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学会了和身边的人攀比，在这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城市里，她的欲望不断地膨胀。穿衣服要名牌，手提电脑和珠宝什么的都不能比人差。为了显示自己良好的家境，她给男友也买了很多东西，而这些是她的工资所无法满足的。
最终她被查出挪用公款十万余元。男友没有和她一起承担，从她的生活里消失了，而平时的那些朋友很多也是对她躲之不及。只有几个死党把自己婚嫁的钱都给她垫出来了，可是离十万还差三万多。她整个人崩溃了，才24岁，她不想坐牢啊。最后她甚至想到了一死了之。
她的母亲是从她最好的朋友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电话打到了村支书家，让人家去叫的母亲。她的母亲听完了朋友断断续续的话后，愣了很久，没说一句话，最后坚定地对她的朋友说：“告诉我的娃，千万别想不开，有娘在。”
她的母亲一生不曾求人，为了找换女儿命的钱，她抛下尊严，一家亲戚一家亲戚地借钱；她卖掉了家里的几头猪，卖掉了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她每月寄的钱母亲都一分没动地存着，是为她应急用的。终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凑齐了三万块钱。
那一次，她的没有出过县城的母亲在上大学的妹妹带领下第一次到了京城，来到她租的小屋里。母亲看到她第一眼，第一句话就是：“孩子，你受苦了。娘给你做点好吃的。”便开始在厨房里忙碌起来。
妹妹在她的身边给她讲着母亲是怎样筹钱的。姐姐，你知道吗?你一直是娘的骄傲啊。娘一直以你为荣，在心里是最喜欢你的啊。姐姐，你很少回家，可能不知道，娘曾为了我们的学费去卖过血。这一次娘也去卖了啊，她还让我一直瞒着你。她原本已经想死的心，一点点地被融化，最终抱着妹妹嚎啕大哭。
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矮小的母亲，做好了她最爱吃的土豆肉丝和鸡蛋汤。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样，只是眼神里的坚定让母亲变得高大。她掀开母亲的衣袖，看到了母亲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娘！”她第一次扑在自己母亲的怀里，像一个婴儿在那温暖的怀抱里找到了重生的力量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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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恒河残稿（1）
按：我几年前与香港凤凰卫视探险队一起考察世界文明的时候，每天要写一段《秋雨录》在电视上播出。其实每天不会只写一段，例如在印度恒河流域参拜佛教圣迹的时候，就多写了不少有关“缘起”的札记。近几年在别处旅行，也有这类语句留存。今从一大堆纸页间选出三十余条，交给想看的朋友。因以写于恒河畔的一些条目领头，统名之为《恒河残稿》。
余秋雨
于甲中冬日
现代科学已经能够勉强说明一个生命的来源。但是，这只是一种片断性的状态描述。
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父母，那么，父母的生命呢?
也许在北宋末年，长江岸边，几个渔民救起了一个落水的行人，这是你的先祖。然后，清代，一群将军阻止了一场即将毁灭整个村庄的战
乱，而这个村庄正生息着你的前辈……
经此类推，千百年间早就被彻底遗忘的一件寒衣、一碗稀粥、一剂汤药、一块跳板、一柱手杖，都可能与你的生命有关。
世上全部善良的点点滴滴，粘连了时时有可能中断的游丝一线。
连我身上的文化，也有绵长的因缘。
妈妈抱着我在乡村中给人写信、教人识字，使我懂得了址初的笔墨，这算是最近的“因果报应”。妈妈又何以识字?几百年的乡塾书声传到她身上，中转过多少固执的贫困的书生?在文字几乎不敷实用的漫长年代，一间间风雪茅舍如何免于倒塌?一个个临终的塾师如何留下嘱咐?每一步都是在不可能中发生的奇迹。
因此，这是无比遥远的因果，落到了我的笔尖。
种瓜得瓜，得豆得豆，这只是说了最后一个环节。
瓜豆的种子来自何方?又是什么因缘使它们进化成今天的瓜今天的豆?如能细细追索，必是一部有关人间生存的浩繁史诗。
人的生命更其珍罕，不知由多少奇迹，聚合而成。说自己偶尔来到世间，是一种忘恩负义的罪过。
为了报答世间恩义，唯一的道理是时时行善，点滴不捐，维护人类生命的正常延续。
因自己的投入，加固人间的正面因果。
宏观的因果，是一种不朽的因果。为此，胡适之先生曾写过一篇《不朽》来表述。
节约了一杯水，细细推导，正面结果将是不朽的；随地吐一口痰，细细推导，负面结果也将不朽。那么同样，美言不朽，恶语不朽，任何一个微笑不朽，任何一次伤害不朽……它们全都轻轻地传递着，曲折地积累着，迟早总会归并成两个世界，一个让人喜乐的世界，一个让人厌弃的世界。
我们遇到恶，大多与我们的行为无关，更与我们的命运无关。
恶的出现，也是宏观因果的产物。多少年前的某个邪念，给世间增添了一份仇恨；千百里外的一次争吵，为文坛留存了一堆脏话；几十年前的一场灾难，为民族加注了几分兽性……
也许，一种过于突然的成功，激发了他人心中的嫉妒；一种过于激烈的实验，导致了社会心态的失衡；一种过于广阔的占领，剥夺了某些同行的机会……
似乎能找到近期原因，其实全是远期原因。
我们怎么能对远处生成的恶，产生多大的仇恨？
唯一能做的事是：它来了，正巧来到我跟前，这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我，把宏观因果中的负面积累，开始改写成正面。
吃得一口饭，因缘可追索千山万水；那么，听得一声骂，心情也应该天高地远。
一个连自己也不敢卫护的人，怎敢卫护自己身上的美德?一个连自己身上的美德也不敢卫护的人，怎敢卫护世间的美德?
对于孩子，父母的骂声是一种剥夺，剥夺
了他本来就很脆弱的尊严。当尊严已经失去，正确的行动又有什么价值?没有尊严的正确又有什么意义?
感谢我的长辈，没有在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骂我一句、打我一下。于是，我在应该建立人格的时候建立了人格，应该拥有尊严的时代拥有了尊严。我正是带着这两笔财富走进灾难的，事实证明，灾难能吞没一切，却无法吞没这样一个青年。
没有挨过打骂的青年反而并不畏惧打骂，因为这个时间顺序提供了一个自立的机会。如果把顺序颠倒了，让小小的生命经历一个没有尊严的童年，那么，我也许只能沉人灾难而无法穿越。
如果说，灾难中的受辱无法动摇我的人格，那么，灾难后的人格必然鼓励我拒绝受辱。
灾难的经历使我看轻灾难，这便是人格的二度自立。
人间尊严的一个关键形态，是美。美有可能被迫失去尊严，但尊严总会转化为美。
美之于人，集中了自信、教养、风度、见识，最终凝结成一种外化形态，举手投足气象非凡。这种气象，使尊严获得塑造，从此不再涣散。
中国式灾难的例行动作，是抢劫他人的尊严。抢劫尊严的必然结果，是彼此践踏尊严，最后谁也没有尊严。
当人群失去了尊严，他们的文化也无法保持尊严。无法保持尊严的文化怎么可能给失去尊严的人群增添点什么?这是一种可怖的恶性循环。
在尊严的问题上，自己和他人处于相同的方位。
看重自己的尊严，一定看重他人的尊严，反正亦然。尊严，在互尊中映现。我郑重地整理自己的衣襟，是为了对对面的人表示恭敬；我向对面的人轻轻鞠躬，也正是在证明自己正是世界的贵客。
这种互尊，如镜内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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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恒河残稿（2）
灾难的脚印总是由伪装道义的脚步留下的。
伪装道义的脚步在哪里最先露出破绽?当它们要以道义的名义践踏他人的时候。
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外，人间灾难的核心便是人整人。
在灾难时代跟着整人，在灾难过去之后便不再整人的人，是一个介乎好人，坏人之间的庸人；
在灾难时代从不伤害他人的人，是上等好人；
在灾难时代整人，在灾难过去之后还在整人的人，当然是坏人；
在灾难过去之后以清算灾难的名义伤害他人的人，则是顶级坏人。
古人云，虽有百疵，不及一恶，恶中之恶，为毁人也。
因此，找世间巨恶，除杀人、制毒、抢劫者外，必是揭发者和批判者。
这后两者，主要集中在文人中。
中国人的素质若要提高，有一个终极标准，只有五个字，那就是：以毁人为耻。
当负面声浪围绕四周时，立即回想自己有没有真的做错什么。如果没有，那么就应该明白，这是对自己重要性的肯定，对自己以全新生态构成对众人挑战的肯定，对自己生命优越性的肯定。
对肯定，有什么可声辩的呢?
谦虚地领受吧，把骄傲藏在心底。
全部表情是：微笑着，又像是没笑。
坊间有《余×之争》、《余×之争》、《余×之争》……而我却不知道发生过这种争论，也不知道这么多争论的对方是谁。
当一个碗要冒充两个碗相撞，它必须先要把自己敲碎。为了引人注意，它要敲得很响，因此碎得彻底。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只见眼前一片瓦砾。
中国有幸，终于到了这个时代，谁也可以不理会那些拦路诘问者。
他们说你背上有疤，你难道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当众脱衣服给他们看。
须知，当众脱衣的举动，比背上有疤更其严重，因为这妨碍了他人，有违于公德。
而那些中国人，看了你脱上衣，还会看上你的裤子……
终于，中国有幸，到了不必脱衣裤的时代。
千万不要与他们辩论。
原因是，辩题是他们出的，陷阱是他们挖的，又不存在真正的裁判。这就像，被拉到他们家的后院去进行一场“篮球赛”。
找不到合乎规格的球场，就不存在比赛。
许多善良的人总是在别人家的后院，一次次败下阵来。
骂骂咧咧的寄生者，其行可鄙，其情可悯。
哈维尔说，只有生过病的人才知道健康的重要。
他是在说一种不良的政治制度对人的启迪，由我们中国人听来，仅一步之遥。
我们终于经过搏斗而获得健康，有人却要我们为当年的生病而检讨。
天下没有一个健康人，要自己或别人成为当年病毒的代表。
因此，应该赶紧为他们治疗。
我的青春，和灾难相伴。
我的搏斗堪称英勇，并把搏斗的脚印留在那块土地。
这是我骄傲的履历。
有人说，为什么要把脚步留在灾难的土地上呢?于是他们疑窦重重的勘探起三十几年前的脚印。
他们自己似乎是“飞”过灾难的，因此与脚印无关，与灾难无关。
与灾难无关的人也与中国无关。没有离
开中国却与中国无关，实在值得同情。
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把勘探当作学习，把脚印当作课本。在他们面前，有一位永恒的导师。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这种英雄气概，未必是指征战，也未必是在山道间。
一位老人这么说——
别人骂了你，十年间，他们除了骂你再也没有写出什么。
你被骂了，十年间，除了没有回骂之外你写完了一切。
有了这份笔墨帐，不必再做其他裁判。
武士最大的风采，出现在剑戟丛中。
剑戟锈蚀了，英雄也就萎谢了。
因此，一听剑戟声在身后响起，就会满心喜悦地自问：这是不是英雄交响乐的序曲?
在这平庸的年代，有谁能享受千军万马向自己奔来的荣耀?
千军万马不可能让一个人受伤，找不到方向的队伍呼喊着一个人的名字胡乱冲撞。
这种呼喊，不管开始是不是捉拿声，到最后，必然成为欢呼。他们把他拥戴成了坐标。
文革灾难结束后，平反了几十万宗冤案。
几十万宗冤案得以成立，至少有几百万名揭发者、批判者、假证人。
冤案平反了，但他们没有受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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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恒河残稿（3）
他们是灾难的主角。只要他们还在兴奋，灾难便仍在延续。
年轻的你们，使我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
同样是二十岁，你们在各方面都比我优越。只有一点我比你们优越，而且你们很难追赶，那就是，灾难使我对善良特别敏感。
我在极度饥饿中向周围的朋友借饭票，伸手接取的时候会迅捷地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神，我能辨识眼神角落哪怕一丝的勉强。
于是，我也彻底明白了善良的本体和边角。
我的《山居笔记》有多重主题，而核心主题则是灾难。
我的一生，将离不开对灾难的研究，并追踪灾难的污迹。
由此，灾难也认识了我，并从此不放过我。
我为研究灾难而遭遇灾难，其情其景，就像那些在SARS期间倒下的医生和护士。
我推开门，还是冲了进去。
佛学家陈瑞献先生对我说：“我这一拳出去，非常慈悲!”
他的拳，打向邪恶；
我的拳，打向灾难。
阿弥陀佛!
我对当代中国文明的一大贡献，是凭着我的篾视，摧毁了好几个伪法庭。
他们已经摆好了审判的架势，历史问题的法庭、强迫忏悔的法庭、咬文嚼字的法庭……
我如果开口一辩，法庭也就成立了。于是始终不辩，连几个伪法官的名字也从不提起。
于是审判不能成立，法庭不能成立，一切
归诸空气。因此他们急了，纷纷出书伪造我的辩词。
对于伪造的辩词，仍然不辩。结果，伪法庭再难撑持，只有那几个神经分明已经失常的伪法官，继续在地下室里声声咆哮，享受着审判的乐趣。
篾视是一把无声的扫帚，使大地干净了许多。
我的文章和我的名字都不想传世。
我只想我的某些文句曾经滋润了某些人的心田，而这些人因此所产生的点滴正面情思，淡淡地影响了周围。周围，又有丝丝缕缕的传递，既不强大又不纯粹，却留下了远去印痕。
没有人记得这些印痕与谁的文章和谁的名字有关。
我的写作，就像我向拥挤的人群递过去一个笑容。
接受我笑容的只有几个路人，引起反应的更少，但他们因我的笑容而增添了一点喜悦，也给别人露出了笑容。
笑容传递下去了，其中个别人，养成了向路人微笑的习惯。
当然，笑容的比喻过于单纯，还可增加一些表情。例如，传递给世间的是一份端庄，一份从容，一份忧虑，一份急切……
总之，传递出人之为人的正常表情，使世间的不良表情，感到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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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莉：上海的现实主义（1）
清明将至，细雨霏霏，我来上海，为故去的亲人上坟扫墓。我来上海多少次了?不记得了。因是喝长江水长大的，长江沿岸的城市，都有稔知感。尤其是上海，有骨肉至亲生活在这里，从小到大，来来往往，积累起来，也是许多个日子，仿佛上海，也就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了。
上坟扫墓，在上海，是每年的一桩大事。清明前后，公共交通公司都要为此开辟公共汽车专线，远到苏杭，嘉定都算是近的了。清明节的扫墓，上海也还有自己的许多说法和专用名词，外地人一般是闹不懂的。比如扫墓供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是青团。麦青草与糯米和豆沙制作的一种糕点。这是新春的时令点心，人爱吃，鬼也爱吃，大家都吃，什么道理?却不知道。我在一家大超市买青团，六只一盒，三元钱。回来路过好德便利店，青团却是一盒六元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同一天，同等大小数量的青团，价格可以相差一倍。好德利便利店是上海人自己开的，是开在家门口的杂货铺，它的服务员是阿姨型的，四十多岁五十出头，胖或者微胖，性格温和，一口上海话，上海的人情世故，无有不懂。上海不像其他许多城市，一味地好年轻姑娘。这些姑娘，脸面也许年轻好看，问她什么，却瞪了无知的白眼，一问三摇头，如此，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就是薄薄的不牢靠，不厚实，不亲和人，可要可不要的东西，就不想买了。上海却不，只要它愿意，它会设法让你把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都乖乖掏出来。阿姨好脾气，耐心教我道理，说：“这青团是好的呀，那青团的是摆摆样子的呀。要是自己吃么，一定要买这青团。那青团呢。大家都是拿去做事的呀。”做事就是上坟。上坟的供果，因最终都是给看墓人拿走，上海人便会选择一些便宜的瓜果糕点，摆摆样子，让仪式得以完成。如此看来，上海人就显得薄情寡义了。可是要说上海人不讲感情，那也不对，年年的清明，家家都出动，大举地做事，其态度与规模，其他任何城市都难以匹敌。一旁忖度忖度，才明白，上海人是实在与理智，怎么也不肯花冤枉钱。清明是一定要上坟的，悼念也是一定不要忘记省钱的。细雨蒙蒙的上海，满大街奔波着扫墓人，昂贵的鲜花与糕点，照样还是消费不了多少。眼里是要噙着泪水的，东西还是要寻找便宜的。上海人把事情做得哀而不伤，有节有度，感情上再难过，心地里总是有把守；钞票花费到什么程度，手指缝都还是捏得出分寸来，绝对不会恣肆汪洋。这便是上海式的现实主义了。
上海的现实主义很是难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树大根深地密布在生活的纹理之中。你进入了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以后，有一天，他们就会告诉你：“法国葡萄酒是好的呀!在麦德龙和家乐福，三四十元，也可以买到很不错的波尔多红葡或者白葡；中国的王朝和长城，那是难喝得来!还要七八十元，千万不好随便买的了。”
关于职业的选择，上海人也是要告诫亲朋好友的，他们说：“现在最好是去做教授。做生意嘛，好是好的来，不过风险大，又辛苦，还要运气好；大多数人，运气都有定数，哪里有那么多的好运等着你呀?做生意嘛一般人还是吃不消。现在在大学做教授，动动嘴皮子，一个月收入上万元还是毛毛雨，又受人尊重，又有派头，现在国家把教育当产业抓，做教授肯定是最好的呀。”
近年来上海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要数卖房。街道上最多的门脸，也是房地产中介公司，三五步就一家。也许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玄乎劲，让上海人嗅出了一种难以把握的不安稳，只有不动产才是最牢靠的。于是家家户户都在盘算并行动着：如何小房换大房、如何大房换别墅、如何买头期开盘房、如何按揭买房出租还贷；今后任你风雨飘摇，房子总归屹立在上海的大地上，上海总归是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人人都想来上海，上海的土地总归上越来越少，因此今后房子的保值升值绝无问题。上海人坚信：上海的住房是一个硬道理。
若以为上海是一个香风温软的城市，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首先，上海总是有十分强劲的风，动不动在窗外呜呜响得怕人，到底是海边的城市，难得中原城市的风和日匾。上海的行事作风同样很硬派，满大街都是硬道理。你在别的城市买机票，
都可以谈折扣，五折票也是经常会有的事情，在上海你就休想。在上海你想安装一部电话，你不往电信局跑几次并耐心排队并提前交足预付款，期望像许多城市那样给电信局打个电话就来人装机，那你也休想。上海大街上的标语，一味都是灌输上海的硬道理，如“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入库，不然几秒钟就会失窃”，“不存放电动自行车，省了小钱失了大钱”，等等，都是特别直白的危险。按说缓缓步入餐厅，应该是有一点诗情画意的事情，而你步入上海的某些餐厅，不当心就看见了餐椅背靠上的广告词：进餐带套一防污染二防被盗!进餐还要带什么“套”吗?这是很突兀很吓人的话，如果对上海的现实主义没有足够的了解，多半要被“进餐带套”吓得诗情画意全无。其实这广告词也就是说：进餐的时候，顾客将外衣和随身小包挂在餐椅椅背上，那么就应该使用一只椅背套子。一般说来，凡诉诸文字的口号标语广告词之类，人们写出来的时候，自然就会考虑一点对称与压韵，艺术感染力什么的，上海却不管这些，上海的文字个个都砸到实处，要叫你懂得害怕，要叫你明白人人都在觊觎你的钱，这就是上海的习惯做法和春夏秋冬，是日复一日的上海日常生活了。
上海人生活得是如此本位，对于国家政治与社会体制与贪污腐败等问题，就是不像其他城市的人群那么关注与激烈。上海人清醒客观的很，根本懒得怨天尤人，要的只是自己兢兢业业地操持自己的日子，所有的日子串连起来即是自己的命运。可以想见，物价再涨，世道再乱，上海人的日子，也会过得稳妥，很难发生饔飧不继的事情。一日三餐是安定团结的最基本保证，既然都可以把握在自己手中，上海人自是心平气和的了。于是乎，上海的温然怡和之气，也就是由大街小巷千家万户，不谋而合地，点点滴滴地发生与散发出来，弥漫在这个长江入海口的城市上空，弥漫在百年来的发展历史里，成为了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基调。
上海的文化基调，走马观花的人大都有误解，似乎上海就是中国的灯红酒绿，花花世界，人人都在享受生命，贵夫人娇小姐小白脸的公子哥儿都在极尽奢靡。世面流传的一些文字，大都也是写写上海的旧时洋楼，今日的酒吧；起死回生于新旧时代之间的爵士乐，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老洋房里头的绅士，江边外滩的水兵；昔日名媛与歌女的香氛丽影，浦江两岸的异国建筑与不夜城的激光灯。这是上海，的确是上海，却不仅仅是上海。这些物质生活与精神形状，在上海在着有着，在巴黎，在阿拉伯世界，在非洲，一样也都在着有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形态，在本质上，不以地域空间划分，而以阶层等级划分，富有阶层都拥有同样的物质，因此形成了他们同样的生活形态。这个生活形态一律都是豪华的，精致的，奢靡的，艺术的，享乐的，这是一个以物质文明的最好为原则的形态，决不独独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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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莉：上海的现实主义（2）
上海是上海人民的，人民是指一个绝大多数的群体，上海人民才是上海文化的代表。是他们创造并发展着上海这个城市最本质的东西：血肉，面貌，语言，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上海人民最善于为个体生命营造安身立命之所；安稳与实惠，是支配他们行为的根本宗旨。上海人民理智面对现实的态度，无疑形成了上海的生存哲学与主义，在当今中国独树一帜。也许你会嫌上海人说话行事大严谨，太精明，太实在，太清楚也太罗嗦和大绵长，密密匝匝，嘀哩嘟噜，没完没了，不留空隙，缺少飞白；那你就得去武汉这样的城市。到湖北去，到四川去，到东北去，到西北去，到山更高水更远的地方去。武汉大街上的标语，长的是：明日拆迁实无奈，今日挥泪大出血。短的只有两个字：瞎卖!更有多情博爱的：本店一律跳楼价!朋友，只要你来，我就为你跳楼。无论是瞎卖，还是挥泪，还是跳楼，文字里都透出疯癫痴狂，写字人的骨子里头，都是激情荡漾的，完全是一种不顾现实的态度，都可笑，可恨，也可爱，看了叫人牙痒痒。却原来，上海才是关怀人生的冷暖温饱的，上海才是一个温情的市民城市；武汉这种江水奔流的城市，到底总是江湖的，动不动就是雅兴一来诗下酒，豪情一去剑赠人；动不动就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动不动就是革命自有后来人，砍头只当风吹帽。激情过后呢?剩下的漫长时日呢?武汉人没辙了，搞不好就容易自暴自弃了。却原来，还是依靠上海的现实主义，才可以支撑漫长的日子；支撑得好，也才会有国富民强的可能性。对于现今的中国，对于现今许多烦燥不安、心气不顺的中国人，对于那些时，时刻刻有可能变成亡命之徒的迷乱者，上海的现实主义的确是好的呀——“好的呀”是上海人的口头语。
从中国医学的角度来分析，上海的现实主义不是鹿茸，不大补；不是大黄，不大泄；不是吗啡，不麻醉；不是罂粟，不痴狂。上海的现实主义是冬虫夏草，性味平和，是中国的温补，既补内虚，也补外躁，还固本生精，提高免疫力。这是我学过医的毛病，喜欢乱开处方，不过是一个玩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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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山山：四十年前的爱情（1）
我一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这个故事。
无论从什么地方讲，都有一种痛在心里搅动。
44年前，1961年，有一个叫马景然的高中女生，考入了解放军西安炮校，成为一名女兵。她很开心，不仅华裔是穿上了军装，还因为她的恋人也和她一起考入了。或者反过来说，她是跟她恋人一起参军的。恋人叫任致逊，其父母是好朋友，两家都是抗战干部，关系很好，他们从小认识，可谓青梅竹马。
他们到部队的第二年，就赶上西藏部队招收外语干部，从他们学校挑选了一百名学员进藏学外语。任致逊被选上了，马景然得知后也坚决要求去。领导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也特批她加入了进藏队伍。这样，马景然就成了那支队伍里惟一的女兵。
年轻的队伍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到兰州。在兰州，他们与从北京选来的另一百名高中生汇后了，马景然就成了二百个学员里惟一的女兵。然后他们又从兰州出发，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进拉萨。一路上火车换汽车，汽车换步行，风餐露宿，日夜兼程。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兵站都没有房子，露宿是常事，吃的也很差，还有高原反应，还有寒冷，还有数不清的困难。可马景然一直和所有的男学员一起往前走，和那二百个男学员一起住帐篷，吃干粮，栉风沐雪。每天晚上，她都睡在男学员大帐篷的角落里。没人知道她是怎么适应那个雄性的队伍的，伤心的话，或者一声叹息，一切的一切，她都默默的承受着。
到拉萨后，正赶上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打响，学习的事自然推后，他们全部投入了工作。他俩和一批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俘虏营，做俘虏的教育管理工作。
仗打完后，他们前往建在西藏扎木的西藏军区步兵学校，在那里读书学习。扎木那个是方我去过，在藏东南，海拔相对较低，树木葱郁，氧气也不缺。在那里建学校，肯定很适宜学员们读书。学校开设了英语，印地语，尼泊尔语等专业。教员都是从各个大学和外交部请来的老师专家，马景然是学校里仅有的女学员。住宿仍很困难。当时一个区队一个大房子，房子里两排大通铺。男生一个挨一个。在大房子门口，有两个小储藏室，一边住区队长，一边就住马景然。
整个学校除了她，就还有两个教员的家属是女人了。边个女教员都没有。我不知道马景然是否寂寞，是否孤独？虽然她和任致逊在一个学校，毕竟，是集体生活，他们不可卿卿我我，花前月下。连单独在一起的机会都很少。我努力想象着马景然在那里的生活，还是很难想象出。我只知道她很内向，话不多。还知道，她和任致逊都学习印地语，成绩优秀。噢，还知道马景然中等个儿，长得秀丽文静，任至逊则高大英俊，一个帅小伙。
他们要扎木度过了三年时光。尽管有种种的不便和困难，但对马景然来说，那三年是她最安宁最幸福的三年：守在爱人的身边，潜心读书。
1967年他们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两人都留校当了教员。我相信这其中也有领导的一片心意，想让他们在一起。于是他们打算马上结婚。从1961年进藏，他们已经待了六年了，实在该结婚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1967年10月，西藏边境局势再次紧张，亚东方向发生了炮战，两人将婚期再次推后，前往部队参战。任致逊直接去了亚东前线指挥所，马景然在军区联络部工作。分手的时候他们重新约定，等这次战事结束后就结婚。
可是——又一个“可是”，我怎么也不忍心说任致逊已经牺牲，只说负了重伤，正在抢救。马景然焦急万分，恨不能立即飞到任致的身边去。他们等了六年了。无论如何艰苦，无论如何困难，他们都一直在一起。这回仅仅分开几天，他就出了意外！怎么会这样？他们约好了战后就结婚的啊。
我不知道马景然当时想了些什么，我只知道她从得到消息后就泪流不止。部队马上派了辆车，送她去亚东。车是一辆老式的苏联嘎斯车，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像样的车啊。一个干事陪着她，急急上了路。走的是那条我很熟悉的路，从拉萨出发，过羊八进，再翻越雪古拉山，然后下山，然后到了一个叫大竹卡的地方。
就在那个叫大竹卡的地方，他们的车翻了！马景然加为一路悲伤哭泣，完全没注意到车子发生意外，她坐在后面，却一头栽到前面，额头撞在车前玻璃窗的铁架上，血流如注，当场牺牲。
她真的随他而去了！那么急，那么不由分说。好像任致逊在那边喊她一样，她连“嗳”一声都顾不上，就奔过去了。
我听到这里时，惊得目瞪口呆。心痛、心疼不已。
惟一能够安慰的是，马景然到死也不知道任致逊已经牺牲，而任致逊牺牲时，也不知道马景然银快也要离开人世。在他们彼此的心里，他们都还活着。他们只是不约而同的一起走了，共赴黄泉，他们那边去活，去相爱。也许在他们很少的情报话中，有那么一句：至死不分离。如果还有一句，是永不失约。
马景然和任致逊牺牲后，双双被追认为烈士，一起安葬在了日喀则的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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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山山：四十年前的爱情（2）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他们知道他们在一起了吗？
在马景然的二百个男同学里，有一个，是我认识的王将军，是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的。他讲的时候很激动，一再说，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这才是我们西藏军人的爱情。
王将军已经退休，他曾在日喀则军分区当过五年的政委，每一年，他都要去为他们二人扫墓。每次反墓，他都会生出一个强烈的心愿：如果能把两人的灵丘合葬在一起该多好。他们那么相爱，那么想在一起，生不能如愿，死后也该让他们如愿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将军说，他心愿一直没能实现。他只是将二人的陵墓进行了修缮。
王将军的心愿也成了我的心愿。我把这个惨烈的爱情故事，讲给了一位仍在西藏任职的大校听，同时把王将军的心愿一起告诉了他。我说，真的，如果能将他们合葬，该多好。不但可以安慰他们的在天之灵，还可以让这个爱情故事永远传下去。
大校沉吟片刻，说，我来试试看。
大校于是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在日喀则任现职的另一位大校听。那位大校也被感动了，说，我去办。
我满怀期待的等着。可以说，我是为自己在期待，期待自己被这个爱情故事灼伤的心，能够得到抚慰。我还想，下次去日喀则，一定要去烈士陵园，一定要去祭扫他们的陵墓。
一周后，我终于等到了回复。出乎我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现将日喀则民政局的信抄录在这里：
日喀则地区烈士陵园现葬有1967年10月在亚东炮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任致逊和其在同一部队服役的女友马景然（在大竹止翻车事故中牺牲）的两位灵丘。根据其战友意愿，现要求将两人灵丘合葬在一起。经我局了解，合葬一事既不符合 家规定，同时又将违背当地的民族风俗。故不适宜掘墓合葬。
特此证明
日喀则地区民政局
2005年7月22日
除了两封回复的信，还有两攻照片，即两位烈士的陵墓的照片。看得出陵墓的确修缮过，但也看得出，两座陵墓不在一起。也许当时安葬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恋人？或许知道，但不允许在烈士陵园体现儿女私情？
无论怎样，民政局的同志是对的。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了王将军，王将军也这样说。仔细想想，我们提出的要求的确不妥。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而且那是烈士陵园，又不是其他墓地，怎么可能随意掘墓合葬呢？我们只从感情出发了，没考虑周到。
当然，我们也没错。
爱不会错。他们相爱。我们爱他们爱情，他们的爱情在越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风沙、人世沧桑后，依然鲜活。
我知道他们至今仍彼此相爱着。
你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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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少年时代的一次出走（1）
小时候我喜欢在家门外的海边玩耍和远眺。我万没想到自己曾经沉湎的海滩，现在成了每一个到广西北海的人不可不去的地方——那里已经筑起了一道堤坝，把海水阻隔在坝下。沙滩被填平了，建成了著名的外沙海鲜大排档。每当夜色降临，坝上一片灯火闪烁，来吃海鲜的人们摩肩接踵，丝竹之声、欢声笑语和海坝下浪花的低吟，交相鸣响。几十年后，重归故里，走入这繁华奢靡的所在，一种深深的遗憾不由得升上心头。我笑对陪我前来的亲戚们说：“我真是宁可不到这里吃海鲜，也要找回我少年时代玩耍的地方呀!”
当年的海滩，沉静而平和。从临海的珠海路一条长长的台阶走下去，就是沙滩了。涨潮时海水会漫过沙滩，涌到珠海路的房后。一只只小小的摇橹船，把大船上装载的越南大米，摆渡到珠海路商家的后门，卸在仓房里。落潮时，长长的海滩就展现在眼前，跑来跑去的寄居蟹，在阳光下闪闪烁烁。远处，海水波光粼粼，风帆高扬的渔船，在海天之间出没……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我6岁，上小学一年级，是老祖母溺爱的陈氏家族的独子。祖母，当然恨不得我在她的眼皮下，跟着她去买菜、串门，而珠海路码头下的海滩，却是我流连忘返的所在。
没有什么比海滩和码头更适合孩子们玩耍。层层叠叠而来又层层叠叠而退的海浪，像是充满了灵性，和你嬉戏打闹。沙滩上的每一块石头下面，都躲藏着无数的小螃蟹，把石块掀开来，它们像溃散的兵士一样四处逃窜。而捉拿这些溃散的小螃蟹，把它们装入瓶子，就成为了我永远的功课。我也曾向年龄稍长的孩子学习，回家找一把铁锨，在沙滩上寻觅，发现沙虫独特的气眼，一锨铲下去，居然也能挖出北部湾特产的沙虫。挖了几条便觉战果辉煌，兴冲冲地跑回家去，让祖母煲汤。而码头上渔船归来之夜，更是北海人盛大的节日，此时也成为了孩子们释放自由天性的时光。我现在已经记不准那是深夜还是黎明时分了，反正正是我们已经酣睡的时候，屋外忽然传来巨大的喧闹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以从未有过的兴奋从床上跃起，穿衣找鞋，追着祖母奔将出去，只见满街走动着人影，许多人手里晃动着桅灯，渔民们把一筐一筐新鲜的海产抬下船，沿着码头排在岸边，祖母们或许是被海货所吸引，不再对我们严加管束，或许是要价还价的声浪过于嘈杂，无心理会我们的喧闹。我们就在讨价还价的人流中转来绕去，我们还趁机窜到摇橹船上，一趟一趟往来于码头和锚地之间……玩够了，我们被挎着菜篮的祖母们牵着回家，尽管不情愿，倒也不反抗，因为跑了一夜，说实在的有些饿了。祖母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新买的鱼虾。新鲜的煎鱼和甜美的鱼汤，是多么好吃啊!……
家乡的沙滩和码头留给少年的我无尽无休的回忆，但当年站在沙滩上最惹动我心思的，竟然还不是这些，而是散落在沙滩上的木屑片。有一天我呆坐在码头上远眺，不经意间看见了它们。我知道它们都来自眼前这浩淼无际水天茫茫的大海，我便老想着在遥远的地方，有一艘船曾经经受了狂风巨浪的撕扯，最终被扯成了碎片，又被送到岸上来。我越想，越认定这些就是那撕扯的残骸。想到这里，心里越发悸动起来。现在回想起来，当初心灵的悸动，恐怕还和祖母告诉我的一些家族故事大有关系。我们家族似乎是有一种出走的传统。再早的事情已经无从查考了，从我爷爷那一辈，有一件事情影响了北海陈家的命运：那就是我爷爷的哥哥——我应该叫伯爷的——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某一天离家出走了，那时他才十几岁。他出走的时候，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曾祖母，正带着他和我的爷爷在北海街头卖饼。那时的南中国沿海，正流行着到南洋发财的梦想。我的爷爷和伯爷，并不甘心于卖饼为生，于是两兄弟密谋了出走的计划。长子的出走，使曾祖母悲痛欲绝，她却没有想到这就是陈氏家族中兴的开始：几年后，我的伯爷竟衣锦还乡了。据说，他是在印尼苦干，创下了浩大的基业。回国以后，伯爷把在印尼赚的
钱交给仍在卖饼的弟弟——也就是我的爷爷——打理，陈家联合几家华侨，成立了北海第一家股份公司——“东华电灯公司”，由此，陈家逐渐发达成北海的豪门……作为陈家的儿媳，我的祖母，当时似乎忘记了陈家的“东华公司”已然公私合营，还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缅怀里，而少年的我，似乎也没有后来那么高的“阶级觉悟”，被先辈们的壮举而感动着。甚至一看到那些碎木片，就不由得想起漂泊向南洋的船。
我没有研究过儿童心理学，因此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散落于海滩上的木片何以又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引起我心灵越发强烈的悸动。其实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我都没有任何理由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那时我已经6岁，却还从未见过我的父亲。1949年我母亲怀我不久，我父亲就乘船到广州去了，名为求学，实际也因为厌倦了封建大家庭中的倾轧。最为惊心动魄的事情是，他所乘的船在南海七星洋遇到了台风，倾覆于海中，他抱着一根木头，在四层楼高的海浪间漂荡，差一点使我成为遗腹子。祖母说，父亲行李尽失，几乎是赤条条回到家中，又打点行囊，负笈远行。父亲到广州后，恰逢广州解放，他便参加了革命，被派往北京，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留校任教。就这样，直到6岁，我所认识的父亲，都来自从北京寄回的照片。我想，或许是关于父亲的故事里有一条被七星洋的风浪撕扯碎的船?当时我甚至冒出了一个古怪的念头，我认定这些碎木片来自七星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