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拒绝回答。
“走来的，是不是？你妈妈呢？”
“在打牌。”
“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这样你就不会有机会因为自怜自哀而扑倒在雪堆上冻死了。”
我没有说一句话。玛丽也没有看我一眼。那个时刻充斥着震惊，我们无法说再见。
听见汽车发动的声音之后，我开始清理桌子。我们还没有开始吃甜点，甜点是跟上次一样的苹果馅饼。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甜点，也许面包房只做苹果馅饼。
我拿起一块心形饼干吃了起来。糖霜甜得要命。没有浆果或樱桃味，只有糖和红色食用色素。我吃了一块又一块。
我知道至少应该说一声再见。我应该说谢谢。但那没什么要紧。我告诉自己那没什么要紧。她不是为我表演。或者只有一小部分是为我。
他很粗暴。他如此粗暴，让我吃惊。对一个如此需要他的人。但某种意义上，他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这样他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才不会被剥夺。这个想法取悦了我，我因为这个想法取悦了自己而感到惭愧。我不知道他回来后我要对他说什么。
他没有想要我说什么。他把我领到了床上。这本来就很可能发生吗，还是这对他来说和对我一样出乎意料？我是处女，至少这看起来并没有让他意想不到——他拿来一条毛巾和一只避孕套——他继续下去，尽量从容自在。我的激情让我们俩都意想不到。原来想象和经验可能同样是很好的准备。
“我真的打算和你结婚。”他说。
送我回家之前，他把所有饼干，所有那些红心，都扔到了外面的雪地上，喂冬天的鸟。
事情就这么定了。我们的突然订婚——他用这个词时有些小心翼翼——是一件已经决定了的私事。我不用写信告知祖父母。什么时候他能连续几天休息，我们就举行婚礼。极简单的婚礼，他说。我应该理解，他没打算忍受有其他人观礼的仪式，因为他并不在乎那些人的看法，而我们还得遭受他们的窃笑和傻笑。
他也不主张买钻戒。我对他说我从没有想过要钻戒，这是真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他说那很好，他知道我不是那种落俗的白痴女孩。
最好不要再一起吃晚饭了，不仅因为有人说闲话，而且因为用一张配给卡很难买到足够两个人吃的肉。我的配给卡不在自己手上，我刚开始在疗养院搭伙的时候就把卡交给了管厨房的人——玛丽的妈妈。
最好不要引人注意。
当然每个人都怀疑到了什么。年长的护士变得热情，甚至护士长也给了我一个费力的微笑。我的确表现得稍微有一点沾沾自喜，但基本上并非有意如此。我选择把自己包裹起来，如天鹅绒般沉静，眼睛低垂。我没能想到这些年长的女人正留神注视这段亲密关系将如何发展，如果医生决定抛弃我，她们随时准备变得正义凛然，毫无偏私。
全心全意站在我这一边的是那些助理，她们逗我说在我的茶叶里看见了报婚钟。
在医院的大门里面，三月份阴森而忙碌。这是一年中麻烦不断的最糟糕的月份，助理们说。在熬过了冬天的种种侵袭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凭空产生死亡的想法。如果一个孩子没来上课，我会不知道这是因为情况变得非常糟糕，还是仅仅因为怀疑得了感冒而需要卧床。我之前弄到一块移动黑板，把孩子们的名字写在了黑板四周。我甚至从来不需要擦去那些将会长期缺席的孩子的名字。其他孩子会一声不响地帮我把名字擦了。他们了解这里的成规，而我仍然需要学习。
不管怎样，医生做了一些安排，找到了时间。他从门缝塞了一张纸条到我的房间，让我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做好准备。那个时候他可以设法空出几天，除非出现真正危急的情况。
我们要去亨茨维尔。
去亨茨维尔，我们结婚的委婉用语。
我们开始了我肯定会铭记终生的一天。我把绿色绉绸长裙干洗了，仔细地卷起来放进小旅行包。祖母曾经教过我把衣服紧紧卷起来这个诀窍，比起把衣服折起来，这样做更不容易弄皱衣服。我预计我得在某个地方的女洗手间里换衣服。我要仔细地观察沿途有没有早开的野花，我可以采一些，做一束捧花。他会同意我捧一束花吗？但时节还太早，甚至金盏花都没有开。道路空寂而曲折，除了细瘦的黑色云杉和一片片蔓延的刺柏和沼泽之外，路边什么都没有。路堑上有一堆乱糟糟的石块，我已经在这里熟悉了这些石块，血红色的铁陨石和一片片倾斜的花岗岩。
车上的收音机开着，正在播放胜利的音乐，因为盟军正越来越逼近柏林。医生——阿利斯特——说他们在拖延时间，好让俄国军队先进柏林。他说他们会后悔的。
既然我们已经远离了亚孟森，我发现我可以叫他阿利斯特了。这是我们一起驱车旅程最远的一次，而他漠视我的那种男性态度——现在我知道，这种漠视会迅速转向其反面——和他漫不经心的开车技巧让我兴奋。我因为他是一个外科医生而感到激动，虽然我绝不会承认这一点。就在现在，我相信我可以为他躺在任何沼泽地或污泥坑里，或者如果他要求站着的话，我可以让自己的脊柱被挤压在任何路边的石块上面。我也同样知道我必须把这些感觉留在自己心里。
我开始想象未来。到了亨茨维尔之后，我希望我们找到一位牧师，并肩站在一间客厅里，客厅有几分祖父母的公寓和我一生所熟悉的那些客厅的朴素雅致的风格。我回想起祖父在退休后仍然被请去主持婚礼的时候。祖母在两颊打上一点腮红，拿出深蓝色蕾丝上衣，那是她为见证这样的场合而准备的。
但我发现还有其他的结婚方式，以及我之前没能了解到的我的新郎对婚礼的另一种厌恶。他不愿意和牧师扯上任何关系。在亨茨维尔市政厅，我们填了几张表格，郑重声明自己是单身，并预约那天下午由一位治安法官为我们主持结婚仪式。
到了午饭时间。阿利斯特在一家餐馆外面停住了脚步，那家餐馆大概是亚孟森咖啡馆的近亲。
“这家行吗？”
但他审视了我的表情之后改变了主意。
“不行吗？”他说，“好吧。”
最后我们来到一家宣称有鸡肉大餐的雅致的餐馆，在阴冷的前厅里吃午饭。盘子冰凉，餐馆里没有其他客人，也没有收音机播放音乐，只有我们用刀叉切开咬不动的鸡肉时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响。他肯定在想如果我们去了他刚开始提议的那家餐馆兴许会好一些。
不管怎样，我鼓起勇气问了女洗手间在哪里。在比前厅更冷的洗手间里，我抖开绿色长裙穿上，重新抹了口红，整理了头发。
我出来时，阿利斯特站起来迎接我，微笑，捏我的手，说我很好看。
我们手牵着手，浑身僵硬地回到车上。他为我打开车门，然后绕到另一边上了车，在座位上坐好，用车钥匙把车发动，然后又熄了火。
车停在一家五金店前面。铲雪的铲子在半价出售。橱窗里还有一张告示，写着店里可以磨溜冰鞋。
街对面有一座木房子，漆着油腻的黄色。房子前门的台阶已经不安全了，两块木板交叉着钉在台阶上。
停在阿利斯特的车前面的卡车是战前的型号，有一块脚踏板，挡泥板上有一圈铁锈。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从五金店里出来，上了车。发动机突突地抱怨了一阵，车在原地嘎嘎作响，又上下晃动了几下，然后开走了。现在一辆写着商店名字的送货车试图停进卡车开走后留下的空车位。车位不够大。司机下了车，走过来，轻轻地敲阿利斯特的车窗玻璃。阿利斯特吓了一跳，如果他刚才不是在那般郑重地说话，就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摇下车窗，那个男人问我们把车停在那里是不是打算去店里买东西。如果不是，能把车开走吗？
“马上就走。”阿利斯特说。这个坐在我身边的男人本来要和我结婚，现在又不打算和我结了。“我们马上就走。”
我们。他刚才说我们。有一瞬间我紧紧地抓住这个词不放。然后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我被包括在他说的我们里。
重要的不是“我们”这个词，告诉我真相的不是这个词。是他和那个司机之间男人对男人的说话语调，他平静而通情达理的道歉。现在我希望能回到之前他说那些话的时候，那时他甚至还没有注意到那辆试图停车的货车。当时他说的话太可怕了，但是他紧紧攥住方向盘的动作，他的动作、他出神的模样和他的声音都表露着痛苦。无论他说了什么，是什么意思，他的话都是从同一个深深的地方说出来的，从那个他和我在床上时说出话来的地方。但现在，在他和另一个男人说话之后，情况不一样了。他摇上车窗，把注意力转移到车上，从狭小的停车位把车倒出来，注意不碰到那辆货车。
然而一会儿之后，甚至假使能够回到他探头去查看车后情况的那个时候，我也会很高兴的。那要比沿着亨茨维尔大街开车好——他现在正在开车，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说或可以去做的了。
我做不到，他刚才说。
他说他无法把这件事情做到底。
他无法解释。
他只知道这是一个错误。
我想以后每当我看到和“磨溜冰鞋”告示上一样弯曲的字母S时没法不听见他的声音响起。或者每当我看到像商店对面黄色房子的台阶上那样钉着的交叉的木板时。
“现在我开车送你去车站。我会给你买一张去多伦多的车票。我相当确定傍晚有一趟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我会想出一个非常可信的故事，并且让人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你得告诉我你在多伦多的地址，我想我没有留着你的地址。哦，我会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的工作很出色。不管怎样，你都教不完一个学期——我还没有告诉你，孩子们要被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正在发生各种重大变动。”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新的语调，几乎是轻松活泼的。一种如释重负的欢快语调。他在努力克制，不在我离开之前流露出如释重负的样子。
我看着街道。这有点像被赶往刑场。还没到。还有一会儿。还不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还没到。
他不需要问路。我大声说出自己的疑惑，他是不是曾经这样送过其他女孩上火车。
“别那样。”他说。
每一次拐弯都像从我剩下的人生中剪去一块。
有一趟五点钟开往多伦多的火车。他让我在车里等着，他进去核实一下。他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票，迈着在我看来更轻快的脚步。他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走近汽车时他的步子慢了下来。
“车站里温暖舒适。有一间专供女士的候车室。”
他为我打开了车门。
“或者你更愿意我陪你等着，送你离开？也许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吃一块像样的馅饼。午饭糟糕透了。”
这让我动起来。我下了车，在他前面走进车站。他把女士候车室指给我看。他对我扬起眉毛，试图最后开一次玩笑。
“也许有一天你会把今天看作你一生中最幸运的日子之一。”
我在女士候车室里挑了一张长凳坐下，从那里可以看见车站的前门。其实是如果他回来的话就能看见他。他会告诉我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玩笑。或者一个试验，就像在某些中世纪的戏剧里那样。
或者有可能他改变了主意。他沿着高速公路开着车，看到春天淡淡的阳光照在石块上，就在刚才我们还一起看到过这景象。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多么愚蠢，于是在路中间掉转车头，飞快地开了回来。
至少还有一小时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才进站，但感觉已经几乎没有时间了。甚至此刻幻想仍在我心中萦绕。我仿佛戴着脚镣上了火车。当火车离站的哨声吹响时，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目光扫过月台。甚至现在跳下火车也许还不算太晚。跳下火车，穿过车站，跑到大街上，而他刚在大街上停好车，正跑上台阶，一边想着还不算太晚，但愿不算太晚。
我自己奔跑着去迎接他，不算太晚。
那一阵喧闹、大喊、叫嚷是什么，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迟到的乘客从座位之间冲过。是一群穿着运动服的中学女生，哈哈笑着自己造成的麻烦。售票员很不高兴，在她们乱哄哄地抢夺座位时催促她们快一点。
其中一个女生，或许是嗓门最大的一个，是玛丽。
我转过头去，不再看她们。
但她看见我了，她大叫我的名字，想知道我去了哪里。
去看望一位朋友，我告诉她。
她重重地在我身边坐下，告诉我她们是来和亨茨维尔的篮球队比赛的。那是一场混乱的比赛。她们输了。
“我们输了，是不是？”她用显而易见的欢快语调大声说，其他人发出咕哝声和咯咯的笑声。她说出了比分，的确丢脸。
“你穿得真正式。”她说。但她并不太在意，她似乎对我的解释不是真的感兴趣。
她几乎没注意到我说我要去多伦多看望祖父母。只是说他们一定年纪很大了。没有一句话提到阿利斯特。甚至没有说他一句坏话。她不会是已经忘了。只是把那个场景收拾了起来，放到一边，和她过去的自我一起放进壁橱。又或许她是那种真的可以对羞辱毫不在意的人。
现在我很感激她，即使当时我无法感受到这一点。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车到亚孟森时我可能做什么？跳起来，下火车，跑到他家里，要求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那会对我造成怎样的永远的羞辱啊。而实际上，火车停靠时间很短，她们几乎来不及集合，也来不及去敲打车窗引起接她们的人注意，售票员在一边提醒，如果她们不快点，就会被带到多伦多去了。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也许我会跟他偶遇。我以前住在多伦多，现在仍然住在那里。我感觉似乎每个人最终都会到多伦多住至少一段时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假如你真的想看见某个人，就一定会看见他。
事情终于发生了。当时我正穿过一条甚至无法放慢脚步的拥挤街道。我们正朝着相对的方向行走。同时毫不掩饰地惊愕地盯着对方刻满岁月痕迹的脸。
他喊道：“你好吗？”我回答：“很好。”然后又额外补上一句：“很幸福。”
当时这句话只能说大体上是真的。我和丈夫正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为了我们给他的一个孩子偿还积欠债务的事。那天下午我去了一家画廊看展出，为了舒缓自己的心情。
他再次对我喊道：
“太好了。”
似乎我们仍然能够走出人群，转瞬之间我们就可以又在一起。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沿着刚才的方向继续走下去。我们就是那么做的。没有上气不接下气的哭泣，当我走上人行道时没有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只有一瞬间我看到那目光一闪而过，他的一只眼睛睁大了。左眼，一直是左眼，和我记忆中一样。眼神看上去还是充满了不安、警觉和疑惑，仿佛某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发生在他身上，某件几乎让他发笑的事。
对我而言，那种感觉就和我离开亚孟森时一样，火车拖着仍旧一片茫然、难以置信的我离开。
关于爱，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
离开马弗里
过去每座小镇都有一家电影院，马弗里也不例外。它叫“首都电影院”，这样的影院通常会叫此类名字。摩根·霍利是电影院的所有者和放映员。他不喜欢和公众打交道，只喜欢坐在楼上舒适的小房间里控制银幕上的故事，所以当那个检票的姑娘告诉他她因为怀孕而不干了，他自然很恼火。他本来应该预料到这一点。她已经结婚半年了，在那个年代，在肚子大起来之前你就应该从公众视线里消失了。但是他太敌视改变，太敌视人们有自己的私人生活这个想法，所以他吃了一惊。
幸运的是，她带来了一个可以接替她的人。一个和她住同一条街的女孩说想找一份晚上的工作。她白天不能工作，因为要帮妈妈照看弟弟妹妹。她的聪明足够应付这项差事，虽然她很害羞。
摩根说这很好，他雇检票员可不是让她和观众闲聊的。
于是女孩来了。她叫利亚。摩根问她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那是个什么名字啊。她说那是《圣经》里的名字。这时他注意到她没化妆，头发梳得很光滑，难看地紧贴在头皮上，用发夹固定住。有一瞬间他有些担心她是不是真的十六岁了，能不能合法打工，但再仔细看，他觉得她的年龄很可能是真实的。他告诉她工作日要收一场电影票，晚上八点开始，星期六要收两场电影票，晚上七点开始。电影院关门后，她要负责清点票款，把钱锁好 。
只有一个问题。她说工作日的晚上她可以自己走回家，但她父亲不许她星期六晚上自己走回去，而他又不能来接她，因为他自己要在磨坊上夜班。
摩根说他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地方有什么好害怕的，他正准备让她别来上班了，这时他想起那个值夜班的警察，他经常在巡逻时来看一会儿电影。也许他可以负责送利亚回家。
她说要问问父亲。
她父亲同意了，但还有几个条件。利亚不可以看银幕或听电影里的对话。这个家庭信仰的宗教不允许这样的事。摩根说他雇检票员可不是让她免费偷看电影的。至于对话，他撒谎说电影院是隔音的。
雷·艾略特，就是那个值夜班的警察，接受夜班工作是为了陪妻子打发至少部分白天的时间。他只要早晨睡五个小时，下午稍晚些时候再打个盹儿，就可以了。那个盹儿经常泡汤，因为有些家务事要做，或者仅仅因为他和妻子——她叫伊莎贝尔——要去散步。他们没有孩子，可以在任何时候谈任何事情。他告诉她镇上的新闻，这些新闻常常让她大笑，她则告诉他她正在读的书。
雷刚满十八岁就参军了。他选择了空军，据说空军战士冒的危险最大，死得最快。他是中炮手——伊莎贝尔永远弄不清这是个什么职务——并且活了下来。战争即将结束时，他被调到另一个飞行队，而几个星期后，他原来所在的那个飞行队的成员，那些和他一起飞了那么多次的人，被击落后失踪。回家后他心里有一个模糊的想法，他应该用这条莫名其妙地被留下来的生命做些有意义的事，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
首先，他应该完成中学学业。他长大的那座镇子成立了一所特殊的学校，专收想要完成中学学业并希望继续大学深造的老兵，这是心存感激的公民为他们提供的免费机会。教英语语言文学的是伊莎贝尔。当时她三十岁，已经结婚，丈夫也是个老兵，军衔比她班上的学生高很多。出于普罗大众的爱国心，她打算教一年时间的课程，然后就退职回家，要个孩子。她公开和学生们讨论这件事，学生们背着她说有些家伙运气真好。
雷不喜欢听那种谈话，原因是他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他，这似乎更让人感到惊讶万分。除了他们自己，每个人都觉得这荒唐透顶。她离了婚。这对她的名门之家来说是个丑闻，对她的丈夫更是个打击，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想娶她了。雷的日子比她好过，因为他没什么需要与之探讨这件事的家人，而仅有的几个则宣称，既然他攀了高枝，他们肯定配不上他了，今后一定会离他远远的。假如说他们原本指望他会表示挽留，或者向他们许下什么承诺，那他们就要失望了。他无所谓，他大概就是这么说的。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伊莎贝尔说她可以继续教书，直到他读完大学，找到工作，安稳下来，无论他想做的工作是什么。
但是计划不得不改变。她身体不舒服。刚开始，他们以为是神经紧张。生活的突变。愚蠢的烦扰。
后来疼痛开始了。每次她深呼吸时都会感到疼痛。胸骨下方和左肩膀都痛。她不去管它。她开玩笑说上帝在因为她的情感冒险而惩罚她，并说他——上帝——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她根本就不信他。
她得的是心包炎。情况很严重。她忽视病情，给自己带来了危险。她不可能被治愈，但可以艰难地维持生命。她再也不能教书了。任何感染都可能引发危险，还有什么地方比教室更容易让感染蔓延呢？现在必须由雷来养活她，于是他在格雷县和布鲁斯县的交界处这座叫马弗里的小镇当起了警察。他不介意这份工作，而她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不介意自己半隐居的生活。
只有一件事他们从不谈论。他们都不知道对方是否介意他们不能有孩子。当伊莎贝尔表示想要听雷说他星期六晚上护送回家的那个女孩的所有事情时，他想到这可能和她的失望有关。
“这太糟糕了。”她听到禁止看电影的事情后说。当他告诉她那个女孩的父母为了让她在家里帮忙而不让她上中学时，她更难过了。
“你说她很聪明。”
雷不记得自己说过那样的话。他说过她害羞得不同寻常，因此他们一起走回去时，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寻找聊天的话题。有些他想到的问题是不能问的。比如，你最喜欢哪门功课？要问这个问题就必须用过去时，而她过去喜欢过什么，现在无关紧要。又或者，她想在长大后做什么？实际上，她现在已经长大了，而且已经被安排好了工作，无论她是否喜欢。还有她是否喜欢这座镇子，她是否想念曾经住过的任何地方，这些问题都毫无意义。他们已经聊过——不是很详尽——她家里几个年幼孩子的名字和年龄。当他问到狗或猫时，她说她没有养。
最终她想出了一个问题问他。她问那天晚上电影里的什么内容让观众发笑。
他并不认为应该提醒她她什么都不该听到。但他想不起来什么内容让大家发笑。于是他说一定是什么愚蠢的内容——你永远都猜不到什么会让观众笑。他说他没太专心，看得断断续续。他很少跟得上情节。
“情节。”她说。
他不得不告诉她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电影说的故事。从那以后聊天变得不再困难了。他也不必提醒她，在家里复述他们聊的内容可能不太明智。她明白。他被要求不要讲任何具体的故事——但无论如何他很难做到这一点——而是解释那些故事往往是关于骗子和无辜的人，骗子通常刚开始过得不错，他们犯下罪行，欺诈在夜总会（就是像舞厅的地方）唱歌的人，或者有时候，天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开始在山顶上唱歌，或者在其他某个人们不太可能去的室外场所唱歌，让电影的节奏变得拖沓。有时候电影是彩色的。如果故事发生在古代的话，演员的服装会非常华丽。盛装的演员们非常夸张地相互残杀。用甘油点的眼泪从女士的脸颊上滑落。大概是从动物园里弄来的丛林动物被逗着做出凶猛的表演。但摄像机镜头一移开，以各种方式被杀的人就爬了起来。活蹦乱跳，虽然你刚才明明看见他们被枪杀了，或者在刽子手的垫头木上被砍了头，脑袋在篮子里滚着。
“你应该轻松一点，”伊莎贝尔说，“你会让她做噩梦的。”
雷说她会做噩梦才怪。毫无疑问这女孩有一副能把事情弄明白的自信神态，而不会被吓住或者被弄糊涂。比如，她从来没问过刽子手的垫头木是什么，看上去也没有因为想到有脑袋放在上面的场景而惊讶。他告诉伊莎贝尔，她身上有某种东西，使她想要理解你对她说的无论什么话，而不是仅仅为此感到激动或迷惑。他认为她已经以某种方式把自己与家人区隔开来了。并不是鄙视他们，或对他们不友善。只不过归根究底，她很喜欢思考。
然后他说了让自己后悔的话，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没什么盼头，不管怎样。”
“嗯，我们可以把她抢走。”伊莎贝尔说。
然后他警告她。严肃点。
“想都别想。”
快到圣诞节时（虽然天气还没有真正变冷），那一周中间的某天夜里，摩根在午夜左右来到警察局，说利亚失踪了。
她像平常一样卖了票，关上了窗户，把钱放在应该放的地方，然后出发回家，他就知道这些。电影放完后他亲自把门关了，但是当他走到外面时，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出现了，问利亚怎么了。她是那位母亲——利亚的母亲。父亲还在磨坊工作，摩根表示那个女孩有可能突然起意到他工作的地方去看他。母亲似乎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于是他说他们可以到磨坊去看看女孩是不是在那里，而她——母亲——哭了，求他千万别做这样的事。于是摩根开车送她回家，心想也许现在女孩已经在家里了，但这种好事没有发生，接着他想他最好去告诉雷。
他不喜欢不得不把消息告诉那个父亲的想法。
雷说他们应该马上到磨坊去，她有可能在那里，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是，当然，他们找到了父亲，而他根本没见过她，他因为妻子未经允许就离家出门而大发雷霆。
雷问利亚有没有朋友，得知她一个朋友也没有，他并不感到惊讶。后来他让摩根回家，他自己去了利亚家，母亲正如摩根所形容的那样极度心烦意乱。孩子们还没有睡觉，或者说有几个还没睡，他们也说不出话来。他们在瑟瑟发抖，也许是因为家里有陌生人而感到害怕和不安，也许是因为天气寒冷，雷注意到天气显然越来越冷，即便室内也是如此。也许父亲对开暖气的条件也有规定。
利亚穿着冬季大衣，他只从他们嘴里得知这一点情况。他知道那件宽大的棕色格子衣服，心想那件衣服至少可以为她保暖一段时间。摩根在警局出现之后，雪已经开始下得很大了。
雷下班后回到家，告诉伊莎贝尔发生的事。然后他又出门去了，她没有试图阻止他。
一小时后，他一无所获地回来了，只带来消息说道路很可能因为今冬的第一场暴风雪而封闭。
到了早晨，道路真的封闭了；小镇那年第一次被困，主干道是扫雪机努力保持畅通的唯一一条路。几乎所有商店都关门了，利亚家那个片区停电了，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风太猛，把树都吹弯了，仿佛在清扫地面。
值白班的警察有了一个雷没有想到的主意。他是联合基督教会的教徒，他知道，或者说他妻子知道，利亚每个星期都为牧师太太熨烫衣服。他和雷到牧师家里去，看看那里有没有人了解什么情况，可以解释女孩的失踪，但没有得到任何信息。短暂的希望消失之后，找到女孩的踪迹似乎显得更加无望了。
雷有些惊讶，这个女孩还有另一份工作却从未跟他提过。虽然和电影院的工作相比，在牧师家的工作几乎算不上涉足社会。
下午他试图睡一觉，也的确睡着了大约一个小时。晚饭时伊莎贝尔试图和他聊聊天，但没有能够多谈一会儿的话题。雷不停地说起去牧师家的情形，牧师的太太尽力帮忙，也很关心利亚的事，而他——牧师——的表现却不像一个牧师应该有的样子。他不耐烦地开了门，好像他在写布道文或者别的什么的中途被干扰了。他把太太叫来，他太太过来后不得不提醒他那个女孩是谁。记得那个来帮我们熨烫衣服的女孩吗？利亚？然后他说他希望很快就会有消息，一边顶着风慢慢地把门关上了。
“唉，他还能做什么呢？”伊莎贝尔说，“祈祷吗？”
雷认为那样也没坏处。
“那样会让每个人都尴尬，而且让人看到祈祷徒劳无益。”伊莎贝尔说。然后她补充说，也许他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牧师，更主张象征性的东西。
必须展开搜索，虽然天气不好。几座屋后的棚子和一座废弃多年的旧马厩被撬开并经彻底搜查，以防她藏在里面躲避风雪。什么也没有发现。当地电台接到通知，播出了寻人启事。
如果利亚在搭车，雷想，她也许是在暴风雪之前上车的，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
广播说她比平均身高稍矮一些——但雷认为应该是稍高一些——有一头深浅适中的棕色直发。而他认为她的头发是非常深的棕色，接近黑色。
她父亲没有参加搜索；她的几个弟弟也没有参加。当然，那几个男孩都比她小，而且，不管怎么样，没有父亲的同意他们不可能离开家。当雷步行兜了一圈并走到她家门口时，门几乎没有开，那位父亲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女孩很可能是私奔了。现在对她的惩罚已经不是由他决定，而是由上帝决定。他没有请雷进去暖和一会儿。也许家里仍然没开暖气。
第二天中午时分，暴风雪停了。扫雪机开出来，清扫了镇上街道的积雪。县里的铲雪机清理了高速公路上的雪。司机们接到通知，注意看雪堆里是否有冻僵的尸体。
过了一天，送信的卡车来了，送来一封信。信不是写给利亚家里任何人的，而是写给牧师和他太太的。信是利亚写的，宣布说她结婚了。新郎是牧师的儿子，他在一支爵士乐队里吹萨克斯。他在信的末尾加上了“惊喜惊喜”这几个字。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尽管伊莎贝尔问怎么可能有任何人知道，除非邮局的人习惯用蒸汽把信封熏开。
萨克斯手小时候不住在镇上。那时他父亲在别的地方做牧师。他很少回家。大多数人甚至说不出他长什么样。他从来不去教堂。几年前他曾经带回家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浓妆艳抹，穿戴花哨。据说是他太太，但显然不是。
女孩在牧师家熨烫衣服时碰见过几次那个萨克斯手？有人得出了结论。应该只有一次。这是雷在警察局听说的，流言在警察局里和在女人堆里散布得一样快。
伊莎贝尔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故事。不是私奔者的错。不管怎么样，他们并没有预订暴风雪。
原来她本人对萨克斯手有一点了解。她曾经在邮局意外遇到过他一次，那时他碰巧回家，而她那段时间正好身体状况不错，可以出门。她邮购了一张唱片，但唱片没有寄到。他问她是什么唱片，她告诉了他。但现在她不记得是什么唱片了。然后他告诉她，他在从事另一种类型的音乐演奏。有某种东西让她确信他不是本地人。他朝她靠过来的样子，他身上浓浓的果汁口香糖的味道。他没有提到牧师家，但后来别人告诉了她二者的关系，在他对她说再见并祝她好运之后。
只是有一点轻浮，或者确信自己一定会受人欢迎。说了些如果唱片到了就让他来听的荒唐话。她希望他没打算让她当真。
她逗雷说，是不是他对电影里广阔世界的描述让那个女孩起了那个念头。
雷没有流露出也难以相信在女孩失踪期间他所体会到的绝望。当然，弄清发生了什么之后，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但是，她还是走了。以一种并不完全是不同寻常或毫无希望的方式，她走了。荒唐的是，他感觉受到了冒犯。仿佛她本来至少可以暗示一下，她的生活还有另一个部分。
她父母和另外几个孩子也很快离开了，似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牧师退休后没有和太太离开小镇。
他们留住了原来的房子，人们仍然经常称其为牧师家，虽然已经名不副实了。新牧师的年轻太太对这所住宅的一些外观提出了异议，教会当局决定不去整修原来的房子，而是建一所新宅，这样她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于是旧的牧师住宅被低价卖给老牧师。这样，牧师的音乐家儿子和他的太太带着孩子来看望他们时，房子也够大。
他们有两个孩子，孩子们出生时报纸登了他们的名字。先是一个男孩，然后是个女孩。他们偶尔来做客，但通常只有利亚一个人带他们来；他们的父亲忙于跳舞或者其他什么事。那时雷或伊莎贝尔都没有遇到过他们。
伊莎贝尔的身体好些了；她几乎恢复了正常。她烧的菜非常好吃，以至于他们两个人都胖了，她不得不停止烧菜，或者至少不那么经常烧别致的菜式。她和镇上的其他女人聚在一起，阅读和讨论伟大的作品。有几个人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退出了，但除此之外，她们的活动非常成功。想到她们在天堂和可怜的老但丁坦率交谈时可能引发怎样的争论，伊莎贝尔会笑起来。
后来有几次她晕倒了，或者差点儿晕倒了，但她不愿意去看医生，直到雷生气了，于是她声称是他的坏脾气导致她生病的。之后她向他道歉，两人和好如初，但她的心脏病情急转直下，他们不得不雇一个所谓的实习护士，在雷不在的时候照看她。幸运的是，他们有些钱可以变现——她继承了一笔遗产，而他涨了工资，尽管他仍然选择值夜班。
一个夏天的早晨，在回家的路上，他到邮局去看是不是可以取信了。有时候邮局一大早就把邮件分拣好了；有时候没有分拣好。这天早晨就还没有。
此时，在人行道上，在清晨明媚的阳光下朝他走过来的，是利亚。她推着一辆婴儿车，车里坐着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女孩，女孩用腿蹬着金属脚踏板。另一个孩子更加严肃，他拽着妈妈的裙子。其实那是一条橘色的长裤。搭配长裤的是一件宽松的白色上衣，有些像背心。她的头发比以前更有光泽，她的微笑——以前他从未真正见过她的微笑——似乎真切地向他播洒着快乐。
她几乎可能成为伊莎贝尔的一个新朋友，那些朋友大多更年轻，或者刚刚搬来小镇不久，不过其中也有几个年长一些，曾经是镇上更谨慎的居民，被席卷进这个光明崭新的时代，她们的旧观点被抛弃，她们的语言被改变，她们正努力变得爽快自然。
他原本在为没有在邮局找到一本新杂志而感到失望。倒不是现在这对伊莎贝尔有多重要。她曾经就为那些杂志而活着。杂志内容非常严肃，富有启发性，但里面会有一些让她发笑的诙谐的卡通画。甚至毛皮和珠宝广告也让她发笑，他仍然希望这些杂志能让她恢复活力。不过现在，至少，他有了些事要告诉她。利亚。
利亚用了一种新的声音和他打招呼，假装因为他认出了她而感到惊奇，因为她已经几乎变成了——用她的话说——一个老太婆。她介绍了两个孩子，小女孩不愿意抬头，继续有节奏地踢着金属脚踏板，男孩则看着远处，嘴里咕哝着什么。她取笑男孩，因为他不愿意放开她的衣服。
“我们已经过了马路了，宝贝儿。”
男孩叫大卫，女孩叫谢莉。雷不记得报纸上登过的名字了。他只有一个印象，两个名字都很时髦。
她说他们现在和她公婆一起住。
不是来做客。是和他们一起住。他后来才想到这一点，但这也许不代表任何意义。
“我们正要去邮局。”
他告诉她他刚从邮局出来，但他们还没有分拣好邮件。
“哦太糟糕了。我们以为可能会有爸爸的信，是不是，大卫？”
小男孩又拽住了她的衣服。
“等他们分拣好邮件，”她说，“也许那时会有我们的一封信。”
雷有一种感觉，她不太想和他道别，雷也不想和她道别，但又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可说的。
“我要去药房。”他说。
“哦，是吗？”
“我得去给我妻子拿药。”
“哦我希望她没有生病。”
他感到自己仿佛背叛了妻子，于是非常简短地说：“没有。没什么。”
现在她的目光正越过雷，她正用刚才和他打招呼的同样欢快的语调向另一个人问好。
那个人是联合基督教会的牧师，那个刚刚任职，或者说任职不久的牧师，就是他的太太要了一座时新的房子。
她问两位男士是否互相认识，他们说是的，认识。两个人的语调都表明他们并不熟识，而且似乎对这个状态感到满意。雷注意到那个人没有戴牧师领。
“因为我还没有犯事让他必须把我拖进警局吧。”牧师说，也许他认为他应该显得更快活一些。他握了握雷的手。
“真是太幸运了，”利亚说，“我一直想咨询你几个问题，现在你就来了。”
“我就在这儿呢。”牧师说。
“我是想问主日学校的事，”利亚说，“我一直在想。我这两个小孩子正一天天长大，我一直在想应该什么时候送他们去上主日学校，需要办什么手续，等等。”
“哦，是的。”牧师说。
雷能看出来他不是特别喜欢在公共场所行使牧师职责。不想在每次上街的时候都被迫与人交谈相关话题。但是牧师尽量掩饰自己的不适，和一个像利亚这样的女孩交谈，他一定能得到某种补偿。
“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他说，“约个什么时间吧。”
雷说他得走了。
“很高兴遇到你。”他对利亚说，然后对牧师点点头。
他往前走，掌握了两个新情况。如果她在准备安排孩子上主日学校，那么她一定会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另外，她还没有把从小被灌输的宗教观念完全从她的世界里清除。
他期盼着再次遇到她，但这样的偶遇没有再发生。
他回到家后，告诉伊莎贝尔那个女孩的变化，她说：“归根结底，这一切听上去都很寻常。”
她似乎有些急躁，也许因为她一直在等他煮咖啡给她。帮工九点钟才来，而她在一次烫伤事故之后被禁止自己煮咖啡了。
在圣诞节前，她的情形一直在变坏，还发生了几次令人害怕的状况，接着雷请到了假。他们去了城里，在那里找到几位医学专家。伊莎贝尔立即被收治入院，雷住进了医院为外地来的病人家属提供的一个房间。突然之间，他没有了任何职责，只需要每天去看伊莎贝尔，长时间地陪着她，记下她对各种治疗的反应。刚开始，他试图分散她的注意力，轻快地与她谈过去的事，或者他观察到的医院和他瞥见的其他病人的情况。他几乎每天都散步，不管天气如何。他也告诉她每一次散步的见闻。他带上报纸，读新闻给她听。终于，她说：“你太好了，亲爱的，但那些似乎对我已经没有用了。”
“什么没用？”他反驳说。但她说：“哦求你了。”在那之后他就安安静静地读从医院图书馆借来的书。她说：“如果我闭上了眼睛，别担心。我知道你就在那儿。”
前段时间她从紧急护理病房被转到了另一间病房，那里有四个女病人，病情都和她差不多，虽然有一位病人偶尔会兴奋起来，对着雷大叫：“给我们一个吻。”
有一天他走进病房，发现另一个女人躺在伊莎贝尔的床上。有一瞬间，他以为她死了，却没有人告诉他。但是那张斜放着的病床上那位喋喋不休的病人喊道：“在楼上。”语气中带着些许欢快和满足。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早晨伊莎贝尔没能醒来，于是她被移到另一层楼，似乎医院把没有希望好转——比之前那间病房里的病人好转机会还要渺茫——却拒绝死亡的病人都集中在那里。
“你倒不如回家去。”他们对他说。他们说如果有任何变动他们会和他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