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习惯招待客人，因此没有请她吃茶点，只给她提了一些关于卖房子的严肃的告诫性建议，并且不断提醒她我不是专家。
后来她急不可待地行动起来，把我所说的全都抛在了脑后。她把房子卖给了第一个出价的人，主要是因为那个买家不停地说他多么喜欢这个地方，盼望在里面组建家庭，生儿育女。他是镇上我最不信任的人，有没有孩子都一样，而且他的出价低得可怜。我得告诉她这个情况。我说孩子会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她说孩子就应该这样。乒乒乓乓地到处乱跑，和她小时候截然相反。事实上，孩子们没有机会这么做，因为那个买家把房子拆了，盖起了一栋公寓楼，四层楼高，带电梯，庭院被改成了停车场。这是这座小镇盖起来的第一座真正的公寓楼。这一切开始的时候，她在惊愕之中来看我，想知道她是否能做些什么——让有关部门宣布这是文物建筑，或者起诉买家，告他没有遵守口头协定，或者别的什么。她感到非常惊讶，一个人竟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一个定期去教堂的人。
“我都不会那么做，”她说，“而我只在圣诞节时去教堂。”
然后她摇摇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真是个傻瓜，”她说，“我应该听你的话的，是不是？”
此时她住在租来的半栋体面的房子里，但抱怨说眼睛只能看见街对面的那栋房子。
仿佛大多数人所能看见的不是那栋房子似的，但我没有说。
后来所有公寓套房都完工之后，她却搬了回去，住进其中一套公寓房，在顶楼。我知道她并没有得到房租优惠，也没有要求优惠。她已经不再对房主抱有恶感，反而对窗外的风景和地下室的洗衣房赞叹不已，她每次去那里洗衣服都用硬币付钱。
“我正在学习节约，”她说，“不再想洗点儿什么就随时扔进洗衣机里。”
“毕竟，让这个世界运转的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她这样说那个不择手段的家伙。她邀请我去她家看风景，但我找借口没有去。
无论如何，这之后我们常常见面。她养成了顺道来看我的习惯，诉说她和房子有关的苦恼和决定，即使她对房子感到满意的时候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我买了一台电视机，她没有买，因为她说她害怕看电视上瘾。
我不担心这个，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那个年代有很多好节目。她喜欢的大多数节目碰巧和我一致。我们都非常喜欢公共电视台的节目，特别是英国喜剧。有些节目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吸引我们的是情境，而不仅仅是所讲的笑话。刚开始，我为英国人的坦率乃至猥琐感到尴尬，但奥奈达像欣赏节目的其他特点一样欣赏这些。一个系列节目又从头开始播放时我们会发牢骚，但每次我们都被吸引并会再看一遍。我们甚至看那些色彩已经模糊的老节目。现在，我有时会偶然看到一个那时看过的老节目，修复后的颜色亮丽如新，这让我非常伤心，于是我会换一个频道。
我很早就学会做一手好菜，因为有些最好的电视节目是在晚饭过不久就播出，所以我会给我们两个人做晚饭，而她会从面包房买甜点带过来。我买了一张折叠餐桌，我们边吃饭边看新闻，然后看喜欢的节目。妈妈总是坚持我们要坐在餐桌上吃饭，因为她认为那是唯一得体的用餐方式，但是奥奈达似乎没有这方面的讲究。
她离开时可能已经是十点以后了。她不介意走回去，但我不喜欢这个主意，于是我把车开出来，送她回家。她处理了那辆接送她父亲的车之后就没再买过车。她从不介意被人看见在镇上步行，虽然人们都拿这个笑话她。那是在步行和锻炼变成时髦之前。
我们从没有一起去过什么地方。有时候我见不到她，因为她不在镇上，或者也许她哪儿也没去，但在家里招待从外面来的人。我没有去见那些人。
没有。这让我看上去好似遭到了冷落。但我没有。和不认识的人见面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而她一定了解这一点。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在电视机前打发晚上的时光，这个习惯如此轻松，如此灵活，似乎永远不会有什么困难。一定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但因为是我，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在意。他们也知道我还为她报所得税，但为什么不呢？我是这方面的行家，而任何人都不会指望她知道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她并不付给我报酬。我本来可以要求她象征性地付一点钱，只是为了令事情变得比较合适，但是这个话题一直没有被提起。并不是她小气。她只是没有想过。
如果我因为某种原因需要提到她的名字，有时候我会无意中把她叫作艾达。如果我当着她的面这样叫，她会取笑我一番。她会指出我只要有机会就总是喜欢用以前上学时候的外号叫别人。我自己倒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没有人放在心上，”她说，“只有你。”
这让我有一点气恼，尽管我竭力不表现出来。她有什么权利从我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来评说我是怎么想的？她的言外之意是，出于某种理由，我更愿意紧紧抓住童年时代不放，我想停留在那个时代，也让其他每个人和我一起停留在那个时代。
那让事情显得太简单了。在我看来，整个学生时代我一直在适应自己的相貌，即自己的脸，以及其他人的相貌。我想我设法应付了这个问题，知道自己能在这里生存下去，赚钱过活，不必不断地闯入新环境，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是至于想让我们都回到四年级，不，谢谢。
而且奥奈达是谁，怎么会有自己的见解？在我看来她似乎还没有安定下来。事实上，既然现在大房子已经不存在了，一大部分的她也随之而不存在了。小镇在变化，她在其中的位置在变化，而她却几乎不知道。当然，变化一直都在发生，但是在战前，变化只是有人离开了小镇，去别的地方寻找更好的东西。而在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小镇被新搬来的人改变了。你会以为奥奈达在搬到公寓楼去住的时候就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她完全没有认识到。她身上仍然有那种奇怪的犹豫和轻松，仿佛在等待生活重新开始。
当然，她会去旅行，也许她认为生活会在那里开始。没有这般运气。
在小镇南郊盖起了新的购物中心，克莱布斯百货公司关门停业（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没有他们我也有足够的工作可以做），而镇上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冬天去度假，那意味着去墨西哥或西印度群岛或某个以前和我们从未有什么关系的地方。在我看来，结果是也往回带来了以前和我们从未有什么关系的疾病。有一段时间，这样的事时有发生。会有一种“年度疾病”被冠上某个特别的名字。也许这样的事仍在发生，只不过不再有人像过去那么关注。也有可能是我这个年龄的人已经不会再去关注什么了。你能肯定自己不会被什么戏剧化的事件夺去生命，要不然事情早就该发生了。
一天傍晚，看完一个电视节目之后，我起身在奥奈达回家之前给两人各泡一杯茶。我朝厨房走去，突然感觉非常不舒服。我摇晃了一下，跪了下来，然后倒在地上。奥奈达抓住我，把我扶到椅子上坐下，那一阵昏黑过去了。我告诉她我有时候会发病，不必担心。这是谎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谎，但反正她并不相信我。她把我扶到楼下我睡觉的房间，帮我脱了鞋。然后莫名其妙地，我们一起——我稍微反抗了一下——把我的衣服脱了，换上睡衣。我只在发作的间歇期有意识。我让她叫一辆出租车送她回家，但她根本没听。
那天夜里她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第二天，在我家里进行了一番探查后，她住进了我妈妈的卧室。她一定在白天的时候回自己的公寓拿了需要的东西，也许还去购物中心买了她认为可以补给我的日常用度的东西。她还去找了医生，按药方从药店买来了药，每当她把药放到我嘴边时我就吞下去。
那一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身体不适，还发着烧。我偶尔告诉她我感觉已经康复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但那是胡扯。大多数时候我只是遵照她的指令，变得依赖她，而且非常自然，就像在医院里会依赖护士一样。她照顾发烧病人不像护士那么熟练，有时候如果我有力气，就会像个六岁的孩子一样抱怨。而她就会道歉，并不生气。有时我会告诉她我好些了，她应该考虑回到自己家里去，但不这么说的时候，我会自私地毫无缘由地大叫她的名字，就是为了确认她在身旁，让自己安心。
后来我好了起来，开始担心她会不会染上我正在得的谁知道什么病。
“你应该戴口罩。”
“别担心，”她说，“如果我要得，我想现在已经得了。”
当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好些的时候，我又懒劲儿发作，不愿意承认自己正放纵自己做个小孩子。
但是，当然，她不是我妈妈，我不得不在一天早晨醒来时意识到这一点。我不得不想到她为我做的所有事，这让我感到非常尴尬。任何一个男人都会感到尴尬，但我尤甚，因为我记起了自己的相貌。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一点，而现在似乎她并没有感到尴尬，她可以如此自然而然地做事，因为我对她而言是一个中性人，或者一个不幸的孩子。
现在我很有礼貌，在对她表示感激的同时，也表达了我现在十分真诚的让她回家的愿望。
她听懂了我的意思，她没有生气。她只有零星的睡觉时间，又不习惯照顾人，一定累垮了。她最后一次为我买了我会需要的东西，最后一次为我量了体温，然后，我想，她带着圆满完成工作的满足心情走了。走之前她在前厅待了一会儿，看我能否不需要帮忙就穿上衣服，她满意地看到我能做到。她刚走出去，我就把账簿拿出来，开始做我生病那天在做的工作。
我的大脑比以前迟钝，但还很精确，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她只让我一个人待到了那天——或者应该说那天晚上——我们习惯于一起看电视的时间。然后她就带着一罐汤来了。那罐汤不够做一顿饭，而且那也不是她自己做的汤，但不管怎么说也算给晚饭加了一道菜。她来早了，留出了热汤的时间。她还自己把那罐汤打开了，没有先问问我。她熟悉我的厨房。她把汤热了，拿出汤碗，我们一起吃了。她的行为似乎在提醒我，我是一个病人，眼下正需要营养。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那天中午我因为虚弱颤抖，无法自己用开罐器打开罐头。
从前我们会接连看两个节目。但那天晚上我们没能看第二个节目。她等不到放第二个节目就开始谈起让我非常不安的话题。
谈话的要点是她准备搬来和我一起住。
首先，她说，她住在公寓里不开心。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她喜欢独立屋。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后悔离开自己出生的房子。她一个人住在那栋房子里会神经错乱的。错误完全在于她以为公寓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她在那里从来没有开心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开心。她住在我家里的这段时间让她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我生病的时候。她本来应该很久以前就意识到的。很久以前，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看着某些房子，希望自己住在里面。
她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不能完全照顾自己。如果我一个人的时候生病了怎么办？如果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怎么办？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怎么办？
我们相互之间有某种感觉，她说。我们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我们可以像兄妹一样住在一起，像兄妹一样相互照顾，这将会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每个人都会如此接受的。他们怎么会不接受呢？
她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感到非常不舒服。气愤，害怕，惊恐。最糟糕的是最后，当她说到没有人会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同时，我能明白她的意思，也许还同意她关于人们会习惯这件事的说法。也许有一两个我们甚至不会听到的下流笑话。
她也许是对的。这也许是合情合理的。
想到这一点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扔进了地窖，地板上的活动门在我的头顶上砰地关上了。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她知道我有那样的感觉。
我说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主意，但有一件事让这变得不可能。
什么事？
我疏忽了，忘了告诉她。因为生病忙乱等等的事情。但我已经把这座房子挂牌出售了。这座房子已经被卖掉了。
哦。哦。为什么我没有告诉她呢？
我一无所知，当时我说，这是真话。我对她头脑里有这样的计划一无所知。
“所以就是这个主意来得不够早，”她说，“就像我人生中的很多事情一样。我一定有什么问题。我没法抽出时间来考虑事情。我总以为还有很多时间。”
我拯救了自己，但并非没有付出代价。我不得不把房子——这座房子——挂牌出售，而且尽快卖掉。几乎和她当时卖房子一样。
而且我也几乎和她一样迅速地把房子卖掉了，尽管我没有像她一样被迫接受一个荒唐的出价。然后我不得不处理所有那些自我父母在蜜月时（他们没有钱去任何地方旅行）搬进来之后就不断积攒下来的东西。
邻居们非常吃惊。他们和我做邻居的时间不长，不认识我妈妈，但他们说已经非常习惯于我的进进出出，我有规律的生活。
他们想知道我的计划是什么，我这才意识到我没有任何计划。除了做我一直在做的工作——我已经减少了工作量，以及等待需要小心谨慎的老年的到来。
我开始在镇上四处找地方住，结果在所有差不多合我意的地方，只有一处有空房子。那就是在奥奈达的老房子的旧址上盖起来的那座楼里的一套公寓。不像她那套在顶层且有好风景，而是在底层。反正我一向对风景不太在意，就把那套公寓租了下来。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办。
当然我是想告诉她的。但我还没来得及说服自己告诉她，她就听说了。不管怎样，她有自己的计划。这时已经到了夏天，我们看的那些电视节目已经停播。那段时间我们没有经常见面。归根结底，我不认为我应该道歉或者先请求她的许可。我上去看房子和签租约的时候，她根本不见人影。
那次去看房子，或者后来当我想起来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件事。一个我没太认出来的人对我说话，一分钟后我意识到他是一个我认识了很多年而且在街上跟他打了半辈子招呼的人。如果在街上碰见也许我会认出他，就算有岁月的痕迹。但在这里我却没有，我们因此笑了起来，他想知道我是否要搬去埋骨之地。
我说我不知道人们把那里叫作埋骨之地，但是，是的，我想我是要搬到那里去。
然后他想知道我会不会玩尤卡牌，我说我会，会一点儿。
“那就好。”他说。
然后我想，只要活得足够长就可以消除所有的问题。你等于加入了一家精英俱乐部。无论你早前可能有过怎样的残疾，只要活到现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那些缺陷抹去。每个人的脸都会遭受岁月的侵蚀，绝不仅仅是你的脸。
这让我想起了奥奈达，想起她对我说要搬到我那里时她的模样。她不再苗条，而是变得瘦削，疲惫，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她夜里要起来照顾我，除此之外，她的年龄也显露了出来。她一直有一种精致的美。金发碧眼，容易脸红，身上奇特地混杂着歉意和上流社会的自信，而此刻这些都消失不见了。当她对我提出那个建议的时候，她看上去不太自然，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
当然，如果我有权选择，我会自然地根据自己的身高选一个更加娇小的女孩。就像那个女大学生，玲珑优雅，秀发乌黑，和克莱布斯家有亲戚关系，夏天在百货公司工作。
一天，那个女孩友好地对我说，现在我可以给自己的脸做更好的整形手术。我会感到惊奇的，她说。而且不需要花钱，因为有安大略省医疗保险。
她是对的。但是我没法做到走进某个医生的诊所，承认希望得到某样自己没有的东西，对此我能怎样解释？
奥奈达在我将东西打包并丢弃的时候现身了，看上去比以前好一些。她的头发做过了，颜色也有些改变，也许变成了比以前更深的棕色。
“你可不能一下子就把所有东西都扔了，”她说，“所有你为研究小镇历史搜集的东西。”
我说我是有选择的，虽然这并不完全是真话。在我看来，我们两个人都在假装在意陈年旧史，其实我们并不那么在意。现在让我想起小镇历史，似乎一座小镇终归和另一座小镇非常相似。
我们没有提我要搬去公寓楼的事。仿佛这件事在很久以前我们就讨论过，跳过这个问题是理所当然的。
她说她要去旅游，这次她说出了要去的地方。萨瓦里岛，好像说到这儿就够了。
我礼貌地问那个岛在哪里，她说：“哦，在海边。”
好像这就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的一个老朋友住在那里。”她说。
当然那可能是真的。
“她用电子邮箱。她说我也应该用。不知为什么我对那个东西不太感兴趣。但也许我不妨试试。”
“我想如果不试一试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我感到似乎我应该再说些什么。问问她去的那个地方天气怎么样，或者别的什么。但在我想出来要说什么之前，她发出一声极其不同寻常的低声尖叫或者说喊叫，然后用手捂住嘴，小心翼翼地大步朝我的窗户走去。
“小心，小心，”她说，“快看。快看。”
她在几乎无声地大笑，一种也许甚至表明她很痛苦的笑。当我站起来时，她用一只手在背后对我摇着，让我不要出声。
我家老房子的后院里有一只鸟澡盆。很多年前我把它放在那里，这样妈妈就可以看鸟了。她非常喜欢鸟，可以根据鸟儿的叫声和模样认出它们的种类。我有好长时间没有管那只鸟澡盆了，那天早晨才刚刚给里面注满水。
现在怎么了？
那里面挤满了鸟。黑白相间的鸟，弄得水花四溅，像是下起了一场暴雨。
不是鸟。是某种比知更鸟大但比乌鸦小的动物。
她说：“臭鼬。小臭鼬。它们皮毛上的白色多于黑色。”
但是多漂亮啊。匆匆跑过，上下跳动，从不互相挡道，因此你不会知道它们一共有几只，也无法把它们彼此区分开来。
就在我们看着的时候，它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水里冒出来，离开澡盆，穿过院子，跑得很快，但始终沿着笔直的对角线前进。仿佛它们很为自己感到骄傲，同时又保持着谨慎。一共五只。
“我的天啊，”奥奈达说，“在镇上。”
她一脸惊异。
“你见过这样的景象吗？”
我说没有。从来没有。
我以为她会再说什么，毁了这个瞬间，但是没有，我们俩都没再说什么。
我们不可能比这会儿更高兴了。
科莉
“在我们这种地方，所有财富都集中在一个家庭，可不是一件好事，”卡尔顿先生说，“我的意思是，对像我女儿科莉这样的女孩而言。比如，我的意思是，像她，这不好。没有人在同一水准。”
科莉就坐在桌子对面，直视着客人的眼睛。她似乎在想这很有趣。
“她会和谁结婚？”她父亲接着说，“她二十五岁了。”
科莉扬起眉毛，做了个鬼脸。
“你少说了一岁，”她说，“是二十六岁。”
“接着说，”她父亲说，“随便笑。”
她大声笑了出来。说到底，她还能做什么呢？客人想。他叫霍华德·里奇，只比她大几岁，却已娶妻生子，正如她父亲很快就了解到的那样。
她的表情变化很快。她有一口光亮洁白的牙齿，一头接近黑色的鬈曲短发。高高的颧骨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不是一个线条柔和的女人。骨头上没多少肉，这是她父亲接下来也许会说的。霍华德·里奇把她想象成那种花很多时间打高尔夫和网球的女孩。尽管她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他仍然预计她的思维方式是传统的。
他是个建筑师，事业刚刚起步。卡尔顿先生坚持称他为教堂建筑师，因为目前他正在修复镇上圣公会教堂的塔楼。塔楼已经摇摇欲坠，这时卡尔顿先生来拯救它了。卡尔顿先生并不是圣公会信徒，他已经好几次指出这一点。他的教派是卫理公会，他是一个地道的卫理公会信徒，这就是他家里没有藏酒的原因。但是像这样精美的圣公会教堂，不应该任由它破败。别指望那些圣公会教徒能做些什么，他们都是贫穷的爱尔兰新教徒，他们会把塔楼拆了，然后再盖起一个将成为镇上瑕疵的什么东西。当然，他们没有钱，而且也不会明白他们需要的是个建筑师，而不是木匠。教堂建筑师。
餐厅十分丑陋，至少在霍华德看来是如此。现在是五十年代中期，但每样东西看上去都似乎在上世纪末就放在那里了。饭菜不够好。坐在桌首的那个男人一直不停地说话。你以为那个女孩会为此而精疲力尽，但她似乎大多数时候都是快要笑出来的样子。吃完甜点之前，她点了一根烟。她也递给霍华德一根，用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说：“别管爸爸。”他接过烟，但对她的印象并不好。
被宠坏的富家小姐。粗鲁无礼。
她出其不意地问他，怎么看待萨斯喀彻温的省长汤米·道格拉斯。
他说他太太支持他。事实上，他太太认为道格拉斯还不够左，但他不会谈这个。
“爸爸喜欢他。爸爸是共产主义者。”
这句话让卡尔顿先生哼了一声，但她并没有因此闭嘴。
“至少，他说的笑话会让你发笑。”她对父亲说。
过后不久，她带霍华德出去看庭院。街对面就是那家生产男靴和工作鞋的工厂。然而，房子后面仍有宽阔的草坪，蜿蜒绕过半个镇子的小河也从房后流过。有一条被人踩出来的小路通向河岸。她在前面带路，他能看出之前不太确定的情形。她有一条腿是瘸的。
“回来时要爬的坡会不会有些陡？”他问。
“我不是残疾人。”
“我看到你有一艘划艇。”他说，算是道歉。
“我会带你去划船的，但不是现在。现在我们要去看日落。”她指着一把厨房里用的旧椅子，说那是看日落时坐的，然后请他坐在上面。她自己坐在草地上。他想问她站起来会不会有困难，但认为还是不问比较好。
“我得过脊髓灰质炎，”她说，“就是这样。妈妈也得了，她死了。”
“太糟糕了。”
“我想是的。我不记得她。下星期我要去埃及。我曾经非常想去，但现在似乎不那么在意了。你觉得会好玩吗？”
“我得工作挣钱。”
他对自己刚才说的话感到惊讶，当然这句话让她咯咯笑了起来。
“我刚才只是泛泛而论。”笑过之后她大度地说。
“我也是。”
某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专追富家女的猎艳者一定会抓住她，某个埃及人或者别的什么人。她似乎既大胆又孩子气。刚开始，男人可能会对她着迷，但接下来，她的鲁莽冒失，她的自鸣得意——如果那是自鸣得意的话——会令人厌倦。当然，她有钱，对有些男人来说钱永远不会令人厌倦。
“你绝对不要在我爸爸面前提到我的腿，否则他会勃然大怒的，”她说，“有一次他不仅解雇了一个取笑我的孩子，还解雇了他全家。我的意思是，甚至表亲。”
从埃及寄来了几张特别的明信片，是寄到他公司的，不是他家。好吧，当然，她怎么会知道他家的地址呢？
明信片上没有一座金字塔。也没有狮身人面像。
一张明信片上是直布罗陀巨岩，附上的说明称它为正在倒塌的金字塔。另一张是平坦的深棕色田野，谁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说明是：“忧郁之海。”还有一行小字：“放大镜有售请寄钱。”幸运的是，办公室里没人拿过这两张明信片。
他本来不想回复，但却回复了：“放大镜有问题请退款。”
他开车到她住的镇上去检查教堂塔楼，原本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知道她一定从金字塔回来了，只是不知道她是在家里还是又去别处游览了。
她在家，而且要在家里待一段时间。她父亲中风了。
其实她没什么事可以做。每隔一天会有一个护士到家里来。还有一个叫莉莲·乌尔夫的女孩照看炉火，霍华德来的时候火总是生着。当然，她也做其他的家务。科莉自己没办法生好火或者做好饭；她不会打字，不会开车，甚至穿上垫高的鞋也不行。霍华德来的时候就把这些事接管过来。他照看炉火，料理家里的各种杂事，甚至被带去看望科莉的父亲，如果老人能见客的话。
他不确定在床上他会对那只脚有何反应。但在某种程度上那只脚似乎比她身体的其他部分更加动人，更加独特。
她告诉过他她不是处女。但结果发现那是一个复杂的不完全事实，归因于她十五岁时一个钢琴老师做出的下流事。她配合那个钢琴老师的意愿，因为她为那些迫切渴望某些东西的人感到难过。
“不要把这当成侮辱。”她说。她解释说她不再为那样的人感到难过。
“但愿如此。”他说。
他也有关于自己的事情要告诉她。他拿出一只避孕套，这并不意味着他常常诱惑女人。事实上，她是第二个和他上床的女人，第一个是他妻子。他在一个极度虔诚的家庭长大，现在依然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上帝。他的妻子不知道这件事，不然她会拿它开玩笑，因为她非常左倾。
科莉说她很高兴他们正在做的事——刚刚做的事——似乎并没有令他困扰，尽管他相信上帝。她说她本人从来没有时间去信仰上帝，因为她父亲已经够她应付的了。
这对他们并不困难。霍华德的工作常常需要他白天出门去做检查，或者去见客户。从基秦纳开车过来不需要很长时间。而且现在只有科莉一个人在家。她父亲去世了，那个以前为她工作的女孩到城里去找工作了。科莉同意了她的决定，甚至还给她钱去学习打字，让她可以得到提高。
“你很聪明，不应该靠做家务混日子，”她说，“记得告诉我你进展如何。”
她没能得知莉莲·乌尔夫是把那笔钱用来学习打字还是做别的事了，但这女孩确实在继续给人做家务。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有一次霍华德和妻子跟其他人一起受邀到基秦纳的某个新贵家里做客。莉莲在桌边招待客人，与她在科莉家里见到的那个男人打了个照面。她进屋收走盘子或者打理炉火时曾见过这个男人搂着科莉。人们的交谈让事实一目了然，这个餐桌边以妻子身份出现的女人过去就是他的妻子，现在依然是。
霍华德说他没有马上告诉科莉晚宴的事，因为他希望这件事最后会变得不重要。那天晚上的男女主人不是他的密友，也不是他妻子的密友。当然不是他妻子的密友，晚宴后她还出自政治立场嘲弄了他们。那是一次商业社交活动。而且那不像那种女佣会和女主人说长道短的人家。
的确不是。莉莲说她根本就没有说长道短。她在一封信里写了这件事。女主人并不是她想要谈论这件事的对象，如果她要谈论的话。对象会是他的妻子。他妻子会有兴趣了解这个消息吗？她在信里这样写道。信寄到了他的办公室，她聪明地找到了这个地址。但她也同样知道他家的地址。她一直在暗中调查。她提到了这一点，还提到了他妻子那件有银狐领的大衣。他的妻子讨厌这件大衣，常常感到必须告诉别人大衣是她继承来的，不是自己买的。这是真的。但尽管如此，她仍然喜欢在某些场合穿着这件大衣，比如那次的晚宴，似乎是为了与那些她甚至憎恶的人比个高低。
“我不愿意让这样一位穿银狐领大衣的女士心碎。”莉莲写道。
“莉莲怎么可能知道银狐领呢？”科莉说，在他感到有必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时，“你确定她是这么说的吗？”
“我确定。”
他当时立刻就把信烧了，他感觉被那封信玷污了。
“看来她学会了一些东西，”科莉说，“我一直都认为她很狡猾。我猜把她杀了不是一个可选项吧？”
他甚至没有笑，于是她非常严肃地说：“我是在开玩笑。”
现在是四月，但天气仍然很冷，让你想要生上火。吃晚饭时她一直在打算请他去生火，但他奇怪的严肃态度让她没有把话说出口。
他告诉她他妻子本来没想去参加晚宴。“这完全是运气太糟。”
“你应该采纳她的建议的。”她说。
“这是最糟糕的事，”他说，“这是所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
他们都盯着黑色的炉栅。他只碰了她一次，向她打招呼。
“哦，不是，”科莉说，“不是最糟糕的事。不是。”
“不是吗？”
“不是，”她说，“我们可以给她钱。不算多，真的。”
“我没有——”
“不是你。我可以给。”
“哦，不。”
“是的。”
她尽量用轻松的语气说话，但心里却变得冰凉。要是他拒绝怎么办？不，我不能让你这么做。不，这是一个征兆。我们必须停止的征兆。她确定他的声音里和他的脸上会透露出这样的意思。所有那些老套的原罪之类的东西。罪恶。
“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她说，“而且，即使你能轻松地拿出这笔钱，你也不能那么做。你会觉得你剥夺了家里的钱——你怎么能那么做呢？”
家。她绝不该说出那个字。永远不说出那个字。
但实际上他脸上的表情正雨过天青。他说，不，不，但他的声音犹疑不定。于是她知道这个方案可行。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很务实地说话，他想起了信里的另一件事。必须付现钞，他说。支票对她没有用。
他说话时没有抬头，仿佛在谈交易。付现钞对于科莉也是最好的选择。不会把她牵连其中。
“可以，”她说，“不管怎样，数额并不吓人。”
“但是她不应该知道我们这么认为。”他告诫说。
租一个邮政信箱，用莉莲的名字。把钞票放在信封里，写上她的地址，放在信箱里，每年两次。日期由她定。一天都不能晚。否则，用她的话说，她可能会开始担心。
他仍然没有碰科莉，只是感激地，几乎是正式地和她说了再见。这个问题必须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分开，他似乎在这么说。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会再次感觉我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做错任何事。他没有说出口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她自己半开玩笑的话没有逗笑他。
“我们已经对莉莲的教育做出了贡献——她以前可没这么聪明。”
“我们可不希望她变得更聪明。要得更多。”
“船到桥头自然直。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威胁她要报警。甚至现在。”
“但那样你和我就结束了。”他说。他已经说了再见，并转过了头。他们正站在有风的门廊上。
他说：“我不能忍受你和我就那样结束。”
“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科莉说。
很快他们甚至不再谈论这件事。她把装了钱的信封递给他。刚开始他会轻轻地、厌恶地咕哝一声，但后来咕哝声变成了默认的叹息，仿佛有人提醒他要去做一件讨厌的工作。
“时间过得真快啊。”
“可不是吗？”
“莉莲的不当获利。”科莉可能会说，虽然一开始他不喜欢这个说法，但是后来他自己也习惯这么说了。刚开始，她会问他有没有再见过莉莲，有没有再参加过晚宴。
“他们不是那种朋友。”他提醒她。他几乎见不到他们，不知道莉莲是否还在为他们工作。
科莉也没有见过她。莉莲的亲戚都住在乡下，如果她来找他们，他们也不太可能在正急剧走下坡路的本镇购物。现在主街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家便利店，人们到那里去买彩票和用完的日用品，还有一家家具店，同样的桌子和沙发一成不变地摆在橱窗里，店门似乎从未开过——也许不会开了，直到店主死在了佛罗里达。
科莉的父亲去世后，鞋厂被一家大公司接管，那家公司承诺——她相信是这样——让工厂继续运转。然而，不到一年厂房就空了，必需的设备被运到了另一个镇子，什么也没留下，除了几件曾经和做鞋子有关的过时的工具。科莉想到成立一家展览奇特物品的博物馆，陈列这些东西。她可以自己把博物馆建起来，给游客做讲解，描述从前鞋子是怎么做出来的。令人惊讶的是，她的知识变得非常丰富。为她提供帮助的是一些照片，那是她父亲拍下来给一场演讲作图示的，主讲人也许就是他自己——字打得很不清楚——听众是女子学院的学生，她们在学习本地工业的情况。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科莉已经领了好几个人参观了博物馆。她确信明年等她在高速公路上竖一个标识牌，再为旅游手册写一段介绍之后，博物馆肯定会有起色。
早春的一天清晨，她从窗户望出去，看见几个陌生人正开始拆房子。原来，她以为她签订的合同是，只要支付一定数额的租金，就可以使用那座厂房，但其实合同并没有允许她展览或占用厂房里的东西，无论在多久之前这些东西就已经被认定毫无价值。这些古老的五金器件不可能属于她，事实上，公司——以前看上去多与人为善啊——在发现她所做的事之后没有把她告上法庭，她已经很幸运了。
如果去年夏天她启动这项计划的时候霍华德没有带家人去欧洲，他就可以帮她看看协议，让她免去很多麻烦。
没关系，她平静下来之后说，很快她就找到了新的兴趣。
开始是她确定自己厌烦了这栋又大又空的房子。她想走出去，于是把目光投向了街那头的公共图书馆。
图书馆是一座漂亮且完好的红砖建筑，因为是卡内基基金会赞助的图书馆，所以很难关掉，即使已经几乎没有人来图书馆看书——人数少到不值得为之雇一个带薪的管理员。
科莉每星期去图书馆两次，打开门，坐在管理员的桌子后面。她高兴时就掸掸书架上的灰尘，给记录簿里借书多年不还的人打电话。有时候她联系到的人声称从未听说过那本书——那是某个喜欢读书的姨妈或者祖母借的，现在借书人已经去世了。然后她就谈起图书馆的财产权问题，有时候书还真的出现在了还书篮里。
坐在图书馆里，唯一令人不适的是噪音。噪音是吉米·卡津斯制造的，他负责修剪图书馆四周的草坪，每修剪完一遍几乎就立即重来一遍，因为他没有别的事可做。于是她雇他修剪她家的草坪，以前她为了锻炼身体一直自己修剪，但她的身材其实并不需要这种锻炼，而且因为腿瘸，她修剪得很慢，没完没了。
她生活中的变化让霍华德感到有些诧异。现在他比以前来的次数少，但来之后可以待的时间变长了。他住到了多伦多，虽然还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他的几个孩子不是十几岁了，就是读大学了。几个女儿成绩很好，几个儿子则不像他希望的那么好，但男孩子就是那样。他妻子在一个外省政治家的办公室做全职工作，有时候还得加班。她的工资很低，近乎没有，但她很开心。比他所了解的过去任何时候都开心。
去年春天他带她去了西班牙，算作给她的生日惊喜。那时科莉有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在那个作为生日礼物的假期给她写信会显得他不够得体。他永远不会那么做，她也不会喜欢他那么做。
“你调情的方式让人觉得你把我这里当成了一个圣地。”他回来后科莉说。他说：“正是如此。”他现在喜欢那些大房间里的一切，装饰华丽的天花板和暗沉的深色镶板。这些东西表现出一种气派十足的荒诞。但是他能看出，这些在她眼里不一样，她需要时常从这里走出去。他们开始短途旅行，后来旅行的时间变得更长，他们在汽车旅馆里过夜——虽然每次都不超过一夜——在不是特别昂贵的餐厅吃饭。
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认识的人。从前可能会遇到，他们确信这一点。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尽管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即使遇到了熟人，他们也不会有危险？事实是，那些他们可能遇到但从未遇到的人不会怀疑他们之间存在不道德的关系，虽然他们仍然是那种关系。他可以介绍说她是一个表亲，一个他想起来顺道看望的瘸腿亲戚，而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印象。他确实有几个他妻子不想费心交往的亲戚。谁会追求一个拖着一只脚走路的中年情妇呢？没有人会记得这样的信息，在危险的时候泄露出来。
我们在布鲁斯海滩遇到了霍华德和他妹妹，是不是？他看上去气色不错。那可能是他的表妹吧。是个跛子？
似乎不值得费事谈起。
当然，他们仍然做爱。有时候小心翼翼，不碰某个疼痛的肩膀，某只敏感的膝盖。他们一向很保守，现在仍然如此，庆幸他们彼此不需要任何花哨的刺激。夫妻之间才需要那个。
有时候科莉会热泪盈眶，把脸埋在他怀里。
“我们太幸运了。”她说。
她从没有问过他是否幸福，但他婉转地表明他很幸福。他说他在工作中形成了更加保守的想法，或者只是不那么满怀希望的想法。（他其实一直都相当保守，但她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口。）他在上钢琴课，这让他的妻子和家人都非常吃惊。在婚姻生活中有那样一种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好事。
“我相信是这样。”科莉说。
“我的意思不是——”
“我知道。”
九月份的一天，吉米·卡津斯到图书馆来告诉她那天他不能为她割草了。他要到墓地去挖一个坟墓。是为一个以前住在这附近的人挖的，他说。
科莉把手指夹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她正在读的那一页，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她说这真有意思，那么多人或者说他们的遗体出现在这里，这是他们向亲人提出的最后请求，也是给他们带来的最后麻烦。也许他们一辈子都住在附近或远方的城市里，而且似乎对那些地方非常满意，但却不愿意在死后待在那里。老人常会有这样的念头。
吉米说那个人不是这样的老人。她姓乌尔夫。名字他想不起来了。
“不是莉莲吧？不是莉莲·乌尔夫吧？”
他相信就是。
结果她的名字被证明就在那里，在科莉从来不读的图书馆订阅的本地报纸上。莉莲在基秦纳去世，享年四十六岁。她的遗体将在耶和华的受膏者教堂举行葬礼后安葬，葬礼定于下午两点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