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上曾经有过、还将继续有无数孩子出走的故事，有的原因清晰明了，有的原因却朦胧难辨，成人后，回想当年出走的原因，我还是难以自圆其说。我的祖母和亲戚们，对我关爱有加，并没有丝毫的责罚或冷漠，我的妈妈当时在桂林读大学，不时有书信慰抚，也不时回来看望我和姐姐。到底我为什么要出走?我只能解释为对新生活的好奇和对父亲的渴望。
在海滩上看见那些碎木片之后，我决定离开我的祖母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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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少年时代的一次出走（2）
我毫无准备。一个6岁的孩子，你还指望他备好充足的粮草衣物、细软钱财进行一番“胜利大逃亡”吗?
我家的门外，是一个大空场。空场上停满了木轱辘牛车。农人们赶着牛们，吱吱扭扭拉它们前行。远远的，我看见平林漠漠，树梢上有高耸的高压线，当时我认定那就是和火车有关的东西。火车我是听说过的，我的爸爸，就是坐火车到北京去的，然而火车是什么样，我没见过。我认为，高压线那边，就是火车站，到了那儿，就可以去找到我的爸爸了。我佯装要坐牛车兜风，哀求一个农民，把我抱上了他的牛车。牛车沿着泥泞的土路，朝远处走去。
家，是越来越远了。天，也越来越黑了。赶牛车的把式时不时地发问，孩子你还不下车吗?天黑了可回不了家了呀!当时我往前望望，已经看不见“火车站”的影子，往后看看，我家的庭院也隐没在暮色里，心中一阵恐慌。突然从牛车上蹦F来，踏着泥泞，飞也似的往家跑去……
我的祖母正在家里为我的迟迟不归而心焦，部署着我的姑们姨们准备四下寻访，见我两脚泥巴一身汗水出现在门口，自然是破涕为笑，骂了几句，以为我贪玩不归，哪里知道我实行了一次未遂的出走!
回顾我的大半生，出走，似乎构成了我心灵的主旋律。有些成功了，有些和少年时这次一样，未遂其愿。不管是否如愿，换一种生活，换一种活法，这念头一直在我的心中蠢蠢欲动。
或许，来源于家族的遗传?或许，来源于少年时代的尝试?
当然，写出这些，决不希望少年朋友也去尝试，但我希望每一个人不要因为岁月的淘洗，磨灭了一颗“走异路、寻他乡”的心。
我的老师草明
草明老师去世的前几年，记忆力已经大大减退了，不少人告诉我，她见到老熟人时，每每很不好意思地笑笑，显然已经认不出来。可是我每次见到她，她总是很开心地叫出我的名字，问寒问暖，关怀备至，有一次甚至问起我的父母，我告诉她，我的父母已经先后去世，她和我回忆起当年到我家中和我的父母话家常的情景，一脸凄然的神情。
“那时候你二十几岁?”她问我。
我告诉她，24岁。
“年轻啊。”她感叹。
我认识草明老师，是在1973年。那时我还在京西的煤矿里当一名掘进工人。其时“文革”已经进入中后期，似乎是江青们要搞一些歌舞升平，因此通知各单位找一些“工农兵”，讴歌一下那个“时代”。我虽然在煤矿混得并不好，刚刚从“反革命嫌疑”的阴影中走出来，因为有一点舞文弄墨的专长，也忝列“工农兵”之列，到北京“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参与了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制作。那时候，“三突出”正大行其道，文学作品动辄得咎，而给我们当责任编辑的李炬同志，显然是刚刚恢复工作，心有余悸，实在是不知道这类作品该如何写法儿。我还记得，我的一篇万把字的小说，竟改了8稿之多。和我一起写稿的其他作者，也被弄得“废稿等身”。有一天，李炬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很神秘地告诉我们，写工业题材，有一位老作家是行家，她打算把我们的作品给她送去，听听她的意见，但有一个条件：不许对任何人说起。就这样，我们的作品，在那样一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被送到了草明那里。
那时的草明显然还身处窘境，“文革”初期的狂风恶雨虽然基本过去，但十七年“文艺黑线”的阴影，仍然扣在作家们头上。草明那时住在史家胡同，过去宽敞的房子已经被人占据，只给她留了两间很黑很小的房子。我记得那房子潮且阴，狭小的一间是她的书房。书房中挂着的两张照片使我终生难忘。一张，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和毛泽东、朱德等领袖人物的合影，经草明老师指点，我们在朱德同志身边，找到了青年草明的身影；一张，是鲁迅先生和木刻家们谈话的照片。大约二十五年后，承蒙沙飞的女儿王雁寄赠《沙飞摄影作品集》，我才知道这张照片出自这位险些被历史遗弃的摄影家之手。这两张照片之所以使我终生难忘，因为此后我曾经先后去过草明在三里屯的家和安定门的家，发现不管她的家迁到哪里，这两张照片始终挂在她的书房。不难想见草明对鲁迅、对延安的那次座谈会的感情。当时，我们五位来访者，就挤在史家胡同那间仅可容膝的小房里，听她评价我们的作品。她针对每个人的作品都讲了些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她讲到了人物的刻画和语言的独特性，这对在“三突出”氛围下创作的我们，有如春风化雨。我还记得草明老师对我的作品褒扬有加，使我在同行者中颇为得意。
那时文学艺术百花凋零，漫说文学史上的名著，就连十七年的作品都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借助家里的藏书和先母任图书管理员之便，我还是读了不少中外文学作品的。草明的《原动力》、《火车头》早已闻名，特别是以鞍钢生活为素材写成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给我的印象就更深了。我甚至还在读书笔记里梳理过《乘风破浪》的主人公宋紫峰的性格线索。草明老师平易、谦和，特别对青年工人，尤为热情。后来我才发现，不少青年工人中的文学爱好者，都是草明家的常客。她甚至还曾在第一机床厂办过文学小组，培养出了好几位工人作家。自从草明给我做了第一次辅导以后，我也成了史家胡同的常客。每次从100公里外的矿区回来，都会到草明老师家中小坐。
初涉文场的我大概和许许多多文学青年一样，更多地关心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在“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时代，这种急功近利的追求，往往是一个人人生和文学败笔的开始。草明老师和我接触之初，大概也感受到了我急于靠文学改变命运的急切?几乎每一次求教，她都要对那个时代的所谓“文艺理论”发表犀利的批评，重申她的文学主张。对于我来说，当时那些话之“出格”，真有一点让人心惊。回想起来，她直言不讳地对一个文学青年作出关于人格和文品的告诫，越发让我感到温暖。
1973年底，我在井下劳动时遭遇工伤，胸12腰1脊柱骨折，锥突粉碎性骨折，左腿肌肉萎缩。当时我的一篇小说经草明老师指点，带回矿区修改了，说好再回北京时，要送去请她看的，因为我住院，只好爽约。为了解释此事，我躺在病床上给她写了信。草明老师当即回了信，关心我的腰伤，告诫我静养，同时说因为矿区太远，她不便看我。但何时出院回家，一定要告诉她。她会到我家中看我。
当时我家住在西郊人民大学，离地处东城的史家胡同已经是相当远了。我记得那是我从医院回家养伤后一个暖洋洋的冬日，草明老师找到我家。我的父母为她的来访大感意外。草明老师身材瘦小，鹤发童颜，轻声细语，和他们聊得很投机。先父先母都是广东人，而草明家乡广东顺德，于是聊得更加亲切，好像最后干脆用了粤语。在我父母一再挽留下，她在我家一起用了简单的午餐。午饭后，看了我的小说，略加指点，对我的伤情则更多地叮咛。我架着双拐，一点一点地陪她走到人民大学的门口，看着她那瘦小的身躯，挤进沙丁鱼罐头一般拥挤的332路汽车。
这一幕，永远印在了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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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少年时代的一次出走（3）
四年后“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上了大学，因为学习太忙，草明老师的家渐渐去得少了。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北京作协从事专业创作，其时草明老师已经调到了中国作协，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只是每年去看望她一次，同时在出席一些文学活动的时候，见到她，趋前问安而已。
至今我仍然在后悔，那几年为什么疏于看望她，以至她对我还有一些误解。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多少理由都无法洗去我的内疚。
终于有一次，草明老师忍不住了。
那次是参加《工人日报》一个征文活动的评委会，和草明一起开了一上午的会。吃午饭的时候，她问我：“建功，怎么很久不到我家去了？”我很不好意思地说：“真是对不起，我净瞎忙了，如果您有时间，我今天就陪您回去，跟您好好聊聊?”她显然很高兴，也显然有什么话要对我说。饭后我们到了三里屯她的家。我还记得我们一人坐在一把竹椅上。草明老师问我：“你很久没来我家，是不是因为听到了关于我的什么说法?”我这时才深深地自责，因为自己的疏懒，竟引起了老人家的误会。我很诚恳地告诉她，我之简慢，和什么什么说法毫不相干，和文学界的一些不同观点，也毫不相干。请她不要误会，因为纯粹是我个人的不周而已。尽管我来得少，但请她相信，她的教诲之恩，是没齿难忘的。说着说着，我看到草明老师竟揩起眼泪来，便更加惶恐，不敢再说下去。
现在，草明老师已经远行不归，想起几年前的一幕，我觉得自己的心头又涌起深深的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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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底层情缘
春节刚过，我收到一个寄自江西省农村的快递邮包。我十分惊愕，因为江西没有我的亲友，打开包裹一看，是一块腌肘子。仔细查看寄件人的姓名，邮寄人叫吴成丰。就在同一天，我去值班室取报纸的时候，值班人员又递给我一个包裹，说是一个湖南女孩送来的，上楼找我不在，便把这包裹放在这儿了。我打开一看，是两条湖南特产的鱼干。
在2005年的春日这两件事儿给我增添了不少的快意。之所以如此，因为这是来自遥远南方的情意，赠物人都属于弱势群体中的打工族。那个给我送咸鱼干的女孩，是我们楼下餐馆的服务员，想必是她春节回乡探亲归来，给我带来的家乡特产。平日，我常到这个小餐馆独饮，随手带去的报纸和刊物，便顺手送给她了。因为她是湖南岳阳地区的高中生，为谋生到北京来打工的，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给她一些报刊让她能与文化相伴伴，聊以充实她枯燥而单调的生活而已。社会五颜六色，每天充满各种诱惑，对于一个来自农村的清纯女孩，好的书刊可以当成防腐剂，让她在奋斗中不至于自我迷失方向。仅此而已。我想：她送来的家乡特产，可能是对我的一种答谢吧？！
通过邮政快递送来猪肘子的打工者吴成丰，他在邮件附言中说，他无以答谢我对他的帮助，家里年底杀了一头肥措，便邮来刚刚腌好的猪肘，让我尝尝新鲜。我觉得农村生活相当清苦，杀上一头绪过年，怕是他们一家人新春时节的最高享受了，我怎么能接受这么珍贵的馈赠呢。但是东西已经邮来了，给他退回去?无疑会伤害他的心；不退回去，吃那猪肘子时我和妻子将如何下咽?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妻子想出来一个办法，按照快递单据上的地址，给他家寄去200元钱。直到她办完了这桩事，我俩忐忑不安的心，才算安顿了下来。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没过上几天，那200元钱又被寄了回来，吴成丰在汇款附言里写了这么几个字：老师，你们曾关心过我的冷暖，给过我精神上的火光，我家虽然很穷，但不能花你们的钱。我和妻子顿时愣住了。
说起来，我和他所以相识，缘起于他是装修队里的一个油漆工，去年冬天曾经在我家粉刷过我的书房。一个北风吼叫的日子，室外温度已然降到了摄氏霉下10度，妻子看见小吴只穿着一件单衫，出入于楼内楼外搬运装修我家书房的涂料，冻得直流清水鼻涕，便把我的一件羊毛背心送给了他，并让他立刻穿在身上。记得，这个小吴当时挺惹我生气的。他说他为冷，死活不肯收下这件“雪中送炭”的暖身之物。为此，我对他发了脾气说：“你如不穿，就别干活了。我看你这个样子心里难受。”小吴大概不愿丢了这份工作，最后十分无奈地把毛背心穿在了身是。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我觉得这个小青年的自尊心有点出格，内心深处对社会似乎有某种仇视心理。于是，我主动找他聊天，想解开这个谜团。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他对我倾吐出来的东西，让我对打工族生活之艰辛，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小吴为谋生，足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在广东、海南、上海打工期间，受过工头的蒙骗，遭遇过社会的白眼——特别让我为之动情的是，他在广州打工期间，还被人打断过肋骨。最最让我想像不到的是，他还是个文学迷——当他从我的书橱里把我的著作，与我的名字对上号时，便给我带来了厚厚两本他写的杂记，其中有古诗摘抄，有对当今诗词的针砭；有对为富不仁者的冷嘲，有对他童年生活的回忆……一句话，他是个有鲜明个性的青年。用文学的尺子去丈量，这些胡涂乱抹的文字，还远在文学的门槛之外，但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个血性青年。因而对他不接受我毛背心的馈赠，就找到了内在的根据。从这时起，我对这个打工者的怜悯之心便油然而生。
我与他聊写作，与他谈人生。有一天，我特意到民工们同住的屋于里去看望他，并给他带去一些稿纸和几本书籍。书籍中有我初涉文学时的感懵《文学的梦》，有刚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龟砷》。在《文学的梦》这本书的扉页上，我特意把英国作家萨克雷在小说《名利场》中的几句人生格言送给了他。这几句人生格言是：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记得，小吴读了这几句话后，立刻对我说：“这对我太重要了，谢谢你，从老师!”我说：“你别谢我，这位老师在英国，早入土一个多世纪了。因为在我二十年劳改中，这几句人生格宫，曾给过我生活的勇气，现在我转赠给你。”
我的书房装修完毕的时候，已接近年底了。他回江西老家过年去了，便有了腌猪肘子飞到我家的事儿，我自己曾叩问过自己的心灵：那么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者，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行善行得过来吗?自审之后的心灵回声是：北京住着几百万打工者，悲情故事天天发生，不要说我一个文人；就是政府的民政部门，怕都难以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信守的格言是：只要是让我碰上了，就不能装成一个色盲，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温暖。
仔细推敲起来，这种精神本能的形成，除了我出生在农村之外，更大的原因，可能与二十年底层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我经历过苦难，我知道难的沉重；我遭遇过社会的白眼，我知道白眼丰富的社会内涵。如果我来个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变成只会向上看天、而不会向下看地的“势利眼”，那就是精神的解体和灵魂的堕落。
记得，那是在十年前的1995年，家里进行过一次粗装修，一下子九只来自湖北的“九头鸟”飞进了我的家。说起来，可能会让城市人感到不解，我与他们有时同吃，晚上还有时挤在他们之中，与他们一块看电视直到更深。我这种十分随意的态度，反而使那些“九头鸟”有点不好意思了：
“你老不怕我们脏?很多涂料味道是很难闻的！”
“你老听湖北话，是很费劲的，为什么还爱听?”
“你老是不是在体验生活，准备拿我们做模特?”
“我们走了许多城市，还没有见到过你老这样的人呐!”
对此，我只是笑笑，不作回答。因为讲起我的生活经历来，不仅劳神费心，而且会把自己带入从前，无沦对于他们还是对于自我，都不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因而在一段时间之内，我在他们面前，是一个不解的谜团。当时正是夏末秋初，我让他们轮换着到我的住室里来洗澡，其中有的人瘸了，妻子还要尽医生的义务，为他们打针，让他们服药，我记忆中最难忘却的一天，是1995年的国庆节，那天我和这九只“九头鸟”一起喝酒，状若长者与晚辈共欢；之后我又与他们一起拍照，把洗印好的照片，分别送到他们每个人手中。事出有因情到此还不算结束，我通过媒体将他们的照片，发表在这些湖北娃的老家——黄岗地区的报纸上，让他们家乡父老，都能看到他们娃儿在北京的生活情况。因而，当这几只“九头鸟”飞到别的城市去打工的时候，有的给我来信，有的路过北京时，给我送来当地的土产。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要把打工者留下来，在对杯中享受与上层酒宴迥然不同的底层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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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怀念老陆
近些天常常想起老陆来。想起往日往事的那些难忘的片断，还有他那张始终是温和与宁静的脸，一如江南的水乡。
老陆是我对他的称呼。国文和王蒙则称他文夫。他们是一代人。世人分辈，文坛分代。世上一辈20岁，文坛一代是10年。我视上一代文友有如兄长。老陆是我对他一种亲热的尊称。
我和老陆一南一北很少往来，偶然在京因会议而邂逅，大家聚餐一处，老陆身坐其中，话不多，但有了他便多一份亲切。他是那种人——多年不见也不会感到半点陌生和隔膜。他不声不响坐在那里，看着从维熙逞强好胜地教导我，或是张贤亮吹嘘他的西部影城如何举世无双，从不插话，只是面含微笑地旁听。我喜欢他这种无言的笑。温和、宽厚、理解，他对这些个性大相径庭的朋友们总是抱之以一种欣赏——甚至是享受。
这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与世无争”。没有一个作家会在思想原则上做和事佬。凡是读过他的《围墙》乃至《美食家》，都会感受到他的笔尖里的针芒。只不过他常常是绵里藏针。我想这既源自他的天性，也来自他的小说观。他属于那种艺术性的作家，他把小说当做一种文本的和文字的艺术。高晓声和汪曾祺都是这样。他们非常讲究技巧，但不是技术的，而是艺术的和审美的。
一次我到无锡开会，就近去苏州拜访他。他陪我游拙政、网师诸园。一边在园中游赏，一边听他讲苏州的园林。他说，苏州园林的最高妙之处，不是玲珑剔透，极尽精美，而是曲曲折折，没有穷尽。每条曲径与回廊都不会走到头。有时你以为走到了头，但那里准有一扇小门或小窗。推开望去，又一番风景。说到此处，他目光一闪说：“就像短篇小说，一层包着一层。”我接着说：“还像吃桃子，吃去桃肉，里边有个核儿，敲开核儿，又一个又白又亮又香的桃仁。”老陆听了很高兴，禁不住说：“大冯，你算懂小说的。”
此时，眼前出现一座水边的厅堂。那里四边怪石相拥，竹树环合，水光花影投射厅内，厅中央陈放着待客的桌椅，还有一口天青色素釉的瓷缸，缸里插着一些长长短短的书轴画卷。乃是每有友人来访，本园主人便邀客人在此欣赏书画。厅前悬挂一匾，写着“听松读画堂”。老陆问我，为什么写“读画”不写“看画”，画能读吗?我说，这大概与中国画讲究文学性有关。古人常说的“诗画相生”或“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这—些诗意与文学性藏在画中，不能只用眼看，还要靠读才能理解到其中的意味。老陆说，其实园林也要读。苏州园林真正的奥妙是这里边有诗文，有文学。我听到的能对苏州园林做出如此彻悟只有二位：一是园林大师陈从周——他说苏州园林有书卷气；另一位便是老陆，他一手道出欣赏苏州园林乃至中国园林的要诀：读。
读，就是从文学从诗的角度去体会园林内在的意蕴。
记得那天傍晚，老陆在得月楼设宴招待我。入席时我心中暗想，今儿要领略一下这位美食家的真本领究竟在哪里了。席间每一道菜都是精品，色香味俱佳，却看不出美食家有何超人的讲究。饭菜用罢，最后上来一道汤，看上去并非琼汁玉液，入口却是又清爽又鲜美，直喝得胃肠舒畅，口舌愉悦，顿时把这顿美席提升到一个至高境界。大家连连呼好。老陆微笑着说：“一桌好餐关键是最后的汤。汤不好，把前边的菜味全遮了；汤好，余味无穷。”然后目光又是一闪，好似来了灵感，他瞅着我说：“就像小说的结尾。”
我笑道：“老陆，你的一切全和小说有关。”
于是我更明白老陆的小说缘何那般精致、透彻、含蓄和隽永。他不但善于从生活中获得写作的灵感，还长于从各种意味深长的事物里找到小说艺术的玄机。
然而生活中的老陆并不精明，甚至有点“迂”。我听到过一个关于他“迂”到极致的笑话。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老陆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据说苏州当地政府不知他这职务是什么：级别”，应该按什么“规格”对待。电话打到北京，回答很模糊，只说“相当于副省级”。这却惊动了—地方，苏州还没有这么大的官儿，很快就分一座两层小楼给他，还配给他一辆小车。老陆第一次在新居接待外宾就出了笑话。那天，他用车亲自把外宾接到家来，但楼门口地界窄，车子靠边，只能由一边下人。老陆坐在外边，应当先下车。但老陆出于礼貌，让客人先下车，客人在里边出不来，老陆却执意谦让，最后这位国际友人只好说声“对不起”，然后伸着长腿跨过老陆跳下车。
后来见到老陆，我向他核实这则文坛轶闻的真伪。老陆摆摆手，什么也不说，只是笑。不知这摆手，是否定这个瞎诌的玩笑，还是羞于再提那次的傻实在?
说起这摆手，我永远会记着另一件事。那是1991年冬天，我在上海美术馆开画展。租了一辆卡车，运满满一车画框由天津出发，车子走了一天，凌晨四时途径苏州时，司机打盹，一头扎进道边的水沟里，许多画框玻璃粉粉碎。当时我不知道这件事，身在苏州的陆文夫却听到消息。据说在他的关照下，用拖车把我的车拉出沟，并拉到苏州一家车厂修理，还把镜框的玻璃全部配齐。这便使我三天后在上海的画展得以顺利开幕，否则便误了大事。事后我打电话给老陆，几次都没找到他。不久在北京遇到他，当面谢他。他也是伸出那瘦瘦的手摆了摆，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他的义气，他的友情，他的真切，都在这摆摆手之间了。这一摆手，把人间的客套全都挥去，只留下一片真心真意。由此我深刻地感受到他的气质。这气质正像本文开头所说的一如江南水乡的宁静、平和、清淡与透彻，还存韵味。
作家比其它艺术家更具有生养自己的地域的气质。作家往往是那一块土地的精灵。比如老舍和北京，鲁迅和绍兴，巴尔扎克和巴黎。他们的心时时感受着那块土地的欢乐与痛苦。他们的生命与土地的生命渐渐地溶为一体——从精神到形象。这便使我们一想起老陆，总会在眼前晃过苏州独有的景象。于是，老陆去世那些天，提笔作画，不觉间一连画了三四幅水墨的江南水乡。妻子看了，说你这几幅江南水乡意境很特别，静得出奇，却很灵动，似乎有一种绵绵的情味。我听了一怔，再一想，我明白了，我怀念老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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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英：洪阳洞走出了严嵩
此洞名唤洪阳洞，但请不要弄混，此洪阳洞非彼洪羊洞。后者乃是一出戏名，表的是杨六郎帐前焦孟二将深入辽国洪羊洞盗取杨令公骨殖而遭不测的故事。而此洪阳洞是江西新余仙女湖畔古已开发的著名岩洞。
如果单从溶洞的规格上评价，此洪阳洞在国内相较而言，也许比不上湘西的黄龙洞阔大而深幽，也比不上安徽广德的太极洞形貌奇崛而水境神秘，更比不上浙江桐庐的瑶琳仙境多彩而变幻，但此洞高踞于国内群洞的非常价值在于它有记载的历史和人文底蕴丰厚。诸如：唐宋八大家中的江西籍三位——曾巩、欧阳修、王安石的步屐无不涉此，有的竟探访流连数日；洞内“前厅”的石刻自唐以降迤至清末民国，尤其是南宋和明季，文人墨客多在此留下了风格各异的墨宝。单说迎门处巨笔如椽的两个大字曰“吟石”，迎候历代来客已数百年矣!
此洞与我所见之国内许多洞另一不同之处是：它的石笋、石钟乳、水池之属都在深深的“后院”，而极开阔的前厅地面相当平整，一块块巨石已被干百年来的人踏脚磨几成场院，间有天然的石桌与石凳，使人联想到学子的课室。
按季节，我来此已是初秋，但洞外还相当溽热。洞山洞外端的是两个季节。洞外的丛树上，枝叶掩不住炎阳，烤得知了不歇气地躁叫；洞内的石笋亚似排箫，无声而悠闲地吹出习习凉风。几只蝙蝠，这些真正具有飞翔能力的翼手目哺乳动物，那似肉非肉似爪非爪的双翼扑楞着，飞来飞去，撞上跌下，吸引着游人的注意，就像诉说着在此洞苦读和著书立说的历史故事……
从这里曾走出北宋太宗时进士、真宗时为参与政事的高官王钦若，作为新余人(宋时称新喻)，据说少时在此洞攻读诗书而终为权臣。此人最善于迎合主上意旨，揣摩心理滴水不漏，知皇上并无坚意拒契丹，便极力排挤主战派寇准，知皇上喜虚功，便劝真宗伪造“天书”。去泰山封禅。因此，虽中间也曾短期罢相，但终能旋转而复职。此人在以往传统史书中并非以正直形象出现，但毕竟是曾经位高爵显，故为乡里人所看重，今天在洪阳洞外仙女湖名人岛上，此人的塑像仍居显要部位。
从这里还曾走出江西的第一位状元卢肇。据说他在这里设有读书台，我忽生联想是否类比今日之“上网”?此公在当地名头甚大，但在历史上综观而言似无突出政绩或学术地位。这不禁使我想到几十年前一位伟人曾说过：中国历史上的状元很少有真才实学者。当然这位卢公未必如此说，不管怎么，既是状元，那必定是经殿试的第一名，想必还是御笔钦点，自是非同小可!
从这里也曾走出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而且还是手捧着他的农工科学巨著《天工开物》走出来的。宋公虽是江西奉新人，但他曾任分宜教谕，一心钻研“实学”，《天工开物》一书就是在分宜任上著成。他素喜此洞幽静，适于潜心思考运笔。中国历史上卓有建树的科学家并不算多，而宋应星字长庚，长庚星灿烂生辉，倒真真确确是洪阳洞的荣耀，也是新余人的荣耀！
从而这里走出来的知名度颇为了得的“大腕”还有一人，那就是明朝的权臣严嵩。我特别注意到当地人从不称严氏为奸相，而是非常讲究地称之为“权相”。
据说严嵩少年时，经常在此洞中苦读竟日。虽说这里冬暖夏凉，但毕竟比较潮湿，寒气往往沁透了四书五经，求取功名之心却不断升温。终于有一天，从这里走出了私治（明孝宗）进士、嘉靖（明世宗）一品大员。世宗二十一年（1542）任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官至太子太师，专擅国政二十余年。在那段时间里，偌大都城也不敢小觑本来是不起眼的区区分宜，京腔里也渗进了几许袁州音调（那时分宜属袁州府官辖）。严氏可谓权倾朝野，几乎达到咳嗽一声九门颤抛抖之势。在严门阴影之下，大臣王（著明文学家、“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之父）、夏言，将领曾铣，张经，都因为不顺其意，或因为人正直打点不周，或因抗倭有功反为其忌，皆以无罪之罪“定点清除”。而就中最为惨烈的是武选员外郎杨继盛（保定容城人），少时空贫，真正的十载寒窗，嘉靖年间中进士，乘白洋淀渔船驶入兵部衙门，但因敢于直言，一纸劾严本章被打入东厂大牢，临终泣血滴滴刺痛了京杭大运河的桨声。幸而遗文未被毁迹，文锋悲壮犀利，朴直而有激情，感人至深，书法亦笔势崛异悉如其人。据说当时曾有人言，杨椒山（杨继盛字椒山）以五品员外郎芝麻粒京官敢碰当红权相严介溪（严嵩字介溪），实力太不对称；仅任血气之勇，岂不悲夫？！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杨继盛，以其烈行，以其情文，反为人知，而非借助官高位显权隆而著称。在他遗嘱《谕妻张贞》、《谕应尾、应箕两儿》两篇喋血文字，开头即引司马公《报任安书》中的名言“死有重如泰山，有轻如鸿毛”，比之近世一位伟人在他著名的“老三篇”中引用此语又早了近四百年。这充分表明了文章作者的清醒和自信。由此我联想到明代另两位喋血者——于谦和袁崇焕。这三位各有各的自信：于的《石灰诗》道出了他对自己高洁人格的自信，袁对努尔赤的一记重炮宣告了他对强敌头号则必胜的自信，而杨的弹劾严嵩之举则是正义对邪恶的自信。那么他的强大对手严嵩呢？自信又在何处？当然是强权大于理法的自恃！
不过，事情也未见得永远都能如此下去。又过了一些年，严氏终于黯然归里。风烛残年，辗转于病榻，局促于烟熏火燎的敝牖之下，迷蒙地望着帘前时断时续的淅沥秋雨，垂垂老矣，尚能饭否？干焦的须梢上粘米粒三五，再也无力进洪阳洞吟诗作赋，徒叹奈何。
我流恋此洞，却不得不归，行了一程回眸洞口，别无所有，幻觉中只见四个大家：人世沧桑。但定睛再看，又换成一帘雨雾，朦胧看，意境非俗。
本地人出于地方自豪感，无疑是认为洪阳洞成就了严嵩，而严嵩又光耀了洪阳洞。我这外省人还是想得复杂些，略少了些自豪感。但我有一个感觉是强烈的，这就是严嵩这老儿竟活了这么大岁数，达到八十七足岁（1480—1567），在古代实属罕见。其奥秘究竟何在？是基因如此，还是善于养生所致？抑或是应了外国人的一种说法：一生处于支配地位者较比处于被支配地位者心身经常处于良性感觉中，有助于免疫力而长寿。哦哦，如属基因如此，我只能听天由命；如属于养生所致，我得以严老为榜样；如属最后一条原因，我自度恐毕生难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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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葆：识君应是千古事（1）
——《范僧诗画集序》
庄周云：“莫逆于心，遂相为友。”在我看来，以庄子之恬淡无为，所谈的“友”，应是其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以我观之，友情之与人生，有时像炼金术士所要寻找的那种“点金石”，有时又像诗家寻找的彩凤之翼、灵犀之明，同声则相应，同气自相求。我与范曾先生相交二十余载，向把他视为渊博友，与之晤谈如读经典书；也把他视为风雅友，与之闲语如吟东坡诗；还把他视为豪放友，与之畅叙如饮杜康醅。情因遇故深，知音世所稀，每每与范曾兄相聚，我辄能领略到“兰亭之会，竹林之欢”的超逸。
辞达而理举。飞灵机智的话语，总像闪闪发光的珠玑，既能燃亮人的心灵，又能开启人的心窍。前不久，范曾兄信手写于我笔记本上的关于画家“分列九品”之妙论，便使我对绘事的理解，犹如洪炉点雪，醍醐灌顶。
范曾将画家分为正六品，负三品。正六品与官品位的排列次序，北辕适楚，数愈大者品位愈高：正一品者称画家，作品能赏心悦目，满足视觉之快感，而于心灵之启示则付阙如；正二品者为名家，作品风格独特，面貌自具，代有百数；正三品者乃大家，作品突兀于群伦，天下景从，代有十数；正四品者是大师，前足以继先，后足以开来，代有数人而已；正五品者谓巨匠，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未必代有其人，为艺史之里程碑式人物；正六品者曰魔鬼，达至高至极之境，古往今来尚未之见，所谓能通邮置驿于人、鬼、神之间，与天地精神相往还者也。负三品，依次而下，数愈大则品愈低：负一品者叫痴，终身勤于斯而不闻道，不知美为何物者也；负二品者叫迷惘，探之愈久，其去益远，与美背道而驰而懵懵然不知觉也；负三品者叫恶棍，与美为仇寇，不共戴天，大体精神变态，心灵污溷，与罪犯趋近，苟有审美法庭，绝对判以死刑，立即执行，剥夺公民作画权利终身。
我想，任何有识者读了这段追来溯往、排比参照、以简御繁、亦庄亦谐、通雅渊博且没有学究气的最经济曼妙的文字，都会击节三叹，笑而绝倒。这种耐人寻味的点化评析，除了卓异的识力及丰厚的学养，似乎无法作出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对于书画家来说，要摘取艺术王国里的皇冠，其难度不亚于铸山煮海。任何画坛巨子，必须要有他自己发现的“新大陆”，必须要有他个人独有的“艺术符号”；否则他就是一个“克隆”别人的工匠，一只附着于乔木上的
攀藤。范曾“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人物画，磐磐乎气，郁郁乎韵，沛沛乎思，景之高致，笔之精妙，墨之酣畅，无不深深烙有范氏鲜明的印记。如今，范曾的人物画早已举世驰骛，万流腾誉，在中国画的艺术长廊里，驻进了一批他戛戛独造的人物。
国画中，人物画难工，简笔人物尤难工之。中国绘画史上，除五代之石恪，南宋之梁楷，鲜有能为之者。历史感最能闪射艺术家智慧的光辉。遥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步入不惑之年的范曾，以其融通今古、目骛八极、心游八荒的才气与风华，直赴历史人物画创制时，便注定其作品必将大行天下。这是因为，自程朱理学在明代占据国学地位后，人性、个性便成了中国封建制度的鼎脔。人物在国画中，长期处于“点景”、“比衬”位置。清代以来，虽几经张扬，但终未跳出囚枷樊篱。历史早该发出“大雅久不作”的嗟叹了。范曾的人物画，弘扬中国人文精神，标举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亮节高风、傲骨烈魂。他以天地为心，以造化为师，以真为质，以美为神，以宇宙万物为支，以人间哀乐为怀，假历史之杯斝，大浇现实之块垒。试想，一个饱经忧患、步履维艰的民族，那些备受窒扼直至遭际“十年浩劫”压抑摧残的人们，在读范曾画时，怎不引起心灵之震颤，感到郁结之畅泄!范曾的人物画，是出自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呱呱坠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婴孩，一啼天下闻，确乎势所必然。记得当时我在解读《范曾画选》，体味画家这种历史责任感和艺术嬗变力时，曾不禁写下：“入仙境易，入魔境难!”
浩博而矜慎，从不轻许于人的大学问家钱锺书先生，当年曾以“画品居上之上，化人现身外身”，来揄扬范曾的创制。如今，范曾之画，又经二十余载磨砺，愈发归璞返真，清新宕逸，振奇拔俗，神警骨峭。白髯飘胸的老子，枕石梦蝶的庄周，泽畔行吟的屈原，横槊赋诗的曹操，炼石补天的女娲，御风奔月的嫦娥，面壁悟道的达摩，斫妖刺鬼的钟馗，把酒问月的李白，诗国圣哲杜子美，一代诗魂谢灵运，以及狂素、颠米、八大、鲁迅、蒋兆和、吴玉如、李叔同等神女仙子、高人介士、前贤先哲，都一一在范曾洁白的宣纸上与淋漓的徽墨里复活。范曾的创制，无不是在反复揣摩人物内涵基础上的提炼和升华，一幅幅里都藏着丰厚的思想和感情的世界，使其创制“形忘而后意在，简极而后神全”。赏读之，既拓万古之心胸，又纳天地于襟抱。范曾喜写一身皓羽的仙鹤，尽现其婉转高洁的仪态；更喜写纯真无邪的稚童，尽现其一尘不染的心灵。从澄如秋水般的眸子里流淌出的童真，常常是艺术家的利器。童真，应是范曾同情心、正义心、惊异力、想象力的自然涌流。范曾的创制，历史与现实扭结，狂放与清逸两得，真善美俱存，人格铮铮，画格熠熠。其笔力腕力功力学力，骨气才气神气逸气仙气，尽显画中。范曾以人格之光烛照画苑，仅凭书画，他便取得了与子孙后代对话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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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葆：识君应是千古事（2）
科学是光谱分析，即逻辑推演；艺术是光合作用，即灵性归纳。书画之道，资贵聪颖，学尚浩渊。范曾展笺动墨横锦，摇笔散珠，皆得益于他“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
甲申年仲夏，河北教育出版社刊行了二十一卷本的《南通范氏诗文世家》。这部洋洋大观的诗文集，荟萃了四百余年来，自十翼范曾上溯至其十二世祖的文稿。范氏家族，可谓代有文章高手，诗声不坠。刘向云：“少年好学，如日出之阳；壮年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范曾在总角之年，渐识渊源家学。他承传先祖范仲淹“先忧后乐”、“宁鸣而死，不然而生”之千载家训，并以希文公少时“断划粥”精神，砥砺品学。据我所知，范曾治学闻鸡起舞，年已望七的他，六十余载如一日，总是凌晨五时即起，凝神静气，驰骛书林，醉心名山事业。我以为，范曾的创制有两大精神支撑，一曰渊博，二曰睿智。二者相互渗透，相互涸润，相得益彰，互为羽翼。范曾读老、读庄、读易、读兵、读佛、读史、读诗，文史哲无所不窥，使其学富五车；睿智又使他不读死书，不钻书袋，进出自如，登堂入室，揽天下奇珍于襟怀，神而化之，变为自己的器识和才具。季羡林先生序范曾三千行长诗《庄子显灵记》中云：“我认识范曾有一个三步曲：第一步认为他只是个画家，第二步认为他是一个国学家，第三步认为他是一个思想家。在这三个方面，他都有精湛深邃的造诣。”如果说，二十年前范曾的诗名、文名，被其显赫的画名所掩；那么，今天因了范曾之诗词集、序跋集、论艺集，散文集等几十部著作之联翩付梓，遂将其诗名、文名凸墨于世，也使其成为中华大文化圈里的一个奇才、通才。论文苛酷精审之钱仲联先生推称：“范氏曾，今日学林之祭尊”，真可谓一字千钧，非托空言。
范曾的诗词，立意高雅，情文双俱，设句破典，“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读来如闻大野马蹄，镗镗入耳。范曾吟诗，思如泉涌，顷刻间云霞满纸。甲申深秋，诗壇斲斯轮老手叶嘉莹先生逢八秩之庆，国内贺联纷至沓来，以叶先生之眼力，皆不离酬酢应景，乃喟然叹日：“此事非范曾莫可矣。”乃电话告以此意，不越十数分钟，范曾先生联发至叶先生电子信箱，词云：“妙手著华章，永托旷怀，论诗肯在钟嵘后；瑶池添瑞霭，遄飞逸兴，捧爵同来女偶前。”上联以《诗品》作者钟嵘誉赞其学，下联以《庄子•大宗师》中女偊额手其寿，天然而去雕饰。捷思如范曾，当今不作第二人观。范曾谈艺，“论如析薪，贯在破理”。即使千字短文，也是历史掌故，信手拈来，妙语隽思，触目可见。钱锺书有言：“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近几年，范曾有多篇学术论文，被《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隆重推出。其论二十世纪美的误区和古典主义之复归的《毋志众芳之所在》，谈战争与《诗经》的《岂日无衣，与子同袍》，均长达二三万言。范曾将论文作美文写，滔滔乎言辞，崛崛乎语次，笔致如大江奔涌，读来令人忘倦。范曾的散文，纵横捭阖，境阔意深，心连广袤，视及大千。不论是记述人物，叙评作品，还是忧世感时，针砭末俗，状物抒怀，范曾都十分注重语辞达意，雕琢文笔。然他之“雕琢”妙在无痕，他之求工，尽显天然，表现出其惊人的才气和功力。
范曾现为南开大学历史、文学两院的博导、终身教授，对于年已六十有六的这位大学者、大书画家来说，正是笔墨神驰之岁，诗文鹏举之年。一九八七年初夏，我陪范曾兄登临泰山，他曾以《赠存葆兄》、《黑龙潭边与存葆谈鬼》两诗赠我，不谙古体诗的我，也曾不揣谫陋，未计平仄，写一诗酬和，现录于下，权作小文之结尾：
天籁有倾江左树，
神州出我范三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