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上世纪50年代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样，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之处，尤其胡适，真是相貌堂堂，如今我们新时期新文学男男女女作家群，排得出这样的脸谱吗？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里面有陈公博、林柏生、丁默村、褚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置之度外、斯文通脱。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惊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副样子，你能想像吗？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衔接着西方18、19世纪。人家西方l8、19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样子，20世纪的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张群那样的长胡子，或者像吴稚晖、沈钧儒那样光脑袋，古风倒是有古风，毕竟有旧族遗老的气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地 “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摩登：五四中国相较于大清国，何其摩登，可是你比比当年顶摩登的人物：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鲁迅先生的模样既不洋派，也非老派，他长得是正好像鲁迅他自己。
我记得上世纪70年代《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外交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练，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这也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七彩给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的模样摆在一起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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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我谈大先生（2）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莫大的地位，他的模样被印刷媒体引用了七十多年，早经先入为主成为后世公众的视觉符号。是的，很可能是的，但这形象效应是互为因果的：时代凝视这形象，因这形象足以换取时代的凝视，这乃是一种大神秘，俨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须，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般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陀思妥夫斯基一副苦相、尼采一副凶相”，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般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的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吗？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
“就文学论，就人物论，鲁迅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这个词，说来有点轻佻，是现在小青年的口头禅，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只好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70年了。70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愤怒激烈、嫉恶如仇、是“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综合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仿佛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平实地看待他，将他放回他生存的年代和“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涂料。那么，平心而论，在他先后、周围，可称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激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党，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历乡村建设……这些人物不论成败，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朴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论胆量，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即便右翼阵营，或以今天的说法，在民国“体制”内敢于和最高当局持续争斗，不假辞色的人，就有廖仲恺、傅斯年、雷震等等一长串名单。据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财政部长，他与蒋介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就从来没听说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官吃过饭。
总之，鲁迅的时代，英雄豪杰爱国志士，多了去了。只不过五十多年来，许多民国时期人物被贬低了、歪曲了、抹掉了、遗忘了……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育中，万恶的“旧社会”与“解放前”、文坛上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支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凶巴巴唱独角戏的老武生……
什么叫做“好玩”？“好玩”有什么好？“好玩”跟道德文章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来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
以我个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超越层层叠叠油垢一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从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不断发笑，成年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我确信，他这样一句一句写下去，明知道有人会发笑。
我常会想起胡兰成。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因此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鲁迅的年代是个小辈，没有五四同人对鲁迅的种种情结与偏颇，他的流亡身份使他没有国共两党在评价鲁迅、看待鲁迅时那种政治色彩或党派意气，所以他点评鲁迅，我以为倒最中肯。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刁”，照他看来，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跌宕自喜”。
“跌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然而“跌宕自喜”也罢、“好玩”也罢，都属于点到为止的说法，领会者自去领会，不领会，或不愿领会的，便说了也白说。我今天要来强说鲁迅的“好玩”，先已经不好玩，怎么办呢，既是已经在这里装成讲演的样子，只好继续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为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搞的谈话录，其中一部分是文艺高官，都和老先生打过交道。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千万不能给他描绘得硬邦邦。夏衍，是老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得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即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字叫唐弢。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譬如鲁迅跑来看唐弢，兴致好时，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拿支烟，嘻笑言谈。唐弢还说，那时打笔仗，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前面说到夏衍，我本以为鲁迅根本不与他玩，结果据夏衍的说法，他们时常一起吃饭谈天，熟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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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我谈大先生（3）
这样看来，鲁迅与所谓“论敌”的关系，半数是“熟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不熟不识的人，鲁迅怎样看待，人家又怎样看待鲁迅呢？我的一位师尊认识一位当年与鲁迅打过笔仗的老先生，50年代谈起他年轻时为文撩拨鲁迅，鲁迅回应几句，那老先生到晚年还得意洋洋地说：“好哉，我就给鲁迅先生一枪刺下马来！”说罢，哈哈大笑。
这样子听下来，不但鲁迅好玩，而且民国时期的文人、社会、气氛，都有好玩，开心的一面，并不全是凶险，全是暗杀，并不成天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我们的历史教育、历史记忆，是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另一面却给藏起来，总是不在场的。我们要还原鲁迅，先得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情境。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譬如章衣萍太太回忆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鲁迅玩，瞧见老先生正在四川北路往家走，于是隔着马路喊，鲁迅没听见，待众人撵到他家门口，对他说喊了你好几声呢！于是老先生“噢、噢、噢……”的噢了好几声。问他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笑说，你不是叫我好几声吗，我就还给你呀……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捡小的吃，味道好，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太太这才明白又在开玩笑，因她丈夫是个小个子。
这样子看下来，鲁迅简直是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照江南话说，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玩笑——那年他送书给刚结婚的川岛，就在封面上题词道：
“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
那种亲昵、仁厚、淘气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
但我们并非没有机会遇见类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这样可爱的无名的智者。我相信，在严重变形的民国时期人物中，一定也有不少诙谐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决不只是滑稽、好笑、可喜，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像。好玩，不好玩，甚至有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因为希特勒一点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因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游戏的，豁达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们——康有为算得雄辩滔滔，可是不好玩；陈独秀算得鲜明锋利，可是不好玩；胡适算得开明绅士，也嫌不好玩；郭沫若风流盖世，他好玩吗？茅盾则一点好玩的基因也没有；郁达夫性情中人，然而性情不就是好玩；周作人的人品文章淡归淡，总还缺一点调皮与好玩——他虽也论到心里的所谓“流氓鬼”，即文笔偶尔“不正经”——可是论开阖，比他哥哥的纵横交错有真气，到底窄了好几圈，虽这说法不免有偏爱之嫌。最可喜是林语堂，他当年在乱世中提倡英国式的幽默，给鲁迅好生骂了好几回——顺便说一句，鲁迅批判林语堂，可就脸色端正，将自己的“好玩”暂时收起来——可是我们看不出林语堂平时真好玩，他或许幽默吧，毕竟是种种西式的刻意的自我教养，与鲁迅天性里骨子里的大好玩，哪里比得过。
这样子比下来，我们就可以从鲁迅日常的滑稽好玩寻开心，进入他的文章与思想。然而鲁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已经被长期困在一种诠释模式里。倒是胡兰成接着说，后来那些研究鲁迅的人“斤斤计较”，一天到晚根据鲁迅的著作“核对”鲁迅的思想，这“核对”一句，我以为说得中肯极了。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激烈深刻，不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然而九十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人的批判文章总归不及鲁迅，不在主张和道理，而在鲁迅懂得写作的愉悦，懂得词语调度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戏性。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看不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不笑的。
好玩与道德文章是什么关系？
我们单是看鲁迅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还有那未曾结集的《五讲三嘘集》，真是顺手玩玩，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论他妈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等等，数也数不过来。想必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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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我谈大先生（4）
历来我们称引鲁迅，尤其是编在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摁着孩子死命念的篇目——临了还逼着学生硬写什么“主题思想”之类——总是拣那几篇沉痛激愤之作，而许多绝妙的游戏文章，向来不称引。譬如那篇《阿金》，意思深得很呢。另有不少爽快的杂文，譬如《花边文学》中的《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当时的文人纷纷谈论，言不及义，此后迄今，也还没人比得过，查对日期，竟是同一天所写；《南腔北调集》另有两篇随手撩撩的短文：《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搁在今天看，意思也还精辟醒豁，也写在同一天——老人家显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鲁迅下笔，实在是讲快感的，他自己说他作文是被“挤”出来的，并非“文思泉涌”，我只信一半。因这又是他藏在胡子底下的“戏话”，几分认真，几分调笑，顺便刺刺煞有介事的文学家。而他所谓“匕首”之类，并不真要见血，不过刺着好玩，态度又常是温厚的。譬如《论他妈的》，语气把握得好极了，我们读着，自然明白他是在批判国民性的某一端，可是读到结尾，老先生另起一段，忽然这么写道：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农民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着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兴的‘我的亲爱的’那种意思了。”
我猜老先生写到这里，一定得意极了。中国散文这样子到末尾一笔宕开，宕得这么恳切，又这么漂亮，真是还得看鲁迅。大家不要小看这结尾：它不单是为文章的层次与收笔，我以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非常体贴，既犀利，又厚道，既是激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很睿智，一个批判者同时心里在发笑，他的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学。
有这样浑身好玩的态度，鲁迅写文章便可尽管峭刻，然后套个好玩的题目，自己笑笑——他晓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别人高，晓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还要高——这样站得高，看得开，所以他游戏得起。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古今中外，没几个人可以做得到。
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是人格的维度——激愤、同时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人格的维度与张力。他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峻急犀利这一路，他会忽而淳厚沉郁，如他的回忆文字；忽而辛辣调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而平实郑重，如涉学问或翻译；忽而苍老精辟，如《故事新编》；忽而温润出神，如《朝花夕拾》。而有一种异常绝望虚空的况味，几乎隐在他各时期的文字中，尤其是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糅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高贵的品质
许多意见以为鲁迅先生后期的杂文没有文学价值。我的意见正好相反，老先生越到后来越是泼辣无忌、妙笔生花，越是深味“写作的愉悦”。有些绝妙文章，《古文观止》也不见相似而相应之例，雄辩如韩愈，变幻如苏轼，读到鲁迅的杂文也会惊异赞赏，因他触及的主题与问题，远比古人开阔而杂异；与西人比，要论好玩，则乔叟、塞万提斯、蒙田、伏尔泰，似乎都能找见鲁迅人格的影子。当然，鲁迅直接的影响来自尼采，凭他对世界与学问的直觉，他也如尼采一样，早就是“伟大的反系统论者”，只是尼采的德国性格太认真，也缺鲁迅的好玩，结果发疯，虽然这发疯也令人起敬。
将鲁迅与今人比，又是一大话题。譬如鲁迅的《花边文学》几乎每篇都是游戏文章的妙品，今日报纸上的专栏文章，休想请来这样的笔杆子。鲁迅晚期杂文，尤其是“且介亭”系列，老先生早就半自觉倾心于桑塔格形容巴特尔的所谓“写作本身”——当鲁迅闷在上海独自玩耍时，本雅明、萨特、巴特尔、德里达等等，都还是小青年或高中生。当生于光绪年间的鲁迅自认是唯物主义初学者时，当马克思主义在当年中国成为思想时尚时，他凭自己的笔力与洞察力，单独一人，大胆地，自说自话地，异常敏锐而前卫地，触及了二战以后现代写作的种种问题与方式。他完全不是靠讯息获知并实践这类新的文学观念，而是凭借自己内在的天性，即我所谓的“好玩”，玩弄文学，玩弄时代，玩弄他自己。
再借桑塔格对巴特尔的描述——所谓“修辞策略”、所谓“散文与反散文的实践”、所谓“写作变成了冲动与制约的记录”、所谓“思想的艺术变成一种公开的表演”、所谓“让散文公开宣称自己是小说”、所谓“短文的复合体”与“跨范畴的写作”，这些后现代写作特质不论能不能或有没有必要挪去比照鲁迅，然而在鲁迅晚期杂文中，早已无所不在。
而鲁迅大气，根本不在乎这类花招，不给出说法，只管自己玩。即便他得知后来种种西洋理论新说法，他仍然会做他自己——他要是活在今天这个被统称为后现代文化的时期，他也仍然清楚自己相信什么，怀疑什么，他会是后现代文化研究极度清醒的认识者与批判者。诚如巴特尔论及纪德的说法，鲁迅“博览群书，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
是的，我时常钦佩后现代文本，我们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只好借借别人的思想。但以我的偏见，他们似乎还是不及鲁迅——我们中国幸亏有过一个鲁迅，幸亏鲁迅好玩。为什么呢，因为鲁迅先生还有另一层迷人的底色，就是他一早便提醒我们的话。他说：他内心从来是绝望的、黑暗的、有毒的。
他说的是实话。
好玩，然而绝望，绝望，然而好玩，这是一对高贵的、不可或缺的品质。由于鲁迅其他深厚的品质——正直、刚烈、近于妇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经一再欣然上当。许多聪明的正人君子因为他上这些当而贬损他。可是鲁迅都能跳脱，都能随即看破而道破，因为他内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
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至今远远高于他的五四同志们，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够掩盖他，企及他，超越他。
然而鲁迅这种绝望的特质，说来并不见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在我们任意夸张而援引的那位鲁迅身上，偏偏被排除了“绝望”与“好玩”这两样特质——这特质，反倒是现代西方人能意会，即便如老牌左翼思想家葛兰西也说过“智慧上的悲观主义”这样的话，鲁迅听见了，或可引为同调吧。连我们眼中浅薄而开心的美国文化中，也有纽约大导演伍迪•爱伦无遮无拦的话：“你这样地悲观绝望，这样地看破一切，你唯一的反应就是放声大笑。”——其实，在鲁迅诅咒的古语中，早就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种因绝望而发出的笑，只是我们已经忘了、不用了，这个词，叫做“痛咥”。
鲁迅的话题，说不完的。我关于鲁迅先生的两点私人意见——他好看、他好玩——就勉强说到这里。有朋友会问：鲁迅怎么算好看呢？怎能用好玩来谈论鲁迅呢？这是难以反驳的问题，这也是因此吸引我的问题。这问题的可能的答案之一，恐怕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的文学，越来越不好看，也不好玩了。
当然，这也是我的私人意见，无法征得大家同意的。我的话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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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洁：不是遗言的遗言（1）
北墙上的那块蜡染布艺换成了你的黑白遗像，遗像下的橡木案几——我和儿子跑了好几家家具城专门买的橡木案几——顿顿摆放着你喜欢吃的水果、素食，那也是我顿顿的饭菜；清晨和夜晚，铜质香炉里的三柱檀香紫烟袅袅，萦绕着我无边无望的思念；小妹和凌儿送来的佛音盒日夜在案几上唱响着，“阿弥陀佛”的诵经要诵一百天。她说，哥哥是世上少有的好人 (她按家乡的习俗，把姐夫称叫哥哥)，佛会保佑他早日超生。
每日从你遗像下走过，都看到你那双依然坚毅、依然睿智、依然深邃的目光在注视着我，不管我从东、从西、从南哪个方向望过去，你的目光都是如此专注地望着我。
亲爱的，你是有话要对我说么?
其实，我心最惨痛的事之一是你生命最后的时刻未能对我说什么。
切开的气管开放着，你发不出声音；昆明到北京的列车上，你因呼吸衰竭痛苦地说不出一句话；我和儿子呼天抢地也未能给你找到氧气，那个劳什子“氧立得”根本救不了你的命，我们却把希望押在那上面；那根扭曲的输氧管蛇一样在咬噬你的生命我们还对它怀抱全部的祈求。
其实，挪开那根管子，用手指轻轻堵住安插在你喉部的塑料管你就能说话，在昆明的医院里医生教给过我们，我们无数次这样做过。可在狂号奔驰的列车上，我们无依无靠，只能靠那根细细的管子，那根管子是汪洋大诲正在吞没你也在吞没我们时惟一的一根稻草。救命的稻草。我们除却把那根管子紧张而痛苦、希望也绝望地插进你切开的气管外，一点也不敢造次。可那根管子最终没救了你的命却使我们失去了最后说话的机会。
至今，那根具有救命假相的管子，依然在我的梦里扭曲。
从昆明到湖南怀化，你坚持了十八个小时不能再坚持时，你肯定有话要对我和儿子说；你听到我乞求列车长为你找氧气但最终绝望地恸哭时，你肯定有话要对我和儿子说；当死神一步步逼近、你就要和我们诀别时，你肯定有话要对我们说……然而，你什么也没有说，你发不出声音，你被窒息的痛苦绞杀着。
你躺在我的怀里，我眼睁睁看着你无声无息地挣扎，我帮不了你我痛不欲生；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你把一直紧闭的双眼使劲睁开，又使劲瞪得很大，然后你停止了最后一次呼吸。
你睁着一双很大的眼睛走了！
我痛泣着请求列车上那位年轻的军医帮你把眼睛闭上……
我无数次听人们说过“死不瞑目”是要走的人不能甘心、不忍离去。在那个天上人间永世分离的时刻，我目睹了你的不忍、你的不甘心，你的“死不瞑目”。啊，亲爱的!我目睹了你的“死不瞑目”，至今想起来我都肝肠寸断、心碎欲裂啊!
你惨逝的场景是我永世的痛苦!
你躺在我的怀里走了，我摩挲着你依然英俊、依然年轻的面庞，摩挲着你依然柔软、依然白皙的腹胸，这是我怎样熟悉的一个男人的身体啊!而你的身体渐渐地凉了下来……
我摩挲着你宽厚、结实的双
手，这是怎样一双勤劳、可靠、有力的手啊!而你的手指慢慢地开始发硬……
T62次列车悲嚎着翻山越岭，你停止呼吸后我们还要走十九个小时才能到家啊。
我不知人没有呼吸后灵魂何时脱离躯体，我只想着我抱着你、摩挲你你就不会走，你就会跟着我和儿子一起回家。你停止呼吸的地方叫湖南怀化，湖南怀化离家还有五千里迢迢的长路。望车窗外层峦叠嶂的青山，山涧里时隐时现的草庐，我的心疼痛难忍。亲爱的，你无论如何不能在这里与我们分手，你要是独自在这里走了，这千山万水的陌路，你可怎样回家?
我抱着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的体温无法再暖热你冰凉的身体，我的手无法再抚平你蜷起的手指，悲苦的泪水汹涌着，打湿了你的衣被。我的鼻子开始出血……
亲爱的，你在回家的路上走了!你把我的爱、我的依靠带走了！你把我一世骄傲的幸福带走了!你把那个用我们一生的辛苦共同创建的家带走了!那是如两只老鸟一样一根根衔草垒建的家，那是如燕子一样滴滴衔泥吐血垒建的家。我一直把我们的家看做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一直把我们的家视做我们爱与婚姻、乃至人生的最高成就。世人都在说我有一个幸福的家，世人都在羡慕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我感激着这样的祝福，我认同着这样的羡慕。
我深知我们两个都是那种极赋“家庭天性”的人，在这个家里，我们共同孕育，抚养了两个优秀的儿子，我们的生命在他们的生命里延续；在这个家里，我们爱着、恼着、惦念着、操劳着把生命和岁月融在了一起。在我们经历了许多艰难、挫折和受苦之后，我们都已深解“相依为命”的全部含义。你这一生没有爱好、没有应酬、没有朋友、你喜好安静拒绝着任何热闹，你孤傲独立不屑任何交际，你不尚权不媚势不入流，你的正直使你最终成为一个孤独者。只有家才是你的惟一，你恋家、恋孩子、恋妻子超乎寻常。
可是亲爱的，我用尽了全力流尽了眼泪也没能带你回了家呀!上帝一定要在半路收走你这孤傲而温慰的灵魂，我不明白他的大旨大义，我的心被悲苦淹没了!
作家周国平曾说，家不仅仅是一个场所，“家是一个活的有生命的东西。”他还说，“共同生活的时间愈长，这个家就愈成为一个生命的东西。”任何一个微小的伤害，都会有撕裂般的痛楚。疼痛的不是别的，“正是家这个活体”。亲爱的，现在不是什么小小的伤害，是凝聚了我们三十四年生命和岁月的一个生命活体被撕裂了；那疼痛是绝世的疼痛、那伤害是永不痊愈的伤害!那个交织着我们两人共同的经历、命运和无数回忆的家消失了，那个鲜活的、温暖的、触手可及的生命体刹那间虚空了!
我一生一世心疼的那个家因着你的离去已不复存在，没有什么能引渡我内心深处的痛苦。
望车窗外泣血的夕阳，我伤疼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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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洁：不是遗言的遗言（2）
其实，细想起来，你想对我说的话也说过一些，只是很含蓄，有时只是一种暗示。惟其含蓄，惟其是暗示，你总是有一句没一句，我知道你是怕说多了、说完整了我会伤心。我呢，自你手术后一直在悲苦中恐惧着“死亡”，忌讳你说有关离别的话，我也不说。我知道，我们相互的躲闪是在相互的爱护。我们的爱很认真很沉重。
去年六月的一个晚上，也是你戒烟的第二天，我们相依着在那条路上散步，你说，一墨该会说很多话了吧。我说，她聪明过人，不仅会说很多话，还会准确地使用连词、介词呢。你说，可能她对我没有多少记忆……我说，怎么可能呢?你戒了烟能活八十岁、一百岁，你们家族的男人寿命长，你的父辈、祖父辈不都活了八十多岁吗?到你八十岁的时候，一墨没准正在哈佛、牛津念研究生呢!我牵着你的袖子，孩子般蹦跳着，说得很开心。但你却叹了口气说，好了，不说了，说了心烦……
一墨是第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生命的第三代传人。那时她还不满两周岁，居住北京，和她的父母、外公外婆在一起快乐地成长着，谈论她是我们最幸福的话题，怎么会心烦呢?我充满困惑但我没再问你。没想，第二天你就去作体检，结果出来的时候，灾难随即降临……原来，你对自己的病已经有所觉察，你对灾难已经有了预感。当灾难就要来临时，你想到了我们最小的一个亲人，想到了她对你的记忆。
人生悲凉，命运残酷，现在你走了，待一墨长大不可能对你有什么记忆，她还太小。但请你相信，如果我还会活很久，我会把你的故事讲给她听，她的父母会把你的故事讲给她听。我还会把昆明总医院那页皱皱巴巴的病历纸拿给她看，那页纸上有你写给她的话。你从昏迷中醒来，儿子告诉你说凌儿来电话，说一墨上幼儿园了，老师表扬她自己会吃饭了，不用人哄自己睡午觉了。你笑了，示意要写话。护士递了一页病情观察纪录纸，我抚着你绵软颤抖的手，儿子在铁皮夹板上铺开那张纸，你在那张纸上写道：“墨墨真好!上幼儿园最操心的就是吃饭、睡觉两件事，这两样她争光了。”
我会长久地留着这页纸，如同我会留下你在生命最艰难的日子写下的那二十多页纸一样。我会在一墨长大成人后把那页纸交给她。凭她的聪慧善性、凭生命与生命之间最强大的亲情传递，一墨会感激她没有记忆的祖父在她人生之初留给她的奖励，她会在乎一个生命垂危的亲人在这个世界上写给她的惟一的话。她甚至会因着这遥远的奖励与祝福在人生之路上一路“争光”。
你还暗示过我什么呢?哦，好像那不是暗示，那就是你并不明说的遗言——
那是一个宁静的午后，我们两人并排躺在床上说话——你手术后的一年，我们两人总爱这样并排躺着说话。无论我坐在床边还是靠在桌旁，你总要把躺着的身子挪挪，然后拍着腾开的地方说：“你躺这儿，躺这儿我们说一会儿话。”你无助的依恋让我心疼也让我温暖，我总是按你的意思躺下去，亲昵地躺在你的身边。彼时和此时，我都觉着，我们并排躺着静静地说话，是我们生命中最惬意最幸福的时刻。
你走了以后的日子，我竟不敢面对那张床。我不敢面对，是因为那张床上留着我们太多的热爱与悲苦，不敢面对是因着我永远失去了我们并排躺在那张床上静静说话的幸福时光。
我们的话题漫无边际……
就是在那个并排躺着说话的午后，你郑重地向我说了三层意思的话，你说：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你最无愧的是你这一生没有做一件辱没人格的事，没有说一句有辱人格的话，无论是恨你的人还是说你好的人，在对你人格的评价上，你相信会是一致的；第二，你说我们的两个儿子都是好孩子，他们都已长大成人，有很好的自立社会的能力，有很好的做人品格，这方面你不牵挂；第三，你说你这一生对工作兢兢业业，走一个单位建设好一个单位，管理好一个单位，你是自足的。虽说你的太认真和原则性得罪了一些人，但没有人会说你是一个自私龌龊之人，是一个不公正不正派之人，你有这个自信。
你平静地在为自己的一生作总结。我知道，你的总结凭藉着良心最真诚的力量。未了你又说：“剩下的一件事是我最难过也是最对不起的，那就是如果我走了，没有人跟你作伴……”
记得没等你把话说完，我已难过得大哭起来。那一刻，我意识到你这是在交待我什么，意识到你这不是遗言的遗言，我伤心欲绝……
亲爱的，我知道你总是把独立正直的人格看得高于一切，你走了，你的人格与我们同在。现在，我和孩子们商定，我们将把这句话刻到你的墓碑上，这是亲人们对你最重要的缅怀，也是对你一生堂堂正正、磊磊落落做人的界定和认可。我们都知道，你这一生不怕别的，就怕被人指责“没有人格”，于是，你以超乎寻常的自律处处为你的人格作证。为此，你活得光明正大，也活得很苦很累。你从不仰仗，你鄙夷攀附，你凭借自己的人格、思想、实力走过人生。我们绝对相信。在天堂的路上，你可以坦然而无愧地对上帝说，你是纯粹的、没有邪念的儿子。
至于“没有人作伴”，你说到了我生命最深的痛处。你的离去是对我幸福最致命的打击，我至今无法安慰你也无法安慰我自己。我知道我走不出悲痛便没有快乐可言，但没有什么可以化解我内心深处的苦痛。真正的悲痛是化不作力量的，“化悲痛为力量”的教义对我没有意义。
于是，亲人、朋友们都在劝我说，那就等待时间吧。可我想，时间又能怎样?时间只能使悲痛埋藏得更深而不是消失。
亲爱的，在忆念你的时间里，悲苦的泪水将打湿所有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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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青之：菊花里的刀光（1）
我迄今不明白，日本皇室究竟出于什么原因，选定菊花作为皇权的象征。在我的想象中，菊花是暴烈的，樱花是柔弱的，后者倒更有诗意。在无法确证的情况下，只好瞎猜一气：也许菊花外表的金黄灿烂更符合帝王气象?我注意过，在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冰心等作家笔下，樱花时有出现，而菊花罕见。是他们有意忽略呢，还是心有鄙夷?我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六十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启动战争机器的时候，日本天皇无疑是把菊花雕刻在了战争狂人们佩戴的武士刀上。
早些年读过一本研究日本文化的经典作品《菊花与刀》，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独具慧眼，从菊花和刀这两个特殊的意象中发掘出日本文化的内在品质：“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看一看从二战结束到现在整整六十年时光中的日本，我们无疑应当向本尼迪克特女士致敬，她对日本文化模式和日本民族性格的典型刻画，至今没有过时，恐怕也永远不会过时。说政治与花有什么关系，肯定有人认为是荒谬的，但用在日本身上未必荒唐，菊花作为日本皇室的徽记，代表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菊花和代表武士道精神的战刀配伍，让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尤其是对日本侵略有切肤之痛的国家和人民，很难忘却菊花里的刀光、樱花里的阴谋，是军国主义的阴影让这两种不幸的花朵蒙辱含羞。
我不能说是天生厌烦菊花的。每年秋天我所居住的城市街头，到处都有贩卖菊花的市井走卒，我也偶尔驻足观赏，然而一次也没
有买过。我并没有因为菊花在日本的特殊象征关系而非议一种天然花卉，但很久以前我就因为不喜欢黄巢所写的那首杀气腾腾的《不第后赋菊》而对菊花敬而远之了，甚至到了有点神经质似的对作茶饮的菊花也一概拒绝。想一想这样的菊花是不是令人心生恐惧呢：“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杀人如麻的黄巢搅得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伤了元气不说，而且也让腥风血雨中的菊花从此成为众多人心目中的恶之花。黄巢绝没想到，他未竞的心愿在东瀛日本得以实现。这不知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当年日本派往中国的大批遣唐使，恐怕未必不知道黄巢吟咏的菊花有着多么强烈的政治意愿。在本尼迪克特笔下，菊花与刀代表了日本的两面性和矛盾性，也代表了日本的不可捉摸性和反复无常性。我和许多人一样，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德国总理施罗德两人的眼里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前者是飘忽不定的，意味着随时随地可以出尔反尔，批发着言不由衷的辞令，口善而实不善；后者则目光如炬，坚守道义，表明了内心的真诚和承诺，言而有信，一诺千金。我想如果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作一次民意调查，曾经以一国总理之躯向受纳粹迫害的犹太民族下跪的德国会赢得人们的信任，而至今对世界舆论躲躲闪闪连个真诚的道歉都不愿做，甚至不惜抹杀历史事实的日本则会失去信任，那些眼泪已经流干而仇恨仍在胸膛的慰安妇们能宽恕这样的日本么?那些饱经日军铁蹄践踏的国家和人民能放心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么?因为无人不知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是在二战中崛起的战胜国啊!从六十年前的战争策源地到六十年后的经济猛兽，日本的变化似乎永远是表象的、外壳的，骨子里仍然跃跃欲试着极强的征服欲和帝国梦。我知道这一切将使日本这朵菊花不仅不能盛开，而且它所隐藏的刀光，必定会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对它所标榜的亲善心存疑虑。这也就是日本的某些领导人和政治团体为什缶既不能取信于自己的邻国，也不能取信于自己的人民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