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编织厂。所有这些小地方都有类似的工厂，那个时候你可以依靠一份维持温饱的工资侥幸生存。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工厂破产了，一个承包人认为可以把工厂变成一家疗养院。当时有些麻烦，镇里不给他执照，他们的想法是，如此一来周边就会有很多老人，让人感到消沉。于是他一把火烧了工厂，或者他把工厂拆了，我也不知道。”
他不是当地人。甚至她都知道，如果他是当地人，说话不可能这么直率。
“我不是本地人，”他说，“但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是本地人，他去世后我来到这儿，只是为了把这个地方处理了，然后就走。
“后来我以便宜的价格买下了这片地，因为承包人走后留下了一个大坑，看上去很刺眼。”
“如果我显得过分爱探听隐私，请你原谅。”
“没关系。如果我不想解释某些事，我是不会解释的。”
“我以前没来过这里——”她说，“当然没来过，否则我就会见过这个地方了。我刚才正在附近找某个地方。我以为停车步行找的话，可能更容易找到。实际上，我在找一位医生的诊所。”
她解释说自己并没有生病，只是约了明天去见医生，不想在早晨四处寻找诊所。然后她告诉他自己如何停了车，却惊讶地发现哪里都没有她想找的医生的名字。
“我也没法在电话簿里找，因为，你知道，现在电话簿和电话亭都没有了。要不就是电话簿被撕了，电话亭被偷了。我现在似乎在讲很傻的话。”
她告诉了他医生的名字，但是他说他也不熟。
“不过我从来不看医生。”
“也许不看才是聪明的做法。”
“哦，我不那么认为。”
“不管怎样，我最好还是回到车上去。”
她站起来时，他说他要陪她走过去。
“这样我就不会迷路了？”
“不完全是。傍晚这个时候我总是要舒展一下腿脚。园艺活会让你腿脚发麻。”
“我敢肯定一定有关于这个医生的合情合理的解释。你是否认为过去对事情的解释比现在更合理？”
他没有回答。也许正在想那位过世的朋友。花园也许是对那位过世朋友的纪念。
现在，当她说话而他却不回答时，她不再感到尴尬，而是感到交谈中有一种清新平静的气息。
他们一路走过去，一个人影也没看见。
很快他们就来到大街上，那座医用楼房就在一个街区之外。看到那座房子，她感到不像刚才那么安心，却不知道为什么，但过了一会儿她就知道了。那座房子在她心里引起了一种荒唐但令人惊恐的念头。要是那个正确的名字，那个她说她找不到的名字，其实一直就在那里呢？她加快了脚步，发现自己跌撞蹒跚，然后，因为眼神很好，她和之前一样看到了那两个没用的名字。
她假装急急忙忙去看橱窗里面的各种物品，陶瓷脑袋的娃娃、古老的冰鞋、便盆和破旧不堪的被子。
“糟糕。”她说。
他心不在焉。他说他刚刚想到了什么。
“这个医生。”他说。
“什么？”
“我在想他会不会是疗养院的医生？”
他们又开始走，从几个坐在人行道上的年轻人身边经过，其中一个人伸着腿，他们不得不绕过他。陪着她的那男人没有注意他们，但他的声音变低了。
“疗养院？”她说。
“如果你是从高速公路过来的应该就没注意到。但是如果你朝着湖的方向一直往镇外走，就会经过那里。在镇子外面不到半英里。开过路南边那个沙砾堆，再过去一点儿就是了，就在路的另一边。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住院医生，但可能有，这合乎情理。”
“可能有，”她说，“这合乎情理。”
说完后她希望他不会认为她这是在故意重复他的话，开无聊的玩笑。她的确想和他多聊一会儿，无论是无聊的玩笑还是什么。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她得想想她的钥匙在哪儿，上车之前她经常要想这个问题。她习惯性地担心她把钥匙锁在车里或者丢在哪里了。她能感到一阵熟悉的令人厌倦的恐慌悄悄袭来。但是她找到钥匙了，就在口袋里。
“值得一试。”他说，她也同意。
“那里完全有空间让你掉头、过去看看。如果有医生常年待在那里，就没必要在镇上挂出他的名字。或者她的名字，如果是个女医生的话。”
仿佛他也不那么急于分手。
“我得谢谢你。”
“只是一种直觉。”
他在她上车时为她扶着车门，然后关上车门，一直站在原地等到她拐上该去的方向，再挥手道别。
她开出小镇时，又在后视镜里瞥见了他。他正弯着腰，和背靠商店墙坐在人行道上的那几个男孩或者年轻人说话。他刚才完全没有理睬他们，现在却在和他们说话，让她感到惊讶。
也许是在发表一句评论，开一句玩笑，说她迷迷糊糊，昏头昏脑。或者只是在说她的年纪。一句对她不利的话，由最友好的人说出来。
她本来想过她将穿过村子开回来，再次感谢他，告诉他那个医生是不是她要找的人。她可以放慢车速，大声笑着，从车窗里朝他喊话。
但是现在她想，她要走湖边的那条路线，避开他。
忘记他。她看见前方出现了沙砾堆，她得注意自己眼前的路。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有一个标志。一张“湖景疗养院”的布告。从这里的确能看到湖景，那是顺着地平线延伸的一道细细的淡蓝色。
宽敞的停车场。房子有一座长长的侧翼，里面看上去都是独立的隔间，或至少是比较大的房间，带独立的小花园，或者可以坐的地方。每一间房间前面都有相当高的格子栅栏，可以保护房间的隐私或安全。尽管现在她没看见有人坐在外面。
当然没有。在这种地方人们睡得很早。
她喜欢格子栅栏营造出的一丝梦幻感。最近几年公共建筑和私人住房一样，在不断发生变化。她年轻时那种单一的冷漠生硬、毫无魅力的建筑风格消失了。她在一座有色彩鲜艳的穹顶的楼前停了车，楼房看上去仿佛在欢迎来客，显得过分兴高采烈。她猜有人会认为这很虚假，但这不正是人们想要的吗？那些玻璃一定会给老人们，甚至也许，那些还不太老只是有些失常的人，一个好心情。
她边朝门口走去边寻找一个可以按的按钮或者门铃。但没必要——门自己开了。进去之后，里面显得更加宽敞，更加高大，玻璃微染蓝色。地面全都铺着银色地砖，是那种孩子们喜欢在上面滑来滑去的地砖，有一瞬间，她想象着病人们为了寻开心在地砖上滑来滑去和滑倒的情景，这让她的心情轻松起来。当然地砖不可能像看上去那么滑，你可不想让人在上面摔断脖子。
“我没敢尝试。”她用迷人的声音对脑子里的某个人说，可能是她的丈夫，“不能那么做，是不是？我可能会发现自己面前就是那个医生，那个准备给我测试精神稳定性的医生。那么他会怎么说？”
现在一个医生也看不见。
，不会看见医生的，是不是？这里的医生不会坐在诊台后面等着病人出现。
她甚至不是来看诊的。她得再次解释说她是来确认明天约见医生的时间和地点的。所有这些让她感到非常疲劳。
有一张圆桌，高度及腰，深色的桌板看上去像是红木，尽管很可能并不是。现在桌子后面没有人。当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她在桌上找按铃，但没有看见。然后她开始寻找有没有医生名录，或者主管医生的名字。也没有看见。你会以为这里应该会有办法找到某个人，无论是几点钟。在像这样的地方应该会有某个随叫随到的人。
桌子后面也没有什么显眼的杂物。没有电脑或电话或文件或可以按的彩色按钮。当然，她还没有绕到桌子后面，那里很可能有锁，或者她看不见的隔层。接待员够得到但她却够不到的按钮。
她现在对桌子不再抱什么希望，转而更加仔细地观察四周。房间是六角形的，每隔一段距离有一扇门。共有四扇：一扇让光线照进来和访客走进来的大门；一扇在桌子后面、看上去可能通往办公室的不开放的门，那可不是简简单单就能通过的；另两扇门一模一样，相互正对着，显然通向长长的侧翼、走廊和住院病人的房间。每扇门上方都有一扇窗户，窗玻璃看上去很干净，任何人都可以透过窗户看到里面。
她走到一扇也许可以进去的门前敲了敲，然后试着转了转门把手，但转不动。门锁着。她也没法透过窗户看清楚里面。走近了之后她才发现，窗玻璃表面有波纹，镜像变形了。
正对面那扇门的窗玻璃也一样，门把手也一样。
她的鞋走在地上发出的咔嗒声，窗玻璃给人的错觉，毫无用处的光滑的门把手，这些让她比她愿意承认的更加沮丧。
然而她没有放弃。她按照刚才的顺序又试了一遍那两扇门，这一次她用尽全力转动把手，同时大声喊道：“有人吗？”声音一开始听上去微不足道，傻里傻气，接着就变得愤愤不平，但并没有变得更有希望。
她挤到桌子后面，几乎不抱希望地砰砰敲那扇门。那扇门甚至没有把手，只有一个钥匙孔。
没有办法，只能离开这里，回家。
她想，这里的一切看上去都那么令人愉快，精美讲究，却并不假装要为公众服务。当然喽，他们把住客，或者说病人，或者随便被称作什么的人早早地推上床，每个地方都是同样老掉牙的套路，无论环境多么迷人。
她一边还在想着这一点，一边推了一下入口的门。门太重了。她又推了一下。
又推一下。门纹丝不动。
她能看见外面放在露天的一盆盆花。从路上开过的一辆车。柔和的傍晚的光线。
她得停下来想一想。
这里没有开灯。很快就会暗下来。尽管外面还有一线阳光，屋里似乎已经在变暗了。没有人会来，他们都已经完成了工作，至少是在楼房这一部分的工作。现在他们安顿在哪里，就会一直待在哪里。
她张开嘴大声叫喊，却似乎发不出声音。她浑身发抖，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让呼吸进入肺里。仿佛喉咙里有一张吸墨纸。窒息。她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不同的事，不仅如此，她还必须相信不同的东西。冷静。冷静。呼吸。呼吸。
她不清楚慌乱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还是很短的时间。她的心在咚咚地跳，但她差不多安全了。
这里有一个女人叫桑迪。她别的胸针上写着这个名字，而且南希认识她。
“拿你怎么办好呢？”桑迪说，“我们只不过想让你穿上睡袍。你却吵吵闹闹，像一只害怕被做成晚餐的小鸡。
“你一定是做梦了，”她说，“梦见了什么？”
“没什么，”南希说，“过去我丈夫还活着而我还开车的时候。”
“你有辆很棒的车吗？”
“沃尔沃。”
“瞧，你脑子真好使。”
多莉
那年秋天我们谈到了死亡。我们的死亡。那时富兰克林八十三岁，我七十一岁，我们自然为葬礼（我们决定不办）和在已经买好的一块地上的安葬（立即下葬）做了安排。我们决定不火化，这种做法在我们的朋友中间非常流行。没被安排的只剩下实际的死亡，那交由天意决定。
一天，在离住处不远的乡下开车转悠时，我们发现了一条以前不知道的路。那里的树——枫树、橡树和其他的树——非常高大，但都是次生林，说明那一片地曾经被开发过。一度是农场和牧场，曾经盖过房子和牲口棚。但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路没有铺柏油，但并非没有人走。看上去似乎每天都有几辆车经过。也许有卡车把这条路当作捷径。
这很重要，富兰克林说。我们绝不想躺在那里一两天，乃至一个星期，都不被发现。我们也不想留下一辆空车，而警察不得不徒步穿过树林，寻找可能被郊狼侵吞后残留的骸骨。
而且，那一天不能太阴沉。没有雨也没有初冬的雪。树叶已经开始变色，但还没有落下来很多。一切涂上了金黄色，就像那天一样。但也许不应该有阳光，否则金色的阳光和迷人的天气会让我们感到自己像破坏者。
关于遗言我们有不同的想法。也就是说，关于我们是否应该留下遗言。我认为应该给人们一个解释。他们应该被告知不存在不治之症的问题，不存在阻碍我们正常生活的侵袭的病痛。他们应该得到保证，这是一个清醒的，也许几乎可以称为轻松的决定。
在最合适的时间离开。
不。我收回。那太轻率。是一种侮辱。
富兰克林认为任何解释都是一种侮辱。不是对别人，而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我们属于自己，属于对方，任何解释都让他觉得是假意哭诉。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仍然倾向于反对。
正是这个事实——我们意见不一致这个事实——似乎让他不再考虑这种可能性。
他说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他没关系，但我太年轻了。等我七十五岁时我们可以再讨论。
我说唯一让我不安——有一点不安——的是，这意味着我们假定生活中不会再发生任何事。不会再发生重要的事情，不用再应对任何事情。
他说我们刚刚还争吵过，我还想要什么呢？
争得太有礼有节了，我说。
我从不觉得自己比富兰克林年轻，也许除了谈论战争的时候，我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现在我们很少谈到这个话题。首先，他比我更常做剧烈运动。他曾经是马厩管理员，我指的是那种寄养用来骑乘的马而非赛马的马厩。他仍然每星期去马厩两到三次，骑自己的马，和负责人聊天，那个人偶尔会问问他的建议。尽管大多数时候，他说，他尽量不参与意见。
实际上他是个诗人。他是个真正的诗人也是个真正的驯马师。他在好几所大学里教过一学期的课程，但这些大学都不会太远，这样他可以和马厩保持联系。他承认朗诵过几次作品，但那种情况非常难得，他说。他不强调诗人的工作。有时候我因为这种态度而感到气恼，我称之为他的谦卑人格，但我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当你为马忙碌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你在忙碌，但是当你忙着写诗的时候，你看上去好像无所事事，而你不得不解释自己正在做什么时就会感到有点奇怪和尴尬。
另一个问题也许是，虽然他为人含蓄严谨，他最有名的诗却是这里——也就是他长大的地方的人们习惯称为原生态的诗。非常原生态，我曾经听他自己这么说，不是表示歉意，也许只是告诫某人不要去读。他能感知那些他知道可能会因为某些东西而感到不适的人的情感，虽然总的来说他强烈拥护言论自由。
关于你能在这里大声说出什么或读到什么，也并非没有任何变化。获奖会有所帮助，被报纸提及也可以。
在中学教书的那些年里我并没有教文学，你也许以为我教的是文学，但其实是数学。后来，待在家里时，我静不下来，又开始做别的事——为那些不应被遗忘或者从未得到应有关注的加拿大小说家撰写条理分明、希望是有趣的传记。如果没有富兰克林，如果我们没有谈起有关文学名望的问题，我想我不会开始这份工作。我出生在苏格兰，其实并不了解任何加拿大作家。
我从不认为富兰克林或任何诗人应该得到我给予小说家的那种同情，我的意思是，给予他们逐渐衰退、甚至已经消失的地位的同情。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也许我认为诗歌本身就是目的。
我喜欢这份工作，我认为它值得去做，多年教学生涯之后，我很高兴能够掌控全局，享受安静。但也许会有某个时候，比如下午四点左右，我想放松一下，并且有人陪伴。
在一个阴沉憋闷的下午，大约就在四点，一个女人拎了一大包化妆品来到我家门前。如果在其他任何时候，我不会高兴见到她，但当时我很高兴。她叫格温。她说她之前没有来拜访过我，因为她听说我不是那种会买化妆品的人。
“无论听了些什么，”她说，“不管怎样，我想还是让她自己来发表意见吧，她只需要说不。”
我问她要不要喝一杯我刚刚煮好的咖啡，她说当然。
她说反正她已经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了。她叹着气放下沉重的化妆品。
“你不化妆。如果我不推销化妆品，我也不化。”
如果她没有这么说，我还以为她和我一样是素面朝天呢。没有粉饰，皮肤灰黄，嘴巴周围有一圈令人吃惊的皱纹。眼镜放大了她的眼睛，眼睛是非常淡的蓝色。唯一惹眼的是稀疏的黄铜色头发剪成的刘海，遮住了前额。
也许被请到家里来让她感到有些不自在。她的眼神不停地跳跃着环顾四周。
“今天真冷。”她说。
然后急切地说：“我看这儿没有烟灰缸，是不是？”
我从橱柜里找出一只。她拿出香烟，如释重负地往后一靠。
“你不抽烟？”
“以前抽。”
“每个人不都是嘛。”
我给她倒了咖啡。
“黑咖啡，”她说，“哦，这可真是好东西啊。我希望没有打断你刚才在做的事。你在写信？”
我发现自己在向她讲述那些被忽视的作家，甚至提到了目前正在写的那个作家的名字。玛莎·奥斯坦索，她写了一本书叫《野鹅》，还有一大批被遗忘的作品。
“你是说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被印出来？比如印在报纸上？”
印刷成书，我说。她有些怀疑地吸了一口气，我意识到自己想告诉她一些更有趣的事情。
“人们认为这部小说的部分内容是她丈夫写的，但奇怪的是他的名字却没有出现。”
“也许他不想被人取笑，”她说，“你知道，他们会怎么想一个写书的家伙。”
“我从没想过这一点。”
“但他不会介意拿钱的，”她说，“你知道男人是什么样的。”
然后她开始笑起来，摇了摇头，说：“你一定是个聪明人。等我回去告诉家里人，我看见了一本正在被写的书。”
为了让她不再谈论这个开始让我感到尴尬的话题，我问她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有很多人，我没弄清楚，也许是没有费心去弄清楚。我不太确定这些人被提到的顺序，只知道她丈夫最后一个被提到，他已经死了。
“去年。不过他不是我的合法丈夫。你知道。”
“我丈夫也一样，”我说，“但他还活着，我的意思是。”
“是吧？现在有很多人都这么做，对不对？过去大家的态度是，哦天啊，真可怕，而现在只是，管他们呢！有些人住在一起，一年又一年，最后，哦，我们要结婚了。然后你就想，为什么啊？为了礼物吗，还是仅仅想要穿上白色婚纱，打扮得花枝招展？那真可笑，我简直要笑死了。”
她说她有个女儿，历经了那一整套花哨闹腾的过场，那对她可真有好处，因为现在她进了大牢，罪名是非法交易。愚蠢。是那个和她结婚的男人把她弄进去的。所以现在她得推销化妆品，还要照顾女儿的两个孩子，没有别人可以照顾他们。
她告诉我这些的时候似乎都情绪很好。但当她谈到另一个相当成功的女儿的时候——那个女儿是个注册护士，现在已经退休，住在温哥华——她变得犹犹豫豫，烦躁不安。
那个女儿想让妈妈抛下所有这些事，去和她一起住。
“但我不喜欢温哥华。其他每个人都喜欢温哥华，我知道。我就不喜欢。”
不。 其实问题是，如果她去和那个女儿一起住，她就得戒烟。问题不在温哥华，而在戒烟。
我买了些能够让我恢复青春容颜的护肤霜，她答应下次把产品带来。
我对富兰克林说了所有关于她的事。格温，这是她的名字。
“那是另一个世界。我很喜欢和她说话。”我说。说完之后我又不太喜欢自己这么说。
他说也许我需要多出去走走，申请点代课工作。
她很快就带着护肤霜来了，我很惊讶。毕竟我已经付了钱。她甚至没有试图卖给我更多的产品，看上去她几乎是松了一口气，而不是在使用一种推销策略。我又煮了咖啡，我们和上次一样自在地，甚至有些急迫地交谈。我给了她一本我写玛莎·奥斯坦索的时候用来参考的《野鹅》。我说她可以留着这本书，系列传记出来后我会有另一本。
她说她会读这本书。无论如何。她不知道她是否完整地读过一本书，因为她太忙了，但这一次她保证读完。
她说她从没有遇到过像我这样的人，如此有教养，如此随和。我感到有点受宠若惊，但同时又小心谨慎，就像你意识到某个学生迷恋上你时一样。接着我感到了尴尬，似乎我没有权利有如此的优越感。
她出去发动汽车时天已经黑了，她没法把车启动。她试了一次又一次，引擎发出乐意工作的声音，然后停了下来。这时富兰克林进了院子，却没法把车开过来，我急忙去告诉他出了什么问题。她看见他过来时从驾驶座上下来，开始解释，说这辆车最近一直像个淘气鬼似的对她耍脾气。
他试图让车发动，与此同时我们站在他的卡车旁边，不碍他的事。他也没法解决问题。他进屋去给村里的修理厂打电话。她不想再进去了，虽然外面很冷。家里有男主人在，似乎让她变得沉默寡言。我和她一起等着。他来到门口对我们说修理厂关门了。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请她留下来吃晚饭，在家里过夜。她感到非常抱歉，坐下来又点了一根烟之后，她感到轻松了一些。我开始拿东西出来准备做晚饭。富兰克林去换衣服。我问她想不想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她说，是的，最好打个电话。
我在想也许家里能有人来接她回家。我可不希望整晚都和她说话，富兰克林坐在那里听。当然，他可以去自己的房间——他不愿意管那个房间叫他的书房——但我会感觉把他赶走是我的错。而且我们会想看新闻，而她会想在看新闻的时候聊天。甚至我最聪明的女性朋友也会这么做，而他讨厌这样。
或者她也许会安安静静地坐着，感到特别的不知所措。同样糟糕。
似乎没有人接电话。于是她给隔壁邻居打了电话——孩子们在邻居家里——她满含歉意地笑了很多次，然后和孩子们说话，督促他们乖乖表现，然后对留孩子们过夜的人做了很多保证，表示了衷心感谢。原来这些朋友明天得出门去一个地方，因此孩子们也得和他们一起去，终究这不是很方便。
她挂上电话时富兰克林正回到厨房。她转过身来对我说，出门的事可能是他们编的，他们就是那样的人。不管在他们需要时她帮了他们多少忙。
这时她和富兰克林同时吃了一惊。
“哦老天爷。”格温说。
“不，不是老天爷，”富兰克林说，“是我。”
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们怎么会没认出来呢，他们说。我想，他们意识到张开双臂互相拥抱是不合适的。他们做了一些奇怪而不连贯的动作，仿佛他们得环顾四周，确定这是真的。并且用嘲弄和惊愕的语调重复对方的名字。而且不是我以为他们会叫出的名字。
“弗兰克。”
“多莉。”
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格温，格温德琳，的确可以被开玩笑地叫成多莉。
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宁愿被叫作弗兰克而不是富兰克林。
他们没有忘记我，至少富兰克林没有忘记，除了那一瞬间。
“你听我提到过多莉对不对？”
他的声音在坚持让我们回到正常状态，而多莉或格温的声音却在坚持强调他们找到对方这个巨大的甚至超自然的玩笑。
“我无法说出上一次听见有人叫我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别人知道我叫这个名字。多莉。”
现在，奇怪的是，我开始和他们一起感到高兴。因为奇迹必须在我眼前变成快乐，而这正是眼前所发生的事。整个发现必须迅速转向。显然我太急于参与其中，于是拿出了一瓶酒。
富兰克林现在已经不喝酒了。他以前就喝得不多，后来完全戒了。因此必须由格温和我一起以刚刚发掘出来的高昂情绪喋喋不休地说话，解释，不停地谈论事情的偶然性。
她告诉我她认识富兰克林的时候是个育婴保姆。她在多伦多工作，照看两个英国孩子，父母把他们送到加拿大来躲避战争。家里还有其他帮佣，所以大多数晚上她都可以休息，于是她会出去玩个痛快，哪个年轻女孩不这么做呢？她遇见富兰克林时，他就要被派往海外了，正在最后一次休假之中。你可以想象，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疯狂的日子。他也许给她写过一两封信，但她太忙了，没时间回信。后来战争结束了，她尽快上了船，送两个英国孩子回家。在船上她遇到一个男人，后来和他结了婚。
但那段婚姻没能维持下去，战后的英国太死气沉沉，她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于是回了家。
她的这段生活我之前不知道。但我的确知道富兰克林和她在一起的两个星期，而且，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很多人都知道。至少，如果他们读诗的话。他们知道她的爱是多么慷慨，而他们不知道但我却知道的是，她相信自己不会怀孕，因为她有一个孪生姐妹，她把这个已经死去的姐妹的头发装在一个挂坠盒里，戴在脖子上。她有各种各样诸如此类的念头，还在富兰克林赴海外时送给他一颗有魔力的牙齿——他不知道那是谁的牙齿——保佑他平安。他立刻就把那颗牙弄丢了，但他的命却保住了。
她还有一个规矩，如果她跨下路牙时迈错了脚，那一整天都会很糟糕，必须回去重跨一次。她的习惯让他着迷。
说实话，我听说这件事时私下里一点儿也没有着迷。我当时认为只要一个姑娘足够漂亮，男人就会被她固执的怪癖迷住。当然那现在已经不流行了。至少我希望是如此。对女性幼稚的智力感到高兴。（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过去，就在不久的过去，女人从来不教数学。她们的智力不足以教数学。）
当然，那个女孩，我曾缠着他告诉我的那个充满魅力的女孩，也许大体上是他编造出来的。她可以是每个人的想象。但我不这么认为。她是她自己轻狂选择的结果。她太爱她自己了。
自然，我对他告诉我的这些事和他将之写进诗里的事只字不提。大多数时候富兰克林也对与此相关的事避而不谈，除了偶尔说起在喧闹的战争年代多伦多是什么样子，愚蠢的禁酒法令，或者教会游行的闹剧。如果我原本认为他也许会在此刻把自己的作品送给她做礼物，那么似乎我错了。
他累了，去睡了。格温或者多莉和我在沙发上为她铺了床。她坐在沙发边抽最后一根烟，边抽边告诉我别担心，她不会把房子烧掉的，她从来不在抽完烟之前睡下。
我们的房间很冷，窗户比平常开得大。富兰克林睡着了。是真的睡着了，如果他装睡我一定能看出来。
我讨厌睡觉时心里知道桌上还有没洗的碗盘，但我突然感到很累，不愿意让格温和我一起洗碗，我知道她一定会帮忙的。我打算一大早起来收拾。
但我醒来时天已经大亮，厨房里传来清脆的叮叮当当声，飘来早餐和香烟的气味。还有说话声，我以为说话的会是格温，但却是富兰克林。我听见她因为他说的一句什么话在笑。我立刻起身，匆匆穿上衣服，梳好头发，通常这么早我不会费神梳头。
昨天晚上那种安全和愉悦的感觉已经完全离我而去。我下楼时弄出很大的声响。
格温正站在水池边，滴水板上放着一排闪闪发亮的干净的玻璃罐。
“碗盘都是手洗的，因为我怕不会用你的洗碗机，”她说，“后来我找到了上面这些罐子，就想不如把它们一起洗了。”
“这些罐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洗了。”我说。
“是的，我想是这样。”
富兰克林说他已经出去又试了一次，还是没能发动汽车。不过他已经联系上了修理厂，他们说下午会派人来看。但他想与其枯等他们来，不如他把车拖过去，这样早晨他们就可以修了。
“给格温一点时间把厨房其他地方也清理一下吧。”我说，但他们两人都没注意到我的玩笑话。他说不行，格温最好和他一起去，他们会想和她谈谈，因为那是她的车。
我注意到他说格温这个名字有点困难，他得避开多莉这个名字。
我说我是在开玩笑。
他问需不需要他给我做早餐，我说不用了。
“她的身材保持得多好啊。”格温说。不知怎的，甚至这句赞美也成了可以让他们一起笑的一件事。
他们俩都没有表现出了解我的感受的样子，尽管我感到自己的表现非常奇怪，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像冷淡的嘲弄。他们对自己太全神贯注了，我想。那是一种我不知道从何而来的表达。富兰克林出去准备拖车时她也跟了出去，仿佛一刻也不愿意让他离开视线。
她走出去时回头大声说她对我感激不尽。
富兰克林按响喇叭，向我告别，他平常从来不这么做。
我想跟在他们后面追上去，把他们砸成碎片。我在家里踱来踱去，一个令人极度兴奋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地占据了我的心。我已经非常清楚我该做什么了。
很快我就出门上了车，把家门钥匙从前门的投信口丢了进去。我带了一只箱子，虽然我已经差不多忘记自己在箱子里装了什么。我留了一张简短的便条，说我要去核实一些关于玛莎·奥斯坦索的情况，然后开始写一段长一些的留言，是给富兰克林的，我不想让格温和他一起回来时看见，因为她一定会和他一起回来的。留言说他一定要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唯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欺骗，或者说自我欺骗。除了他承认自己想要什么，没有别的办法。让我看着这一切，这太荒唐太残忍，因此我走开。
我接着说，毕竟没有任何谎言比我们对自己说的谎言更加糟糕，不幸的是，接下来我们不得不不断说谎，才能把令人恶心的东西压在肚子里，让我们活活被吞噬，这一点他很快就会发现。诸如此类的话，一种痛斥，在如此短的便条里变得有些里唆，杂乱无章，越来越缺乏尊严，没有风度。现在我明白，这段话必须重写，然后才能让富兰克林看见，因此我得把便条带着，随后再寄给他。
在车道尽头我拐上与村子和修理厂相反的方向，很快我似乎就沿着一条主干道朝东开去。我要往哪里去？如果不很快拿定主意，我就会开到多伦多了，在我看来，在那里我不但找不到可以躲藏的地方，反而一定会遇上和我过去的幸福以及富兰克林有密切联系的地方和人。
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掉头朝科堡开去。那是一座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去过的小镇。
还不到中午。我在镇中心的一家汽车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我从正在打扫前一晚客人住过的房间的女服务员身边走过。我的房间昨晚没有人住，很冷。我打开暖气，决定出去走走。而当我开门的时候，却开不动。我浑身发抖，站立不稳。我锁上门，穿着衣服上了床。我还在发抖，于是把被子一直拉到耳朵边。
我醒来时，已经是阳光灿烂的下午，我的衣服被汗湿了，紧紧地贴在身上。我关了暖气，在箱子里找了衣服换上，然后出了门。我走得很快。我饥肠辘辘，却感觉自己不可能放慢脚步，或者停下来吃饭。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非不同寻常，我想。在书本里不是，在生活中也不是。应该有，也一定有，应对这种事的被用滥了的办法。比如像这样走路，当然。但你不得不停下来，甚至在这么小的镇子上你也得停下来，避让车辆，等红灯。还有笨拙地四处走动的人，一会儿停，一会儿走。还有一群群的学生，就像我曾经维持秩序的那些学生一样。为什么有这么多学生，像白痴一样大喊，尖叫，他们的存在是多余的，完全没有必要。到处都是扑面而来的侮辱。
所有的店铺和招牌都是一种侮辱，所有汽车停下和发动的噪音。到处都在宣告，这就是生活。仿佛我们需要它一样，更多的生活。
在店铺终于渐渐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小木屋。空置着，窗户上钉着木板，等着被拆毁。这是以前人们在不太重要的节日里留宿的地方，在汽车旅馆出现之前。接着我想起来自己也住过。是的，在它们沦为——也许当时是淡季——人们下午出来偷情的地方时，我也曾经是其中之一。那时我还是实习老师，如果不是那些如今在窗户上钉了木板的木屋，我甚至不会记得就是在这座镇子上。那个男人是个老师，年纪比我大。家里有太太，毫无疑问还有孩子。会有人受到伤害。她一定不能知道，那会让她心碎的。但我一点儿都不在乎。就让它碎吧。
如果尽力回忆，我会记得更多，但不值得那么做。不过这让我将脚步放慢到正常速度，转身朝汽车旅馆走去。梳妆台上放着我写好的信。信封已经封口，但没有贴邮票。我再次出门，找到邮局，买了一张邮票，把信封扔进了它该去的地方。几乎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不担忧。我原本已经把它留在了桌上，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结束了。
散步时我曾经注意到一家餐馆，要下几级台阶才能进去。我又找到那家餐馆，看了看贴在外面的菜单。
富兰克林不喜欢在外面吃饭。我喜欢。我又走了一会儿，这次是以正常的速度，等着餐馆开门。我在一家店铺橱窗里看见一条喜欢的围巾，我想应该进去买，它应该很适合我。但当我把它拿起来后又不得不放下了。那种丝绸的手感让我恶心。
在餐馆里，我喝了酒，等上菜等了很长时间。餐馆里几乎没有顾客，他们刚开始安置晚上表演的乐队。我走进洗手间，惊讶地发现自己看上去和平常完全一样。我想知道有没有可能某个男人，某个老男人，会想与我结识。这个想法很荒诞，不是因为他可能的年龄，而是因为我脑子里除了富兰克林之外不可能想到任何男人，永远不可能。
菜上来后我几乎什么都吃不下。不是菜的问题。只是那种一个人坐在那里独自吃饭的奇怪感觉，那种令人目瞪口呆的孤独，那种不真实感。
我想到了要带安眠药，尽管我几乎从来不吃。实际上那药已经放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它们还有没有效果。事实是有——我睡着了，一次也没有醒，一觉睡到早晨六点。
几辆大卡车已经开始离开汽车旅馆的停车位。
我知道自己在哪里，我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穿上衣服，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旅馆。我几乎无法忍受前台那个女人友好的闲谈。她说过会儿要下雪。小心，她对我说。
高速公路上的车已经开始多了起来。后来又出了一场交通事故，通行速度更慢了。
我想富兰克林也许正在外面找我。他也可能出事。我们也许再也见不到对方了。
我没有想到格温，她在我心里只是一个挡在我们之间制造荒唐问题的人。她粗短的腿，她可笑的头发，她那圈皱纹。可以说是一幅漫画，一个你不能责怪也永远不应该认真对待的人。
后来我回家了。我们的房子没有变。我拐上车道，看见了他的车。感谢上帝他在那儿。
我确实注意到车没有停在平时停的地方。
原因是另一辆车，格温的车，正停在那里。
我无法吸收这个画面。一路上当我想到她的时候，我把她想成一个已经被放在一边的人，一个第一次打扰之后不可能仍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角色的人。我回家了，他也安全地在家里，我的心里仍然充满了由此带来的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被自信所包围，我的身体已经准备好跳下车，朝家里跑去。我甚至已经在找家门钥匙，因为我忘了自己已经把钥匙丢进门里了。
不管怎样，我不需要钥匙了。富兰克林正在开门。他没有惊讶地或者松口气地叫出来，甚至当我下了车，朝他走过去的时候也没有。他只是从容不迫地走下台阶，当我走到他身边时，他的声音阻止了我。他说：“等一下。”
等一下。当然。她在里面。
“回到车上去，”他说，“我们不能在外面说话，太冷了。”
我们上了车后，他说：“生活完全令人难以预料。”
他的声音异乎寻常的温柔且悲伤。他没有看我，而是直直地瞪着前面的挡风玻璃，瞪着我们的房子。
“说对不起是没有用的。”他对我说。
“你知道，”他接着说，“甚至跟这个人本身没关系。这就像一种气息。一道符咒。呃，当然，其实问题就在于这个人，但是这种气息围绕着他们，从他们的身上散发出来。或者说是他们身上有——我不知道。你明白吗？这就像日食或者什么一样给人带来的冲击。”
他摇了摇低垂的头。充满悲痛。
他在渴望谈论她，你可以看出来。但是这么一段滔滔不绝的讲话通常一定会让他感到不舒服。就是这一点让我丧失了希望。
我感到自己非常冷。我想要问他有没有告诉对方这个转变。然后我想，他当然提醒了，她就和我们在一起，在厨房里和那堆她擦得亮闪闪的东西在一起。
他陶醉的模样如此令人沮丧。就像其他任何人陶醉的模样一样。令人沮丧。
“别再说了，”我说，“别说了。”
他转过头，第一次看着我，声音里那种奇异的静默消失了。
“天哪，我在开玩笑，”他说，“我以为你会懂。好了。好了。哦，看在上帝的分上，闭上嘴巴。听着。”
因为此刻我正在愤怒又宽慰地大吼大叫。
“好了，我刚才有点生你的气。我想让你难过。我回到家里，你就这么走了，我该怎么想？好了，我是个浑蛋。停下来。停下来。”
我不想停下来。我知道现在没事了，但是大吼大叫太让人舒畅了。而且我发现了新的不满。
“那她的车为什么在这儿？”
“他们没办法修，这是一堆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