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
译者注：这里指的是伦纳德·达尔文(Leonard Darwin，1850—1943)，英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优生学家。他在1911—1929年担任优生学学会的主席。前文提到的卡尔·桑德斯后来也担任过优生学学会的主席。
优生学指的是试图用刻意为之的方法来改善某个人种的生物学性状。它所依据的是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而且很凑巧的是，现在的优生学学会的主席是查尔斯·达尔文的儿子 。但优生学思想更直接的源头是弗朗西斯·高尔顿，他极力强调遗传因素在人类成就中的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在美国，遗传已经成为一个党派问题。美国保守派主张，成年人的最终性格主要归因于先天特征；相反，美国激进派认为，教育决定一切，遗传完全不起作用。我不同意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也不同意它们的共同假设——典型的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比不上土生土长的美国三K党成员。正是这个假设导致他们产生截然相反的偏见。目前还没有资料可以确定人的心智能力中的哪一部分由遗传决定，哪一部分由教育决定。要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找到几千对同卵双胞胎，在出生时就把他们分开，然后尽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教育他们。然而，目前这个实验还不可行。我个人的看法是，任何人都可能因不良教育而受损，事实上几乎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但只有具备某些先天条件的人才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我承认这只是基于印象，并没有科学依据。我不相信哪一种教育可以把一个普通的男孩变成一流的钢琴家；我不相信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可以把我们都变成爱因斯坦；我不相信拿破仑的天赋不高于他在布列讷堡军校的同学，也不相信他仅仅通过观察他母亲管教一群不守规矩的儿子就学会了军事战略。我确信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所有涉及能力的情况下，天赋异禀的人会比资质平庸的人通过教育得到更好的结果。的确，有一些明显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个结论。例如，人们通常可以根据脑袋的形状判断一个人是聪明人还是蠢人，但这很难被认为是教育赋予的特征。然后，我们再考虑一下相反的极端，比如白痴、低能和弱智。即便是最狂热的优生学反对者也不会否认，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愚蠢是先天的。而任何对统计对称性敏感的人都会发现，在聪明的那一端，也会有相应比例的人具有超常的智力。因此，我会毫不费力地假设，人类在先天智力方面是不同的。我还要假设，聪明人优于蠢人——这一点或许会更有争议。承认了这两点，就可以确定优生学家的理论基础。因此，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倡导这些理论的某些人的某些具体细节，都不能蔑视他们的整个立场。
原书注：见朱利叶斯·沃尔夫（Julius Wolf），《新的性道德和我们时代的生育问题》（Die neue Sexualmoral und das Geburtenproblem unserer Tage），1928年，第165—167页。原书注：根据朱利叶斯·沃尔夫的说法(见《新的性道德和我们时代的生育问题》，第6页以后)，在导致德国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中，堕胎比避孕起着更大的作用。他估计，目前德国每年有六十万例人工流产。由于英国的流产没有登记，所以很难估计英国的情况，但有理由认为，英国的现实与德国并没有太大不同。
关于优生学，我已经写了很多。优生学的提倡者大多是在坚实的生物学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不那么牢靠的社会学观点。例如：美德和收入成正比；贫穷的遗传(唉，这太普遍了)是一种生物学现象，而非法律现象。因此，如果我们能诱导富人而非穷人生育，所有人都会变得富有。穷人比富人生更多的孩子，许多人对这个事实大惊小怪。我并不觉得这个事实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富人在所有方面都优于穷人。即便它真的令人遗憾，也不会很严重，因为出生率的滞后只有几年时间。穷人的出生率正在下降，现在的穷人出生率和九年前的富人出生率一样低。 的确，有一些因素导致了这种不理想的出生率差异。例如，当政府和警察在获取节育信息方面设置困难时，其结果是智力低于某一水平的人无法获得这些信息，而高于这一水平的人不受当局的影响。因此，所有反对宣传避孕知识的行为，都会导致蠢人比聪明人拥有更大的家庭。然而，这似乎只是一个非常暂时的因素，因为在不久之后，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会获得节育的信息，或者愿意接受堕胎——我担心这是当局蒙昧主义的普遍结果。
优生学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另一种是消极的。前者在于促进优良品种的出生，后者在于抑制劣等品种的出生。目前后者比较可行。事实上，美国的一些州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英国新近实施的政策中也包括让那些不适合生育的人绝育。自然会有人对这些措施提出反对意见，但我认为这些反对是毫无道理的。众所周知，智力低下的女人往往会有很多私生子，而这些孩子通常对社会毫无价值。如果绝育，这些女人会更加快乐，因为她们的怀孕不是出于爱孩子的冲动。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智力低下的男人。的确，这种制度存在严重的危险，因为当局很可能认为，任何不寻常的意见或任何对当局的反对都是智力低下的表现。然而，冒这样的危险可能是值得的，因为很明显，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大大减少白痴、低能和弱智的数量。
在我看来，应该将绝育措施非常明确地限制在智力有缺陷的人之中。我不赞成爱达荷州那样的法律，它允许对“智力缺陷者、癫痫病患者、惯犯、道德堕落者和性变态者”进行绝育。后两种人的范畴非常模糊，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定义。爱达荷州的法律支持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尤利乌斯·恺撒和圣保罗进行绝育。此外，惯犯很可能是某种功能性神经紊乱的受害者，这种神经紊乱至少在理论上可以通过精神分析治愈，而且很可能不会遗传。英国和美国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时，都忽略了精神分析学家的工作，因此，它们仅仅因为一些相似的症状，就把完全不同类型的神经紊乱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它们比现在最好的知识落后了大约三十年。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除非科学已经得出至少几十年未引起争论的稳定结论，否则制定法律是很危险的，因为错误的观念会体现在法规之中，并受到地方法官的喜爱，从而导致更好的思想很难得到实际应用。在我看来，智力缺陷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东西，这个领域的立法是相对安全的。智力缺陷能够以当局无法反驳的客观方式加以确定，道德堕落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在一个人看来是道德堕落的人，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是先知。我并不是说法律不应该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有更广泛的延伸——我只是说，我们目前的科学知识还不足以实现这个目的。如果一个社会将道德谴责伪装成科学，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但毫无疑问，这种危险已经在美国的许多州发生了。
接下来要谈的是积极的优生学，它们具有更有趣的可能性，尽管它们属于未来。积极的优生学是试图鼓励优秀的父母生育大量的孩子。现在的普遍情况正好相反。例如，一个在小学异常聪明的男孩会上升到职业阶层，所以他很有可能在三十五岁或四十岁结婚，而那些在小学不那么聪明的男孩会在二十五岁左右结婚。对于职业阶层来说，教育费用是个沉重的负担，使他们必须非常严格地限制家庭规模。他们的平均智力可能高于大多数其他阶层的人，所以这种限制是令人遗憾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让他们的子女获得免费教育，直到大学毕业。总的来说，这意味着奖学金应该根据父母的成绩发放，而不是根据孩子的成绩。这样做有一个附带的好处，那就是可以避免死记硬背和劳累过度，这两个问题导致大多数最聪明的年轻人在不到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因为过度紧张而受到智力和身体上的损害。然而，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政府都不可能采取真正适当的措施来促使职业阶层生育大量孩子。阻碍在于民主制度。优生学思想所依据的假设是“人与人不平等”，而民主所依据的假设是“人人平等”。因此，在民主社会推行优生学思想会面临非常大的政治上的困难，因为优生学思想并非暗示存在少数的劣等人(比如低能)，而是承认存在少数的优等人。大多数人乐于接受前者，却对后者感到不快。因此，体现前一事实的措施可以赢得多数人的支持，体现后一事实的措施则不能。
然而，所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尽管目前很难确定谁是最优品种，但毋庸置疑的是，存在品种上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有望在不久之后得到科学上的衡量。想象一下，如果告诉一个农民他必须给每一头小公牛平等的机会，他的感受是怎样的。事实上，育种的公牛是根据其雌性先祖的产奶量而精挑细选的。(我们可以顺便指出，由于牛这个物种对科学、艺术和战争一无所知，优秀的价值只体现在雌性身上，而雄性顶多是雌性优点的传递者。)科学繁殖极大地改良了所有的家畜。毫无疑问，人类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法，朝着任何想要的方向改进。当然，很难确定我们想要怎样的人类。也许，如果我们增强人的体力，就会削弱他们的智力。也许，如果我们提升人的智力，就会使他们容易生病。也许，如果我们试图创造情感的平衡，就会杀死艺术。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不存在必要的知识。因此，现在不应该在积极的优生学方面做得太多。但是，很可能在未来的一百年里，遗传科学和生物化学将取得巨大的进步，有可能培育出一种公认的优于现有种族的新种族。
但是，要应用这类科学知识，需要在家庭方面进行更激进的变革，其程度将超过本书前面谈到的所有变革。如果要进行彻底的科学繁殖，有必要在每一代中分出2%至3%的男性和大约25%的女性，用于繁殖。大概在青春期的时候会有一场检查，所有不及格的候选人都要被绝育。父亲和子女之间的联系，不会超过现在的公牛或种马与其后代的联系，而母亲将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她的生活方式有别于其他的女性。我不是说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更不是说我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承认这种情况令我非常反感。然而，如果客观地审视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计划有可能产生显著的成效。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假设日本采纳了这种计划，并且在三代人之后，大多数日本人都像爱迪生一样聪明，像职业拳击手一样强壮。与此同时，假设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继续顺其自然，那么他们将无法在战争中对抗日本人。当日本人拥有了这样的能力之后，他们毫无疑问会设法雇用其他国家的士兵，并依靠自身的科技手段赢得胜利——他们非常自信能够取得胜利。在这种制度下，他们很容易向年轻人灌输对国家的盲目忠诚。谁能保证未来不可能有这种发展？
译者注：北欧人(Nordic)，欧洲高加索人种的一个分支。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优生学家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认为，相比于其他人种，北欧人创造的成就更高，犯罪率更低，应该是更受欢迎的人种。这一观点体现在《1924年移民法》(Immigration Act of 1924)中，该法案的内容包括禁止中东、东亚和印度的移民，限制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对北欧人种的推崇，后来也体现在纳粹德国的活动中。
某些类型的政治家和宣传家非常喜欢一种优生学，它可以被称为“种族优生学”。其中包括这样的观点：一个种族或民族(作者本人当然属于此类)优于其他所有的种族或民族，应该利用自身的军事力量，以牺牲劣等人种为代价增加其数量。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美国的“北欧人宣传”，它成功地在移民法中获得了立法认可。 种族优生学可以诉诸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则，但奇怪的是，它最热诚的拥护者是那些主张禁止达尔文学说的人。与种族优生学有关的政治宣传大多是不受欢迎的，但是，让我们忘掉这一点，根据是非曲直来考察这个问题。
译者注：沙文主义(Chauvinism)，原指极端的、不合理的、过分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现在沙文主义被定义为“认为自己的群体或人民优越于其他群体或人民的非理性信念”。
在极端情况下，一个种族优于另一个种族是必然的。如果北美洲、澳洲和新西兰仍然由土著居住，那么这些地方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肯定要小得多。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黑人平均而言比不上白人，而且黑人在热带地区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所以黑人的灭绝是非常不可取的(抛开人道问题不谈)。但是，当涉及欧洲的种族歧视时，这种政治偏见必定会需要大量的伪科学来支持。我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理由认为黄种人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我们白种人。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种族优生学仅仅是沙文主义 的借口。
原书注：见《新的性道德和我们时代的生育问题》，第143—144页。
朱利叶斯·沃尔夫 给出了一份表格，列出了所有有统计数据的主要国家每一千人口中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的情况。法国最低(1.3)，其次是美国(4.0)，然后是瑞典(5.8)，英属印度(5.9)，瑞士(6.2)，英国(6.2)。德国是7.8，意大利是10.9，日本是14.6，苏联是19.5，厄瓜多尔以23.1居世界首位。中国没有出现在列表中，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得而知。沃尔夫得出的结论是，东方(苏联、中国和日本)将压倒西方。我不打算把我的信心寄托在厄瓜多尔身上，从而反驳他的论点。相反，我要指出他的另一组数据(前面已经提到过)：伦敦现在的穷人出生率低于几年前的富人出生率。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东方，但时间间隔更长：随着东方变得西方化，出生率将不可避免地下降。一个国家必须通过工业化才能在军事上变得强大，而工业主义带来了一种限制家庭规模的心态。因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沙文主义者(他们是前德皇威廉二世的追随者)所害怕的东方统治即使真的发生了也不是什么灾难，而且没有合理的根据说明它有可能发生。然而，战争贩子可能会继续使用这类武器，除非一个国际政府能够为各国分配可允许的人口增长限额。
和之前的两种情况一样，如果科学仍然在进步而国际无政府状态继续维持，我们将面临人类一直面对的危险。科学让我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邪恶的，结果就是灾难。如果世界仍然充满了恶意与仇恨，那么它越科学化，就会变得越可怕。因此，减少此类激情的毒性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性道德和不良的性教育导致了它们的存在。为了文明的未来，必须有一种新的、更好的性道德。正是由于这个事实，性道德的改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需求之一。
从私德的角度看，科学的、不迷信的性道德会把优生的考虑放在首位。也就是说，无论目前如何放宽针对性交的限制，负责任的男人和女人如果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后代的可能价值，就不会选择生育。由于避孕用品的使用，成为父母不再是性交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自发的选择。由于我们在前几章已经提过的各种经济原因，未来的父亲在教育和抚养孩子方面的重要性似乎会下降。因此，一个女人并没有很充分的理由必须选择她喜欢的恋人或伴侣作为她孩子的父亲。未来的女性极有可能在不牺牲幸福的情况下，基于优生学的考虑选择孩子的父亲，同时根据自己的私人情感选择一般的性伴侣。而男性更容易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孩子的母亲。我认为性行为只有在涉及孩子的时候才与社会有关，许多人和我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一定会从这个前提中得出关于未来道德的双重结论。一方面，没有孩子的爱应该是自由的；另一方面，生儿育女的道德约束应该比现在更谨慎。然而，这些道德考虑将不同于迄今为止被认可的道德考虑。要使特定情况下的生育符合道德，神父宣读某些话语或者登记员起草某份文件不再是必要的，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行为会影响后代的健康或智力。但必须考虑的是，这对男女本身以及他们传递的遗传信息，是否有可能生出令人满意的孩子。当科学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更加笃定的时候，从优生学的角度看，社会的道德感可能变得更加严格。具有最佳遗传因子的男人可能会成为被热切追求的父亲，而其他的男人，女人可能接受他们作为恋人，但拒绝他们作为孩子的父亲。迄今为止存在的婚姻制度使得所有这些方案都违背了人性，因为人们认为优生学的实际可行性非常有限。但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人类的天性会在未来设置类似的障碍，因为避孕用品将生育和无子女的性关系区分开，而未来的父亲很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与孩子建立个人关系。如果这个世界的伦理更加符合科学，那么以前的道德家赋予婚姻的严肃性和崇高的社会目的，在未来只会赋予生育了。
这种优生学观点，虽然一开始只是某些另类科学家的个人伦理，但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普及，直到最终体现在法律中，并且可能表现为以金钱的形式奖励理想的父母，惩罚不理想的父母。
允许科学干涉私密的个人冲动，这个想法无疑是令人反感的。但相比于多年来宗教施加的干涉，科学的干涉非常微小。科学是这个世界的新兴事物，它不像宗教那样由于传统和早期影响而对大多数人具有权威，但是，科学完全有能力获得同样的权威，也有能力以同样的顺从程度被接受——这种顺从是人们对宗教准则态度的特征。的确，“后代的幸福”这个动机，不足以控制一个正处于激情时刻的普通人，但如果它成为公认的积极道德的一部分，不仅包括赞美和责难，也包括经济上的奖励和惩罚，那么它很快就会被接受，成为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都不能忽视的因素。宗教的出现早于人类历史的记录，而科学最多只存在了四个世纪。但是，当科学变得古老而庄严时，它会像曾经的宗教那样控制我们的生活。我预料有一天，所有关心人类精神自由的人都不得不反抗科学的暴政。但如果真的有暴政，科学的暴政总比其他的暴政要好。
