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并没有责怪我这么想。没有对我感到惊讶，他是这么说的。
他本来可以说其他的话。可以问我更多关于我对妹妹的态度和我对自己生活的不满之类的问题。如果是今天发生这样的事，他也许会为我约见心理医生。（我想我会为自己的孩子做这样的事，在过了一代人和有了更多的收入之后。）
事实是，他的做法也奏效了。这让我回到了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实世界，没有嘲弄也没有警告。
人们会有一些他们宁可没有的想法。这样的事在生活中时有发生。
在如今这个年代，如果你以一个家长的身份生活得足够久，就会发现你既犯过自己不曾费心知道的错误，也犯过自己一直都清楚知道的错误。你在心里变得多少有些谦卑，有时还很讨厌自己。我不认为爸爸有任何这样的感觉。我知道如果我责怪他用磨剃须刀的皮带或者裤腰带抽打我，他也许会说，管你高兴不高兴这样的话。在他心里，如果他记得的话，那些抽打不过是对一个幻想自己能够当家做主的多嘴多舌的孩子必要且适当的管束。
“你自以为很聪明吧。”这是他可能会说的惩罚的理由，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确会常听见这样的话，聪明被当作一个惹人讨厌的小魔鬼，应该挨一顿揍，让它不再顶嘴。否则他长大后就会自以为很聪明。或者她长大后。
然而，在那个即将破晓的清晨，他说了我恰恰需要听到的以及我甚至很快就会忘记的话。
我想他穿着好一些的工作服也许是因为他约好了早晨去银行，然后发现——这并没有让他感到惊讶——还贷期限无法被延长。他尽量努力工作，市场却没有好转，他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办法供养我们，同时付清我们当时的欠款。或者也许他发现妈妈发抖的症状有一个名称，那症状也不会停止。或者他爱的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女人。
没关系。从那以后我睡得着了。
声音
妈妈年轻时会和全家人去跳舞。舞会在校舍举办，有时也在一家客厅足够大的农舍。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去。有人弹钢琴，家里的钢琴或学校的钢琴，还有人会带来一把小提琴。方形舞有着复杂的舞步，某个被公认为有特别天赋的人（每次都是男人）会喊舞步，用一种古怪的、近乎绝望的急迫语气扯开嗓门叫喊，但那根本没用，除非你本来就会跳这种舞。而事实上每个人都会跳，他们十岁或十二岁时就已经学会了所有的舞步。
而现在妈妈已经结婚，有了我们三个孩子，但她的年龄和性格却让她仍然喜欢这样的舞会，如果她还住在仍然举办这种舞会的真正的乡下的话。她也会喜欢那种双人跳的圆舞，这种舞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渐渐取代老式舞。但是她的处境比较尴尬。或者说我们的处境。我们家不在镇上，但也不在真正的乡下。
爸爸比妈妈受欢迎多了，他相信随遇而安。妈妈却不是这样。她在农场长大，却脱离了那里的生活，成了一名老师，但这还不够，还没有给她想要的身份，没让她结交上镇上的朋友。她住在不该住的地方，没有足够的钱，但反正她也没能力拥有那些。她会打尤卡牌，但不会打桥牌。她看到女人抽烟会感觉受到了冒犯。我想人们觉得她太固执己见了，说话也太符合语法规则。她用“乐意之至”和“的确如此”这样的词。听上去好像她在一个总这么说话的奇怪家庭长大。但其实不是。他们不这么说话。在农场，我的阿姨和舅舅说的话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也不太喜欢妈妈。
我的意思不是她时时刻刻都在希望事情会有所不同。和其他所有女人一样，她得把洗衣盆拖进厨房，家里也没有自来水，她还得用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准备过冬的食物，因此她在不停地忙碌。如果有时间，她一定会对我失望，但她甚至没有时间去想为什么我从没有从镇上的学校带合适的朋友或任何朋友回家。或者为什么我躲避主日学校的朗诵，要知道，以前我会牢牢抓住这样的机会。为什么我回家时头上的发卷被扯了下来——事实上我在进学校之前就已经干了这件亵渎的事，因为没有人梳她给我梳的发型。或者究竟为什么我学会了抹去曾经拥有的背诵诗歌的惊人记忆，拒绝再用这样的技艺去炫耀。
而我并非一直闷闷不乐，争吵不休。至少那时还没有。那时我大约十岁，所渴望的只是好好打扮一番，然后陪妈妈去跳舞。
舞会在我们那条路上的一座还算体面但看上去并不富有的房子里举行。那是一座很大的木头房子，我对住在其中的人一无所知，只知道男主人在铸造厂上班，尽管他的年纪足以做我的爷爷。那个时候你不会主动离开铸造厂，而是能干多久就干多久，为将来不能工作的时候存钱。即使在我后来懂得称之为“大萧条”的那段时期，发现自己不得不靠养老金生活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而无论自身的处境多么窘迫，成年儿女让父母靠养老金生活，也同样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现在我想起来一些当时没有想到的问题。
住在那座房子里的人举办舞会只是为了制造欢庆的气氛吗？还是他们为此收费？也许他们发现自己处境艰难，即使家中的男人有一份工作。医药费。我知道那会对一个家庭带来多么重的负担。我的妹妹，就像人们常用的形容，体弱多病，她的扁桃体已经被切除。弟弟和我每年冬天都会发作严重的支气管炎，需要医生出诊。请医生需要花很多钱。
我本该感到奇怪的另一件事是为什么被选中陪伴妈妈的是我，而不是爸爸。但这其实并不太费解。也许爸爸不喜欢跳舞，妈妈却喜欢。而且，家里有两个小孩子需要照顾，我还不够大，不能照顾他们。我不记得父母雇过临时保姆。我甚至不确定那个时候人们是否熟悉这个词。我十几岁时曾经做过临时保姆，但时代已经不同了。
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妈妈记得的乡村舞会上，从来没有后来会在电视上出现的那些大胆的方形舞服装。每个人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如果不这么做，不以乡下人所谓荷叶边加颈巾的盛装出席，就是对主人和所有其他人的侮辱。我穿着妈妈给我做的柔软的冬季羊毛长裙。裙摆是粉红的，上身是黄色的，左边胸口处用粉红色毛线织了一个心形图案。我的头发经过梳理，沾湿后编成长而臃肿的香肠似的发卷，每天我都会在上学路上把这些发卷弄乱。我曾经抱怨，除了我要梳着这样的发型在舞会上跳舞，没有别人把头发梳成这样。妈妈反驳说别人没我这么幸运。我不再抱怨，因为我太想去舞会了，也或者因为我认为舞会上不会有学校的人，所以没关系。我害怕的永远是学校同学的嘲笑。
妈妈的裙子不是自己做的。那是她最好的裙子，漂亮得不适合穿去教堂，喜庆得不适合穿去葬礼，因此很少穿。裙子是黑色天鹅绒做的，袖子到胳膊肘，领口很高。奇妙的是胸前缝满了金色、银色和其他各种颜色的小珠子，在灯光下随着她的每一个动作或每一次呼吸而闪耀变幻。她把当时几乎全黑的头发编成辫子，然后用发夹将辫子在头顶上紧紧地束成发冠。如果她是别人，不是我的妈妈，我会认为她漂亮得摄人心魂。我想我的确发现她很漂亮，但是一走进那座奇怪的房子，我就不得不注意到她最好的裙子和所有其他女人的裙子都不一样，尽管她们也一定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裙子。
我所说的其他女人在厨房里。我们就在那里停下来，看摆放在一张大桌子上的东西。各种各样的水果馅饼、曲奇饼、馅饼和蛋糕。妈妈也放下她自己做的一些漂亮的点心，然后忙碌地摆弄着，让点心看上去更好看。她评论说桌上的每一块点心看上去都令人垂涎。
我能肯定她说了那个词吗——令人垂涎？无论她说了什么，听上去都不太对劲儿。当时我希望在那儿的人是爸爸，他说的话总能恰当应景，甚至在他的话遵循语法规则的时候。他在家里时会守语法规则，但在外面不太乐意那么说话。他能自然地加入正在进行的无论什么谈话之中，他明白需要做的就是永远不说任何与众不同的话。妈妈却恰恰相反。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清楚干脆，都是为了吸引注意。
现在正是那样的情况，我听见她在笑，笑得很高兴，仿佛是对没有人和她说话的补救。她在询问我们可以把大衣放在哪里。
结果是我们可以把大衣随便放在哪里，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有人说，可以放在楼上的床上。要上楼必须爬上一段两边是墙壁的楼梯，楼梯里没有灯，要到楼上才有。妈妈让我先去，她一会儿就来，于是我去了。
这里的问题可能是参加舞会是否真的需要付钱。妈妈可能留在下面处理钱的事。另一方面，如果人们需要付钱，还会带这么多点心来吗？那些点心真的像我记忆中那么丰盛吗？在每个人都很穷的情况下？但是也许他们已经感觉不那么穷了，因为战争期间有了一些工作机会，士兵也会寄钱回家。如果当时我真的是十岁——我记得是十岁，那么这些变化已经有两年了。
厨房和客厅各有一个楼梯口，两段楼梯汇合成一段之后通向楼上的卧室。我在收拾过的第一间卧室脱掉大衣和靴子之后，仍然能听见妈妈在厨房里的响亮声音。但我也能听见客厅传来的音乐声，于是下楼朝客厅走去。
除了钢琴，房间里的所有家具都被移走了。窗户拉上了我认为特别单调的墨绿色的布窗帘。但是房间里的气氛并不单调。很多人在跳舞，端庄地互相搂抱着，在小小的圈子里拖着脚走着舞步或者摇摆着身体。两个还在上学的女孩在跳刚刚流行起来的舞，面对着面做出方向相反的动作，有时候拉着手，有时候不拉手。她们看见我的时候还微笑着以示招呼，我高兴得仿佛心都融化了，任何比我大的自信女孩注意到我的时候我都会这样。
房间里有一个你不可能注意不到的女人，她的裙子一定会让妈妈的裙子黯然失色。她一定比妈妈大不少——她有一头白发，梳成光滑精致的所谓大波浪，紧贴头皮。她身材高大，宽肩丰臀，穿着一条金橙色塔夫绸长裙，方形的领口开得很低，裙摆刚过膝盖。短袖紧紧地裹着她的手臂，手臂上的肉丰满、光滑、雪白，像猪油一样。
这是令人惊讶的情景。我从前不曾想到会有人看上去既年老又精练，既结实又优雅，如此大胆却又如此端庄。你可以说她厚颜无耻，也许后来妈妈就这么说了——她会用这样的词。更宽容的人大约会说优雅庄重。除了裙子的式样和颜色之外，她并没有真的在炫耀。她和那个陪伴她的男人彬彬有礼地、甚至有点心不在焉地跳着舞，就像一对夫妻。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我以前从没见过她。我不知道她在我们镇上声名狼藉，说不定还传到了更远的地方。
我想如果我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回忆曾经发生过的事的话，我绝不会让她穿那条裙子。她不需要这样的广告。
当然，如果我住在镇里，而不仅仅是每天走读上学，也许就会知道她是个有名的妓女。我就一定会在某个时候见过她，就算她没穿这条橘色的裙子。我不会用妓女这个词。坏女人，我更可能这么说。我会了解到她身上有某种恶心、危险、兴奋和大胆的东西，却并不确切地知道那是什么。如果有人试图告诉我，我想我不会相信他们。
镇上有好几个人看上去与众不同，也许对我来说她只会是其中之一。有一个驼背男人，每天都把镇政厅的大门擦得锃亮，据我所知他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还有一个看上去很正常的女人，总是不停地高声自言自语，责骂根本看不见的人。
我最终会知道她叫什么，并发现她真的做了我不相信她会做的事。而那个我看见和她跳舞的男人——他的名字我大概从未知晓——是台球房的主人。我上中学时，有一天，我和几个女孩经过台球房，她们激我走进去，我进去了，他就在里面，是同一个人。尽管彼时的他头发更加稀疏，身材更加粗壮，穿着更加破旧。我不记得他对我说过什么话，但他没有必要对我说话。我飞快地跑回朋友身边——她们终究不算真的朋友——什么也没有告诉她们。
看见台球房主人的时候，我回想起那天舞会的整个场景，嘭嘭作响的钢琴和小提琴的音乐声，那时的我认为荒唐的橘色裙子，妈妈的突然出现，身上还穿着她可能根本就没有脱下的大衣。
她站在那里，穿透音乐用我特别不喜欢的那种声调叫我，那种声调似乎在专门提醒我，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全要归功于她。
她说：“你的大衣在哪里？”好像我把衣服放错了地方。
“在楼上。”
“那就去把它拿下来。”
如果她自己去过楼上就会看见大衣在那里。她一定根本没有走出过厨房，她一定一直在忙着摆弄点心，大衣只是解开了扣子，却没有脱下，直到她朝跳舞的房间看去，发现了那个穿橘色裙子跳舞的人是谁。
“别磨蹭。”她说。
我没想磨蹭。我打开通向楼梯的门，跑上几级台阶，发现转弯处坐着几个人，挡住了我的路。他们没有看见我来，而是似乎正致力于某件严肃的事情。但准确地说，并不是在争论，而是在急迫地交谈。
其中两个是男人。穿着空军制服的小伙子。一个坐在台阶上，另一个坐在下面一级台阶上，向前俯着身子，一只手放在膝盖上。一个女孩坐在上面一级台阶上，最靠近她的那个男人正安慰地轻拍她的腿。我想她一定是在狭窄的楼梯上摔倒了，摔疼了，因为她在哭。
佩吉。她叫佩吉。“佩吉，佩吉。”两个小伙子在说，声音急迫而不失温柔。
她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她的声音有些孩子气。她在抱怨，是那种抱怨什么事不公平的语气：一遍又一遍地说某件事不公平，但声音充满绝望，仿佛你并不指望那件不公平的事会得到纠正。在这样的情形下另一个会被用到的词是“讨厌”。太讨厌了。某人太讨厌了。
回家后听妈妈跟爸爸的谈论，我知道了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没能弄明白。哈奇森太太由台球房主人开车带来出现在了舞会上，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个人是台球房主人。我不知道妈妈用了什么名字叫他，但很遗憾他的行为让她感到惊愕。要举办舞会的消息不胫而走，阿尔伯特港——也就是空军基地——的几个小伙子也决定要去参加舞会。当然，这没有问题。空军小伙子没有问题。哈奇森太太才是那个不受欢迎的人。还有那个女孩。
她带来了她们那儿的一个女孩。
“也许就是像出来玩玩一样，”爸爸说，“也许只是想跳舞。”
妈妈似乎甚至没有听见爸爸的话。她说真倒霉。你指望度过一段美好时光，在邻居家好好跳舞，但这一切都给毁了。
我有评价年纪稍大的女孩长相的习惯。我不认为佩吉特别漂亮。也许她化的妆被哭花了。她盘起来的灰褐色头发从发夹上散落了下来。她的指甲涂了指甲油，但看上去依然像是被啃过。她看上去并不比我认识的那些哼哼唧唧畏畏缩缩永远在抱怨的比我大些的女孩成熟多少。然而那几个小伙子对待她的样子就仿佛她永远都不该遭遇任何艰难时刻，她天生应当被宠爱被满足，接受众人俯首。
其中一个小伙子递给她一支卷好的烟。我认为这个行为是一种款待，因为爸爸只给自己卷烟，我知道的所有其他男人也都一样。但是佩吉摇摇头，用那种受了伤的语气抱怨说她不抽烟。然后另一个小伙子给她一块口香糖，她接了。
发生了什么？我无法知道。那个给她口香糖的小伙子在翻口袋时注意到了我，他说：“佩吉？佩吉，我想这个小姑娘要上楼去。”
她低下头，所以我没法看到她的脸。经过时我闻到了香水味。也闻到了他们身上的烟草味，还有男人穿的羊毛制服和亮锃锃的靴子的气味。
我穿上大衣下楼来时他们还在那里，但这一次他们知道我要来，因此在我经过时没有说话。不过佩吉大声地抽了一下鼻子，最靠近她的小伙子不停地抚摸着她的大腿。她的裙摆被拉了上去，我看见了她长袜的吊带。
有很长时间我一直记得那些声音。我仔细回味那些声音。不是佩吉的声音。是那两个小伙子的声音。现在我知道，战争初期驻扎在阿尔伯特港的一些空军士兵来自英国，当时正在那里受训，为参与对德作战作准备。因此我怀疑，是不是英国某地的那种口音令我觉得如此温柔迷人。但毫无疑问，我以前从没有听过一个男人那样说话，那样对待女人，仿佛她是一个如此美好珍贵的造物，无论有哪种不友善的事发生在她身边，都违背了律法，都是罪恶。
我认为是什么事让佩吉哭泣？当时我对这个问题没什么兴趣。我自己就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从我去的第一所学校放学回家的路上被追赶、被人用木瓦打的时候，我哭了。镇上学校的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单单把我挑出来，展示我乱七八糟的书桌的时候，我哭了。她因为这个问题给妈妈打电话，妈妈挂上电话时哭了，她因为我没有为她争光而饱受痛苦。似乎有些人天生勇敢，有些人却并非如此。一定有人对佩吉说了什么，于是她在那里抽鼻子，因为她和我一样不是厚脸皮。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认为惹她的一定是那个穿橘色裙子的女人。一定是个女人。因为如果是男人，安慰她的某个空军士兵一定惩罚过他了。让他说话当心，也许把他拖出去揍一顿。
因此我感兴趣的不是佩吉，不是她的眼泪，她那悲伤的样子。她有太多地方让我想到了自己。我感到惊奇的是安慰她的人。他们仿佛甘愿在她面前俯首低眉、剖献忠心。
他们一直在说什么？没什么特别的。没事了，他们说。没事了，佩吉，他们说。好了，佩吉。没事了。没事了。
如此友善。有人可以如此友善。
的确，这些来到我们国家接受训练以执行轰炸任务——后来他们很多人因此丧生——的小伙子，可能只是带着最普通的康沃尔郡或肯特郡或赫尔市或苏格兰的口音。但在我看来，他们似乎一开口就是在送出某种祝福，即刻的祝福。我没有想过，他们的未来和灾难紧密相连，或者他们平凡的生命会从窗户飞出去，在地上摔碎。我只想到祝福，能接受祝福是多么奇妙，那个佩吉是多么幸运，又多么不配。
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我一直想着他们。在又冷又黑的卧室里，他们轻轻摇晃着我入眠。我可以让他们出现，让他们的脸出现在我眼前，让他们的声音出现在我耳边，但是，哦，不仅如此，现在他们的声音只给我一个人听，没有什么多余的第三方。他们的手在祝福我细瘦的腿，他们的声音在向我保证，我，同样值得被爱。
他们的模样和声音仍然存在于我并非完全关乎情爱的幻想之中，但其实他们早已离开。有些人，很多人，一去不返。
亲爱的生活
我年少时住在一条长长的路的尽头，或者说一条在我看来很长的路的尽头。我从小学（后来从中学）走回家的时候，身后是真正的镇子，镇上有热闹的活动，有人行道，有天黑之后亮起的街灯。小镇尽头的标志是横跨梅特兰河的两座桥：一座是窄窄的铁桥，桥上的汽车有时候会遇到麻烦，为究竟哪辆车应该停在路边等另一辆车先行而困扰；另一座是人行的木桥，桥面偶尔会缺一块木板，你低下头就可以看到匆匆流过的闪亮河水。我喜欢那样，但最后总会有人来把木板铺上。
还有一座小山谷，几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每年春天都被水淹，但人们（不同的人）仍然总是来住在里面。还有一座桥，桥下是磨坊引水塘，水塘很窄，但很深，足以淹死人。过了那里，道路就岔开了，一条向南顺山而上，然后再次越过河流，变成真正的公路，另一条则不紧不慢地绕过古老的露天市场，向西拐去。
那条通往西边的路就是我走的路。
还有一条通往北边的路，有一段虽然短但却货真价实的人行道，路边几座房子挤在一起，好像那儿是镇上一样。其中一座房子的窗户上有块招牌，上面写着“萨拉达茶”，说明那里曾经卖过食品杂货。还有一所学校，我在那里上过两年学，并且希望永远不要再看见它。之后，妈妈让爸爸在镇上买了一座旧棚屋，这样他就要在镇上缴税，而我就可以去读镇上的学校了。结果后来发现她没有必要那么做，因为就在我开始去镇上上学的那一年，就在开学的那个月，加拿大对德国宣战了，同时，原来的那所学校——在那里，霸凌者抢走我的午餐，威胁要揍我，似乎没有人能在那片吵闹之中学到任何东西——仿佛中了魔法似的安静了下来。很快学校就只剩下一间教室和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在休息时也许连教室的门都不锁。似乎那些总是用虚夸吓人的话问我想不想被睡的男孩现在迫切地想要工作，正如他们的哥哥迫切地参了军一样。
我不知道学校的厕所那时是否得到了改善，但上厕所曾经是最糟糕的事。并不是我们在家里不用室外厕所，但里面很干净，地上甚至铺了油毡。在那所学校里，出于轻蔑或不论什么原因，似乎没有人费心去对准那个坑。从许多方面来看，我在镇上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因为其他所有人都是从一年级就在一起了，而且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学过，但是看到新学校干净的座位，听见令人联想到都市高尚生活的抽水马桶冲水声，我感到安慰。
在第一所学校上学时，我交了一个朋友。一个后来我叫她戴安的女孩在我二年级中途时来插班。她和我年纪相仿，住在那些门前有人行道的房子中的一座。有一天她问我会不会跳苏格兰高地舞，我说不会，于是她主动要求教我。我们心里惦记着这件事，放学后就去了她家。她妈妈死了，她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她告诉我，跳苏格兰高地舞要穿踢踏舞鞋，她有，当然我没有，但我们的脚差不多大，所以她教我的时候我们可以换鞋穿。最后我们渴了，她奶奶给我们喝了一点水，但那是从很浅的大口井里打上来的很难喝的水，跟学校的水一样。我解释说我们家里喝的是从钻得很深的管井里打上来的更好的水，她奶奶一点儿也不气恼，她说希望他们也有那样的水。
但是后来，很快，妈妈出现在房子外面，她去过学校，发现了我的去处。她按响车喇叭唤我离开，甚至对奶奶友好的挥手告别视若无睹。妈妈不经常开车，一旦开车气氛总是紧张严肃。回家路上，我被告知以后永远不可以再到那座房子里去。（要做到这件事情并不难，因为几天后戴安就不来上学了——她被送到了别的地方。）我告诉妈妈，戴安的妈妈死了，她说是的，她知道。我告诉她学苏格兰高地舞的事，她说我以后可以通过恰当的途径学，但不是在那座房子里。
那时我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才发现的，戴安的妈妈以前是妓女，死于某种似乎妓女才会得的病。她想被埋在家乡，我们教堂的牧师主持了仪式。关于他当时引用的《圣经》经文，人们有些争议。有些人觉得他应该省略这一句，但妈妈坚信他做得对。
罪的工价乃是死。
妈妈告诉我这个是在很久以后，或者似乎是很久以后，那段时间我处于痛恨她所说的很多话的阶段，特别是当她用那种短促的甚至颤抖的、深信不疑的语气说话的时候。
我时不时地会遇到她奶奶。她总是对我微微一笑。她说我能一直上学真好，然后告诉我戴安的情况，有相当一段时间她也在继续上学，无论是在哪里，但没有我上学的时间长。按照她奶奶的说法，她后来在多伦多一家餐馆找了一份工作，穿着镶有亮片的服装上班。那时我已经够大了，也变得够刻薄，臆断那大概是一个要把镶亮片的衣服脱下来的地方。
戴安的奶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我上学时间很长的人。在我必经的那条路上，有不少房子之间的间隔比镇上的要大，但他们在房子周围仍然没有什么地产。其中一座盖在一个小山丘上，主人是威特伊·斯特里茨，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的一战老兵。他养了几只羊，有一个太太，那么多年里我只在她用水泵给饮水桶装水的时候见过她一次。威特伊喜欢拿我上学时间很长这件事情开玩笑，说我总是考试不及格，所以一直不能毕业，真是遗憾。我也开玩笑回敬他，假装那是真的。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那么以为。这就是你认识路边的人和他们认识你的模式。你会说你好，他们也会说你好，然后聊聊天气，如果他们有车而你在步行，他们会捎你一段。这里不像真正的乡下，在那里人们常常彼此了解对方家里的内情，并且每个人的谋生方式都差不多。
我完成中学学业的时间并不比任何一个完整读完五个年级的人所要花的时间更长。但是很少有学生上完五年。那个时候没有人指望进入九年级的学生能够全部升上十三年级后毕业，被知识和正确的语法全副武装。有人去兼职，渐渐地兼职变成了全职。女孩子结了婚，然后有了孩子，或者有了孩子，然后结了婚。在十三年级，原来的学生只剩下大约四分之一，班上弥漫着一种学业有成的氛围，一种庄严的成就感，或者也许只是一种宁静的不切实际的特别感觉，无论后来你怎么样。
我感觉自己仿佛和在九年级时认识的大多数人之间隔了一辈子的距离，更不用说在第一所学校认识的人了。
每当我拿出伊莱克斯吸尘器清理地板的时候，餐厅一角的某样东西总会让我有点吃惊。我知道那是什么，一只看上去崭新的高尔夫球袋，里面装着高尔夫球杆和球。我只是好奇这个东西怎么会在我们家里。我对这项运动几乎一无所知，但我知道打高尔夫的都是哪种人。他们不像爸爸那样穿工装裤——虽然进城时他会穿上好一些的工作裤。在某种程度上，我能想象妈妈穿着打高尔夫穿的那种运动服，用一条丝巾扎起她纤细的随风轻扬的头发。但想不出她真的击球入洞的样子。显然她不可能做出如此轻浮的动作。
某段时间她一定曾不甘平凡。她一定以为她和爸爸会让自己变成不同的人，变成那种可以享受一些休闲的人。高尔夫。宴会。也许她说服自己相信某些界线并不存在。她设法离开了处于荒凉的加拿大地盾上的农场，一个远比爸爸出生的农场更令人绝望的地方，成了一名老师，她说话的方式让自己的亲戚在她周围时都感到不自在。她大概以为，经过这样的努力奋斗之后她到哪里都会受欢迎。
爸爸的观念却不同。他并不认为镇上的人或其他任何人真的过得比他好。但他相信也许他们是这么想的。而他宁愿永远不给他们表现出这一点的机会。
在关于高尔夫这件事上，似乎是爸爸赢了。
并不是说他满足于按照父母期望的方式生活，接管他们不错的农场。当他和妈妈将曾经生活的地方抛在身后，在一座他们不了解的镇子附近的一条道路尽头买下这块地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几乎一定是通过养银狐——后来是养水貂——致富。爸爸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发现比起在农场帮忙或者读中学，自己更喜欢循着陷阱寻找猎物，而且这也会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钱。他突然就有了这个念头，并且，就像他想的那样，一辈子都在实施这个念头。他把攒的所有钱都投了进去，妈妈也拿出了她当老师存下来的钱。他盖了给动物住的畜栏和畜棚，围起了铁丝围栏，以防关在里面的动物跑出去。这块地有十二英亩，大小正好，有一块牧场以及足够的牧草，可以养我们自己的牛和等着喂给狐狸吃的老马。牧场一直伸向河边，上面种了十二棵榆树。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经常屠宰动物。老马得变成肉食，每年秋天都会有一部分毛皮动物被宰杀，只留下用来育种的动物。但我对此习以为常，可以轻易地忽视这一切，为自己营造一个净化后的场景，像是我喜欢的书里会有的那种场景，比如《绿山墙的安妮》或《银色森林的芭特》。我得益于给了牧场绿荫的榆树，波光粼粼的河水，以及从牧场上面的河岸涌出的令人惊喜的泉水。牛和难逃一死的马都喝泉水，我也带一只锡铁杯子接泉水喝。四周总是有新鲜粪便，但我完全忽视它们，绿山墙的安妮一定也是这么做的。
那个时候，有时我得帮爸爸干活，因为弟弟还太小。我用水泵打新鲜的水，在一排排的畜栏边走过来走过去，清理它们的饮水罐，然后给里面重新注满水。我喜欢这些工作。工作的重要性和频繁造访的孤独正是我所喜欢的。后来，我得留在屋里帮妈妈干活，我的话语之中充满了怨恨和好斗的情绪。这就叫“顶嘴”。我伤害了她的感情，她说，结果就是她会到牲口棚去向爸爸告我的状。然后他不得不中断工作，用皮带抽我一顿。（当时这不是罕见的惩罚。）被打之后，我会躺在床上哭，计划离家出走。但是那个阶段也过去了，十几岁时我变得温顺，甚至快活，擅长幽默地讲述我在镇上听到的事或者学校发生的事。
我们家的房子比较大。我们不清楚房子究竟建于何时，但应该不到一百年，因为一八五八年是第一个移民在博德明——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消失了——定居的那一年，他为自己造了一只木筏，沿着河顺流而下，砍掉树木清理出一片土地，那里后来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村庄。那座早先的村庄很快就有了一家锯木厂，一家旅馆，三座教堂，以及一所学校，也就是我上的第一所学校，那所让我如此害怕的学校。后来河上建起了一座桥，人们渐渐明白，住在河对岸的高地上会方便很多，于是最初的定居点慢慢缩小，变成了我刚才说过的破旧不堪的古怪的半座村庄。
我们的房子不会是早期定居时最初建起来的那批房子之一，因为它的外墙是砖砌的，而那些最早的房子都是木头的，但也许它是在之后没多久建的。它背对着村子；面朝着西边，对面是微微倾斜的农田，农田一直向下延伸到一道被遮住的转弯处，河流就在那里转了一个所谓的“大弯”。河那边是一片墨绿色的常青树林，可能是雪松，但距离太远了，难以看清。在更远处，另一座山坡上，有另一座房子，远远看去很小，正对着我们的房子，我们从不去做客，也无从了解，对我来说那就像故事里的小矮人的房子。但是我们知道住在那里的那个男人的名字，或者说有一段时间他曾经住在那里，因为现在他可能已经死了。罗利·格雷恩，这是他的名字，除了这个像故事里的小矮人会有的名字，他在我现在正在写的文字里不再扮演角色，因为这不是故事，只是生活。
妈妈在生我之前曾经两次流产，因此一九三一年我出生的时候，他们一定感到心满意足。但那个年代，前景越来越灰暗。事实是爸爸开始做毛皮生意的时间有点儿晚了。他所期望的成功也许在二十年代中期更可能获得，那正是毛皮刚开始流行，人们也有钱购买的时候。但那时他还没有开始做这一行。不过，我们仍然挺了过来，挺到了战争初期，挺过了整个战争时期，在战争结束时生意一定还有过一阵令人鼓舞的好转，因为就在那年夏天爸爸修整了房子，在原来的红砖外面刷了一层棕色涂料。房子砖块和木板装配的方式有点问题；它们本该把寒冷挡在外面，却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据说刷一层涂料会有所帮助，然而我记不起来这层涂料曾经发挥了作用。我们还有了一间浴室，没有用过的小升降机成了厨房里的橱柜，带明楼梯的大餐厅变成了带封闭楼梯的普通房间。这个变化给我带来某种难以言说的安慰，因为爸爸以前老在餐厅打我，痛苦和羞愧让我恨不得死掉。而那时环境的改变让人甚至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上中学了，每一年都学得更好，因为我们不再学习如何缝褶边和用正确的握笔姿势写字，社会课被历史课取代，而且可以学习拉丁文。
然而，在那个季节的重新装修带来了乐观情绪之后，我们的生意却再次枯竭，这一次再没有恢复过。爸爸把所有的狐狸剥了皮，然后是水貂，换来了少得可怜的钱，那时他白天拆毁那些见证了那项事业诞生和消亡的牲口棚，下午五点钟到铸造厂去上晚班，半夜十二点左右才回家。
我一放学就回家给爸爸做午饭。我煎两个农家肉卷，浇上很多番茄酱。我给他的保温瓶装满浓浓的红茶，还装进一个涂了果酱的麦麸松饼，或者厚厚的一块自制煎饼。星期六，有时候我做煎饼，有时候妈妈做，虽然她的烘焙技术越来越靠不住了。
有一件事正向我们袭来，比收入减少更加出人意料，更加具有毁灭性，尽管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那就是早期帕金森病，症状在妈妈四十多岁时出现。
开始情况还不太糟。她的眼睛只是偶尔几次恍惚地往上翻，由于口涎溢出而生出的唇边汗毛还不太明显。早晨她可以在别人帮助下穿上衣服，偶尔还能做些家务。在令人惊异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保持着力气。
你可能觉得这过于糟糕了。生意不在了，妈妈也健康不再。在小说里这样是不行的。但奇怪的是我不记得那段时间不快乐。家里并没有被特别绝望的情绪环绕。也许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妈妈的身体状况不会好转，只会恶化。至于爸爸，他有力气，而且在很长时间里都会如此。他喜欢在铸造厂一起工作的人，那些人大多数都和他一样，生活在某个方面走了下坡路，或者增添了额外的负担。他喜欢除开上半夜巡夜以外的那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他得把融化的金属水倒进模具里。铸造厂制造老式的炉子，销往世界各地。这是项危险的工作，你自己有责任小心谨慎，爸爸是这么说的。而且报酬不错——这对他是件新鲜事。
我相信他很高兴能走开，哪怕是去做这种辛苦又危险的工作。离开家，和那些各有麻烦但却尽力而为的人做伴。
他一走我就开始做晚饭。我可以做些自认为富有异国情调的饭菜，比如意大利面或煎蛋饼，只要便宜就行。洗过碗之后——妹妹得把碗擦干，弟弟得被我唠叨烦了才把洗碗水倒进外面黑暗的田野（我自己可以倒但我喜欢发号施令）——我坐下来，把脚放进取暖的烤炉——炉子的门坏了，读从镇图书馆借来的厚厚的小说。《独立的人们》描写的是冰岛生活，比我们那时的生活艰苦得多，但有一种绝望的伟大；《追忆似水年华》涉及的内容我完全不能理解，但并不因此就值得放手；《魔山》写的是肺结核，其中包含高强度的论辩，一方似乎是关于生活的令人振奋的进步观点，另一方则是某种阴郁的、有些令人震颤的绝望。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我从来不做家庭作业，但在考试前我会全力以赴地学习，几乎熬通宵，往脑袋里塞满各种我应该知道的东西。我有惊人的短期记忆能力，这对满足学习要求很奏效。
尽管有种种困难，我仍然相信自己是个幸运的人。
有时候妈妈会和我聊天，聊的大多数是她年轻时的事。那时我很少反对她看待事物的方式。
有好几次，她对我说起一个故事，和现在属于那个叫威特伊·斯特里茨的老兵的房子有关，就是那个对我花那么长时间完成学业感到惊奇的人。故事和他无关，有关的是早他之前很久住在那座房子里的另一个人，一个叫奈特菲尔德太太的疯老女人。奈特菲尔德太太和我们大家一样，打电话订购食品杂货，然后请人送货上门。妈妈说，有一天杂货商忘了把黄油放进去，或者她忘了订了，就在送货的小伙子打开卡车后面的门时，她发现弄错了，变得很生气。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有所准备。她随身带着斧子，于是把斧子举起来，像是要惩戒那个小伙子，尽管，当然，这不是他的错。他跑到驾驶座上，连车后面的门都没关就开跑了。
这个故事里有些东西让人不解，尽管当时我没去想，妈妈也没去想。那个老太太怎么可能确定在那一堆食品杂货里没有黄油呢？在她不知道会发现错误之前为什么要带着斧子？她一直都带着斧子，以防任何惹人恼火的事发生吗？
据说奈特菲尔德太太年轻的时候是个真正的淑女。
还有一个关于奈特菲尔德太太的故事，这个故事更有趣，因为我也在故事里面，而且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家附近。
那是一个美丽的秋日。婴儿车被放在一小块新草坪上，我在里面睡觉。那天下午爸爸不在家——也许在老农场帮他爸爸的忙，他有时候会这么做——妈妈正在水池边洗衣服。为了庆祝第一个孩子出生，有一大堆针织品、蝴蝶结之类的需要在软水里小心翼翼手洗的衣物。她在水池里洗衣服并拧干的时候，面前没有窗户。要看到外面，必须穿过房间，走到朝北的窗前。从那里可以看到信箱和房子之间的车道。
为什么妈妈决定放下正在清洗和拧干的东西去看车道？她没在等什么人。也不是爸爸回来得迟了。也许她是让他去杂货店买东西，买她做晚饭需要用的东西，她在想他会不会及时回来，让她能用上这些东西。那个时候她有相当优质的厨艺——事实上，太过优质了，她的婆婆和爸爸家里的其他女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只要看看花销，她们会这么说。
或者也许和晚饭无关，而是让他去买衣服裁剪纸样，或者一块她想给自己做新裙子的布料。
事后她从未说过她为什么那么做。
对妈妈做饭方式的疑虑并不是她和爸爸家人之间的唯一问题。他们一定也对她的衣服颇有微词。我想起来她常常在午后穿上连衣裙，即便只是在水池边洗一下衣服。午饭后她会睡半个小时，起来后总是换一件不同的裙子穿。后来我看照片，觉得那个年代的流行并不适合她，也不适合任何人。裙子没有型，波波头也不适合她丰满柔和的脸型。但这不会是爸爸那些住得很近、可以看到她的一举一动的女性亲戚们反感她的原因。她的过错在于她的样子不符合她的身份。她看上去不像是在农场长大的，或者不像打算待在农场的样子。
她没有看见爸爸的车从小路上开过来。相反，她看见的是那个老太太，奈特菲尔德太太。奈特菲尔德太太一定是从自己的房子走过来的。很久以后我会在同一座房子那儿看见那个取笑我的独臂男人，而他那剪了波波头的太太我只看见过一次，她当时站在水泵旁边。在我知道任何关于那个疯老太太的事情之前，老太太就是从那座房子里跑出来，为黄油的事拿着斧子追赶过那个送货的小伙子。
在看见奈特菲尔德太太沿我们家门前的小路走过来之前，妈妈一定见过她很多次。也许她们从来没有说过话。但也可能说过。妈妈也许刻意强调过这一点，即使爸爸告诉她没必要。甚至可能会招来麻烦，这大概是他会说的话。妈妈同情像奈特菲尔德太太这样的人，只要他们是正派人。
但是那时她没有在想友好或正派。那时她急忙从厨房的门跑出去，一把把我从婴儿车里抱出来。婴儿车和毯子被丢在原地，她跑回家里，试图从里面把厨房门锁上。她不必担心前门，前门总是锁着的。
但是厨房门有问题。据我所知，这个门从来没有真正的锁。我们只是习惯晚上用一把厨房的椅子抵住门，把椅背卡在门把手下面，这样如果有人推门进来，就会弄出很大的声响。在我看来，这种保障安全的方式过于随意，和爸爸在桌子抽屉里藏了一支左轮手枪的做法也不协调。他得经常射杀马匹，因此，很自然，家里还有一支来复枪和几把猎枪。当然，子弹没有上膛。
妈妈把门把手楔牢之后有没有想到武器？她这一生是否曾经拿起过一支枪，或给枪上过膛？
她是否想过那个老太太也许只是来探望邻居？我想没有。她走路的样子一定有所不同，一定表现出某种果断的决心，那不是沿路过来拜访的客人应有的样子，她沿我们门前的小路走过来不是来做友好的拜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