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样的故乡，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作的教室里认得了字。我一直是病包，却从来没进过医院，不是喝姜汤捂汗，就是拔火罐或用磁片割破眉心放血，久久不能治愈的病那都是“撞了鬼”，就请神作法。我学会了各种农活，学会了秦腔和写对联、铭锦。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臼带了一盏小灯，如满山遍野的棠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坏了我的胃。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上的。
我必须逢年过节就回故乡，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行门户，吃宴席，我一进村镇的街道，村镇人并不看重我是个作家，只是说：贾家老四的儿子回来了！我得赶紧上前递纸烟、我城里小屋在相当长的年月里都是故乡在省城的办事处，我备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几付钢丝床，小屋里一来人肯定要吃捞面，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楼道的人家怒目而视。所以，棣花街上发生了任何事，比如谁得了孙子，是顺生还是横生，谁又死了，埋完人后的饭是上了一道肉还是两道肉，谁家的媳妇不会过日子，谁家兄弟分家为一个笸篮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 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兴，土地承包了，风调雨顺了，粮食够吃了，来人总是给我带新碾出的米，各种煮锅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猪肉，他们要评价公园里的花木比他们院子里的花木好看，要进戏园子，要我给他们写中堂对联，我还笑着说：棣花街人到底还高贵！那些年是乡亲们最快活的岁月，他们在重新分来的土地上精心务农，冬天的月夜下，常常还有人在地里忙活，田堰上放着旱烟匣子和收音机，收音机里声嘶力竭地吼秦腔。我一回去，不是这一家开始盖新房，就是另一家为儿子结婚做家具，或者老年人又在晒他们做好的那些将来要穿的寿衣寿鞋了。农民一生三大事就是给孩子结婚，为老人送终，再造一座房子，这些他们都体体面面地进行着，他们很舒心，都把邓小平的像贴在墙上，给他上香和磕头。我的那些昔日一块套过牛，砍过柴，偷过红苕蔓子和豌豆的伙伴会坐满我家旧院子，我们吃纸烟，喝烧酒，唱秦腔，全晕了头，相互称“哥哥”，棣花街人把“哥哥()”发音为“哥哥()”，热闹得像一窝鸟叫。
/* 7 */
贾平凹：《秦腔》记（2）
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当国家实行起改革，社会发生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一切都充满了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只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就在要进入新的世纪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去世使贾氏家族在棣花街的显赫威势开始衰败，而棣花街似乎也度过了它暂短的欣欣向荣岁月，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我仍然是不断地回到我的故乡，但那条国道已经改造了，以更宽的路面横穿了村镇后的塬地，铁路也将修有梯田的牛头岭劈开，听说又开始在河堤内的水田里修高速公路了，盆地就那么小，交通的发达使耕地日益锐减。而老街人家在这些年里十有八九迁居到国道边，他们当然没再盖那种一明两暗的硬梁房，全是水泥预制板搭就的二层楼，冬冷夏热，水泥地面上满是黄泥片，厅间蛮大，摆设的仍是那一个木板柜和三只四只土瓮。巷口的一堆妇女抱着孩子，我都不认识，只能以其相貌推测着叫起我还熟悉的他们父亲的名字，果然全部准确，而他们知道了我是谁时，一哇声地叫我“八爷！”(我在我那一辈里排行老八)。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几乎要废弃了，门面板有的还在，有的全然腐烂，从塌了一角的檐头到门框脑上亮亮地挂了蛛网，蜘蛛是长腿花纹的大蜘蛛，形象丑陋，使你立即想到那是魔鬼的变种。街面上生满了草，没有老鼠，黑蚊子一抬脚就轰轰响，那间曾经是商店的门面屋前，石砌的台阶上有蛇蜕一半在石缝里一半吊着。张家的老五，当年的劳模，常年披着褂子当村干部的，现在脑中风了，流着哈喇子走过来，他喜欢地望着我笑，跟我说话，但我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堂兄在告诉我，许民娃的娘糊涂了，在炕上拉屎又把屎抹在墙上。关印还是贪吃，他当了支书的侄儿家被人在饭里投了毒，他去吃了三大碗，当时就倒在地上死了。后沟里有人吵架，一个说：你张狂啥呀，你把老子×咬了?！那一个把帽子一卸，竟然扑上去就咬×，把×咬 下来了。村镇出外打工的几十人，男的一半在铜川下煤窟，在潼关背金矿，一半在省城里拉煤、捡破烂，女的谁知道在外边干什么，她们从来不说，回来都花枝招展。但打工伤亡的不下十个，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缚一只白公鸡送了回来，多的赔偿一万元，少的不足两千，又全是为了这些赔偿，婆媳打闹，纠纷不绝。因抢劫坐牢的三个，因赌博被拘留过十八人。选村干部宗族械斗过一次。抗税惹得公安局来了一车人。村镇里没有了精壮劳力，原本地不够种，地又荒了许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到坟里去。我站在街巷的石滚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
父亲去世之后，我的长辈们接二连三地都去世，和我同辈的人也都老了，日子艰辛使他们的容貌看上去比我能大十岁，也开始在死去。我把母亲接到了城里跟我过活，棣花街这几年我回去次数减少，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现在的故乡对于我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每当我路过城街的劳务市场，站满了那些粗手粗脚衣衫破烂的年轻农民，总觉得其中许多人面熟，就猜测他们是我故乡死去的父老的托生。我甚至有过这样的念头：如果将来母亲也过世了，我还回故乡吗?或许不再回去，或许回去得更勤吧。故乡呀，我感激着故乡给了我的生命，把我送到了城里，每一想故乡那腐败的老街，那老婆婆在院子里用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火不起焰，只冒着酸酸的呛呛的黑烟，我强烈地冲动着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以前写过，那都是写整个商州，真正为棣花街写得太零碎太少。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它以后或许像有了疤的苹果，苹果腐烂，如一泡脓水，或许它会淤地里生出了荷花，愈开愈艳，但那都再不属于我，而目前的态势与我相宜，我有责任和感情写下它。清门寺的塔在倒塌了一半的时候，我用散文记载过一半塔的模样，那是至今世上惟一写一半塔的文字，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
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
当我雄心勃勃在2003年的春天动笔之前，我奠祭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亡人，也为棣花街上未亡的人把一杯酒洒在地上，从此我书房当庭摆放的那一个巨大的汉罐里，日日燃香，香烟袅袅，如一根线端端冲上屋顶。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那些亡人，包括我的父亲，当了一辈子村干部的伯父，以及我的三位婶娘，那些未亡人，包括现在又是村干部的堂兄和在乡派出所当警察的族侄，他们总是像抢镜头一样在我眼前涌现，死鬼和活鬼一起向我诉说，诉说时又是那么争争吵吵。我就放下笔盯着汉罐长出来的烟线，烟线在我氏长的吁气中突然地散乱，我就感觉到满屋子中幽灵飘浮。
/* 8 */
贾平凹：《秦腔》记（3）
书稿整整写了一年九个月，这期间我基本上没有再干别事，缺席了多少会议被领导批评，拒绝了多少应酬让朋友们恨骂，我只是写我的。每日清晨从住所带了一包擀成的面条或包好的素饺，赶到写作的书房，门窗依然是严闭的，大开着灯光，掐断电话，中午在煤气灶煮了面条和素饺，一直到天黑方出去吃饭喝茶会友。一日一日这么过着，寂寞是难熬的，休息的方法就写毛笔字和画画，我画了唐僧玄奘的像，以他当年在城南大雁塔译经的清苦来激励自己。我画了《悲天悯猫图》，一只狗卧在那里，仰面朝天而悲嚎，一只猫蹑手蹑脚过来看狗。我画《抚琴人》，题写：“精神寂寞方抚琴”。又写了条幅：“到底毛颖是吞虏，沧浪随处可濯缨”。我把这些字画挂在四壁，更有两个大字一直在书桌前：“守侯”，让守住灵魂的侯来监视我。古人讲：文章惊恐成。这部书稿真的一直在惊恐中写作，完成了一稿，不满意，再写，还不满意，又写了三稿，仍是不满意，在三稿上又修改了一次。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现象，我不知道是年龄大了，精力不济，还是我江郎才尽，总是结不了稿，连家人都看着我可怜了，说：结束吧，结束吧，再改你就改傻了！我是差不多要傻了，难道人是土变的，身上的泥垢越搓越搓不干净，书稿也是越改越这儿不是那儿不够吗?
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位朋友一直在关注着，我每写完一稿，他就拿去复印。那个小小的复印店，复印了四稿，每一稿都近八百页，他得到了一笔很好的收入，他就极热情，和我的朋友就都最早谈这书稿。他们都来自农村，但都不是文学圈中的人，读得非常有兴趣，跑来对我说：“你要树碑子，这是个大碑子啊！”他们的话当然给了我反复修改的信心，但终于放下了最后一稿的笔，坐在烟雾腾腾的书房里，我又一次怀疑我所写出的这些文字了。我的故乡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风街，棣花街是月，清风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风街是镜里花。但水中的月镜里的花依然是那些生老病离死，吃喝拉撒睡，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农村人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进入，城里人能进入吗，陕西人能进入，外省人能进入吗?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没写过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陌生和拒绝那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这如同马腿的矫健是马为觅食跑出来的，鸟声的悦耳是鸟为求爱唱出来 的。我惟一表现我的，是我在哪儿不经意地进入，如何地变换角色和控制节奏。在时尚于理念写作的今天，时尚于家族史诗写作的今天，我把浓茶倒在宜兴瓷碗里会不会被人看做是清水呢?穿一件土布袄去吃宴席会不会被耻笑我贫穷呢?如果慢慢去谈，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可很多人习惯了翻着读，是否说“没意思”就撂到尘埃里去了呢?更可怕的，是那些先入为主的人，他要是一听说我又写了一本书，还不去读就要骂母猪生不下狮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早年在棣花街时，就遇着过一个因地畔纠纷与我家致了气的邻居妇女，她看我家什么都不顺眼，骂过我娘，也骂过我，连我家的鸡狗走路她都骂过。我久久地不敢把书稿交付给出版社，还是帮我复印的那个朋友给我鼓劲，他说：“真是傻呀你，一袋子粮食摆在街市上，讲究吃海鲜的人不光顾，要减肥的只吃蔬菜水果的人不光顾，总有吃米吃面的主儿吧?!”
但现在我倒担心起故乡人如何对待这本书了，既然张狂着要树一块碑子，他们肯让我树吗，认可这块碑子吗?清风街里的人人事事，棣花街上都能寻着根根蔓蔓?画鬼容易画人难，我不至于太没本事，要写老虎却写成了狗吧。再是，犯不犯忌讳呢?我是不懂政治的，但我怕政治。十几年前我写《商州初录》，有人就大加讨伐，说：“调子灰暗，把农民的垢甲搓下来给农民看，甭说为人民写作，为社会主义写作，连‘进步作家’都不如！”雨果说：人有石头，上帝有方。而如今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知道，在我的故乡，有许多是做了的不一定说，说了的不一定做，但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和抨击的先知，作家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与现实社会可能要发生摩擦，却绝没企图和罪恶。我听说过甚至还亲眼目睹过，一个乡级干部对着县级领导，一个县级干部对着省级领导，述职的时候，他们要说尽成绩，连虱子都长了双眼皮。当他们申报款项，都牺惶了还再佰惶，人在喝风层屁，屁都没个屁味。树一块碑子，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强大，人们从未没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
/* 9 */
贾平凹：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
我27岁时有了女儿，多少个艰辛和忙乱的日子里，总盼望着孩子长大，她就是长不大，但突然间她长大了，有了漂亮，有了健康，有了知识，今天又做了幸福的新娘！我的前半生，写下了百十余部作品，而让我最温暖的也最牵肠挂肚和最有压力的作品就是贾浅。她诞生于爱，成长于爱中，是我的淘气，是我的贴心小棉袄，也是我的朋友。我没有男孩，一直把她当男孩养，贾氏家族也一直把她当做希望之花，我是从困苦境遇里一步步走过来的，我发誓不让我的孩子像我过去那样的贫穷和欺坷，但要在“长安居大不易”，我要求她自强不息，又必须善良、宽容，二十多年里，我或许对她粗暴呵斥，或许对她无为而治，贾浅无疑是做到了这一点，当年我的父亲为我而欣慰过，今天，贾浅也让我有了做父亲的欣慰。因此，我祝福我的孩子，也感谢我的孩子！
女大当嫁，这几年里，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我和她的母亲对孩子越发感情复杂，一方面是她将要离开我们，一方面是迎接她的又是怎样的一个未来?我们祈祷着她能受到爱神的光顾，觅寻到她的意中人，获得她应该有的幸福。终于，在今天，她寻到了，也是我们把她交给了一个优秀的俊朗的贾少龙！我们两家大人都是从乡下来到城里，虽然一个原籍在陕北，一个原籍在陕南，偏偏都姓贾，这就是神的旨意，是天定的良缘。两个孩子都生活在富裕的年代，但他们没有染上浮华习气，成长于社会变型时期，他们依然纯真清明，他们是阳光的、进步的青年，他们的结合，以后的日子会快乐和灿烂!
在这庄严而热烈的婚礼上，作为父母，我们向两个孩子说三句话。第一句，是一副老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受用一生，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第二句话，仍是一句老话：“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零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心系一处”。在往后的岁月里，要创造、培养、磨合、建设、维护、完善你们自己的婚姻。
今天，我万分感激着爱神的来临，它在天空星界，在江河大地，也在这大厅里，我祈求着它永远地关照着两个孩子！我也万分感激着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婚礼的各行各业的亲戚朋友，在十几年、几十年的岁月中，你们曾经关注、支持、帮助过我的写作、身体和生活，你们是我最尊重和铭记的人，我也希望你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关照。爱护、提携两个孩子，我拜托大家，向大家鞠躬！
/* 10 */
韩少功：土地（1）
我听到一阵哗啦啦的异响，跑到院子里探头一看，见竹林里枝叶摇动，还有个隐隐约约的黑影，似乎正在藏匿。是谁呢?我随手抄起一杆铁锹大叫一声，那里便有一刻的静止，然后冒出一个顶着蛛网和草须的脑袋。
“我来砍点茅竹。”他露出两颗黄牙。
“你是谁?怎么砍到我院子里来了?”
“这些茅竹没有用的。”
“你说没用，我有用啊！”
我大为生气，觉得这人真是无礼，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擅闯私宅，冲着我的园林狠下毒手，是不是过两天还要来拆墙和揭瓦?还要来这里改天换地?可怜我精心保留下来的一片绿色，院子内必不可少的第二道或第三道绿色帷帘，已经被他撕开了缺门。围墙红砖裸露出来，砸得我眼前金星四冒。
他嘴唇肥厚得有些迟重，又披挂着嘴上又粗又密的胡茬，搬运起来不方便，吐什么字都是一锅稀粥。他说了他的名字又似乎没说，说了他家在何处又似乎没说，还说茅竹不是南竹，只能砍下来卖给毛笔厂做笔杆云云，但我都没怎么听清。我喝令他立即住手，立即离开这里。他怔了一下，迟疑地点头。但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当时回答得并不清楚更不肯定，或者干脆就不曾回答。
“这些茅竹只能藏蛇，留着做什么呢?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他还在嘟哝，把已经砍倒的竹竿收拢成捆，扛上肩，总算出了门。
不久后的一天，我从外面回家，一进院门，发现这里已经有了主人——又是那一嘴胡碴，像一个刷子没剩几根毛；还有两大块嘴唇，冲着我一番哆嗦和拥挤，总算挤出几星唾沫，是高高兴兴的唾沫：“回来了啊?”在他的身后，两头牛也有主人的悠闲自在，一边喳喳喳啃着草，一边甩着尾巴，拉下了热气腾腾的牛粪，惊动了上下翻飞的牛蝇。我恍惚了一下，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但定睛一看，这刚刚用石板铺成的路，刚刚开垦出来的菜地，刚刚搭就的葡麴架子，明明还有我的手温。这围墙外的一棵大树和远远的两层山脊线，明明是我熟悉的视野，怎么眼下反倒让我有一种反身为客的紧张?
“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没好气地问。
他兴冲冲地指着一块菜土：“这里的地湿，你不能种番茄，只能种芋头和姜。你得听我的。”
他又指着樟树那边说：“那下面有两株好药，五月阳，你不要锄掉了，等我秋天再来挖。”
我完全不懂什么五月阳，也不在乎两株草药由谁挖走以及什么时候挖走，但我无法容忍他这种兴冲的劲头，这种无视法律和搅乱社会的口气。“你到底是谁?我同你说，这是我的院子，我买下来的院子，我办的土地证的院子。这个意思你不会不懂吧?你要挖草药、要放牛，要砍茅竹，可以到外边去。你如果要进这个院子，就得经过我的同意。你懂不懂?你要不要我拿土地证给你看看?”
他怔住了，似乎再一次难以理解这么深奥和复杂的道理，“你是说，你是说……”
“我是说，你以后不要到这里来放牛。”
“这里不能放牛么？”
“你觉得这院子可以让你放牛？”
“牛最喜欢吃这些茅草，你留着反正也是没有用……”
“留不留是我的事，对吧?”
“你要留啊?你要留，就早说啊，我不知道你要留，我不知道。你要是早说一句，我也就不会来了。”
他没有追究我不宣而禁不教而诛的责任，吆喝声，赶着两头牛出了院门，一大捆牛草在他肩后晃荡。叶尖沙沙地刮扫着路面。他当然没有带走他的牛粪和牛蝇。
我给院门加了一把锁。
我加了锁以后才知道他的来历。他叫李得孝，外号孝佬，是附近的一个农民。只因为我买下的这块地，原是分配在他名下的责任地。二十多年来，已经被他跑惯了，甚至被他家的牛跑熟了，一放绳，根本不用驱赶，就乖乖地直奔这里而来。眼下，他不是不知道事情已经有了变化，不是不知道这块地经乡政府征用，最终卖给了我这个外来人。但他砍茅竹或者割牛草的时候，还是情不自禁地往这块地上窜。想想吧，他熟悉这里的茅竹，熟悉这里的茅草，熟悉这里某个角落的五月阳，拉一泡屎尿甚至也曾经习惯性地往这里狂奔，一心要增肥活土。他一时半刻哪能割舍得下?他远远就能嗅到这里的气味，远远地就能听到这里发芽或落籽时吱吱嘎嘎的声响，连睡梦中一迷糊，也能感触到这里在雨后初晴或者乍暖还寒时的一丝抽搐或跃动。对于他来说，这些当然比一张土地证更重要。有人告诉我，自从我
久前两次把他逐出门外，他还是有点半醒不醒，好几次还扛着锄头来到我家院门前，见门上一把铁锁，才怏怏地蹲下或者徘徊，最后掉头而去，嘴里嘟嘟哝哝地不知说些什么。
/* 11 */
韩少功：土地（2）
他没有大喊大叫地打门，就算是够清醒够冷静的了。我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还会在一把铁锁面前恍惚，就像把一个儿子过继给了人家，但很难把这个儿子视为人家的骨肉，一不小心就还会叫出什么乳名。
我的目光越过院墙，看到了墙外起伏的青山，看到了雨后的流雾在山间悄悄爬升。我这才发现自己对这里所知甚少。
说起来，我在这里已经居住了三个月，也许往后再住上三个月，再住上三年，我也无法得知这里的全部故事。就拿对面山上那个无人的峡谷说吧，我只知道它在地图是叫“珠波坳”，或者是农民平常说的“猪婆坳”，一个诗意的名字不时散发出猪屎味。到底是“珠波”还是“猪婆”?在一个旅游者眼里，那条峡谷也许只是一片风光，只是春天的映山红和秋天的落叶红。但在一个勘探者眼里，那里可能不过是丰富的酸性红壤和页状层积岩?是勘测记录里来自侏罗纪时代的云母矿和含硫铁矿?同样是那条峡谷，对于一个耕作者来说，也许更意味着竹木的价格、油茶的产量、蜜蜂花源的多或少，水源利用的难或易，还有某一年山林垦复时刺骨的寒冷和腿上流血的伤口?我在这里还认识了一位喜欢谈风水的船老板。我知道他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猪婆坳在他眼里既不是风光，也不是资源或者物产，只是一些青龙、白虎、神龟、玉兔以及来意不明的其他巨禽大兽，是这些神物的伪装和凝固，还有它们对山民们命运的规定。于是，船老板总是在山水中看到了遥远的祸福，有时会被一棵老树的倒下吓得浑身冒汗，或者对某一个建房工地心急如焚长吁短叹。
船老板近来忧愤交加，因为风水正在遭到漠视和破坏。外来人越来越多了，大多不理睬他的那个罗盘。除了我这样的城市生活逃避者，还有商家要在这里征地，建制药厂和矿泉水厂，还有政府机构要在这里征地建培训中心，还有一家港资公司打算在这里圈地上万亩，建设宾馆、猎场、马场以及生态公园——测量人员已经来了好几趟，陌生的身影和口音让山民们颇为好奇，未来的一切也就变得闪烁不定零零落落。乡政府干部大为生气，说有些农民一听说外人要来征地，就到处制造假坟，骗取迁坟费。乡长在广播喇叭里曾经大声怒吼：有些家伙，平时一没看见他们上供，二没看见他们挂香，到这时候了，就这也是祖宗那也是祖宗，你们哪来那么多祖宗?孝子贤孙想当就当么?随便挖个洞，丢几根猪骨头牛骨头在里面。想诈骗谁呢?以为我瞎了眼吗?以为人民政府的钱出门就可以捡吗?
农民对此不服气，在路口上三五成群交头接耳，说人骨头就是人骨头，乡长如何扯上猪和牛，讲出这种浊气的话来?他自己的祖宗未必就特殊些?有本事他也挖给我们看看!再说，那公司老板的先人姓曹，以前就是这里的大地主，只是革命那年吓得白了头发，瞎了双眼，最后一绳子上了吊。但现在曹家香火旺盛，人脉发达，在台湾出了博士，在香港又出了董事长，财大气粗的又要把土地统统往回收。让他家多出几个迁坟的钱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是做了几个真真假假的坟，不也是让他多掏一顿饭钱么?哪里扯得上什么破坏改革开放?
说起来，命就是命啊。他们还常常感叹，十几年前修公路时，移过曹家的祖坟。人们发现坟破之际，坟内的热气直往外冒，潮乎乎的鲜味扑鼻，像包子铺里一个揭了盖的蒸笼。你想想，时隔几十年还能有这样的蒸笼，曹家不兴旺发达也是不可能的。这话的言下之意，是他曹家多出几个钱也在情在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见到过曹家的后人。乡长带着一行客人来到我家，照例是无可款待的时候，把我这个院子权当乡间景点之一。客人中领头的一位满头银发，但穿着旅游鞋，背着双肩包，揣着照相机到处照相，照我家的树，照我家的草，照我家的鸡埘和锄头，最后照到我的脸上，似有一种对案发现场的认真仔细，让我有一刻的毛骨悚然。他身后的所谓秘书也是个银发老头，也穿着旅游鞋，但一进门就倒在椅子上呼呼大睡，大概是太累了。如果不是他们身后还有年轻的一男一女，在折腾着便携式电脑，我觉得这两个老顽童疯疯癫癫，投资开发一类纯属儿戏。
他们操着台湾式国语，倒是很和善，见人就递名片，见人就彬彬有礼地鞠躬问好，连一个个抹鼻涕的娃崽也被他们笑脸相向，毫无一点寻仇报冤的迹象。
他们把我家院落前前后后细看了，临走时，照相的老头低声说：“你在入秋的晚上是否听到过什么声音？”
我摇摇头，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他笑了笑，吁了一口气：“你这里是个好地方，最好的地方，千金难买。我告诉你，只是有一条，你千方不要冲着西北角那个方向撒尿。”
我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看了看我家后门，看了看后门外碧绿的水面，很有把握地点了点头，“你听我一句：这个门的朝向要改一下。实在不能改的活，至少要在门外做两个石头狮子。实在不愿做石头狮子的话，门上至少也要挂一面镜子。”
“为什么?”
“你不知道么?你这张门，正对着猪婆坳。民国十六年，那里一夜之间杀了七个人。血光之灾，必留恶煞之气，还是避一避的好。你明白了吧?你要是下水游泳，也千万不要游到那里去。那里不干净的。你明白了吧?”
/* 12 */
韩少功：土地（3）
我明白什么?民国十六年，也就是七十多年前，也就是比我出生还早三十多年，那里为什么杀人?杀的是什么人?被杀的人与这张后门又有什么关系?
老头言之不详，告辞走了。我事后向乡亲们打听，他们也含含糊糊，没人能说得清楚。孝佬来挖五月阳，顺带找我讨几片瓦，对杀人一事更是一无所知，连连播头，只是说那山峒里原来有一户人家，听风水先生说他家要出三顶轿子，心里十分高兴。没料到一辈子过下来，还是穷得差点卖裤子。主人最后倒也没有找风水先生的麻烦，只是叹了一口气说：三顶轿子倒是没有说错啊，我婆娘结扎是抬出去的，我婆娘遭病也是抬出去的，最后死了也是拾出去的，不就是三顶轿子么?
我一听孝佬说起这事，知道他已经糊里糊涂，不是说猪婆坳，是说到附近的雁泊坡去了。他的耳朵似乎有点背。
我跟着制药厂几个人去寻找水源，去过一次猪婆坳。我们弃船登岸，劈草开路，沿着一条小溪走进了比人还高的茅草丛，走进了一时明又一时暗的杂树林。我不怕蛇，甚至没工夫想蛇，满脑子是前不久曹家老头那很有把握地点头，于是对峡谷里的一沙一石既好奇又提心吊胆。大概就是这里了吧，也许不是。也许事情还发生在前面，在歪脖子松树那里。我不知道溪边那片石滩上是否横过尸体，不知道前面那棵老枫树上是否拄过血淋淋的肠子或者眼球，不知道更前面那一丛火焰般的美人蕉，之所以开放得如此癫狂，是否扎根于一个蚁群曾经密密噬咬过的骷髅。我正在走过一个现场，以至我在一个石头上喘气的时候，觉得这块巨石太凉，凉得很有些来历，让我有点不敢触摸。最后的情节很可能就出现在这里。就是说，那个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从坡上的草丛里爬过来，把扎进肚子的杀猪刀拔出(这样也许可以爬得快一些)，把身上那些鼓着气泡的血水送进嘴里(也许可以解渴和增加体力)，眼睛就盯着这块石头，一寸又一寸，半寸又半寸，希望能在天黑下来以前抵达，好让他或者她看到山下的屋顶(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个水库，也不会有水库边的小船和草棚子)。但那个人可能就在触到巨石之前，伸出的于痉挛了，僵硬了，最后垂落下来，并且慢慢地冷却，然后有蚂蚁、蚊子、蜈蚣、山蚂蟥的聚集……他或者她的衣袋里，可能滚落出一个银镯子，或者是一片人耳——以后查找仇人的证据就此失落。
一声尖厉的惨叫拔地而起，吓得我全身有抽空之感。仔细一听，才知不是什么惨叫，不是有人丧命，是林子里鸟的喧哗。
我可以确定，我完全应该确定，我们在这里什么人迹也没看到。除了树上有一张蚊帐般的大蛛网让我心惊，除了一种草叶毒得我两腿奇痒，这里只有各种野花争相开放，足以让你想像自己落入了一个万花筒，天旋地转。在一种有草腥气息的晕眩里，你还可以看到一大群蝴蝶扇动着阳光的碎片，遮天蔽门地从天而降，感觉到全身被无数个光点一瞬间击穿。
坐在这块石头上，同行人谈着引水工程以及将来的大规模开发。我没有什么好说，回望水那边，恰好可以看到村于里的几户人家，包括看到孝佬的那两间瓦房，看见他的屋顶上照例没有炊烟。我知道，他很久没有来我家了。我知道，像其他有些农民一样，失去土地以后，他就去城里打工了。他算是运气不太好，打完第一年工，老板跑了，让他一个工钱没有拿到。第二年算是拿到了工钱，但老婆跟上一个照相的浙江佬，要跟他离婚，还要带走儿子。儿子想了想，对母亲说：“爸爸一辈子抓泥捧土，好辛苦，我不会离开他的。”母亲说：“妈妈再给你找个好爸爸。”儿子说：“我不要新爸爸。你一定要离婚的话，我就穿一身白衣到汽车站去送你，给你叩三个头，但从此以后你不要回来，我也不会去找你。”这话是孝佬说给我听的。
还是从孝佬的嘴里，我听说他婆娘听完儿子的话，跑到山上大哭了一场，但还是走了。儿子果然穿着一身白衣去送她，果然是在汽车站撅起瘦小的屁股，冲着她的背影跪叩三番，直到夜色降临还跪在路口，直到泪水流干还面朝着公共汽车远去的方向。是一个陌生的老头最终扶起了他。
从那以后，母亲再没有回家，再没有寄钱回家。为了独力负担儿子的学费，孝佬在工地上不再吃早餐和晚餐——田为老板只管一顿免费的午饭。这样，他每次看见同伴去吃饭，就假装上厕所或者逛街，一直熬到中午，一直熬到可以白吃的时刻，再狠狠吃他个两眼翻白，又是嗝又是屁地动静很大。他后来一失足摔下脚手架，摔断了腰骨，大概就是胀昏了头或者饿昏了头的缘故。
他一度回到了村里养伤。我有时看见他一手扶着腰，在山里挖药，或者给邻居阉鸡，还给学校里这个或那个老师挖地，种点儿菜秧，好像他吃着百家饭管着百家事，或者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魂。后来我才知道，他欠了很多人的钱，一时没有办法还清，就用气力来还一点人情账。
有时他也一手扶着腰，拿着十几根多余的菜秧来找我，问我要不要赶着季节栽下。这时候，他蹲在地头，接过我递过去的一根烟，嗖嗖地吸出声音，总是嘟哝到他的儿子。儿子在县城里读高中，本来成绩好好的，去年竟然考了个门门不及格，退学了，去了广东的工厂。其实学校里的老师同学们都知道，他是故意考砸的，是想考出个退学的正当理由，早点去打工赚钱替父亲还债。
“孽障啊，你看看，真是个不忠不孝的孽障啊!这个该吃枪毙的，英语只考了个八分，传到外面去，把我祖宗的脸面都糟践成屁股皮了。”
他一说起这事，就抽自己一大耳光：“我就是腰不好。要不是这腰，我早就跑到广东去了。我要找到他，打断他的腿!”
“你不要怪他。年轻人也不是只有读书一条路。”
“不读书怎么办?不读书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到时候不就像我?一辈子就土虫子一条?”
我连忙岔开话题，问他为什么不另外找一个老婆。女人的话题也许能使这个单身汉开心一点。
“我有儿子了啊!”他瞪大眼睛。
“我不是说儿子，是问你为什么不再找个女人?”
“我有儿子了啊，已经有了啊。我对得起祖宗了，还
结婚做什么?还养个婆娘来吃饭？来费衣?来摆看?”
这回轮到我有点费解了，“你毕竟……才四十出头，就不要个做饭的?”
“做饭最容易了。我煮一锅，吃得了两天。”
“就不要个伴，好说说话什么的?”
“我不喜欢说话。”
/* 13 */
韩少功：土地（4）
他已经栽完了菜秧子，又摘了些大树叶来给菜秧子遮阳，防止它们遭到暴晒。看他对莱秧子兴冲冲的劲头，我怀疑他根本没听懂我刚才的话。他平时随便找个碗，往地上一砸，取块瓷片就可以帮邻居阉鸡或者阉猪，甚至给自己剜疮或者割疣，他莫不是又砸了一个碗，取一块瓷片把自己给阉了?这是另一种可能。不然的话他为何对再婚毫无兴致?
春天又来了。我家的芥菜果然长得很猛，每一棵都胀得地皮开裂，能比你挖出碗大的菜头，可见孝佬确实熟悉这里的泥性。春天里的茅竹齐刷刷抽笋，很快就绿成了密不透风的一片，有几只鸟在那里面扑腾或者啼叫，总是引起来客们的注意。我不得不去间伐掉一些茅竹的时候，就想到了孝佬。我早就取下了铁锁，敞开了院门，希望他什么时候提着柴刀前来，但他的脚步声却不再出现了。我家的五月刚已经繁殖出一大片，开出的花朵像满地金币，却没有人再来挖采。
我路过他家门，发现门上挂着锁。他是去寻找他的儿子，还是去哪里给人家帮工还人情，抑或是去城里找他的一位兄弟，不得而知。
他的邻居也不知他去了哪里。更准确地说，他其实已经没有多少邻居。村子里有点空空荡荡，我的脚步声足以引起巨大的回响，我的说话声也足以让自己惊吓。一张大门锁着。另一张大门锁着。另一张大门还是锁着，就像一场瘟疫留下了突然的空阔。声音在这里出现了奇异的放大，一片树叶的轻落，一只蝴蝶的飞掠，一缕微风的穿过，几乎都是这里震耳的惊雷，震出天地间滚滚的声浪。还算好，我找到了一间有人的房子。但留在这里的老人和小孩儿似乎已经习惯了寂寞，不大说话，只是倚着门，直愣愣地看着我。你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的眼光里有欢迎但没有惊奇，看我离去时有欢送却没有惜别。也许他们已经生疏了人间交往，常见的世界只是泥土和泥土，常见的活物也只是野兔、野麂以及飞鸟。那么我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只人形的鸟，即算挂着古怪的墨镜和照相机，也还是一只鸟，一只稍微有些特别的鸟，不过是来此落脚，吃点谷米，撒点粪粒，然后又飞上前面的山冈。离开他们的视野。
我问他们：打工的人会回来吗?比方说，过春节的时候会不会回来?
他们说：可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来。
我问：他们总会要回来的吧？
他们说：当然，总要回来的。
我看见了好些空屋都充当着库房，堆放着一些杂物，有烧剩的干柴，有破摇篮或者旧水缸，当然更多的还是一些农具，比方木头大禾桶，是以前给稻子脱粒时要用的；比方说木头大风车，是以前给谷粒去壳时要用的；还比如木制的龙骨水车，复杂和精巧得像巨大的骨雕项链，是以前抗旱引水时要用的。眼下，它们用不上了，或者说是被更先进的金属机器替代，只能在这里蒙上尘垢，冷落在某个阁楼上或者墙角里。奇怪的是，主人把这些东西都保留着，没有把它们烧掉，好像它们还会有用上的一天。
在这些人家的屋檐下，在横梁上或者走道里，一定还停放着一具或者数具棺木，不可一世地占据着很大的位置，翘起的棺头更有点趾高气扬，只差没有喷出呼噜噜的鼾声，或者高声大气的一个哈欠。
我知道这些棺木是主人们的宝贝：一户人家如果有这样的棺木，足以证明这一家略有积蓄，还有对未来的及早准备，常常引起他人的羡慕和称道。生活从此就可以过得踏踏实实。
我还突然想起了前不久院子里的一只鸟。有一个初秋的夜晚，这只鸟在林子里呱呱呱地大叫，搅得我根本无法入睡。我只得摸黑去寻找和驱赶，用木棒敲击了好些树干，用石块射击好些树杈，但最终不知它藏在哪一片墨色的树影里。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鸟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止，而且发现这只鸟就死在石阶上。它身上没有任何伤痕血迹，只是瘦成一包壳，掂在手里轻飘飘的，像一片影子。它有蓝色的翎毛，有橘红色的眉圈，有眉心间的一点纯白，着实美艳惊人。
它为什么死在这里?它是不是带来了远方什么不祥的消息?抑或远方什么喜庆的消息?曹家老头曾经低声说过，要我注意初秋夜晚里的动静。我这才发现，那老头看似疯疯癫癫的，其实是个知情人，对我早有暗示。在这一刻，我甚至相信七十年前七百年前七千年前七万年前所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是知情人，对今天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他们大概早就知道，早就在口口相传，有一只无名的鸟今天将回到这里，死在露水和晨光之下。
我把它埋葬在竹林边，踩紧了一堆新土。
/* 14 */
陈丹青：我谈大先生（1）
——2005年6月5日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演讲
“我喜欢看他的照片，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今天在鲁迅纪念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讲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休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主见，不管在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尊神。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浑身痱子，一声不响”，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喜欢鲁迅呢？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