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为什么在这儿？”
他说那辆车在这儿是因为它的部件中不是垃圾的那部分——这不多了——现在属于他。属于我们。
因为他给她买了一辆车。
“一辆车？新车？”
新得足以比她以前那辆车好开。
“事情是这样，她想去北湾。她在那儿有亲戚或者什么人，她有了合适开过去的车后，就想到那里去。”
“她也有亲戚在这儿。在她住的地方。她有三岁的孩子要照顾。”
“显然北湾的人更中她的意。我不知道三岁孩子的事。也许她会带他们一起去。”
“是她要你给她买车的吗？”
“她不要任何东西。”
“所以现在，”我说，“现在她在我们的生活里了。”
“她在北湾。咱们进去吧。我连一件外套都没穿。”
往家走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对她说他的诗。也许读了诗给她听？
他说：“哦上帝啊没有，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我在厨房第一眼看见的便是玻璃罐上的闪光。我猛地拖出一把椅子，爬上去，开始把罐子放到橱柜上层。
“你能帮帮我吗？”我说，于是他把罐子递给我。
我想知道，关于诗的事他说谎了吗？她是不是听他读了？或者他把诗拿给她让她自己看了？
如果是这样，她的反应恐怕并不令人满意。谁的反应会令人满意呢？
假设她说诗写得很好呢？他会讨厌她那么说的。
或者也许她说出了疑问，他怎么能写了那些却没关系呢？淫秽，她也许会这么说。那样更好，但不像你以为的那样好。
谁能对一个诗人做出关于他的诗的最完美的评论呢？恰如其分，恰到好处？
他伸出双臂抱住我，把我从椅子上抱下来。
“我们经不起吵闹了。”他说。
的确经不起了。我忘了我们有多大年纪，忘了一切。以为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忍受，去抱怨。
现在我能看到那把钥匙，就是我从投信口丢进来的那把。它躺在毛茸茸的棕色垫子和门槛之间的缝里。
我也得注意我写的那封信。
假设信还没寄到我就死了怎么办？你可以想象自己一切正常却突然死了，就像那样。我是否应该给富兰克林留张便条，以防万一？
如果有我寄给你的信，请把它撕了。
问题是，他会照我说的去做。换作我就不会。我会把信撕开，无论做过怎样的承诺。
而他会照做。
他愿意照我的话去做，这让我有怎样既愤怒又钦佩的复杂感受啊。这样的感受贯穿了我们共同度过的一生。
终 曲
本书的最后四篇作品并不完全是虚构的故事。它们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单元，就情感而言具有自传的性质，尽管有时并不完全是对真实事件的叙述。我相信它们说出了关于我的生活我要说的最初，最后，也最亲密的话。
眼睛
我五岁时，父母突然生了一个小弟弟，妈妈说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期盼。我不知道她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她说得煞有介事，都是编的，但很难反驳。
一年以后，小妹妹出生了，又是一阵小题大做，但比第一次好一些。
直到第一个宝宝出生以前，我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感觉和妈妈所说的我的感觉有什么不同。直到那时整个房子都充满了妈妈的一切，她的脚步她的声音她带着脂粉香的不祥气味占据了所有的房间，即使她不在时也是如此。
为什么我说不祥？我并不感到害怕。妈妈并没有真的告诉我对事情应该有怎样的感觉。她无需问一个问题，就以权威决定了所有事。不仅决定我想要一个小弟弟，而且决定“红河”牌麦片对我有好处因此我一定喜欢。决定我对挂在床尾的那幅画的理解，那上面画的是耶稣容许小孩子来到他身边。那时候“容许”这个词的含义和现在不太一样，但这并不是重点。妈妈单点出那个半躲在角落里的小女孩，因为她想要去耶稣身边但又太害羞。那个女孩就是我，妈妈说。我想大概是的，尽管如果她不告诉我，我不会明白这一点，而且我宁愿不是这么回事。
漫游奇境的爱丽丝那么大却被困在兔子洞里，我为此真切地感到痛苦，但我却哈哈大笑，因为那似乎能让妈妈高兴。
但是，弟弟出生了，妈妈没完没了地说他是某种给予我的礼物，这时我才开始理解，妈妈关于我的想法和我自己的想法是多么不同。
我想这一切让我在萨迪来我们家工作时做好了迎接她的准备。妈妈退到了她和两个孩子的领地。由于她不经常在身边，我得以思考什么是真的而什么不是。我非常清楚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这个。
萨迪最不同寻常的一点是，尽管这一点在我们家里并没有被强调，她是个名人。我们镇上有一家电台，她在电台弹吉他，演唱开场曲，那首歌还是她自己创作的。
“你好，你好，你好，各位——”
半小时后她唱的是：“再见，再见，再见，各位。”节目中间她唱电台要求的歌，也唱她自己挑选的歌。镇上更加见多识广的人往往笑话她唱的歌和整个电台，据说那是全加拿大最小的一家电台。那些人收听的是某家多伦多电台，它播放当时的流行歌曲——“三条小鱼和鱼妈妈”——还有吉姆·亨特大声播报的令人绝望的战争新闻。但是农场的人喜欢这家当地电台和萨迪唱的歌。她的声音有力而忧郁，歌中唱的是孤独和悲伤。
背靠高高的栏杆，
身倚大大的畜栏，
望黄昏的小路，
寻找失去的伙伴——
我们这里的大多数农场从大约一百五十年前开始开垦和居住，从几乎任何一座农舍望出去，隔几块农田就可以看到另一座农舍。然而农场主们想听的歌却是关于孤独的牧牛人，远方带来的诱惑和失望，以及苦涩的罪行，罪人临死时喃喃叫着母亲或者上帝的名字。
而这些正是萨迪用她洪亮的女低音如此忧伤地歌唱的内容，但她在为我们干活时却充满活力和自信，很喜欢说话，大多数时候说的都是她自己。通常除了我，没有人听她说话。她和妈妈的分工让她们大多数时候都不在一起，而且，不知为什么，我想她们不会喜欢和彼此交谈。正如我所表明的那样，妈妈是个严肃的人，她在教我之前曾经教过书。也许她希望萨迪是一个她可以帮助的人，可以教她说“我们”，而不是“俺们”。但是萨迪并没有表示她想要任何人的帮助，或者用任何与她平常说话习惯不同的方式说话。
正餐也就是午餐之后，萨迪和我单独待在厨房。妈妈偷空去午睡了，如果她运气好，两个孩子也会睡着。她起床后会换一套衣服，仿佛她将迎来一个悠闲的下午，尽管一定会有更多的尿片要换，还有那件我尽量不去看见的不得体的事——最小的孩子大口地吃奶。
爸爸也午睡。也许用《星期六晚报》盖着脸在门廊上躺十五分钟，然后回到牲口棚去。
萨迪在炉子上烧水洗碗，我在旁边帮忙，百叶窗拉了下来，把热浪挡在外面。做完这些之后，她拖地，而我把地擦干，用我发明的方法——踩着抹布像溜冰一样在地上滑过来滑过去。然后我们回收早餐后放上去的一卷卷黄色的粘蝇纸，纸上已经粘满死了的或者嗡嗡叫、快要死掉的黑苍蝇，再换上新的粘蝇纸，晚餐时分纸上又会粘满新的死苍蝇。在做这些的时候，萨迪一直在跟我讲她的生活。
那时我不能很轻易地判断年龄。人们不是小孩就是大人，而我认为她是个大人。也许她十六岁，十八岁或者二十岁。无论她多大，她不止一次宣布她不急于结婚。
她每个周末都去跳舞，一个人去。自己去，也为自己而去，她说。
她告诉我舞厅的事。镇上有一家舞厅，偏离主街，冬天那里是溜冰场。跳一支舞要一毛钱，你付了钱，然后到台子上去跳，周围会有一群人傻乎乎地看着，她才不在乎呢。她总是喜欢自己付钱，不愿意欠人情。但有时候某个小伙子会先来请她。他问她想不想跳舞，而她首先说的是，你会吗？你会跳舞吗？她不客气地问。然后他会神情古怪地看着她说会，意思是否则他为什么到这儿来呢？但结果往往是他所说的跳舞就是拖着两只脚走来走去，用汗湿的肉乎乎的大手紧紧地抓着她。有时候她干脆挣脱开来，把他一个人撂在一边，然后自己跳舞——反正这才是她喜欢的。她跳完那支已经付过钱的舞，其实她只跳了一支舞，如果收钱的人表示反对，想让她付两支舞的钱，她就让他闭嘴。他们都可以笑话她一个人跳舞，随便他们。
另一家舞厅就在镇子外面的高速公路边上。你在门口付钱，不是只跳一支舞，而是可以跳整个晚上。那家舞厅叫“皇家T”。她在那里也自己付钱。通常去那里的人舞技要好一些，但她仍然要先对他们的水准有个大致概念，然后才让他们带她到舞池里去。他们通常是镇上的人，而去之前那家舞厅的通常是村里的人。那些镇上的人舞步要走得好一些，但需要你时刻小心提防的可不是迈着舞步的脚。而是他们试图抓住你的手。有时候她得严厉警告他们收敛行为，告诉他们如果不罢手她会做什么。她让他们知道她是来跳舞的，而且她自己付了钱。不仅如此，她还知道往哪儿捅他们。这会让他们罢手。有时候他们跳得很好，她就玩得很痛快。然后，当他们演奏最后一支舞曲的时候，她就匆匆回家了。
她不像有些人，她说。她不想被缠住。
缠住。她说这个词的时候，我看见一张巨大的金属丝网罩了下来，某个邪恶的小东西用网裹住你，让你窒息，让你永远也出不去。萨迪一定看见了我这样想象时的表情，因为她说别害怕。
“这个世界上没有可怕的事，只要你自己留神。”
“你和萨迪经常一起聊天。”妈妈说。
我知道她话里有话，我应该小心，但不知道是什么。
“你喜欢她，是不是？”
我说是的。
“你当然喜欢她。我也喜欢她。”
我希望对话到此为止，有那么一阵子我以为对话的确结束了。
接着，“现在又有了两个小宝宝，我们俩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一起了。他们没留给我们很多时间，是不是？
“但我们很爱他们，是不是？”
我马上说是。
她说：“真的吗？”
我不说真的她是不会停止的，于是我说是真的。
我妈妈特别想要某样东西。是体面的朋友吗？会打桥牌并且有穿着三件套的西装去上班的丈夫的女人？不完全是，而且不管怎样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朋友。是让我像过去那样，毫无反抗地站着不动让她给我梳螺旋发卷，熟练地在主日学校朗诵吗？她不再有时间应付那些事情。我心底有某个部分正在变得叛逆，她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主日学校没有交任何镇上的朋友。相反，我崇拜萨迪。我听见妈妈对爸爸那么说过。“她崇拜萨迪。”
爸爸说萨迪帮了大忙。这是什么意思？他听上去很乐观。也许这意味着他不打算偏帮任何一方。
“我希望门口能有真正的人行道让她玩耍，”妈妈说，“也许有人行道的话，她就可以学着溜冰并且交朋友了。”
我那时的确想要溜冰鞋。但我也知道我绝不会承认那一点，虽然现在我已经不清楚缘由了。
后来妈妈说了些类似开学后就会好起来的话。关于我会好起来或者和萨迪有关的什么事会好起来的话。我不想听。
萨迪教我唱她的歌，我知道自己不太擅长唱歌。我希望这不是那件必须好起来否则就要停止的事。我真的不想停止。
爸爸没有什么要说的。照看我是妈妈的职责，除了后来我变得多嘴多舌，必须受到惩罚的时候。他在等着弟弟长大，成为他的管教对象。男孩不会这么麻烦。
弟弟果然不麻烦。他将健康成长。
开始上学了。几个星期前就开学了，在树叶变红和变黄之前。现在大多数树叶都落了下来。我没有穿校服外套，而是穿着我那件有深色天鹅绒袖口和领子的好外套。妈妈穿着她去教堂做礼拜时穿的外套，并用头巾盖住了她的大部分头发。
妈妈正在开车前往我们要去的什么地方。她不经常开车，她开车的样子比爸爸更优雅但却不太自信。每一次转弯她都要按喇叭。
“好了。”她说，但她又花了一小会儿才把车停好。
“我们到了。”她的声音里似乎带着刻意的鼓励。她碰了碰我的手，给我一个机会抓住她的手，但我假装没有注意到，于是她把手拿开了。
那座房子没有车道，甚至没有人行道。房子还好，但非常朴素。妈妈抬起戴着手套的手去敲门，但其实没有必要。门在我们面前打开了。妈妈刚开始对我说些鼓励的话，比如，会比你以为的要快，但没能说完。她对我说话的语调有点严肃又有些安抚的意味。门打开时她的语调压低了，也变得柔和了，仿佛她正低下头去。
门打开是为了让一些人出去，不只是让我们进去。一个正在走出来的女人回过头去高声喊话，根本没打算让自己的声音尽量温柔一些。
“是她干活那家的女主人，还有那个小女孩。”
然后一个穿戴非常正式的女人走了过来，和妈妈说话，帮她把外套脱下。做完这些之后，妈妈脱下我的外套，对那个女人说我特别喜欢萨迪。她希望带我来是恰当的。
“哦亲爱的小东西。”那个女人说，妈妈轻轻碰碰我，让我问好。
“萨迪以前很喜欢小孩子，”那个女人说，“真的很喜欢。”
我注意到那里还有两个小孩。男孩。我在学校认识他们，一个和我一起上一年级，另一个大一些。他们正从可能是厨房的地方往外盯着看。那个小一点的男孩正用一种滑稽的动作把一整块曲奇饼塞进嘴里，另一个大一些的男孩正在做出憎恶的表情。不是憎恶那个塞曲奇的男孩，是憎恶我。当然，他们恨我。男孩子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见到你时不是忽视你（他们在学校也忽视你）就是做鬼脸、用讨厌的绰号叫你。如果我不得不走近一个男孩，我会全身僵硬，不知道怎么办。当然，如果有大人在，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两个男孩子并没有作声，但我感觉有点儿难受，直到有人把他们俩拽进了厨房。然后我开始发觉妈妈的声音特别温柔，充满了同情，甚至比那个和她说话的女发言人的声音更有风度，我想也许那个憎恶的表情是针对她的。有时候她去学校接我时有人会模仿她的声音。
那个和她说话、似乎主管事务的女人把我们带到房间的一角，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坐在沙发上，看上去好像不太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妈妈弯下腰，毕恭毕敬地跟他们说话，把我指给他们看。
“她真的非常喜欢萨迪。”她说。我知道这时该轮到我说些什么了，但我还没开口，那个坐在那儿的女人就发出一声号哭。她没有看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有某只动物在咬她或者啃她一样。她用力拍打、甩动自己的胳膊，仿佛要赶走什么，却赶不走。她看着妈妈，仿佛妈妈应该为此做些什么。
那个年纪大的男人让她别哭了。
“她太伤心了，”那个带我们过来的女人说，“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把身体弯得更低，说：“好了，好了。你会吓坏这个小女孩的。”
“会吓坏小女孩。”年纪大的男人附和道。
他说完后，那个女人没再发出声音，开始轻抚被挠破的胳膊，仿佛不知道刚刚胳膊怎么了。
妈妈说：“可怜的人。”
“而且是唯一的孩子。”那个引导我们的女人说。她对我说：“别担心。”
我确实担心，但不是担心她喊叫。
我知道萨迪就在某个地方，而我不想看见她。妈妈并没有真的说我必须去看她，但她也没有说我不必去看她。
萨迪在从“皇家T”舞厅走回家的路上被撞死了。一辆车就在舞厅停车场和小镇人行道之间的那一小段沙砾路上撞了她。她可能正像往常一样匆匆赶路，一定以为开车的人能看见她，或者以为她和汽车有同样的路权，也许她身后的那辆车突然转弯，或者也许她并不在她以为自己在的地方。她是从背后被撞倒的。撞她的那辆车正试图避开它后面的那辆车，而后面那辆车正准备在第一个转弯处拐上镇上的街道。舞厅里有人喝了些酒，虽然你在那里买不到酒。跳舞结束后那里总是有人长按喇叭，大喊大叫，并且把车开得飞快。而匆匆走路的萨迪甚至没有打手电筒，她表现得仿佛每个人都应该给她让路。
“一个女孩子，没有男朋友，步行去跳舞。”那个仍在和妈妈友好交谈的女人说。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妈妈低声咕哝了几句真令人惋惜之类的话。
那是自找麻烦，那个友好的女人用更低的声音说。
我在家里听到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妈妈希望某件事能够做成，那件事可能同萨迪和撞她的那辆车有关，但爸爸说别管。镇上的事和我们无关，他说。我甚至没有试图弄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正在努力地不去想萨迪，更不去想她已经死了。当我意识到我们要去萨迪家的时候，我特别希望不要去，但除了表现得特别无礼,我找不到其他什么逃避不去的办法。
那个女人突然大哭一阵之后，我以为我们会转身回家。我绝不会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其实特别害怕死人。
就在我想着有可能回家的时候，我听见妈妈和那个似乎在与其密谋的女人说到那件最糟糕的事。
去看萨迪。
是的，妈妈在说。当然，我们一定要看看萨迪。
死了的萨迪。
我一直低垂着眼睛，基本上只看见那两个比我高不了多少的男孩和坐着的老人。但是现在妈妈正牵着我的手往另一个方向走。
房间里一直放着一口棺材，但我之前以为它是别的什么东西。由于缺乏经验，我不太清楚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我们正在走近的这个东西，也许是放花的架子，或者是盖着琴盖的钢琴。
也许围在四周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它真正的大小、形状和用途。但是现在这些人正在有礼貌地让开，妈妈重新用非常平静的语气开始说话。
“来吧。”她对我说。她的温柔在我听来颇为得意，令人讨厌。
她弯下腰直视着我的脸，我确信这是为了阻止我做我刚刚想到要做的事情——紧紧闭上眼睛。然后她移开目光，但仍然紧紧抓着我的手。她刚移开目光我就垂下了眼睑，但没有完全闭上，以免自己绊倒，或者有人把我推到我不想去的地方。我只模模糊糊地看见僵硬的花和打磨过的木头的光泽。
接着我听见妈妈在抽鼻子，感到她在动。她的包被打开了，发出咔嗒一声。她得把手伸到包里去，所以不再那么用力地抓着我，我趁机挣脱了她。她在哭泣。她专注于眼泪和抽泣，这让我获得了自由。
我径直朝棺材里看去，看见了萨迪。
车祸没有毁了她的脖子和脸，但我没有马上看到这一点。我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她并没有我所害怕的那么糟糕。我迅速闭上眼睛，却发现自己无法不再看一眼。先看她脖子下面的那个黄色小垫子，同时也就看到了她的喉部、下巴以及很容易望见的那一边脸颊。诀窍是迅速地看一眼她身体的一小部分，然后让眼神回到垫子上，下一次再多看一点你不害怕的部分。然后是萨迪，整个的她，或者至少是在我可以看见的那一边能够看到的部分。
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我看见了，靠我这边的她的眼皮动了一下。不是睁开或者半睁开或者其他类似的动作，只是稍稍地抬起一点点眼皮，如果你是她，如果你在她的身体里，就可以透过睫毛看见外面。也许只足以区分外面的光和暗。
当时我并没有感到惊讶，也一点儿都不害怕。就在那一刹那，这个景象成了我对萨迪的所有了解的一部分，而且，也以某种方式成了属于我的特别经历的一部分。我没有想过要让其他任何人注意那件事，因为那不是为他们发生的，那完全是为了我。
妈妈又抓住了我的手，说我们准备走了。她们又说了几句话，但似乎转眼之间我们就到了外面。
妈妈说：“表现不错。”她捏了捏我的手，说：“好了。过去了。”她停下来和正往那座房子去的一个人说了几句话，然后我们上了车，开始开回家。我有一个感觉，她希望我说些什么，甚至告诉她一些什么，但是我没有。
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样的情形，事实上，萨迪很快就从我心里淡出了，因为上学给我带来了冲击，而我学会了用某种奇特的将极度惊恐和夸耀卖弄混合起来的方式去应对。事实上，她的重要性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已经减弱了，那时她说她得在家照顾父母，不能再为我们干活了。
后来妈妈发现她在乳制品厂工作。
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当我想到她时，我从没有怀疑过那件我相信是她显现给我看的事。很久很久以后，当我对任何非自然的显现再也提不起兴趣的时候，我心里仍然相信这件事曾经发生过。我只是毫不费力地相信，就像你也许相信而且事实上也记得你曾经有另一副牙齿，尽管现在不见了，但却真实存在过。直到有一天，我也许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心底某个模糊的空洞让我知道，我不再相信了。
夜晚
我小的时候，似乎没有一次孩子出生、阑尾破裂，或任何其他严重的身体状况不是和暴风雪同时发生的。道路会封闭，而且反正不可能把车从积雪下面挖出来，于是不得不套上几匹马，送到镇上的医院去。幸运的是那时还有马——在正常的发展进程中本来已经不用养马了，但是战争和汽油限量供给改变了这一切，至少当时是这样。
所以，当我的体侧疼痛发作时，一定是在夜里十一点左右，也一定正刮着一场暴风雪，而且因为当时我们的马厩里没有马，所以不得不让邻居家的几匹马行动起来，送我去医院。路程不过一英里半，却仍然是一场历险。医生已经在等着了，他准备切除我的阑尾，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
那个时候阑尾切除手术是不是比现在更为常见？我知道现在仍然有这样的手术，而且这很有必要，我甚至知道有一个人因为没有及时接受手术而死去。但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不少与我同龄的人必须经历的一种仪式，尽管绝对人数不算多，但不那么令人意外，而且也许也并不那么让人不开心，因为那意味着不用去上学，还给予了你某种身份，暂时使你与众不同，因为你是被死亡之翼拂过的人。而这一切通常都发生在你人生中还能为这种事感到高兴的时候。
于是，我没有了阑尾，在病床上躺了几天，看着医院窗外的雪阴郁地飘过几株常绿植物。我想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父亲将如何支付这样的优待。（我想他卖掉了处理祖父的农场时留下来的一块林地。也许他曾经希望用那块林地捕鸟兽或者制枫糖。或者也许那能让他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怀旧乡愁。）
后来我回去上学了，很长时间都不用上体育课，时间长得超出了必要，让我感到很快活。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妈妈和我单独在厨房的时候，她告诉我说我的阑尾在医院被切除了，正如我所以为的那样，但那不是唯一被切除的东西。医生认为当然有必要拿掉阑尾，但让他担心的主要是一个赘生物。一个像火鸡蛋那么大的肿瘤，妈妈说。
但是别担心，她说，已经过去了。
关于癌症的想法从来没有在我脑袋里出现过，她也从来没有提过。我想，如果是在今天，得知这样的真相后不追问下去，不去探查究竟是不是癌症，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想立刻知道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我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能找到的唯一解释就是那个词周围笼罩着一团云雾，就像在提到性的时候一样。甚至更糟。性令人恶心，但其中一定有令人满足之处——我们知道的确如此，尽管我们的母亲没有意识到——但是哪怕只是提到癌症这个词你就会想到某种黑暗的正在腐烂的臭不可闻的物体，甚至在把它踢到一边时你都不愿意看它一眼。
因此我既没有问，也没有人告诉我，我只能假设它是良性的或者以高超技艺被切除了，因为我现在还活生生地在这儿。我鲜少想起这件事，在我一生中每当需要说明接受过哪些手术时，我都很自然地只说或写“阑尾手术”。
和妈妈的这次谈话大约是在复活节期间，那时所有的暴风雪和堆积如山的雪堆都消失不见了，小溪涨满了水，冲刷着能够冲刷的一切，肆无忌惮的夏天正朝我们逼近。这里的气候从不拖延，也从不慈悲。
在六月上旬炎热的天气里我放假了，因为我的成绩很好，不用参加期末考试。我看上去状态不错，在家里做家务，和平常一样读书，没有人知道我有任何问题。
现在我必须描述一下我和妹妹卧室里的布置。卧室很小，放不下两张并排的单人床，解决办法就是放一架双层床，有梯子可以让睡在上铺的人爬上去。那个人就是我。我年纪更小的时候喜欢逗弄人，会掀起薄薄床垫的一角，吓唬躺在下铺束手无策的妹妹说要往她身上吐口水。当然妹妹——她叫凯瑟琳——并不是真的束手无策。她可以躲在被单下面，但我的游戏就是一直留神注视，等到她因为憋闷或者好奇而忍不住伸出头来的时候，往她露出来的脸上吐口水，或者像模像样地假装吐口水，激怒她。
这时我已经太大了，确实太大了，不能开这种玩笑了。妹妹九岁，我十四岁。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太稳定。在我不折磨她或用愚蠢的方法戏弄她的时候，就扮演资深顾问的角色，或者讲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我会用收在妈妈嫁妆箱里的旧衣服打扮她，那些衣服要是剪了缝被子太可惜，但谁要穿的话又太过时。我会给她的脸上涂妈妈的旧饼状腮红和香粉，告诉她她是多么漂亮。她很漂亮，毫无疑问，虽然我给她画的脸让她看上去像个古怪的外国娃娃。
我不是想说我完全掌控着她，或者甚至说我们的生活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游戏。那些游戏都倾向于模仿家庭生活，而不是寻求刺激。娃娃被放在婴儿车里推出去散步，有时小猫被穿上衣服代替娃娃，猫咪总是发疯似的想要出来。还有那种游戏环节，有人扮演老师，可以打其他人的手腕，让他们假装哭泣，因为他们干了各种违反纪律的事或者蠢事。
我说过，六月份我没去上学，一个人待着，我不记得在我成长过程中的其他任何时候曾经再次经历过那样的日子。我在家里做家务，但到那时为止妈妈的身体还不错，可以做大部分的事情。或者也许当时我们还雇得起她——也就是妈妈——所说的女佣，虽然其他所有人都管那女孩叫雇工。不管怎样，我不记得当时有之后那些年的夏天需要应付的成堆的活，那时我心甘情愿地努力干活，尽量让家里保持体面。看上去，当时那个神秘的火鸡蛋一定给了我某种病弱者的形象，因此有一部分时间我可以像个客人一样四处闲逛。
不过没有某种特别的忧虑如影随形。如果忧虑存在，家里没有人能不受影响。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的内心——那种无用和奇怪的感受。而且也不是一直都无用。我记得蹲在那里削胡萝卜苗，每年春天你都得这么做，这样胡萝卜才能正常长大，可以食用。
一定只是因为并非一天当中的每一个时刻，都像在那之前和之后的夏天一样，被工作填满了。
因此也许这就是我的睡眠开始出现问题的原因。 我想，刚开始，那意味着清醒地躺在那里直到午夜时分，并奇怪自己为何如此清醒，在家里其他人都陷入睡眠之时。我会读书，以寻常的方式让自己疲劳，然后关灯，等待。没有人会在这期间叫我，让我关灯睡觉。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一定也标志了某种特别的状态）我可以自己决定一件事。
白天的光线消失，深夜的灯光熄灭之后，要过一阵子家里才发生变化。将平日那些待做的、搁置的和业已完成的喧嚣事务放在身后，家变成了一个更为奇怪的地方，家里的人和支配他们生活的工作不见了，周围一切事物的用处消失了，所有的家具都隐匿起来，由于没有任何人关注而不再存在。
你也许认为这是一种解放。开始时也许是的。自由。陌生。但是我失眠的时间渐渐延长，终至整夜无眠，眼睁睁地看着黎明到来，我越来越感到心烦意乱。我开始念押韵的小诗，后来又念真正的诗歌，刚开始是为了让自己失去知觉，但后来几乎是在不自觉地念。这个做法似乎在嘲弄我。我是在嘲弄自己，当词语变得荒唐，变成最可笑的任意发声。
我不像真正的我了。
我一生中时不时地听人这样形容自己，却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什么意思。
那么，你以为你是谁？
我也听过这样的说法，却没有将它和任何真正的威胁联系在一起，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常规的讥讽。
再想想。
这时我想要的已经不是睡眠。我知道心无杂念地入睡是不可能的。也许甚至不值得向往。什么东西控制了我，击退它是我的责任、我的希望。我有这样做的意识，但似乎一点儿都不强烈。无论那东西是什么，它在试图告诉我去做些什么，都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因，只是为了看看这样的行动是否有可能。它告诉我没必要寻找动机。
只需要屈服。多奇怪啊。不是出于报复，或任何正常的原因，只是因为你心里想到了什么。
而我的确想到了。我越要把那个想法赶走，它越要回来。不是为了报复，也没有痛恨——正如我所说，没有原因，只有那个极度冰冷深刻的想法，与其说是冲动，不如说是沉思，就是这样的东西支配了我。我甚至想都不该去想，但我想到了。
那个想法就在那里，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
那个想法是我可以掐死妹妹，那个正在我的下铺熟睡，那个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
我可能这样做，不是出于忌妒、恶毒或愤怒，而是因为疯狂，在黑夜中，疯狂就躺在我身边。也不是那种残暴的疯狂，而是某种近乎玩笑的东西。一种似乎长久以来一直等在那里的懒洋洋的、开玩笑的、半迟钝的暗示。
它没准在说，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试试最糟糕的事呢？
最糟糕的。在这个最熟悉的地方，这个我们一直躺在里面而且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我可能这样做，不是出于我或者其他任何人能够理解的原因，我只是忍不住。
需要做的是爬起来，走出房间，走到房子外面。我爬下一级级梯子，没有朝睡着的妹妹看一眼。然后静悄悄地走下楼，不惊动一个人，走进厨房，那里放置的一切我熟悉极了，不用开灯就能找到路。厨房的门并没有真的锁上——我甚至不太确定我们有门钥匙。一把椅子抵在门把手下方，如果有人企图进来，会弄出很大的声响。但如果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椅子移开，就可以不发出任何声音。
第一夜之后，我可以流畅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似乎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来到外面。
当然，外面没有街灯——我们离镇上太远了。
一切都变大了。房子周围的树总是以各自的名字被指称，山毛榉、榆树、橡树，而我们却总是不加区分地说枫林，不说枫树，因为它们紧靠在一起生长。现在所有的树都黑乎乎的。类似的还有白丁香树（花已经谢了）和紫丁香树，它们总被叫作丁香林而不是丁香丛，也是因为长得太大了。
房子前面、后面和旁边的草坪很容易走过，因为草坪是我亲手修剪的，我想让我们的房子看上去和镇上的房子一样体面。
房子的东侧和西侧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或者说在我看来是如此。东侧朝着镇子的方向，尽管你看不到任何镇上的景象。在距离我们不到两英里的地方，房屋鳞次栉比，是配备着街灯和自来水的地方。虽然我说过你看不见这些，但实际上我不太确定如果你一直盯着看，能不能看见某种光亮。
西边是与世无涉的蜿蜒的长河，一块块的农田，一片片的树林，还有一天天的日落。在我心里，这些和人或日常生活始终没有任何关系。
我来来回回地走，先是在房子周围，然后大着胆子走到更远的地方，因为我开始相信自己的视力，绝不会撞上水泵手柄或晾衣台。小鸟开始醒来，然后在树上啼唱——好像每一只鸟是分别想到要这么做的。它们醒得很早，比我以为的要早很多。但是在这些最早的晨起之曲过后，很快天空就开始泛白。猛然间我会被睡意侵袭。我回到家里，四周突然一片黑暗，我非常准确地小心而无声地用椅子倾斜着抵住门把手，然后静悄悄地上楼，小心翼翼地开门和走路，虽然我似乎已经处于半梦半醒之中。我倒在枕头上，很晚才醒来——在我们家里，很晚的意思是八点钟。
之后我会记得前一天晚上的一切，但非常荒唐的是——糟糕的是这真的非常荒唐——我也可以非常轻易地忘记这一切。弟弟和妹妹已经去公立学校上学了，但他们的碗还在桌上，几粒炒米漂浮在剩余的牛奶里。
荒唐。
妹妹放学回来后我们会躺在吊床上荡来荡去，一人躺一头。
我就在那张吊床上度过了白天大部分的时间，这可能就是我晚上睡不着的原因。因为我没有提起失眠的事，所以没有人来告诉我这个简单的知识，就是我最好白天多活动活动，晚上会好睡着一些。
当然，随着夜晚降临，我的麻烦又回来了。恶魔再次控制了我。我非常清楚这一点，很快就起身离开床铺，而不必假装情况会变好，只要足够努力就可以睡得着。我和以前一样小心翼翼地走出去。我可以更容易地找到路；甚至在我眼里房子内部也变得更清楚同时也更加奇怪。我可以详细地描绘出大约一百年前房子初建时在厨房里装上的舌槽接合式天花板和我出生之前很久的某天夜里被关在家里的一条狗啃了一半的北边窗户的窗框。我想起来已经被完全遗忘的事情——我曾经有一个沙箱，放在妈妈透过北边的窗户看着我玩耍的地方。现在，原来放沙箱的地方蔓生着一丛绣线菊，它们长得太茂盛了，几乎挡住了屋里人的视线。
厨房东边的墙上没有窗户，但是有一扇通向走廊的门，我们在走廊上晾晒洗过的又湿又重的衣物，干了以后再收进来，不论是白色的床单还是厚重的深色工装裤，都散发着清新且令人欣喜的味道。
有时候，夜里走到门廊上时，我会停住脚步。我从不坐下，而是眺望镇子的方向，也许只是想吸收一点镇子的清醒理智，这会让我感到放松。很快所有人都会起来，去商店购物，去开门，去把牛奶拿进来，忙忙碌碌。
一天夜里，我说不清那是我夜游的第二十天或第十二天或者只是第八天或第九天，我有一种感觉，角落里有一个人，但那时我已经来不及改变步伐了。有人在那里等着，我只能继续走过去。如果我转过身去就会被发觉，那会比迎面遭遇更加糟糕。
那个人是谁？正是爸爸。他也坐在门廊上，看向镇子的方向和那几乎不存在的暗淡光亮。他穿着白天穿的衣服——深色工作裤，有点像工装裤但又不完全是，还有深色粗布衬衫和靴子。他在抽烟。当然，是他自己卷的烟。也许是烟味警示我还有另一个人在，但那个时候很可能烟草味无处不在，不论屋里屋外，因此不可能被察觉。
他说早上好，看似非常自然，但其实这么说一点都不自然。我们在家里不习惯这样打招呼。并非我们不友善，只是认为没必要，我想，因为我们一天当中会时常碰面。
我也说早上好。一定是真的快到早上了，否则爸爸不会像那样穿着白天工作要穿的衣服。天空也许正在泛白，但仍然隐藏在茂密的树丛之间。小鸟也在啼唱。我已经习惯了离开床铺的时间越来越长，尽管这并没有像刚开始那样让我感到舒服。曾经只在卧室里和双层床上出现的可能性现在已经蔓延到每一个角落。
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当时爸爸没有穿着工装裤？他的打扮仿佛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镇上办事。
我无法继续散步，整个节奏被打破了。
“睡不着？”他说。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说不，但接着我想我很难解释说自己只是四处走走，于是说是的。
他说夏天的晚上睡不着很正常。
“你上床的时候筋疲力尽，以为自己就要睡着了，其实却很清醒。是不是这样？”
我说是的。
现在我知道那天晚上不是他第一次听见我起来走动。他的牲畜就养在房子旁边，他的财物，虽然不怎么多，都在近旁，他在抽屉里放着一支枪，他当然会因为楼梯上最轻微的响动和门把手最细微的转动而惊醒。
我不知道，关于我睡不着这件事，他想进行怎样的谈话。他似乎已经宣称失眠是件恼人的事，但仅此而已吗？我当然不想告诉他更多。如果他稍稍暗示他知道还有内情，甚至如果他暗示他来这里就是为了打探这个内情，我想他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我必须主动打破沉默，说我无法入睡。我不得不起来散步。
为什么？
不知道。
不是做噩梦？
不是。
“愚蠢的问题，”他说，“好梦不会让你从床上爬起来的。”
他让我期待继续说下去，他什么也没问。我本想退缩，却一直说了下去。实情被说破，几乎未经修改。
说到妹妹时我说，我担心自己会伤害她。我相信这就够了，他会明白我的意思。
“我会掐死她。”然后我说。最终，我无法阻止自己。
现在我已经无法收回说出口的话，我无法变回之前的自己。
爸爸听见了我的话。他听见我认为自己会无缘无故地掐死熟睡的小凯瑟琳。
他说：“哦。”
然后他说别担心。他说：“有时候人们会有那样的想法。”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很严肃，没有任何惊恐或神经质的惊讶。人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担忧，但是不必真的担心，不过是一个梦，你可以这么想。
他没有特别指出我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似乎不如说他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是乙醚的作用，他说。他们在医院里给你用的乙醚。和梦一样毫无意义。这不可能发生，就像流星不可能砸中我们的房子（流星当然可能砸中我们的房子，但那可能性太小了，可以忽略不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