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醋始终不是一个主味吧？是配置给别人的。”这是我对醋的理解。
“它一直是‘夫人’的味道。”二毛会心地大笑。
“对，它老是跟别人配。”我点头称是。
吃醋是一件很诗意的事情
“其实醋这个角色在整个烹饪当中非常重要。”二毛话锋一转，比如川菜中的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都需要放醋，“醋可以说是它们的灵魂之一。”
在这两道著名的川菜中放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造一方物。山西醋要经过暴晒、冰冻吸干水分，浓度越来越高，而且越能够保存。”
二毛继续眉飞色舞地说着醋在烹调中的作用——土豆丝，要加点儿醋；炒豆芽起锅时，也要顺着锅边加点儿醋。作为一位美食家，这是他的强项。
听着二毛对醋的“浓郁芳烈”的定义，我脑海里浮现出了山西醋的世界。
“我一直在想，醋作为一个产业看起来不大，但其实特别大。山西这个醋是不是仅次于煤炭的第二大产业？”
“醋不光是调味品，也能养生和用作医用，应该也是一个大产业。”二毛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后来，我的助理告诉我，2015年全国食醋生产企业有3000家，年产量400万吨，其中山西产食醋80万吨，约200家食醋生产企业，产值差不多有26亿元。
“山西围绕醋发展出了很多产业，所以是中国‘最酸’的一个省。”我略作停顿，把话题转到了和山西有关的醋文化上，“在山西文化里跟醋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吃醋’这件事。”
“学术上有个说法，叫‘吃醋是哀伤的忌妒’。”我继续着“吃醋文化”，吃醋得有个前提，就是当你跟某一样东西发生了联结，或者是形成了一种共同体，甚至是虚化的共同体的感觉时，当别人要从你身边把这样东西拿走后，这种感觉叫吃醋。
“这是学术定义。所以，醋和忌妒是亲戚关系，忌妒好像比醋还狠一点。”
“对，醋也有爱的成分。”二毛补充道。
在我看来，吃醋和忌妒的心理活动程度不同，吃醋稍微浅一些，心里稍微有点儿酸味般的不舒服，但还没到忌妒；忌妒就不同了——到了忌妒这一步，基本上就开始使阴招了。
“关于吃醋这件事，西方心理学里专门写过一本书，叫《醋意的曼妙机理》。”我想到了之前读过的这本书。在这本书里，专门讲了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中一种特别的感情——吃醋。在作者笔下，吃醋是一件浪漫、美好的事情，一种很舒服，但心底又痒痒的奇怪的感觉，所以把它称为“曼妙”。
“它应该是诗意的一部分。”二毛也体会到了吃醋的“精华”。
“诗意的，甚至就是诗。”我确信无疑。
既然是诗意的，那么，醋也一定有远方。醋的远方是什么？
“醋意，是存在于非特定男女关系中一种广泛的情绪。”这是我对吃醋，或者说醋意的定义。
冯言冯语（一）：控制吃醋是我们的责任
说到醋，我们自然想到，第一，和山西有关；第二，和感情有关。
和山西有关的，是酸。醋作为一种调味品，是伴随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一起演变过来的。据考证，我们中华民族开始有酸的感觉，并且能把它称为“醋”，大概是春秋战国的事情了。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又对醋的做法进行了专门的提炼。但是后来，醋被赋予了新的外延——吃醋，形容一种妒忌、爱意交织的感情。
构成吃醋这事儿，有三点要素——共有、侵占和背叛。实际上，这三个要件是今天我们进行社会心理分析的最重要的核心要素。
醋意如果按等级来看，它对社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最简单的浅浅的醋意，实际上是一种相对美好的感受，也就是常说的“失意”。如果醋意再上一个层次，就不是心理活动了，而是动嘴，甚至动手了。这就演变成了由吃醋转化为忌妒、由忌妒演化为仇恨、由仇恨演化为凶杀甚至是摧毁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样一种情绪的扩张，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醋意无所不在，但是控制醋味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任由自己内心的醋瓶子倒了以后无限地蔓延，导致最后动手，甚至引起社会动乱。
做一个开开心心的人，有一点浪漫的醋意，有一点温馨的醋感，让我们的生活滋味多一点，生活的状态轻松一点。
做企业，也是这样。
[15] 《齐民要术》的作者，农学家。
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马云说，要把湖畔大学办成中国商界的“黄埔军校”；
华为至少每月有两次在黄埔军校参观学习；
清华大学总裁班，把课堂搬进了黄埔军校；
就连昔日的“万通六君子”，也被称为中国地产界的“黄埔军校”；
……
已有近百年历史的黄埔军校，何以让国内的商业翘楚们趋之若鹜？“黄埔精神”又何以流传百年？对现代企业治理，黄埔军校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
说来我和黄埔军校是有渊源的。
在上大学之前，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家人和老师，是他们让我感觉自己背负着某种责任。
我中学时喜欢写日记，写的都是要“改变中国”，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狂妄。那时，我中学一位女老师的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
当时我是班长，只有十四五岁，偶尔会去看我那位老师。在我印象中，她的房间里有一根电线吊着一个小灯泡，灯光很昏暗；她因为心脏不好，气都喘不过来，所以总是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外边下着雨，屋里点个小炉子，我坐在那里，听她讲家族史、社会史。她讲的这些让我感到很震撼，所以我写日记时就有那么一点“狂”。
或许是这个原因，我总想去黄埔军校看看，也想弄清楚我一直想知道的一件事——为什么在环境动荡、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这所学校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这么多人才，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报考黄埔，至少要过三关
2016年10月，《冯仑风马牛》节目组正好要去广州做一期节目，我当然不能错过这一解答我心中疑惑的机会。
让我没想到的是，节目组找来了黎启义老人。在黄埔军校所在的长洲岛，年逾七旬的他几乎无人不晓。黎启义原是黄埔造船厂的职工，当过兵，做过电焊工、切纸工，后来在黄埔造船厂子弟学校当了几年历史教员。1983年，厂里搞厂史，他对一墙之隔的黄埔军校产生浓厚兴趣。1984年6月，黄埔军校60周年庆典时的一次接待经历，让他从此痴迷于黄埔军校校史研究，也由此成为黄埔军校的知名“导游”。
有了黎老的讲解，无疑能更好地解开我心里的那些谜团，但遗憾的是，因为黄埔军校所在地还是军事禁区，我和黎老的交流只好移步附近一艘退役的舰艇上。
“据说国民党在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就决定要办这个学校，由蒋介石担任筹备委员长开始到军校开学，大概只用了半年时间？”站在退役舰艇的甲板上，我开始了和黎老的交流。在这之前，他已经陪我参观完了整座学校，让我对这所充满传奇色彩的教育机构有了大致的了解。
黄埔军校和美国西点军校、苏联伏龙芝、英国桑赫斯特并称世界四大军校。然而，与其他三所军校相比，黄埔军校许多方面有不足，硬件差，训练水平不高，虽然最多时有9所分校，但本校只存续了6年时间。从课程设置上看，仅仅是步兵操典、战术学和兵器学等这些比较初级、基础的学科；从教学时间看，也非常短，大多以三五个月为主。当然，这和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黄埔军校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出基层陆军士官，以满足新型军队的迫切需求。
“是的，国民党一大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1月30日结束，散会以后，所有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都成了军校招生委员会的委员，都要推荐人员。”黎老果然厉害，时间点记得一清二楚。
当时，中共中央为了配合黄埔军校招生，在党内专门发出了“通告第六十二号”和“中字第二十二号通告”。黄埔军校将招生分为三个阶段，先在招生所在地初试，初选合格，再到外地复试，最后到广东参加总复试。
黄埔军校总复试前的面试也很有意思，第一次考试就是看五官，然后招生教官问学员考生从门口走进来用了多少步。接下来，考官还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问很多问题，考生必须很快作答。这样做，测试的是考生的反应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三四天后榜上有名的，就取得了体检资格，体检通过才能拿到笔试资格，再进行复试和总复试。
黄埔一期，将星云集
黎老还有一个绝活——随便说出黄埔军校毕业生的名字，他就能准确无误地回答出是黄埔几期的，是哪里的人。
这并不容易，仅仅黄埔一期，就招收了四百多名学员。而从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到1949年国民党逃离大陆，黄埔军校共办了23期。
“黄埔军校的招生体系决定了这个学校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同时也是国民革命的中流砥柱。”黄埔军校在第一期招生时要“讲政治”，这是在当时最不同于其他学校的地方。
黎启义对在黄埔军校一期中诞生的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将，更是了如指掌。“孙中山推荐了4个人，都被录取了，其中一个叫容有略，后来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当时军校第一期招了四百多人，大概花了半年时间。”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最悲壮的衡阳保卫战76周年，参加衡阳保卫战的国民党军一九〇师师长就是容有略，和军长方先觉等坚守衡阳城四十余天，重创日军精锐第十一军，后来被授予了国民党陆军中将军衔。至于蒋先云，更是大名鼎鼎，当年22岁的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一期，后来成为“黄埔三杰”之一。
“因为在招生的一开始，黄埔军校就非常强调价值观上的一致，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推荐的同时，还要有人担保，再加上考试层层筛选，所以第一期的学员基本上跟国民革命的核心人物有关系，也是未来事业的核心骨干。”对于黄埔一期诞生的众多优秀将领，我道出了自己的理解。
“对，当时入学还要考三民主义学说。”黎老说。
“那这个学校收学费吗？”我问。
“不收学费。当时的政府也很困难，虽然拨了一些钱下来，但是远远不够用。”黎老比画着手势，“苏联人前后投入了几百万，学生的吃、住，包括服装都全免。”
“那些为了理想和信念而来的人，是不用交学费的。当时的招生条件之一，就是要学员有初中文化，在那个时候，初中文化就很厉害了。”听完黎老的介绍，我由衷感慨，为什么后来黄埔军校的学生有很好的发展？很大程度在于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这保证了他们有对先进事物的学习领悟能力和判断力，潜力非常大。
黄埔军校的介绍里说，抗战时期，军校为前线输送将近二十万官兵，为共产党培养了53位将军。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黎老说，每一次走进黄埔军校心里都无比激动，昔日峥嵘岁月，黄埔同学在历史上创造的丰功伟绩，太多太多。
冯言冯语（一）：黄埔军校的成功离不开价值观的驱动
黄埔军校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特别重要的一个传奇式的教育机构，它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一百年。
这一百年历史当中的所有先后出场的主角，都是从这个学校开始的。一个教育机构，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而且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起了决定历史，甚至是扭转乾坤的关键作用。
黄埔军校从筹备到招生，大概半年多时间。办这个学校，是国民党一大时决定的，由蒋介石作为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黄埔军校本校正式续存的时间也就6年，最多的时候有9个分校，前后一共培养的学生大概有十五六万人。学生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时间都非常短，三五个月为主，都是短训、快速轮训。
为什么这个学校在环境动荡，经费也很紧张的情况下，还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这么多人才，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这是我来到这儿最想搞清楚的一件事。
我梳理了一下，终于找到了我认为可以说清楚这件事儿的重要答案——
黄埔军校的创办，不是为军事而军事。
换句话说，它的创办不是单纯的军事目的，它是孙中山在国民革命当中受制于军阀和当时整个社会形势，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对三民主义、对国民革命起支撑作用的决定。
之前，孙中山屡次起义，屡次发动革命，但都失败了，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军事上的弱势，所以他要采取一个措施，来支撑他的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也就是说，黄埔军校是在一种极强的主观的革命精神、革命意识指导下产生的学校，它的诞生是价值观的驱动。只有价值观、使命，而非利益的驱动，事业才更有生命和力量。
组织架构是黄埔军校成功的核心因素。
孙中山在1921年时，与当时的苏联正式达成“办军校、建革命军”的共识，并借鉴了苏联的办法。军队一开始叫“党军”，就是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在领导架构上，最主要的三个人分别是：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代表廖仲恺。校本部之下设政治部、教授部、训练部、军需部、管理部和军医部。1924年11月增设教育长和参谋处、军法处，合称6部2处。
国民革命的思想指导，加上借鉴了苏联学校的模式，才保证了这个军校的高度凝聚力。再加上这种通过层层推荐、担保的招生方法，以及免费、集中的短训学习，决定了黄埔学生最后能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坚力量，从而演化出了中国革命的史诗。
冯言冯语（二）：创业者该向黄埔军校学习什么？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孙中山专门批示在黄埔军校门口挂出的一副对联，很好地反映了黄埔军校的核心价值观，“咱们在这儿是来闹革命的，不是来升官发财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才能保证后来的学生继承了这种理念，成为整个事业的发动力量。
对企业、对创业者来说，一个事业的价值，取决于它是被人们的价值观驱动，还是被利益驱动。只有前者，才会有力量。使命的驱动、价值观的引导，再加上个人的修为、朋友的支持等，只有把这些事情充分结合在一起，最后再有幸赶上历史的机遇，事业才能够成功。
关于企业、企业家的价值观，我曾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起过。一名企业家，如果有正确的价值观，就可以做好三件事：第一，看未来的方向。一个企业家最重要的挑战是不确定性，怎么在混沌当中，看到潜流、激情、趋势、危机和机会这些别人看不见的。第二，算别人算不清的账。企业家每天都在算两种账，一种算得清，一种算不清。一块地50亿元，这是算得清的；算不清的账为什么算不清？一是时间，二是与谁在一起，三是这件事做得合不合公众道德。第三，做别人不做的事。有理想的人首先有毅力，毅力听起来挺玄乎，其实就是死扛，谁能扛得住，谁就能成功。
黄埔军校靠价值观、靠使命驱动而创办，在取得成功的同时，又延续了它的核心价值观，这对我们办企业是特别重要的启发。
人生需要一堂死亡课
我的内心独白
一直以来，中国人大多很避讳谈论死，而是无限地去讨论生这件事，但死亡是终究会到来的必然结果。
每个孩子在幼年的时候，都会提出类似“人为什么要死”“人死后会去哪里”这样的问题。这是孩子人生中第一次面对死亡问题。其实，不仅对孩子，对每一个成人来说，我们都缺少一堂课——一堂“死亡之课”。
***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乔布斯说，死亡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耶鲁大学曾开设过《死亡哲学》公开课……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生与死是一对对立的矛盾统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认识死亡，才能更好地认识生命。
我曾经“死”过一次
我曾经“死”过一次，起因是十多年前那次被误诊为癌症。
当时我在医院的肿瘤病房整整住了三个月，医生几乎要锯掉我的大腿。而在我花了数十万元、经受了三个月的精神与身体双重折磨之后，医院居然没有对误诊作出任何交代。因此，我能够非常真切地体会到一个癌症病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那种希望与绝望交织的挣扎，以及给亲人带来的巨大痛楚。
从那以后，我开始思考死亡的事。
在最后被确认为误诊前，我说，在“进去”之前，先最后看一眼这个世界。于是，我让司机带着我沿着北京二环路、三环路转。我把腿搭在前座上，就这么漫无目的地走着，突然觉得所有原来重视的事都变得特别轻，飘了起来。这个时候，只有生命很沉。
关于死亡，我还有一段经历。我有一位朋友，大概不到10岁时父母就都去世了，有一天突然跟我借车，说去看他的父母，让我跟他一起去。车一直往北开，到了一座公墓前。那天晚上下着雨，他带着酒、小扫帚、手电……显然是有备而来。
在他父母的墓前，他让我别吱声，让他自己在这儿待会儿。在离他十几米开外的地方，我看见他用小扫帚慢慢地扫着，并且非常认真地和他父母说话。
后来我回想，那时他的情感需要特别专注的表达，故而特意找了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还有一位现在生意很成功的朋友，也特别有意思。在下海之前，他做了一个决定——埋葬过去的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自己。于是，他给自己买了块墓地，把以前用的东西都埋了进去。他说，和过去的自己告别后，可以尽情地折腾；如果遇到不顺的时候，再回去，和昨天的自己对话。所以，他的那块埋葬昨天自己的墓地，是一个很重要的专属情感的表达地。
除了个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考人生终极问题的方式，同时也是使自己进入一个特别安定的心境，来整理自己情绪的地方。
在林语堂故居，我又“看”到了先生
在我们身边，什么地方离死神最近？我看除了医院，就是墓地了。
多年前，我去过俄罗斯的新圣女公墓。那是一座非常有个性的墓地，每一个墓园前都有一尊雕塑。比如赫鲁晓夫的雕像就是一半黑一半白，这也是后人对他的评价——赫鲁晓夫永远是一半黑一半白。奥斯特洛夫斯基那里，基本上按照他临终前的形象塑造了他的浮雕。
在日本，也有一处非常著名的墓地——伊东丰雄设计的“冥想之森”，它的概念就来自白鹭鸶。白鹭鸶是纯净生命的象征，视死生为自然，便是公墓的设计理念。日本还有一处在埼玉县的湖滨公墓，整个建筑像是告诉游客，“在你离开之前请坐下休息一会儿”。
除了这些安葬名人或者很个性的墓地，安葬普通人也很重要。
我去台湾碰到过一个故事。在台湾，有安置逝者骨灰的灵骨塔出售，供人祭拜。但由于它是商业化运作的，在祭拜的时候就出了问题。和我们卖房子不一样，我们卖房子底楼、顶楼相对比较贵，顶楼景观好，底楼有花园；灵骨塔则不然，越低越高都很便宜。因为高了、低了都没法拜，所以站起来，超过一个人头高的位置是最贵的。
在台湾，我还去过林语堂的墓地，感觉特别好。其实，说墓地并不确切，因为他的灵柩就安放在先生生前的院子里。院子完全保留了当时的格局，书房什么都没动。当进到故居后，在里面吃饭、喝茶，从阳台看出去，先生就在那里。你会感觉这边上是书房，这边上是卧室，那边是院子，然后你可以看着他的书，先生出来了……这时，你并没有阴阳两隔的感觉。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场景。
类似的场景，还有唱红《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的潘安邦的故居。在他的故居里，保留了一段并不算高的墙。走进去，仿佛就能看到矮墙旁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外婆，一个小孩儿正坐在矮墙上，哼唱着“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
这时候的墓地，或者说故居，实际上变成了人和人交流沟通——既和逝者沟通，也是生者在一起的一个场所，特别人性，特别生活化。
因死亡而活得更精彩
我第一次在台湾逛书店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本书，叫《死亡教程》，讲的是你应该怎么理解死亡。书里告诉你，死亡也不是什么神奇的事，死后更不会变成妖魔鬼怪。当你看完这本书，你会觉得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会变得很坦然。
我看过一个视频，是讲在荷兰一个安乐死的场所。视频里的男的大概六七十岁，准备在某一天完成安乐死。整个过程中，他的老伴儿一直陪着他。
第二天早上起来，和往常一样吃过早餐后，一位服务人员和他确认了签订好的协议，并给了他两粒药片。男的接过药片吃了，服务员问“感觉怎么样”，他说“很好”。大家就这么边看电视边聊天。过了一会儿，男的说，我有点儿困了，想休息。大家就把他扶到沙发上，他的老伴儿搂着他一起坐着。慢慢地，他“睡着”了，有医生测了下脉搏，对他的家人说，祝福你。整个过程，家人也非常平静。
这是西方对待死亡的一种态度，让我想起了哲学家蒙田说的一句话：你对死亡的思考，会让你意识到自由的边界。
其实这话挺有意思，就是当你濒临死亡的时候，你才发现活着的边界在这儿，那就是自由的边界；否则，你不知道自由的边界在哪儿。换句话说，硬的、刚性的边界就是活着。
但在中国，的确缺少这方面的思考，更缺乏死亡这方面的教育。前面说到的墓地，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墓地是人生的终极归宿之地，承载着为亡者提供最后居所、为生者提供祭祀缅怀场所的功能。
舒尔茨说：“凡存在均具有精神，并且这种精神赋予人与场所以生命，伴随着人与场所的整个生命旅程。”场所是一种人造的空间，人赋予场所以精神生命，当场所的精神特性被认同之后，就折射出场所精神，而场所精神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人的思想与行为。
这是一堂生动的死亡教育课，原来死亡可以是如此亲切和美好。相信以后生活在“风马牛小镇”上的人们，再也不会恐惧和害怕死亡，只会因死亡而活得更精彩。
冯言冯语：我们不光是活着，偶尔也会死亡
生命中不光是有欢乐，也会有悲伤。
我们不光是活着，偶尔也会死亡。
每个人，生，不由自己选择；死，同样如此。正因为这样，我们更应该多花些时间去想，甚至去做一些思考上的练习。这个过程是健康的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叫“死亡教育”。
实际上，这个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人活得更好。我发现，凡是上过这个课的人，他们活得更开心了，而且他们对于死亡不恐惧，他们怀有对生命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对生活更充满了爱。这或许就是马云所说的“认真生活”。
有个极端的例子可以跟这相比——特种部队。国外的特种部队有一种“死亡训练”，即，给队员们一个最强烈的指令，也就是死亡，这是他们要执行的最后一个任务。美国的海豹突击队就有这样的训练。
不知死，焉知生；向死而生，实际上都是一种更积极、更乐观的人生态度。
我希望大家更好地活着，同时也更多地理解可能没法回避的死亡。在这个由生而死的过程当中，活好每一天，活好每一分钟，然后每一分钟都充满着欢笑。
冯仑
企业家，作家
1959年出生于陕西西安。西北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央党校法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
1991年起先后创办御风投资公司和万通地产，长期从事房地产的投资、开发与运营管理，是民营企业中的先行者，布道者。
1999年，联合万科、建业等公司发起成立了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中城联盟），担任第二任轮值主席。
2001年，参与创立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出任轮值主席。
2004年，参与创立非营利性环境保护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担任第四任轮值主席。
2015年，参与创立湖畔大学并担任校董事会成员。
2015年，创立自媒体“冯仑风马牛”，以公众号文章、视频、音频、图书等多形式为载体，表达商人立场、讲述商人故事、传递商业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