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
只要人们依然很重视体面女性的忠贞，婚姻制度就必须由另一种制度来补充，这种制度甚至可以被视为婚姻制度的一部分——我指的是卖淫制度。莱基曾说过：妓女是家庭之神圣和妻女之纯真的守护者。这句话的情绪是维多利亚式的，表达方式是传统的，但事实是不可否认的。道德家之所以谴责莱基，是因为他的言论让他们感到愤怒，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却也无法推翻莱基的说法。道德家坚称，如果人们遵循他们的教义，世界上就不会有卖淫。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但他们也很清楚，人们不会遵循他们的教义，因此没必要考虑“假设人们遵循”会发生什么。
卖淫的需求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许多男人要么未婚，要么离开妻子出远门，他们不满足于禁欲，而且在一个具有传统道德的社会里，他们得不到体面的女性。因此，社会在女性中划分了一个满足男性需求的特定阶层，社会羞于承认这些需求，但又害怕这些需求完全得不到满足。妓女的优势在于可以随时获得，而且她在职业之外没有其他生活，可以毫不费力地隐藏起来，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也可以尊严无损地回归他的妻子、家庭和教会。这个可怜的女人，尽管她提供了毋庸置疑的服务，尽管她维护了妻女的忠贞和教会执事的美德，却遭到了普遍的鄙视，受到了排斥，除了交易之外不得与普通人交往。这种极端的不公始于基督教的胜利，并一直延续至今。妓女的真正罪行在于她暴露了道德家事业的空虚。她就像被潜意识所抑制的思想，必须被放逐到无意识之中。但她又像是流亡者，在那里发动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复仇。
最怕是深夜的街头
又听年轻妓女的诅咒!
它骇住了初生儿的眼泪，
译者注：引自威廉·布莱克的长诗《伦敦》。译文参考了王佐良的译本。
又带来瘟疫，使婚车变成灵柩。
译者注：凯瑟琳·梅奥（Katherine Mayo，1867—1940），美国历史学家。《印度母亲》（Mother India ）是她的代表作，书中抨击了印度的社会、宗教和文化。该书旨在反对印度独立运动，在出版后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包括圣雄甘地在内的许多人指责本书仇视印度。1957年印度上映的同名电影包含了对本书的抨击。
卖淫是一件受人鄙视的、不可告人的事情，但它并不总是如此。事实上，它的起源非常崇高。历史上最早的妓女是献身于某位男神或某位女神的女祭司，当她为路过的陌生人提供服务时，她的行为是对神的敬奉。那时的妓女会得到尊重，男人使用她，也尊敬她。基督教的教父们用了大量的篇幅抨击这种制度，他们说，这种制度表现了异教崇拜的淫乱，它起源于撒旦的诡计。寺庙停止了卖淫活动，妓女开始遍布各地，在许多地方，卖淫已经成为一种商业化的盈利制度——当然，不是为了让妓女获利，而是让那些把妓女当作奴隶的人获利。个体经营的妓女现在已经十分普遍，但直到近代她们仍然是罕见的例外，绝大多数妓女在妓院或浴室等臭名昭著的机构。在印度，从宗教卖淫到商业卖淫的转变还没有彻底完成。《印度母亲》一书的作者凯瑟琳·梅奥指控印度这个国家，罪名之一就是宗教卖淫。
原书注：见阿尔伯特·隆德雷斯（Albert Londres），《通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之路》（The Road to Buenos Ayres ），1929年。
除了南美洲 ，卖淫的现象似乎正在减少，毫无疑问，一方面是因为女性比过去更容易获得其他的谋生手段，另一方面是因为更多的女性愿意出于喜欢而不是为了金钱与男性发生婚外性关系。然而，我不认为卖淫现象能够完全杜绝。以远洋归来的水手为例，我们不可能指望他们有耐心追求那些只是出于感情才与他们亲近的女人。又或者，我们以数量庞大的婚姻不幸福、害怕妻子的男人为例。这些男人在离家之后会寻求舒适和放松，并希望以一种尽可能没有心理负担的形式得到释放。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将卖淫减少到最低限度。有三个重要的反对理由：第一，对社会健康的危害；第二，对女性的心理伤害；第三，对男性的心理伤害。
在这三者中，最重要的是对社会健康的危害。当然，性病主要是通过妓女传播的。试图通过妓女登记和国家检查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做法从纯粹的医学角度看并不是很成功，而且容易引发令人不快的职权滥用，因为它们对妓女施加了压力，其中甚至包括那些没有打算成为职业妓女，但意外地被法律定义为妓女的女性。当然，如果人们不认为“性病是罪有应得”，这种方法可能会更加有效。人们有可能提前采取预防措施，从而大大减小感染性病的概率，但道德家不希望让这些措施的本质广为人知，因为这样的知识可能会促进犯罪。那些染上性病的人往往因为羞愧而推迟治疗，因为染上这类疾病都被认为是可耻的。社会在这方面的态度毫无疑问已经变好了，如果继续改善，结果可能是极大地减少性病。但很明显，卖淫只要存在，就会成为传播性病最危险的方式。
目前存在的卖淫显然是一种不受欢迎的生活方式。染性病的风险使卖淫成为一种类似于接触白铅矿的危险职业，但除此之外，这也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生活。它让人懒惰，让人酗酒。它还有一个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妓女通常被鄙视，甚至可能遭到嫖客诟病。这是一种违背本能的生活——就像修女的生活一样。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卖淫成为一种极其不受欢迎的职业，就像它在基督教国家中的情况。
日本的情况显然完全不一样。卖淫是一种被认可和受尊重的职业，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基于父母的提议。卖淫还是一种赚取嫁妆的常见方法。根据一些权威人士的说法，日本人对梅毒有部分免疫力。因此，相比于道德准则更严厉的地方，日本的职业妓女没有那么被污名化。显然，如果卖淫必须存在，那么日本的形式好过我们在欧洲习惯的形式。很明显，在任何一个国家，道德标准越严格，妓女的生活就越堕落。
如果嫖妓成为一种习惯，就很有可能对男人产生不良的心理影响。他将习惯性地觉得没有必要为了性交而取悦别人。此外，如果他看重一般的道德准则，那么他也会倾向于鄙视任何与他发生性关系的女人。这种心态投射到婚姻中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幸的后果：要么婚姻和卖淫被混为一谈，要么婚姻和卖淫被尽可能地分开。对于深爱的和敬重的女性，有些男人无法产生和她性交的欲望。弗洛伊德学派将其归因于俄狄浦斯情结，但我认为，这通常是因为男人希望在这些女人和妓女之间设置尽可能大的鸿沟。许多男人，特别是守旧的男人，没有到这样的极端，但他们以一种夸张的敬意对待他们的妻子，使她们在心理上保持处女状态，从而无法体验到性快感。如果一个男人在想象中把他的妻子等同于妓女，情况就正好相反。这使他忘记了，性交只应该发生在双方都有性欲的时候，而且在性交之前还应该有一段求爱期。于是，他粗暴地对待自己的妻子，使她产生一种很难消除的厌恶感。
经济动机对性的侵入，总是带来或大或小的灾难。性关系应该是一件彼此的乐事，完全源自双方自发的冲动。否则，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以如此亲密的方式利用另一个人，是对人类本身的不尊重，而只有尊重才能产生真正的道德。然而，性交如果仅仅是出于生理冲动的力量，就很有可能导致悔恨。在悔恨中，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就会紊乱。当然，这不仅适用于卖淫，而且几乎同样适用于婚姻。婚姻是女性最常见的谋生方式，相比于卖淫，女性很有可能在婚姻中忍受了更多的不想要的性行为。在没有迷信的情况下，性关系中的道德本质上包括对他人的尊重，以及不愿意仅仅把对方当作满足个人欲望的手段，而忽视他(她)的欲望。正是因为卖淫违背了这一原则，所以哪怕妓女受到尊重，并且消除了染性病的风险，卖淫仍然是不受欢迎的。
在关于卖淫的有趣研究中，哈夫洛克·霭理士提出了一条支持卖淫的论据，但我不认为这是有效的论据。他首先考虑了狂欢，这种狂欢存在于大多数早期文明中，并为不受控制的冲动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在其他任何时候，这种冲动都必须加以控制。根据他的观点，卖淫是从狂欢中发展出来的，它所提供的服务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狂欢所提供的服务。他认为，许多男人无法在传统婚姻的约束、礼仪和体面的限制中得到完全的满足，这些男人发现，偶尔嫖妓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种相对而言不那么违背社会伦理的宣泄方式。但本质上，他的论点与莱基相同，尽管其形式更加现代。哈夫洛克·霭理士所考虑的冲动很容易影响性生活不受约束的女人，这一点和男人一样。如果女人的性生活得到解放，男人就能从相关的冲动中得到满足，而不必寻找纯粹为了钱的专业人士。这确实是女性性解放有望获得的巨大优势之一。据我观察，相比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这些性观念和性感觉不受古老禁忌约束的女性能在婚姻中找到和给予更充分的满足。凡是旧道德衰亡的地方，卖淫也会衰亡。以前偶尔会去嫖妓的年轻男子，现在能够与他们同类型的女孩建立关系，这是一种双方都自由的关系，一种同等重视心理因素和纯粹生理因素的关系，一种双方都有着非常热烈的爱情的关系。从真正道德的观点来看，这是制度的巨大进步。道德家对此感到遗憾，因为它不太容易隐藏，然而，道德的首要原则并不是向道德家隐瞒道德败坏的事情。在我看来，年轻人之间的新自由完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它正在造就这样一代人：男人不会暴虐，女人不会挑剔。那些反对新自由的人应该坦率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实际上是在鼓吹卖淫制度的延续，他们把卖淫作为唯一的“安全阀”，以应对极其严格的道德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