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
译者注：亚伯拉罕是《圣经》中的人物。亚伯拉罕受到了上帝的召唤，离开家乡前往迦南地区。上帝承诺把这片土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里也被称为“应许之地”。
一旦确认了父系的生理事实，一种全新的元素就会加入父爱中，这种元素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导致了父权社会的形成。一旦父亲意识到孩子是他的“种子”(这是《圣经》中的说法)，他对孩子的感情就会被两个因素加强：对权力的热爱、对超越死亡的渴望。一个男人的后代所取得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的成就；后代的生命就是他生命的延续。抱负不再终结于坟墓，而是可以通过后代的职业生涯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例如，想象一下，当亚伯拉罕被告知他的子嗣将拥有迦南的土地时，他会多么心满意足。 在母系社会中，只有女性对家庭有抱负。由于女性不参与战斗，所以她们的家庭抱负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比男性更小。因此，人们一定会认为：相比于母系社会，父职的发现将使人类社会更加争强好胜，更加精力充沛，更加动荡，也更加忙碌。
译者注：维多利亚时代，指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的英国历史时期，大致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
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假设。除此之外，坚持妻子要保持忠贞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新理由。嫉妒的纯本能因素并不像大多数现代人想象的那么强烈。嫉妒在父权社会中有极其强大的力量，这是因为男人担心伪造血统。下面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厌倦了妻子并深爱着情妇的男人，发现妻子的爱慕者比发现情妇的爱慕者更能让他产生嫉妒。婚生子女是男性自我的延续，他对子女的爱是一种利己主义。另外，如果那个孩子不是婚生子女，这个假定的父亲就会被欺骗着照顾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因此，父职的发现导致了女性的屈从，它被认为是确保女性忠贞的唯一手段——首先是身体上的屈从，然后是精神上的屈从，后者在维多利亚时代 达到了顶峰。由于女性的屈从地位，在大多数文明社会中，丈夫和妻子之间没有真正的情谊，他们的关系一直是一方至高至伟，另一方尽职尽责。男人所有的严肃想法和目的都藏在心里，因为强烈的想法可能会招致妻子的背叛。在大多数文明社会中，女性几乎完全无法接触社会和公共事务。人们有意地愚化她们，从而使她们保持无趣。从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他和他的朋友认为男性是严肃爱情的唯一合适对象。不足为奇的是，有人认为体面的雅典女性无法了解柏拉图等人感兴趣的任何话题。直到近代的中国和波斯诗歌鼎盛时期的波斯，以及其他的许多时代和许多地方，都存在完全相同的情况。爱情作为男女间的一种关系，由于确保婚生子女的渴望而遭到了破坏。不仅爱情成了牺牲品，就连女性能为文明做出的一切贡献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受到了阻碍。
随着确认后代的方式发生变化，经济制度自然也发生了变革。在母系社会中，男性继承舅舅的财产；而在父系社会中，男性继承父亲的财产。父系社会中的父子关系比母系社会中的任何男性关系都要更亲密，因为正如我们所见，我们认为理应属于父亲的职能，在母系社会中被分配给父亲和舅舅：关爱和监护来自父亲，权力和财产来自舅舅。所以，相比于更原始的家庭，父系家庭中的成员联系显然更紧密。
似乎直到父权制的引入，男人才开始渴望他们的新娘是处女。在母系社会中，年轻女子像年轻男子一样自由地沉醉于放荡的生活。但在一个致力于说服女人相信“所有婚外性行为都是邪恶行为”的社会中，这种情况是不被容忍的。
编者注：本书的初版时间为1929年。这里所述的内容是罗素对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中国的观察。译者注：本段的许多引文出自《圣经》。“儿子反抗父亲”出自《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五节，原文是“因为我来是叫人不和：儿子反他的父亲，女儿反她的母亲，儿媳反她的婆婆”。“后裔繁增”出自《创世记》第二十六章第四节，原文是“我要使你的后裔繁增，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繁衍增多”出自《创世记》第九章第一节，原文是“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繁衍增多，遍满了地”。(本书中涉及《圣经》的译文，均参考了恢复本。)
发现了“父亲”存在的事实后，父亲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它。文明史主要是一部父权逐渐衰落的历史，在大多数文明国家，父权的顶峰发生在有历史记录之前。祖先崇拜似乎是早期文明的一个普遍特征，它在中国和日本延续至今。父亲对他的孩子有绝对的权力。在许多情况下，比如在罗马，父亲甚至可以决定孩子的生死。所有文明社会的女儿和许多国家的儿子，必须获得父亲的同意才能结婚，而且通常是由父亲决定儿女的结婚对象。女人在一生中都没有任何自主性，先是屈从于她的父亲，后来屈从于她的丈夫。与此同时，婆婆可以在家中行使近乎专制的权利，她和儿子、儿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儿媳完全屈从于她。直到今天 ，中国年轻的已婚妇女因为婆婆的虐待而被迫自杀的不在少数。这种在中国仍然可以看到的现象，实际上曾经普遍存在于欧洲和亚洲文明，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耶稣说“儿子反抗父亲”“儿媳反抗婆婆”，他想到的正是在远东仍然存在的家庭。父亲首先凭借自己的优势力量获得权力，宗教又加强了这种权力，大多数形式的宗教信仰可以被定义为“神支持政府”。祖先崇拜或类似的东西非常普遍。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教的宗教观念浸透着父职的威严。君主和贵族的社会组织、继承的制度，无一不是建立在父权的基础上。早期的经济动机支持父权制。从《创世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男人多么渴望“后裔繁增”，而拥有众多子孙对他们来说多么有利。多生孩子和多生牛羊一样有益。所以在那些日子，耶和华吩咐男人“繁衍增多”。
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曾经劝诫人们关注个人利益的宗教戒律开始变得令人生厌。罗马繁荣之后，富人不再拥有大家庭。在罗马辉煌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古老的名门贵族不断地消亡，虽然道德家的劝诫从未消失，但当时的那些劝诫和现在一样完全无用。离婚变得简单而常见；上层阶级的女性获得了几乎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父权制日渐衰落。这些发展与今天的发展非常相似，但当时仅限于上层阶级，那些不够富裕、无法从中获利的人对此感到震惊。相比于我们现今的文明，古代的文明由于受限于很小的人口比例而遭受破坏。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它在存续期间很不稳定，并最终屈服于自下而上的巨大迷信力量。基督教和野蛮人的入侵摧毁了希腊-罗马的思想体系。虽然父权制被保留下来，并且相比于罗马贵族制度，它在一开始甚至还得到了加强，但它也不得不适应一种新的元素，即基督教的性观念，以及从基督教的灵魂和救赎学说中衍生出来的个人主义。在生物层面上，没有哪个基督教社会像古代文明和远东文明那样坦率。此外，基督教社会的个人主义逐渐影响了基督教国家的政策，而关于个人不朽的承诺，减少了他们对延续后代的兴趣——这曾经是他们认为的可能最接近不朽的方法。尽管现代社会仍然是父系社会，尽管家庭仍然存在，但它对父系的重视远不如古代社会。家庭的力量也远不如前。男人的希望和抱负，如今已经完全不同于《创世记》中的先祖。他们希望通过在国家中的地位，而不是通过拥有众多的后代来实现伟大。这种变化是传统道德和神学的影响力大不如前的原因之一。然而，这种变化本身也是基督教神学的一部分。要弄清楚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我们接下来必须考察宗教如何影响人们对婚姻和家庭的看法。
三个圈专家伴读
道德标准可能是少数群体的独断或偏见
【三个圈专家伴读】
道德标准可能是少数群体的独断或偏见
杜素娟
在这一章，罗素讨论了道德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同样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的相对性，那就是有些道德来自掌握话语权的群体的独断或偏见。罗素提到，在大部分农业和畜牧社会，“生产”是很重要的，农业生产需要人口，人口需要生育，所以，人类的性行为基本都是受到鼓励的，就连宗教都是基于生殖崇拜产生的。
既然如此，认为性行为肮脏且罪恶的道德观点又从何而来呢？罗素把该观点的来源总结为嫉妒和性疲劳。
“嫉妒”来自父权制激发出来的男性对于女性的占有欲。试图占有越来越多女性的生物本能，变相体现为父权家庭中高高在上的男性对于女性的独占欲和控制欲。当这些欲望无法被满足时，人们就有可能将自己无法控制的性关系和性行为视为邪恶的。特别是拥有话语权但性能力变弱的年老群体，更容易产生这种对性行为的厌恶。握有话语权的群体是规训的制定者，他们对于性的厌恶，非常容易以道德的方式固定下来。
“性疲劳”同样来自父权制给予男性的过度的性权利，一夫多妻制和娼妓制度的出现，是男性握有过度性权利的表现。而女性无论是家庭中的妻妾，还是家庭外的娼妓，都需要靠无条件地取悦和迎合男性的性要求来赚取生活的资本，这就造成男性群体特别是社会上层的男性群体对性的要求几乎没有障碍，甚至出现了任意的纵欲。罗素认为，当人的性欲被极度放纵而没有障碍的时候，就会对性行为产生疲倦和厌恶的情绪。从历史上来看，这就是禁欲主义思想在荒淫纵欲的社会中特别容易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这种对于性欲的厌恶和憎恨，最终在宗教伦理中确定下来，变成了明确的禁欲倾向。如果理解这一点，也许可以帮助人们更理性地看待性的羞耻感从何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