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姨妈用轻柔的逗趣的声音说，好像她要同时向姨父和洗衣工人道歉。
“中国佬。”姨父粗鲁地说。
伯妮斯是唯一一个可以非常自然地说这个词的人。
渐渐地，我不再那么忠实于自己的家，那个在智力方面十分严肃，在家务方面却非常混乱的地方。当然，一个女人必须用尽全部精力，才能营造这样一个庇护所。你不能为一位论教派宣言打字，或者跑到非洲去。（开始，每次这个家里有人说起他们跑到非洲去的时候，我就说：“我父母是去非洲工作了。”后来我厌烦了纠正他们。）
庇护所就是那个恰当的词。“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她的男人提供一个庇护所。”
道恩姨妈真的那么说过吗？我想没有。她不愿意发表声明。我可能是从那个家里的某本家政杂志上看到这句话的。这是那种会让妈妈感到恶心的话。
开始我在镇上四处闲逛。我在车库后面找到一辆笨重的旧自行车，于是把车推出来骑，根本没有想到应该事先征得同意。沿着港口上面一条用砾石新铺的路往下冲时我失去了控制。我的一只膝盖被严重擦伤，不得不去与家相连的姨父的诊所。他非常熟练地处理了伤口，一副公事公办和就事论事的样子，动作温柔但不掺杂任何私人感情。没有玩笑。他说他想不起来那辆自行车是从哪儿来的了，那是只危险的老怪兽，如果我对骑车有兴趣，我们可以考虑给我弄一辆像样的自行车。我对新学校和学校里的女生到了十几岁以后可以做什么的规矩更加了解之后，意识到骑车根本不可能，因此这件事没有任何结果。让我惊讶的是姨父本人并没有提出任何关于规矩或女孩应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在他的诊所里，他似乎忘记了我需要在很多方面被扳回正轨，或者需要被敦促模仿道恩姨妈，尤其是在饭桌上。
“你一个人在那儿骑车？”这就是她听说这件事时说的话，“你在找什么？别担心，很快你就会有朋友的。”
她是对的，我后来交了几个朋友，交朋友限制了我所能做的事。
贾斯珀姨父不仅是一个医生；他是那个医生。他推动了镇医院大楼的建设，却拒绝以自己的名字为医院命名。他年轻时很贫穷，却很聪明，一直教书挣钱，直到攒够了学医的费用。他曾经在暴风雪中开车去农舍，在厨房里为产妇接生，为病人切除阑尾。甚至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样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你可以相信他永远不会放弃，他可以在人们还没有听说过新药的年代处理血液中毒和急性肺炎，让病人起死回生。
然而，和他在家里的态度相比，他在诊所里看上去那么随和。仿佛在家里需要时刻保持警惕，而在诊所里任何监督都毫无必要，虽然你也许认为情况应该恰恰相反。那名在那里工作的护士对他甚至没有特别的尊重——她和道恩姨妈截然不同。她从他为我治疗擦伤的房间门边伸进头来，说她要早些回家。
“你得去接电话，卡斯尔医生。记得吗，我告诉过你的？”
“嗯嗯。”他说。
当然她年纪大了，也许五十多岁了，那个年纪的女人可能习惯于表现出有权威的样子。
但我无法想象道恩姨妈会像她那样。她似乎停留在了玫瑰般的羞怯的青春年华。我刚来时，以为自己有权去任何地方，曾经走进姨父和姨妈的卧室，看到了放在他那一边床头柜上的她的一张照片。
她现在仍和照片上一样有一头波浪般的深色鬈发。但照片上的她戴了一顶不相配的红帽子，遮住了部分头发，还披了一条紫色披肩。下楼后，我问她那是什么服装，她说：“什么服装？哦。那是学护理的学生装。”
“你以前是个护士？”
“哦不是。”她大笑起来，仿佛要是她那么说脸皮就太厚了，“我退学了。”
“你就是在学习护理的时候遇到贾斯珀姨父的吗？”
“哦不是。在那之前他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医生。我是在阑尾破裂的时候遇到他的。当时我和一个朋友住，我是说我住在这里的一个朋友家里，我病得厉害，但不知道是什么病。他做了诊断，把阑尾切除了。”说到这儿她的脸红得比平常更厉害了，说也许我不应该到卧室去，除非事先征得同意。即使是我也能明白这意思是说再也不要进去了。
“那你的朋友还住在这里吗？”
“哦你知道。一旦结了婚你和朋友的关系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大约就在我探听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发现贾斯珀姨父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没有一个亲人。他有一个姐姐，事业也非常成功，至少按照我的想法是如此。她是个音乐家，一个小提琴家，名字叫莫娜。或者人们是这么叫她的，虽然她受洗时用的真正的名字是莫德。莫娜·卡斯尔。我第一次知道她的存在是我在镇上住了大约半学年的时候。一天，我从学校走回家时，看到报馆的窗户里有一张海报，上面登着几周后即将在市政厅举办的音乐会的广告。三位来自多伦多的音乐家。莫娜·卡斯尔是那位拿着小提琴的一头白发的高个子女士。回家后，我告诉道恩姨妈两个名字之间的巧合，她说：“哦是的。那是你姨父的姐姐。”
然后她说：“在这里绝不要提这件事。”
过了一会儿，她似乎感到应该再多说一些。
“你姨父对那种音乐没兴趣，你知道。交响乐。”
然后又多说了一些。
她说那个姐姐比贾斯珀姨父大几岁，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有几个亲戚认为这个小姑娘应该被带走，给她更好的机会，因为她那么有音乐天赋。于是她以不同的方式被抚养长大，姐弟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就是她——道恩姨妈——所了解的全部。另外就是姨父不会喜欢她告诉我这些，虽然她说得很少。
“他不喜欢那种音乐？”我说，“那他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呢？”
“某种更加老派的音乐，可以说。但肯定不是古典音乐。”
“披头士？”
“哦天哪。”
“不会是劳伦斯·威尔克吧？”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不合适，是不是？我不该开始这个话题的。”
我没有理会她。
“那你喜欢什么呢？”
“我几乎什么都喜欢。”
“总有什么是最喜欢的吧？”
除了给我一个甜美的笑，她什么都不愿意再说了。这是那种紧张的笑容，和她问贾斯珀姨父觉得晚饭怎么样时的笑容相似，但更加不安。他几乎总是说好，但也指出不足之处。不错，但有点太辣或有点太淡。也许有点煮过头了或者可能还欠点火候。有一次，他说：“我不喜欢。”并且拒绝详细说明，于是她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紧绷的嘴唇和英勇的自我控制。
那顿晚饭是什么？我想说是咖喱，但也许那是因为我爸爸不喜欢咖喱，虽然他并不会为此抱怨。姨父站起来，给自己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他对做三明治的过程的着意强调，等于是在大加抱怨。无论道恩姨妈端上的是什么菜，都不可能是为了故意激怒他。也许只是杂志里的某道看上去不错的不太常见的菜。而且，我记得，他把菜都吃完了之后才做出裁定。因此他并非受到饥饿的驱使，而是感到有必要做出纯粹而强有力的反对声明。
现在我想，也许那天医院里出了什么事，一个本来不该死的病人死了——也许问题完全与饭菜无关。但我不认为道恩姨妈会这么想。或者，即使她是这么想的，她也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怀疑。她痛悔不已。
那时，道恩姨妈还有一个问题，一个直到后来我才明白的问题。她的问题是住在隔壁的那对夫妇。他们差不多和我同时搬来。他是县里的学校督导，她是音乐老师。他们和道恩姨妈的年纪相仿，比贾斯珀姨父年轻。他们也没有孩子，因此有时间社交。他们刚进入一个新的社区，在这里处处都有看上去光明轻松的前景。他们就是以这样的心情邀请道恩姨妈和贾斯珀姨父去家里喝茶的。姨妈和姨父的社交生活非常少，镇上所有人都知道这点，因而姨妈连拒绝的经验都没有。于是他们只好去邻居家拜访，边喝茶边聊天，我能想象贾斯珀姨父表现得很起劲儿，但并没有原谅姨妈接受了邀请这个莽撞的错误。
现在她左右为难。她明白，如果有人邀请你去他们家里，而你也去了，那么你应该回请他们。他们请你喝茶，你就请他们喝茶；他们请你喝咖啡，你就请他们喝咖啡。没有必要请吃饭。但即使面对这么简单的需求她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姨父不是不喜欢这对邻居，他只是不喜欢有人来他家，无论如何都不喜欢。
后来，因为我带来的消息，她有了一个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多伦多的三重奏演出组合——当然包括莫娜——只在市政厅演出一个晚上。恰巧那天晚上贾斯珀姨父必须出门，而且要很晚才能回家。当晚将举办县医生年度大会和晚餐活动。不是晚宴，因为太太们没有受到邀请。
邻居打算去听音乐会。他们肯定得去，考虑到她的职业。但他们答应音乐会一结束就来顺便拜访，喝咖啡，吃点心。并且——在这一点上姨妈过于雄心勃勃了——和三重奏组的成员见面，他们也会顺道来家里小坐。
我不知道姨妈对邻居透露了多少关于他们和莫娜·卡斯尔的关系。如果她有理智，一定什么都没说。而大多数时候她都非常有理智。我肯定她向他们解释了那天晚上医生不在家，但她不至于告诉了他们那天的聚会是个秘密，不能让他知道。伯妮斯晚饭时回自己家，一定觉察到了准备聚会的迹象，有没有对她保守秘密呢？我不知道。最重要的是，我不清楚道恩姨妈是怎么让演出者收到邀请的。她一直都和莫娜有联系吗？我不应该这么认为。她肯定没有能力长期欺瞒姨父。
我猜想她只是头脑发昏，写了一张便条，送到三重奏组下榻的旅馆。她不会有他们在多伦多的地址。
即便是去旅馆，她一定想过会有什么人看见她，并祈祷接待她的不是经理（他认识她丈夫），而是那个新来的年轻女人（她可以说是初来乍到，可能甚至不知道她是那个医生的太太）。
她一定曾向几位音乐家暗示，没有指望他们待多长时间。音乐会令人疲劳，而且他们第二天一大早还要动身去另一座镇子。
为什么她要冒这样的险？为什么不自己招待邻居？很难说。也许她觉得自己没办法承担和他们交谈的任务。也许她想在邻居面前炫耀一下。也许，尽管我很难相信这一条，她想对那个据我所知她从未见过的大姑子做出一点友好和欢迎的表示。
她一定因为自我纵容而感到不知所措。更别提很多次地祈求走运，祈祷好运，因为在此之前的那些天里随时有被贾斯珀姨父偶然发现的危险。比如说他会在大街上遇到那位音乐老师，而她则会滔滔不绝地向他表示感激之情和对会面的期待。
几位音乐家在音乐会结束之后并没有像你本来以为的那样疲倦。也没有因为市政厅里稀少的观众而沮丧，也许这并不出乎意料。我们那两位邻居的热情和客厅里的温暖（市政厅里很阴冷），以及白天是暗淡的褐红色但夜晚降临后看上去非常喜庆的樱桃红丝绒窗帘的暖色——这一切一定让他们的情绪振奋了起来。屋外阴沉的天气和屋内的氛围形成了对比，咖啡温暖了这几位外来的但饱经风霜的陌生人。更别提咖啡之后的雪利酒了。形状和大小都恰到好处的水晶杯里倒入了雪利酒或者波尔图葡萄酒，表面撒上了碎可可的小蛋糕，菱形或月牙形的黄油甜酥饼，巧克力薄脆饼。我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在我父母办的聚会上，客人们就着陶罐吃干辣椒。
道恩姨妈穿着一条裁剪端庄的肉色绉绸长裙。那是年纪稍大的女人会选择的裙子，可以让她看上去讲究而得体，但是姨妈看上去却不免像是在参加某个略伤风化的庆典。邻居太太也盛装出席，就当时的场合而言也许有些过度了。身材矮胖的大提琴手穿着黑色西装，要不是系了一个蝴蝶结领结，他看上去就像个殡仪员。弹钢琴的是他太太，黑色的长裙套在她宽胖的身体上，显得褶边太多了。但是莫娜·卡斯尔穿着一条直纹裁剪、银色面料的长礼服裙，就像月亮一样光彩照人。她有一副大骨架，长着一个大鼻子，同她弟弟一样。
道恩姨妈一定请人给钢琴调过音了，否则他们不会弹了一支又一支。（考虑到姨父即将表明的对音乐的看法，这个家里竟然会有一架钢琴，真是太奇怪了。我只能说在某个时期，每个有一定品位的家里都有一架钢琴。）
邻居太太请求听一支莫扎特G大调弦乐小夜曲，我表示赞成——只为卖弄自己。事实上我并不了解那支乐曲，只知道曲名，是我以前在城里的学校学德语时知道的。
然后邻居先生请求听另一支曲子，他们弹了，弹奏结束之后他请道恩姨妈原谅他如此无礼，女主人还没有请求听她喜欢的曲子，他就抢在前面点了自己的最爱。
道恩姨妈说，哦不，不用管她，她什么都喜欢。接着一阵红晕将她的整张脸都染红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喜欢那种音乐，但看上去她似乎肯定在为某件事感到兴奋。也许只是因为眼下的这些时刻，这种快乐的散播，是她的功劳？
她忘了吗——她怎么可能忘了？县医生的会议，年度晚餐和干事选举通常在十点半结束。现在已经十一点了。
太迟了，太迟了，我们俩都注意到了时间。
现在外重门正在打开，接着前厅的门也开了，姨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门口停下，脱下靴子和冬季大衣或围巾，而是大踏步走进了客厅。
音乐家们正在弹奏一支曲子，他们没有停下来。两位邻居高兴地和姨父打招呼，但为了不影响演奏而压低了声音。他的大衣扣子还没有解开，围巾松了开来，靴子还穿在脚上，看上去比平常高大一倍。他怒目而视，但并没有盯着某个特定的人，甚至没有盯着他的太太。
她也没有看他。她已经开始收身边桌上的盘子，把它们一个个地摞起来，甚至没有注意到有几只盘子上还放着小蛋糕，这些蛋糕会被压碎。
他没有犹豫，没有停顿，径直穿过双客厅，然后穿过餐厅和对开弹簧门，走进厨房。
钢琴家坐在那里，双手静静地停在琴键上，大提琴家停止了演奏。小提琴家独自继续。即使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支曲子本来就该如此，还是她在故意藐视他。根据我的记忆，她从没有抬起头来面对这个满脸怒容的人。她那大大的满头白发的脑袋和他的很像，但更加饱经风霜，此刻正在微微颤抖，但也许一直都在颤抖。
他回来了，端了满满一盘猪肉和豆子。他一定刚刚打开一听罐头，把里面的冷菜倒在了盘子上。他没有费神脱下大衣，仍然没有看任何人，但是用叉子制造出很响的叮当声，吃得旁若无人，狼吞虎咽。你可能会以为年度会议和晚餐活动没有提供一口吃的。
我从没见过他像这样吃东西。他吃饭时总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但举止得体。
他姐姐演奏的音乐停止了，大概曲子就是如此吧。先于他吃完猪肉和豆子。两位邻居已经来到前厅，裹上出门的衣服，在迫不及待离开这里的中途，还把头伸进来一次，不吝道谢。
现在音乐家们也准备离开了，虽然他们并不那么匆忙。毕竟，乐器必须放好；你不能把它们胡乱塞进盒子里。音乐家们一定在以他们平时的方式井井有条地处理一切，然后他们也消失了。我不记得有谁说了什么话，道恩姨妈是否振作起来，向他们表示了感谢或送他们走到了门口。我无法注意他们，因为贾斯珀姨父开始说话了，声音非常大，而他说话的对象就是我。我想我记得小提琴家看了他一眼，就在他开始说话的时候。他完全没有理会那一眼，或者甚至没有看见。不是那种你预料之中的愤怒的眼神，甚至也不是惊愕的眼神。她只是精疲力尽，她的脸比你能想象的任何一张脸都要更为苍白。
“喂，告诉我，”姨父在说话，对着我说，好像周围没有其他人一样，“告诉我，你父母喜欢这种东西吗？我是说，这种音乐？音乐会之类的？他们曾经花钱坐上几个小时，磨破了屁股，就为了听一些他们半天以后就没法再认出来的东西吗？付钱就为了让骗子横行吗？你知道他们做过这样的事吗？”
我说没有，这是真的。我从来不知道他们去听过音乐会，虽然他们总的来说赞成音乐表演。
“瞧！他们有充分的理智，你的父母。有充分的理智，不会和所有这些人一起，大惊小怪，拼命鼓掌，大动感情，好像那是世界的奇迹。你知道我说的那种人吗？他们在撒谎。一堆马粪。都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是上等人。或者更可能是屈从于他们的太太希望自己看上去像上等人的愿望。你将来走上社会的时候，记住这一点。好吗？”
我答应记住。我并没有真的因他的话感到吃惊。很多人都那么想。尤其是男人。有很多东西是男人痛恨的。它们毫无用处，用他们的话说。这非常正确。他们用不上这些东西，于是痛恨这些东西。也许这与我对代数的感觉是一样的——我非常怀疑代数对我会有任何用处。
但我还不至于因为这个就希望代数从地球上消失。
早晨我下楼时，贾斯珀姨父已经出门了。伯妮斯正在厨房洗碗，道恩姨妈在把水晶杯放进瓷器柜里。她对我微微一笑，但她的双手不太稳，杯子发出了带警告性的叮当声。
“男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她说。
“一语双关啊，”我说，想让她开心起来，“卡斯尔——城堡。”
她又笑一笑，但我想她甚至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写信到加纳去给你妈妈的时候，”她说，“你写信给她的时候，我想你不应该提起——我的意思是，我在想你是否应该提起昨晚我们这里那件令人心烦的小事。她眼前有那么多真正的麻烦，忍饥挨饿的人，诸如此类的，我的意思是，昨晚的事会看起来太微不足道，提起它会显得我们太以自我为中心。”
我懂。我没有费神告诉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加纳有饥荒的报道。
而且我只在第一个月时给父母写过充满冷嘲热讽的描述和抱怨的信。现在一切都变得过于复杂，难以分说。
在关于音乐的谈话之后，贾斯珀姨父对我的关注中多了一些尊重。他仔细听我对医疗保健社会化的看法，仿佛那是我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从父母那里听来的。有一次，他还说可以在饭桌上和一个聪明人聊天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姨妈说是的没错。她这么说只是为了讨人喜欢，而当姨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哈哈大笑时，她的脸红了。生活于她而言是艰难的，但是到情人节时她得到了原谅，她收到一只鸡血石吊坠，这让她在露出微笑的同时转过身去流下了几滴如释重负的眼泪。
莫娜烛光般苍白的脸色和银色长裙没能完全掩饰的突出骨架也许是疾病的征兆。那年春天，当地报纸登出了她的死讯，同时提到了市政厅的音乐会。该报还转载了多伦多报纸上的讣告，附上了她职业生涯的大致情况，即使描写得不那么辉煌，至少也充足显示了她的成就。贾斯珀姨父表示惊讶——不是因为她去世，而是因为她不会被葬在多伦多。葬礼和安葬仪式都将在和撒那教堂举行，教堂在小镇以北几英里的乡下。那是贾斯珀姨父和莫娜或叫莫德小时候去的家庭教会，属圣公会。现在贾斯珀姨父和道恩姨妈同镇上大多数有钱人一样，去联合教会。联合教会的信徒信仰坚定，但不认为必须每个星期天去教堂，也不相信偶尔饮酒会遭到上帝的反对。（女佣伯妮斯去另一个教堂，并在那里弹管风琴。那所教会的会众很少，而且很奇怪——他们把宣传册放在镇上人家的门口，上面写着会下地狱的人的名单。不是当地人，而是一些著名人物，比如皮埃尔·特鲁多。）
“和撒那教堂甚至已经不举行礼拜仪式了，”贾斯珀姨父说，“把她一路送到这里来有什么意义？我甚至不认为他们会被准许这么做。”
结果却发现教堂会定期开放。青年时代常去那座教堂的人喜欢将葬礼安排在那里，有时他们的孩子也在那里举行婚礼。由于得到一大笔遗赠，教堂内部维护得很好，取暖设备也很现代化。
道恩姨妈和我开她的车前往。贾斯珀姨父一直忙到最后一分钟。
我从没有参加过葬礼。我父母不认为小孩子有必要经历这样的事，虽然在他们那个圈子——我似乎记得是这样——葬礼被称作生命庆典。
道恩姨妈没有像我预计的那样穿黑色衣服。她穿着柔和的丁香色套装和波斯羔羊皮短上衣，戴一顶和上衣相配的波斯羔羊皮无边平顶帽。她看上去非常漂亮，而且似乎难以抑制她的好心情。
一根刺被拔掉了。一根刺从贾斯珀姨父那一边被拔掉了。这让她忍不住感到高兴。
在我和姨妈姨父一起住的这段时间，我的一些想法发生了改变。比如，我不再不加鉴别地认同像莫娜那样的人。对她本人、她的音乐和她的事业。我不相信她曾经是，或者说一直是一个怪人，但我能理解有些人可能会那么想。不仅是她的大骨架和苍白的大鼻子，还有小提琴和那傻乎乎的握琴的方式——而且是音乐本身和她对音乐的献身。如果你是女性，献身任何东西都会让你变得荒谬可笑。
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被争取到贾斯珀姨父一边，毫无保留地赞同他的想法，只是他的想法不再像以前一样让我感到如此无法相容。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为了吃道恩姨妈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会做的肉桂烤饼，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姨妈和姨父紧闭的卧室门，听见了一些声音，这种声音我从没有从父母或任何其他人那里听到过——一种快乐的低吼声和尖叫声，其中共谋和放纵的意味令我不安，隐隐地伤害了我。
“我不认为会有很多多伦多人开车赶那么远的路到这儿来，”道恩姨妈说，“甚至吉布森夫妇也来不了。先生要开会，而太太没法重新安排给学生上课的时间。”
吉布森夫妇就是隔壁邻居。他们的友谊维持了下去，但变得更低调，不再包括两家人的相互拜访。
学校的一个女生对我说：“等着他们让你看最后一眼。当时我得看我奶奶最后一眼，之后就晕了过去。”
我没听说过什么最后一眼，但我猜出了是什么意思。我决定眯起眼睛，假装在看。
“但愿教堂里没那种霉味，”道恩姨妈说，“你姨父会把霉味吸进鼻窦里。”
没有霉味。没有从石头墙壁和地面渗透出来的令人沮丧的潮气。一定有人一大早起来把暖气打开了。
长椅上几乎坐满了人。
“你姨父的不少病人都来了，”道恩姨妈轻声说，“真好。镇上任何其他医生都不会有这样的待遇。”
风琴手正在弹奏一支我非常熟悉的曲子。我在温哥华时的一个女生朋友曾经在复活节音乐会上弹过。名字叫《耶稣，吾民仰望的喜悦》。
弹风琴的女人就是家里那场夭折的小音乐会上的钢琴家。大提琴家坐在旁边唱诗班的座位上。也许他过会儿会演奏。
我们坐下来听了一会儿之后，教堂后面传来一阵小小的骚动。我没有回头看，因为我刚刚注意到圣坛下面横放着的磨光的深色木头盒子。棺椁。也有人叫它棺材。棺椁是盖着的。除非他们在某个时刻又把它打开，否则我就不用担心看最后一眼的事。即使如此，我还是想象出了莫娜躺在里面的模样。她骨感的大鼻子向上竖着，肌肉塌陷，双眼紧闭。我强迫自己把这个形象牢牢地记在脑子里，直到感到自己变得强壮，不会因为看到这个形象而感到恶心。
道恩姨妈和我一样，没有回头看后面正在发生什么。
小小骚动的源头正沿着过道走过来，原来那是贾斯珀姨父。道恩姨妈和我在这排长椅上给他留了座位，但他没有在长椅边停下。他径直走了过去，迈着恭敬有礼但公事公办的脚步，他身边还有一个人。
是女佣伯妮斯。她穿着盛装。海军蓝色套装和与之相配的帽子，帽子上插着一小簇花。她没有看我们，也没看任何人。她的脸红红的，嘴唇紧抿着。
道恩姨妈也没看任何人。现在她正忙着翻看从前面座椅背后的口袋里拿出来的赞美诗集。
贾斯珀姨父没有在棺椁边停下；他领着伯妮斯朝风琴走去。乐曲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某种因为惊讶而猛力敲键的声音。接着是持续的低音，然后是一片茫然，一阵静默，长椅上的人躁动不安，伸长脖子想看清发生了什么。
负责弹风琴的钢琴家和大提琴家现在都不见了。那里一定有扇边门，他们可以从那里避走。贾斯珀姨父让伯妮斯在那个女人刚才坐过的位子上坐下。
伯妮斯开始弹琴时，姨父走上前向大家做了个手势。这个手势的意思是，起立，唱歌。先有几个人站了起来。然后是更多的人。再然后是所有人。
他们沙沙地翻着赞美诗集，但大多数人还没有找到歌词就能够开始唱了。那首赞美歌是《古老的十字架》。
贾斯珀姨父的工作完成了。他可以回来坐在我们给他留的座位上了。
不过有一个问题。发生了一件他始料未及的事。
这是圣公会教堂。在贾斯珀姨父习惯的联合教会教堂，唱诗班从讲坛后面的门进来，在牧师出现之前就站好了，这样就可以用一种令人舒适的方式看着会众，让人感觉到我们大家集结在一起。然后牧师进来，表明流程可以开始了。但是在圣公会教堂，唱诗班从我们身后沿着过道走进来，严肃而不分彼此地唱着赞美诗。他们从赞美诗集上抬起眼睛，却只盯着前方的圣坛，看上去他们发生了一点变化，脱离了日常的身份，也不太能注意到会众当中的亲戚、邻居或者其他任何人。
现在他们正从过道走过来，一边唱着《古老的十字架》，和所有其他人一样。贾斯珀姨父一定在开始之前和他们谈过了。他可能编造说这是死者生前最喜欢的赞美诗。
问题在于空间和身体。因为唱诗班站在过道上，姨父没有办法回到我们这一排长椅。他被困住了。
现在只能做一件事，而且要快，他也就这么做了。唱诗班还没有走到第一排，于是他挤了进去。站在他身边的人非常吃惊，但他们还是给他让出了位置。情况是，他们尽量让出些位置。碰巧这些人的体格都很健壮，而他虽然身材瘦长，却同样很魁梧。
我宝贵古老的十字架
一直到我俯伏主脚前
我坚持古老的十字架
等有天我将它换冠冕
这就是姨父在别人给他让出的位置上尽量精神饱满地唱出的歌词。他无法转身面向圣坛，而不得不面对向前走动的唱诗班的侧面。他看上去不免像是陷入了困境。一切都顺利，但并不完全符合他的设想。甚至在唱诗结束之后，他仍然待在那里，和那些人紧紧地挤坐在一起。大概他认为此刻站起来，沿着过道走回我们身边，这样做会太扫兴。
道恩姨妈没有和大家一起唱，因为她一直没有在赞美诗集里找到正确的页码。似乎她没办法仅仅跟着哼唱，而我就是那么做的。
或者也许她在贾斯珀姨父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留意到了他脸上失意的阴影。
也许她第一次意识到她不在乎。完完全全，一点儿都不在乎。
“让我们祷告吧。”牧师说。
骄傲
有些人把一切都弄错了。怎么解释呢？我的意思是，有些人可以让一切都对自己不利，比如说，经受了三次打击，或二十次打击，结果却没事。他们可以在早年犯点小错，比方在二年级时弄脏了裤子之类的，然后一辈子都住在一个任何事都不会被忘记的地方，就像我们的小镇（任何小镇，实际上，任何小镇都是这样的地方），却能成功应对，证明自己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还能发自真心地宣称自己根本不想住在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
另一些人则不一样。他们不搬走，但你希望他们搬走。那是为了他们自己好，你可能会说。无论年轻时开始为自己挖了一个什么坑——而且绝不像弄脏裤子这么明显——他们都会继续下去，一直不停地挖，如果别人有可能注意不到，他们甚至会挖得更加卖力夸张。
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有咨询师可以随时求助。充满了善意和理解。我们被告知，生活对某些人来说更为艰难。那不是他们的错，即使打击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受到打击的人，又或者没有受到打击的人，对真实的和想象的打击的感受同样强烈。
但如果你愿意，一切都有可能变成好事。
不管怎样，奥奈达不和我们其他人一起上学。我的意思是，我们那所学校不可能为她将来的生活做任何准备。她上了一所女校，一所私立学校，以前我可能知道学校的名字，但现在不记得了。即使夏天她也不经常住在镇上。我相信她家在锡姆科湖边另有住处。他们很有钱，事实上，太有钱了，他们和镇上其他任何人，甚至那些富人，都不是一类人。
奥奈达在那时是个不同寻常的名字——现在仍然是——在我们那儿并不时兴。后来我发现，那是印第安人的名字。可能是她妈妈取的。奥奈达的妈妈在她十几岁时就去世了。我相信她爸爸叫她艾达。
我曾经有所有的文件，当时为了研究小镇历史而找来的一堆堆的文件。但即使在这些文件里也有无法填补的空白。没有关于财富如何消失的令人满意的解释。然而，也没有这个需要。当时人们的口耳相传完全达到了这个目的。倒是没人去想，随着时间流逝，传言又是如何消失不见的。
艾达的父亲经营银行。即便是那个时候银行家也经常更换，我猜是为了不让他们和客户的关系过于亲近。但是詹特森家族在镇上随心所欲的时间太长了，任何规则对他们而言都不重要，或者说看上去是这样。毫无疑问，贺拉斯·詹特森看上去就是天生的掌权者。浓密的白色胡须——虽然从照片资料上看，一战之前就已经不时兴留胡子了——身材高大，大腹便便，表情严肃庄重。
在艰难的三十年代，人们的点子依然层出不穷。监狱被用来收容沿着铁轨闲荡的流浪汉，但你可以肯定，甚至在他们当中也有人怀揣着一定会让自己变成百万富翁的奇想。
那个时候一百万就是一百万。
然而，那天走进银行去和贺拉斯·詹特森谈的并不是什么铁路上的流浪汉。没人知道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也许是一个陌生人或者几个朋友的朋友。穿着讲究，看上去挺可靠。一定是这样。贺拉斯重视外貌，但他不是傻瓜，尽管也许他发觉情况不妙的速度没那么快。
那个项目是复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流行的蒸汽动力汽车。贺拉斯·詹特森本人也许就有一辆，而且喜欢这种汽车。当然，新型号的汽车经过了改良，优点是经济合算，噪音较小。
我不太清楚具体的细节，当时我还在上中学。但我能想象，消息被传了出去，有人嘲笑，有人热心，传闻说一些从多伦多或温莎或基秦纳来的企业家准备在当地开始干起来了。都是些能人，人们说。其他人则会问他们是否有资金支持。
他们确实有资金支持，因为银行提供了贷款。这是詹特森的决定。但大家不太清楚他是否把自己的钱也投了进去。他也许这么做了，但后来他被揭发非法动用银行储备金，他本以为自己一定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钱还回去。也许那时法律规定并不那么严厉。他们确实雇用了工人，车马出租所也被清理干净，作为他们的经营场所。关于这一段我记得不太清楚，因为当时我中学毕业了，必须考虑工作挣钱，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我有些口吃，即使兔唇已经缝合，我也不可能从事需要说很多话的工作，因此我勉强做了会计，这意味着要离家去戈德里奇镇的一所机构实习。等我回到家，曾经反对蒸汽动力汽车计划的人已经在用蔑视的口吻谈论这件事了，而那些一度支持的人则缄口不言。从外面来的全力促成此事的人不见了踪影。
银行损失了一大笔钱。
人们不认为这是欺诈，而认为是经营不善。有人必须受到惩罚。任何普通经理都会被解雇，但因为那是贺拉斯·詹特森，所以他没有被打发走。但他的结果几乎更糟糕。他被调到高速公路以北大约六英里处一座叫霍克斯伯格的小村子担任银行经理。在此之前那里根本没有经理，因为没有这个必要。那里只有一个主管出纳和一个普通出纳，都是女人。
当然他可以拒绝，但人们认为，骄傲让他做出了相反的选择。骄傲让他选择每天早晨乘车去往六英里以外，坐在用涂了漆的木板做的半截隔墙后面，那里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办公室。他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直到下班被接回家。
接送他上下班的是他的女儿。在开车接送他的这些年里她从艾达变成了奥奈达。她终于有事可做了。但她并不管理家务，因为他们不能让伯奇太太走。这是一种说法。另一个可能是他们一向付给伯奇太太的工资太少，如果他们确曾考虑过让她走的话，她离开之后只能去贫民院。
如果让我想象奥奈达和她父亲往返于家里和霍克斯伯格村的情景，我能看见他坐在后排座位，而她坐在前面，像一个司机。也许因为他体型过于庞大，不能坐在她身边。也许因为他的胡须需要空间。我没觉得这样的安排会让奥奈达看上去压抑或不高兴，也没觉得她爸爸会看上去不高兴。他所有的是尊严，许许多多的尊严。而她所有的是不同的东西。当她走进一家商店，甚至只在大街上走过时，似乎她身边会清理出一小块空间，随时准备容纳她可能想要的东西或她可能表达的问候。那时她看上去会有些紧张慌乱，但同时又优雅谦逊，做好了嘲笑自己或当时情境的准备。当然，她有健康的骨架、伶俐的相貌、令人赞叹的漂亮的皮肤和头发。因此，我竟然为她感到遗憾，为她总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和轻信而感到遗憾，这可能看上去有些奇怪。
想象一下，我，感到遗憾。
战争开始了，似乎一夜之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流浪汉不再跟着火车走。工作机会开始涌现，年轻人不再四处寻找工作或搭顺风车，而是穿着灰蓝色或卡其色的军装出现在各个地方。妈妈说我的情况让我很走运，我相信她是对的，但告诉她别在外面这么说。我已经完成了实习，从戈德里奇镇回到家里，并且立即在克莱布斯百货公司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当然可以说，事实也可能正是如此，我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我妈妈在那里的纺织品部工作，但也因为正巧年轻的经理肯尼·克莱布斯离开岗位参加了空军，在训练飞行时牺牲了。
类似的令人震惊的事时有发生，但到处都充满了令人愉悦的活力，人们的口袋里都有钱。我感到自己被切断了与同龄人的联系，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还有其他人和我处境相同。农民的儿子被免除了服兵役的义务，他们需要照料庄稼和牲畜。我知道有些人尽管家中有雇工干活，还是接受了豁免。我也知道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服兵役，那就是个笑话。我准备回答我得照料账簿。先是克莱布斯百货公司的账，很快还有其他公司的账。得照料着那些数字。当时人们还不太能接受女人做这个工作。即使到了战争结束时还是这样，那时女人做会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人们仍然相信，真正可靠的工作需要男人来做。
有时候我问自己，为什么兔唇——已经收拾得很像样，虽然不是很巧妙——和有些怪但却能听得懂的发音足以让人们认为我可以待在家里？我一定收到了通知，我一定到医生那里开了豁免证明。只不过我不记得了。是不是我已经太习惯于被排除在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之外，所以我完全以为接受豁免是理所当然的事，就像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
虽然我让妈妈在某些事情上保持沉默，但她的话通常对我没什么影响。她总是看着光明的一面。我知道一些其他事情，但不是从她那里知道的。我知道因为我，她不敢再要其他孩子了，她还失去了一个曾经对她感兴趣的男人，当她告诉他我的情况时。但是我没有想过要为我们自己感到遗憾。我并不想念我还没有见面就死去的父亲，或者如果我不是这副样子可能会有的女友，或者走向战场时短暂的昂首阔步。
妈妈和我有晚饭时喜欢吃的菜，有喜欢听的广播节目，我们睡觉前总是听BBC海外新闻。国王或温斯顿·丘吉尔发表演讲时妈妈的眼睛总是会亮起来。我带妈妈去看《忠勇之家》，她也被这部电影打动。我们的生活之中充满了戏剧，虚构的和真实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王室成员的勇敢表现，夜复一夜对伦敦的轰炸，仍然敲响的大本钟宣布着严肃的消息。船只在海上失踪，最糟糕的是，一只民用船，一艘轮渡，在加拿大和纽芬兰之间沉没，在如此靠近我们海岸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睡，于是在镇上的街道散步。我无法不去想那些沉到海底的人们。老女人，像妈妈一样上了年纪的妇女，手中紧紧抓着编织物。某个因为牙疼而烦恼的孩子。其他在沉船前半小时还在抱怨晕船的人。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半是恐惧半是——我所能找到的最贴近的描述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兴奋。一切都被吹走了，所有人都变得平等——我不得不说——突然之间，和我一样的人，比我更艰难的人，以及那些普通人，大家都变得平等。
当然，在战争后期，当我已经习惯于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这种感觉消失了。健康的光屁股，又老又瘦的光屁股，所有人都被赶进了毒气室。
或者，如果那种感觉并没有完全消失，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把它压下去。
那些年里我一定遇见过奥奈达，并且一直了解她的生活。不可能不如此。她父亲在欧洲胜利日前去世，葬礼和庆典尴尬地混淆在一起。我妈妈的情况也是如此，她在接下来的那个夏天去世，就在投原子弹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妈妈死亡的方式更令人惊愕，她是在公共场合，在工作的时候去世的，此前她刚说了一句：“我要坐下来了。”
在奥奈达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很少有人看见他或者听说他的消息。霍克斯伯格村装模作样的工作已经结束，但奥奈达似乎比以前更忙了。或许那时你就是感觉你碰到的每个人都很忙，要弄清各种配给票证簿的使用情况，寄信去前线，告诉别人他们从前线收到的回信中写了些什么。
就奥奈达而言，她需要照看那座现在由她一个人操持的大房子。
一天，她在大街上截住我，说她想听听我关于卖房子的意见。那座房子。我说我真不是她应该商量这件事的人。她说也许不是，但是她了解我。当然，她对我的了解并不比对镇上任何其他人的了解更多，但她仍然坚持，并且到我家里来进一步商量这件事。她很欣赏我刷漆的成果，还有对家具的重新摆放，她说这些改变一定可以帮助我摆脱对妈妈的思念。
没错，但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