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生殖器崇拜、禁欲主义和罪
译者注：“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是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在《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提出的概念，它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相似律”的顺势巫术，比如涉及脚印、衣服的巫术；另一种是基于“接触律”的接触巫术，比如涉及头发、指甲的巫术。本书中主要是指前一种。原书注：V.F.Claverton和S.D.Schmalhausen编辑，Havelock Ellis作序，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出版，1929。译者注：罗伯特·布里福，法国外科医生，后来以社会人类学家、小说家的身份而闻名，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与马林诺夫斯基通信辩论婚姻制度，也曾与伯特兰·罗素通信。在《文明中的性》一书中，布里福撰写的篇目为《宗教中的性》。
在父系的事实被发现之后，宗教对性的问题一直有极大的兴趣。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宗教关注的就是一切神秘而重要的事物。在农业社会和畜牧社会的初期，人们最看重的事情就是多产，无论是庄稼、牛羊还是女人。庄稼并不总是茂盛，性交并不总会怀孕。为了获得理想的结果，人们求助于宗教和巫术。根据交感巫术 的通常观念，人们认为可以通过促进人类的生育力来增强土壤的肥力。在许多原始社会中，生育力本身就是目的，各种宗教和巫术仪式促进了这一点。古埃及的农业似乎兴起于母系社会结束之前，当时宗教中的性元素与男性生殖器无关，而是与女性生殖器有关——人们认为贝壳的形状让人联想到女性生殖器，因此认为贝壳具有魔力，把它当成货币。然而，当这个时期过去后，在后来的埃及，就像在大多数古代文明那样，宗教中的性元素采取了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形式。在《文明中的性》(Sex?in?Civilisation) 一书中，罗伯特·布里福(Robert?Briffault) 撰写的一个章节非常精彩地概述了这方面一个最显著的事实：
原书注：布里福，《文明中的性》，第34页。
在每个地区和每个时代，(他写道)农业节日，尤其是涉及播种和收获的农业节日，我们都能看到允许普遍性交的最明显的例子……阿尔及利亚的农业人口痛恨对女性的放荡行为施加的任何限制，理由是所有强制执行性道德的企图都会影响农业活动。雅典的播种节以一种弱化的形式保留了生育巫术的原始特征。妇女手拿着男性生殖器象征物，嘴里讲着污言秽语。农神节是罗马的播种节，现已被南欧的狂欢节取代，后者的男性生殖器象征物与流行于苏族、达荷美族的男性生殖器象征物差别不大，在最近几年已成为明显的特征。
原书注：在毛利人国家，“月亮是所有女性的永久丈夫或真正丈夫。根据我们祖先和长辈的知识，丈夫和妻子的婚姻是无关紧要的，月亮才是真正的丈夫”。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存在类似的观点，显然，这种观点代表了从不知道父系到完全了解其重要性的过渡。引自布里福，《文明中的性》，第37页。译者注：耶稣诞生的日子即圣诞节，大部分地区的圣诞节在12月25日，与冬至(12月21日或22日)并不在同一天。耶稣复活的日子即复活节，定在每年过春分月圆之后第一个星期日。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人们认为月亮(被认为是阳性的)是所有孩子的真正父亲。 这种观点当然与月亮崇拜有关。在月亮祭司和太阳祭司以及在阴历和阳历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冲突，但这与我们的主题没有直接联系。历法一直在宗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8世纪之前的英国和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人们一直在使用不准确的历法，因为他们认为格里高利历是天主教的历法。类似地，信奉月亮崇拜的牧师提倡使用非常不准确的阴历，因此阳历的胜利是缓慢的，而且是局部的。在埃及，这一冲突甚至曾经导致了内战。人们可能会认为，该冲突涉及“月亮”一词是阳性还是阴性的语法争议——德语中的“月亮”直到今天仍然是阳性的。太阳崇拜和月亮崇拜都在基督教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因为耶稣的诞生发生在冬至，而他的复活则发生在满月。 虽然我们不应该草率地断言原始文明具有某种程度的理性，但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发生在哪里，太阳崇拜者的胜利都是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太阳对庄稼的影响比月亮更大。因此，罗马的农神节一般在春天举行。
译者注：这里的古代(antiquity)指的是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或者泛指中世纪之前的欧洲历史。教父(Fathers)也被称为“天主教早期教父”，是基督教早期的宗教作家和神学家的统称，他们的著作有一定的权威，对后世的基督教教义有深远的影响。
古代所有的异教中都有大量的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元素，这些元素为异教的教父们提供了许多论战的武器。 尽管他们争论不休，但男性生殖器崇拜的痕迹在整个中世纪一直存在，直到新教最终成功地消灭了它的所有残迹。
原书注：布里福，《文明中的性》，第40页。
佛兰德斯和法国有不少“崇拜男性生殖器的圣徒”，比如布列塔尼的圣吉尔斯、安茹的圣勒内、布尔日的圣格勒吕雄，以及圣勒尼奥和圣阿诺。在法国南部最受欢迎的是圣福丁，据说他是里昂的第一位主教。他在昂布兰的圣殿被胡格诺派教徒摧毁；当人们从废墟中抢救出这位圣人的惊人的男性生殖器时，它已经被大量的葡萄酒染成了红色，因为他的崇拜者习惯于在上面浇葡萄酒，然后把它当成治疗不育和阳痿的良药。
圣妓是古代的另一种非常普遍的制度。在一些地方，平时受人尊敬的女性在寺庙中与一位祭司或者偶遇的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在另一些情况下，女祭司本身就是圣妓。也许所有这些习俗都是源自人们试图通过神的恩惠确保女性的生育力，或者通过交感巫术确保庄稼的生产力。
原书注：《人类婚姻史》(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第151页之后。译者注：伊壁鸠鲁主义相当于“享乐主义”，其核心理念可以理解为“快乐是最大的善”，它的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前341—前270)。斯多亚主义的核心理念可以理解为“美德是唯一的善”，它的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约前336—约前264)。后文的新柏拉图主义的核心理念可以理解为“上帝是至高的善”，它的创始人是罗马哲学家萨卡斯(约175—242)和他的学生。译者注：基督教的《伪经》(Ap ocrypha)是指公元前200年到公元200年的一些犹太著作，其作者不能完全确定。《伪经》中的教义虽有参考价值但包含错误，因此犹太人拒绝把它们收入正典之中。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考虑的是宗教中的促性因素(pro-sexual?elements)。然而，反性因素从很早就开始与其他因素共存，并且最终，凡是基督教或佛教盛行的地方，反性因素都完全战胜了它们的对立面。韦斯特马克举了很多个例子，解释了他所谓的“奇怪想法，即婚姻和性关系一样存在着一些肮脏罪恶之事” 。在世界上差异极大、远离基督教或佛教的地方，都存在让祭司或女祭司发誓独身的仪式。犹太教的艾赛尼派认为所有的性交都不纯洁。古代的一些最敌视基督教的圈子似乎也支持这种观点。罗马帝国确实有一种普遍的禁欲主义倾向。伊壁鸠鲁主义几乎绝迹，有教养的希腊人用斯多亚主义取代了它。 《伪经》 中的许多段落提出了一种对待女性如僧侣般的态度，完全不同于《旧约》中强烈的男子气概。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禁欲程度几乎与基督徒相同。“物质是邪恶的”这一教义从波斯传到西方，并带来了一种信仰：所有的性交都不纯洁。虽然不那么极端，但这的确是教会的观点。我将在下一章讨论教会的问题。很显然，人们在某些情况下会自发地产生对性的恐惧，就像更常见的性吸引力，这种恐惧也是一种自然的冲动。我们必须考虑这一点，并且从心理上理解这一点，才能评价什么样的性制度最有可能满足人的本性。
首先要说的是，认为信仰是这种态度的来源，这是没有意义的。这类信仰最开始一定是源自某种情绪。的确，信仰的存在会延续这种情绪，或者至少延续符合这种情绪的行为，但它们几乎不可能成为反性态度的根本原因。我认为，反性态度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嫉妒和性疲劳。只要出现了嫉妒，哪怕它只有一丝一毫，都会让我们反感性行为，憎恶性欲。一个完全受本能驱使的男人如果能够为所欲为，他会让所有的女人都爱他，而且只爱他一个人。这些女人对其他男人的爱，会在他身上激起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很容易转化为道德谴责。特别是当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时，情况更显著。例如，我们发现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充满激情。莎士比亚眼中的理想女性是这样的：她是因为责任感才接受丈夫的拥抱，但她不会考虑拥有一位情人，因为她不觉得性交是一件愉快的事，她之所以忍受性交，完全是出于道德法则的要求。如果一位受本能驱使的丈夫发现妻子背叛了他，就会对她和她的情人充满厌恶，并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性都是糟糕的。当他因为纵欲或衰老而变得阳痿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在大多数社会中，老年人的意见比年轻人的更有分量，因此关于性问题的“标准答案”自然不是来自那些头脑发热的年轻人。
性疲劳是文明带来的一种现象，它肯定不存在于动物之中，在蛮野人中也非常少见。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不太可能出现严重的性疲劳，因为大多数男人都需要新鲜感的刺激才能放纵生理上的欲望。当女性可以自由拒绝性交的时候，也不太可能出现性疲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她们会像雌性动物一样，每次性交前都需要男性向她求爱，并且只有在感觉男性的情欲已经足够高涨之后才会同意性交。文明几乎消除了这种纯粹本能的感觉和行为，其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是经济因素。已婚妇女通过自身的性魅力来谋生，因此，她们不能只在有性欲的时候才同意性交。这极大地削弱了求爱的作用，而求爱是大自然抵御性疲劳的保障。因此，没有受到严格道德约束的男人很容易纵欲过度，这最终将产生厌倦和厌恶的感觉，并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禁欲主义的信仰。
嫉妒和性疲劳经常同时起作用。在这个时候，反性激情的力量可能十分强大。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放荡的社会很容易滋长禁欲主义。
然而，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还有其他的原因。人们认为献身于神的祭司和女祭司已经与神结婚了，因此他们有义务避免跟凡人性交。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特别圣洁，因此圣洁和独身之间就有了一种联系。直到今天，天主教的修女仍被视为耶稣的新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认为她们与普通人性交是邪恶的。
译者注：《雅歌》和《传道书》都是《圣经》中的篇目，据说这两篇的作者都是所罗门王。
除了已经考虑过的原因，我怀疑古代世界的后期还有其他更模糊的原因导致了日益滋长的禁欲主义。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生活似乎很愉快，人们都精力充沛，世俗生活的乐趣足以带来完全的满足。而在另一些时期，人们似乎疲惫不堪，世俗生活没有足够的乐趣，他们只能寄希望于精神上的慰藉，用来生弥补尘世的空虚。比较《雅歌》中的所罗门王和《传道书》中的所罗门王，前者代表了古代世界的鼎盛，后者代表了古代世界的衰落。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我不敢妄言。也许是一些非常简单的生理上的东西，比如户外的活跃生活取代了久坐不动的城市生活；也许是斯多亚学派的人肝功能不佳；也许是《传道书》的作者认为一切都是虚空，因为他没有进行足够的锻炼。无论如何，这种情绪很容易导致对性的谴责。也许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原因，加上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了古代世界后期对性的普遍厌倦，而禁欲主义就是这种厌倦的一个特征。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个颓废而病态的时期，基督教伦理形成了。那些精力充沛的人，必须竭尽全力地去实践一种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原本属于那些病态的、疲惫的、幻灭的、对生物价值和人类生命延续失去了所有感觉的人。不过，这是我们下一章要谈论的话题。
三个圈专家伴读
禁欲主义对于婚姻的影响
【三个圈专家伴读】
禁欲主义对于婚姻的影响
杜素娟
在中世纪的传说中有一个“特利斯当和伊瑟”的故事，王子特利斯当爱上了舅舅的年轻王后伊瑟，两人逃到了森林中。夜晚入睡时，两人却以双刃剑相隔，以防止彼此靠近。一对恋人为何会有这样的举动呢？爱情与性无关，只有剔除了性关系的爱情才值得尊敬，这就是禁欲文化的表现。
在这种禁欲文化之下，爱情只有在剔除情欲的情况下才被称为合理，那么婚姻的合理性又如何解释呢？在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影响之下，婚姻本身竟然被认为没有意义，唯一的作用就是疏解罪恶的性欲。拥有一个婚姻中的伴侣只是为了抑制性欲的泛滥，婚姻中的夫妻都变成了适时帮助对方泄欲，以避免犯罪的工具。在这种带有浓厚宗教偏见的婚姻观中，婚姻本身的情感、生存、社会价值都被否定，缔结婚姻沦落为预防情欲犯罪的无奈之举。
这种宗教偏见下的婚姻观会给婚姻带来哪些伤害呢？那就是人们对于爱、情感、两情相悦的需求，在婚姻缔结中不被考虑。这就造成了大量婚姻的悲剧。
罗素认为，这种婚姻观透露出来的是对于婚姻的鄙视。可笑的是，教会为了掩饰这种鄙视，强化了“婚姻是圣礼”的教义。把婚姻的结合说成神意，这看似是对婚姻的重视，其实是对婚姻自由内容的扼杀。因为强化婚姻神圣性的最终结果是禁止离婚。
悲剧就这样产生了，对婚姻作用和意义的功能性理解，弱化了婚姻缔结中的情感因素，导致无爱婚姻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是无爱婚姻的普遍化，另一方面是“神圣婚姻”对于离婚的排斥，这就等于把人们永久地困在了不幸的婚姻中，导致婚姻变成了人生的监牢。
面对这种普遍存在的无爱婚姻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存苦痛，宗教又用了什么方法去应对呢？天主教的方法是禁止离婚，但允许婚外私通的人通过赎罪得到教会的赦免；新教打破了不许离婚的禁忌，在某些情形下允许离婚，但反过来会对私通行为给予更严厉的惩罚。
罗素指出，直到现在，人类面对屡禁不绝的私通现象，依然评判艰难。一方面，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无爱婚姻中的“男欢女爱”或“不受法律冷酷绳索束缚的爱”被赋予诗意评价；另一方面，即便出自无爱婚姻，“私通”或“通奸”在世俗生活中也难以得到理解。更重要的是，由于男性是道德的制定者，这些“私通”或“通奸”的惩罚对象又以女性为主，于是男性站在了道德的高地，女性则成为被审判的诱惑者。
罗素提醒我们，在这些看似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都有着不合理的禁欲主义的深远影响。只有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反思，才能看到这些道德观念背后隐藏的不合理的文化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