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醋的人生（出版书）》
作者：冯仑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讲商业人物、商业掌故、商业中的人生体会的书，为什么会起名为《吃醋的人生》呢。
当我们吃惯了主菜、大菜的时候，会稍微来一点醋，调调味。商业也是一样，它有值得我们咀嚼和回味的另一面。用“吃醋”的心情来看那些端正的、高大上的商业故事，来对照过去我们不注意的一些商业定律、法则和规范，是一个很有意思、相映成趣的事情。
不平静的2020年已过大半，冯仑跟您聊聊天、讲讲段子。
在《吃醋的人生》中，冯仑从中国三大商帮，聊到开心麻花；从“套套”生意，聊到火星移民；从追逐天价松露的大董，聊到建川博物馆；从诗仙李白，聊到黄埔军校：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生意小，到底值不值得做；站着、坐着、躺着，哪个更赚钱；在地球上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怎么破；一百年前的黄埔军校，对商业社会有怎样的启发；人活一世，为什么一堂死亡课不能少。
聊完故事，站在2020年年末，“商界思想家”冯仑分享了他的观点：让我们回归商业的本质。
“一名企业家，有正确的价值观，就可以做好三件事：看未来的方向，算别人算不清的账，做别人不做的事。”
目录
序：人生何处不吃醋
商帮
晋商
温商
潮商
商帮系列结语
商机
开心麻花
建川博物馆
大董
创业
火星饭局
小套套的大生意
藏在中关村的“3W咖啡”
百味
李白的诗到底卖了多少钱
吃醋的人生
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人生需要一堂死亡课
序：人生何处不吃醋
日前，为了讨口好吃的，专门去了一家特别的川菜馆子——“天下盐”，老板叫二毛。
本打算去过把口瘾，吃点麻辣，没想到坐下来聊天，老板二毛却大谈起酸和醋来，这让我始料不及。一开始，是我向他请教做川菜的诀窍，他说：“你们都知道辣和麻，却忽视了川菜的一样重要调味品——醋，比如宫保鸡丁等菜品，全都是靠醋来调味的。”我特别好奇，就继续请教，才知道了一些和醋有关的故事与知识。
就像中国很多其他的事一样，只要提起来，一定要说“古已有之”。醋也不例外。关于醋的起源，一说是在西周，一说是在春秋。最初，自然的雨水落在马槽里，一些物质发酵，最后出来一种味道。人们开始有了“酸酸的”这样一个味觉的感受，之后又逐渐地把承载这个味道的东西作为一种调味品，于是有了醋。
不论是西周，还是春秋，这都是两千年前的事了。两千年前，古人的舌头上开始有了酸的感觉，“甜、酸、苦、辣、咸”五味中，酸也算是一种比较早就有的味觉。
当然，人们不可能永远喝马槽子里自然生成的酸味液体。《齐民要术》等一些典籍里，总结了汉代人做醋的方法。“醋”这个字的写法，其实就和它的制作工艺有关，做醋得二十一日，“醋”这个字的右半部分，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醋在整个饮食中的地位非常清楚，绝大部分时候，醋是一个配角，不管什么样的菜，只要放点醋，它就能调味。做鱼，放点醋可以去腥；炒土豆丝，炒豆芽，最后都要来一小勺醋。它不是主味，它是调味，调别人的味。什么叫调味呢？没它不行，有它更好。而且它的存在使主要的角色变得丰富，变得高大，甚至完美起来。比如调甜，糖和醋在一起，我们称为糖醋。没有醋的话太甜；有了醋，这个甜就变得曼妙起来，甚至让人感觉这个味道中的糖，和传统的糖、一般的糖居然不一样了，身价提起来了。
人在社会中也是这样。我们年轻的时候，在组织、单位、企业，在社会里的存在，也只是一个“调味品”。我们调了什么味呢？我们初出茅庐，难免有许多青涩的地方，我们会犯错误，会做傻事，会冲动，但正是这些，也许在某些意义上正是创新的一种动力。而且我们的酸涩，也正映衬了成熟者的周正、稳妥。年轻的我们正如醋，没有我们这坛醋，衬不出别人的甜。
各种配角里头，醋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在一个组织当中要演好配角很不容易，要是你没演好，演砸了，你就不是“醋”，而是“咸”、是“辣”，也可能是“腥”甚至是“臭”了。行走在社会中，我们得去演好配角。有的时候，我们得做好那个二把手、三把手、群众的角色，然后反衬出主角，反衬出红花，反衬出美女，反衬出明星。我们看电视剧，配角其实就是个“醋”的角色，没有它不行，有了它主角才更牛。
有些人，比如一些大学毕业生，刚步入社会开始工作，为了功名强出头，不愿意经历一段时间来做“醋”的角色，上来就想甜、想咸、想辣，就要自己做主角，这个时候往往会和社会原有的秩序发生冲突，然后受到打压和排挤。
回想起来，这顿饭吃完，我可是长了学问了。人生何处不吃醋？人生何时不吃醋？吃醋乃人生第一大学问。你想要做好大哥，做好领导，先要学会做“醋”，先要学会做配角，先要去衬托别人，先要去抬举别人，先要去赞美别人，先要去举荐别人，先要去支持别人，先要去让别人成功，然后自己这罐“醋”才算尽到了责任，才算演好了配角。
说到醋，我想起“打破了醋罐子”。“吃醋”这事儿是说男女关系的。书上说，这个典故来自房玄龄的故事。唐太宗想笼络大臣，要为宰相房玄龄纳妾，遭到房玄龄夫人的反对。唐太宗赐下一杯“毒酒”，让房夫人在喝“毒酒”和纳小妾两件事里二选其一。房夫人宁死不低头，端起“毒酒”一饮而尽。房夫人含泪喝完后，才发现杯中不是毒酒，而是浓醋。
唐太宗用赐一杯醋的方式，褒奖或者说调侃了房夫人的委屈、不满，有点着急又蹬鼻子上脸的心理状态和急劲儿。这件事后来在民间不断地传来传去，就变成了男女关系当中的一个特定用语，叫“吃醋”。
但凡自己的心爱之人可能要被别人撬走，或者是别人对自己的心爱之物表示出羡慕并企图占有时所表达出的一种不满，心头酸酸的，但又不是很强烈的要死要活的情绪或者行为，就是吃醋。
从这个角度来看，吃醋的过程，有三个要素很重要。
第一，要发生吃醋这件事，最初的两个当事人一定有一种共同的利益关系、情感关系，或者是虚幻的共同体关系。比如说夫妻，就是特别直接的利益、情感共同体关系。有些时候并不只是夫妻，这种关系会放大到你喜欢的一个东西，或者移情到一个物件上，比方说宠物。总之，你的情感投射到某个人、某个动物，甚至物体上面，产生了一种泛化的联结和精神、情感层面上的虚幻的共同体的感觉。这是吃醋的前提。
第二，当你建立起这样一个共同体的感觉后，哪怕是虚幻的共同体，有另外一个人插入，他也表示出强烈的喜欢，并且企图从你身边把你喜欢的人或者那件事情、那个动物拿走时，你会产生一种抵触心理，然后不高兴、难受，甚至别扭、恶心、生气、不满……你产生这样一种情绪和表达冲动，这个时候，就是醋劲儿来了。
第三，你得表达出来。你光内心有醋劲儿还不够，既然叫“醋劲儿”，这个“劲儿”就得表达，比如说摔盆子摔碗，或者猛地一下把门关上，给别人眼色看，或者突然之间丢出一句不轻不重的话，甩个脸子。表达的目的就是让闯进来的这个人看到、感觉到你的不满和反感，然后退却。
不光是人类，动物之间也会表达出醋意。比如，一只母猫在给小猫喂奶，这时候来了另外一个动物，试图把猫妈妈拉走，这时候大猫小猫的联结关系会被破坏掉，于是小猫产生醋意，叫两声，或者拿只小爪子挠一挠。
“围观”这个过程，我们都可以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其乐融融的夫妻、朋友，或者你跟宠物、跟一个物件的关系处在非常美好、平静、祥和状态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第三者插进来，要破坏这样一种结构，破坏这样一个情感，甚至要把你爱的人、你喜欢的东西挪走，把你们的关系撕破。这个时候，你当然会表达出一些小小的不满和些许的难受，并在言语上表达小小的抗议，或者在行为上表达出一种反对，这个过程就是吃醋。
吃了一顿饭，我把“吃醋”这件事也给弄明白了。
我发现，吃醋这个事本身还有点小美好，比如刚才描绘的这些小场景、这些表达，都挺好。
但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不是这么简单。不少人在表达吃醋的时候，并不是止于言语或者摔个门、瞪个眼，而是会把不满的表达进行升级。升级以后叫什么呢？比吃醋更高一层的叫忌妒。
所谓忌妒，就是说，你要的东西别人总是要拿走，你要表达不满，不仅在言语上，而且直接采取行动，可能出一些阴招损招，破坏对方的行动。这个破坏，甚至包括挖坑、造谣，或者找人抽他俩耳光，把他的车给砸了……总之，忌妒是吃醋在坏的方向的一个高级形态。吃醋是浅浅的表达，而忌妒，是一个东西大家都想要，而你觉得应该属于你，却被对方占有了，然后你用强烈的手段进行回应，特别是用低级趣味的、阴暗的手段去造谣、诋毁，甚至是在身体上进行伤害，以及在财物上予以打击。在表达方式上，忌妒与吃醋非常不同。
如果你有了忌妒的情绪却不管控，往往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致残、致伤对方，甚至剥夺对方的生命，摧毁对方的事业和他喜欢的东西，乃至把大家都争夺的这个东西也彻底毁掉。这种表达方式，就超出了忌妒的范畴，变成了一种仇恨的表达，变成了“有你无我”，甚至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显然，失控的醋意可能变成忌妒，而失控的忌妒，也可能变成仇恨甚至暴力，这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情。人类社会中，任何时候都有吃醋的可能，因为总会有值得吃醋的地方，但是要加以管控，避免它朝着仇恨与暴力去癌变。
吃醋会不会有良性的结果？也有可能，吃醋有时候会转化为一种良性竞争。比如说这个是好东西，你想要我也想要，那怎么办？我要更努力，做得比你好，我通过做得更好来留住原来想要的东西。
我有个朋友就很有意思。他离婚以后，新太太打听到他前妻做面条做得非常好，而且即使离婚了，逢年过节仍然到婆婆那儿去做饭，婆婆非常喜欢。一次，新太太到婆婆家，婆婆尝到她做的面条，就说，你做的不如谁谁做的好，也就是说她的手艺赶不上前任。她有点郁闷，当然也有点醋意，回来就跟老公聊天，言语中打听前妻做面条的诀窍，然后不断地练习。终于有一天，她到婆婆那儿做了一碗面，婆婆突然间觉得这面条很好，比谁做的都不差，连说了几个“比她好”，这下她就释然了。从此，婆婆喜欢上她做的面了，前妻也就不再去那儿了。这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关系，让这个朋友的现任跟婆婆建立了一个新的联结，婆婆也就接受了这个新的儿媳妇。现在，这一家人过得很幸福。当然，这碰巧是一个婆媳的故事，主角换成翁婿也是一样。
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可能会对同一个事物有共同的追求，但是在共同追求的过程中，我们是把醋意转化为忌妒，转化为仇恨，还是把醋意转化为一个小小的良性竞争，从而保护大家都想要的东西和情感氛围，让这个东西不仅得到维持，还能够朝好的方向有所发展？这种选择，需要人生智慧。
说到这儿，醋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一个特别好的朋友。醋意无所不在，但是控制醋味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任由内心的醋瓶子倒了以后无限地恶意蔓延，导致破坏和毁灭，甚至引起更大范围的骚动。我们应当做一个开开心心的人，保有一点浪漫的醋意、一点温馨的醋感，让我们的生活滋味多一点，状态轻松一点。
这是一本讲商业人物、商业掌故、商业中的人生体会的书。这样一本书，为什么会起名为《吃醋的人生》呢？其实，就像上面讲的醋的起源、醋的作用和“吃醋”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用醋和这本书的内容作一个对照，非常有意思。
这本书讲的东西，无论是商帮故事、野史杂谈，还是一些跟生意有关的人生体验，这些内容，相较于正规的MBA教材，或者“认真”的商业史、高大上的传记，确实像醋一样，只不过是个“调味”的，是个配角，是可以用来“反衬”这些“主菜”的高大上的。
也就是说，这本书的内容，是首先观察商业上面和生意当中不为大家所关注的一些细微的点，然后通过商业故事把一些奇葩的商业事件呈现出来。当我们吃惯了主菜、大菜的时候，在直接感受甜咸辛辣这些味道的时候，稍微来一点醋，调调味。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比较轻松愉悦的阅读过程中，体会到商业人生的快乐。这就是我起这个书名的想法。
当然了，起这样一个书名，还有一个思考的角度。正所谓“人生何时不吃醋，人生何处不吃醋”。吃醋，无非是当你对一些事物很有兴趣，想占有它，想跟它产生一种联结，但是别人也要拿走它时产生的情绪。你在表达情绪、采取行动之前，手里握着两个选择：要么通过良性竞争，把它守住，把它拿回来；要么表达不满，要求别人退却，甚至采取一些更激烈的手段，纵容忌妒、燃起仇恨、进行破坏，把别人赶走，把既有的和谐关系毁掉。
另外，我在讲这些商业上的“调味品”时，其实怀有一种心态，那就是对于那些端着的、一贯很正确的商业正史，对于那些MBA使用的一本正经的教材，其实也有某种“吃醋”的心理，也处于一种“吃醋”的状态，所以，我要把这个“醋味”表达出来。
而在这个表达醋味的过程中，我想让大家体会到，商业还有另外一些值得咀嚼和回味的不太一样的内容。所以，在这本书里，我希望让大家不仅能感觉到商业的精彩和智慧之所在，还能体会到一些淡淡的愉悦。也因为这个原因，我想把“吃醋”这个名字送给这本书。
我想，用书中所呈现的这样一种醋的感觉、醋的状态和“吃醋”的心情，来看那些端正的、高大上的商业故事，来对照过去我们不注意的一些商业定律、法则和规范，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定会相映成趣。
这本书的成书过程，花了一些时间。起初，我是像聊天一样地讲述，我讲完了以后，又整理出文字。但是这些文字还比较粗糙，有很多口语化的语句。为了让读者更好读，也为了让每部分内容之间的关系更清晰，我们请了一个朋友——寇建东先生帮忙，把这些口语化的文字收拾收拾，变得更规整、更细致了。所以，非常感谢寇建东先生，他也是本书共同的创作者。
是为序。
商帮
晋商
百年前的中国“华尔街”
在凿空使者所著《大商帮：探秘中国商业群落》一书中，关于晋商有这样的描述：晋商是我国商帮中崛起最早、明清时期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五百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晋商不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还创造了第一个经营汇兑业的票号。
这足以见得晋商——这一历史最为久远的商帮，在中国商业版图中的地位。虽然相比现在仍活跃在商界中的潮汕等其他商帮，晋商在清代以后已逐渐没落，但那些晋商留下的大院依然讲述着他们的精彩传说。
***
今天讲的晋商，与明清时期其他商帮最大的不同是更富有，并且在中国商界的统治地位长达五百余年。
晋商到底多有钱？在清代，他们垄断了富豪排行榜前二十名的位置。想一想，一个晋中地区，住着马云、马化腾、王健林、许家印等富豪，是何等富有。据史料统计，把山西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加起来，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可以说“富可敌国”。然而，封闭的观念和清末民初动荡的时局，也让晋商走向了没落。这不免让人唏嘘。
走西口走出的“中国华尔街”
山西的平遥古城尽人皆知，在古城中心一条长两百多米、宽5米的青石板大街两边，曾林立着十多家名声显赫的票号。
有人说，这里曾是大清帝国的金融心脏，堪比如今的美国华尔街。这一次，和我一起走上这条青石板路的，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周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管理思想史，并且著有《成败晋商》一书。
“晋商在中国历史商帮里算是一个挺特别的商帮，和湖湘、安徽、江浙商帮比起来，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在哪儿？”刚一落座，我便率先向既了解历史又懂经济管理的周教授提出了问题。
“从外部环境看，晋商面向的是东北、内蒙古、新疆，以及背后的东欧、俄罗斯市场。”周建波的回答让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走西口》这首民歌，“我记得当时有一首歌叫《走西口》，现在来看，实际上就是干买卖去了。”
“走西口，是通过一个叫‘杀虎口’的地方去包头。还有走东口，东口就是通过张家口到东北。”周建波解释说。
历史上山西人“走西口”多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形成两条主要路线，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内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内蒙古。
“这歌（《走西口》）听起来挺悲凉。”我感慨道。
“出去了能不能回来不知道，生死未卜，可能一辈子都回不来了。”周建波有同样的感触。
“那为什么山西的钱庄票号能发展起来？这和贸易有关吗？”我继续追问。
“这就和你现在做企业一样。”周建波的回答言简意赅，“事业做到一定程度，你一定会走向资本市场。”
“也就是说，贸易过程中产生对金融的需求，发展出钱庄票号。”我若有所思，“最近几十年大家讲到晋商都是钱庄票号，但忘了贸易其实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对，实体经济一定会产生对金融的需求。”周建波进一步阐述说，钱庄票号的由来和异地贸易需要的货币、信用、兑换有关，特别是在二三百年前，一个地方一种货币，甚至每个县都不相同，所以钱庄的业务非常发达；而票号则用于远距离贸易，远距离贸易有资金调拨的需求，也有资金安全的需求，“说到底都是保证资金流。”
1823年，山西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叫作票商经济。票商经济的创始人名为雷履泰，是山西平遥人，在北京拥有一家商铺和一家颜料店。他经常遇到一些山西的老乡，他们来店里问最近是否要回山西老家，能否帮忙携带一些银两给家乡的亲人。雷履泰从中发觉了暗藏的商机：如果以半两银钱作为携带五十两银子回家的酬劳，那么帮老乡带钱所得的利润将远远高于卖颜料的利润。于是他在北京创办了日升昌票号，专门帮山西老乡运送银子回家。
这便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也就此攀上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巅峰。现在平遥古城内的日升昌旧址，已成为中国票号博物馆，里面陈列了当时经营所用的实物资料，向人们展示着晋商的辉煌历史。
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的晋商
有资料说，全盛时期的日升昌，竟然占有清政府80%的白银储备。这真的可以说“富可敌国”。不过，和日升昌规模差不多的，还有山西太谷的曹三喜。
“大家都知道山西的乔家大院，可曹家的规模比乔家还要大得多。”周建波提到了晋商几大家族的典型代表曹家，“曹家是在东北发的家，规模最大的时候，中国各地和朝鲜、俄罗斯都有曹家的分公司。”
周教授给出曹家鼎盛时的数据是：八百家分公司、三万多头骆驼。
山西太谷的曹家白手起家，以船帮、驼帮和票帮为中心，扩散到多个行业。船帮主要是做日本的贸易，驼帮则做内蒙古和俄罗斯的茶叶生意，商帮、票帮则是在原有典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简直就是清朝物流业的‘顺丰’啊。”开过玩笑，我回到了正题，“那这些家族最兴盛的时候怎么和政府打交道？”
“其实那时的政商关系并不算复杂。”周建波说，除了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国家对企业影响不大这一因素，还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宋元明清的中国经济大势。在周教授看来，这几个朝代的经济构成与唐朝大有不同。在唐朝，由于多是国有经济，企业对国家经济的干预特别多；而民间商业往往过度追逐利润，导致市场失灵，又进一步加强了国有经济对商业领域的控制。但在唐朝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工商业率先得以发展，商业对国家的破坏作用逐渐减小，“政府看到了商人更大的好处，也就利用商人来实现国家的管理目标”。
在清代，尤其是晋陕一带的企业更多承载了政府的使命，这和当时政府给予商业企业的税赋政策也密切相关。
“清朝往往在一个地方规定了税收数额，不允许多收税，多出来的就叫扰民。”周建波说。
“这叫‘包税’，税收不重吧？”我问道。
“税收不重，尤其是对票号。”周建波说。在清代，票号一类的企业被定义为典当业，属于慈善事业，受政府鼓励。“市场有了你这笔典当出去的钱，全国经济都活了。”
“这么说，当时是民间自己做自己的。”我依然好奇，“曹家和哪些政治人物联系多呢？”
“在近代之前，商人和官员都是泛泛之交，但李鸿章、左宗棠他们都和晋商有来往。”周建波说，这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比如左宗棠打西北、打新疆时，粮草就需要晋商来供应。而对于政府的要求，如果商人完成了就会得到政府的奖赏，“当时的商人可以做到国家二品大员。”
“这个二品相当于捐的？”我问。
“是捐的，但也是为社会作贡献。这一点在清代非常明显。”周建波说，这是政府对商人所作贡献的认可，是一种荣誉。
“这么说，那个时代的政商关系应该是官员要用商人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我恍然大悟。
“是这样的，所以那时政商关系非常简单，晋商根本不把官员放在眼里。”周建波的点评大大超出了我之前的认知。
关公维系了晋商超越血缘的命运共同体
我之所以这么关心政商关系，是因为有不少企业因处理不好政商关系而走入末路。
现在看来，至少在晋商所处的封建社会时期，大部分时候商人和官员相处得还很和谐，而且官员对商人也很尊重。
周建波说，明清时期，原本由政府控制的诸如制衣、酱菜之类的工业，都让渡给了民间。政府和商人只是客户关系，比如著名的六必居酱菜，政府便是它最大的客户。
显然，健康的政商关系促进了当时商业的繁荣，但像晋商那么大的企业，内部又是如何管理的？
以前面提到的曹家、乔家为例，这两大晋商家族的业态都是商业，并且都是跨地域、跨血缘来往。“这就需要一个超越血缘关系的力量来维系。这一力量就是类似于宗教的价值观。”周建波说，在明清时期，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价值观，通过崇拜关公作为儒释道共同传统的代表。
关公是山西人，但在此时，他成了一个价值观的载体。“这是一个语言体系，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商业，也会有一个语言体系。”我道出了我的理解，“晋商的语言体系就是关公。”
“建关公庙在那时是法定的，有了关公庙，各村也就有了公共活动中心。”周对我的理解表示了认同，“因为中国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北方已不像南方那样都是同姓村庄，而是杂姓混居。不同家族的人靠关公的维系，形成了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命运共同体。”
当然，企业管理仅凭关老爷的“义”远远不够，还需要制度上的保障，但这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在制度上，晋商实行的是股份制。股份制也和这种超血缘的文化有关。”周建波说。
对晋商发达的股份制，我早有耳闻。晋商的股份分为银股和身股，银股就是现金入股；而身股又叫人力股，即今天说的干股，是对人才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那个时候的股份制还是比较完善的。”
“应该说当时晋商股份制的作用比今天要大得多，它真正形成两权分离——老板管投资，掌柜是经理人。”周建波说，那时大商号的投资范围很广，怎么把这些投资联合起来？就是“我出银股，你出身股，双方联合”。
钱和能力相结合，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制度安排，通过职业经理人的能力让钱增值。而除此之外，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也同样重要。
“刚才说的作为干股的‘身股’可以看成对人才的一种激励，那晋商有什么相对应的惩罚措施？”我问道。
“惩罚措施有，但属于事后惩戒。在此之前，晋商已经设计出了一套很完善的事前预防措施，把有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做了尽可能的防范。”周建波说的这套防范措施，包括担保制。“比如要来当经理，就必须有相应的担保人，并且担保费不同，对担保人的资产要求也不一样。”
“这是根据职位和责任找相应的担保人。”在我看来，这套看起来很像“负面清单”的科学管理制度，有利于职业经理人的稳定和尽责。
没有文化的积累最可怕
先进的股份制安排和完善的惩戒机制，让晋商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绝对的经理人市场；又因为共同的价值观，保证了晋商内部凝聚力的增强，但我依然好奇，历经五百余年的晋商是如何传承，最终又是怎样走向没落的？
“拿曹家来讲，往往是每一代人分房不分家，在家庭股东会议上决定每一个人分多少股份，而每家持有的股份都由家族统一持有。”周建波以曹家为例说，“然后在每一代人当中选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总负责。”
怎么选法？简单粗暴的投票！投票的标准是：第一，有培养潜力；第二，能接受历练；第三，口碑要好。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一个德国朋友。一次吃饭的时候，这位朋友说，要回德国接管家族事务——原来他的家族是德国一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商业家族。这个家族选接班人也很有意思：家族的最高组织是管委会，后代年轻人通过竞争进入管委会。
竞争胜负的评判标准也非常奇葩：把参与竞争的年轻人派到一个家族没有进入过的市场，之后十年，家族不会提供一分钱的资金。十年以后，谁负责的市场大，谁就自然进到管委会。
“我的这位朋友特别幸运地抽到了中国，也幸运地遇上了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于是在中国的事业越做越大，远远超出了其他的竞争对手。”对于这个案例，我津津乐道，“通过这样的竞争手段，他们家族的每一代传承都等于扩展了商业版图，并且家族没有花一分钱的额外成本。”
其实，晋商在近代并非没有机会。慈禧逃亡山西，回銮北京后她两次把橄榄枝伸给了晋商。1903年，她派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一家新式银行，满心希望山西票号能积极参与，哪知山西票号并不领情，婉言谢绝了。翌年，户部尚书鹿钟霖奉命组建大清户部银行，也曾盛邀山西票号入股，并派人参与筹办和经营，但墨守成规、毫无远见的山西票号的总经理们仗着自己手握票号经营重权，竟然再次回绝了来自北京方面的邀请。
山西票号的因循守旧，给了彼时正在崛起的江浙一带的绸缎商机会。也正是通过参与筹备大清户部银行，江浙财团因此后来居上，并逐步取代了山西票号在全国的金融地位。
“他们想应召也晚了，办银行得有首付款，可当时山西票号连首付款都凑不齐了。”在周建波看来，晋商的兴盛得益于明清之前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盛极一时的晋商忽略了文化知识的汲取补充，“明清晋商挣钱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多到觉得读书没用。”
这种观念最后在晋商中甚至形成了一个传统——一流的人经商，末流的人读书。学习能力的匮乏、文化素养的下降，导致社会一旦发生大的变动，晋商不能及时顺应潮流。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晋商的21家票号倒了18家，想改变，可为时已晚。
“晋商的牛，在于当时的适度开放；而衰落，也因为他们不够开放。所以，社会开放是硬道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对于晋商的兴衰，我不禁唏嘘。
冯言冯语：只有动态的开放，企业才能活下去
说起晋商，我在想两件事情。
一件是他们的政商关系。从钱庄票号的这些家族和老板来看，当时的政商关系似乎很宽松。不同于许多人对封建时代的想象，那时的整个制度环境实际上对商人的约束并不多；相反，政府组建大清银行都会邀请晋商的钱庄票号参加。
但是这些钱庄票号都很消极，结果给了江浙财团机会。也就是说，晋商并不积极跟官股搅和在一起。
除了政商关系，晋商还有一件事也非常有意思：开放与封闭的关系。
晋商之所以能够形成完整的商帮，而且不断发展壮大，首先是得益于局部的开放，但他们在更大范围是封闭的。
所谓局部开放，是说他们把开放仅限于晋中一带。相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使他们有机会吸收很多“身股”，即，用企业制度上的变化，带来了所有者和经营者适度的分离，同时企业制度更包容。但是进入清末民初以后，社会上的商业机会更加开放，商业贸易的距离更远，业态也更多样化，这个时候，晋商钱庄票号还恪守原来那套做法，比如跟官股不发生关系，始终不用晋中以外的职业经理人，曾经的优势就变成了弱势。所以，封闭又变成了他们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现代企业治理过程中，一个企业在什么时候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样的制度吸纳更广泛的生产要素和资源，这对一名企业家、对一个民营企业的发展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晋商留给我们的一些值得回味的东西。
周建波：成败晋商五要素
晋商的崛起和兴盛得益于三大要素：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二是官商结合的垄断；三是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区域格局的作用。
显然，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政府看到了蕴藏在商人中的力量，开始改变以往亲自经营的政策，转而实行招商政策，利用商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区域格局的形成，使明清政府将重点放在北部边疆，这使长期活动于北部边疆、习惯于跟边军和游牧民族打交道的晋商，自然而然地被选为执行政府战略目标的最佳合作伙伴。晋商的发迹由此而来。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经济是天然的革命派，总是以不断地破坏旧制度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工业革命的爆发、商品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加速，一方面要求以沿海来联系内地，进而联系整个世界，这使得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发生动摇；另一方面又要求打破官商结合的垄断，走向自由竞争。正是这两大要素的变化，促使晋商走向衰败。
关于晋商何以辉煌500年的解释方面，有议论认为，晋商所以做大，是因为有进取精神，不怕吃苦，能禁受浩瀚大漠艰苦环境的考验。其实，当时的商人，无论中外没有不是过艰苦生活的。我认为，只有从横向的商品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角度，从纵向的政治中心北方、经济中心南方的角度，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明清时期会出现商品经济大发展，乃至出现十大地域商帮的现象，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晋商、徽商一枝独秀，而沿海商人受到压制的现象。也只有放在这一大框架下，人多地少的环境作用、商人特有的吃苦精神的作用，甚至官商结合的现象才能得到清楚的解释。
（节选自周建波《成败晋商》）
温商
把自己的家乡掏空
有人说他们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有人说他们“头发是空心的，里面藏着智慧”；而他们自己说，“我们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别人不可以的事我们都可以”。他们就是白手起家闯天下的温州商帮。
关于温州人的经商思维，曾有这样的对比总结：
“穷人”：没人干过这种事，没有先例可循，万一砸了怎么办？
温州人：没人干过怕什么。这样才没人跟你抢市场嘛，头道汤味道最好，先人一步的生意最赚钱，通吃整块蛋糕，市场才大嘛！
“穷人”：创业需要有人帮。没有好搭档怎么办？与他人合作往往会出现利益纠纷，有时候还会伤了朋友和气。
温州人：谁是最好的创业搭档？当然是家人。利益关系可以把我们紧紧拧在一起，力往一处用，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没有不成功的。
“穷人”：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一点优势，怎么创业呢？
温州人：没有优势怕什么，向别人借呗。借个老母鸡，还能下一个金蛋呢。
这样的对比还有很多。温州商人，乃至温州商帮，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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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温州，人们的印象就是中国的“小老板之乡”“小商品之乡”……在他们眼中，温州几乎成了财富的代名词。温州最出名、留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温州商帮，因为他们是“温州奇迹”当之无愧的创造者。
一直以来，行事高调的温州人都被视作“土豪”的代表，但其实通过与海外的紧密联系，温州人是中国商帮里最洋气的一群人。
我把温州商帮的“特殊技能”归纳为一个字——炒。由于资源的匮乏、环境的封闭，也由于文化因素，造就了温州商帮鲜明的“炒”的特点。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温州这座曾诞生了“浙南模式”的特色小城，现在已成为一座产业空心化的城市。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温州商帮自己掏空了自己的家乡。
三种温州人
“什么叫温州人？”我这样问自己。
有人说，其实有三种温州人——第一种是地域或籍贯概念上的温州人，第二种是旅居海外的温州人，另外一种是温州以外的温州人。这三种温州人合起来，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一个温州人”。而这三种温州人做的生意、形成的商业文化和商帮的特点，共同构成了温商。
第一个地域或籍贯上的温州人不用多说，第二个海外的温州人，是说他们走得远。远到哪去了呢？之前媒体有一个报道说，非洲国家加蓬竞选总统，其中一位候选人让·平实际上已经当选了，但后来存有争议，又被赶下了台。有当地媒体采访这位总统候选人后，发现他的父亲竟然是温州人。这位温州人当年到非洲后娶了当地酋长的女儿，生下了如今意欲从政当总统的儿子。
在海外温州人里，这当然是个个案，但也说明了温州人敢往外跑的性格特点。
我还听过一个传说：意大利一个叫“白鹿协会”的温州人组织，被意大利警方当成黑社会抓捕审查。“白鹿协会”如果是杜撰，名字倒也有根有据——温州又名白鹿城。
在意大利，普拉托其实已经是一座在经济上被温州人“占领”的城市，一大群温州小老板收购了那里濒临破产的意大利企业，并雇用移民。但是很多非法移民经常捣乱，对当地社会造成危害，意大利警方却对此无能为力。
面对这些非法移民的高犯罪率，温州人的做法是自己组建自卫组织，驱逐威胁普拉托的一些非法移民。
这当然也是第二种温州人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也同样说明了温州人的敢闯和不安分。至于第三种“温州以外的温州人”，例子就更多了——曾被称为“温州炒房团”的他们，在获利之余，也把家安在了大江南北。即便是普通的生意，足迹大多也遍及全国。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特点？有一位温州人很清楚，他就是浙江省社科联常务理事、著有《温州改革开放30年》一书的洪振宁教授。
在书中，洪教授写道：温州的发展跟其地域的闭塞有很大的关系。温州的地理特征是人口多，土地少，远离政治中心，山区面积大，沿海而且内部河流众多。这种地理特征对于创造商人的品格并形成商帮，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实历史上温州人是不经商的，甚至是轻商重教的。在清末到民国年间，浙江省流行这样一句话：“做生意靠宁波人，打官司靠绍兴人，读书靠温州人。”当时的宁波人生意遍天下，海内外到处是宁波会馆；打官司靠绍兴人，是因为绍兴师爷在中国幕僚界有压倒性的优势。那时候，温州人或许是浙江人里很不会做生意的。
温州人喜欢说“挣钱是因为以前穷怕了”，这充分说明了环境对温州人品格的影响和改造。
洪教授还分析了“第二种温州人”的产生过程。在温州以南有一座港口小镇——鳌江，温州人从那里启航，驾船往南到了厦门、福州，甚至新加坡；往北，到了上海、大连。通过水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温州与外界建立起了沟通，开始有了商业的萌芽。
到了1946年，温州开通了到台湾的轮船，有不少温州人南下台湾，往来的船员也把台湾的红糖、白糖带回了温州。那个阶段，温州的商业进一步繁荣，温州人也看到了外面世界的广阔。
盯着海外，盯着小钱
这些早期出去的温州老板有几个特点：第一是不讲究，所谓不讲究是因为苦。从社会底层出来的人，往世界各地跑，没法讲究，所以才有了“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说法。
温州人自己也经常会说“四千精神”——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千方百计、千辛万苦。
但谁都不爱吃苦，温州人也一样。苦了怎么办？要勤于动脑，这也是为什么说“温州人头发是空心”的原因——他们的头发芯里装的是什么？是主意，是点子。
温州老板的另一个特点是机敏，总能抓住很多机会。在最近二十年里，带“炒”字的生意几乎都跟温州人有关——他们善于捕捉瞬间的利益机会，然后绞尽脑汁去获取最大利益。
这一点，洪振宁教授也非常清楚。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温州人把脸皮撕下来放在家里，人都跑到外面去做生意了。”那个年代，没有人看得起“投机倒把”的“生意人”，“但温州人实在没饭吃，被逼的”。
温州商人的第三个特点，是合作起来一起干。“人家是个拳头，温州人只是个指头，怎么办？他们就合指头为拳头，跟别人竞争。”洪教授说。这还不算什么，在竞争过程中，温州人还把对方的拳头“拆成零件”，这样的结果是自己变成了拳头，而对方却变成了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