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井先生日常生活宁静、淡泊、朴素。他是一个极具爱心和充满童心的人。他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体育和动物世界。他说他从小就喜欢动物。由于喜爱动物，多年来他也喜欢阅读描写动物的书，无论是文学性的或科学性的。因而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他几乎每集都看。有时看到荧屏上某类动物狡猾可爱的行为时，他会畅怀大笑。他说过：如果没有鸟啼蛙鸣，即使有最美妙的音乐，这个世界也会是寂寞单调。直到老年，他还说：“不知怎么闹的，一转眼我就变成—个老年人了。然而我对某些动物的喜爱和对所有动物的好奇心并未衰减，只要有机会，我还要和猫、狗、鸡逗着玩儿。”足见他的童话心未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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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明：没有讲完的童话（2）
对于动物，他说“和我最亲近的是猫”。他的家一直养着猫，黑猫、花猫、白猫、大猫、小猫样样都养过，这其中有着长长的动人故事。我之所以说“没有讲完的童话”，其中就包括他计划要写一部关于猫的长篇。那一定会是很生动、很精彩！可惜我们不可能看到了。
说到爱心，那事例不胜枚举。这里，我只想说一说“文革”中严文井如何保护和爱护我们一批被打成反革命的年轻人。在那个疾风暴雨的荒唐岁月中，先是像严文井、郭小川、李季这样的老作家、老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接下来，又是一批中青年干部被隔离审查。当时，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我和阎纲、吴泰昌、杨匡满、汪莹等一批年轻人在毫无觉察、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也被揪出，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真是天大的冤枉!就在我们被隔离审查的
情况下，严文井、李季、郭小川几位老干部宣布“解放”，并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他们担任了连队(各单位都编为连建制)的连长和指导员。当时，我们干校文化系统的下放干部五、六千人呢。其中哪位干部一旦被宣布“解放”，便有资格回北京探亲。被隔离审查的人，不但没有探亲的资格，连通信自由也被剥夺。所以我们这些人已有很久没给家里写信了，家里人肯定疑惑和不安。这时，严文井得到批准回京探亲。他何时走我并不知道。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在北京探亲期间竟去了我的家里，安慰我爱人刘琳说：“我们干校很忙，所以周明好久没有顾上写信回来，托我来看看家里。”刘琳疑惑地问他：“周明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严文井说：“他没有事，周明是个好人，你放心……。”这些情况是很久后我“解放”了，回家探亲时才知道的。当时文井先生回连队后并没有告诉我。反而是在一天黑夜里，他和郭小川在吃晚饭后，约我到连队食堂旁—个作为仓库的大棚子里谈话。我以为会像“专案组”一样又要逼迫我、训斥我。那时他们已经是连队领导，我有冤，我当然要谈。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谈话不是训斥，而是讯问我是怎么被打成反革命的详细过程。我又感动又委屈地向他们哭诉了“专案组”逼供信的恶劣行为！他们安慰我说：“明白了。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一定会解决。真相会大白。”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行为！他们也刚“解放”呀，闹不好，会被人家扣上“右倾”、“立场不稳”、“同情反革命”的大帽子。
直到1992年4月，我的家乡陕西电视台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计划在北京采访参加过“讲话”座谈会的老同志，其中就有严文井先生。我电话同先生约好时间后，于4月初的一天，带着陕西台的朋友到了严家。那天文井先生精神很好，气色也不错。提起延安水，他兴致勃勃，谈锋甚健。他先向家乡人描述了我们在“五七”干校的往事，以及我上面叙写的那段感人故事。然后谈起延安座谈会讲话，他更是兴致很高，他说毛主席在发表“讲话”前，曾先后约了好多位作家、艺术家谈话和征询意见。找他时，谈话是在枣园毛主席的窑洞里。两人谈得坦率而亲切，不知不觉间到午饭时了，毛主席留他共进午餐。能和领袖在一起谈话和吃饭，他感到幸运。但毕竟有些拘束。主席见状，把在他一边的红烧肉缓缓推到严文井的面前，直说：不要紧张，吃，吃。这是严文井在延安艰苦岁月中难忘的一幕。所以尽管时光已逝去半个世纪，回忆难忘的往事，仍然令文井老人兴奋、激动。那一年，参加过延安“讲话”的老同志已屈指可数，据说只有八，九个人了。如今，严文井的离去和几年前先后去世的何其芳、陈荒煤、王朝闻，这些当年曾在延安“鲁艺”任教的青年教师，也就所剩无几了。多么令人哀痛、悲伤！
为了表达我深深地悼念之情，严文井先生辞世后，我去先生府上的灵堂，恭敬地向先生的遗像三鞠躬，请先生安息。我见先生遗像旁一对挽联上写着：风风雨雨稳站船头，坎坎坷坷走到彼岸。先生一生，正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一生，更是灿烂辉煌的一生。先生的逝世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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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咏戈：平明寻白羽（1）
始终无法相信他去世的消息。但他的的确确走了。
8月25日清晨我赶到红霞公寓他家里时，小小的客厅已布置起一个灵堂。正面墙上挂着他的照片，他用那许多人都熟悉的笑容望着前来同他告别的战友、朋友、学生。我向他的遗像行三鞠躬后，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他的女儿刘丹对我说：“爸爸走得太突然了。他虽然年纪大了，但心脏，血压都正常，医生说活到95岁应该没问题。金炳华书记说，中国作协要在明年爸爸90岁生日时举办他文学活动70周年纪念会，他很高兴。还问我到时候穿件什么衣服。我对他说：衣服我替你买。原来定了这几天他跟我去看衣服的，没想到……”他的女婿迟晨浩把我引进白羽的书房兼卧室，说：“再看一眼吧。”这间不到15平米的小屋被一张单人床，一组沙发，一排书柜，一张木桌塞得满满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和不止一拨的部队青年作家在这里聆听他的教诲，记得就有乔梁、刘兆林、宋学武、简嘉、唐栋等。1994年春节前夕，与他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夫人汪琦突发心脏病在家中去世。我闻讯赶来时，汪琦同志刚被拉走。他久久地不让医生们拉走她。尔后，我陪他也是坐在这间小屋里默默地垂泪，我第一次看见他流泪。一时间，忽然拉近了我们间上下级的关系，我甚至觉得他很可怜。我说：“刘部长，您一定要保重自己。”悲不自胜的他抬起头来说：“我是共产党员，我能挺得住。我要活下去，我要把和汪琦一同构思的一部长篇写完。”（就是他80岁以后出版的《风风雨雨太平洋》）此刻，我环视这间屋子，他晚年常穿的那件格子夹克还搭在椅子背上。仿佛他一会儿就会回来……
30年前第一次见刘白羽时的情景还像昨天一样清晰。1975年秋，我当时在复刊不久的《解放军文艺》当编辑，编辑部在总政大楼内办公。一天上班时路过文化部值班室，忽见里面坐了一位以前没见过的老军人。当时值班的人都是我们这些小干部，因为值班室的任务是听电话，写记录或喊电话。领导是不用值班的。好奇的我禁不住走进去问这位老军人：“您是？”“我叫刘白羽，刚刚来的。”“啊！”我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60年代我上中学时有限的几本“藏书”中就有一本《红玛瑙集》，到后来都翻旧了，喜欢文学的谁不知刘白羽的名字。早几天也听说大作家刘白羽从秦城监狱里放出来了，中央安排他到总政文化部工作。没想到竟在这里见到。1975年还是“四人帮”统治时期，刘白羽虽然恢复了工作，但在总政文化部是“顾问”，不是部领导，所以也安排了他值班。我说：“我从中学就读您的作品。”他听了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我一一报来后，他说：“今后我们可以常见面了。”
此后我很幸运地成了他的部属。他几次对我讲起，他一生有三个重要时刻都选择了军队。1937年赴延安后，毛主席本来要他去教书，他坚决要求去前方，后来主席分配给他陪同卡尔逊的任务，算是批准了他的要求，从此他留在八路军总部。第二次是1945年抗战胜利，周恩来副主席让他在去香港做文化工作和参加解放战争两者间选择，他选择了后者。第三次是1975年他被“解放”后，他提出回军队，主持军委工作的小平同志同意了他的要求。他在脱下军装20多年后重又穿上了军装。他为这三次选择而庆幸，多次说：“我的性格与其说是作家，更是一个军人。”“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担任了总政文化部长。他的“作家部长”，但更鲜明的是“军人风格”。上任不久就指示解放军文艺社创办一本大型文学期刊，并亲自选定《昆仑》作刊名；大约是1983年的哪一天吧，他把李瑛、张澄寰、陆文虎和我叫到他办公室，指示筹办军艺文学系，并亲自点将徐怀中担任系主任。这座军队作家的“黄埔”，培养出一茬文学后生。1979、1984两年，先后两次下命令让全军几十名作家去云南、广西边防深入生活。《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凯旋在子夜》等一大批已载入军事文学史册的作品便是那时的收获。那几年部队文学创作形成一个又一个高潮。他还亲为许多部队青年作家作序写评介文章，耗去他晚年大量的时间。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受惠者。1984年3月，我的第一本评论集《在戎谈文》即将出版，开始不敢求他写序，在解放军文艺社王传洪社长一再鼓励下才去找了他。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看完那些稿子。在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发现，这位青年人质朴而又聪颖，他善于吸收也勇于探索，我欣喜地看到了他的性格与他文章风格的一致。正因为他浓烈地热爱文学艺术，又有‘文学评论本身也应当是一件艺术品’的追求，因而他的评论是文学的评论。”他用这样过奖的话把我推介给文学界，我心存感激却又十分惭愧。因为一，我没有更多的好文章向他汇报，二，也辜负了汪琦常对我说的：“范咏戈，你不要因为行政工作耽误写作，这一点不要学刘白羽。”其实以他对文学的执著我能得其一二便了不得！至今，想我常以不是专业作家是文学编辑为自己的不才和懒惰解脱，便觉得对不起老俩口。
1984年已68岁的他，拄着拐杖上到老山峰顶。李瑛、陆文虎、我和佘开国4个人陪他同往。当我们由北京到昆明后，当天晚上昆明军区张铚秀司令员为他接风后说：“白羽同志，你到了昆明就可以了，不必再往前走了。”刘白羽说：“那怎么行？我这一辈子从来都是随先头部队行动。”张司令是他的老朋友，只好派了他的作战飞机送我们到滇南。尔后又换乘直升机去最前沿。我是第一次乘坐武装直升机。在峡谷中低空飞行的飞机，两边是陡峭大山，机身下是滚滚大河，疾风从没有玻璃的舷窗呼呼而进，坐在里面未免心中忐忑。侧目看一下身边的刘白羽，只见他双手抱定拐杖，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地注视着远方。那镇定的神态使我一下子感到此时他不像一个作家，更像一个司令员。我的心立刻镇定下来。那是一种力量传给了我。一个多星期时间里，在安全系数不大的武装直升机上，在对方炮火射程之内的阵地上，我似乎对军人的涵义多了一些理解，对军人作家的使命有了一些感悟。那次，虽是我们搀扶他上山，但实则是他把我们带上阵地。在阵地上他对战士们的讲话至今在我耳边回响：“我年纪大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到前方的山上，我把他们带来这里交班，就是让他们知道，部队文化工作就是为你们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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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咏戈：平明寻白羽（2）
军营里有句话说：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不是看你军装穿得周正不周正，要看你有没有军人气质。接触他多了之后我才明白了这句话的真理性。他虽然很少穿军装，但一看就是一位标准的军人。坐言其行，器宇轩昂。他以大醇之人格铸就的作品华丽的雄浑，典雅的激情的风格，别人无法替代难以企及。
在百代过客的光阴中谁也无法长视久生。一些人老了，退了，便终日与叹老嗟卑为伴。而他呢？却愈到晚年愈见出姜桂之性。这几天我一直回忆1975年与他在值班室相遇，1984年陪同他上老山，1994年汪琦去世陪他垂泪。我三次看到了他生命历程中的困顿。第一次是政治上不公正待遇，第二次是自己的身体在背叛他，第三次是人琴俱亡的情感打击。每次他都挺了过来。汪琦去世后，他极度悲痛又非常孤独。儿女不在身边，只有20几岁的保姆、公务员与他作伴。然而在80岁上下，一个靠手杖走路的人，竟然又飞过喀喇昆仑山，远航渤海海湾，在华北油田之后又访问了大庆，在鞍钢之后又去了宝钢。还说：“我的心时时激动，我恨自己老迈，不能深入生活，可是哪怕2000字的短文，我也未停止对生活的歌唱。”在寻找答案时我翻捡出1995年——那时我忆离开机关去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担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编辑《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一书时请他为散文卷作序，他在序的结尾写下这样一段话：“跋涉是生命意义的体现，生命的意义全在于跋涉，作家的作品就是跋涉中的脚印。生命会有终结，但脚印却将永远地留在这颗星球上。马克思有一段名言，对生命的意义作了极为精彩的概括。我把这段话引用在这里，希望我们的作家都能这样认识写作，认识生命的意义。马克思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生存，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会洒下热泪’。”重读这段话答案似乎有了：他以军人的脚步跋涉生命，无往而不胜！
他年轻时就喜欢上汉朝大将李广一次打猎中把草丛中一块大石头误以为虎，一箭射去，连箭羽都射进了石头的故事，并以边塞诗人卢纶以此故事为题材的诗名“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的“白羽”作了自己的名字；他喜欢平明时分，在《平明小札》中有过这样的题记：“晨曦乍上，清气袭人。这是我最酷爱的时间，最酷爱的所在，当然也有着我最酷的心境。”他终于在最后一次看到平明后的一个下午告别了他一生都热烈拥抱的世界。我寻他时，却看到箭羽一般的他没在了万丈晨曦中，那里，他将要拥抱的第二个太阳正在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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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林：木头片子（1）
几年前我的一次画展上，拥挤的朋友们使尽一切力量挤过来和我握手祝贺，究竟接待了谁，我脑子里真是一片空白，因为大家那时都是一个样——激动、喜悦，为我的成就擦着止不住的泪水。这里没有骄傲和狂妄，更多的是我人尚在人间和我画作来之不易。
这时刻，猛然肩头上挨了一大拍，我惊魂未定，接着这人又来了一个拥抱，那热情洋溢，那老友相逢，我一时反应不过来。“这是哪个老朋友给我来了这么一招?”定睛一看，我的脸立马从喜悦拉回到阴沉，我不会来假的，透明的我怎么也装不出假笑来。我没跟着他激动，也没笑出来……
他怎么好意思和我如此这般的套近乎?他似乎忘记了“文革”时一个刚刚从中专毕业的学生就能跑到台上对我“控诉”和“批斗”?我们并不相识，他刚刚分配来，我怎么就会在他三岁的时候把他头上弄了一个
大疤(这个疤从正脑门上“定位”，足有三寸长)?他“控诉”我是“汉奸”，那疤是我给他搞的。
想起来很好笑，他三岁的时候我才七岁，七岁能当汉奸也够有本事的；他三岁时在上海，我七岁时在济南；抗日战争时期，我有什么鸟本事把手伸到上海，还往他头上打了一个三寸大疤?他三岁时他爸爸在上海开皮鞋店，我七岁时在济南一个救济会里上贫民小学，1959年我才去过一次上海，他三岁时是从楼梯上掉下来摔了这么个疤，我七岁时是在破庙里衣食无着、苟延残喘，怎么跑到上海去当的汉奸，而且打得他头破血流结下一个三寸疤？……不客气的讲，我七岁时连楼梯都没见过。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今天他竟然在画展上给我玩“老朋友”。真逗!
看见他，展览会的一切成就感全没啦，我找了一个没人的小屋躲清静。脑袋里翻腾着一幕幕远去的思绪，这么大的一个画展仿佛像在梦中，因为这展、这人、这情绪怎么让他这一拍就拍得乱了方寸呢?！
我衡量人的标准绝对不分你是地主富农出身，还是庶出二奶养的，只要是好人，管他是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呢?
我坐在这小屋里，外面看展览的人熙熙攘攘，从看到这个人后，就像演电影一样，一幕幕一出出滑稽剧在我脑子里“隆重上演”。
记得一个地主出身的学生，还是我从北京带来的，他比我大七八岁，那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从台上跳出一个地主学生?他控诉我的—句主要罪行是“为了搞反革命；为了他失去的天堂，他说老婆也不要分！”这罪多吓人?!谁有那么大本事在那恋爱都不敢拉手的年代，去大胆搞反革命而且还把老婆搭上？
蒋介石是反革命，那么大头头，他得娶多少老婆去让人搞反革命?那反革命里有很多女的怎么办?蒋介石忙得过来吗?
他家是地主，我是城市贫民，我失去了什么“天堂”?他又到了什么“地狱”?这不是不打自招？
我的“天堂”已经忘记了，小孩记不住苦难的童年，因为小孩不会“记仇”。我只记得一生忘不了的日子(1949年4月12日我参军)，用这地主学生讲我进了“地狱”，这一天赶上吃大肉包子，一口气来了九个，撑得我三天没爬起来。这进地狱第一天就吃大肉包子喝鸡蛋汤，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小孩不争气，我怎么就会把“天堂”给忘了呢?
还有一个老几，也是我从北京带来的学生，我俩之间无话不谈，无心不交。他比我这个老师也就小两三岁，出身富农，爸爸是三青团区委书记，劳改死的，大伯和叔叔当土匪给枪毙的。
那时“出身”不好的人和子女，日子都不好过。我还经常给他粮票、稿费之类的以“资助”他搞“反革命”。他挺有本事，他上台检举我的当天晚上还给我“交心”，当然还是“无话不谈，无心不交”。但是第二天斗争会一开始，第一个跳到台上批斗我的竟是这个小丑。先上来就给我来了一句“小恩小惠”拉他“下水”，接着就把平时的“无话不谈，无心不交”都给交了出来，我顿时感到不可思议，心想：不是昨天晚上“无话不谈，无心不交”时他讲：我不会把你交出来”吗?怎么这批斗会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他?!……最最不可思议的事，平时“谈心”的那些事怎么就记得那么一句不漏呢?!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这么强烈的“顿悟”，原来朋友的“朋”字还有这么多学问。这个“朋”字一开始就说，这朋友里面有一半是“丿”是歪的，或说是些歪门斜道的。有一半是“”是正的，或者说是些正人君子。这一撇说明你有难处时，他撇下你就走人，那一立刀说明你有不幸时他能两肋插刀。这告诉人们要小心交友，不然会泪洒胸怀，你没看到那个“朋”字的肚子里夹着那么多泪水吗?这泪水全都浇(交)在这“朋友”二字里了……
这一检举不要紧，我坐了四年零七个月的牢，劳动了十四年，断了六根骨头，挑了一根筋，离了两次婚……
后来他们都当了“长”入了党，入党的时候他们单位还来到我这个非党人家里征求意见，我说，“他们出身不好，在那个时期可以理解，都是历史了，谁还能怪谁……”
人能忏悔不大容易，不但要有良心，还真需要点勇气。一个从四川来的学生不学无术，学的是美术却不会画画，可挺会整人，他还不如我北京带来的学生，因为北京学生起码还知道我一些“材料”。可他斗我最凶，多少年后还在许多场合讲我怎么“反革命”。这种人品德和格调怎么也上不了这种文章，那属于另类。
最使我不得其解的是：北京带来的还有一个祖孙几代都是老革命家庭的学生，奶奶都是拿枪上阵的英雄。这么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无产阶级怎么比那些地主、富农还“落后”呢?我没听到他检举我有什么“反动”言行，自始至终一两年他只是吸烟、沉默，再吸烟、再沉默。这个无产阶级真是一点“战斗力”也没有，批斗场上我“顿悟”又“顿悟”——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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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林：木头片子（2）
如果往大处想一想，我括下来算是侥幸，我不禁想起那些我十分尊敬的老师、前辈和革命家。我参军时是个孩子，单位的工作是建烈士塔，我知道了很多烈士的英雄事迹，我在启蒙时期就记住了这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上学的第一天，就知道这是穷人上的贫民小学，贫民小学还有富人吗，所以老师也不愿在这种学校教书，老师吃的穿的与穷人的孩子没两样，但是在这个学校里我知道了贝多芬、知道了“六王毕四海一”。到了大学，我除了身边的老师以外，社会上的革命家、艺术家、科学家、阴谋家、巨奸、败类、英雄、铁汉……都填在我的永久记亿里。
我不断地“顿悟”：悟人、悟事、悟国、悟世界……悟到最后，悟出了一个理：这世界是两面事物组成的。黑白、阴阳、高低、深浅、虚实、忠奸……悟着悟着怎么黑的变成白的，白的又变成黑的，忠的变成奸的，奸的变成忠的……
老天爷跟咱们开玩笑，这样变可都是真的，这原子变成反原子，粒子变成反粒子，正的变成负的，平行线变成交叉线，而且还能互相转化变回来。哎，这世界多奇妙!
我曾说过我是属秤砣的，什么时候都沉底。有些人是属木头片儿的，什么时候都浮在上面。
在大学二年级，赶上反右，一些学生今天认老师，明天就上台斗老师，哭天抹泪地控诉老师对他的种种“罪过”。可过几天老师摘了右派帽子，还是这些学生左一个张先生右一个刘先生，那毕恭毕敬的劲儿怎么就那么“真实”、那么“虔诚”?文化大革命一来，带上红袖章拿棍子的就是他们，看着一排排又绑又跪的老师，不但不张先生也不李先生了，二话不说上台举手就是一个大巴掌，又踢又跺，老师受不了这种“可杀不可侮”的罪，第二天就自杀归西了。不过还是没触动了这些“小将”们，他们歇斯底里地站在台上高喊“自绝于人民”、“罪有应得”!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些人也不知是什么材料长的!
他们不知世间有忏悔二字，他们永远正确，他们不知道这样做人还撑得住吗?这些人晚上睡觉埋在被子筒里不红脸吗?你可知道这些木头片子是害人、害国不利己的罪人吗?画家里有，作家里有，政界里也有，而且是一大批。
记得那段日子，有些作家、艺术家真是革命“英雄”。红了紫，紫了红，就是不变黑，他们永远也不黑。他们给我们指出“金光大道”但他们不走，他们破了这么多旧，也没见他们立什么新。人家跳楼的、÷跳河的、抹脖子的不都是这—类让别人走金光大道的人干的好事吗？
我们学校就有这么一个“华侨”学生，运动里整了这个整那个，把一些真的爱国华侨学生都整得很惨，有的至今下落不明。“文革”中我都给整进监狱了，他竟然跑到监狱里给我加“水”，为此我还让那个看守所长给玩了一次假枪毙（假枪毙比真枪毙还难忍受）。同时，在监狱里他还列了一连串我们老师、同学的名字，让我“立功赎罪”。审到半截，他去厕所时，没想到同去的军代表，偷偷地给了我一句话：“韩美林，你可不要胡写乱写，一定要实事求是。”我心领神会，等他一回来，我就说了三遍“不知道。”
这人是木头片儿一点不假，后来一改革开放他就飘到南方走穴去了，现在这一家人开的公司还真不赖，蛮有钱的!
这个时候我在想，当时他号召我们“党的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伟大口号都上哪儿去了?是不是进了他的腰包变成股票、钞票和彩票了?！
……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在今朝!
他们在任何场面都能出现，钞票捞得大大的，嘴里讲得麻麻的，头衔倒是一大把，有的名片前面不够后面续，甚至还再加—张，名声都炒到剑桥、牛津的名人大辞典上了。虽然是花钱，这钱也没白花，混职称足够用了。再看看他们的另一面，他们利用这另一面为自己儿子、孙子、滴答孙都扫清了一条条“金钱大道”，人五人六，就是一件好事也不办。
趁中国这个转型时期，什么陈年老渣子都能泛上来。弄虚作假、偷梁换柱，想尽一切办法弄地、弄批件、洗黑钱，让国营资产三毛五毛就转
成合作项目，然后他再跳过国营的桥去到对岸当董事长……
这些专讲颂词又当蛀虫的人，能使国富民强吗?这些肉麻的捧词儿能解国家多少难呢?这些木头片子它可是永远也不会沉底的代代红人!他们浑身上下找不出一个忏悔的基因。
有一次开会，会很重要，上来一个木头片子在那里摇头晃脑自我陶醉的讲捧词儿。我和谢晋老师并坐一桌，听得十分刺耳、肉麻加不耐烦，后来他说：这家伙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看样还得一个小时，干脆你回家给我拿茅台去吧!我溜号去家拿酒，回来时那木头片子还在口吐飞沫，铿锵有声，我耐住性子听听他到底讲的什么高见需要那么“郑重其事”……
一听不要紧，我后悔这一个多小时没记笔记，于是我赶紧拿纸，终于记下一点“肉麻学”中的捧词儿(原样照抄)：
定心丸……动员令……十分振奋……大快民心……弄懂、弄通、付诸行动……目标明确……新的突破……加大力度去理解……高度评价……新阶段……真理性、实践性、权威性……精神支柱……众望所归……鼓舞人心……气势恢宏……群英荟萃……承前启后……非常成功……内容丰富……阐述深刻……旗帜鲜明……太好了、太重要了、太及时了……伟大宏图……历史性转折……反响强烈……
我真的后悔没有把整个发言的捧词儿记下来，如果全记下来，我一定想办法公诸于众，看看这个木头片于是怎样迷惑和愚弄人们的!
我久思不得其解，这些人到底居何心肠，非得弄得我们国破人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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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希：一分钱情结
上世纪50年代的一首歌曲，歌词的第一句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歌词朗朗上口，歌曲动听，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更可贵的是，这首歌曲教养了一代人的精神境界，培养了高尚的“一分钱”情结。一分钱是个什么概念?在上世纪50年代，一分钱买一包火柴，一分钱可以存一次自行车，一分钱可以买一块用彩色纸包装的水果糖。即使是在低工资时代，也没有人把一分钱看在眼里。但是，一旦在马路上看到了一分钱，事情的本质就起了变化，捡起来，或者是踏过去，表现了一个人对于货币的尊重。尊重货币，更体现着一个人神圣的公民意识。更重要的是，捡起这一分钱之后，以高度主人翁的态度交给警察叔叔，更体现了一个人高尚的精神境界。从小处做起，培养廉洁品德，为一生的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时代进步，市场经济体制下，工资成倍增长，低工资时代结束，进入小康，一分钱不再被人重视，甚至于几乎不再是货币概念了。前些时间我经过马路边的餐桌，那里卖蛤子，一小盘煮蛤子，盘边儿上放一枚一分钱硬币，食客用来挠蛤子壳。食客用过之后，店主收起盘子，将盘中的蛤子壳和那一枚硬币一起倒掉，这一分钱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至于一般商店，物价已经是以角为计算起点了，正规超市，规规矩矩，还有分位值，选购物品，结账，电子计算器亮出结果，也是小数点以下二位数。但收款时，等到找回顾客几分钱的时候，许多人就将那几分钱丢在柜台上扬长而去了。
一分钱时代已经终结了。
住在美国，已经沉睡多年的一分钱意识又在我心中复苏了。美国堪称是世界首富，美国人的收入绝对比我们高，最低收入，超市打工，一小时也是好几美元。顽皮的中学生，下学后到超市收三小时款，下班领个十几美元，存着去看棒球赛，再找个没人的地方，几个坏小于喝啤酒。而至于白领的收入，对于中国人来说，那就更是天文数字了。
美国物价，绝对以小数点以下二位数字标注明白，有名的9．99。是最通行的标价。怎么就一定要是9．99呢?明明就是10元钱了么，美国人再小气，也不会计较那一分钱吧?但美国人非常在乎这个9．99，你标10元，保证没人理你。标了9．99,就是实实在在的9．99。你付款时，交上 10元，收献员非常认真地找你一个硬币，你不将这枚硬币收起来，这笔生意没有结束，收款员会等你，后面等侯的顾客也不会走上来，结他的账。在美国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丢下那一分钱硬币扬长而去的。儿子说，如果你斗胆丢下那一分钱硬币，商店里会有人追出来，恭恭敬敬地提醒你：“先生，你忘了钱。”
多少钱呢?一分。
美国随处都有九九店，所谓的九九，就是99美分，欠一分钱就是一个美元。这和日本的百元店一样，卖的都是淘汰物品，过时的小刷子，小碗小盘，更有许多平日用不上，用时真缺手的物件。一百日元以现行比价算，中人民币的6元，一美分则只合人民币8分。对于年薪10万、8万美元的美国白领说来，一美分算得了什么?换上我，每个月能够收入上万元人民币，莫说是一分钱，就是一元钱，我也不在乎了。
一分钱，不只是一个货币概念，更重要的是一种意识修养，一分钱包容着许多深层意义。成人随意丢弃一分钱，就不可能培养孩子的一分钱意识，孩子自幼没有一分钱意识，长大了自然就不知道一分钱意味着什么。在国内，我常常看见家长领着孩子购物，当收款员找出几分钱的时候，家长不屑地扬长而去，孩子也毫无感知。如此下去，那就再看不到“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象，更没有人捡起这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了，警察叔叔自然少了许多麻烦，但在孩子们的心灵中造成的空白，实在就更难修补了。
美国马路上你是捡不到一分钱的，美国人将一分钱捏得很紧，倒不是这一分钱能办什么事，是这一分钱意识实在太重要了。
今年春天离国之前，马路上遇见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向我伸出手来，理直气壮地向我说：“老板，帮我一元钱。”
你瞧，乞丐已经以一元钱为起点了，如果你斗胆给他一分钱，他很可能以为你在骂他。
何以乞丐如此无理?因为我们大家早就将可贵的一分钱情结丢弃了。
经济要发展，生活正在走上小康，国民平均收入大幅度增加，一分钱情结还有什么意义?国人应该好好思考，发达国家有他们的财富观，但发达国家的人民没有丢弃一分钱情结，倒真应该我们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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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玲：寂寞分水塘
山水胜迹，是永远葱绿心田的诗行。
这些葱绿心田的诗行，往往不仅擅形胜之美，更因有人文内涵。因此，省政协文史委考察中对几个名人故居的探访，便使我有挥之不去的印象。
除了以前所描述过的艾青故居，还先后看过了吴晗、马寅初故居，新近，又单独观瞻了陈望道和冯雪峰故居，先辈们的千秋英业万载文光，就像难忘的电影镜头不时在心头闪回。
最早敬识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者陈望道先生这一名字，并非得见于他最早以中文翻译的《共产竞宣言》，却是因为我的先生和兄长都是五十年代的复旦学子，当先生和兄长屡屡以极恭敬的口气说起这位解放后第一任老校长时，紧随的话题便是校长先生的大作《修辞学发凡》是中文系、新闻系的必读书目；而让他们倍感荣耀的则是：在弥足珍贵的毕业证书上，在校长一栏签署大名的，就是陈望道。
陈望道的故乡在义乌夏演分水塘。去访适逢暮春时节，连日阴湿雨重，越近村落，道路越见泥泞。这一切情景真呈颇具象征性：就像真理的发现和传播总要大费周折一样，寻路“望道”总是曲折的。试想想，如果不是陈望道的熠增大名，如果不是这本薪火般的《宣言》，在地图中连“句点”般的标志都难有的小小山村分水塘，怎会赫赫有名呢?
细雨蒙蒙中来到分水塘，更体验了如今遍地都见的乡村寂寥。刚嘲过午，除了偶尔隐现于田塍中的老汉身影，远近村于真像睡去了一般寂静。真难相信这里就在义乌近郊，与那个昼夜商歌不息的国际商贸城，只有咫尺之遥。
使我惊讶的还有：相对赫然成为热闹旅游点的绍兴鲁迅故居、乌镇茅盾故居，这位学界泰斗故居，前门后道都十分逼仄，紧窄得几乎淹没在左邻右舍的农家宅院中。
说其仄小，可能也不尽然——尽管院落不大，但在上个世纪的浙中地区，陈家算得是耕读承传的富裕农家，不然的话，望道先生也不可能少年读书、青年远渡重洋去日本留学而后成为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的。而今，除了“还原”的宅院，在门墙一侧，有保留至今的柴房和天井小院；墙院门高楣重，门楣上尚有题诗的墙画，架筑在旧墙垣上是结结实实的乌木栋梁。在时下热衷收集民居装饰的人眼里，那些雕刻精致的“牛腿”和花窗，绝对还是价钱不菲的古建筑呢!之所以如此说，是听说望道先生身后萧条，这所老宅早在解放初就曾易主。宅院的后来拥有者确曾有过将这故居旧房“拆了零碎卖也能得点钱”的主意呢。谢天谢地，多亏当地几位文化界人士有心而想方设法力保了原迹，不然，这所故居也将不“故”，和各地许多黯然消失的文物一样，难逃一劫的。
进宅前，引领的文友特意让我七拐八弯从后门拐进，为的是让我先去看看那所柴房。原来，这柴房于故居，笃笃有着经典意义上的巧合：1891年寒风料峭的元月，望道先生在这柴房中落生，20年后翻译《共产党宣言》，也并非在正宅书斋而偏偏藏身这座零落不堪的柴房，解其岑寂并支持他成就这一功业的，就是生育了他而又悄悄为他送饭的高堂慈母。
而今，柴房的土墙、木梯俱已东倒西歪，那峰然出挑的根根檩条，却依然犹似浙中汉子的肩膀臂膊，硬硬地撑持着这座越过百年的风雨柴房，无言回应后人的深层敬识，殷殷期待着修缮时刻的到采。
暮春的雨，一丝丝，一丝丝，悄然顺着起了苍苔的檐头飘落，一丝丝，一丝丝，无声涸湿着砖石坑凹的天井。走进这座静得能听得见自己呼吸的宅院，走进这一间间泥地斑剥苍苔阴湿的厢房，小小山庄的无边寂静在沉沉墨色中慷然笼罩，周遭的一切似都在这春暮黄昏的小小山庄归于化境。抬头凝望间，惟有先生敦厚的面容，在一帧帧标识着时代印记的黑白照片中别出一格，那双沉思的眼睛尤见持重沉稳。
以点薪传火的先驱形象入世，以传道解惑的贤师生涯终生，这便是世人眼中沉稳如岳的学界泰斗陈望道。先生一生特别晚年之所以不同于许多早期的革命者命运坎坷，也许正如其大名，虽毕生“望道”然品性持重沉稳。尽管是最早吹响革命号角者，即便当年面对围剿左翼文艺者也一直是勇敢的斗士，但在革命成功后，连毛主席也尊为师者推崇十分的陈望道，一直“低调”为人，终生勤勉教事。所以，先生磊落心胸坚守其节又不争风头，故能在风云激荡的大变数中坚贞操守，沉稳如常地从事语言文学研究，这
一切，都说明这位传道解惑者，骨子里仍是文人，是一位最重道德文章的大学者。
“性格即命运”。感慨万端中，不由得又想起这句老话。
感怪万端中出了院门，回头一看，蓦然发现院角小小天井中，竟有一棵郁郁的枇杷和一棵同样枝繁叶茂的石榴，枇钯已经青果累累，石榴更在这寂寥的暮色中红似一团燃着的火。缠缠绵绵的细雨，云一般烟一般地缠着这两棵情侣般地相依的果树飘散，只见青的更青红的更红，惟有原本晶亮亮滴落的水珠，却烟一般云一般在枝干树梢中悄然遁迹。
出了宅院，再次来到村头，只见一操被劈得只剩两株枝桠的百年老樟，依然横势的虬枝青翠欲滴，樟树毕竟是樟树。亭亭伞盖下，从它身下伸出的一条窄窄田埂，将一池清汪汪的塘水分成了两半，村庄为何得名分水塘，一目了然。
为我们引路的一位村人老汉再三地说，这塘水虽小，但一股通向浦江，一股通向义乌，却是多少年多少代都不曾变过的。
是不会变。小小分水塘因为一塘分水而名；小小分水塘因为有了播火传薪的望道先生而名。这一切，是历史更是人文铸定的天经地义，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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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巨才：走马平塘
汽车沿贵阳新寨高速公路南行，到墨冲出口处向左一折，便入平塘县境。
迎面是一条曲折幽深的狭长河谷。南北对峙的山峦两厢屏立，展开天然的绿色长廊。柏油路面的公路平整如砥。路的一侧，潺浸的河水一路相随，叮咚的流水声，让人心澄气静，俗虑顿消。
时令已近深冬，北方早已万木萧疏，而此地的田垄里，一畦畦菜蔬密密匝匝，长势正旺，满目青翠。田埂上，偶有鸡犬伫立，池塘里，鸭群相互追逐，怡然自得。
最引人注目的，是路边村寨里那些三五连片，黛瓦苍苔，满布沧桑的布依族木楼。楼分上下两层，上层是卧室，窗外有类似阳台的走廊，用来晾晒腊肉、皮张和谷物。楼下是灶房、厅堂和畜棚，正中间的过道前后相通，没有安装门板，也没有篱笆围墙与邻家相隔。远远望去有一种淳厚古风传递而来。
清新，幽静。对于“久居樊笼”的城市人而言，从墨冲到县城这三十多公里的路途，便是一处最适于徜徉流连、漫步静享的休闲胜地。
平塘风光的迷人，在于它的天生丽质，不事雕琢。县境内被评为省级旅游名胜的，就有一百零五个景点。只要来到平塘，不管是忙是闲，有心无心，你都置身于青山碧水之间，成为画中人了。我们下榻的县城平湖镇，便是“造化”馈赠于人类的一件玲珑剔透、匠心独运的得意之作。
这或许是中国版图上最袖珍、最独特的县城了。它坐落于开阔的平舟河谷最东头的龙脑坡上，占地不到一平方公里。站在城西的莲花山上眺望，只见苍茫天地间，浩浩荡荡的平舟河蜿蜒而来，从容不迫地绕城一周，硬是把小小的平湖镇与周边切割开来，拱围出一座浑圆的孤岛。蓝的河水和河面上荡过的云团般的雾气如一条玉带；土黄色的护岸和成排的林带恰似锈迹斑驳的金盆外沿；而栉比鳞次的粉墙红瓦，错落有致的街道巷陌，就全都端坐在这金盆当中。据说明代道士张三丰当年云游此地，曾对这蓬莱仙境般的景色击节再三，有诗赞日：“石龙昼夜转流沙，玉水金盆泼客艖。”玉水金盆，从此便成为这平塘县城的代指了。
张诗中的“”，即小船。由于河水的隔绝，原先平湖镇与外界的往来，全靠竹排与船只摆渡。现在从莲花山俯瞰，宽阔的大桥就有三座，城乡沟通，已无阻碍。
这次去平塘，主要是奔着轰动一时，又众说纷纭的“藏字石”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