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和国家
译者注：基督科学教徒(Christian Scientists)，指基督科学教会(Christian Science)的信徒，他们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精神上的，因此主张通过祈祷而非通过医疗来治愈病痛。有些教徒会死于一些原本可以治愈的疾病，包括很多教徒的小孩，他们的父母会因此被起诉。
家庭虽然有生物起源，但在文明社会中，它是法律制定的产物。婚姻由法律约束，父母对孩子的权利也由法律规定。在没有婚姻的地方，父亲没有任何权利，孩子只属于母亲。法律的本意是维护家庭，但在现代，它越来越多地干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并逐渐违背了立法者的意愿和意图，成为破坏家庭制度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不能指望糟糕的父母像社会普遍认为的那样照顾他们的孩子。除了糟糕的父母，那些赤贫的父母也需要国家的干预，从而确保他们的孩子免受灾祸。在19世纪初，干预工厂雇用童工的提议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理由是这会削弱父母的责任。英国法律不像古罗马法律那样允许父母快速无痛地杀死自己的孩子，但它确实允许父母通过缓慢而痛苦的劳动耗尽孩子的生命。父母、雇主和经济学家捍卫这项神圣的权利。然而，社会的道德意识非常反感这种不切实际的迂腐，所以通过了《工厂法》。下一步更加重要，那就是义务教育。这严重地干预了父母的权利。除节假日之外，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孩子们必须离开家，学习国家认为他们有必要了解的东西，而父母认为重要的东西在法律上是无关紧要的。通过学校，国家逐渐扩大了对儿童生活的控制。国家也照顾儿童的健康——哪怕他们的父母是基督科学教徒 。如果儿童有智力缺陷，就要被送到特殊学校。如果他们特别贫困，国家可以为他们提供食物。如果父母买不起靴子，国家可以提供靴子。如果在学校的儿童表现出被父母虐待的迹象，父母可能会承担刑事后果。在以前，只要孩子未成年，父母就有权获得孩子的收入；而现在，虽然在实践中孩子很难保留自己的收入，但他们有权利这么做，并且在必要时可以强制执行这项权利。工薪阶层的父母仅剩的权利之一，就是使他们的孩子接受同街区的许多父母可能共有的迷信。而在许多国家，甚至连这种权利也被剥夺了。
对于国家替代父亲的过程，人们无法设置明确的界限。国家接管的是父亲的职能，而不是母亲的职能，因为国家为儿童提供的服务，原本应该由父亲提供。这个过程几乎没有发生在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当中，因为相比于工薪阶层，富裕阶层的父亲更重要，家庭也更稳定。在苏联那种重视社会主义的地方，废除或彻底改造以前服务于富人子女的教育机构，被认为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事业。很难想象这种事情发生在英国。我曾经看到，对于所有儿童都应该上小学的建议，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怒不可遏。他们惊呼：“什么？我的孩子和贫民窟的孩子一起上学？绝对不要!”奇怪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阶级分层与教育制度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
目前各国的趋势是，国家越来越多地干预工薪阶层中父亲的权力和职能，但几乎没有干预其他阶层(苏联除外)。其结果是，穷人和富人中间分别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穷人感觉家庭的力量被削弱了，富人却没有感受到相应的变化。针对儿童的人道主义情绪曾经引起国家的干预，我认为可以假定这种情绪将持续下去，并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干预。例如，伦敦的贫穷地区和北方的工业城市有很大比例的儿童患有佝偻病，这一事实需要公众采取行动。无论父母多么希望对付这个恶魔，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善饮食，提供新鲜空气和光照，他们无法提供这些。让孩子在生命的第一年就遭受身体上的摧残，这是极大的浪费和残忍。随着人们更好地理解卫生和饮食，避免孩子遭受不必要伤害的要求将日益增多。但事实上，所有这些建议都面临着强大的政治阻力。
原书注：1922年，波普拉区(Poplar)的婴儿死亡率比肯辛顿区(Kensington)低5‰。1926年，在恢复了波普拉区的合法性之后，波普拉区的婴儿死亡率比肯辛顿区高10‰。
伦敦各区的富人联合起来压低税率，也就是说，他们尽可能不做任何减轻穷人疾病和痛苦的事情。如果地方当局(比如在波普拉区)采取了真正有效的措施降低婴儿的死亡率，他们就会被关进监狱。 然而，富人的这种阻力正在不断地被克服，穷人的健康也在持续得到改善。因此，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国家在照顾工薪阶层子女方面的职能会扩大，父亲的职能会相应地减少。父亲的生物学目的是在儿童无助时保护他们，当国家接管了这一职能时，父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必须预料到社会将逐渐分化成两个阶级：富人会保留旧的家庭结构，穷人则越来越依赖国家去执行传统意义上属于父亲的经济职能。
人们曾经设想苏联会对家庭进行更激进的变革，但考虑到该国80%的人口是农民，这些农民的家庭就像中世纪的西欧家庭一样稳固，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可能只影响了相对较小的城市部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的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正好相反，即上层阶级取消家庭，下层阶级保留家庭。
译者注：保守党和工党是英国的两大主要政党。在本句中，“工人”一词是“working man”(而不是更常用的“worker”)，它的字面意思是“工作的男人”，在英国工党成立之初，它的成员只有男性工人阶级。
还有另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父亲的消失，那就是女性对经济独立的渴望。迄今为止，在政治上最直言不讳的女性通常都未婚，但这种事态很可能是暂时的。已婚女性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比未婚女性严重得多。已婚的教师所受到的待遇和未婚姘居的老师相同。即便是公立医院的女性产科医师，也必须是未婚的。这一切的动机并不是认为已婚女性不适合工作，也不是因为她们的就业存在任何法律障碍，相反，几年前通过的一项法律明确规定，不得让女性因为婚姻而遭受任何不公正的对待。不雇用已婚女性的原因是，男性希望保持对她们的经济权力。女性不可能永远屈服于这种暴政。当然，很难找到一个政党来支持她们的事业，因为保守党热爱家庭，而工党热爱工人。 然而，女性已经在选民中占多数，她们不可能一直屈服，永远居于幕后。如果她们的主张得到承认，可能会对家庭产生深刻的影响。已婚女性获得经济独立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继续从事婚前的工作。这需要把孩子交给别人照顾，并带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大量扩张，其逻辑后果是彻底消除母亲和父亲在孩子心理上的重要性；另一种是，国家应该给有小孩子的女性发工资，条件是她们要专心照顾自己的孩子。当然，单靠这种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补充一些规定，使女性能够在孩子长大一点后重返普通工作岗位。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它使女性能够自己照顾孩子，而不必低三下四地依赖于某个男人。会有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在如今这个时代，生孩子不再只是性满足的后果，而是人们主动承担的任务。这项任务对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对父母的利益，所以应该由国家支付，而不应该给父母带来沉重的负担。在倡导家庭津贴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最后一点，但还没有认识到抚养孩子的费用应该只付给母亲。但我们可以预料，随着工人阶级女权主义的发展，人们会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其体现在法律中。
假设已经通过了这样的一部法律，那么它对家庭道德的影响将取决于它是如何拟定的。法律可能会这样规定：如果女性的孩子是私生子，她将得不到任何报酬；或者，如果证明她犯了通奸罪(哪怕只有一次)，那么报酬不应该给她，而要给她的丈夫。如果法律是这样的，地方警察就有责任拜访每一位已婚妇女，调查她的道德状况。结果可能是令人兴奋的，但我怀疑那些感到兴奋的人是否会完全接受它。我想，不久之后就会有人要求停止警察的干预，并由此推论，私生子的母亲也应该得到家庭津贴。如果是这样，工薪阶层中的父亲就会彻底失去经济权力，家庭可能在一段时间后不再是双亲制的，父亲的重要性也不会超过猫和狗。
然而，现在的很多女性经常对家庭感到恐惧，所以我认为大多数女性更希望继续从事婚前的工作，而不是通过照顾自己的孩子来获得报酬。将来会有很多女性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到托儿所照顾小孩子，因为这是一份职业工作。但我认为，如果大多数职业女性有选择的机会，她们更愿意外出从事婚前的工作，而不是有偿地在家照顾自己的孩子。然而，这纯粹是个人观点，我没有任何确切的依据。如果有什么东西是我能够言之凿凿的，那可能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中已婚女性女权主义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工薪阶层中的一方父母甚至双方父母都不会去照顾孩子。
从纯粹的政治意义上讲，女性反抗男性统治的运动实际上已经完成，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它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它的长远影响会逐渐显现出来。到目前为止，人们认为女人应该有的情感，实际上仍然是男人的兴趣和情绪的反映。你会在男性小说家的作品中读到，女人在给幼儿喂奶的时候获得了身体上的愉悦。你可以去问一问你认识的任何一位母亲，就会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除非女性拥有投票权，否则没有男人会考虑这样做。长久以来，男人一直非常渴望母性情感，因为他们在潜意识中把这当成自己统治的手段，因此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了解女人在这方面的真实感受。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所有的体面女性都渴望孩子，但讨厌性交。即使是现在，当女人坦率地说她们不想要孩子的时候，许多男人会感到震惊。事实上，男性经常主动地对这类女性进行说教。只要女性还处于屈从地位，她们就不敢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只敢表达那些取悦男性的情感。人们认为存在一种女性对待孩子的“正常态度”，我们的讨论不能建立在这样的态度之上，因为我们可能会发现，当女性得到充分解放时，她们的情感会大不同于人们迄今为止的认知。我认为文明——至少是迄今为止存在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妇女的母性感情。未来的人类很有可能无法维持高水平的文明，除非女性因为生儿育女得到足够多的报酬，使她们感觉这值得作为一种赚钱的职业。当然，如果这一点成为现实，那么没有必要让所有女性或者大多数女性从事这一职业。这将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从事者必须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然而，这些都只是猜测。其中唯一比较确定的是，女权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可能会对瓦解父权制家庭产生深远的影响——父权制家庭代表了史前时代男人对女人的胜利。
译者注：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中的人物。大卫的父亲在他出世前七个月已去世，他的母亲在他七岁时改嫁，他后来与继父发生了争吵，最终被送到寄宿学校。
西方正在用国家替代父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进步。它极大地改善了社会的健康状况，提高了社会的教育水平。它也减少了对儿童的残忍，避免了大卫·科波菲尔 的那种痛苦。我们可以预料，它将继续提高身体健康和智力成就的总体水平，特别是防止出错的家庭制度导致的最严重灾祸。然而，用国家替代家庭存在非常严重的危险。一般来说，父母都很喜欢自己的孩子，不会把孩子仅仅当作政治计划的工具。国家不可能有相同的态度。在各种机构里实际接触儿童的个人，比如学校的老师，可能会保留一些父母的个人感受，但前提是他们没有劳累过度或者工资过低。但老师的权力很小，权力属于管理者。管理者从来没有见过受他们控制的孩子。作为管理型的人(若非如此，他们就得不到他们占据的职位)，他们可能特别倾向于把人类看成某种建筑的材料，而不是他们本身的目的。此外，管理者总是喜欢一致性。一致性有利于统计和分类，如果这种一致性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存在大量的他们认为理想的人类。因此，交给机构摆布的孩子往往会变得千篇一律，而少数不符合公认模式的孩子不仅会受到同伴的迫害，也会受到当局的迫害。这意味着许多极具潜力的孩子会受到骚扰和折磨，直到他们精神崩溃。这意味着成功被驯服的大多数孩子，会变得非常自信，非常容易迫害他人，对任何新的思想都非常不耐烦。最重要的是，只要这个世界仍然分裂为相互竞争的军国主义国家，在教育中用公共机构替代父母就意味着强化所谓的“爱国主义”，即只要各国政府觉得有相互毁灭的倾向，年轻人就愿意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毫无疑问，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是目前文明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任何增强其毒性的东西都会比流行病、瘟疫和饥荒更可怕。当下年轻人的忠诚是一分为二的，一份是对父母，一份是对国家。如果他们只忠于国家，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嗜血成性。因此我认为，如果不能解决国际主义的问题，国家在教育和照顾儿童方面日益增加的分量所导致的危害，就会严重到超过其毋庸置疑的好处。
译者注：在20世纪初，超级国家(superstate)的定义是“一种由国家作为成员的组织，地位高于成员国本身”，当时最典型的例子是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后来的联合国、欧盟就属于这一范畴。这也是本文中的含义。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以来，“超级国家”也可以指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特别强大的国家。
另外，如果建立一个能够用法律替代武力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国际政府，情况将完全不同。这样的政府可以制定法令，要求任何国家的教育课程都不得包含过于疯狂的民族主义。它可以坚持要求在各个地方教授对国际超级国家 的忠诚，并且鼓励培养一种国际主义情感，以取代目前对国旗的热爱。在那种情况下，过度的一致性和对异类的严厉迫害，这两种危险仍然存在，但鼓励战争的危险被消除了。事实上，超级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将是防止战争的积极保障。结论似乎是，如果是国际性的国家，用国家替代父亲是有益于文明的；但如果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国家，它就会增加战争对文明的威胁。家庭的衰败非常迅速，而国际主义的发展十分缓慢。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形势会引起严重的担忧，但并非绝望，因为国际主义在未来可能发展得更快。或许幸运的是，由于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所以我们有权利怀着希望，甚至怀着期望：未来会在现在的基础上得以改善。
三个圈专家伴读
离婚率低一定是好事吗？
【三个圈专家伴读】
离婚率低一定是好事吗？
杜素娟
罗素对于离婚问题发表了很多有意思的观点。比如，他认为禁止离婚是反人性的，禁止离婚不只会增加私通的概率，还会让人们对于私通表现出更多的同情。比如，在很多反对离婚的国家里，即便私通被宣布是有罪的，但人们依然选择对它视而不见；相反，在允许离婚的国家里，私通反而更容易招致大众的反感。然而，无论是反对离婚的天主教，还是反对私通的新教，罗素认为都是出自神学角度的残忍观点，而没有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待婚姻。就好像天主教国家不许跟精神失常的配偶离婚，在罗素看来，这些都是违背人性且对社会毫无益处的。这种制度不但使遭遇这种困难处境的人群变得更绝望，而且对于其他社会成员，也只能加剧大家对于婚姻的恐惧，最终成为摧毁婚姻的元凶，因为它将使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变成一个充满风险的选择，从而令人望而却步。
对于那些允许离婚的条件，在罗素看来也存在太多荒唐。比如，如果一方被遗弃才能判离婚，罗素认为一定会导致社会上出现更多的遗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离婚。罗素认为私通也不应当成为离婚的理由。因为按照真实的人性，没有谁能在一生中从不出现想要出轨的强烈冲动。
罗素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离婚都是合理的。比如，当伴侣自身出现了致命缺陷，比如精神失常、嗜酒和犯罪时，这种情况下离婚就是对无辜一方的保护。再比如，当夫妻双方虽然都无过错，但的确无法再和谐相处时，这种情况下强使他们在一起，很可能会导致仇恨的产生，甚至有可能导致谋杀。
所以，不顾个体情况和时代情况的复杂性，盲目追求低离婚率，也许我们最终得到的只是一个残忍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