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
婚姻的主要目的是补充地球上的人口。在这方面，有些婚姻制度做得不够，有些则做得太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希望在本章中讨论性道德。
在自然状态下，每只大型哺乳动物都需要相当大的面积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任何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总数都很少。羊和牛的数量很多，但那是因为人的作用。人类的数量相比于其他任何大型哺乳动物的数量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当然，这是因为人类的技术。弓箭的发明、反刍动物的驯化、农业的萌芽、工业革命，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单位面积上能够生存的人数。工业革命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其他的经济进步很可能也是如此。相比于任何其他的目标，人类的智慧更多地用于增加人口。
的确，正如卡尔·桑德斯先生所指出的，人口的通常规律是数量几乎保持不变，而19世纪的人口增长是一种罕见的现象。我们可以猜想，当埃及和巴比伦开始利用灌溉和进行精细农作的时候，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但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样的事情似乎未曾发生。19世纪以前对人口的所有估计都是推测性的，但所有的估计都是一致的。因此，人口的迅速增长是一种罕见的例外现象。如果说在最文明的国家，人口现在又趋于稳定——这似乎就是现实——那么只能说明这些国家已经摆脱了一种异常状态，回归了人类的惯常做法。
原书注：例如，这种情况曾发生在冰岛。卡尔·桑德斯（Carr Saunders），《人口问题》（Population ），1925年，第19页。译者注：杜霍波尔派是俄罗斯正教会的一个派别。他们以宣扬和平主义、口述历史、唱赞美诗和诗词的传统而闻名。由于政府对其非正统信仰的迫害，许多人在1899至1938年移民到加拿大。原书注：《创世记》第三十三章第九至十节。[译者注：原文是“以扫说，弟弟阿，我的(孩子)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罢。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看见你的面，如同看见神的面，并且你悦纳了我”。]译者注：马尔萨斯，指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牧师、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代表作有《人口原理》，在书中他提出“人口没有生活资料便无法增加”“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若不产生贫困和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引自《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6页)三个命题。
卡尔·桑德斯先生关于人口的著作最大的优点在于，它指出，几乎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都实行过自发限制，而且在维持人口稳定方面，要比通过高死亡率来减少人口更为有效。或许他有点夸大其词。例如，在19世纪的印度和中国，阻碍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似乎是高死亡率。中国缺乏统计数据，但印度是有的。印度的出生率很高，但正如卡尔·桑德斯先生指出的，印度的人口增长比英格兰略慢。这主要是由于婴儿死亡率高、瘟疫和其他严重疾病。我相信，如果有统计数据的话，中国也会显示出类似的状况。然而，除去这些显著的例外，卡尔·桑德斯先生的论点在总体上无疑是正确的。人类采取了各种各样限制人口的方法，其中最简单的是杀婴，在宗教允许的地方，杀婴行为非常普遍。有时这个习惯已经牢不可破，以至于在加入基督教的时候，人们会明确要求不干预杀婴的行为。 杜霍波尔派 以“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为由拒绝服兵役，因而与沙皇俄国政府产生纠纷，随后又因为倾向于杀婴而与加拿大政府产生矛盾。然而，限制人口的其他方法也很常见。在许多种族中，女性不仅在怀孕期间禁欲，而且在长达两三年的哺乳期内也要禁欲。这必然大大限制了她们的生育能力，特别是在蛮野人中间，因为蛮野人比文明人衰老得更快。澳大利亚土著实行了一种极其痛苦的手术，该手术大大降低了男性的性交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育能力。从《创世记》中我们可以知道 ，古代人已经了解并实践过至少一种节育方法，但它不被犹太人认可，因为犹太人的宗教一直非常反对马尔萨斯 主义。通过这些不同的手段，人们避免了大规模饿死。倘若人们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生育能力，大规模饿死的情况就会发生。
饥饿在减少人口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也许在相当原始的条件下，饥饿的作用并不那么明显，比不上那些不太发达的农业社会。1846年至1847年的爱尔兰饥荒非常严重，人口从那时起再也没有达到过以前的水平。苏联经常发生饥荒，所有人都清楚地记得发生于1921年的饥荒。1920年我在中国，当时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正在遭受饥荒，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次年的苏联饥荒，但中国的灾民所获得的同情却少于伏尔加河边的灾民。这些事实表明，人口有时的确会达到甚至超过生存的极限。然而，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食物供应突然急剧减少的环境中。
译者注：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指1066年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对英格兰的入侵及征服事件。
在信仰基督教的任何地方，基督教禁止了除禁欲之外所有抑制人口增长的方法。基督教禁止杀婴，禁止堕胎，禁止所有的避孕措施。的确，神职人员、修道士和修女都是独身的，但我认为他们在中世纪欧洲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不上已婚女性在现代英国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因此，从统计学的角度说，他们在抑制生育方面没有起到什么重要作用。相比于古代，中世纪可能有更多的人死于贫困和瘟疫，人口增长非常缓慢。18世纪出现了稍高的增长率，但19世纪发生了很不寻常的变化，增长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估计，1066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平方英里有26人；180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53；190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61。因此，19世纪人口的绝对增长几乎是从诺曼征服 到19世纪初人口增长的四倍。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增长并不能充分地反映事实，因为在那个时期，英国人现在居住的世界，大部分只有少数蛮野人在居住。
译者注：布拉德洛，指查尔斯·布拉德洛(Charles Bradlaugh，1833—1891)，英国政治活动家。相较于马尔萨斯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一个特点是支持节育，布拉德洛正是因为提倡节育而被起诉。原书注：出生率在1929年的第一季度下降，主要原因是流感。见《泰晤士报》，1929年5月27日。
几乎没有理由把人口的增长归因于出生率的提高。它更多地可以归因于死亡率的下降，而死亡率的下降部分是由于医学的进步，但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日益繁荣。英格兰从1841年开始记录出生率，此后的出生率几乎保持不变，直到1871至1875年，在这一时期的末尾，出生率达到了最高值35.5‰。这个阶段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是1870年颁布《初等教育法》；第二件是1878年布拉德洛因为宣传新马尔萨斯主义而被起诉 。随后人们发现，出生率开始缓慢地下降，然后灾难性地下降。《初等教育法》提供了动力，因为孩子不再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布拉德洛则提供了方法。在1911至1915年的五年时间，出生率下降至23.6‰。在1929年的第一季度，出生率下降至16.5‰。由于医疗和卫生的改善，英格兰的人口仍在缓慢增长，但正在迅速地接近一个稳定的数字。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国的人口几乎没有变化。
几乎在整个西欧，出生率都在迅速下降。唯一的例外是葡萄牙等落后国家。这种情况在城市比在农村更明显。它始于富裕阶层，但现在已经渗透到城镇和工业区的各个阶层。穷人的出生率仍然比富人高，但伦敦现在最穷的区，出生率低于十年前最富的区。所有人都知道(尽管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是避孕和堕胎。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可以解释，出生率的下降为什么停止在人口达到一个稳定值的时候。这种情况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人口开始减少，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文明的种族几乎灭绝。
在有效地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弄清楚我们想要什么。对于给定的经济技术条件，都存在卡尔·桑德斯所说的“最优人口密度”，即能够获得最高人均收入的人口密度。如果人口低于或高于这一水平，总体的经济福祉就会减少。一般来说，经济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会使“最优人口密度”增大。在游猎时期，每平方英里大约只有一个人；而在发达的工业国家，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可能远远超过几百人。我们有理由认为战后的英国人口过剩，但这个说法不适用于法国，更不适用于美国。但法国，或者任何西欧国家，不太可能通过增加人口来增加平均财富。既然如此，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没有理由期望人口增加。那些有此种愿望的人，通常是受到了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动机的鼓舞，他们并不希望人口一直增长，因为一旦达到了他们的战争目的，这些人口就会被消灭。因此，这些人的实际立场是，用战争中的死亡限制人口比避孕用品更加有效。任何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人都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似乎只有头脑混乱的人才会这么做。抛开有关战争的论据，足以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节育的知识正在使文明国家的人口趋于稳定。
然而，如果人口真的减少了，那将是另一种情形，因为人口不受控制地减少意味着种族的最终灭绝，而我们不愿意看到世界上最文明的种族消失。因此，要让避孕用品的使用受欢迎，必须设法限制它的滥用，从而使人口维持在当下的水平。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困难。限制家庭规模的动机主要是经济上的，提高出生率可以通过减少抚养孩子的费用实现，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通过使孩子成为父母收入的来源实现。然而，在当前的民族主义世界，这类措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将作为一种确保军事优势的方法。可以想象，在“大炮必有炮灰”的口号下，所有主要的军事国家都在军备竞赛之外又增加了一项“人口竞赛”。在这种情况下，若要使文明能够生存下去，就绝对需要一个国际政府。如果要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这样的政府就必须通过法令，限制军事国家人口增长的速度。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的敌意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日本的人口增长得非常快，而澳大利亚的人口(不算移民)增长得很慢。这导致了一种极难应对的敌意，因为争端的双方都可以援引表面上公正的原则。我认为可以假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整个西欧和美国的出生率将不会带来人口增加，除非各国政府为此目的而采取了明确的措施。但是，当其他国家仅仅通过生育过程就打破了军事力量的平衡，?最强大的军事国家不可能坐视不管。因此，任何想要适当开展工作的国际机构都必须考虑人口问题，并坚持在顽固的国家进行节育宣传。否则，世界和平就不可能得到保障。
因此，人口问题是双向的。我们既要防止人口增长过快，也要防止人口减少。前一种危险由来已久，存在于葡萄牙、西班牙、苏联和日本等国家。后一种危险是新发现的，目前只存在于西欧，如果美国的人口只依赖于生育，那么美国也会存在这种现象，但迄今为止，尽管本土的美国人口出生率很低，移民却使美国的人口至少以理想的速度增长。我们祖先的习惯思维不能适应这种新的危险，即人口减少的危险。人们的解决方法是道德说教和反对节育宣传的法律。但统计数据显示，这些方法是完全无用的。如今，避孕用品的使用已经成为所有文明国家普遍做法的一部分，无法完全禁止。在涉及性的问题上回避现实，这种习惯在各国政府和重要人物中根深蒂固，不可能会突然停止。然而，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我们可以期望，当现在的年轻人获得那些重要的职位时，他们在这方面会比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做得更好。我们可以期望，人们会更坦率地承认避孕措施的必然性，以及它们的可取性——只要避孕措施不会导致人口的实际减少。对于一个面临人口实际减少的国家，正确的做法显然是实验性地减轻抚养儿童的经济负担，直到出生率达到足以维持现有人口的水平。
在这方面，改变现有的道德准则或许是有好处的。在英国，女性比男性多出了两百万左右，法律和习俗谴责她们不生孩子，而没有孩子对许多女性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损失。如果习俗可以容忍未婚母亲，并且改善她的经济状况，那么毫无疑问，目前许多被迫独身的女性都会有自己的孩子。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两性的数量大致相等。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些被迫独身的人将处在很残忍的境地。在有理由渴望提高出生率的地方，这种残忍于公于私都是不可取的。
随着知识的增长，通过政府的有意行动，我们越来越有可能控制那些之前看似自然的力量。人口的增长就是其中一种力量。自从基督教出现之后，这种力量一直是通过本能盲目地运作。但它必须被控制的时刻正在加快到来。这个问题和前面谈论的国家对儿童的控制一样，我们发现，要使国家的干预有益，这必须是一个国际性的国家，而不是如今这种相互竞争的军国主义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