时，也会觉得是被逼迫的、不情愿的。
关键是，这种逻辑是“你是故意的、恶意的”，如果道歉，就意味着坐实了自己的恶意。相反，如果看到很多时候就算是对方错了也可能是无心之失，或者就算是有意的，但那也是对方有自己的立场，没有充分理解别人所致。这样一来，道歉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并且，自己也不会纠结要不要道歉了。毕竟，如果你是你，我是我，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这何错之有呢？
我最喜欢讲的一个例子是梅尔·吉布森演的电影《爱国者》。在这部影片中，吉布森饰演的男主角是反对战争的，他的挚友却决意发起对英国的独立战争。在最关键的会议上，男主角作为当地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公开表明了他反战的立场，然而这丝毫无损他们的友谊。
我见过太多人有浓浓的委屈感，简直觉得这辈子谁都对不起他们似的，特别是他们的伴侣。那是因为他们几乎彻底活在孤独的自恋维度，在任何时候，自己的意愿没有实现，他们都会觉得委屈。他们的心智没有发展到关系维度，因而头脑上知道有关系存在，其他人是其他人，可在体验上，他们理解不了为什么别人就是不配合自己。
相反，当心智水平发展到《爱国者》的男主角及其挚友的水准时，就会深刻地理解：你是你，我是我，虽然我们的立场不同，但仍然可以有深厚的情感在。
最后，我们再回到平顶山的这位母亲的故事上。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这样的心智水平，那么最好别去辅导孩子做功课。孩子在功课上彻底自生自灭，好处会远远多过你去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