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桃坡村下车，经浪马寨，沿平整的石板小道和清可’见底的水渠前行，两岸青山排闼而来；一路上奇石，奇洞，奇泉，奇瀑，奇树，奇竹，处处勾留，应接不暇。单说那奇竹，便是在其他地方不曾见过的。这是一种似藤非藤，似草非草，长可数米，四季常绿的石生植物，名日“藤竹”。两岸陡峭的石壁上，这种枝叶交织、蔓延成片、长达数里的植物悬空垂吊，纷披而下，如锦如缎，微风过处，飘飘举举，袅袅娜娜，是一种何等曼纱的景致!此外，在一处斜缓的石壁上，有成百个圆圆的石球排列有序地镶嵌其中，大小均如排球。老乡说，这叫“石生蛋”，每过二三十年，石球成熟，会自然脱落出来。想来也是匪夷所思。
至林深处，从一个叫欢乐岛的地方跨过浪马河上的浮桥，在右边的山根下，终于见到那峰被称作世界地质奇观的藏字石。原来，这是不知历经几世几劫，又不知何年何月从悬崖高处轰然坠地、从中间断裂一分为二的两块巨石。两石相间五尺，可容两人，长各七米，高近三米，重量都在百吨以上。人头攒攒，众口称奇声中，我等了半天，终于挤了过去，背靠南边的裂石踮足仰望，在对面一半巨石的裂面上，赫然凸出“中国共产党”五个大字!每字约一尺见方，类若浮雕。五字自左至右等距离排列，除“共”字稍嫌模糊外，其余四字均字迹分明，“笔画”确凿。这真叫石破天惊!尽管是身临其境，亲眼目睹，我还是被眼前这无法思议的一切所震撼，骇异良久；恍如迷幻。
其实，关于这藏字之谜，去年年底，由著名地质学家李廷栋、刘宝琚两位中科院院士和著名古生物专家李凤麟教授等组成的庞大考察团经实地调研，已有明确结论，称其为两亿七千万年前堆积岩层中古生物化石及生物碎屑经溶蚀和风化所致，虽属罕见，但均可从地质科学得到解释。尽管如此，关于藏字的真假由来，怀疑者大有人在。这也难怪，对于超越常识，未曾经验的现象，人们一开始总会有一种固执的拒斥心理。但平心而论，天下之大，何奇不有?
回到招待所，县上的同志已备好文房四宝，要大家留下此行观感。我见一向谦然严谨的阎纲先生略作沉思，提笔挥毫，慨然写下“天降大任”四个厚重大气的榜书，那意思，我揣想是要我们的执政党时刻不可忘记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推辞不过，我亦附骥其后，以“天书开瑞”四字表达对平塘人民祥和、发达的由衷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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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仁：望柳庄（1）
我常常觉得在我的生命深处，有一些什么东西在荒芜地漂流，使我无法平静。怀念或是感动或是遗憾?
昨天的叶子没有枯萎。
此刻，2004年早春的这个早晨。昨晚一场雪使昆仑山的天地变得很完整。但是即使到了白天，山下的格尔木也像入睡。春天的寒风挤满窗棂，窗外稍远一点的地方，那棵柳树正在费力地摇动，分明想摆脱大风的束缚。可是不能。
这样的时刻，我在稿纸上写下三个字：
望柳庄。
它有一段埋藏得很深的秘密。关于春天的秘密——一位将军在飞雪的戈壁滩播种春天的故事。
有山脊却看不见山，有村庄却不住人。只有这片柳树年年月月像遗忘了季节似的迎着风沙摇晃卷曲，枝条交错成各种形状。即使这样，它依然寂寞。
这时，一位中年军官来到柳树前，望着树枝许久，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我真恨不得割下耳朵，挂在柳树的肩膀上，让它听听有多少人编写了多少赞美它和它的主人的故事。
这个军官就是我。
我北京的书房就叫望柳庄。这个名字常常使我想起从前，想起从前我就觉得吃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可是，格尔木的望柳庄依然很寂寞。
不少人都是通过我的笔端知道了格尔木城里这个望柳庄。然而，谁能想到那时候格尔木根本算不上城，格尔木就有个望柳庄。望柳庄就住着将军和一伙修路的兵。
格尔木是修青藏公路大军在昆仑山下的第一个落脚点。从那时起，这儿就叫望柳庄。后来，望柳庄就成了修路的大本营。再后来，公路跨上世界屋脊，望柳庄所在地格尔木就成为内地进入西藏的咽喉。如今的格尔木是青海省第二大城市，青藏高原的名城，是国家
命名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可是，谁人知道格尔木起始于望柳庄?又有几人知道是谁在望柳庄前栽下了第一棵柳树?
五十前的那个初春，昆仑莽原上仍然是弥漫的风沙卷着雪粒、石子在狂吼。世界混沌一片。春天在何处?
这时，一位老军人攥着一棵柳树在敲格尔木冬眠的门：醒来吧，我要给你换新衣!
说毕，他挥镐挖土，栽下了第一棵柳树。
这不是一棵孤零零的树。这片世界从这儿开始，跟来了一大队树的队伍，一棵挨一棵地跟着这棵树排起了队。
这个老军人就是慕生忠将军。其实他并不老，四十四岁能算老吗?
格尔木的树来自湟水河畔。
修路队伍离开西宁途经日月山下的湟源县城时，慕生忠让汽车停在一片苗圃前，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些刚刚冒出嫩芽的苗苗不放。许久，他对管树苗的人说：买一百棵。随行人员不解，问：政委，咱只管修路，买树苗做啥?
慕生忠时为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长兼运输总队政治委员。修青藏公路了，他又成了总指挥。大家一直习惯叫他政委。
慕生忠听了这问话，瞪了那人一眼：你说做啥?扎根安家嘛。我们是第一代格尔木人，格尔木是先有人还是先有树?不，人和树一起扎根，这根才扎得牢靠!
格尔木，一片荒野，风沙怒吼。
一个惊呼上当的小伙子问慕生忠：我们要做第一代格尔木人，可是格尔木在哪里呢?
小伙子还没把话说完，一阵风沙就把他吹了个趔趄。慕生忠说：年轻人，告诉你，我们的帐篷扎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
说着，他一锹铲下去，沙地上就铲出了个盆状的坑坑。格尔木的第一棵柳树就栽在这坑里。
一百棵杨柳苗，都栽在了刚刚撑起的帐篷周围。一共两大片，杨柳分栽。第二年，这些小苗大都落地生根，绿茵茵的叶芽把戈壁滩染得翠翠地叫人看着眼馋：它们一路狂奔的长势一天一个样儿地蹿长着。给它喝一盆水它长个头儿，给它喂一把肥它也添叶。
看把将军喜的，他像大家伙一样咧着金豆牙笑得好美。快乐的老人，他当下就给两片树林分别命名：“望柳庄”和“成荫树”。
有人问：政委，你这名字有啥讲究?
他哈哈一笑：望柳成荫嘛!
看，他还是钟情望柳庄。
将军的笑声糅进了柳的躯体里，树又蹿了一节个头儿。
广漠的戈壁滩荒芜了数千年，现在猛乍乍地生出了这两片绿茵，自然很惹眼，也醉人。毕竟是柔弱苗，难与漠风对峙。常年的飞沙把它浸染得与沙地成为一色，人站在远处就难以瞅见，有时它索性就被那气势汹汹的褐石色盖住，淹没了。
好在，它不服，顶破沙土，又伸起了腰杆。
它的根茎部连着一片阳光。
我第一次看到望柳庄的情景至今难忘。那是令我失望的一次发现。当然失望之后我滋生了更强更多的企盼。这片柳林活得很艰难也很缠绵。
那天午后，我从拉萨执勤回到格尔木，车子刚行驶到转盘路口就抛锚了。其实这地方离我们军营顶多一公里路，可是车子耍起了脾气卧下不动，我也不能回部队只好陪着它。当时风沙很大，迎面扑来人连眼睛都睁不开。助手昝义成回军营取所换的零件。
风沙越来越大，我无法承受它的无情撕打，便顺势走向路口的地排平房，站在了房檐
下。风沙果然小了，身上也暖和了许多。这时我举目一看，门楣的三块方砖上刻着三个字：望柳庄。字用红漆涂过，格外醒目、我的心一下子滋润了，好像在风沙世界里望见了一片翠绿的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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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仁：望柳庄（2）
也就在这时候，我才发现平房前的沙滩上横七竖八地半躺半立着一棵棵树苗。这就是将军带领大家栽的那些柳树，有的已经被沙土埋得不见真面目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在我的感觉里，它们仍然是亭亭站立的硬汉子。
望柳庄前的树站在冬风和春风之间。它们要告别寒冬实在不容易，要把春天迎来路途也蛮艰难。然而，大海不会老去。望柳庄前怎能没有柳树?
后来，我才知道这三个字是慕生忠将军亲笔题写。
我长久地不错眼珠地望着这三个字。高架桥点亮了星河之灯，昆仑山的世界突然变得亲切。我的眼前仿佛开满了鲜花。
风沙还是那么大。
可它绝对吹不落我心中这片春天的世界。
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望柳庄的前前后后。好些天后，战友们告诉我，次日清晨，当风沙停止以后，慕生忠带着同志们把那些倒地的柳树苗一棵一棵都扶了起来，培好土。他边收拾这残局边对大家说：吹倒一次，咱扶起它一次。吹倒一百次，咱扶它一百次。直到它可以结结实实地站在沙滩上为止。
柳树是远方来的移民，在将军爱抚的目光里它忘了惆怅和家乡，克服了水土不服的娇气，格尔木成为它的第二故乡。
瀚海孤树，林中一木。
有几棵树只绿了短暂的生命，就消失在戈壁滩。
它们死了。
这似乎是预料中的事，但人们还是觉得太突然。
它们没有来得及留下遗言……
又是一个烈日暴晒着戈壁滩的午后。我出车归来，路过望柳庄。我有意停下车，要看看那三个字：望柳庄。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每次从雪线上回到格尔木，必然在望柳庄前停一下，这样我的灵魂就得到了自由，就有一种从黄昏走进晨曦的美好感觉。
可是这一次破例了，一片隐晦落在我心头。
我看到望柳庄前不远的戈壁滩上，一群人围着一堆土丘，默默静立，一个个低着脑袋，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
我上前打问。竟然没人理睬我。几缕阳光从云头上泻下，照射在土丘上，很有几分燥热。不过我很快就看出来了，那土丘是一个坟堆。
埋的什么人?
我又向一个人打问，他仍然不理睬我。我好生奇怪。便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一起默然地站立着，心中的疑团越挽越大。
弄清真相是后来的事。原来在头天，望柳庄前有三棵柳树死了。当然不是无缘无故死去的。这地方缺水，少氧，干旱，寒冷，其中哪一样都会把这些移栽而来的幼苗置于死地。戈壁滩的树，活下来的是强者，死去的也绝不能说是孬种。
骆驼驮着夕阳走在不归的路上。
慕生忠把三棵死去的柳树掂在手中，端详几番又几番，仿佛永远也看不够。未了，他说：“它毕竟为咱格尔木绿了一回，让我们这些饥渴的眼睛得到了安慰，是有功之臣。现在它走了，我们难受，怀念它是合情合理的。不要把它随便扔在什么地方，应该埋在沙滩上，还要举行个葬礼。”
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土丘，独特的柳树墓。
戈壁滩上第一个醒来的人是寂寞的人；第一棵死去的树呢?人们没有遗忘它。
常有格尔木人给那土丘浇水。其实浇水的人想法很简单，这些树也像人一样，躺在戈壁滩会口干舌燥。浇一瓢水，让它们滋润滋润。树要喝水，就得有人递给它。
谁也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人们有心无意浇的水，唤醒了死去的柳树。到了第二年夏天，土丘上冒出了一瓣嫩芽儿。那芽儿一天一个样，由小变大，由低变高。
啊，柳树!
这是从埋葬着三棵树的坟墓上长出的柳，是一棵死而复生的柳，是将军用怜悯的心唤醒的柳!
后来，人们就把这棵柳称为墓柳。
经过了一次死亡的墓柳，活得更潇洒更坚强了。青铁的叶子泛着刚气，粗褐的枝干储存着力量。大风刮来它不断腰，飞沙扑面它不后退，寒冬腊月它依然挺立。死里逃生的战土最显本色，最珍惜生命。
墓柳接受过无数路人投来的目光，这目光多是赞许，也有不以为然的嘲讽。嘲讽什么?嘲它孤独?讽它清高?不得而知。它继续着它的轨迹活着，藐视一切懦弱者地活着。
时间年年月月地消逝着。望柳庄前的柳树种得越来越多，树片越来越大。它们和墓柳连在了一起，混为一体。已经分不清哪棵是墓柳了。
在望柳庄生命的进程中，这肯定是个生辉发光的日子。那是青藏公路通车到拉萨后不久，彭德怀元帅来到格尔木，就住在望柳庄。彭老总的名字在青藏线上被人们神话般地传颂着，这当然与慕生忠将军有关，与修青藏公路有关。当初，国家没有把修青藏公路纳入当年计划。慕生忠修路时遇到了财力人力的困难，他便找到了老首长、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彭老总刚出国抗美援朝回来，他对慕生忠说，我回国脚跟还没站稳，手头没钱。这样吧，我把你的修路报告转递给周总理，让他解决你的问题。就这样慕生忠得到三十万元的经费。彭老总还给慕生忠调来了十辆大卡车和十个工兵，一千二百把镐，一千二百把锹，三千包炸药，才使修路工程开展起来。
现在，彭老总来到了格尔木，他不住那座专为他修的二层小楼，却和慕生忠一起住进了望柳庄，延安式的砖拱窑洞里。将帅的心相通。这一夜，美酒和春宵……
柳树的枝儿碰醒了杨树的梦。
彭老总：你们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在柴达木的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新城。这个地方是大有希望的。
慕生忠：没有彭总你的支持，我是不行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格尔木人都感谢老总。
说话间，彭老总让人拿出一瓶好酒，对慕生忠说：人生做事就要有你们把公路修到拉萨的这股劲。猫在屋里不出门是干不成大事的。来，今天我敬你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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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仁：望柳庄（3）
人称慕生忠为“酒司令”，“昆仑酒神”。他浑身豪气，一腔爽笑，以至他的粗暴过失，都带着酒的精神。难怪人说这四千里青藏公路是他用酒打通的。
彭老总敬酒，这是慕生忠没有想到的。他
端起酒杯，连干三杯。还要继续喝时，彭老总把酒瓶拿开了，说：“你这酒鬼，再喝就醉了。我不想让你喝醉，还要你干事。”
慕生忠说：“谢谢彭总，我已经喝好了。你有什么任务就下达吧。”
彭总走到墙上挂的中国地图前，右手从西北甘肃敦煌方向往西南角上一划，说：“这一带还是交通空白，从长远看，是需要修一条路!”
还是慕生忠在北京请求修筑青藏公路时，彭老总就提到要修格尔木到敦煌的公路。慕生忠照办了，在青藏公路修到可可西里时，他就派工程队修通了格敦公路。现在，彭老总又提起了这件事，慕生忠如实地告诉彭老总：
“我们已经在格尔木到敦煌之间修起了一条简易公路，下一步我们把它修成一条正式公路。”
彭老总高兴了，又端起酒杯，说：再敬你一杯。
这一杯下肚，慕生忠真的醉了……
彭老总来到格尔木的第二天，就离开望柳庄，在慕生忠的陪同下，乘车南行踏上了青藏公路，一直上到海拔四千六百多米的昆仑山口。车过纳赤台养路段，彭老总在昆仑泉边遇到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小孩，他把孩子抱起高高举过头顶，满含希望地说；你是昆仑山的第一代儿童，你的名字就叫社会主义吧!
慕生忠听了彭老总的这活，勾起了他深切的回忆。五年前就是在这个昆仑泉边，修路大军被阻挡……
彭总见慕生忠走了神，就戏说他：
“你是不是又在想把这昆仑泉水变成酒潭才好?”
“没有。我是想那年修路到了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昆仑河真够难为我们了，为了架起青藏公路上的这第一座桥，我们想了多少办法，付出了多少代价!桥架起后我们把这桥叫天涯桥。那真是天之涯海之角啊!不久，陈毅元帅进藏路过昆仑河，是他把天涯桥改名为昆仑桥。这名字改得好!”
彭老总说，他是个诗人，我们这大老粗肚里可没这么多墨水。
当夜，两位将帅返回格尔木，仍然投宿望柳庄。他们肯定又推心置腹谈了许多，这是私房话，别人无法知晓。但是，有一点传出来了。慕生忠对彭老总说，谁都有见马克思的那一天，他说自己百年之后，就安葬在格尔木，这样能天天望见昆仑山。他这一辈子什么都可以舍弃，就是离不开格尔木，离不开昆仑山。彭总听了，爽声一笑，说，你这个慕生忠，想那么远干啥?好好活着，把格尔木建设成柴达木的大花园，好好活着!
慕生忠生命的进程严格地按照他的设计完成。
1994年10月18日，八十四岁的慕生忠将军在兰州与世长辞。10月28日，将军的九位子女护送着他的骨灰，踏上了昆仑山的土地。在昆仑桥上，二儿子把将军的遗像安放在桥头，大儿子从车上拿出两瓶平时老人最爱喝的皇台酒，启开瓶盖，面对昆仑山，双手恭恭敬敬地把酒瓶举在头顶，说：
“爸爸，你在世时，为了你的身体，每次你喝酒时，妈妈总是背着您在酒里掺矿泉水，请您原谅。爸爸，今天您回来了，您就喝喝这醇香的家乡酒，敞开喝吧……”
昆仑桥在颤抖，昆仑河在抽泣。
随着将军的骨灰洒向高天，昆仑山忽然飞起了漫天的雪花，天地皆白!
此刻，覆盖着积雪的望柳庄格外庄严，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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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勇：昆明：最后的顺成街（1）
最深的痛苦来自那些房子的主人，当巨大的机械臂把古老的房梁砸得粉碎，我几乎能够听到主人们的尖叫。二○○四年十一月一个平常的午后突然触痛了他们，这天下午，一群工人开进了工地，老板在计算着所需的费用，而工人则估量着他们工作的强度。
房子的主人早已被忽略不计。他们都是一些非凡的人，但他们早就死了，没有人看见过他们的面孔，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时间已经剥夺了他们发言的权利，并让那些掌握推土机的人成为胜利者。后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为他们粗暴的劳动附加了若干果决、欢乐和正义的成分。他们将用一座摩天大厦来修饰他们的成功，而来自时间深处的叹息，将被永远埋在大厦的地基下面。
在沙溪，Kim就预言了今天的这个场面，因为这个喜欢中国文化的美国女孩，已经在昆明居住了将近四年，她亲眼目击了对这座美丽古城里的老房子的围剿过程。经验使她能够准确地判断下一个工地将出现在什么位置。于是，我们在茶马古道上的偏僻小镇沙溪会面的时候，她向我透露了有关顺成街拆迁的可靠消息。显然，这已不是什么内部机密，那些正向古街靠拢的威风凛凛的塔吊，已经宣布了对那些老房子的最后判决。
二
Kim经常到顺成街的小馆子吃饭。这是一条回民街，街道两旁有大量的穆斯林饭馆，当街还有许多卖羊肉的摊位。那些沾着血汁的鲜肉以及呛人的炭烟使得这条狭窄的小巷显得无比亲切和诱人。这条街破旧、简陋，但
它远比那些现代化的街区更令人向往。在这里，历史首先是作为一种味道存在的，它在每个人的鼻孔上晃动着，被他们吸附进去，成为他们身体里的某种养料。
我和Kim一起去档案馆查阅有关顺成街的资料。也许是方法不对，我们一无所获，只是从当地居民口中得知，在昆明古城墙没被拆除的时候，顺成街是大南门城墙外的一条古街，毗邻城里最热闹的商业区三市街，所以一直比较繁华，甚至连英国旗昌洋行这样的外国商号，都在顺成街附近落户。与顺成街垂直的沿河路原来是一条河，奔波于茶马古道上的商旅，有时会顺河而下，到达昆明城外，如果天色已晚，他们就不再进城，而是在顺成街寻找一家客栈住下，沽酒吃肉，准备在第二天天亮时进城。我在Kim的指引下来到顺成街的时候，这条街已经丧失了半壁江山，也就是说，有一侧的老房子几乎已经被拆干净了，只留下一座老客栈，在一片废墟中负隅顽抗。
这是我第一次到达这条古街。现在，它正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残损形象等待着我的造访。街道的一侧暂且原封未动，是一些相互挤靠的二层木楼，下层一般是铺面，上层则一律是各式各样的雕花木窗。长年的烟熏改变了木窗的颜色，把它们加工得更具历史感，让我们相信这里是古代人的天然住所。有时会有一张清幽的面孔在窗口一晃，当你试图看清时，它又不见了。那些偶然出现的年代莫辨的面孔增加了这些建筑的神秘感，使得小街对面那片明晃晃的废墟显得丑陋不堪。在所谓现代生活的迫不及待的攻势下，这条古街已经失去了平衡，道路两侧的房屋不再有对话的可能。那些相对的窗子本来可以孕育许多传奇，但是现在，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了。仅存的老屋开始失语，对一切事物无动于衷，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主人，则在地下等待着自己的第二次死亡。
三
现在需要描述的是古街的另一侧，在那里，差不多所有的老房子都已下落不明，那些栖息在梁枋间的麒鳞仙鹤、飞禽走兽已经树倒猢狲散，春兰秋菊、茶树梨花也不知去向。那些精美绝伦的房屋仿佛一颗颗牙齿被拔掉了，我们此刻所能见到的仅仅是血肉模糊的牙床。一座三十层的庞然大物将取代原来的老房子，我相信它会成为一颗巨大的假牙，以包金嵌银的方式宣告并且炫耀它的胜利。
韩国大宇的重型起重机隆隆驶过，仿佛坦克，企图以暴力的形式重建秩序。古街上的老房子如伺钟表一样，一律有着精密的结构。那些房屋大部分是通过榫头连接在一起的，历经风雨地震，可以东倒西歪，却从来不曾倒塌。“各种材料相互之间有许多的缝隙和宽容度，且质地柔软，彼此不舍势不两立，随时可以妥协、调和、谦让；仿佛它们是有着生命的活物，能够应合着天地的变化而自动调整与地面的角度、关系，使之与自然界更和谐。” (于坚语)但是起重机显然对这样的秩序心怀不满，它工作的目的就是强行取消这样的秩序。显然，没有起重机的埋头苦干，那些老房子一时很难自行倒塌。暴力于是成为旧秩序与新秩序之间最好的纽带，也只有暴力，可以使二者发生关系。起重机用它粗壮的铁臂宣布着它的真理，而在它的铁臂下已经不堪入目、一片狼藉的废墟，则成为对它的真理的最佳注解。
四
那座负隅顽抗的客栈，表面看去平淡无奇，铺面被一些商贩分割，分别兜售服装、饮料、胶卷、百货。房檐下完好无损的精致柱头被一束束纷乱的电线掩盖着，只有懂建筑的人，才可能在石板街站上半天，找一个合适的角度打量它们。一个普通的游客，从这座房子面前走过，只需要一分钟。我也应该夹在人流中从它门前匆匆而过，但是我决定推门走进去，情况就有所不同了。Kim已经向我预言了它内部的华丽，我走进去，是为了验证她的许诺，同时证明一个几乎不可能存在的事实。
客栈的大门以它平淡无奇的外表守护着内部的绮丽，但跨过那座门槛，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取得了房屋的信任，几乎所有的秘密都会公开，已经消失的岁月立即以视觉化的形式呈现，仿佛瞬间打开的画轴。往事像潮水一样冲刷过来，使我几乎成为所有事件的亲历者。我相信我曾经来过这里，在某一个遥远年代，而我自己已经忘记，庭院里的每处细节，正在企图唤醒我迟钝的记忆。
上下两层的木板楼围成一座巨大的两进四合院，它用雕饰复杂的门窗桶扇将内部结构隐藏起来，使我们忽略柱梁榫卯在空中的曲折历险，而只关注严丝合缝的结局。门窗槅扇是中国传统的××式，花纹密集，像在南方湿热的空气里大量繁殖的树叶，这使我们无须关注它在构造上的意义，而专注于它们所营造的美感。我觉得中国建筑与中国语言是一体的，它们含蓄唯美，通常把实用价值隐藏在背后，秘而不宣。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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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勇：昆明：最后的顺成街（2）
美的门扇，一层层推开，修饰着我们进入古客栈的动作，使它具有了某种仪式感。门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与房屋的差别，并且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举止。
客栈是一座容器，它搜集天南海北的旅人。可以想象远道而来的商旅们，牵着各自的骡马、携带着各自的辎重，找到这家客栈时的那种幸福感。即使从未来过这里，他们也不怀疑在昆明城外，将有一座精致的客栈在等待他们。实际上，当他们穿行于雪山高原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装着一座缩小的客栈。只有客栈粗大的酒碗，能够容纳他们生命的辛酸和真相。那些燃烧的酒在寒夜里已经无数次预告过他们的到来，但他们始终爽约。在客栈，人们无须再掩饰对酒的迷恋，他们会像波德莱尔说的那样“毫不迟疑地喝酒”。客栈是一个富于安全感的地方，他们将在这里放心饮酒和做爱。但他们不会在这种安全感中停留太久，酒会挑动他们血液中不安分的成分，唆使他们开始新的冒险。
他们坐在摇摇晃晃的船上，在轻微的晕眩中看到以相同的频率摇晃的屋顶。他们的心情应该是迫不及待，但我相信他们在进门的时候，脚步应该是从容镇定，没有丝毫的急促慌乱，在跨过门槛的一刹，也必定有一个撩袍的动作。精致的房门规范着人们的动作，使其不会显得轻浮和莽撞。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但是注定将与我们在门槛上相遇。我扭过头，打量他们，我看不见他们的面孔，但我知道他们在这里，并且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与我说话。
二层楼上都有回廊，连通不同的房间。正
房前后都有门窗，住在那里的人几乎可以同时观望前院和后院。古屋的结构在向我们暗示着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有关白银、刀和大腿。这些故事隐匿在建筑的每一个构件上，只有具备了某种特殊的破译功夫，才能把它们解读出来。古屋像公式一样以不变应万变，掌握了这个公式，就等于知道了许多的事情。
中间的庭院比南方民居中的天井要大许多，在那里可以拴马和存放货物。客栈边上是主人的私宅。据说主人的名字叫张绍然，他生活在清代。现在，他的私宅已改成一家饭馆，饭馆还沿用着一百多年前的名字：一家宾。张的后人仍住在这里。院子里的那口井仍在为人们提供饮水。客栈的门牌上写着顺成街六十七号，不久之后，这个地址将和它所代表的房屋一起不复存在。
五
如此细致地描述客栈仅仅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我无法描述未曾见过的建筑，那些建筑现在正躺在工地上，痛苦地呻吟。一家宾客栈的左邻右舍几乎已经被全部消灭，无一漏网，只有个别的房屋还在拆除之中，我们还可以幸运地见到它们的骨骼以及支离破碎的身体。这是一次屠杀，顺成街是最后的幸存者，但它仍然在劫难逃，工地的围墙，把这里迅速改造成一座古建筑的集中营。雕梁画栋，显然不是现代施工机械的对手，它们的交锋充满隐喻性。在这场依靠暴力决定胜负的较量中，老房子注定不是对手，这不是它们的长项，但现代社会已经把“进化论”作为自己的游戏规则，并且准备了一个角斗现场，企图以钢筋水泥的现代取代飘散着木质的天然芳香的古代。木构的老房子被迫卷进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竞技中，并且很快就一败涂地。在这场头脑简单的角斗中，文化的积淀几乎不发挥任何作用。
许多人见证了一系列屠杀的过程。长期住在昆明的诗人于坚做过如下记录：“在云南，作为世界历史遗产载入历史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变革中坚持着一成不变的大研镇而不是不断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兴土木的省会昆明，这恐怕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如果从城市的历史面貌例如从法国人方舒雅在一百年前拍下的昆明城的照片来看，曾经有过的昆明作为一个传统中国的城市，它可能在某些方面比丽江更为气派，更为精致，也更集中了古代中国世界能够传到边地的一切建筑精华，也像丽江那样，由于地理上的偏远，得以在沧桑巨变中保持着一个在前进的世界中失传的世界。但昆明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消失了，世界的目光越过高原上的水泥昆明，转向它的西部，在那边厢，金沙江像古代那样日夜奔流、玉龙雪山高耸在森蓝的天空下，伟大与光荣照耀着一个古代的城市。这个城市坚定地拒绝新世界流行的水泥和钢筋，坚持着它在传统中获得的栖居方式、美学风尚和与此相依为命的日常生活。”(《幸存之城》，见《于坚集》卷四，第一百三十二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二○○四年版)由于当时正为中央电视台做一部纪录片，我曾经见过方舒雅的那些照片，也见过照片的发现者殷小俊，并且把玩过方舒雅的老相机。应该感谢那位法国外交官，用那架尚不够先进的照相机，通过笨拙的玻璃底片，来显示“改造”前昆明原初的影像，使我们得以目睹了那些排列有致的街道、高高低低的屋檐，以及错综复杂的生活。他用那些
朴素的照片来证明今人的疯狂。有趣的是，有关部门经常把这些照片作为“忆苦思甜”的活材料，用新修的高楼大厦来嘲讽老昆明的斗拱飞檐。正是在这样的控诉中，使那个古旧斑斓、如梦如幻的老昆明一再得到展现的机会。
Kim也是整个过程的目击者。昆明城原有“三坊二十四铺”，以东寺街为代表的昆明老商品街，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五年，才在城市改造的名义下消失。我们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对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如此痛恨。她说，她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住在这样的老房子里。我说，他们即使拆掉也不会让我们住。对顺成街的拆迁显然是一次旨在斩草除根的行动，他们将对这座城市里的古典元素进行彻底歼灭。他们的工作很有成效，工地上遍布老房子的尸体。我们试图寻找一些木雕残片作为纪念，但许多漂亮的构件已经被砸碎。Kim找到一扇窗栏板，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它从瓦砾下面小心翼翼取出来，正想逃离作案现场，却不幸被拆迁工人当场捉拿。他们没想到有人会对这样的破木头感兴趣，于是把它当作一次意外的发财机会。他们开出天价，但我并不具有讨价还价的兴致，进而对那些构件在脱离母体之后是否还有价值产生怀疑，因而我们的对话无法进行。他们显然比我更加失望。为此，他们站在废墟上争吵了很久。
在拆迁队步步围剿的险恶形势下，还有一些“钉子户”在做着不屈不挠的最后抵抗，或者说，最后挣扎。令我惊异的是，最后的坚强战士竟然是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我在顺成街对仁巷十二号的一座老洋楼里见到了她们。(对仁巷已不存在，只剩下这座孤零零的老房子。)曹树莲已经七十八岁，她说自己是一九五三年搬来的，这座洋楼里总共住了七户，大多都已经住了半个世纪，彼此十分和睦。现在她们这些老姐妹要分开，心里很难过。她们使拆迁的进度得以延缓，为我们的拍摄提供了可能。如果没有她们，我们将永远会有一种“迟来一步”的懊悔。拆迁者为她们准备了许多砖头，在半夜穿越脆弱的玻璃，砸向她们的室内。很久以来，她们已经没有好梦，夜晚对于她们已经与惊恐同义，但她们不走。她们不走一是因为她们无处可去，那一点可怜的拆迁补贴在日新月异的昆明城里买不到一间新屋，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们已经在这里住了至少五十年，这条街已经成为她们记忆的载体，如果连记忆也被剥夺，她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所以，她们已经抱定了死在顺成街的决心，人在阵地在。但是，窗户玻璃已经不知去向，厨房也被砸烂，她们将如何面对以后的时光?就在我们到来的几天之前，一位老人已经死在岗位上，带着她的遗憾和不平，从楼梯上一头栽下来。
Kim为她们照了相，她们围坐在一间屋里，像平常一样神态安详。我说我会把照片寄过来，但这个地址将很快消失；我说下次我亲自带过来，但那时候老房子已经不在，我将无法找到她们。
死亡是一次真正的搬家，她们将在死亡中找到永远温暖的居所。新的大厦将在扫除了她们这些障碍之后拔地而起，有关顺成街的记忆将从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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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孩：躲在门柱后面的女孩
经常参加一些会议，敏感的事情时有发生。也许在一般人看来，开会迟到，或者提前退席，是很司空见惯的事。但我却不这样看。我总觉得，这迟到和提前退席，就像人生一样，充满着甜酸苦辣。
我所以生发这样的感慨，是因为前不久在回老家办理新身份证登记时听到一个女孩姑婚的消息。
现如今，人都喜欢年轻，据说45岁以下都可以被称为小女孩或小男孩。我说的这个女孩，年龄总该有30岁了吧。
15年前，我在北京郊区老家的一个乡政府担任团委书记。我们这个乡政府不大，只有11个自然村，乡镇企业也不过五六家。我刚接手团委工作时，团的组织工作几乎到了瘫痪状态。记得第一次召开团支部书记工作会，本来通知的是上午八点半开会，可是直到十点半，才稀稀拉拉地来了五六个。我当时感觉很没面子，心里怀疑下边的团干部是不是不买自己的账。几经考虑，两天后，我便开始一个村一个企业地跑，逐一跟团干部们交流思想，有时干脆和团干部一边劳动一边谈心。在农村，团干部根本不可能专职，即使像我这样的团委书记，在党群部门一般还要兼任纪检、组织、宣传一类的工作。
通过调查得知，近几年乡团委几乎没有搞过什么活动，至多是踢过几场足球。在村团支部书记中，有一半有名无实，他们都在外边打工。好在这些打工的团支部书记打工的地点都在附近的企业，白天时间不方便，晚上还可以。我那时曾想过，既然这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外边打工去了，我们再一厢情愿地搞什么支部组织建设，这不有点得不偿失吗?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向党委书记提出，能否将11个村团支部合并成一个或两个大团支部，或者叫总支，那样便于开展工作，也符合现在农村的实际情况。党委书记说你讲得有些道理，但从培养青年干部的长远看，就有些不妥。眼下的青年人虽然大部分都在外边打工，但他们毕竟离土不离乡，我们不管谁管呢?最后党委书记对我谈了很多希望，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希望能搞几件有声有色的活动，尽可能把全乡青年人的心气拢拢。如果青年人活得不像青年人，整个社会就显得很沉闷。
党委书记的话不是很多。但字字千钧。我考虑再三，决定先办个交谊舞培训班。我们这个地方虽属北京近郊区，但人的观念非常的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末，年轻人谈恋爱大都还不敢在公开场合拉手，至于拥抱接吻的事更是连想都不敢想。我所以敢提出搞交谊舞，其出发点主观是为加强全乡青年人的联谊，客观上则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给人的传统思维导入一些开放的意识。当然，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绝非是靠共青团搞个歌舞活动能左右的。但当时的确是出于那样一种单纯的想法。由于场地的限制，我们这个培训班每期只能教十五六对，原则上一个团支部出一对。
我必须说我不是个保守的人。但在交谊舞培训班开班后，同时参加培训的我学得一直比别人慢，等两期过后，我们的成果是可
以正儿八经地开个舞会了。可我个人的收获却不是很大，勉强可以跳简单的慢三、中四。究其原因，一是我对男女零距离的接近心存障碍，二是我的身体协调能力较弱，三是对音乐的听觉不是很强。好在这事我负责，可以不单独表演。等到开舞会时，鱼目混珠地瞎摆弄一阵，别人也不大看得出。尽管如此，每次组织舞会，却经常有女孩找我跳，想必自己是团委书记的缘故。
举办交谊舞培训班是在初秋，等到深秋时我们已经相当多的青年会跳舞了。当然，大部分人学的都是三步、四步，有个别的还学了点探戈。为此，我们定了一个制度，每周末都举办舞会。
我们举办舞会的地方，是在乡政府的会议室。这个会议室坐落在清朝时期本地一张姓官宦人家建的祠堂里。会议室约有100平米，能容纳百人。在屋子中央，有四根腰口粗的红漆柱子，人们在跳舞的时候，要格外加着小心，稍有不慎，就会将头部碰在上边。我们这些人由于经常在这里活动，闭着眼都知道柱子在哪里，故也没发生过什么大的磕碰。
大约是在刚入冬不久的一次舞会上，我发现有一个女孩站在紧靠门口的柱子后边，总是一躲一闪地往人群里张望。起初，我一直把她看作是凑热闹的人。由于距离较远，我曾经冲着她的方向说，请不跳舞的朋友不要站到中间来。印象中在她旁边好像还有几个人。但说过几次，见他们仍无动于衷，我也就不再说了。不跳舞，在旁边看热闹，这也是做人的一种权利啊。令我不曾想到的是，在以后举行的几场舞会上，那个女孩始终站在那根柱子后边一躲一闪地张望着。这不免引起我的注意。
于是，我向旁人打听，这个女孩是谁?哪个村的?有人告诉我，女孩叫雪梅，家住黄庄。她是个苦命的孩子，5岁时母亲离家出走，不知是先天的，还是哭坏的，眼睛现在是“玻璃花”。经人这么一说，我从心底里不免升腾起一股同情与怜悯。我又问眼下雪梅在干什么，一个团干部说，雪梅已经辍学了，跟奶奶爷爷过。她爸爸呢?我问。团干部说，雪梅的爸爸长年在外干泥瓦匠，也就是春节前后能在家待上十天半月的。那雪梅平常在家干什么呢?她呀，没什么事，也就是帮爷爷、奶奶做些家务，有时也到附近的工厂去捡些破烂，挣点零花钱。
我没问雪梅有没有找到一份工作，在那个经济疲软的时期，我觉得很难。
由于对雪梅多了一份了解，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说过“请不跳舞的朋友不要站到中间来”那样的昏话。我能理解，在精神生活十分乏味的农村，尤其是对于像雪梅这样的女孩子，晚上能有个看热闹的地方是多么的渴望。更何况我们这儿是青年人聚会的地方。在这个荡漾着青春的地方，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任何一个青年!
不知是感情升华的缘故，还是由于其他，在一次舞会的高潮，我突然做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要邀请雪梅跳舞。我的这一行动，雪梅当然不会想到。当我主动走近她时，她竟胆怯地往后退却了几步。我做出了一个邀请她跳舞的手势，雪梅吃惊地对我结巴着说，您跳吧，我……我不会。我说，没关系，我也不会，一回生两会熟，多跳几次也就会了。但雪梅还是犹豫着。
经我的再三邀请，雪梅半推半就地随我一起跳起来。我们先是“慢三”，后来是“中四”，我也不知道是否都踩到点上，学着舞蹈老师教我们时的样子，同雪梅磕磕碰碰地舞动着。我没有想到，我的这一举动，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仿佛我和雪梅是今天晚上跳得最好的一对。雪梅开始还有点脸红，到后来也就自然起来。我发现她对节奏的感觉要比我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