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但他们若不能自制，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中烧，倒不如嫁娶为妙。
译者注：“耶稣再临”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认为耶稣在第一次降临和升天之后，会在未来重新回到人间。根据《马太福音》中的描述，重新降临的耶稣会把信徒分在两边，一边是能得救的绵羊，另一边是不能得救的山羊。
我们可以看到，圣保罗在这段话中并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孩子的事情：他似乎认为婚姻的生物学目的完全不重要。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他的想象中，“耶稣再临” 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世界很快就会终结。当“耶稣再临”时，人们会被分成绵羊和山羊，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现自己身处绵羊之中。圣保罗认为，性交是获得救赎的障碍，甚至婚内的性交也不例外。(《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十二至三十四节)虽然已婚人士有可能得救，但私通罪无可恕，不悔改的私通者会发现自己身处山羊之中。曾经有一位医生劝我戒烟，他让我每次烟瘾发作就去吸一滴酸液。圣保罗鼓励人们结婚，正是基于同样的理念。他并没有说婚姻和私通一样愉悦，而是认为婚姻能使不坚定的教友抵御诱惑；他从来没有说过婚姻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也没有说过夫妻之爱是令人向往的美好事情；他对家庭没有一丁点儿兴趣。私通问题是他思想中的核心，他的整个性伦理都是围绕着私通问题。这就好比有人说，烤面包的唯一理由是防止人们偷蛋糕。圣保罗不屑于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认为私通是邪恶的。有人倾向于怀疑，圣保罗已经摒弃了《摩西律法》，以便可以自由地吃猪肉，但他希望证明自己的道德遵守仍然和正统犹太人一样严格。由于长期以来禁止吃猪肉，犹太人认为猪肉就像私通一样美妙，因此圣保罗需要在自己的信条中强调禁欲。
译者注：私通(fornication)和通奸(adultery)的区别是，前者是指未婚男女之间的非法性关系，后者是指已婚男女之间的非法性关系。如果一方是未婚者而另一方是已婚者，那么未婚者构成了私通罪，已婚者构成了通奸罪。
谴责所有的私通行为，这在基督教中是一件新奇的事。《旧约》和早期文明的大多数法典一样禁止通奸 ，但它指的是与已婚女性的通奸。任何仔细读过《旧约》的人都能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例如，当亚伯拉罕带着撒拉去了埃及，他对国王说撒拉是他的妹妹，国王相信了这一点，就把撒拉带进了后宫。后来国王发现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他非常震惊地得知自己无意中犯了罪，并责怪亚伯拉罕没有告诉他事实。这是古代的惯例。人们会批评有婚外性行为的女人，却不会谴责有婚外性行为的男人，除非他性交的对象是别人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他有罪是因为他侵犯了别人的财产。在道德上，基督教反对所有的婚外性行为，但这是基于基督教反对所有性行为(正如之前圣保罗所言)的观点，包括婚内性行为。在任何理智的人看来，这种违背了生物学事实的观点是病态的。但它根植于基督教伦理——这个事实使基督教在其整个历史中，成为一股导致精神错乱和产生有害人生观的力量。
早期教会强调和夸大了圣保罗的观点。独身被视为圣洁，人们退到“荒漠”之中对抗撒旦，因为撒旦使人们的想象中充满了淫欲的幻觉。
原书注：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第四卷，第31页。
教会抨击了沐浴的习惯，理由是：任何增加身体吸引力的东西都倾向于产生罪恶。他们赞美污垢，圣洁的气味越来越刺鼻。圣保罗说：“身体和衣服的洁净意味着灵魂的不洁。” 虱子被称为“上帝的珍珠”，虱子遍布全身是圣洁之人必不可少的标志。
隐士圣亚伯拉罕在皈依之后又活了五十年，他从那天起
原书注：威廉·爱德华·哈特普勒·莱基（W.E.H.Lecky），《欧洲道德史》（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第二卷，第117—118页。
坚决不洗脸，也不洗脚。据说，他是一个异常美丽的人，他的传记作者有些奇怪地评论说：“他的脸反映了他灵魂的圣洁。”圣阿蒙从未见过自己的裸体。著名的处女西尔维娅，虽然已经六十岁了，虽然她的习惯导致她生病，但根据宗教原则，她坚决不肯清洗手指以外的任何部位。圣尤弗拉克西斯加入了一座有一百三十名修女的修道院，她们从不洗脚，一提到沐浴就会不寒而栗。有一次，一位隐士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生物从他面前的沙漠掠过，这个生物因为污秽和多年的暴露而变得黝黑，白发随风飘动，他认为是魔鬼的幻象在嘲弄他。埃及的圣玛丽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因此花了四十七年的时间为自己赎罪。修道士偶尔的堕落行为——打扮体面的习惯，是一个备受指责的话题。修道院院长亚历山大悲哀地回顾过去，说：“我们的教父从不洗脸，但我们经常去公共浴池。”与此相关的是沙漠中的一座修道院的故事。修道士因为极度缺水而饱受折磨，但由于修道院院长狄奥多西的祷告，大量的溪水不断涌出。但不久之后，一些修道士受到了富足水源的诱惑，一改往日的禁欲，说服了修道院院长用这条溪流修建浴池。浴池修好了。修道士享受了一次沐浴，但只有一次，之后溪水停止流动。祷告、流泪和斋戒都徒劳无功。整整一年过去了。最后，修道院院长拆毁了上帝不喜欢的浴池，水又重新流了出来。
很明显，在盛行这种性观念的地方，性关系很容易变得糟糕和残酷——就像禁酒令之下的饮酒。爱的艺术被遗忘，婚姻被残酷对待。
译者注：林奈，指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瑞典生物学家，创立了二名法，用来为生物命名。
禁欲者在人们的头脑中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贞操信念，虽然他们的贡献非常大，但他们对婚姻的有害影响极大地抵消了这种贡献。在教父们的大量著作中，我们只能找到两三处关于婚姻制度的美好描述，但总的来说，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比他们对待婚姻的方式更加粗鄙和恶心。大自然设计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为了修复死亡造成的破坏——正如林奈 指出，这种关系甚至延伸到了花卉世界——但人们总是认为这种关系是亚当堕落的结果，认为婚姻是这种关系最卑贱的一面。婚姻带来的柔情，以及伴随着的神圣、美好的家庭品质几乎完全被忽略了。禁欲者的目的是吸引人们保持童贞，这必然导致婚姻被视为次等状态。的确，为了物种的繁衍，为了避免人类犯下更大的罪行，婚姻被认为是必要的，因此也是合理的。但它仍然被认为是一种堕落，所有渴望真正圣洁的人都应该避开。最后一位圣人圣哲罗姆用充满活力的语言说：“用贞操之斧砍倒婚姻之木。”倘若他支持婚姻，唯一的原因便是婚姻能生出处女和童男。哪怕婚姻关系已经缔结，禁欲主义的激情仍然刺痛着他们。我们已经看到它如何
原书注：莱基，《欧洲道德史》，第二卷，第339—341页。
损害家庭生活的其他关系。它在这种最神圣的关系中注入了十倍的苦涩。每当强烈的宗教热诚降临在丈夫或妻子身上，它的第一个影响就是破坏所有幸福的结合。最虔诚的一方希望立刻过上孤独的禁欲生活，他们即使没有直接分居，至少也会貌合神离。在教父的劝诫文字和圣徒的传说中，这些观念占据了大量的位置，任何对这些文字稍有了解的人，一定都很熟悉。因此——我只举几例——当圣尼卢斯已经有两个孩子的时候，他被一种流行的禁欲主义吸引，他的妻子在多次流泪后被说服，同意分居。圣阿蒙在新婚之夜向他的妻子大谈婚后状态的种种弊端，结果他们立刻同意分居。圣梅拉尼娅花了很长时间，认真地劝说她的丈夫允许她离开床，直到他最终同意。圣亚伯拉罕在新婚之夜抛下妻子。根据稍后的一个传说，圣亚历克西斯也有同样的行为，但多年之后他从耶路撒冷回到他父亲的家，发现妻子仍然因为被遗弃而哀痛。他乞求被收留，并得到了父亲的施舍，在死之前，他一直在那里过着受人鄙视、不被承认、不为人知的生活。
然而，天主教会并不像圣保罗和沙漠中的隐士那样违背生物学规律。基于圣保罗的观点，人们只应该把婚姻看成宣泄性欲的合法出口。人们不会认为圣保罗反对节育，相反，人们可能会推测，圣保罗认为怀孕和分娩期间的禁欲是危险的。教会则持有不同的观点。在正统的基督教教义中，婚姻有两个目的：一是圣保罗认可的目的，二是生育后代。其结果是，性道德比圣保罗规定的还要严苛。只有婚内的性行为才是合法的，而且即使是在丈夫和妻子之间，不以怀孕为目的的性交都是有罪的。事实上，根据天主教会的说法，发生性关系的唯一正当的动机就是对婚生子女的渴望。但无论性交过程伴随着何种残酷之事，该动机始终为它辩护。对于一个想要生孩子的丈夫，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妨碍他行使配偶权——即使他的妻子讨厌性交，即使孩子有可能患病或者疯癫，即使没有足够的钱来防止最极端的痛苦。
在这个问题上，天主教教义有两个基础：一方面，它基于我们已经在圣保罗身上看到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它推崇把尽可能多的灵魂带到世上，因为每个灵魂都能够得到救赎。由于某些我不理解的原因，天主教教义忽略了一个似乎非常有关联的事实：灵魂同样能够下地狱。举个例子，天主教利用其政治影响力阻止新教徒实行节育，但他们一定也相信，由于他们的政治行动而诞生的大多数新教儿童，将在另一个世界遭受永恒的折磨。这使他们的行为显得很无情，但毫无疑问，不信教的人无法理解其中的奥秘。
天主教教义非常片面地承认了孩子是婚姻的目的之一。它极力得出这样的推论：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交都是犯罪。但它还不至于同意教徒以不育为理由解除婚姻。无论一个男人多么想要孩子，如果他的妻子碰巧不能生育，在基督教伦理中是没有补救办法的。事实上，婚姻的积极目的——生育——起着非常次要的作用，它的主要目的(正如圣保罗所说)仍然是防止犯罪。私通问题仍然是圣保罗思想的核心，婚姻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有些遗憾的选项。
译者注：合法分居(separation a mensa et thoro)，指法律上的正式分居程序，此时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仍然维持着。夫妻双方最终可能会离婚，也可能会选择复合，那么他们不需要办理其他手续便可以延续婚姻。
天主教会试图把这种低级的婚姻观包装成“婚姻是圣礼”的教义。这条教义的实际功效在于一个推论：婚姻是不可解除的。无论双方中的任何一人做了什么，哪怕其中一方变得精神失常，或者染上梅毒，或者习惯性酗酒，甚至公开地与另一人同居，夫妻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神圣的。虽然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合法分居 ，但绝不允许再嫁或者再娶。当然，这在许多情况下导致了大量的痛苦，但既然这种痛苦是上帝的旨意，人们就必须忍受。
伴随着这种极其严酷的理论，天主教始终对它认为的罪持有一定程度的宽容。教会已经意识到不能指望凡人的人性遵守教会的戒律，并且已经准备好赦免私通罪——只要罪人承认了错误，并且进行了忏悔。实践中的这种宽容是加强神职人员权力的一种方法，因为只有他们可以宣布赦免，而如果没有赦免，私通就会带来永远的诅咒。
译者注：指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意志神学家、哲学家，宗教改革的发起人。宗教改革运动促成了基督新教的兴起。
新教的观点略有不同，它在理论上没有那么严厉，但在实践中却更加苛刻。“与其欲火中烧，倒不如嫁娶为妙”，路德 对这句话印象深刻，他还爱上了一位修女。他曾经发誓独身，但他推测自己和修女有结婚的权利，否则澎湃激情会把他引向不可饶恕的大罪。因此，新教放弃了对独身的赞扬——这是天主教的特征。在新教蓬勃发展的地方，也放弃了“婚姻是圣礼”的教义，在特定情况下容许离婚。但相比于天主教徒，新教徒对私通感到更加震惊，对道德上的谴责也更加严厉。天主教会预料到一定程度的罪恶，并制定了处理罪恶的方法；新教则放弃了天主教的忏悔和赦免，使有罪者处于更绝望的境地。在现代美国，人们可以看到这种态度的两个方面：离婚非常容易，但通奸受到的谴责比大多数天主教国家严厉得多。
原书注：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第170页。(译者注：帕劳群岛，西太平洋上的群岛。)译者注：指基督教中的洗礼，大致方法是把祝圣过的水倒在或洒向受洗者头上；或者把受洗者放进水中，然后扶起来。在此之前，施洗者会向受洗者确认是否这么做。
显然，无论是天主教的还是新教的基督教伦理体系，都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尽可能避免基督教教育灌输给大多数人的先入之见。尤其是在童年时期，基督教的反复说教使大多数人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甚至强大到可以进入潜意识。许多人以为自己不受正统观念的控制，但实际上，它的教义仍然在潜意识中控制着我们。我们必须坦率地自问：是什么导致教会谴责所有的私通？这种谴责是合理的吗？如果不合理，那么除了教会引证的理由，我们还有理由得出同样的结论吗？早期教会的态度是：性行为在本质上是不纯洁的，但满足某些前提条件的性行为必须得到赦免。应该把这种态度视为单纯的迷信，导致这种态度被采纳的原因大概是前一章中所述的反性因素，也就是说，最开始灌输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患有身体疾病，要么患有精神疾病，要么两者兼而有之。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未必就不荒谬。而且，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愚蠢，广为流传的信仰更有可能是愚蠢的，而不是明智的。帕劳群岛的岛民相信，鼻子上穿孔是赢得永恒幸福的必要条件。 欧洲人认为，把头发弄湿然后说出几个单词 就能达到相同的目标。但帕劳群岛岛民的那个信仰被认为是迷信，而欧洲人的这个信仰是我们神圣宗教的真理之一。
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曾经制作过一幅“行为之源”的表格(A?Table?of?the?Springs?of?Action)，把人类的每一种欲望按照人们对其的赞美、责难和中立的态度，分成平行的三列。我们在一列中看到“暴食”这个词，就会在对应的另一列中看到“喜爱聚餐的乐趣”。同样，我们在一列中看到赞美冲动的“公共精神”，就会在另一列中看到“怨恨”。我建议所有想要清晰地思考伦理话题的人在这一点上模仿边沁，在习惯了几乎每一个表达责难的词都有一个表达赞美的同义词之后，我们也要习惯使用那些既不表达赞美，也不表达责难的词。“通奸”和“私通”这两个词都表达了强烈的道德谴责，只要我们使用了这些词，就很难冷静地思考。然而，有些好色的作家用其他的词来败坏我们的道德：他们会说“风流”，或者“不受冰冷法律束缚的爱”。这两类表述都会引起偏见，如果我们希望冷静地思考，就必须一视同仁地回避这些词。遗憾的是，这必然会破坏我们的文学风格。赞美的词语和责难的词语都是精彩有趣的。谩骂和赞颂很容易吸引读者，只要运用一点技巧，作者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激发读者的情感。然而，我们希望诉诸理性，因此我们必须使用枯燥的中性短语，比如“婚外性关系”。然而，也许这是一个过于严格的规定，毕竟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涉及非常强烈的人类情感。如果在写作中彻底消除情感，我们可能就无法传达我们所处理的问题的性质。与性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会出现两极分化，这取决于是从参与者的角度还是从嫉妒的局外人的角度来描述它。我们会把自己的行为美化成“风流”，把别人的行为贬低成“私通”。因此，必须记住那些带有感情色彩的术语，有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它们，但必须加以克制，而且在大体上，我们必须满足于中性的、科学上准确的措辞。
译者注：指古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280—337)，他是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
通过强调忠贞，基督教不可避免地极大贬低了女性的地位。因为道德家都是男性，所以女性就成了诱惑者；倘若道德家是女性，男性就会扮演这个角色。既然女性是诱惑者，就应当减少她们引诱男性的机会。因此，体面的女性会受到更多的限制，而不体面的女性被认为是有罪的，会受到极大的侮辱。直到现代，女性才重新获得了她们在罗马帝国时期所享有的那种自由。我们已经看到，父权制做了许多奴役女性的事情，但大部分发生在基督教兴起之后。君士坦丁 之后，保护女性免于罪恶的借口再一次剥夺了女性的自由。直到罪的观念在现代逐渐衰落，女性才开始重获自由。
教父们的著作中充满了对女性的谩骂。
原书注：莱基，《欧洲道德史》，第二卷，第357—358页。
女人被描绘成地狱之门，以及所有人类弊病的母亲。她一想到自己是女人就应该感到羞耻。她应该生活在不断的忏悔之中，因为她给世界带来了诅咒。她应该为自己的衣着感到羞耻，因为那是她堕落的纪念。她尤其应该为自己的美貌感到羞耻，因为美貌是恶魔最有力的工具。外貌美的确永远是教会谴责的主题，尽管有一个例外。人们注意到，在中世纪主教的墓碑上，总是能看到他们的俊美样貌。在6世纪的某个省的会议上，女性被禁止用裸手接受圣餐，原因是她们不洁。她们仍然无法摆脱本质上的从属地位。
针对女性的财产法和继承法也发生了同样意义的改动，直到通过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思想家的努力，女性才恢复了继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