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家则不这么看。与前面从总体到部分的过程相反，他们严格地进行着从细节到全局的探究工作。他们对这项工作的难度有着清晰地认识，就像登山一样，不是一步就能做到的。他们也同意达尔文的说法，人类的意识是一座不能被正面攻下的城堡。因此，他们会沿着城墙展开多重探测，零星地在各处打开缺口，伺机寻找突破口进入城堡深处，再利用科技的创造性和力量探索一切可以有动作的空间，从而认识人类的意识。
要成为一个神经科学家，你需要对自己有信心。假设意识和自由意志真的存在，有着完整的过程和实体，谁知道它们藏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足够有耐心，它们会不会像一只毛毛虫变成蝴蝶那样，从海量的数据中浮现？从而让我们像济慈笔下巴尔博亚（Balboa）周围的人马一样目瞪口呆、胡乱猜测？同时，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因为与医学方面的密切联系，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相关研究项目越来越多，每年的预算总额从几亿到几十亿美金不等，成了科学界的“大科学”（Big Science）。同样的热潮也出现在了癌症研究、航天工程、实验粒子等研究领域。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神经科学家已经发起了被达尔文认为不可能的直接进攻。他们设想了一个名为“大脑活动图谱”计划（brain activity map，简称BAM）的尝试，该计划由美国关键政府部门主导，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构想，并与脑科学研究院合作，作为政府政策获得了奥巴马政府的认可。这个项目如果能够成功筹集经费，将具有与在2003年完成的、被誉为“生物学登月计划”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同等重要的地位。“大脑活动图谱”计划的目标是绘制每个神经元活动的实时图谱。这项工作所需的大量技术手段还有待开发。
“大脑活动图谱”计划的基本目标是把所有思维过程，包括理性的和感性的思维，意识的、前意识的和潜意识的思维，在时间流逝中静止的和随时间变化的思维，与生理基础联系起来，这并不容易。不管是咬一口柠檬、倒在床上、追忆一位逝去的友人，还是看到夕阳西沉大海，这些片段都包含十分复杂又几乎不可见的大量神经元活动。我们甚至无法想象，更不用说把这一过程作为放电细胞的集合写下来了。
对“大脑活动图谱”计划的质疑在科学家中很普遍，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同样的抵制也发生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以及许多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主导的空间探索计划上。但有关方面主张推动绘制图谱计划的原因主要在于，这项成果可以用在医疗方面，尤其是了解精神疾病与细胞分子的作用机制上。除此之外，还可以在病人尚未发病之前就发现有害突变。
假设“大脑活动图谱”计划或其他类似的事业取得了成功，它们将如何解决意识和自由意志之谜呢？在神经生物学仍被作为重资科学支持的条件下，我认为谜底会在计划的初期或中期就显现出来，无须等到计划完成。因为我们目前在大脑研究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如果能与进化生物学相结合，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我们认为，有关答案可能会很快出现的理由是，其一，意识是在进化过程中逐步出现的。人类的意识并不是像轻轻按一下开关灯就亮起来那样在短时间内实现的，从史前能人到智人，大脑体积渐进但又迅速的增大表明，意识是与其他复杂的生物系统，如真核细胞、动物的眼睛或者昆虫的集群生活，以相似的方式逐步进化而来的。
通过对正在通向人类意识水平途中的动物物种的研究，追踪通向人类意识的进化轨迹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老鼠是人类早期展开脑图谱研究的重要模型，我们相信未来也将在此有很多收获。以老鼠为研究对象有很大的技术优势，比如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养殖老鼠要便利得多，也有很多以老鼠为对象进行的基因和神经生物学研究。然而，一个更接近实际进化序列的方法是，我们也可以对一些灵长类近亲展开研究，包括更原始一点的狐猴、丛猴，以及更高端的猕猴和黑猩猩。这样的对比研究可以显示出这些非人类物种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顺序进化出了什么样的神经回路与活动。这些研究应该很快就会让我们找到人类独特的神经生物学特性。
认识意识和自由意志的第二种方法是辨别出突生现象（Emergent Phenomena），即那些只有在既有的实体和过程结合时才会产生的实体和过程。目前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些现象将出现在感觉系统和大脑的不同部分的连接和同步活动中。
此外，我们可以把神经系统想象成一个组织严密的“超级生物体”，是一个由细胞和专业分工构成的社会。这也是人体的构成核心，人体主要围绕它扮演一个支持性的角色。如果你愿意的话，在这里可以把蚁后或白蚁和一大群支持它们的工蚁看作一个典型案例。每只工蚁个体都并不聪明，只会出于本能盲目行事。它们就像生来就被规定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做事，这个程序会指引工蚁每次专门从事一到两项任务，并随着它们的年龄增长来以特定顺序变更程序，典型变化是从护士变为建筑工和从守卫变为觅食者。
相比之下，所有工蚁集合在一起就显得很聪明，它们会同时处理所有需要完成的任务，通过机动地采取应变措施来应对潜在的致命突发事件，比如流血、饥饿或被敌群攻击。但我们在这里不能把人的神经系统比喻为一圈蚂蚁，早在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1979年的经典著作《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Go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发表以来，类似的主题就已经成为严肃文学作品讨论的内容。
我保持乐观的第三个原因是，人类感官的感知范围非常狭窄。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其他感官非常有限，但常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在空间和时间上几乎能觉察到周围的一切。然而就像之前讲过的，我们实际上只能觉察到时空中非常少的一部分，对我们置身其中的能量场更是所知甚少。我们的意识其实只是我们在时空中所能感知到的碎片化的感觉的交叉，它使我们能够了解周围世界中与我们的生存关系最紧密的事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的祖先进化而来的那个真实世界。如果科学家们能够了解人们的感官所接受的、有限的信息和人类进化的历史，就能够了解意识的一部分，而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会比我们预计的更容易取得进展。
我持乐观态度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虚构对于人的必要性。人类的思维是由各种故事构成的。当下的每一个瞬间都有大量真实世界的信息涌入我们的感官。但除了感官本身的局限性外，海量信息的涌入也给大脑造成了负担。为了理解接收到的信息，我们还要回忆之前的事情，以作为理解信息的背景和意义。我们会把过去发生的事情与新接收的信息相联系，并考虑从前的选择，然后设想未来可能发生的种种可能，从而衡量取舍。这一过程还受到我们现有情绪的影响，或抑制或强化。近期有研究显示，我们的决定是在大脑中无意识的区域做出的，要经过短暂的几秒钟后才会传递到有意识的部分。
有意识的精神生活完全是建立在虚构基础上的，是对过去经历的故事的不断回顾和关于未来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的预测。大部分故事在经过我们有限的感官处理之后，都会符合目前现实世界的状况。之所以会产生回忆，有时是为了从中获取乐趣，有时是为了说明某种经验，有时则是为了预测未来。回忆的内容有些会被转化成“抽象的事物”或“隐喻”，以便加快意识运行的速度和效率。
大多意识活动都包含社会互动的成分。我们会被他人的经历和情感回应所吸引。我们玩虚构游戏或真实游戏的基础，就是基于对他人的意图和可能反应的正确理解。要进行如此复杂的活动，就要求我们必须有一个能够存储大量记忆的大脑。而人类为了适应这一状况，在很早之前就进化出了这样的大脑。
如果说意识具有物质基础，那么对自由意志来说是否也是这样？换句话说，在大脑能够产生的任何活动中，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脱离大脑运作，从而产生完全“自主”创设的场景和决定呢？答案是自我。那自我是什么呢？它存在于哪里？可以肯定的是，自我不能作为超自然存在独立出现在大脑中。相反，它是我们虚构场景中核心的戏剧性角色，通常都位于舞台中央，不是作为参与者参与其中，就是作为观察者和解说员，因为那里是所有感觉信息到达和整合的地方。构成意识思维的故事离不开集编剧、导演和演员于一身的肉体神经生物系统。尽管那些场景创造了关于自我独立性的错觉，但它也是人体解剖和生理构造的一部分。
我们解释意识的能力是有限的。假设一个神经科学家以某种方式详细地获知了一个人大脑中的所有加工过程，那么就能说明他可以解释这个特定个体的思维了吗？不，还差得很远。因为这还需要找出大脑存储的大量特定记忆，既包括能够即刻回忆的形象和事件，也包括其他被深埋在无意识中的记忆。要完成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是非常困难的，即使能够做到，也会对原有的记忆和响应记忆的情感中枢产生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心智。
除此之外，还包括机遇的成分。身体和大脑由众多相互联系的细胞组成，它们还会产生很多人类无法理解的变化。这些细胞每一刻都会遭到很多人类智慧无法预测的外来刺激的轰炸，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能导致局部神经模式的一系列变化，而被它们改变的个体心理情境几乎是事无巨细。个人心智的内容也是变动的，每分每秒都会随着独特的个人成长史和生理机能发生变化。
由于个人思维无法被其自身或者任何个体研究者充分描述，所以，作为意识情境中的明星演员，自我可以继续热情地相信它的独立性和自由意志，而这是一种非常幸运的达尔文主义的情况。对自由意志的信心是具有生物适应性的，如果没有它，意识思维就如同被宿命论诅咒的一个真实世界里易碎、漆黑的窗口。它会像一个被剥夺探索自由而渴望惊喜的，被终生监禁的孤独囚犯一样持续恶化。
所以，自由意志存在吗？是的，如果不是，那么在促进人的心理健康、让人能够永续发展方面，意志也有其存在的必要。
第五部分 人类的未来
15 在宇宙中孤独并自由着
人
类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通过这些故事，我想说明的是，科学可以让叙述变得可视化，而非宗教和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我相信，那些足够清晰的证据能告诉我们：人类并不是超自然力量的产物，而是在生物圈数以百万计的物种中，在特定的机遇与条件下产生的。虽然我们期待的事实并非如此，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神明和超自然力量支配着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人能有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机会，我们也没有被赋予任何命运和目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似乎是完全孤独的。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是完全自由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轻松地辨别出那些将我们分裂、使我们对立的不理智信仰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择是早年难以想象的，我们也因此更有力量、有更大的勇气来达成终极目标，即人类的统一。
精准的自我认识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因此，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我认为人类从原始生物开始进化，一路经过了远古时期、有历史记载的时期，并一直持续到现在，这种进化历程本身就是一部宏伟壮阔的史诗；其次，我认为我们追寻这一问题的答案的另一重目标在于，我们要知道自己在未来将选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物种。
要搞清楚人类存在的意义，前提是我们要更好地认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人文科学的主要探索内容是：研究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类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的内容就是自然科学所囊括的范围。人文科学的价值是自给自足的，主要描述的是人类的境况，但没有描述为什么人类会成为现在这样，而非那样。自然科学的内容则要宽广很多，基本包含着人类存在的意义，即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人类是如何出现的。
人类是进化历程中的一个偶然，是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的产物。我们只是早期灵长类动物（原猴类、猴类、猿类和人类）进化历程的一个分支的终端，在这个历程中，还包括数百种经历同样进化过程的其他物种。我们可能差一点就进化成了另一种有着类人猿尺寸大脑的南方古猿，以采摘果实和捕鱼为生，最终也像其他南方古猿一样，难逃灭绝的命运。
在大型动物占据陆地的4亿年间，只有智人进化出了足以创造文明的智慧。与我们基因最相似的近亲大猩猩是普通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在大约600万年前的非洲，人类和大猩猩还曾有过一个共同祖先。大约经过20万个世代之后，经过自然选择的充分筛选，人类的基因发生了一连串改变，古人类因此获得了某些特殊的优势，改变了他们随后的进化方向。
最初，这些优势表现在他们栖居在树上，从而可以自由地运用他们的前肢。后来，他们改变了生活方式，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了地上。他们从祖先那里遗传得到了容量较大的大脑，开始在地形较为开阔、气候温和的草原上生活。频繁的草原火灾促进了草本植物和灌木的更新与生长。更重要的是，大火使得人类饮食最终得以向熟食转变。在加速进化的过程中，没有毁灭性的气候变化、火山爆发或严重的流感等特殊的环境组合就犹如中了彩票。
到了现在，这些人类祖先的后代已经像上帝一般，他们的子孙后代遍布地球的大部分陆地，对其他地方也造成了相当的影响。我们自诩为整个星球乃至于整个宇宙的主宰，对地球随心所欲地加以破坏。我们还经常谈到有关地球毁灭的事情，比如核战争、气候变化或《圣经》手稿中预言的第二次世界末日。
人类的本性并不邪恶。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善意、慷慨和进取心将地球变为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天堂，而且有希望在21世纪末就实现这个目标，但我们却迟迟没有作为。将一切搁置这么久的根源在于，智人是一种生来就不完美的物种，我们被“旧石器时代的诅咒”（Paleolithic Curse）羁绊良久：数百万年中，人类所具有的适应于原始狩猎采集生活的本能正愈发成为全球城市化和科技生活的阻碍。在部落规模超过一个村子的大小时，我们就既不能施行稳定的经济政策，也无法采用稳定的管理方式。
更有甚者，世界范围内大部分的人类尚处于部落制的奴役之中，他们大都信奉超自然力量，争相服从并以此获得丰厚的资源。我们深陷于部落冲突的恐惧之中。如果部落冲突升华为团队竞赛性质的冲突，那将会是无害且令人愉悦的，但倘若冲突体现为现实世界的种族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那将会带来致命的危险。
除此之外，人类还有很多世代继承下来的偏见。我们常常会以自我为中心，不仅不保护其他生物，还在不断毁坏自然环境。事实上，我们应该实施新的人口政策，以便使当前的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年龄分布趋于合理。这种想法目前听起来很法西斯，所以仍在被禁止。但我希望在被推迟一代或两代之后就可以实施。
这些机能障碍使得人类世代缺乏远见。我们很少会去关注自己所属部落及国家之外的其他人，甚至连自己的后代也置之不顾，更不会去关心其他物种，除了狗、马以及其他很少已经被驯化奴役的牲口。其实我们对自身的这些问题很清楚，只是大多数时候不愿意承认。
我们的宗教、政治和商业领袖大多都接受人类的存在是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结果。即使私下里曾经怀疑，他们也没有兴趣与宗教领袖对抗，或不必要地鼓动群众，因为群众正是他们的力量与特权的来源。科学家本可以帮助人们建立关于真实世界的观念，但他们的表现尤其令人失望。他们固执己见，就如同拥有才华的势利小人，只愿偏安于他们经受训练并能获得报酬的狭窄专业中。
当然，人类目前具有的一部分功能缺失是由于全球文明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而这一阶段仍将持续下去，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大脑配置不够精密。正如达尔文所说，这些缺陷是“我们低微出身不可磨灭的印记”，达尔文曾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和1872年的《人与动物的情感表达》（The Expressions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中指出，人类的身体构造与表情和动物之间有着相似性。在那之后，持进化论观点的科学家已经开始研究生物进化在性别差异、儿童智力发育、阶层分化、部落冲突，乃至饮食选择上的影响。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人性进化成今天这样，还有一连串更深刻的诱因，即自然选择作用发生的层级。就个人层面的选择来说，自私自利的行为可以给种群和其他种群的竞争带来益处，但通常来说，这种行为会对整个物种带来危害。而群体层级的选择正好相反，群体中的成员具有的合作和利他行为，会使成员个体和其他成员竞争时受损。从整体上来说，这种行为有利于提升整个群体的生存和繁殖概率。一言以蔽之，个体选择会使我们的“罪恶”增殖，群体选择则会让我们的“美德”增殖。最终结果就是，除了遭受精神疾病折磨的人之外，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内心的煎熬与挣扎。
自然选择产生的这两种对立层面的选择矛盾，在我们的情感和理智中留下了深刻的、无法抹除的印记。这种矛盾状态并非个体的不正常现象，而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本质。这样的自我矛盾在老鹰、狐狸或蜘蛛身上就不存在，因为它们的基因决定了它们受到个体选择的作用。蚂蚁也不具备这样的特质，其社会特征完全由群体选择所刻画。
这两种选择力量在人类身上造成的冲突并不是为了给理论物理学家提供一个值得研究的主题，也不仅仅体现为我们内心善恶力量的交织，而是关乎人类生存的生物学特征，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才能对人类有根本的认识。我们的祖先在早期就曾同时受到这两股力量的影响，所以人类生来就拥有各类情绪反应，包括进取、竞争、愤怒、复仇、欺骗、好奇、冒险、偏好组成群体、勇敢、谦逊、爱国意识、同情心以及爱等。所有人都既有卑微的一面，又有高尚的一面，这两种状态经常频繁切换，有时甚至同时存在。
这种情感的不稳定性是我们应该保持的一种品质，因为这也是人类的本质，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我们需要从进化和心理学角度理解自己，以期获得更加理性、抵抗力更强的未来。我们必须自律，并永远不应妄想驯化人类的本性。
生物学家创造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即可承受寄生荷载（tolereble parasite load），指的是生物身上的寄生虫数量虽多，但还没有达到不可忍受的地步。几乎所有动植物物种身上都带有寄生虫，寄生虫是生活在宿主身体表面或者体内的其他物种，多数情况下，寄生虫不会杀死宿主，而是只吃掉宿主身体的一小部分。总结起来就是，寄生虫是只会吃掉猎物的一部分的捕食者。可承受寄生生物进化的结果使得它们可以确保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同时最大程度减少宿主的痛苦和损失。
一个个体想要完全消灭掉它身上的可承受寄生虫是不明智的。这样做的时间代价太大，并且会对其自身的机能造成破坏。如果你怀疑这个概念，不如试想一下如果想根除此刻正藏在你眉毛根部（大概有50%的概率）的螨虫需要花多大的代价，而这些螨虫几乎是要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此外，你的口水中除了数以百万计的有益细菌外，还有几百万个有害细菌存在。
在社会生活中，人类与生俱来的破坏性可以被看作是寄生在动植物身上的虫子。想要降低它们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冲击，就相当于在减少可忍受的教条数量。关于这类教条，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人类对超自然力量创世的盲目信仰。当然，在今日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想要削弱教条的力量将会很困难，甚至是危险的。这些创世故事既能让信徒信仰宗教，也能让他们拥有比其他教徒更优越的感觉，因而也被很多部落用于巩固政权。
想要破除这些教条的迷信，或许客观详细地检查每一个创世故事，并讲清其已知的历史渊源，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许多学术领域，这种尝试已经开始了，尽管进行得很慢很谨慎。下一步则是要让每个宗教和派别的领袖，以及神学家公开为他们所信仰的超自然力量与其他信仰进行竞争辩论，然后再分析这些故事是在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在过去的年代，一些拥有特殊信仰的核心信徒会不遗余力地指责这种行为是在亵渎宗教。但在现今这个更加理性的世界，我们大可以反驳那些信徒的指责，控告任何声称自己是代表神的宗教或政治领导人。他们的做法是想要将个体信徒的崇高架设在他无条件服从的信仰之上。最终，我们或许可以在教堂中举办以历史上的耶稣为主题的研讨会，发表穆罕默德的图片也将不会面临生命危险。
如果真的能够实现这种设想，那将会是自由的真正呼喊。对于世界各地存在的各类教条式的政治意识形态，我们也可以采取同样的做法。这些如同宗教信仰一样的意识形态背后的原理总是相同的，先是提出一个理论，然后再给出自上而下的解释，接着再列出一个经过挑选和能够论证这个理论的论据清单。如果我们能够要求那些政治人物和独裁者说明自己提出的假设，并证明他们的核心信仰，他们精心包装的真相就会曝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大概有一半的美国人信教（1980年为44%，2013年是46%），其中大多数是极为虔诚的基督徒，他们都不相信进化论。世界范围内还有一小部分穆斯林也不相信进化论。作为神创论者，他们坚信是上帝或真主创造了人类，而其他的生物则集中产生于数次生物大爆发。尽管目前已有占压倒性数量优势的证据可以证明进化论的存在，从分子到生态系统和地球生态多样性，所有证据环环相扣，论证严密，但他们还是选择视而不见。他们选择性忽视了科学界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的各种处于进行时态的进化现象（科学家甚至已经发现了相对应的基因）。
此外，他们也故意忽视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培育出新物种的事实。更进一步，科学家已经在实验室里创造出了新物种。对于神创论者来说，进化论仍旧是一个未被证明的理论。在一些极端分子眼中，进化论是一个由魔鬼创立的学说，并由达尔文和后来的一些科学家们所传播，以误导人类。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佛罗里达州的福音会教会，那里的人们告诉我，撒旦在世俗世界的宗教化身是极其狡诈而坚决的，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是骗子，不论男女。不论我听到了什么，都必须捂住耳朵以坚守真理。
神创论并不是一个有事实依据、经过严密的逻辑推演所形成的概念，而是人们为了加入一个宗教团体需要付出的代价。人们通过信仰想要证明自己信服于某位上神，但事实上，他们所信服的并不是一位神，而是一些自称为神的世俗代言人的凡人。
让整个社会都俯首称臣的代价是巨大的。进化是宇宙的基本进程，不只是发生在有机体内，而是发生在地球上的每个角落、每个层级中。分析进化历程对生物学、医学、微生物学和农学而言都至关重要，甚至于宗教本身的历史如果没有了进化论作为贯穿始终的时间线，那么连宗教本身都将失去意义。对进化论的明确否认是“创世论科学”的一部分，是彻底的谎言，就如同那些捂住自己耳朵的成年人。一个社会如果以这种方式默认成员的信仰，必将走入歧途。
诚然，盲目信仰确实存在一些积极的影响，可以让族群连接更紧密，让部落成员觉得更舒服，也可以促进慈善和遵守规矩的行为。在这些好处面前，人们能够容忍宗教带来的负担。然而，人们渴望宗教信仰的力量并不是出于受到神灵的启发，而是受到群体力量的吸引。人们生来就渴望被某一群体接纳。为群体成员谋求福祉、守卫群体栖息地是人类的生物本性。当然，在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之外，个体会很容易改变宗教信仰，即使选择与异教徒结婚，甚至完全抛弃宗教信仰，也不会背负道德上的罪恶感，更不会丧失思考能力。
人类文化之所以无法获得提升，除了宗教的原因之外，也受到很多传统的、老旧观念的影响。这些观念大都听上去很合理，也很崇高，但其实已经落伍。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大领域是互不关联的，有人甚至认为它们分得越开越好。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随着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指数级增长，每个人所获得的学科知识每过20年就会翻一番，而知识的增长率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科学家们做出原创性发现的速度也将降低。未来10年中，科学知识的总量也将远多于现在，但它们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人文科学却与此相反，它的发展方向是丰富而多元化的。如果说人类是有灵魂的，那么必将存在于人文科学领域。
然而，人文科学领域的发展，包括创造性艺术及其学术评论，还尚在被人类的感官世界所阻碍。因为人类感官所能感觉和观察到的事物是极其有限的，也缺乏基本的自觉。我们最初只是在听在看，对于这个存在着其他千百万个物种的世界一无所知。例如，一些动物是用电场和磁场来辨别方向和交流的，但我们即使身处其中也浑然不觉。甚至就视觉和听觉而言，我们的水平也相当于聋哑人，只能直接接收很少一部分的电磁波频段，而无法完全接收到可以穿透土壤、空气和水的压缩波。
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尽管创造性艺术的细节看上去无穷无尽，但其中真正设计出来的人类原形和本能却很少。引发创造这些东西的全部感情，即使是最强烈的，也非常有限，甚至少于一支齐全的管弦乐队中的乐器数。那些颇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和人文科学家大多对于地球上时空的统一性缺少把握，对于太阳系和宇宙其他地方的统一体也所知甚少。在他们眼中，人类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物种。这个观点本身并没有错，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很少思考这件事情所代表的意义和形成的原因。
从根本上来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所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它们所用的术语和方法是不同的，但同时这两者又是互为补充的，而且都是人类大脑的产物。如果我们能将自然科学的探索和分析与人文科学内省的创造力相结合，那么人类的存在将会具有无限的生产力，也会拥有更加耐人寻味的意义。
附录
广义适合度理论的缺陷
解释生物如何发展出利他主义，并形成高级社会组织的遗传理论，在学术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饱受争议。在这里，特别附上我们所做的有关广义适合度理论的分析，并阐释为何广义适应度理论应该被社会生物学理论所取代。这篇附录节选自我们之前发表过的一份研究报告，其中删除了原文章中数学分析和参考资料的部分。需要强调的是，原文章在发表之前曾经经过了有关专家的严密审查。
定义
广义适合度理论被定义为：生物体的某个性状能够被遗传下去的概率，是该个体适应环境的程度乘以亲缘系数的总和。有些数学分析报告已明确证明，广义适合度理论是存在缺陷的。但支持广义适合度理论的科学家宣称，这一理论与自然选择理论一样，具有广泛适用性。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用线性回归法将个体的繁殖成功率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与自我有关，另一部分与他人有关。而在此我们要证明，这种方法无法预测或解释进化过程。最重要的是，线性回归法无法区分“相关”与“因果”，因而他们对于简单情境的解释也是错误的。这一弱点也是整个广义适合度理论的致命缺陷。
很久以来，广义适合度理论一直被公认为解释社会行为如何进化的法则，但在这里，我们要再次证明之前对这一理论的批评的正确性。事实上，广义适合度理论只能解释一小部分进化过程，而非“广泛适用”。
广义适合度理论主张，个体繁殖成功率是个体行动所造成的各种结果的叠加。但对大多数的进化过程或进化情境而言并不是这样。那些支持广义适合度理论的科学家为了回避这个缺陷，采用了线性回归的方法。他们提出，以线性回归法为基础，可以看出广义适合度理论主要的四种功能：（1）可以预测等位基因变异的方向；（2）可以显示基因变异的原因；（3）像自然选择理论一样可以广泛适用；（4）可以提供通用的进化规律。而我们在这里要做的是，重新审视这些说法，质证可以确认它们正确与否的科学依据。事实上，分析导致社会行为改变的基因突变是否会在进化过程中留存下来，与广义适合度理论的内容并不相关。
1946年，汉密尔顿提出了广义适合度理论，主要用来解释繁殖成功率在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影响。汉密尔顿指出，在一些情况下，繁殖成功率最高的生物能够在进化过程中存活下来。自那以后，有些科学家便将这一概念视为进化的法则，认为生物进化的目的就是尽量提高自身的繁殖成功率。
汉密尔顿提出的广义适合度的定义如下：
主要是指个体在繁殖可以存活到成年的后代方面实际表现出的繁殖成功率，是以某种方式先削减再增加之后所得出的结果。此处被减掉的是，所有可能由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只留下个人在不受该环境的任何影响（无论环境影响是好是坏）之下时表现出来的繁殖成功率，然后再以这个个体对周围其他个体的繁殖成功率所造成的正负影响的分数来加权。这里的分数是指个体和个体所影响的其他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系数：如果二者的基因完全相同，则此系数为1；若二者为亲兄弟姐妹，则此系数为1/2；若为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则此系数为1/4；若为表兄弟姐妹或者表兄弟姐妹，则为1/8。若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亲缘关系，则此系数为0。
现代的广义适合度理论除了使用了不同的亲缘关系系数之外，其余部分都是对汉密尔顿的定义的沿用与继承。
持有广义适合度理论观点的科学家假定，个体的繁殖成功率可以分成由个体行动所导致的几个部分。某一个体的繁殖成功率要减去所有由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广义适合度中减去每一个由其他个体所造成的影响。而后，我们还必须计算该个体如何影响其所在族群中所有其他个体的繁殖成功率。在这些过程中，我们都必须假设，个体繁殖成功率可以用个体行动所造成的诸多影响的叠加来表示。而广义适合度则是这些行动对行动者的影响，加上这些行动对其他个体的影响，再乘以行动者与其他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
假定个体行动所造成的诸多影响的叠加是广义适合度理论的关键。但很明显，这并不一定能广泛适用。举例来说，某一个体的繁殖成功率，有可能是其他个体所采取行动的非线性函数。一个个体存活与否，可能必须依靠多个其他个体同时行动。正如蚁后能否成功繁衍后代，可能必须依靠几群各司其职的工蚁彼此分工合作。有些研究已经发现，微生物的合作行为对个体的繁殖成功率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进行加和的。整体上看来，我们并不能假定繁殖成功率的影响是可以叠加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广义适合度理论的两种方法
在有关广义适合度理论的相关研究和论文中，主要有两种方法被用来处理有关可叠加性的局限性。其中之一是，只关注那些具有可叠加性的简化模式。比如，汉密尔顿最初提出的广义适合度理论概念就假定，繁殖成功率的影响是可以叠加的。此外，由于他假定基因突变对表现型的影响很小，而且繁殖成功率的高低会随着不同的表现型而相应产生变化，那么繁殖成功率的影响自然具有可叠加性。
马丁·诺瓦克、塔尼卡和爱德华·威尔逊对这种简化模式的数学基础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这个方法除了繁殖成功率影响的可叠加性之外，还需要做一些有限定性的假设，因此只可以用于解释一部分生物的进化过程。在他们的论文发表后，却有100多位学者签署了一份共同声明，宣称“广义适合度理论就像自然选择理论一样，可以广泛适用”。鉴于此，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个明显的矛盾之处呢？
可以想到的是，上述声明是以广义适合度理论的第二个方法为基础的。而这个方法是以回溯的方式来处理可叠加性问题的。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一开始就获知进化过程的最终结果，然后再去找出造成这个结果的各种成本与收益的总和，而无论对这些成本与收益的考察是否符合生物实际互动的情况。通过用线性回归法决定成本（C）和收益（B），然后以BR-C（R代表亲缘关系的密切程度）的形式，算出基因变异频率的改变。这个方法是汉密尔顿在首次发表广义适合度理论之后提出来的，后来经过改良，成为计算基因变异频率改变的方法。
很多认为广义适合度理论不仅有效且广泛适用的学者，都是以这个线性回归法为基础进行论证的。如有支持者曾宣称，线性回归法使得广义适合度理论不一定需要有可叠加性。此外，还有人认为，这个方法可以预测出进化的方向，并可以用量化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有亲缘关系的伙伴之间进行社会互动所导致的基因上的改变。
想要评估这个说法的正确性，我们需要质疑的是，在面对进化上的某一特定的改变时，线性回归法能告诉我们什么？有研究显示，有关线性回归法可以预测并解释进化过程的说法并不正确，有关它可以广泛适用的说法也没有意义，更无法评估。基于这些原因，广义适合度理论为进化过程提供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的说法，本身就是存有缺陷的。事实上，这样的理论根本就不存在。
线性回归无法预测结果
有关线性回归法的各种说辞，我们首先要批驳的是“它可以预测进化方向”的说法。鉴于宣称这一说法的科学家一开始就已经说明，他们所观察的这段时间内等位基因的变异频率所发生的变化，因此，所谓的“预测”只是重述了已经获知的事实，以便让BR-C所得出的值和预设的结果一致而已。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
其次，线性回归法也无法预测在不同时期或不同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情况。只要他们所观察的情境或时间有任何变动，就必须重新解释一开始的数据，并再次使用线性回归法，随之便会产生一个新的结果。
线性回归法是无法预测结果的。除非事先假定一个过程将会如何发展，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预测结果。在没有任何建模假设的情况下，拥护这一理论的科学家只能以另一种形式来改写已知的数据。
有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了线性回归法无法预测结果的事实。在研究大肠杆菌如何合作制造抗药性物质时，有科学家曾经使用了线性回归法。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我们已经测量了某个包含制造者与非制造者的体系中的B值、C值和R值，但在预测如果改变种群结构或个体的生化个性，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时，我们仍然束手无策。”
线性回归法无法解释因果
有关于线性回归法是否具有解释力这个问题，现有的文献似乎在这一点上仍有分歧。有些学者宣称，线性回归法可以解释基因变异频率改变的因果关系，有些则仅宣称，它在概念上提供了有效的帮助。除此之外，以线性回归法所得出的数值通常是以社会行为来表示的，也因此使得这些数值带有一层因果关系的色彩，即便它们并未直接说明其中的关系。
但值得注意的是，“线性回归法可以找出等位基因变异频率改变的原因”的说法不可能正确，因为线性回归法只能确认其相关性，而相关不等于因果。除此之外，由于线性回归法的目标是要找出各种社会行为对繁殖成功率的影响，并将它们叠加起来，使其结果符合已知的数据，因此当各种社会互动行为并不具备可叠加性，或当繁殖成功率的变动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时，这种方法就会产生错误的结果。所以，我们在此假设三种情况，并证明在这些情况中如果使用线性回归法，将无法找出基因变异频率改变的确切原因。
第一，基于某些个体“攀龙附凤”的特性，它们会设法寻找繁殖成功率高的个体并与之互动。在我们看来，这类互动对繁殖成功率并没有影响。然而，这种行为会使得“繁殖成功率高低”与“有一个攀龙附凤的伙伴”产生正相关，如果利用线性回归法，就会得出B＞0的结果。根据支持广义适合度理论的科学家们的解释，这代表那些攀龙附凤的个体具有合作精神，会帮助它们的伙伴拥有较高的繁殖成功率。事实上，这样的解释无疑是因果倒置，是高繁殖成功率才造成了这些互动，而非这些互动导致了高繁殖成功率。
许多生态系统中都存在攀龙附凤的行为，只是表现的形式各异。正如一只鸟可能会选择加入一对高繁殖成功率的鸟的巢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继承这个巢穴。同样的，一只具有社会性行为的黄蜂如果有繁殖成功率很高的亲代，或许会更愿意待在父母的蜂巢中，以便能够继承蜂巢。如果在这些情况下采用线性回归法，将会使人们把那些纯粹自利的行为误解为合作行为。
第二，“嫉妒”的特性。怀有嫉妒心的个体会攻击那些具有高繁殖成功率的伙伴，以期降低后者的繁殖成功率。在此过程中，攻击者会因此付出很大的代价，而攻击行为效果并不显著，因此，那些受到攻击的个体，仍然会拥有高于平均值的繁殖成功率。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采用线性回归法，就会得出B＞0且C＞0的结果，显示那些怀有嫉妒心的个体是付出很高的代价才表现出了合作行为。这样的解释也是错误的，即认为攻击行为是有害的。事实上，攻击行为和繁殖成功率之所以具有正相关，是因为攻击者所选择的互动伙伴有高繁殖成功率，而且它们的攻击行为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第三，“照顾者”特性。一个具有“照顾”特性的个体会设法寻找那些繁殖成功率低的个体，并不惜代价试图去提高它们的繁殖成功率。但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协助效果并不大，因此，那些受到帮助的个体的繁殖成功率仍然低于平均值。这时，如果采用线性回归法，就会得出B＜0且C＞0的结果，这表明此个体的繁殖成功率很低是照顾者不惜代价加以破坏的结果。但这样的解读也是错误的。
“没有假设”的方法
就“广义适合度像自然选择理论一样广泛适用”的说法而言，我们也认为其是错误的。这种说法的论点是，由于线性回归法可以应用于任何一种等位基因变异频率改变的情况，无论导致改变的原因为何，所以每一个进化过程都可以用广义适合度理论来解释。
问题在于，正如我们先前看到的那样，线性回归法只能告诉我们“事情就是这样”，既无法预测，也无法解释任何进化情境。当然，或许有某些案例可以用线性回归法得出正确的因果关系；也可能在某些案例中，一个情境所得出的结果大致上也适用于其他情境。然而，线性回归法并未提供任何标准来辨识这些案例。要确定这样的标准，就必须要对线性回归法的基本程序做一些假设。如果没有这些假设，线性回归法所得出的结果就无法回答任何有关该情况的问题。基于此，我认为广义适合度理论可以广泛适用的说法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